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江青传》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
   
   
  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树《沙家换》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江青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顿时使赵燕侠受宠若惊。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顿时大为不悦。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警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年二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磺,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一九三○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
  “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①
   
  ①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滩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忽忽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僻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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