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6月 “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传》

  江泽民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还有一条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理由,江为人们所爱戴,这是帮助这片一时四分五裂的土地愈合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泽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他告诉工人们:“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江现在不再只关心上海的稳定,而是全国的稳定

  5月29日晚上大约10时30分,一座类似自由女神像的37英尺高、名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6辆平板脚踏车驮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第二天中午,由中央美院的学生们制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励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学生和外国记者中间,一个学生高声朗读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的讲话被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所打断,数小时之内他就再次飞往北方。

  与此同时,邓小平将对江泽民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好地团结。”

  党内的争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外部的冲突却越来越严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处深宅,李鹏总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宣传部长王忍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他们召来了滕文生和另一演说词撰人,让他们草拟一封给全国的公开信。

  “会是由李鹏主持的,江泽民几乎一言不发,”滕文生回忆着这一重大时刻,“我了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很疑惑江泽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完全没有料到,一无所知。我称他为‘江书记’,因为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

  关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李鹏作了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发言,他给出了基本的大纲和主要的观点。“请到隔壁,”李鹏说,“我们会等你们写完。”

  “我给两位可敬的学者一个半小时。”江泽民和颜悦色地补充说。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滕与他的伙伴1小时就写完了。他们回到开会的场所,大声朗读了信稿。与会者似乎很满意。只有李鹏作了几处次要的修改。他问其他人是否还有补充意见,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李鹏对滕文生说:“好吧,你们的工作完成了。你们走吧。”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大使(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洁明,在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细回忆中只提到了江泽民一次,那还是在提到他在上海“较为成功地对付示威者”的时候。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尽管如此,江一直为当时采取行动的人护。他总会问:如果即使数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宫、唐宁街10号或爱丽舍宫前面扎营近两个月,那么西方政府会作何反应?

  目睹事态的升级,江汲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任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今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当北京出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在愤慨中爆发了。他们用公共汽车做路障以瘫痪交通,割车胎,并拦截列车。上海市领导人对暴乱分子发出了严厉警告:要么就此罢手,要么面对严厉惩处。警方逮捕了若干名最激进的学生,同时,市委动员了约4万名干部和市民搬开设在路口的路障。机动巡逻队防止学生阻塞交通。由于人们对混乱日益感到厌倦,这一战略开始奏效。到6月7日,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3周后,江泽民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虽然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在“天安门事件”的景下产生的。“‘伟大舵手’及‘最高领导’这些称呼分别反映了毛与邓的威严与影响,‘领导核心’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克·台维斯写道,“江泽民新近被任命为总书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核心’这个称呼显然是专门用来加强他的地位的。”然而,“核心”的概念是跟不同时代的集体领导的概念紧密联系的,目的是平衡对享有权威的领袖的需要与禁止个人专断的需要。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瑟夫·福史密斯认为,“核心”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党的问题的最终裁决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拍板’与结束讨论的能力”。

  随后邓小平宣布了离开政坛的打算。“新的导一经建立有秩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他告诉缄默的听众,并说他早些时候已告诉过李鹏和姚依林,可能就是在他通知他们元老们决定选择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时候。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3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主要的元老参加,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3天。在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感担子很重,”江对与会者发表了讲话,“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其他人则看到了这一选择的优点。“这个决定给人民带来希望,”一位外国外交官指出,“至少,他可以和外国领导人握手。”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他谈到了前进所必须进行的妥协。“从平衡角度考虑,”他说,“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是对外开放的象征,同时又和党的元老们合拍。”

  其他称江为“非常机智、非常温和的令人喜欢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见过江的咨询顾问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认为在美国有哪位政客会有这种才干,”她说,“他走了进来,就像是君临现场。”

  在北京,对的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的逆转。4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就像他在以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样,江必须要证明自己。这一次,是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江宣布“严惩那些煽起了动乱和叛乱的阴谋家、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对他们,”他说,“不能给予丝毫宽恕。”与此同时,他亲近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继续说心里话。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起学费。他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 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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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 来自《价格理论》

《价格理论》一书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货币主义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参加了美国许多学术团体和组织,是美国经济协会、数量统计协会、经济计量协会、蒙特·佩莱林学会的会员。1967年出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70年出任美国蒙特·佩莱林学会会长。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80年和1988年曾两次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价格改革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弗里德曼的论文和著作丰厚,《价格理论》是他微观经济学思想的全……去看看 

第四章 初办团练 8、逼走衡州城 - 来自《曾国藩 第1部 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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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下) - 来自《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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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蒋氏再婚 - 来自《蒋介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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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来自《跑官》

柳鸿知道,从在村口公路搭上一辆开往省城的依维柯班车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却已完全不同了。   柳鸿曾听不少打工妹讲述过外出打工的经历,一到省城,就租了个便宜的小平房住下。   这天早上,柳鸿吃过方便面,正要出门,有人敲门进来,是一个手提皮夹的青年人,脸型像个倒置的鸭梨,上宽下窄,柳鸿凭经验知道他是个南方人。   “请问小姐,需要办什么证件吗?”青年人说。从口音更证实了他是南方人。   柳鸿问:“什么证件?”   南方人说:“什么证件都可以办。比如毕业证书,专科本科都有,除中央党校,什么都可以办,你可任意选择。”   柳鸿问:“……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