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朱德

 《中共十大元老》

  共和国第一元帅。

  “天兵天将的后代”

  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带的老人们中间,流传过一个神话故事:在远古的时候,有几位天神骑着天马路过这里,看见这一带土瘦民贫,饿殍遍野,便萌发恻隐之心,把他们随身带的粮食撒在地上,并且留下来一些天兵天将,让他们在这里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因此老人们都说,马鞍场这一带是天神关注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会变成稻菽成山的米粮川;居住在马鞍场一带的人,大都是天兵天将的后代,迟早有一天要出能人!

  1886年12月1日,朱德就出生在这里。

  朱家租种着地主丁邱川家的20亩地。一家大小14口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

  祖父朱邦俊是个刚正朴实的老农民,有一副健壮的身体和一双勤劳的手。老人的一生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

  祖母潘氏虽不识字,却是个有胆识、有魄力、有组织才能的人。她骨头硬,办法多,挑起全家老少十几口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在朱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只怕天塌了她也撑得起呢。

  母亲钟氏是个贤淑,宽厚的人。她健壮,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之外,还要洗衣、做饭、养蚕、喂猪……她任劳任怨,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但因生育过多(一共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8个),再加上家务忙,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从弟弟降生,朱德就从母亲怀里下来,在土里滚,在地上爬。除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能自理。他就像琳琅山上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泼泼辣辣地成长起来。

  参加云南起义

  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第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第二营左队(连)任司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这年,全国革命形势十分高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朱德接受云南同盟会的派遣,到新军步兵中去做秘密工作。他利用四川同乡的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为掩护,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启发他们认识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鼓动他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虽然这项工作相当危险,随时都有被杀危险。但朱德机智灵活,沉着勇敢,悄悄在士兵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喜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准备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领导人分析了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10月30日,(重阳节)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军浩浩荡荡地从巫家坝向省城进发,25岁的左队队长朱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一面快步前进,一面回头招呼部队:“跟上,不准掉队!”

  躲在总督衙门里的反动总督李经羲万分惊恐,急令骑兵团阻击起义军。谁知这个骑兵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早就成了朱德的密友。他们不但不阻击,反而加入到朱德的队伍中来。

  午夜12时,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先头部队已来到省城东南门。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城里的革命党人马上打开城门。这时,朱德从地上一跃而起,威严地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在城里城外一片纷乱的枪声中,起义军冲入城内。

  城里到处是枪声、火光。敌人炸了营,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朱德带着部队甩开零散敌人的纠缠,直插总督衙门。

  李经羲为了保住他这个最后巢穴,在衙门内外修了很多工事,并调两个营的兵力和两个机枪连守卫。朱德早就秘密结识了卫队营营长李凤楼,并通过他了解了反动当局捕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现在,两军相遇,是争取卫队营的最好时机。朱德于是让士兵们向衙门里喊话:“卫队营的弟兄们,站过来吧,让我们团结携手,共同消灭李经羲!”

  喊话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几个李经羲的亲信想顽抗。李凤楼火了,立即下令:“把那几个家伙先抓起来!”接着,带领全营向起义军缴了械。朱德带领士兵冲到总督衙门的高墙下,迅速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冲进总督府。

  李经羲早已化装潜逃了。一天以后,朱德才在四堆集的一个姓肖的巡捕家里找到了他。在朱德面前,李经羲浑身直打哆嗦。朱德叫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告诉他不用害怕,只要他能令云南境内所有的清兵缴械投降,就可以立功自赎。李经羲无奈,只得写信给他的部下夏豹伯(任镇台)、龚心湛(任蒙自关道尹),叫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于是,云南40几个清朝的边巡防营共1

  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几天内,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地改换了共和旗号。

  之后,朱德逐渐在云南军中得到提升,并随军转战川、滇两省。

  拒绝了杨森的师长职位

  1922年5月,朱德接到曾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如今已成川东大军阀的杨森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聚首”。

  重庆朝天门码头。任四川督军的大军阀刘湘和任重庆警备司令、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伫立在码头,迎接朱德。

  当朱德踏上码头的时候,岸上的士兵和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刘湘、杨森走上前和朱德握手,之后把他接进一座豪华的别墅。

  宴会,美酒,歌舞,……刘湘和杨森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他。

  朱德冷静地应付着这一切。他极少讲话,他要看杨森请他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扬森说话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消灭熊克武的川军第一军,平定整个四川。你是威震川滇、能征善战的一员虎将。就留在我们这里干吧。给你个师长干,怎么样?”

  朱德丝毫没有被杨森所出的“高价”所激动。

  筵席散了,但谈话仍在继续。朱德冷静而委婉地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我已决定出国留学。”

  “什么?要出国留学?”杨森很惊愕,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你老兄怕是喝多了吧?”

  “不!这是真的!”朱德严肃地说。

  坐在一旁的刘湘劝他道:“仁兄已是36岁的人了,还留什么学?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你是累了,何不到峨眉山去休息休息?”

  朱德笑着摇摇头。

  真是个怪人!杨森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十几年驰骋疆场的虎将,如今却想抛弃高官厚禄去念书。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好吧。”最后,杨森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老兄主意已定,我们就只好从命了。日后留学归来,小弟仍然虚席以待!”

  孙中山要朱德回滇军工作

  1922年,朱德冲破了旧世界的樊笼,踏上新的征途,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6月,朱德到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他怀着求知的欲望,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这里有高楼大厦,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还有咖啡馆和舞厅,有钱人过的是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可在贫民区里,却居住着面黄肌瘦的穷人。他还看见一群群无家可归的苦力,蜷卧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

  朱德边看边思索:看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结局,严重地威胁着上海的劳动人民。

  “上海太烂,不成样子!”他不愿再呆下去,决定立即北上。

  他到了北京,与好友孙炳文会合了。他们彻夜促膝畅谈,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谈到在全国各地掀起的罢工热潮,谈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当谈到帝国主义者怎样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和咒骂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会心地笑了。朱德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对孙炳文说:“如果这个党被帝国主义者用最恶毒的字眼攻击和咒骂,就正好说明这个党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正是咱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要寻找的党啊!”

  他们最后商议,应立即去拜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于是他们又决定去上海。

  到上海后,通过孙炳文的介绍,他们先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朱德早就对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但是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朱德却认为是不成功的。所以,当孙中山建议他们重回滇军工作,组织驻贵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10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时,朱德却婉言谢绝了。朱德说:“我们已经决定去德国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并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

  “要出国去考察?好!很好!”孙中山赞许地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留学?而偏偏去欧洲?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这时,朱德和孙炳文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援助为争取民主共和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反地却帮助他们的敌人。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和美国的统治者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研究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这对我们中国也许更有好处。”

  孙中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

  不久,朱德和孙炳文终于在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当时十分高兴,他想:这次可算找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共产党了。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鼎鼎大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对热心革命的朱德十分冷淡。因为朱德是一个旧军队赫赫有名的将军,陈独秀十分怀疑他要求入党的动机,陈独秀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要时刻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需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感到失望,感到痛心。为什么行伍出身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朱德和孙炳文商议,决定按原计划到德国去寻找革命真理和党的组织。

  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的一天,法国邮船“安得列朋”号徐徐离开上海港,开始了去欧洲的航行。朱德和孙炳文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泪水夺眶而出。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科伦坡、地中海到达法国的马赛。登岸后,朱德二人立即乘火车到达巴黎。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下来。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大学生周恩来。听说周恩来刚离开巴黎,到德国柏林去组织新的支部。朱德十分兴奋,他和孙炳文又急忙乘火车赶到柏林。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柏林康德大街周恩来住所门前。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热情接待我吗?会不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会不会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门外呢?

  门打开了。一个英姿焕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出现在面前,并请他们进屋坐下,之后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朱德面对比自己年轻12岁的青年,激动地讲述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并恳切提出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周恩来看着朱德那朴实的脸庞,侧着头,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不时点点头。朱德从对方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信任和支持。

  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重大贡献,又不满社会现实,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同意和张申府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过党组织批准,朱德于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德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回国后,担任了南昌市的公安局长。

  1927年7月下旬,南昌连续出现高温燥热天气。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风暴就要在这里爆发。

  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一点钟。

  几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大量情况,前敌委员会对敌情和南昌周围的地形已了如指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些天来,朱德一方面要和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还要与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秘密接头,有时还要巧妙应付滇军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反动当局。

  前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声望,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麻痹和牵制敌人的指挥官。

  7月31日,驻扎在南昌城里的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以及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收到一份印制精致的红色请柬。原来是原滇军少将旅长、现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邀请他们晚上去赴宴。三个人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会了。

  朱德以消闲自若的神态,将客人们迎入大厅。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朱德兴致勃勃地举杯道:“咱弟兄们十几年来东征西战,南北漂泊,难得在一起聚会。今日良辰,邀请诸位大驾光临,只是为了开怀畅饮,叙叙旧。我朱德感谢各位赏光。来!干了这杯!”

  宴会从晚6点一直进行到9点,已是酒足饭饱了。朱德又邀请客人们到院里打麻将。卢泽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手早痒了。”

  朱德为了稳住这几位客人,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客人们越打越不想撒手。

  就在此时此刻,院子的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城里已戒严,起义军总指挥已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个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已在臂上缠上白毛巾,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一切都安排就绪。

  10点钟左右,一个滇军的副营长急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客人们报告说,他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院里的空气骤紧。大家都停下手。朱德的心里一紧,随即哈哈大笑:“谣言!纯属谣言!大家尽管打牌,不要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干扰。”

  但是,客人们无心坐下来打牌了。肖曰文坚持要回去看看,卢泽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踱步。朱德思索了一下,而后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改日再会吧。”

  当客人们消失在大门外,朱德马上换上军服,跃出大门,向起义军总指挥部奔去。他向总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泄露,要赶快动手!”

  午夜11时,南昌城里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起义军战士从各个地方向沉睡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因失去指挥,很快就被起义军消灭。接着,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们及部分警察,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城里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象征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被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许杵从未到任)。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军于8月3日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挺进。朱德陈毅率第九军于9月20日抵达三河坝,并在此驻守。 朱毛会师

  1928年春天,湖南的革命形势本来很好。但由于党湘南特委执行了乱烧乱杀的“左”的错误政策,致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而远离革命。加上当时粤、桂、湘的军阀混战刚结束,已达到暂时的妥协。于是便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朱德、陈毅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果断决定: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25日,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和湘南的农军共1000余人,到达江西宁冈的砻市。

  1928年4月28日,两个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和朱德在砻市的龙江书院见面了。四只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5月4日,在砻市河东沙洲的广场上,门板和竹竿搭起的高大的主席台,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竖立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幅标语。一大早,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茅坪、新城、源头、柏露等地的农民群众,也举着小红旗,赶来参加大会。

  不到10点,草坪上已坐满2万多人。

  一会,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负责人登上了主席台。全场一片掌声雷动。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会上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会场上扬起阵阵欢呼声。

  朱德健步走到主席台前、神采飞扬地开始讲话。他强调了这次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分析了红军发展的前途。他说:“我们胜利会师,大家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就让敌人难过去,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

  毛泽东的讲话,也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就不怕打不败敌人。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我们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力量狠狠地打。打胜了,就立刻分散躲到敌人的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他的讲话,使大家信心倍增。

  朱、毛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军队发展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朱德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此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1935年8月中旬,由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按8月4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继续向北开进。

  队伍在卓克基稍事休息,便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水草地。

  经过10几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草地的中心地带阿坝。

  按原定计划,左路军从阿坝再往东北方向走,渡过噶曲河,就可到达班佑,同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再一起北上。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权迷心窍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水上涨不能通过为借口,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前进,改道南下,并命令已渡过噶曲河到达墨洼的左路军先头部队,重新渡河南下。

  朱总司令与刘伯承总参谋长听到这个决定,既震惊,又气愤。他们一同去找张国焘。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怎么能随便推翻呢?”

  刘伯承也说:“我和一些同志亲自去试过了,河虽然涨水,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问题。”

  “哎呀——”张国焘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同志,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我们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呆在这里是危险的。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天时、地利,目前已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回师南下的问题。”

  听了张国焘的这番话,朱德和刘伯承的心情沉重起来。张国焘是仗恃自己人多枪多,一心要与党中央闹分裂,从而实现他自立为王的个人野心!

  朱德的分析不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朱德读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张国焘的部下联名发到党中央的,表示拥护张国焘当党中央书记及军委主席。朱德看后,很奇怪:“共产党里怎么竟会发生这样争权夺利的事?张国焘可算是第一个。”

  他们更感到局势的严重。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党中央多次来电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命令他立即率部北上,不得拖延。

  电报一份又一份来,张国焘却都往地上一扔。

  9月上旬,张国焘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企图危害中央。密电到了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得兴高采烈。他接过电报,顾不上细看,顺手交给身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后,立即把电报装在口装里,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之后飞快跑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便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下来,把原件交给叶剑英,告诉他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要提高警惕。等叶剑英急速赶回会场,陈昌浩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毛泽东带着这份密电的抄件,立即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张国焘既已背着中央,秘令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接着,他们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致决定党中央和一、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险区。

  张国焘于9月15日制定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又悍然发布大军南下的命令,并再次电告陈昌浩于9月下旬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从草地带回。

  张国焘的一系列反党活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与严正斥责。显然,朱德与刘伯承已成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巨大障碍。对此,张国焘怀恨在心,把朱德、刘伯承视为眼中钉,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于是,张国焘一手制造的一次次非难、一回回陷害,便向他们扑来。

  在张国焘亲自组织的一次所谓“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的“活动分子”们讥讽、喧闹、跺脚、谩骂,拍桌子、吐口水。张国焘阴险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任凭他的“活动分子”们歇斯底里地对朱德叫嚷:

  “快说,你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镇静地答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议。”停一下他又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

  “行了,别说这些。我们现在要南下,你究竟支持不支持?”

  “我是支持北上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是分裂党,分裂红军!”

  “北上!北上!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北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这里并不需要你!”

  朱德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共同北上。既然你们现在不肯北上,那我只好等待。”又说:“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他们最终是会走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来的。”

  这时有人大声喊叫:“你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不让他当总司令!”

  “住嘴!”坐在朱德旁边的刘伯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站起来厉声喝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会?是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

  如此一来,斗争的矛头又转向刘伯承:

  “你咋唬什么,你的罪状还少么?你们当总司令、参谋长的,把几十万红军都领导到哪里去了?今天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着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这个当!”

  刘伯承看为朱总司令解了围,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他又劝告大家:“北上是为了抗日救国,怎么就是逃跑?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敌人又多,对我们十分不利。南下是一定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的部队并没有走,你们南下,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对刘伯承大声嚷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扶扶眼镜,冷笑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不管“活动分子”们怎么骂,怎么斗,朱德始终沉着地坐在那里,时而翻书,时而静听,时而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在北上问题上,他毫不让步。

  斗争会开不下去了,张国焘只好宣布散会。

  开会回来后,康克清见朱总司令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十分关切地问:“老总,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仍要坚持南下?”

  朱德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呢?”

  “没别的办法,咱们只好忍辱负重,做‘牛皮糖’,用最大的耐心去做工作。”

  不久,张国焘正式下达了南下命令。临行,有人还挑衅地对朱总司令说:“如果你还要北上,现在就走吧!”

  朱总司令回答:“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是党派来做工作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0月5日,左路军开始二过草地向南去。在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与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让他们跟前线部队一起行军、宿营,实际上是撤了他们的职。一到卓克基,张国焘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公然成立了“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自封“主席”。为遮人耳目,还强行把朱德、刘伯承等拉入伪中央,并以“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他们“以后不许再冒用中央的名义”,甚至悍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应撤消工作,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党籍,下令通缉。”同时,为了欺骗舆论,张国焘还威逼朱德发表反对毛泽东及北上抗日的宣言。

  朱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挟,明确表示:“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我只能服从一个中央,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做墙头草。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这番话,激怒了张国焘以及张国焘的亲信打手们。有的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有的几次掏出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因为张国焘怕引起一场内部血战。因为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一打起来,对双方均不利。况且,把这两位在云、贵、川一带名震遐迩的将领留在身边,也可与川军中的旧友通融,减少部队所遇的阻力。

  之后,张国焘对朱总司令的刁难和迫害愈演愈烈。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攻击和排挤他: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实际上是把朱德软禁起来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朱总司令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朱总司令的心里装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惦念着总司令。部队里很多同志不顾张国焘的监视,前去探望朱总司令,并向他传递消息,请示该如何做。朱总司令从挽救整个红军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的荣辱度外,一再告诉部队同志:要看到革命的长远利益,服从现在领导的指挥;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不能搞分裂;要少讲空话,多做实际工作;不要鲁莽行事,……

  朱总司令的指示,使大家心里豁然开朗。但大家看到朱总司令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都十分难过。他们一再请求:

  “总司令!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总司令!你有什么困难?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

  朱总司令微笑着回答:“谢谢同志们,我很好!我个人什么困难也没有!”稍停,他又说:“可是,红军有困难,革命有困难啊!请转告同志们,无论如何要从大局考虑,注意团结。你们当领导的,要多关心部队,体贴照顾好同志们,要团结一心,去战胜困难,最后还是会胜利的。”

  但朱总司令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铮铮铁骨,继续与张国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多次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是横下了一条心,坚决跟党中央、毛主席走。就是套上一千条水牛,也别想把我拉回去!”

  和朱总司令预料的一样,张国焘率军一到天全、芦山一带,便陷入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越打越残酷。尽管战士们浴血苦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接连受挫,陷入绝望的困境。在万般无奈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向西北方向的道孚、炉霍、甘孜转移。这时,部队已由8万多人减少到4万多,损失过半。

  年已50的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走在风雪弥漫的险道上,他还亲手把掉进雪坑里的战士拉上来,又搀扶体弱的同志爬上很陡的山崖。

  部队由于连续苦战,加上饥饿、疾病、寒冷,仍有数以万计的同志倒在风雪中。这些坚强的战士含着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遗恨,永远倒在这冰封的险谷之中……

  “南下!南下!南下的结果是什么?是冻死!是饿死!是惨败!”

  “张国焘呵张国焘,你可把人给害苦了!”

  战士们怨声载道。

  四方面军中更多的同志清醒过来。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根据朱德的电令,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甘孜,和左路军胜利会师,并于7月初召开了有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甘孜会议。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加上左路军中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才只好同意北上。

  部队在朱德的率领下,来到阿坝。

  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做一些思想及物质准备。临出发前,朱德把驻在杂谷脑的兵站部部长吴先恩找来,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病员?”

  “600多。”

  “都能带走吗?”

  吴先恩说:“目前只有100多副担架,200多匹驮枪枝弹药的骡马,伤病员无法全部带走。”

  朱德思索一下,以商量口气问:“能不能把驮枪枝弹药的牲口都腾出来驮伤病员?”

  “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枝怎么办?”

  “带不走,统统毁掉!”

  “这……”吴先恩犹豫了一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按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这个规定也是对的。”朱德拍着吴先恩的肩膀说:“但现在具体情况不同。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有了人,还愁将来没有枪?我看要人不要枪。如果受处分,我替你顶着。现在我给你下个命令:一个伤病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处分你!”

  “是!我保证把伤病员都带走,一个也不丢下!”吴先恩坚定地说。

  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继续北进。

  毛泽东对朱德说:“元帅升帐了,好神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总司令,朱德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朱德战功卓著,1955年,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第一元帅。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朱德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曾任中央领导人专职摄影师的侯波记录下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

  “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陈毅和贺龙还挺胸昂首,挥动双臂,迈着正步从他们面前走过,接受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

  “心怀叵测呀!”

  从1966年起,中华大地突然卷起漫天风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街上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示”: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窃窃私语。

  形势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站了。接着,攻击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也先后出现,甚至还有要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中间。面对那些离奇的谣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和中伤他有时冷笑,有时愤懑。凭他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看清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居心。

  “心怀叵测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总想抽时间去同多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说说心里话。但,动乱的局面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混乱。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几日后,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一进门,只见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打倒”、“炮轰”之类的大字报,他心里十分懊恼。但他又想: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天,有人告诉朱德,街上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并带来了一份“揪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他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任这个党的“主席”。朱德戴起老花镜,把传单看了一遍后冷漠地笑了。

  这时康克清问道:“老总,你笑什么?”

  “根本没这回事,是造谣嘛!”朱德鄙夷地挥着手说:“让他们造去,将来会弄清楚的。”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团”,并已派出了部分“战士”到四川仪陇“造反”。

  康克清不安地说:“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今后,还会怎么样啊?”

  朱德却很坦然。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关系。他们最了解我。”接着,他又宽慰地说:“不要紧,定的‘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襟怀坦荡的陈毅站出来为朱德说话了:“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位和朱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里话!

  然而,康克清多次被造反派们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冷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的。历史明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一回答,使得造反派们又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遭软禁的委员长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林彪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定为接班人。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是抱病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肯放过他,在开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批斗朱德,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摇头。

  朱德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想了半晌,终于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定有原因,便追问:

  “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拾哟!”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着说:“不要理它!”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疏散”到全国各地去。

  康克清也曾怀疑地问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打仗之前,总会有许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嘛。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到石家庄,徐向前要到开封,叶剑英要到湖南,谭震林要到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到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

  临离开北京,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半晌,无可奈何地说:“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走下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朱德过去来过多次。那时,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笑着迎上来,热情地问候。可是今天,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

  连续乘坐3个多小时的飞机,83岁的朱德已相当疲劳。

  但他还不能马上去驻地休息,因为,驻地还没收拾打扫。

  据说原来是准备让朱德住在广州内的珍岛宾馆的,可后来又决定: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在从化前后9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朱德。

  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想到附近的工厂搞调查研究,但却“不行!”

  他想自由地散步,但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这已和软禁没有什么分别。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毛泽东说,朱德是红司令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林彪蒙蔽的人醒悟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此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已久的朱德走过来。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

  听到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他太激动了。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

  朱德沉思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让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送别恩来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民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德斜躺在沙发上,直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脸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他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和孩子们围坐在他周围,用各种宽慰的话想使他平静下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稍微平静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

  人们频频点头,但谁也没有说话。

  在54年的战斗生活中,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磨难和风雨。他们像手足一样,相互离不开。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到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流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他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开。

  从医院回来,他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为恩来同志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请示:“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可是因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朱德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怎么对得起恩来?”他十分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哀乐。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盯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10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最后时刻

  1976年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但按原来的安排,他还要去接见一批外宾。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而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他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让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日程里,第二天上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朱德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然而,第二天上午,病情突然恶化,朱德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十分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乏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郁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双眼。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几十年来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过去,他常常失眠,是因为在考虑党、国家、军队的大事。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满目疮痍,怎么能静下心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轻声问道。

  护士轻手轻脚走到门口,笑着朝康大姐点点头。

  这时,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又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严重了。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赶到医院看望他时,朱德连说话都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红司令朱德同志安详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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