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初露峥嵘

 《江青传》

飞往苏联疗养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虽然江青通宵未眠,却异常的兴奋。向来很讲究作息规律的她,这一回“规律”完全被打乱了。
  江青随着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河北涿县火车站时,已是二十五日凌晨两点。
  喷着水汽的火车头,带着七、八节车厢,正在车站待命。虽说江青当年往返于京沪之间,火车没少坐,这一回却头一次乘软卧车厢。上车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各占一间软卧房间。
  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毛泽东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黄克诚。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
  毛泽东的专列,从豚县驶往北平。
  一路上,毛泽东也显得兴奋。他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别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别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涿县离北平不远。清晨,专列便驶抵北平清华园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在车站迎候。
  毛泽东坐进美国三十年代生产的一辆道奇牌小轿车,直奔北平西郊。从此,毛泽东和江青便下榻于那里香山的双清别墅。
  就在毛泽东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五时,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上万人拥集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在那里检阅了部队。一些外国记者听说毛泽东出现在北平西苑机场,纷纷报道毛泽东“飞抵”北平。其实,毛泽东是坐火车前来北平的。
  《人民日报》出版号外《毛主席飞抵北平》。北平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鲜明的标志。
  江青也为此而兴奋。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他要会见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着手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就在这时,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她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俄国大夫,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转往大连。在大连机场,一架苏联派来的专机正在等候她。
  她要去苏联。她说她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检查。另外,要带李讷到苏联做切除扁桃腺手术。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么多的大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苏联看病,借此去国外开开眼界,休养一番。她从未出过国,而那时出国,诱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苏联那里。
  她终于得以成行。她第一次坐上专机,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到达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别墅。离开穷山沟,一筋斗翻进青云里,江青得意极了。
  据朱仲丽回忆,江青无大病。苏联医生的检查结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经过敏之外,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疗。于是,她就在苏联疗养院疗养。
  李讷做了切除扁桃腺手术,很快就出院,随江青一起疗养。苏联很尊重她,因为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安排她到南方海滨,住进疗养院高级房间。对于她来说,从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到一九四九年春进入北平,在山沟沟里生活了十二个年头。如今,三十五岁的她,可以尽情享受一番,苦尽甘来了。
  在苏联疗养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
  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贺子珍顾全大局

  江青在苏联的待遇,跟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可谓天渊之别。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来到苏联治病。他的夫人朱仲丽是医生,陪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王稼祥的腹部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他是躺在担架上进行艰难的长征。
  王稼祥到苏联后,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竟被关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疯人院里!娇娇,也在苏联。
  王稼祥跟贺子珍是老战友,听到这消息异常震惊。他随即向苏方交涉,要求会见贺子珍。最初,他得到苏方的答复是:“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于是,王稼祥设法让妻子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探望贺子珍,也被苏方拒绝。
  经王稼祥再三交涉,苏方才不得不同意把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
  相见之时,贺子珍热泪纵横,哭诉她的痛苦经历:原来,失去爱子,加上又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双重的打击,使她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她又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于是形成了忧郁症状。苏方却把她当成“精神分裂症”,把她送进疯人院。贺子珍受此酷虐的另一原因则是由于女儿娇娇。她当时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娇娇来苏联后,生了一场大病,她不能不全力照料娇娇。娇娇还未康复,国际儿童院院长就要她上班。她和院长发生争吵。苏方院长斥骂道,“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
  疯人院里的生活如同监狱。贺子珍在伊万诺夫市疯人院苦度岁月。她想念女儿娇娇,可是,她却见不着娇娇。无尽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日夜折磨着这位当年叱咤井冈山的女红军。
  王稼祥的再三交涉,才使贺子珍跳出了苦海,结束了疯人院两年多的囚禁。临去莫斯科之前,娇娇回到了她的身边。
  见到被剃成光头(疯人院里的病人一概如此)、憔悴、目光忧郁的贺子珍,王稼祥的心震颤着。她连讲话都结结巴巴,因为在疯人院里多日没有讲话,何况已多年没有人跟她讲中国话。
  王稼祥问:“你今后怎么办?”
  贺子珍这一句话倒讲得很干脆:“回国!”
  王稼祥深深知道,如果她再滞留在苏联,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然而,她又有着她特殊的身份,回国该怎么办?
  王稼祥发电报给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的情况和要求。
  毛泽东迅即回电:“同意回国。”
  就这样,一九四七年秋,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来到了哈尔滨。
  她回国后不久,苏方把毛岸青也送回来,跟她生活在一起。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娇娇也给毛泽东用俄文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给娇娇写了回信。怕信太慢,他又加发了一份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泽东派人前往东北,把娇娇接到了西柏坡。
  娇娇的到来,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娇娇给贺子珍去信时,总是谈及毛泽东的近况,转达毛泽东的问候。
  一九四九年,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石家庄时,在那里见到贺子珍胞妹贺信。毛泽东曾对贺。冶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没有说清楚“按中国的老传统办”是怎么个“办”法。不过,他表示“让贺子珍到这里来”。
  贺怕去东北接贺子珍,打算让贺子珍和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来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戒贺子珍不能去见毛泽东。贺子珍明白,有人从中作梗。
  贺子珍在天津暂住。
  一九四九年盛暑,江青正在苏联疗养,毛泽东曾指派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
  阎长林是这样回忆的: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进办公室一看,娇娇正在沙发上坐着,毛主席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
  我们到天津,来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这里,娇娇看到了她的妈妈。贺子珍同志一见了娇娇,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忙拉娇娇的手,把娇娇搂在怀里。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贺子珍同志问了毛主席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我也讲了毛主席在战争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看来,贺子珍同志也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贺子珍同志还对我说:“我带着娇娇到苏联去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事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讲不下去了。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阎长林带着娇娇回到北平,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阎长林也谈及了贺子珍对往事的一段回忆之言。
  毛泽东听罢,说道:“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这样,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通过娇娇的来往,互通信息,并致问候。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她已不可能再和毛泽东恢复过去的夫妻关系。
  这样,贺子珍后来由天津前往杭州。
  一九五○年,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曾联名给毛泽东去信,提及工作安排问题。
  毛泽东意识到这封信的用意,在复函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这“顾全大局”四字,表明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求。
  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在杭州,在南昌,在上海。她出于对毛泽东的挚爱和真诚,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由于贺子珍顾全大局,江青的夫人地位完全巩固了。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一九四九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中南海位于北平的故宫西侧。那里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指中海和南海。所谓“海”,亦即湖。中海、南海都是人工开凿的。中海开凿于金元,南海开凿于明初。有了“海”,沿“海”建殿阁楼台,湖光激影,风景秀丽,成了皇家禁苑。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曾仔细巡视了中南海,建议选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未来的政务院的所在地。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选择。于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在南海之畔,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康熙及其后的皇帝讲礼的地方。
  江青带着李讷到了北平,小轿车接她直奔中南海。她平生头一回进入风光秀丽、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绿树掩映的当年皇家禁苑,如入画中。进入丰泽园,跨过三座汉白玉石栏杆桥,一座坐北朝南的朱红小院便出现在眼前。那里叫“颐年堂”,如今成了毛泽东召开核心会议的地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常在那里跟毛泽东碰头。
  从会议室往东,穿过一条小走廊,那便是当年皇家的“菊香书屋”。
  北平刚解放时,第一个住进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林伯渠住的是北屋。不久,东屋和南屋分别安排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临时休息之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住在北平香山,每天进城办公,在此休息。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迁入中南海,整个菊香书屋都安排作毛泽东住所。从此,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定居,直至一九六六年八月。
  毛泽东住在北房东头的两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卧室。
  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头的两间屋里住。她和毛泽东的住房之间隔着一间门厅。
  东房五间,中间的一间也是门厅,成为毛泽东一家的餐厅。东房靠北两间是办公室,靠南两间是会客室。
  西房五间,中间一间是过道。南头两间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北头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
  南房五间,中间一间是穿堂。其余四间是毛泽东子女住房。
  菊香书屋四面二十间屋子,构成四方形的封闭小院。中间的院于里铺着草坪,种着树,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从院中央穿过,交叉成“十”字。把院子变成“十”字。
  菊香书屋是老房子,红漆斑驳。毛泽东叮嘱行政部门,不必重新油漆,只是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只是院内原本没有厕所,没有暖气设备,行政部门在那里建造了卫生间,安装了取暖锅炉。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的回国而造成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北平恢复原名北京。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具有崇高的声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当她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十月一日,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十一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因为对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会场合露面。,
   
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按她的级别,是够不上配备专车的。仗着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轿车,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由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洪波饰李莲英。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虽然息影多年,仍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曾调看了许多影片,内中包括这部《清宫秘史》。
  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
  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之言,不以为然。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胡乔木此人,自一九四一年起便担任毛择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跟毛泽东接触颇多。江青可以用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去吓唬红墙外面的人,却无法镇住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这样资深的人物:当年转战陕北时陆定一“郑位”(政委),与毛泽东朝夕共事,而周扬则早在三十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领导人。
  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不过,她对电影依然关注。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颁布《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四个暂行办法,加强电影管理,同时又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电影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等,江青也被列为委员。另外,这天还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他,建议他拍《武训传》。
  事隔数年。一九四七年,当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勘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拍摄“勘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于一九四八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赵丹饰武训。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战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费困难,停拍《武训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经过一番曲折,直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才终于完成,于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这样一部历时三年,从国民党时代开拍、到共产党时代完成的影片,作者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势,一头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师的旁白:
  “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武训传》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她又一次向毛泽东吹风。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宝剑”,便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说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一九五一年的形势,已经与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二月十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四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
  四天之后——五月二十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
  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十三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传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设置,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翼南等地。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鞑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一九八五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①《党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云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于毛泽东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越出“约法三章”的禁规,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酞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九月号k。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h时)克曾说过: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恭候江青的到来。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引者注:除山东《文史哲》九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六年一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一九五四年的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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