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葛定国同志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我们家的保姆问题,不管她老,不管她小,能解决买菜的问题,能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打扫卫生的问题,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你们夫妻平时有商有量,秋天到了,毛巾被该换了该洗了,厚棉被该拿出来了,冬天到了,毛衣毛裤该取出来了,实在不行了该重新织一件了。我呢?有谁替我着想呢?指望老保姆不行,一个一个都不识字,连碱面淀粉都分不清,小保姆就靠得住吗?她们连自己都还管不好呢!”
  西西和爱国面面相觑,不知道葛定国同志的逻辑这回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葛定国同志没让他们傻多久。葛定国同志郑重其事地、一字一顿地把谜底揭开:“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再不找保姆了,小保姆不找了,老保姆也不找了,我今天在这郑重宣布:我找了个老伴儿,我要结婚了,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了。”
  西西那天可是彻彻底底地傻在那儿了。原来葛定国同志一直在保姆的问题上闹,闹腾来闹腾去,问题的实质在这里。她怎么早一点就没想到呢?
  葛定国同志原来是有老伴儿的。当然,老伴儿就是西西她妈。葛定国同志两年前提出要和西西她妈老戴同志离婚的时候,就曾遭到全家上下一致的反对。可是葛定国同志认定要做的事,任谁想要扭转也是不行的,葛定国同志到底还是把这个婚给离了。
  葛定国同志在任的时候从来没有折腾过个人问题。可实际上葛定国同志是有个人问题的。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在葛定国同志进了干休所之后。西西认为,父亲身上的变化,是受到了周边环境和氛围的影响。也难怪西西这么想,这些年周边的环境的确有些凶险,社会上各方各界大街小巷很兴了一阵子离婚热,年轻人离,中年人离,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离,弄得那一阵子就跟闹黄花鱼汛似的,人人赶着离,好像生怕过了这拨就赶不上了,柳絮园干休所就在那一阵子也有六七个老同志都离了婚。
  没有离婚的老同志们对离了婚的老同志们议论纷纷。西西是在老同志们的党小组生活会上听到这些议论的。
  西西当然不可能参加老同志们的党小组生活会。西西能够听到老同志们在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是有原因的。葛定国同志所在的柳絮园干休所一共有八栋小楼,一栋二栋三栋这么排下去,一栋四层,每层门对门两户,每户都是一样的格局八室两厅,住的全是退休下来的老同志。葛定国同志住的是3栋16号。干休所给老同志们划分了党小组,一栋楼就是一个党小组,老同志们差不多一个星期开一次小组生活会,就在老同志们各家轮流开。轮到在自己家开会那天,老同志早早地就让小保姆把客厅打扫好,备好茶杯和上好的茶叶,烧足开水,怀着激动的心情等着大伙光临。老同志们盼开会就跟盼过节似的,星期五开会从星期一就盼上了,这次会刚开完就开始盼下次会了,每逢开会的前一天在电话里呜哩哇啦通知好几遍。小组会已经成了老同志们宣泄自己各种情感的场所。西西每年都有一些休假,还有的时候逢到自己生病在家,所以有幸听到了几次在葛定国同志家举行的小组会。
  小组会的内容很认真,很严肃,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从国内到国外,从柴米油盐到恐怖袭击。和街头老头老太太们的议论不同的是,哪怕是吃喝拉撒睡芝麻大点的小事,到老同志们嘴里也要带出点儿忧国忧民的色彩。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05章 瓦尔拉斯(1858-1873年)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里昂·瓦尔拉斯在父亲去世(1866年)后的七年间,并没有改变父亲的思想体系而引进完整的边际效用观点,不过他在1860年就开始经济学著述了。他写于1860-1873年的著述有助于人们理解他对其父经济学观点的遵从,也显示出他早期的效用观点的性质。   据里昂·瓦尔拉斯自述,他最初接触经济学和价值理论,是在他14岁时有一次听父亲向邻居读一份手稿。他写道:“我溜到他们身边,在一个角落坐下,贪婪地听他读。就这样我在14岁时知道了土地及其产品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与其数量相关的效用……”这些话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去看看 

第三章 虚有其责的特例 - 来自《彼德原理》

当形势转坏时,嫌疑犯会竭力编造   脱罪的理由,并使法官感到为难。   一一丁·德莱顿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我的“彼德原理”。他们处心积虑地挑毛病,有时白以为能从我的层级组织学中找到缺大,针对这一点我要提出警告:请不要被虚有其表的特例愚弄了。 特例之一:冲击式晋升   “沃特·布拉基的晋升是怎么问事?他是那么不胜任、那么碍事,所以经理人员干脆用晋升的方式把他一脚踢开。”   找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且让我们来探讨这种我称之为“冲击式晋升”(Percussive Sublimation)的现象。布拉基由不胜任职位晋升到能胜任职位……去看看 

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 来自《林彪坠机真相》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去看看 

附录 - 来自《自由主义(霍布豪斯)》

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揖、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李强校,三联书店,1997年。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汉密尔顿、杰伊、麦迪森,《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去看看 

第03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 来自《宋庆龄》

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