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江泽民传》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名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 
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议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两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导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交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但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李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而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些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至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万。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气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为“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能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缓。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的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馆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窃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取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取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愤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查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家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的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了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词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泽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推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宣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可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行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武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他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 
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一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动。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业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为“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取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他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在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的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密切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些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海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从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非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道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他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动,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性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刻,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于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诸如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 
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协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江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界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船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地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氛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许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都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该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度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 
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展。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江感到非常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去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江主席来到邻近天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具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计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做很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尽管他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江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 
,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同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当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会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不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s 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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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论劳动工资 - 来自《国富论》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   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一切物品却将日渐低廉,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变小了。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可以互相交换,所以,要购买各种商品,只需较少数量的劳动生产物。   可是一切物品,尽管实际上变得低廉,但表面上却有些物品地比以前昂贵,换句话说,可交换较多数量的其他货物。假定大……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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