第九章 乐园风景

 《世纪小平》

  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邓小平

  像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一样,逢年过节,邓小平都喜欢和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有说有笑。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也会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头,心甘情愿地听任 
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这是孩子们的杰作,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的时光。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

  他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1930年1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妻子正在医院准备生小孩。重逢的喜悦换来的却是永久的悲伤:张锡瑗因产褥热去世了,孩子出生不久也死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是金维映。1933年,邓小平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在他被关进“审讯室”前,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拿到他面前。金维映后来死在莫斯科。

  随后是剧烈的战争和不停的迁徙,在6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无暇再组织家庭。

  1939年8月,邓小平从前线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房子里。邓发是个活泼而热情的人,对邓小平又很了解,他决定帮邓小平找一位意中人。不久,还真的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

  她就是卓琳,原名浦琼英,从北京大学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当时23岁。

  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这样介绍当时的母亲:“浦琼英长得可能多几分像她的爸爸,健康的肤色中,脸蛋红红的,好像阳光下的苹果。两条又黑又浓的长眉,像两道拱门弯在额下。一双眼睛大大的,眼皮双双的,睫毛长长的,笑起来,又开心,又无拘无束。很是讨人喜欢。自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她便吃得饱,穿得暖,万事不用操心。因为,上有父亲的庇荫和母亲的偏爱,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种优裕的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凡事不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受宠的人嘛,总不免有点娇蛮。”

  卓琳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来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跟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卓琳不愿意嫁给邓小平,还有这样的背景:当时延安有个笑话,有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到延河边散步,女知识分子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工农干部回答,有什么漂亮的,像个大饼。所以卓琳就想找个知识分子做对象,不想找工农干部。

  但邓小平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的,他让卓琳的女朋友传话,要亲自和她谈谈。卓琳答应了,两人谈了两次,卓琳觉得还行,这个小个子军人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

  1939年,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是在毛泽东当时住的窑洞院子里举行的。那是一个简朴、热闹却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能来的都来了。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将军们,这些生死相依的战友,一起来祝贺两对新人。他们还开起了玩笑,拼命给两位新郎倌灌酒,结果孔原喝醉了,新婚当天就挨了妻子的数落。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却没有喝醉。不是他酒量多大,是好心的李富春和邓发暗中照顾,弄了一瓶水充酒。

  结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从延安回到了太行前线。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相依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58个春秋。

  战争年代,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右侧的3号院。正房有一块非常雅致的匾额,叫“含秀轩”。

  那是邓小平最忙碌的一段时期。虽然忙碌,日子却很安定,全家人感觉非常幸福。

  1969年,邓小平全家搬离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住了17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江西新建县的这座将军楼成为了邓小平和卓琳新的家。孩子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赶来探望父母。

  身处逆境,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理解,给了邓小平以很大的慰藉和支持。

  1973年春天,他们的家从江西搬回了北京,不久便住进了北京宽街的一所院子里。

  从1977年开始,邓小平一家又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3号。

  邓小平生命最后20年的时光,是在这所院子里度过的。

  绕过院子的这棵老松树,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一拐,第二间就是邓小平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的代表邓小平的五个儿女,两只大的带着眼镜的,代表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平时相处,卓琳爱说爱笑,邓小平往往只是听着,很少说话。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50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份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65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

  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

  在孩子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家里,他也是如此。

  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他关心子女,但从不说教。孩子们上学时,他每学期的期末都要看他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了解。但是具体的事情,他放手让妻子去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孩子们说,父亲从不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也不讲大道理,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孩子们说九句话,他可能才说一句话。而这一句,往往凝聚了他一生的阅历和智慧,足以让孩子们思考很久。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在江西时,他们夫妇二人和继母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作为孩子们的探亲路费和生活费。

  那期间,他写的信比前几十年写的加起来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写信。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个父亲的深情。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他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在南昌的时候,工资停发了,改发生活费,当然比工资少了一大截。于是,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继母三位老人就尽量节省开销。肉,孩子们在的时候吃,孩子们走后就尽量不吃;自己养鸡,好能有鸡蛋吃而不必花钱买;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茶了;茅台酒,这个多年的习惯,改了,只喝江西本地产的非常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降档次,抽平装不带过滤嘴的,从过去的每天几十支减少到每天三四支。院子里有片空地,也不能浪费了,种上各种时鲜蔬菜,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多节省点钱,远在四面八方的孩子们生活困难,甚至连回南昌探亲的路费都不易筹措。省下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呢?

  “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如果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不过分的。

  饭桌是他们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

  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

  每顿的剩饭剩菜他都不让倒,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他还常跟孩子们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8月22日,是邓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爷爷敬酒。孙子们献给爷爷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当然爷爷掏红包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

  邓小平疼爱每一个孙子孙女,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

  孙子孙女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到他的办公室,亲亲爷爷,让爷爷抱抱,有时孙子、孙女们还会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每当这时,他就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他疼爱孙子们,也利用各种机会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则。

  1983年2月,邓小平到杭州休息,两个孙辈跟着一起来了。有一天,他们到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参观。这里埋葬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穿过正殿,走过墓阙,来到了北碑廊,这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奏折、手稿的各种刻石。邓小平边看边对孙子们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一边说,一边吟诵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们走到岳飞坟前,邓小平拉着外孙女的手,绕坟一周,又把外孙女拉到秦桧夫妇等几个害死岳飞的奸臣像前,对孩子们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尽忠报国才是。”

  在拍摄这张照片前,邓小平自言自语地说,“玉兰到底香不香?”说着闻了闻。孩子们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富人情味的一张照片。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三十首 - 来自《神曲》

假扮他人者:贾尼·斯吉基·米耳拉尤诺因为塞墨勒的原故,迁怒于特拜家族,她曾先后两次表现了她的嫉妒,就在此时,阿塔玛斯精神丧失常态,一见妻子每只手各抱一子走来,便叫道:“让我们把网撒开,我要把那由此经过的母狮和两头幼狮抓来”;他随即伸出那无情的手爪,把那名叫莱阿尔库斯的儿子揪住,举起旋转了一下,就把儿子朝一块石头掷去;而妻子则抱着另一个儿子投海自尽。幸运女神转动车轮,使大胆包天的特洛伊人的时运从高转低,国王与王国一起玉石俱焚,这时,悲凄、可怜而又歹毒的赫枯巴,一见一命呜呼的波利塞娜,又痛苦地发现……去看看 

第21章 - 来自《梅次故事》

吃罢晚饭,朱怀镜靠在阳台的躺椅上养神。有那么一会儿,阳台上的光线说不出的柔媚,不知怎么的,他就想起舒畅了,心里便柔柔的,像有团湿湿的白云在里面缭绕。天很快就暗了,夜变得暧昧起来。窗外本是舒缓的山丘,种着些桃树和橘树,离房子稍近了些,白天临窗而望会感到憋闷。天黑下来就好了,见到的是外面真实的夜,而不至于总望着别人家的灯火。他却很少有时间这么安静地坐下来,想些奢侈的事情。他的脑子也静不下来,让他挂怀的事太多了。才想着舒畅,马上又想到陆天一了,荆都那边已来了电话,说是市教委主任段孟同志过几天会来梅次,要给陆天一赠送一……去看看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 - 来自《黑板上的经济学》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去看看 

第五篇 乡村治理 - 来自《新乡土中国》

一、两委关系  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当前村级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应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然而,实际情况比法律规定复杂得多。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可能不服从村支部的领导,认为村支部书记是十几个党员选举出来的,而村委会干部是由一千多村民选举出来的。有些地方推行村支部“两票制”的选举办法,即先由村民对村支部候选人投信任票,信任票不过半的村支部委员侯选人不能在支部大会上参选,也就……去看看 

第三部分 大众性文化 - 来自《美国人:民主历程》

“在欧洲只有那些具备赌徒不顾后果的精神或天才的无比信心的人才敢做的事,美国人都可以放胆去干。美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和广大的新土地。”——查尔斯·埃利奥特  “匹·奥米加·罗曾经问:有人说,美国人享有想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未曾想到过竟然还有不能自由说的事情。这种说法正确吗?”——利奥·西拉德:《海豚的心声》  “民主的一切弊端都可以由更多的民主来医治。”——艾尔·史密斯  旧世界的文明就其性质而言是贵族化的,这毫无奥秘可因为那时的文化和财富都被少数人所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