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锋芒崭露的国大党领袖

 《甘地传》

  1914年7月18日,甘地偕夫人及好友卡伦巴赫,乘轮船前往伦敦。航行中他便得知欧洲局势紧张。船至伦敦的前2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8日,若干倾慕甘地的英印人士特地在西西大饭店举行招待会,为甘地接风洗尘。到会的有阿兰达·库玛拉斯瓦米先生、天才女诗人与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奈都夫人等,因故未能应邀前来而致函表示欢迎的有英国首相、印度事务大臣及其他各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

  因为“一战”爆发,甘地在伦敦期间组织了一支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但此时他不幸染上肋膜炎,加上甘地夫人身体一直欠佳,最后甘地不得不接受大家的劝告,于12月启程回国。这一次他的挚友卡伦巴赫因是德国人,无法相偕同行,令甘地无限惋惜。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买。甘地的凯旋归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还没上岸,恭候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当局批准,让甘地在先前只许皇室贵宾及印度总督与印度伟人登陆的专用码头上岸。当时甘地身着印度布衣,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印度自治》一书的手稿。

  甘地回国前后,印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早在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但早期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是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他们长时期执行着一套同帝国主义殖民者妥协的纲领和政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实行代议制和扩大印度人在统治机构内的代表权;他们依靠的是上层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斗争手段是请愿、抗议、宣传、鼓动。

  在印度第一次民族独立的高潮中,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包括“自治、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民族教育”的新纲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面曾为之一新。

  但人民革命斗争在1905~1908年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被镇压后,陷入低潮。极端派领袖大多身陷囹圄,剩余力量被排挤出国大党,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在回国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亲访友,拜见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时,他的政治导师、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还是坚持为甘地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甘地还前往家乡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长兄的遗孀和其他亲友。在家乡停留一月左右,2月17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坦,去看望先期而至的凤凰村人,顺便拜见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甘地虽然没有见到泰戈尔,却赢得其真诚的敬意——泰戈尔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圣雄”,这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的人的尊称。

  甘地在圣提尼克坦期间,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参加葬礼。为寄托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参加戈克利的葬礼后,甘地开始旅行全国,以实现戈克利的遗愿。因为戈克利曾建议甘地在一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政治见解,而应旅行全国以广见闻,吸取经验。这期间,甘地坐三等车先后到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闻目睹了人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国度和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虽然他牢记戈克利的叮嘱,多看少说,但观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对于陈规陋习、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对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其政策的软弱涣散他也颇有微辞: “我感觉他们没有负起神圣的责任,我相信我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可是让人失望。他们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毕,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就像他在南非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建立一个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好几个省都争相贡献一块领地,最后甘地选中了故乡古吉拉特的首府阿赫米达巴德。因为这里是印度古代手纺业中心,又是该省最为富庶的地方。甘地认为这里正适合他倡导乡村建设,也较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成立。这个名称用意深远。甘地解释说:我们的信条是献身真理,我们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坚持真理。“真理学院”这个名称同时表达了目标和服务的方法。

  真理学院的首批学员男女共25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同烧一锅饭,共守同样的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

  学院使用印度语。在甘地看来,“我们管理人员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本国的语言文字,便不能产生实际的进步。所以要训练学员们使用地方语并了解印度其他地区的方言,再学印度的几种主要语文。梵文是一切印度之母,所以也要学习。”

  为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甘地希望教师们首先接受劳动教育。他说:“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动。”

  年满4岁的男女小孩就可入院受教,但需通过严格的智力与体力测验。他们的父母应绝对授权院方管教。学生们将学习如何过集体生活,研习宗教、农业、纺织与文科。文科讲授均用方言,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与经济学,每人必须研读梵文与印度文和德拉维底文中的一种,英文被列为次要语文。

  学员到了成年时,或宣誓正式成为修道士,或结业离校。儿童在完成学业前,不准其父母前来访问,全体学员一律穿最简单的衣着,每日3餐也极简单,除了食盐胡椒外,其他佐料概不准用。院中无寒暑假及假日,但一周中有2天课程极少,学员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作徒步旅行。学员均不收费,院中日常费用全靠捐助维持。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勋名单发表。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主要是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之功;

  另一获勋的印度名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甘地答应一年内不发表政见的时限届满。适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校庆典礼,哈定总督也应邀前来主持大学奠基礼,印度各地名流荟萃一堂。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维亚之邀,也前去发表演讲。

  2月4日是甘地演讲的日子。会场上挤满了甘地的崇拜者。因为总督驾临,整个会场宪警密布,会场布置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座无虚席,几乎都是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甘地身着土布短裤与上装,在欢声雷动中起立致辞。他的讲话和他的装束一样与大会环境极不协调,在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中,他发表了一番言辞尖锐的讲话。他首先对许多演讲者迷信英语而贬低本国语的现象表示不满,接着他又给那些飘飘然的听众大泼冷水。他提醒学生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进了十全十美的学府,变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有用人才,如果认为我们国家曾为之自豪而现在尚未恢复的精神生活单凭一张嘴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话,那完全错了。你们永不能单凭一张嘴就会使印度的福音有朝一日能传播给世界。他批评印度知识分子在印度就像外国人一样不能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他强调印度要想自治,必须行动起来;他还说有些人虽然口中宣称要解决印度贫穷问题,自己却挥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向副王①献忠心,极尽铺张与奢侈;他对满街宪警密探不能忍受,认为这样只能让人民产生极不信任感,他还谴责无政府主义和恐怖分子是懦夫,等等。

  由于甘地的演讲切中时弊,言辞尖锐,使在座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如坐针毡。大会主席和贝桑特夫人②几度加以干预、制止,人群一片骚动。最后大会主席竟拂袖而去。当天晚上,警察局下令甘地立即离开贝拉勒斯。事后,贝桑特夫人公开严辞批评甘地的演讲,舆论大哗。

  ①对英国驻印度总督的称呼。

  ②英国人士,当时主张自治运动,在国大党内十分活跃。

  离开贝拉勒斯后,甘地便直接奔赴浦那参加戈克利周年祭祀演讲,随后他又前往哈德瓦、马德拉斯等地演讲,并尽可能用印地语,极力鼓吹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

  甘地回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忙于旅行考察和发表若干重要演讲。就像过去在南非一样,现在他要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了。这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废除契约劳工制而斗争。

  1916年3月,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总督在接受这个动议时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承诺”。甘地认为像这样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应该立即鼓动废除这个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动时的一贯作法,是先同对方广泛交换意见,力图通过协议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总督交涉,但遭到了拒绝,甘地因此认为往全国作宣传鼓动的时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从孟买开始。2月9日,帝国公民协会主持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不人道的契约劳工制。大会通过了依照甘地的建议所拟定的议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废止契约劳工制。随后全印度各地举行各种声势浩大的集会,也相应通过了这个决议。

  甘地接着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废除契约制的宣传鼓动。甘地在各地的活动都受到警探的监视和骚扰滋事,但他不理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国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妇女组织的鼎力相助,还不到7月31 日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约劳工出国。这样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议废止的契约劳工制终于被取缔了。1920年4月,整个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

  印度境内的另一虐待劳工的制度也引起了甘地的注意。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的比哈省西北部狄哈特专区有个偏僻小县,名叫三巴朗。1917年以前,到处是英国殖民者的靛青种植园。当时法令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卡塔(1卡塔等于1A3英亩)土地,其中有3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

  1917年初,甘地在农民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陪伴下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三巴朗。沿途他已从靛青农的律师布拉兹吉索·卜纳沙德及其同事们的口中了解到这里佃农的一些情况,甘地认为这种案子告到法院无济于事,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彻底推翻这种欺压他们的“三卡塔制”。为此甘地决定长期住下,卜纳沙德及其同事答应予以全力帮助。

  现在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甘地知道,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得会见千百个农民,同时还将面临来自种植园主和地方当局的种种刁难与干预。事实上,本地专员和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已经告知甘地,希望他不必介入此事,趁早离开此地。

  甘地把一切情况告诉他的同事并作好入狱的准备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三巴朗的县城莫提哈里。人们听说甘地到来,争先恐后地向他倾诉疾苦。甘地细心倾听、记录并研究了可供利用的一些文件。当地警察局责令甘地马上离境,甘地表示在完成调查前,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甘地接到了传票,要他第二天去受审,因为他违抗了当地警方的命令,没有离开三巴朗。

  那一夜甘地彻夜未眠,忙着写信布置工作,同时拟好了一份他不在时的行动计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传讯受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这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人群前呼后拥跟到哪里。甘地走进法院时,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挤进去,还打破了法院的玻璃门。县长只得命令将甘地送进密室,同时动用警察看守大门,阻拦群众。

  随之一场奇特的审判开始了。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面对眼前远比他们名声响亮,老练、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准备好了各种法律书籍,想细细研究再拿出对策。因而,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甘地立即反对,他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还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说,“我入境的动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经实地研究,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因此我来此地,如果可能的话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研究这个问题,除此再无其他动机。我不认为此行将危害公共安全引起生命死伤。我对此事自信富有经验。但当局却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我冒昧作出声明,无意减轻刑责,旨在说明我之所以未曾从命并非轻视合法当局,而是在遵循更高一层的法律,那就是人类的良知。”

  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条起诉,但庭长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问甘地:“你是否承认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费法院的时间,我承认有罪。”庭长又说: “假如你现在离开本地,答应不再回来,本案可以撤销。”甘地回答:“不能这样。不要说现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狱,出狱后我还要以三巴朗为家,住在此地。”庭长不知所措,只得宣布本案有待再议,下午3点再行宣判。下午3点甘地准时到庭,庭长却又宣布要等到4 月21日定案。结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决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的收税官也写信告诉甘地,允许他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宣判过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审,倒是政府在受审。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开从事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结果令人满意。人们争相传送这一特大喜讯,报纸也大加宣传。因此,甘地的调查影响不仅限于偏僻小县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从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农不断挤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甘地每天从上午6∶30至下午6∶30,记录他们的报告,每一件报告都经反复查询,方予登记。为协助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义务充当助手。由于前来登记的人太多,甘地有时不得不关闭大门,只有情节重大的才登记办理。

  4月22日,甘地动身前往培迭亚区。老百姓手捧鲜花,夹道欢迎。培迭亚车站因欢迎的群众太多致使火车不得不改处停车。甘地从三等车厢出来后,人们将他拥上马车,并将马卸下,要自己拉车,以示诚意。甘地不答应。

  23日甘地会见培迭亚副区长和培迭亚厂经理。第二天赶赴劳卡里亚去找乡民谈话。25 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亚。27日,甘地一行又远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园主对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亚。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证,甘地已登记了几千人的倾诉。当地官员深感不安。为把甘地赶出三巴朗和毁掉他的资料,这伙人绞尽脑汁,他们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向上级打假报告,并收买内奸做假证,动用报纸恶毒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一切,甘地泰然处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11日,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调查情况说明。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具体处理此事,甘地亦被指为调查委员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中央省省督及专员斯雷为主席,拟定于7月5日起开始工作,限3个月内提出报告。

  甘地加入了委员会,大为提高了农民们的希望,许多人来到培迭亚。7月16日,在培迭亚集合了将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闲去会见了那些焦灼不安的农民,并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请他们最好不要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成群集会。如有诉愿,可向他的助手们讲述。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签名报告书。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决定,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由省长摩德所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宣布废除已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此,甘地的斗争又一次大获全胜。

  甘地没有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认为农民们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知识。他因此公开呼吁征召义务教师,希望能多开设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员自孟买抵达三巴朗,第一所学校便于13日在一所村子里开办。一周之后,第二所学校开办。此后三星期内,第三所学校亦开办。甘地要借此提高农民,工人们的知识水平。当然,他的这项计划也经常遭到种植园主和厂主们的抵制与破坏。

  通过三巴朗的斗争实践,甘地深切地了解到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并看到了他们的力量,进一步明确了他今后应走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尝试了非暴力抵抗这一特殊武器。

  这一年中,真理学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区发生瘟疫,甘地决定另觅新址。在一个商人朋友的资助下,甘地将学院迁到沙巴玛迭河畔的一块地方,这里既无房屋也无树木,不远处可以看到沙巴玛迭监狱。甘地看中的正是这里特有的荒僻与监狱。他认为,环境僻静适于潜修,进监狱是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运。

  时值岁末,国大党年会即将在加尔各答举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已处于一种新的激荡之中。随着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革命形势渐趋成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整个国内洋溢着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国大党两派已趋统一、激进派重新活跃并积极开展自治运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携手合作,自治运动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积极反应。当时印度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处旅行演讲,以他的勇气和雄辩口才吹奏着自治运动的号角。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为阵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笔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其爱心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他们互相配合,给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与活力。不过,甘地是唯一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时也为他们所熟悉了解的领袖人物。

  鉴于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情绪以及战事仍在继续并正在决战关头,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找缓冲之策。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失利后,孟太古严辞谴责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通·张伯伦,认为战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时抵达所致。结果张伯伦离职、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就职后,立即于8月20日发表政策性声明,指出皇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进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门的联系,同时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进行获致在印度内部的负责政府。……余更愿补充指出,此种进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时他已准备向国会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众,自由讨论。

  根据此一动向,10月6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与伊斯兰联盟理事会又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要求其支持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所提出的改革方案。10月26日,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纳、沙甫诺、莫提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等人,等待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来印。

  甘地虽不是国大党伊斯兰联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为之宣传,他向人们详细解释方案的旨意,使人们明了内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总督的请愿书。

  11月,古吉拉特政治会议在哥德拉举行,甘地任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甘地打破常规,免除每次会议例行通过的效忠决议,他说:“通过这样的决议毫无用处。只要我们没有叛变,我们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效忠决议,就坦白告诉他们,这是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拉克力会议的中心人物。他提名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人士则推举巴拉吉。由于印度诗哲泰戈尔附和提拉克的意见,结果贝桑特夫人当选。大会虽为激进派操纵,表达了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但也表现出双方妥协的产物。大会既通过了对英王的效忠案,同时也采纳了提拉克的建议,在原已通过的要求自治的决议案中,重新加进了“时限”一段。还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政治犯阿里兄弟①与阿萨德等。关于社会宗教问题,也一反过去消极的态度,决议向全印人民呼吁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①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萧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国大党籍穆斯林领袖。

  国大党开会期间,穆斯林联盟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大会主席称“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 Y这些表明,时至“一战”末期,印度国内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国大党年会闭会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继续从事推进那里的农村卫生与教育工作。但没过2个月,他不得不撇下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次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们又决定将临时补助费由工资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顾此时的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工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劳资关系紧张。甘地为此颇感为难,因为当地的富商厂主经常捐助真理学院,有人还和甘地私交甚笃。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稽证处处长查费德被邀为公证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当委员会正准备开始工作时,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们则以罢工来回报,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却予回绝。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边进行斗争。为使罢工运动能顺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们必须恪守: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不靠救济度日;坚定如一,坚持到底。工人们一致保证,除非厂方接受加资35%或将本案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他们将决不复工。

  最初2个月,工人们表现尚好,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处境艰难的工人们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极有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不断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们却毫不妥协,并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舞工人们的斗志,甘地宣布绝食,他称“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将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出乎工人们的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时,厂商们也被感动了,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样,甘地才恢复进食。工人们停止了持续21天的罢工。在第一次开会的树荫下,人们聚集一堂,同庆胜利。

  阿赫米达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凯达。凯达地区由于歉收出现严重饥荒,农民们正酝酿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为支持农民的斗争,在甘地向农民们提出明确建议之前,国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已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造成了很大声势。

  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古吉拉特大会也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当地的英国官员态度强硬,拒不作出让步。其实,农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 2分5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赋。问题是,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2分5以上,而农民认为不足2分5。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50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2分5;为此他建议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政府却固执己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3月22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参加者十分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坚决拒交这一年的田赋,愿承担因此而酿成的一切后果。

  刚开始,政府未采取强制手段,但看到农民们坚定不移,没有让步的样子,当局便决定使用暴力,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农民受此威压,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便将田赋缴清了,有的还准备拿家具作抵押。

  为了使慌乱中的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现身说法。他叫人把一块已当作抵押的洋葱地收割掉,搬走,七、八个人自告奋勇完成此举,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励人们,他说:“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尽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这也是人民学会承受惩罚和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抗命不从的必然结果。”有甘地的领导和无畏者的榜样力量,人民重新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

  在坚持4~5个月相持不下的斗争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田赋管理处来人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但在人们庆祝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时候,甘地却感到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谁是贫苦人民的决定权,不是还要由当官的来判决吗?

  不过,甘地承认,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这次斗争,也使一些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使他们学会怎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众生活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的地位。“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赢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和维持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于4月27日特邀请印度各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甘地也在被邀请之列。会上总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案。甘地只说了一句:“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甘地作出此举,使许多追随他的非暴力主义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事后,有人质问:“你主张非暴力,却要我们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对此,甘地后来解释说动机复杂。一则他个人虽然反战,但还没有足够能力提供有效的非暴力抵抗。面对世上的罪恶,他需要忍耐与宽容,直到找到或创造一个有效的进言机会;二则是想“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提供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况且当时我相信帝国具有乐于扶助印度获得较好自由的力量。”

  会后甘地又给总督写了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慎重起见,他托专人送到西姆拉的总督行署。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危急之秋,我们应当给而且我们已决定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帝国,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之所以响应号召,乃基于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来。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自动尽义务,也是附带有权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种改善,将可包含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联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则。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一信念,故能促使参与会议的许多人们愿给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在最短时间内,必能使印度获得自治,否则印度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信中他还表示他将至死抵抗有组织的暴政。当局应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无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后他请求皇家政府负责当局,对穆斯林国家予以肯定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都关心这件事,我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同情他们的请求,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认真关切那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关切穆斯林对拜神之地的情绪;适时合理地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这乃是帝国安全的基石。我这样写,因为我爱英国,我愿看见每一个印度人都对英国忠心耿耿。”甘地要求总督能将此信公开发表。他的意图是以正视听,同时也是为日后的交涉留下凭证。总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请求。

  做完这一切,甘地首先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决定先从他曾经成功地领导过非暴力抵抗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古吉拉特地区开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发出了公开呼吁: “如果我们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武器,我们的义务就是参军。勇敢与怯懦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获得自治的途径就是参加保卫帝国。如帝国崩溃,我们的希望也渺茫,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争权,我们以后会受骗。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权力,也将是获得那种权势的权力。”甘地还到很多地方游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印发小册子,鼓励人民自愿参军。

  甘地原以为他曾领导非暴力抵抗的凯达地区的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踊跃参军,然而正好相反,就像当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样,从前进行抗税斗争的时候,他一呼百应;可现在要人们去向那个压榨、欺凌他们的帝国效力,甚至捐献生命的时候,人们对他则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向甘地发问:“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武器呢?”

  “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

  甘地是个不易灰心的人,他执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也仍有作用,经过宣传和耐心的说服工作,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报名应征者陆续多起来。然而,为英帝国招兵买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缠身。恶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建议他稍进肉食与鸡蛋,他不肯,吃药打针也不干,这种顽固不化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好在这时德国终于战败了,英帝国赢得了战争,这似乎给他注入了一点活力,为了能尽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誓言,听从医生的建议喝羊奶,并接受了医生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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