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民之子

 《世纪小平》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人们常说,伟人的爱国情感是丰富和深厚的。

  所以丰富,是因为他有着与天下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阔胸怀。

  所以深厚,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山,这水,这江,这河,还有它们承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精神,在邓小平的心中,总会唤起千般感慨,万种情思。

  在古都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工作人员拿出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剑给他看。当他听说德国是在1939年才申请这样的铸造工艺专利时,他连忙带上手套仔细地凝看。

  东北有个镜泊湖。也曾留下邓小平的身影。

  在东南的黄山,他卷起裤腿,登上了山顶,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模样。

  西北的嘉峪关,长城的起点,邓小平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1979年,他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后来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1984年,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募捐活动。计划筹集15万元人民币,用于长城的部分维护。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9月1日,他亲笔为活动题写了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来,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200万元,大大超过了预计。用这些钱修复的长城已经向游客开放。

  长城,正以新的雄姿,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火。

  1980年7月,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他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60年前,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他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76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

  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对这个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他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他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他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1年夏天,邓小平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途中,他做了个短暂停留,参观敦煌莫高窟。去之前就通知甘肃省委,这次来是休息,不谈工作,不用汇报。

  早在1926年邓小平就到过甘肃,以后也多次来,但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这次正好路过,终于填补了多年的遗憾。

  到了敦煌,邓小平先听当地文物研究所的领导介绍情况。听完后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地领导如实作答:研究经费不足。

  邓小平当即对同行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又对敦煌的同志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有些群众在莫高窟认出了邓小平,顿时邓小平来敦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当工作人员把群众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告诉邓小平时,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邓小平乘坐一辆面包车,出了宾馆大门,沿着东大街缓缓驶过,邓小平在车里向两边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告别了热情的敦煌人民,临走时还念叨着:“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没过多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300万元专款。

  在当时,靠了这笔钱,莫高窟南北窟区都进行了加固,多年欠账的职工宿舍盖了起来,由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院,敦煌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86年1月,82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1973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看到了这个效果,邓小平十分欣慰。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

  当他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他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

  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

  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1986年元月26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

  1978年2月,74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二野的政委,邓小平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直接指挥者之一。为了准备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1月15日,西南局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有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我部队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邓小平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性文件——同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叫“约法十章”。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是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框架上发展充实起来的。1951年,西藏全境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

  然而,邓小平这个西藏和平解放的功臣,却没有机会踏上过西藏的土地,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遗憾。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那是他半个多世纪前曾经五次经过的地方。

  虽然是中国自己的土地,但却被外国殖民者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于这样一只“会生金蛋的鹅”,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还给中国呢?

  1982年7月28日,英国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主张。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这个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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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小传 - 来自《思痛录》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女,湖北建始人,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少年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4年秋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就读。第二年即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学生运动中是个出色的笔杆子,1936年3月31日北平大中学生追悼在狱中身亡的郭清同学的祭文,就出自她的手笔。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编辑《中国青年》,还曾在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做过中学教师、……去看看 

Conclusion. - 来自《论犯罪与刑罚(英文版)》

I conclude with this reflection, that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ought to be in proportion to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Among a people hardly yet emerged from barbarity, they should be most severe, as strong impressions are required; but, in proportion as the minds of men become softened by their intercourse in society, the severity of punishments should be diminished, if it be intended that the necessary relation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sensation should be maintained.  ……去看看 

忽然冒出了“民工荒” - 来自《中国弱势群体》

以上陈述,偏于负面。当然,正面新闻也有,除了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关怀农民工,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外,还有农民工从打工到创业、做了大小老板以及发奋读书、成了博士等。而最近令人惊奇的,是忽然一下子冒出新闻,以广东为先,发生了“民工荒”。为什么?怎么办?引起若干议论。  2004年6月22日的《法制日报》发表“不敢来泉州打工”的消息。这篇新闻,首先讲泉州的企业用工如何面临“严重春荒”。说泉州企业很多,年吸纳民工百万人以上,其中八成来自外地。但2004年以来“缺工”现象却非常突出,有很多企业打起“急招”、“急聘”的招牌仍招不……去看看 

通俗与高雅的壁垒 - 来自《当代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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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人类已经走过长远的路程了,在太古时代人类制造粗拙的石器,并且靠着不稳定的狩猎所得的东西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他们所留给子孙的唯一遗产,不过是避雨露的岩窟和几件粗劣的石头器具,——以及那茫茫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可怖的自然,他们为了他们的微小的生存,不得不和这自然斗争。  在此后物换星移的几千年之间,人类渐渐积蓄了无限量的财富,他们开垦了土地,排泄了沼泽,斩伐了森林,开辟了道路,贯通了山脉;他们又不断地建筑,发明,观察,推理;他们创造出复杂的机械,启发了自然的秘密,而且终于役使了蒸汽和电气。其结果,现在文明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