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江泽民传》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的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他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他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于中国在最近的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玩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哨。”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府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军、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时,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临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建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前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这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什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个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在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业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了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私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的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发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同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的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临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 
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剧。“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到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有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歌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相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变。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演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影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遭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上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指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达1万亩土地。2005年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台湾海峡 
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全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此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京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说,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了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场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题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在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务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就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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