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的常务副市长(下)

 《潘汉年传奇》

  统战工作再显身手

  根据中央的明确规定,潘汉年在副市长任内的一项重任, 就是他长期为之奋斗,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卓著功 勋的统战工作。

  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在解放前后是有实质性区别的。随 着全国大陆的解放和共和国的成立,党的统战工作也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为争取人民革命与人民解放战争的 胜利,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 条件的时期。中央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范围更 趋扩大,任务更加繁重艰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中 央特别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尽可能抽调一批政治上比较强的 干部,充实和加强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

  对于潘汉年在统战方面的才干、工作实绩和丰富经验,党 组织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中央在任命潘汉年为上海市常务 副市长兼管政法工作的同时,又任命他为华东局统战部副部 长 (部长由陈毅兼任)和上海市委的统战部长。潘汉年也因 此成了整个华东地区和上海统战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没有 辜负党的期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自己的努力再显身手,再 创辉煌。

  作为统战高手,潘汉年清楚地意识到这副担子的重量。过 去,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通过统战工作,结识了不少 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其他民主人士,和他们成了知心朋友, 并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 现在,他是以执政党党员和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上海,并且是 党和政府的领导者,这就往往会出现这样特殊的情况:统战 的对象,既是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部下。因此,能不能 真正做到充分地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虚心听取他们 的意见,对他们平等相待,赤诚相见,就势必成为搞好统战 工作的首要条件和关键所在。他经常对华东和上海两级统战 干部进行反复的动员和教育工作,要他们发扬党的统战工作 的优良传统,放下官架子,走出去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 交朋友,并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 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 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 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潘汉年首先作出了表率。他与 赵祖康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赵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 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市政工程的工务局局长。但此时国民党 反动当局正忙于打内战,他们关心的是城防“大事”,至于市 政工程建设,从南京政府到上海市政府谁也不会过问。赵当 了数年局长,几乎一事无成,使他伤透了心,对国民党统治 深感失望。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他隐隐约约地从别人那 里听到一点消息,说中共的广播电台已经指名道姓地希望他 留在上海,这就更坚定了他不走的决心。当时,上海地下党 也曾派人关照他,如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果 然,就在上海解放前4天,准备逃跑的原国民党上海市代市 长陈良执意请他代理市长职务。有了与中共的这层关系,赵 祖康便答允了下来。这样,人民解放军一进市区,赵即下令 在市府大楼上竖起一面白旗,欢迎人民解放军接收。

  5月28日,当赵祖康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上交到陈毅 市长手里之后,赵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旧政府的 一名高级官员,继续留在新政府中是不适当的。因此,他请 求回交通大学执教。不料,陈毅当场希望他留下来参加市政 府的接管工作,并邀请他在新政府工务局担任局长职务。从 此,他就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的接触较多,在 共事的几年中,潘汉年对这位既是工程技术专家,又是行政 部门领导人的非党人士;既是依靠对象,又是自己部下的新 朋友,一直是那么的关心和尊重,并真诚地帮助和支持他做 好工作,有许多事情,令赵祖康激动不已。

  1949年7月初,赵祖康就工务局组织机构与人事安排问 题,去找潘汉年商量,潘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谈及旧 上海市府留用人员时,赵向潘反映原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 大公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建议安排他的 工作。潘汉年当场表示可以考虑。这使赵很受感动,从中看 到了“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和党的统战政策的精神”。也 进一步感到潘汉年对他是真诚的、信任的。以后凡工务局人 事方面的事,他都对潘汉年毫不保留地直抒己见,与潘汉年 建立了相互依赖、友好的合作关系。

  这年秋天,市政府为了加强对留用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将 原工务局的部分职员集中到离职人员学习班学习。这些人接 到离职学习通告后,情绪波动很大,认为共产党对原国民党 机关人员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怎么现在又要大家离职?是 不是“一脚踢开”,讲话不算数?身为局长的赵祖康感到这样 办有困难,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汇报。于是,在学习班开学的 第一天,潘汉年代表市政府到会讲话,他说,工务局在移交 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 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又说,现在一般 人对国民党时的一些局称为“伪××局”,我看工务局不同, 就叫“原工务局”吧。说得大家都笑了。会后,大家心情舒 畅地说,原来参加学习班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工作。大家的 情绪一下子稳定了下来,参加学习也积极认真了。

  有段时间,潘汉年看到赵祖康一直忙于行政领导工作,而 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专家的特长,便主动找赵祖康,亲 切地关照他,除了做好工务局的行政工作外,也可以参加科 技界活动。就在潘汉年谈话的当天下午,上海科代会筹备会 成立,赵被选为常务委员,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0年2月,上海在反轰炸、反封锁斗争中,工务局同 其他单位一样也需要动员疏散一部分人员去外地支援。身为 局长,赵祖康在动员大会上积极表示拥护政府的号召,并当 场表示愿意到外地工作。潘汉年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你 对上海的城市建设情况熟悉,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合适。这 又一次使赵祖康感到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实事求 是的态度。

  1951年,“民革”中央发展组织,要在工务局筹备成立民 革支部。赵祖康因邀参加了筹备工作。在这之前,又有人来 动员他参加“九三学社”。赵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潘汉年请 示,潘汉年谦虚诚恳地对他说,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你个 人的事,应由你自己决定,不必要请示。如果要同我商量,那 么根据现在的工作岗位和环境,我们觉得你参加“民革”较 为合适。赵接受了潘汉年的意见。他说:“后来我也认识到, 这对我的改造与服务确有好处。”

  所有这一切,使赵祖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之后, 他在回忆潘汉年时,说了下述一段深切感受: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是党内知 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 作,总感到他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解放前,我长期处 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 是虚伪敷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 品质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过程中的 “品质和作风”,赵的结论是:“潘汉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 位党的很好的领导干部。”“是很受党外人士敬爱的人。”

  对赵祖康是这样,对其他一起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潘 汉年也同样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当时在上海市的领导 班子里,还有盛丕华、金仲华两位党外副市长。潘汉年对他 们十分尊重,要市府办公厅为他们配备好秘书和工作人员,把 应当送给他们审阅签发的文件资料及时送呈,让政府有关部 门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使党外副市长真正做到 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共同工作中,潘汉年与盛、金 两位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上海解放之初,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的统战 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争取工商界 人士,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为共同建设新上海而 奋斗。华东局和上海市统战部成立伊始,潘汉年就及时地对 这两个部的领导作了指示,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 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 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因此一定要 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

  争取工商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 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 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了,心存疑虑。有的人虽然留在 上海,但早在解放前就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并随时准 备“席卷而走”;还有的人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上海坐观 等待,以选择最后的去向。针对上述情况,陈毅和潘汉年曾 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让他 们参加座谈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 策和工商经济政策。为了把工作落到实处,潘汉年还经常亲 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做深入 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在这方面,许 多工商界人士都有切身体会,发表过不少有关回忆。上海纺 织业巨子、永安纱厂创始人郭棣活写道:

  “解放初期,我对党的政策半信半疑,虽留在上海, 但抱着看一看再说的观望态度。这时潘汉年同志经常和 我们开会,找我谈话,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帮助我提高 政治思想觉悟。他经常鼓励我大胆地积极地搞好棉纺生 产,并帮助解决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具体困难,使 我开办的永安纱厂迅速恢复了生产。许多事实使我体会 到,共产党是非常关心和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的,推 行的政策是国强民富的政策。从此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 刘靖基先生更为坦率地说:

  “以我个人来说,我常常讲,解放前夕我从香港回到 上海,是“试试看”的。如果没有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同 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对我开导和教育, 使我在事实面前受到很大感动,我是不大可能留下来,跟 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

  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虽 然听过陈毅、潘汉年的一次大报告,“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 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 心。有一天,在盛康年家里,潘汉年约见了荣毅仁,并一同 吃了晚饭。对那天的情况,荣毅仁作了如下叙述:

  “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 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 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 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 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 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 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 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 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 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与工商界人士广交朋友,向他们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同 时,潘汉年还十分注意为工商界人士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克 服难关,支持他们事业的发展,用事实来体现党的统战政策。 郭棣活的永安纱厂曾一度因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 困唯,被迫停产。郭向政府求援,潘汉年同他一起设法采取 积极措施,使永安度过了难关。郭棣活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 产党的认识,表示了对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于是,郭决定 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向国外订购的包括瑞士制造的7000千瓦 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和成套设备以及6000多包美国 棉花等价值250多万美元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发展棉纺生产,“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郭棣活情 深意长地说:“如果说我在解放后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的 话,那是与党对我的团结、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与我的好 朋友,统战工作的好领导潘汉年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分不 开的。”

  荣毅仁的申新系统纱厂在解放初期曾遇到过一个大麻 烦。当时,荣家企业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有一度连工 人的工资也付不出,劳资间发生了严重纠纷,工人到荣家坐 着不肯走,形成僵持局面。潘汉年闻讯后,立即嘱咐劳动部 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邀请各有关部门 的领导同志及棉纺同业公会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从公私关 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等,作 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使事态平息了下来,恢复了正常生 产”。这件事的迅速处理和解决,使荣毅仁和许多工商界人 士对党的统战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深切而具体的了解,也更加 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对待工商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私营 企业有困难时,国民党往往是落井下石,迫使工商界人士就 范;共产党则是雪中送炭,帮助私营企业度过难关。

  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周与 潘汉年早有接触,并为革命作过贡献。1948年秋,周作民因 受蒋经国威胁,“气忿潜去香港”。在港期间,周经人介绍,认 识了潘汉年,两人成了好朋友。为了解决大批民主人士北上 参加新政协的交通问题,也为了给当时华北解放区运去极缺 乏的西药和某些生活用品,潘汉年希望周设法协助解决。周 作民表示愿意,随后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外部经理杨培昌和潘 汉年联系,共同协商安排。结果,金城银行出资40万港元, 租了“华中号”轮船,挂上外国旗号,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任 务。此后,潘汉年一直铭记着周对党做的这件好事。他与潘 汉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解放后,潘汉年又亲自派人到香 港做周的工作,动员周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返回上海,潘汉年对周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专门借余庆路衡山路转角的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为周 洗尘,并邀请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作陪,以利于 周作民今后在上海的活动。金城银行在解放前由于受通货膨 胀的影响,生意难做,月月亏损,特别是1948年改用金圆券 后,被迫把银行外汇调换成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使银行 实力大为削弱。这个后遗症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无法弥补巨 大的赤字。对此,周作民十分着急,不得已决定将金城银行 和中南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给政府,以抵银行的亏 损。他让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去找潘汉年报告情况。隔了 一天,潘汉年就派财政局长顾准去看望周作民,说明为了帮 助金城银行解决困难,政府愿意承购纱厂。潘汉年特地嘱咐 顾说,周作民在香港时,曾对我们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 不能忘记。尤其是一个创业的人要变卖他的产业,这种难过 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你与周洽谈时请周提出纱厂的要 价,你不要还价,照数接受。顾将潘的意见向周作民作了转 达,周听后十分感激。但他坚持不能自己要价,后由纺织部 门订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 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 界人士加深了对党的信任。”

  在工商界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善解人意,决不为难工商界人士,因而也获得了广泛的声 誉,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汤蒂因是民主建国会的骨干成员,又是著名的女企业家。 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了全市303户工商界代 表人士的集中学习。学习班要求大家坦白交代,但她却顾虑 重重,主要是怕过不了关。同时,她看到别人像挤牙膏一样, 每一天挤一点,总是过不了关。为了避免难堪,她用“倒轧 账”的办法,一下子将解放后3年间全部赚的利润5亿元 (旧人民币,当时的1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一起“坦 白交代”了。她一出口,小组马上通过,还成了一个“五反 积极分子”。

  这一情况被潘汉年知道后,就让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董 慧将汤蒂因找到办公室,和她恳切地交换了意见。潘汉年问 道:

  “你对这次‘五反’运动有什么看法?”

  “对我教育很大”,汤回答:“自从参加三百零三户学习后, 与工人不是面对面,而是背靠背,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过去 好多了。

  “我知道你性格直爽,比较肯讲,希望你消除顾虑,说老 实话,你说的坦白数字,是不是实事求是?”潘汉年这样一问, 汤蒂因似乎发觉这位副市长已经看到了她心底里的秘密,不 禁为之一惊。但她一下又转不过口来,正在欲言又止时,旁 边的董慧鼓励她:“你大胆讲好了,不会批评你的,你放心好 了。”汤蒂因这才讲了实话,她说:

  “虽然口头上一直宣称要老实交代,不要夸大,也不要缩 小,但实际上却是说某人坦白不够老实,某人交代不够彻底, 上面要我发挥作用,帮助别人,怎么帮呢?只能要他们‘加 码’,究竟要加到多少才算彻底,我心里一点数目也没有。联 系到我自己,我解放后到1952年,一共赚了10亿元,除了 交税和职工福利外,连本带利共5亿元,我全部坦白交代了, 这样才算过了关。说老实话,像这样坦白,我思想并不通,我 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呢?”

  听了汤蒂因的话,潘汉年笑着对她说:“你不用担心,党 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的。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 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后来定案时,汤蒂因自报数5亿元,经核实为2亿多元, 减少了一半多;也有的工商界人士自报数字竟高达240多亿 元,最后核实到3亿元。在评定什么户方面,也体现了实事 求是的原则,汤蒂因原来自报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 表将她评为“基本守法户”,最后评议委员会评她为“守法 户”,这使她喜出望外,深感鼓舞。

  为了进—步开展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十分注意在 政治上给予工商界人士以积极的帮助,使他们不断提高思想 政治觉悟,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上海解放后,工商 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郭 棣活、吴中一、胡子婴、严谔声、盛康年、王性尧、经叔平、 王兼士、董春芳等人要求学习,要求进步,潘汉年对此表示 坚决支持。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他们组织了一个 学习会,即“七一学习会”,学习时事政策,并以俱乐部的形 式,在饭后茶余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潘汉年和许涤新、周 而复、梅达君等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宣 传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事隔30年之 后,经叔平先生满腔深情地回忆道:“‘七一学习会’帮助工 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 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 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 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上海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中心。解 放之初,这里不仅云集着众多的工商业头面人物,还有许许 多多政界、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 的专家、学者、教授,作为主管上海市统战工作的常务副市 长,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凡涉及统战工 作一项,事无巨细,都得过问。从工商联合会筹备会的筹备、 建立,到各民主党派包括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 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 与团体的整顿发展;从上海市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酝酿、成 立到下属各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各小组开展活动;从 各统战对象的政治生活乃至个人的琐碎小事,凡是被他知道 的,他都实实在在地给予帮助解决。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严 格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还帮助市府机关内的统战干部提高认 识,为实现党的统战任务而奋斗。他在新上海的统战工作中 大显身手,也为新上海的统战工作操碎了心。

  家,公仆与普通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潘汉年从1949年5月28日走进外滩 那幢灰色大楼的市长办公室之后,他就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 一个“家”。有口皆碑的“好当家”,就成了当时上海人民献 给他们这位常务副市长的一个真诚的称呼,代表了他们的心 声。

  然而,为了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家”,潘汉年曾经 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 重。那个时候,潘汉年是兼职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在党内,他 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统 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社会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财政经济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在政府内,他是常务副市长、市政治协商委 员会第一副主席、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军内,他 则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由于身在其位,加之他又是 一个敢于负责、甘为公仆的“当家人”,其艰辛劳累的程度也 就可想而知了。几个当年在市府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对潘 汉年协助陈毅主持市府日常工作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他 们这样评价他:“潘汉年从上海解放第一天起,就肩负党和人 民的重任。”“在他任职期间,从接管上海、稳定市场物价、统 一财政经济到恢复、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 汉 年同志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 就。”

  “日夜操劳”,真切地反映了潘汉年这个“当家人”的工 作姿态。就说接管工作吧,由于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当时 依旧军务在身,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如情况的综合,问题的 处理,工作的协调,不得不落在潘秘书长肩上。而接管工作 又是千头万绪的,不得不使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 经常主持或参加接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提意见,作决定。 由于时局严重、环境特殊,每次这样的会议总要开到深更半 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这一期间,潘汉年真是废寝忘食,全 身心地扑在接管工作上。不过,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各行各业 情况熟悉,加上思想敏锐、工作细致,许多事情都办得有条 不紊。例如市府办公厅当时直接接收的国民党、汪伪政权、租 界工董局、工部局,包括用中、英、法、日等几种文字书写 的档案,就有30多万卷,以后又陆续接收了财经、地质、水 文、电讯、邮政、治安、户籍等各方面的档案材料,共有130 多万卷。如此浩如烟海的敌伪材料,是当时全国接管城市中 所罕见的。在陈毅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潘汉年的直接指导、 具体部署下,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顺利完成,并得到国 家档案局的表扬,对上海日后的社会治安、市政规划、生产 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好这个“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关心这数百 万家庭成员的生活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逐步过上 安定美满的好日子。潘汉年常常对市府的工作人员说:“人民 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 事。”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2月6日午间, 国民党美制飞机对杨树浦发电厂等上海的水电重要设施,进 行狂轰滥炸。当时,潘汉年正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 参加一个约会,他得知消息后,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 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接着便与陈毅市长一起召集各局汇 报情况,并坐镇指挥,部署公安局维护社会治安,指挥有关 单位作出相应措施。次日,潘汉年与陈毅等市委市府负责同 志前往杨树浦发电厂察看现场。连日来,潘汉年先后到宝山 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等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 慰问伤员。最使潘汉年牵挂的就是所谓“一黑二白”(煤、棉、 粮)问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 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一些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出 现了排队长龙。当时,市府一面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 来加强供应,以乎抑物价;一面接受工商局建议,准备开设 一批国营零售粮店。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 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 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能按牌价就 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长龙消失了,人心安定了。

  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数占全国各大城市 之首。解放初,劳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简陋的棚屋里。为了 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市政府在当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 决定在改造部分棚户的同时,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 曹杨 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让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 况的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工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 和地点的选择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 组织施工,使曹杨新村很快建造起来,一批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鲜花,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从1952年 夏曹杨新村建立后到1953年,又先后在沪东控江等地区建造 了九个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对上 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如果说,潘汉年为上海这个“大家”付出了巨大贡献的 话,那么潘汉年对自己的家,付出就显得太少了。

  潘汉年自己的家,一个是属于宜兴陆平村的“老家”。1926 年春节前后,潘汉年曾经从上海返回陆平村,在自己的“老 家”传播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跨过这个家 门。解放之后,潘汉年身居要职,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 始终恪守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的 “老家”成员谋过私利。潘汉年有一个亲弟弟,远在北方的一 个小城里工作,当时因发现其有历史问题,受到开除公职,下 放劳动的处理。他几次写信给他的这位兄长,希望得到他的 帮助。有一次,他专程跑到上海来找潘汉年,要潘给他一个 书面证件,证明他是潘汉年的弟弟,还希望能得到工作。潘 汉年知道后,马上派人与他联系,严肃开导他“只有回去接 受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教育和帮助,否则是不会有其他出 路的。作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副市长绝不可能给自己的亲属写 证明作保护,工作更不可以凭私人关系介绍” 。潘还警告他: “如想借亲属的关系在外面招摇,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 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写信给潘汉年,甚至把他的母 亲一起拖来上海,想逼潘汉年满足其愿望,但潘始终以无私 的态度坚持原则,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个侄女小学毕业,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 读书,她忍受不了家里半饥半饱的贫苦生活,跑到上海来找 他的叔叔,想谋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工作岗位。潘汉年除了 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给予一定的临时资助外,没有满足她的 要求。后来还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热心人,为她找了一个临时 工性质的安身之处。在解放初期,办这类事并不困难,也算 不上开“后门”,但潘汉年却不愿意开这个为“老家”的亲属 介绍工作的先例。

  潘汉年这种做法,在世俗的眼光里似乎太过份了,甚至 有些绝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呀!为了革命,为执行 党的政策,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两面分子, 策动他们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别人冠之以“右倾”的帽子, 与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资本家携手合作,共度难关;他可以 利用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乃至汪伪汉奸, “以特治特”、“以反肃反”,但是,他决不为自己一家的私利 而动用“公家”的一丝一毫权力!他这样做,包括他“老 家”的人在内,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谴责他,但他那种公 而忘私、不谋私利的高风亮节,却获得了包括他“老家”潘 姓家族在内的千千万万人民的尊重、 敬仰。在他的“老家”陆 平村,还专门设有一间以潘汉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儿童图 书室,里面陈列着潘汉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赠的一批图书和 画册,以表示对潘汉年这位无私的伟大革命者的深深怀念。 潘汉年的另一个家则是属于他和董慧的“小家”。由于特 殊的地下斗争环境,在中国革命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潘汉 年夫妻俩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不仅没有过上称得上“家”的 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咸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难 以想象到的。如果没有潘汉年这位职业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 境界,没有董慧这位女中豪杰的纯洁的爱情追求,建立这个 “小家”谈何容易!

  上海解放后,这个“小家”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就在 潘汉年出任副市长之初,组织上安排他们住进了华山路一座 旧式大楼。在这个家里,潘汉年爱董慧,董慧敬潘汉年,他 们的这个家堪称是一个温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汉年夫妇没 有子女,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为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他的秘书武汉回忆,当时潘汉年家 里“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老房东所遗弃的最简单的旧家具, 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也没有。吃饭 更是简单: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 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他们夫妇都在单位按等级吃份 饭。晚餐则是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素菜,一小盘青菜和 一小碗汤。在这样的条件下,潘汉年夫妇心安理得,过着满 意的小家庭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种生活,仅仅是他 们为新上海的建设,为500万上海人民尽心尽职的一种补充 而已。潘汉年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这个“小家”的: “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 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 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 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 日子。”

  原来,潘汉年把这个“小家”,当作自己编外办公室了。好在 董慧也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民公仆,他们夫妇俩可以 称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珠联璧合的“工作狂”。

  秘书武汉觉得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 养了一些漂亮的金鱼,潘汉年见后十分高兴,每天早晚休息 时,总是到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 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体育锻炼,武汉还从公安局借来一 张桌球台,一套球具。潘汉年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武汉对 垒。看着潘汉年对鱼缸和桌球是那么欢喜,武汉终于悟出了 一个道理:看来这位日理万机的常务副市长,也并不是什么 “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

  随着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渐 地更换住宅。1952年以后,组织上让潘汉年搬进了武康路一 栋一楼一底的花园洋房里。这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门外 花木扶疏,室内陈设也比较考究。但是,优厚的家庭生活条 件,并没有丝毫影响潘汉年的革命斗志;他继续为500万上 海人民,为新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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