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保卫莫斯科

 《朱可夫元帅》

  1941年10月7日黄昏,T·R·朱可夫大将乘飞机在莫斯科中央机场着陆以后,立即奔赴克里姆林宫。当他来到克里姆林官时,看见斯大林正独自一人呆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正思着流行性感冒,身体显然不大好。

  他向朱可夫点头致意,然后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斯大林吩咐朱可夫立即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解情况,然后随时打电话向他报告。

  “我将等着。”斯大林说,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十五分钟以后,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朱可夫7月底前往担任在斯摩棱斯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重新就任总参谋长职务。看样子他疲劳极了。他的健康不佳,不久便迫使他离职了。

  他向朱可夫问好之后说,斯大林已来过电话,指示他为朱可夫准备一张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莫斯科接近地的地图(见附图2)。

  沙波什尼科夫说:“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8月份曾经驻过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对耶尔尼亚突出部进行了一次战役。”

  在介绍了几个方面军的危急处境以后,沙波什尼科夫补充说,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和莫斯科近接近地上修筑阵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些地方几乎没有部队驻守。他认为必须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先是莫扎伊斯克防线。

  就在当天夜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一些部队和邻近的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已开始向这些防线调动。

  朱可夫熟悉一下情况,立即带上地图前往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途中,他用手电筒照亮,继续研究了敌我双方的位置和行动。当他(目困)得打盹的时候,就要司机停下车子,下车到清新的秋天空气中跑二三百码的路。

  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告说,全体领导干部都在方面军司令员N、C·科涅夫上将那里。朱可夫走进房间,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参谋长和作战部长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是能够看见大家脸上的紧张表情。

  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T·K·马兰金中将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并汇报了10月2日至7日的情况。

  德军重新调整了在莫斯科近接近地的部署,使它的步兵兵力在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的战线上,超过了苏军。苏军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向这三个方面军发动集中突击,因为防御中有缺口,而且手头没有预备队来填补这些缺口。

  10月8日凌晨2时30分,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当时还在工作。朱可夫报告说,当前,主要危险是部队不足。他说,莫扎伊斯克防线兵力薄弱,可能无法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向莫斯科突破。必须尽快向莫扎伊斯克调动部队。

  斯大林问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第16、第19、第20集团军和鲍尔金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现在在哪里叩

  “被合围在维亚兹马以西和西北地区。”朱可夫回答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现在要去找布琼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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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布琼尼这时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原书注

  “可是,”斯大林问道,“你知道布琼尼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不,我不知道。我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地区的某个地方去找。”

  “好吧,见到布琼尼,你就从那儿打电话给我。”斯大林说。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大约五十六英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给那里拉线,他们的回答很唐突。一名战士冰冷地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朱可夫对两名战士说,他了解他们的职责,不回答陌生人的问题是对的。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们说,他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布琼尼元帅。那名士兵告诉朱可夫说他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并指给他应该怎么走。

  十分钟后,朱可夫来到Ⅱ·3·麦赫利斯(正集团军政委级)的办公室,参谋长A·Q·阿尼索夫少将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朱可夫很不喜欢麦赫利斯,因为麦赫利斯曾积极参与过清洗。

  朱可夫走进来的时候,麦赫利斯正在电话上严厉申斥什么人。朱可夫解释说、他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奉斯大林之命前来找布琼尼。麦赫利斯告诉他,司令员昨天到第43集团军去过,但是方面军司令部同他失去了联系。他的司令部的领导干部们都担心他也许出事了。已经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无论是麦赫利斯,还是阿尼索夫都不能向朱可夫提供有关敌军的位置和方面军各部队状况的具体情况。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为麦赫利斯说,“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于是朱可夫经由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美登前往尤赫诺夫,希望到现场对情况作出第一手的估计。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和奥布宁斯克时,朱可夫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想起在奥布宁斯克车站,他妈妈把他送上火车,让他去莫斯科的亲戚家学皮货手艺。那时他才十一岁。这一带乡村,他非常熟悉,年轻的时候,他几乎走遍了这个地方。这时当他经过奥布宁斯克时,他想到就要打仗了,仍然住在他的出生地斯特列尔科夫卡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四个孩子怎么样了呢?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可是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法西斯能查出他们是朱可夫大将的母亲、姐姐和外甥、外甥女吗?那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三天以后,我派我的副官去接他们,把他们从村子里接到了我在莫斯科的寓所。”

  朱可夫来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一直走到市中心,没有碰到一个人。他走到区执行委员会大楼,看见了两辆汽车。有一位司机正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磕睡。

  朱可夫回忆说:“我们不得不把司机叫醒,他说这是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的车子,布琼尼在房子里呆了大约三小时了。我进了区执委会大楼,见到了C·M·布琼尼。我们互相亲热地问好。看来,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老多了。”

  听说朱可夫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布琼尼便说他两天多没跟科涅夫联系了,而且在他去第43集团军视察期间,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不知道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朱可夫把司令部的位置告诉了布琼尼,并向他深刻地说明了西方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被合围了。

  “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布琼尼回答说,“第24和第32集团军已被切断,已经没有一个防御正面了。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兹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兹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在谁手里?”朱可夫问道。

  “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一个小分队和大约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唔,”朱可夫问,“谁担负掩护从龙赫诺夫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的道路?”

  “当我来这里时,”布琼尼说,“除了在美登看到三个民警外,路上没遇见一个人。”

  朱可夫很有礼貌地,而且很得体地写道:“我们商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应当立即口方面军司令部去,并从那里把情况报告给最高统帅部,而我则到尤赫诺夫地区,然后再到卡卢加去。”

  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西面不远,朱可夫见到了筑垒地区司令。这位军官报告了防御工程的进展情况和这里的工人营的数目,以及各战斗部队能够用于保卫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接近地的种种手段。他们两人讨论了怎样组织侦察,怎样使筑垒地域作好战斗准备的问题。然后,朱可夫继续向美登方向奔去。

  美登这个城市已被放弃了。朱可夫来到美登,只看见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道:

  “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站在那里,花白头发蓬乱不堪,瞪大两只眼睛望望他,没有回答。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又问。

  老太太开始默默地挖起来,根本不理会朱可夫的问话。

  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走出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对朱可夫说,“她不会回答你的问话的,她因为悲伤而疯了。”她对朱可夫说,前天德国飞机轰炸,扫射了这座城市。炸死炸伤了许多人。活下来的人都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去了。这位老太太跟她的小孙子住在一起。空袭时她正在井边打水,她看见炸弹落到她家房子上,而她的孙子这时正在房子里。

  这个女人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她想在废墟下面挖回点儿鞋袜衣服之类。她一边眼将军说话,一边流泪,泪水从她的两颊簌簌落下来。……

  朱可夫同她告别,然后继续前往尤赫诺夫。朱可夫后来写道:“很遗憾,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妇女,安慰其他因战争而受苦受难、充满悲哀的苏联同胞们。”

  当朱可夫的汽车向尤赫诺夫开去,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红军士兵挡住他的去路。一名士兵走过来对朱可夫说不准再往前走了。朱可夫说出自己的姓名,并问这个士兵他们的部队驻在哪里。士兵回答说坦克旅旅部就在森林里,离这儿约一百码。朱可夫要他们带他去旅部。

  走进树林,朱可夫看见一名同样身穿蓝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军官,正坐在树墩子上。一看见朱可夫,这位军官立即起身立正,报告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

  原来,特罗茨基于1939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在朱可夫手下作过战。这位上校当时担任坦克第11旅参谋长。该旅在巴英查岗山曾打败过日军步兵第23师,这个师是皇军禁卫军的一部分6朱可夫遇见老朋友自然很高兴。

  特罗茨基报告说,德军已占领了尤赫诺夫,他们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鸟格拉河桥。向卡卢加派出的侦察部队查明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5师和第43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特罗茨基指挥的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旅,已经在这个地区呆了两天了,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吩咐特罗茨基派联络军官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布琼尼报告情况,并要他把一部分坦克部署到前边去,组织防御,以掩护美登的接近地。朱可夫还指示这位上校,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把朱可夫对他下达的命令通知总参谋部,并向总参报告朱可夫要到卡卢加的步兵第5师去。然后朱可夫同他告别就动身了。

  这时已经很明显的是,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起来,统一指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一起在克拉斯诺维多沃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开会讨论局势,最后认为这两支部队应立即重新改编为西方方面军,并向斯大林建议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最高统帅部同意了这项建议。朱可夫很快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最高统帅命令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你已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10月10日凌晨,朱可夫来到位于莫扎伊斯克西北约两英里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仍在那里。对此,朱可夫后来说:“从他们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匆忙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这一事实来看,从我跟国防委员会委员们的谈话来看,很容易判断出最高统帅对莫斯科附近出现的困难而又非常危险的局势是极为忧虑的。”

  朱可夫在关于这次会战的回忆录中概括了10月初最高统帅部感到忧虑的一些问题。他指出,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对于形势的估计有严重的错误。在德军正在为这次攻势制订计划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准备。尽管最高统帅部曾发出警告说德军集中了强大的部队来对付他们,但他们忽视了侦察,没有把他们的部队配置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方向上。没有组织纵深防御,也没有把防坦克部队和方面军预备队及时调上来。没有趁敌人的主力在出发地域集结的时机,用炮火和航空火力打击这些敌人。当德军在维亚兹马地域突破苏军防御时,司令部没有作出安排,来撤退面临被合围危险的部队。结果使第16、第19、第20、第24和第32集团军被合围了。

  朱可夫正在方面军司令部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从7月起兼任此职)确认已批准他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并问他是否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同意让科涅夫担任方面军副司令员,并赞成朱可夫的建议,把加里宁方向的部队交给科涅夫指挥,因为这些部队离方面军司令部太远,需要有一个辅助指挥机关。斯大林告诉朱可夫说,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防线,以及正开往这一地区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也都交给他指挥。斯大林最后命令道:“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卢

  埃里克森写道:“朱可夫——红军最能干的首脑之一,担负起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军的领导责任。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整个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兵力集中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上。单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最高统帅部确实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方面军。”

  朱可夫的一位亲密同事K·K·罗科索夫斯基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以前许多年,我就已认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了。戎马生涯使我们多次聚首。多次久别,我们之间职务上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T·K ·朱可夫始终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天赋的人,一个要求严格。坚持始终和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一切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品质正是朱可夫的特点。说真的,有时候他的严厉超过了可以容许的限度……我应当说,在莫斯科会战战斗最激烈的那段时期,我认为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员有时候犯有无端采取粗暴态度的错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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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K·K·罗科索夫斯基著《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1月号,第47页。——原书注

  人们必须记住,正是由于朱可夫具有这些品质,他不去考虑下级的个人感情,才使得他能够组织起莫斯科的防御。为了挑起挽救莫斯科和俄罗斯祖国这个极其沉重的担子,他每每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于是他在全军就有了这样的名声:他是一位严格、顽强、果断,甚至态度粗暴的司令员。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他同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后者此时担任朱可夫的参谋长)一起开了会,当场就一些问题作出了决定。首先,他们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其次,派科涅夫带上几名军官前往加里宁,去协调一那个极重要的方向上的各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ic月三2日清晨,科涅夫奔赴加里宁。那里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对部队进行改编和重新部署。他亲自接管了第22、第29、第30和第31集团军的指挥权。德军攻占了加里宁,但无法再继续前进。几天以后,即在10月17日,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该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部,筑垒地域司令鲍格达诺夫上校迎接了他们。当人们开始开会的时候,炮声和炸弹爆炸声清晰可闻。鲍格达诺夫报告说,加强有炮兵和一个坦克族的步兵第32师,正在鲍罗季诺的接近地同德军先头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展开激战。朱可夫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的防御地段,接着就前往设在阿拉比诺的方面军司令部。

  同时,朱可夫的司令部人员完成了他交给他们的许多战役组织工作。他们制订了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卡卢加一线建立牢固防线的具体方案,他们还要在那里建立纵深防御,并组建方面军预备队。

  莫扎伊斯克防线,对于守卫它的红军部队来说,具有一系列有利条件。它的正面,得到拉马河、莫斯科河、科洛察河、卢热河和苏霍德烈夫河的保护,这些河的河岸都很陡峭,对坦克的运动构成天然障碍。在这条防线上,公路网和铁路网四通八达,使部队能够在各个方向上实施广泛的机动。

  苏军指挥部感到苦恼的唯一问题是部队不够,无法有效地占领这条一百三十六英里长的防线。直到10月10日为止,在这条防线仅仅部署了四个步兵师、三个后备步兵团、五个机枪营以及莫斯科炮兵学校、莫斯科军政学校、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学院和波多尔斯克机炮学校的学员们。虽然原来设想要部署一百五十个营来守卫这条防线,但实际只凑足了四十五个营,部队的平均密度是每个营负责守卫三英里宽的正面。

  最高统帅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首都。10月阳,莫扎伊斯克防线司令部更名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并得到了五个新改编的机枪营、十个防坦克炮兵团和五个坦克旅。IO月11日,莫扎伊斯克防线的部队并人第5集团军,由Ⅱ·Ⅱ·列柳申科指挥。随着各方面军部队的撤退,后撤的部队开始集结在这条防线上。

  朱可夫的使命是明确的,时间是宝贵的。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有些人简直累得站都站不稳了。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的所有战斗部队和设施,应在10月12日午夜11时以前移交给朱可夫的经过改组的西方方面军。同时,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派去了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从10月7日起,从其他方面军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抽调部队派往莫扎伊斯克的有。十四个步兵师①、十六个重新编成的坦克旅、四十多个炮兵团、十个敷雷和喷火器连以及其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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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回忆录中所载数字为十一个步兵师。——译者注

  与此同时,朱可夫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使被合围在维亚兹马的各集团军摆脱重围。在这方面,他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在南部的勃良斯克附近,红军展开激战,试图突破合围。但是仅有少量部队于10月9日在谢夫所克地区突围成功。古德里安写道:“可惜的是,已经突围的部队中看来包括俄军第13集团军司令部”

  两天以后,德军机械化部队有很大一部分陷入泥淖而开不动了。苏军试图沿纳夫利亚河两岸冲出特鲁到切夫斯克包围圈。关于这次战斗。古德里安写道:

  在摩托化步兵第29和第25师之问的地段,爆发了激烈战斗。敌人得以在我防御上打开一个缺口。仅仅由于第5机枪营及时赶到,才封闭了这个缺口。与此同时,奥廖尔东北姆岑斯克的坦克第24军的地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坦克第4师杀出一条路向该城市区挺进,但由于道路泥泞,该师无法迅速得到支援。俄军大批T-34型坦克投入战斗,使德军坦克遭受沉重损失。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拥有坦克优势,但从这以后,情况发生逆转。因此,迅速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变得暗淡了。

  两天后,俄军又继续奋力要在纳夫利亚河和博尔切夫科之间突围,一约有五千人且战且走,冲过了德军防线。但是,10月17日,德军得以歼灭被合围在勃良斯克以北的第50集团军的大部。

  尽管如此,在10月的这些危急的日子里,苏军的顽强防御,暂时阻止了德军的攻势。它为从侧翼组织莫扎伊斯克防线的防御,从而防止敌人夺取莫斯科赢得了宝贵时间。朱可夫命令在威胁最严重的接近地的道路上,建立许多防坦克支撑点和火炮支撑点,并且特别注意可能进行伏击的阵地。10月17日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以后,朱可夫负责的地段减少了一半,使他能集中力量来保卫通向首都的最直接的接近地。

  10月月中,重新编成的第5、第16、第43和第49集团军,仍旧只有九万人,与保卫这条漫长防线所需的兵力相比要少得多。因此,朱可夫决定首先保卫比较重要的接近地——沃洛科拉姆斯克、伊斯特拉、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波多尔斯克一卡卢加这些方向,并用能够得到的大炮和防坦克兵器加强了这些地段。派遣能干的、有经验的指挥员去负责这些地段: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第16集团军和沃洛科拉姆斯克筑垒地域;Ⅱ·A·戈沃罗夫指挥第5集团军,即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R·Ⅱ·戈卢别夫指挥第43集团军,其中包括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筑垒地域;而N·T·扎哈尔金则负责第49集团军,任务是守卫卡卢加筑垒地域。

  在第一梯队的后方,红军工兵部队沿着敌军坦克最可能的接近路设置了障碍物和防坦克工事。预备队也调到主要方向上。方面军司令部再次迁移,从阿拉比诺迁到佩尔胡什科沃。朱可夫写道:“这样一来,便重建了西方方面军,打退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突击”。

  10月13日,朱可夫所部被迫放弃卡卢加,并在莫斯科所有的主要接近地上进行浴血奋战。据方面军情报部门的情报,10月15日,已有五十多辆德军坦克推进到图尔基诺沃地区,大约一百辆坦克推进到洛托施带地区,一百多辆坦克推进到马卡洛沃和卡拉加托沃地区,大约五十辆坦克到达博罗夫斯克地区,还有四十辆坦克到达鲍罗季带。德国陆军第13军向塔鲁萨方向进攻,夺取了塔鲁萨和阿列克辛两个城镇,从北面对图拉形成深远包围。

  西方方面军在敌人日益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方面军司令部未能守住莫扎伊斯克防线。德军在西方方面军防御中部的纳罗一佛敏斯克和波多尔斯克方向上完成了纵深突破。第5、第43和第49集团军放弃了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这样一来,就在莫斯科近接近地上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局势。

  这时,首都的紧张气氛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行人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行走,因为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都被征用,向前线运送部队去了。在整个城市,“黑雪”从一座座公共建筑物的烟囱上空纷纷日落下来。所谓“黑雪”乃是急急忙忙焚毁文件时烧焦的纸片。10月15日,星期三,莫洛托夫召见外交团,通知他们当晚随同政府一起离开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但是,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

  目击过这些事件的新闻记者亨利·卡西迪回忆说:

  我们已领到了前往古比雪夫的车票。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取我的打字机。可是,首先要发一条消息。美联社曾要我写一篇关于列宁墓的文章。“陵墓关闭了。”我打出这么一句话,然后关上打字机。我觉得我发了这条消息,等于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瞥见的莫斯科会战的最后一个场面,是一名骑兵骑着一匹黄褐色小马,在高尔基大街和库兹涅佐夫桥大街的交叉路口的街角上,在一名警察面前拉住马,向前探着身子说话。我的异常兴奋的大脑想象他是在打听上前线的路。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顺着莫扎伊斯克公路往前走,离这儿不远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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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亨利·卡西迪著《莫斯科电讯,1901—1943》,第148页—第150页。——原书注

  山现了惊慌失措的情形,因为到处谣传说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有人冲商店,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有人烧毁党证,并摘掉了斯大林的像。

  A·M·萨姆索诺夫在他的一本关于莫斯科会战史的书《莫斯科城下的大战》中写道。

  就在市区内,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场面;10月16日、17日和18日这三天特别明显。这几天是形势最危急的日子,也正是苏联人民的坚定和勇敢经受严峻考验的日子。

  ……在莫斯科人正以无比的气概表现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随时准备参加英勇战斗的时候,可以看到极少数居民中种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在首都,发现有人散布恐慌情绪,有人放弃自己的工作,有人急忙逃离这座城市。甚至还有不折不扣的叛徒,企图利用已经出现的局势来抢劫社会主义财产。破坏苏维埃国家政权。

  朱可夫证实了萨姆索诺夫的记叙。并且描述了政府为对付这种局面而采取的措施:

  疏散是在10月16日夜间开始的。对所有这些措施,莫斯科人都是以充分理解的心情来对待的。可是正象俗话说的,人多难免出败类。发现有一些胆小鬼、制造恐慌者、谋私利者匆忙南开莫斯科逃向四百八方。他们散布恶毒的谣言,说放弃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动员起来打退敌军,也为了制止由于奸细分子的破坏而在10月16日在莫斯科出现的恐慌情形。国防委员会于10月19日决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

  苏联报纸上公布的这项命令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所有敌人将立即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所有奸细、间谍或煽动骚乱的其他敌人将予就地处决。命令中还说,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负责。

  这段时期是朱可夫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工作,以保全俄国的首都。从沃洛科拉姆斯克经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到谢尔普霍夫的防线上,防守的苏军兵力仍然是薄弱的,而且防线上的一些地段已被德军占领。为了阻止敌人突破到莫斯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选定了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郊区——扎沃隆基——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线作为主要防线。朱可夫认为把西方方面军各集团军从莫扎伊斯克防线后撤,部署到新防线上是适当的。

  朱可夫制订的计划考虑到苏军也许不能在莫扎伊斯克防线挡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将撤到新防线上已经准备好的阵地。得到防坦克武器加强的后卫部队将发动有限的反击,以尽可能长久地阻滞敌人。为了保证军用车辆畅行无阻,其他车辆不得开往莫斯科方向或经过莫斯科。

  这项建议,落款日期是10月19日,是由朱可夫、布尔加宁和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将签署,并呈送给最高统帅部,当天就得到批准,同时秘密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员,由他们针对这项建议制订出详细计划。

  10月19日广播电台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以后,所有仍留在莫斯科的市民们都集合起来,帮助组织城市的防御。在三天时间里,工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职员和学生们已经动员起来,组成了二十五个民兵营(兵力一万二千人)。到10月底,民兵营进一步增加到四个师,共达四万人。

  此外,还建立了一百六十九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坦克歼击组,两者总计共有一万人。莫斯科的工厂开始生产修筑防御工事所必需的各种材料——菱形拒马、铁轨、水泥、砖以及其他材料。很快就动员了四十五万人参加修筑首都周围的防线,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妇女。到11月底,莫斯科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整个防御体系差不多已全部竣工。

  莫斯科人民在严寒气候下艰辛劳作,建立起一个蔚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在莫斯科附近和城内的各条防线上,修建了二百零一英里防坦克障碍物(不包括布雷区);设置了一百五十八英里防步兵障碍物;修筑了三千八百个火力点,其中有一千五百个钢筋混凝土火力点;制造并架设了三万七千五百个金属菱形拒马。为加强莫斯科附近的防线,还敷设了爆炸物和木制障碍物。

  战斗正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上激烈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10月和11月,德国人派出越来越多的轰炸机轰炸首都。莫斯科人冒着空袭,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八万八千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制成品,满载着工人及其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新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工厂。

  在开始向东疏散之前,莫斯科共有七万五千台金属切削机床;经过疏散,只留下二万一千台。战前,莫斯科的供电系统发电能力大大超过一千四百万千瓦;到1941年秋,发电能力不足上述数字的一半。没有撤走的工厂加紧生产各种兵器。例如,莫斯科的一家工厂每天能生产一千五百支什帕金式冲锋枪。

  尽管局势非常严重,斯大林决定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口答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在10月份的作战中遭到了严重损失,现在正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但是德国军队能够,而且肯定将企图进行破坏。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举行阅兵式。为了防备在庆祝活动中遭到空袭,从友邻的方面军调来了战斗机以加强首都的空防。

  莫斯科的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传统的庆祝活动,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在一个不寻常的地点——地下深处的“马雅科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举行。第二天Z即11月7日上午,苏联公民们在飘着雪花的初冬雾雾中,观看了一次独具凤格的阅兵式。一支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从列宁墓前走过,直接开赴前线。

  “这次十月革命节阅兵式无疑具有重大的国内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朱可夫写道。

  在红场的演说中,斯大林设法鼓舞他的听众们,他提请他们注意,比现在还要艰难的日子他们都挺过来了。他让听众们回想一下1918年的情形,那时四分之三的国土都在敌人手里。他说,当时俄国没有盟国,而红军还在草创时期。可是,1941年的情形却不同了。苏维埃俄国有了盟国,同它一起组成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德国法西斯罪行累累,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在一年之内一定会垮台。斯大林最后列举了俄国的伟大先驱者和民族英雄的名字,他说苏联人打的是一场解放战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将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他们。

  11月上半月,苏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挫败预计德军将实施的对莫斯科的攻势。朱可夫继续加强莫斯科附近的防线,并调整了西方方面军的部署。关于朱可夫所起的作用,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作过详细的、有益的介绍。除了记载他负责的地段的作战情况外,别洛夫还描述了他和朱可夫一起出席的一次战略计划会议的情形。他对于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的记述是很有趣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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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Ⅱ·A·别洛夫著《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第42页——第43页。——原书注

  11月9日15时45分,我来到伏龙芝大街上的会合地点。天气阴冷,秋日早临的黄昏已经开始了。不久,朱可夫的车子开来了,我上了车。

  我们从鲍罗维茨基大门进了克里姆林宫。有一段不长的路是徒步走的。我们静静地走着。司令员只是在一处停留一会儿,用手指着一个圆坑说:”炸弹坑。”

  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入口。我们沿阶而下,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

  别洛夫描写了这座地下建筑物中许多戒备森严的房间。走廊的尽头,一扇门开着,通向一间宽敞的、灯火通明的房间。在最左边的墙角处放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摆着好几部电话机。

  朱可夫把我介绍给站在办公室中央的斯大林。

  如今,我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记起那些细小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初次印象使我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

  在那个年代,报纸上对于斯大林是写得很多的,说他坚强、英明,是一个天才人物……

  自从1933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他的模样已经大变了。我百前站着的是一个个头不高、面容疲倦而瘦削的人。八年时间里他好象老了二十岁。可是,朱可夫的举止更使我惊异。他讲话言辞尖锐,有一种傲慢语气。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高级首长也许是朱可夫。而斯大林也完全体察了这一点。他脸上甚至不时露出有些困惑不解的神色。

  对于别洛夫所谓的朱可夫讲话的“傲慢语气”,人们很难无保留地予以接受。别洛夫也许是误解了朱可夫所特有的自信和他意识到他肩负的重任。而且,在同这位大将密切共事近一年时间以后,斯大林不可能不对他的无可否认的才干产生深刻印象。朱可夫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预言性的警告,必定提高了他在最高统帅心目中的地位。在斯大林的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未能阻止德军前进之后,挽救危局的重担就落在了朱可夫的肩上。不可低估的是,正是朱可夫使斯大林确信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是可行的。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不把朱可夫看作是在紧急时刻可以指靠的人。

  而在朱可夫方面,他也能把自己的首长看作是比较具有普通人的性格的人物,而不是看成象苏联报刊描绘的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朱可夫后来在同继任的苏联领导人交往时,沿袭了这种“平等”态度(也许在军事问题上甚至还有优越感),而他后来遭遇的一些麻烦中,有些麻烦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引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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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什捷缅科将军对朱可夫当时的情形作了有趣的描写:“在前面各章里,我对朱可夫元帅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必须补充这样一点,即他是一位有着杰出的指挥才能、胆略和独到见解的人。他实行他的决定是非常坚决的。为了追求这场战争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他也不会停步不前。当朱可夫觉得在某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上自己正确的时候,他能相当尖锐地同斯大林抗争,而这是别人谁都不敢做的。”见C·M·什捷缅科著《战争年代的苏军总参谋部》,第383页。——原书注

  据别洛夫的记述,斯大林在听完朱可夫的反突击计划之后,批准了这项计划,同时拨出三个空军师来支援这次作战行动。他命令把反突击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便使在朱可夫右翼作战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完成其准备工作。重要的是,作战行动必须在两个地段同时发动,以防德军以其预备队实施机动。

  在会见时。别洛夫表示急需增加一批自动武器。他强调指出,德军在火力上明显超过苏军徒步作战的骑兵。斯大林答应给别洛夫一千五百支自动步枪和两个新的七十六毫米口径火炮连。

  同时,最高统帅部把第50军配属给西方方面军,并把图拉的防御任务交给朱可夫负责。这就意味着方面军的防御地带又大大加长了。朱可夫开始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得到新的补充部队和坦克部队来加强防线。其中有些部队刚刚在乌克兰执行作战任务归来。来自最高统帅部的部队,被集中使用在最危险的接近地上,特别是用在预计德军装甲兵团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和伊斯特拉方向上。战土们领到了暖和的冬装——短大衣、毡靴、絮得很厚的棉衣和有耳套的帽子。与此相反,衣衫单薄的德军已经被“严寒将军”折磨得瘦弱不堪了。

  虽然西方方面军得到大量增援部队,到11月中旬已经拥有六个集团军,但都队分散在三百七十多英里的战线上。朱可夫希望确保受威胁较大的地段的安全,并掌握一支方面军预备队,以便在必要时实施机动。但是,11月13日,斯大林打来电话,朱可夫不得不猝然改变计划。对于这次变故,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敌人现在情况怎样”?斯大林问朱可夫。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朱可夫答道。

  “你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预计敌人可能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和诺沃彼得罗夫斯科耶地区向克林和伊斯特拉实施强大的突击。古德里安的集团军很可能试图绕过图拉,向韦涅夫和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同B·M·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斯大林说,“应先敌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必须从北面包围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向德军第4集团军翼侧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我们使用哪些兵力来实施这些反突击呢?”朱可夫问道,“西方方面军没有多余的兵力。我们仅有固守已经占领的防线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可以使用K·K·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坦克第58师、独立骑兵师和多瓦托尔指挥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区,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4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斯大林提议说。

  “现在不能这样做,”朱可夫答道,“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开始进攻时,我们将没有办法来增援我们的各个集团军。”

  “你们方面军有六个集团军,难道这还不够吗?”

  朱可夫回答说西方方面军的防御正面大大加长了,加上弯曲部,目前长达三百七十英里。在他的防御纵深内,特别是防线的中央,预备队很少。

  斯大林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把计划报上来。”

  朱可夫再次试图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些反突击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消耗掉余下的预备队,可是电话线断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这次谈话使朱可夫很沮丧,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没有考虑他的意见,而是“因为将士们曾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誓死保卫的莫斯科处在极大的危险中,而我们却奉命把我们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一次极其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而且,我们要是把预备队全部消耗掉,我们就无法增援防御上的薄弱地段了。”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布尔加宁走进朱可夫的办公室,说:“晤,这次我受到了严厉斥责。斯大林对我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坚持要我立即来找你,立即组织反突击。”

  朱可夫对布尔加宁说:“嗯,有什么办法,就这样啦!请坐,让我们把B·Ⅱ·索科洛夫斯基叫来,并预先通知一下集团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尔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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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著《德国的首次战略性失败》,载《莫斯科新闻》。1966年11月19日,第12页。——原书注

  两小时以后,方面军司令部向第16和第49集团军司令员以及其他主要指挥员下达了实施反突击的命令。

  反突击实施了,但德军几乎在同时重新对莫斯科发动攻势。他们向莫斯科西北的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的左翼发动了突击,同时向西方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的右翼和中部发动突击。三百多辆德军坦克同时发动进攻,而苏军只能调集到五十六辆坦克,其中许多坦克还是火力较差的轻型坦克。

  对于红军其他部队来说,局势也是危急的。别洛夫说,第49集团军兵员不足,无法实施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它的右翼有三个师,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师(其中两个师已荣获近卫师的光荣称号),在最近的战斗中遭受了沉重损失。例如,近卫步兵第5师的步兵第765团只有一百二十三名战士,而步兵第60师只有五百名战士。

  别洛夫写道,斯大林曾答应他为支援这次行动拨出的三个空军师,被转用到另一地段上。他的骑兵们还发现,他们的情报对德军兵力的估计过低了。在沿纳拉河进行反复争夺的激烈战斗中,别洛夫同自己的司令部失散了。别洛夫找到骑兵第5师师长B·K·巴兰诺夫少将,向他询问关于战斗进展情况。巴兰诺夫说,他的师实际上已被德军大部队挡住去路。别洛夫用巴兰诺夫的野战电话同另外几个师联系,从每个师都得到了类似的回答。原来,在每个机械化骑兵集群对面,敌军不是两三个营,而是“至少有两个德军师部署在我们前面”。朱可夫不得不下令脱离战斗,而且费了很大气力,才达到了目的,同时还不得不变更卡希拉地区的部署。

  11月16日晨,德军突破了第30集团军的防御,开始向克林继续进攻,而且在克林没有苏军预备队来抗击德军。德军还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伊斯特拉发动进攻,使用了四百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而苏军装甲部队的兵力是一百五十辆轻型和中型坦克。

  这时,指挥第16集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开始感到敌军对克林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改善他的集团军的态势,并阻止德军的推进,罗科索夫斯基认定他的部队必须从伊斯特拉水库以西六七英里的一条防线上的阵地后撒到一条新的防线上。

  罗科索夫斯基后来记述说。

  水库本身、伊斯特拉河以及周围一带地区构成了一条非常有利的天然防线。我认为,及时占领这条防线,将能借助为数不多的部队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并能把一些部队配备到集团军的第二梯队。从而建立一个纵深防御地域,同时能省下一定数量的部队去加强克林方向的防御。

  经过全面的考虑,并同我的助手们一起仔细进行了研究之后,我把我们的设想报告给方面军司令员,并要求他允许我们后撤到伊斯特拉防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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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K·K·罗科索夫斯基著《在首都北部接近地上》,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2月号,第52页—第53页。——原书注

  经过一系列几乎是不间断的作战和交火,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在兵员和兵器方面都遭到沉重损失。而且,剩下的部队也已精疲力尽。此外,罗科索夫斯基写道,“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疲劳得连站都站不稳了,只有在乘车从这一地段到另一地段的旅途中,才能打上一个盹儿。”

  在这种情况下,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料到他的老朋友(原来还是他的下级),会拒绝他提出的后撤要求。他写道:“T·K·朱可夫大将听了我们的建议和要求,断然表示不同意,并命令我们拼死据守,决不许后撤一步。”

  罗科索夫斯基非常失望,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定越过朱可夫宜接找总参谋长。

  我认为后撤到伊斯特拉防线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不能同意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定,于是我直接找了总参谋长、苏联元帅B·M·沙波什尼科夫,向他详细说明我的建议是可行的。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收到了他的答复。他对我们说这项建议是正确的,他作为总参谋长批准实施这项建议。

  由于我在和平时期在军队任职期间就熟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所以我确信这个答复肯定是经过最高统帅同意的,无论如何是报告了最高统帅的,得到总参谋长的许可以后,我们立即起草了要部队在当天夜间把主力后撤到伊斯特拉水库防线的命令。为了掩护这次后撤,在原来的阵地留下几支加强分队,等到掩护任务完成以后,他们只有在受到敌军压力的情况下才可后撤。

  一个下级越级上诉,而且他的行动得到了上一级的批准,那位遭到否决的指挥员知道自己的权威受到破坏,这种情形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是一桩严重的事情。朱可夫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给罗科索夫斯基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方面军的部队是由我指挥的。我撤销关于部队后撤到伊斯特拉水库对岸的命令。我命令在已占领的防线上进行防御,不得后撤,一步也不得后撤。朱可夫大将。”

  罗科索夫斯基服从了。

  《军事史杂志》的主编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尝试,想弄清这次争执的原委。他们要求朱可夫解释一下这段往事。

  主编走访了前百方方百军司令员、苏联元帅朱可夫,要求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不准第16集团军后撤到伊斯特拉河对岸。他回答说,关于第16集团军后撤问题,不仅要考虑这个集团军本身的利害,而且要依据整个方面军的态势来作出决定,这个集团军一旦撤过伊斯特拉河,第5集团军的右翼就将暴露出来,而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佩尔胡什科沃方向将失去保护。”

  德军开始向第16集团军左翼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迫使苏军向东退却,德军还强波了伊斯特拉河。

  在伏尔加河水库以南,德军突破第30集团军的防御,以其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迅速推进,扩大突破纵深。同时,德军向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方向强攻,从北面合围伊斯特拉水库。

  由于德军投入了六个师(三个坦克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摩托化师),对苏军第30集团军的摩托化步兵第107师和第16集团军的步兵第126师、骑兵第17师、坦克第58师以及坦克第25旅发动进攻,克林和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方向的形势变得极端危险了。

  罗科索夫斯基写道:“所有这些部队,实力都很弱,兵员不足。摩托化步兵第107师只有大约三百人。我们的坦克第58师已没有坦克,而坦克第25旅只有十二辆坦克,其中四辆是T-34坦克。”

  在德军方面,尽管向前推进了,但军官们对他们自己能否取胜,忧心仲仲,出现了许多不祥的迹象。最令人不安的是,补给品奇缺,特别是冬装和在严寒条件下维护武器装备所必需的备品。严寒使得坦克的光学瞄准具不起作用,发动机必须经过预热才能发动(德军在坦克下面安装了火炉)。德军占领区的俄国人民的态度也不容忽视。古德里安记载了他同奥廖尔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公民的如下一段谈话:

  作为表明俄国人民的态度的一个例证。我想引用我当时在奥廖尔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沙俄将军对我讲的一番话。他说;“倘若你们二十年前来,我们本来会伸出双臂欢迎你们的。可是现在太迟了。我们刚刚开始走上正轨,你们倒来了,又让我们倒退二十年,以致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做起。所以我们都为俄国而战,而且在这一事业中,我们大家都是团结一致的。”

  11月23日,古德里安去会见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冯·柏克元帅,要求推迟进攻日期。理由是部队已经精疲力尽、没有冬装、补给系统运转不灵,以及缺少坦克和大炮。冯·柏克打电话向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布劳希奇断然拒绝了古德里安关于转入防御直到明春的建议。古德里安得出结论说:“鉴于陆军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拒绝我的要求所采取的方式;必须认为不仅希特勒本人,而且他们也都赞成继续进攻。”

  由于德军在几个不同的地段进抵到离莫斯科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态势急剧恶化。居住在莫斯科西北区的居民,能够清晰地听到炮声。11月22日,德军几个师冲进了莫斯科北面的克林,并进抵到莫斯科西面的伊斯特拉。后者距首都大约十五英里,这是德军(在这次战争中)所到达的离莫斯科最近的地点。德国人后来回顾说,他们“能够通过一架高倍双筒望远镜望见莫斯科”①,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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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亚历山大·沃思著《战争中的俄国》,第254—第254页。——原书注

  德军占领克林以后,转而进攻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负责守卫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向后撤退。这时,方面军从其他地段抽调了一切可能抽调的力量。包括防坦克排、炮兵连和从莫斯科防空司令部抽调的高炮营,来加强防御。第16集团军一直坚持到从谢尔普霍夫调来的第7师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两个坦克旅和两个防坦克炮兵团开到。这些增援部队使得罗科索夫斯基能够建立起一条坚固的防线。

  在莫斯科北面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期间,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斯大林问方面军司令员。“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朱可夫口答说,“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二百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很不错。”斯大林说,“你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将在11月底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我们还没有。”

  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决定把新编成的第1突击集团军集中在亚赫罗马地区,第10集团军将集中在梁赞附近。

  朱可夫所以持乐观态度,部分原因是战线的其他地区最近发生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11月12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对齐赫文实施了反突击。11月17日,南方方面军在罗斯托夫附近发动反攻,终于把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赶回米乌斯河对岸。11月29日,红军夺回了罗斯托夫。德军指挥部立即从战线的其他地段调抽若干个师到齐赫文和罗斯托夫去。此时正值德军对莫斯科的大规模强攻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因此,苏军在齐赫文和罗斯托夫的反击,减轻了俄国首都所受的压力,支援了莫斯科附近的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的实施。

  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峨们倒霉的日子始于罗斯托夫,那是一个灾祸将临的预兆。”

  哈尔德日记11月30日的一段记载,充满了关于未来事态的种种不祥之兆。他首先列举了东线德军从1941年6月22日到11月26日的伤亡数字:二万四千六百五十八名军官和七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名军士和士兵阵亡、受伤或失踪。东线军队缺员三十四万人,步兵兵力已消耗了一半。每个战斗连队的兵员仅有五六十人。

  希特勒对于战局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当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1军请求后撤到从塔甘罗格经米乌斯到巴赫穆特河口一线的时候,希特勒禁止它这样做。哈尔德写道;“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我军的状况,还一直在闭门造车,煞费苦心地出主意。”统帅部里的紧张气氛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这样的场面:

  陆军总司令受命于13时去见元首。看来,这次谈话是十分令人不快的,从头到尾一直是元首在谈话,不停地训斥、辱骂,一想到什么就大声喊叫着下达命令。遗憾的是,陆军总司令屈从于元首的执拗,立即下令不得后撤到上述防线。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回答说,他不能执行这项命令,并要求要么撤消命令,要么解除他的职务。

  第二天,龙德施泰特就被解除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的职务。

  朱可夫继续在莫斯科附近积聚预备队,准备发动反击。他的两个新的集团军8经作好战斗准备。他把第20集团军部署在洛布纳、斯霍德纳和希莫克地区,指示别洛夫的骑兵军进入阵地。第20集团军也是由若干授增部队新改编成的。11月27日,在得到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增援后,朱可夫所部对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发动反击,把它赶到卡希拉以南十八英里的地方。12月1日,第1突击集团军的一部,在亚赫罗马地区把德军赶过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俄国军队发动的这几次快速反击,阻止了希特勒军队在莫斯科南北两个方向的进攻,使他们的钳形攻势无法在俄国首都以东形成合围。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但德军指挥部还不认为它的攻势已经失败。冯·柏克元帅在12月2日发布的命令中说:“敌人把整团整师的部队从战线不那么危急的地段调到比较危急的地段,企图借此来缓和他们的困境。仅仅在一个地段发现有小量新的增援部队到达……敌人的防御处在危机的边缘。”

  12月最初几天,德军投入了第4集团军的若干个师,作最后一次拼死的努力,企图从纳罗—佛敏斯克向莫斯科突破。德军在阿普雷烈夫卡方向突破了防线,突破纵深达十二到十五英里,但是这些部队在战斗中被K·Ⅱ·戈卢别夫的第43集团军所消灭。

  德军指挥部认为,必须首先除掉图拉突出部,然后才能着手实现其他目标。古德里安为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对这里施加更大的压力。12月3日,德军切断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和公路,以军火工业而著称的图拉古城被合围。从11月22日起受命负责保卫图拉的N·B·鲍尔金将军描写了12月3日这个关键的日子里发生的情形:

  电话响了,是司令部打来的,朱可夫将军要我接电话。我感到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结果不出所料。“喂,鲍尔金同志,”朱可夫说,”这一回你第三次搞得自己被合围了,这是不是大多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把你的集团军司令部和指挥所迁到拉普特沃。可是你是个木头脑袋,不肯执行我的命令……“

  “司令员同志,”我回答说,“倘若我和我的集团军司令部迁走了,古德里安早就把这块地方占领了。态势会要比现在坏得多。”

  一连好几分钟,话筒里劈劈啪啪响个不停,最后我终于又能听见朱可夫讲话了。“你正在采取哪些步骤?”他问。我报告说,第258师步兵第999团已采取行动,以扫清莫斯科公路,而且正在对卡希拉附近的德军发动进攻。“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朱可夫问。“我可以请求您把格特曼坦克师的坦克沿莫斯科公路向南调动,接应步兵第999团吗?”“很好,我将这样做,”朱可夫说,“不过你也把你的本事拿出来吧。”

  百亚佐夫(第258师师长)每隔一小时左右就打一次电话来。第999团一直战斗了十七个小时:终于又有电话打来了——欢欣鼓舞、心情激动的西亚佐夫报告说:“司令员同志,韦杰宁(团长)刚打电话来说,他的部队跟格特曼的坦克部队会师了。图拉一莫斯科公路可以恢复通车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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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亚历山大·沃思著《战争中的俄国》引用的材料,第256页—第257页,N·B·鲍尔金著《生活的一页》,第184页—185页。——原书注

  对图拉的所有进攻都失败了。古德里安后来把他的失败归因于他的部队的疲惫、气候极端寒冷、缺乏燃料以及朱可夫的西伯利亚预备队及时赶到。

  到了12月5日,西方方面军对面所有地段上的德军都遭到严重消耗,因而开始转入防御。苏军这时已做好对业已精疲力尽、冻得半死的敌人发动强大反攻的准备。对于德国人是怎样被挡在莫斯科的大门口的,朱可夫曾作过如下说明:

  战后,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是怎样挡住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的,关于莫斯科班近的保卫战的经过,已经有过很多记载,而且基本上是准确的。不过,曾作过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我,也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希特勒统帅部在计划实施象“台风”战役这样复杂的大规模的战略性战役时,严重地低估了为保卫莫斯科而战的苏联军队的力量和条件,过高地估计了它为突破我军防御并夺取苏联首都而集结的德军部队的能力。

  为实施”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而建立突击集团时,他们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敌人的侧翼突击集团,特别是在图拉地区作战的侧翼集团,力量很薄弱,其编成内没有足够数量的诸兵种合成兵团。正如实际情况所表明的,在那种条件下,把一切都寄托在装甲部队身上,是靠不住的。它们疲惫不堪,受到很大损失,丧失了突破能力。

  德军统帅部未能及时完成对我方面军中央同时发动进攻的准备,尽管他们在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做。因为没有发动这种突击,使得我们有可能把所有预备队(包括师的预备队)随心所欲地从中央各地段调往两翼去抗击敌人的突击集团。德军遭到严重损失,没有做好冬季条件下的战斗准备,苏军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敌人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未能包围我们一个师,也未能打一发炮弹到莫斯科市区。到了12月初,敌人已经精疲力尽,而且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但那时西方方面军却从最高统帅部得到了两个重新编成的集团军以及另外一些部队(这些部队编成了第三个集团军——第20集团军)。这样就使得苏军司令部能够组织一次反攻。

  对于俄国在防御方面取得这次胜利的上述评价,看来是苏联人士历来所作的最公正的评价。朱可夫指出,苏军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是从防御战发展成的,它完全是苏军11月底和12月初对德军两翼反击的必然结果。而这次反攻的实施办法,是在战斗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

  直到11月底以前,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特别是西方方面军还都没有制订出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攻的计划。直到那时为止,朱可夫和其他领导于部还都在全力以赴地制止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猛烈进攻。

  11月29日,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耍求把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拨给西方方面军指挥。斯大林问朱可夫:“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朱可夫对斯大林说,德军已经极端虚弱。可是,如果不增加新的部队,西方方面军不可能排除敌人楔人名的防线的危险,一旦德军能够从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调来补充兵员,局势肯定会恶化。当晚,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决定把这两个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交给西方方面军指挥,并命令他提出这些部队的部署计划。

  11月30日拂晓前,斯大林打电话询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于在整个方面军的战线上实施一次反攻有什么意见。朱可夫回答说,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发动这样的进攻,但是他可以扩大已经在方面军两翼展开的反击,也许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接着,当天就制订了一项充分利用已经拨给方面军的几个新的集团军的作战计划。

  朱可夫的计划的核心是在新的集团军到达并在指定地域集中之后,于12月3日夜间至4日凌晨开始反攻(实际上,由于必须反击德军在纳罗一佛敏斯克附近的突破,这次反攻推迟到12月6日才实施)。当前的目标是,向克林、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发动突击,以粉碎方面军右翼的德军各主要集团,同时向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即向古德里安集团的侧后发动进攻,以消灭方面军左翼的德军。

  方面军中央的各集团军预定在12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开始进攻,以达到钳制当面敌军,阻止德军从这里调走部队的有限目标。作为这次反攻的先决条件,必须阻住莫斯科西北和卡希拉方向上敌人的推进。

  11月30日当天,朱可夫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未作任何改变便批准了。接着是朱可夫向他的部队分配任务。

  B·N·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在消灭了突破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军以后,在德米特罗夫一亚赫罗马地区展开。在第20和第30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亚耶沃斯洛博达的总方向进攻。

  第30集团军的任务是打垮罗加切夫和博尔谢沃地区的敌人,协同第1突击集团军夺取雷谢特尼科沃和克林,并进而向科斯特利亚科沃和洛托施带进攻。

  第20集团军从红波利亚纳一自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五突击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协同,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该城。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16集团军右翼向克留科沃推进,尔后向伊斯特拉方向突击。

  在图拉地区进行防御的第50集团军,奉命向博洛雷沃一谢基诺方向进攻,尔后依据情况行动。别洛夫的战役集群从莫尔德韦斯出发,在第10和第50集团军民合下向韦涅夫实施突击,尔后向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新莫斯科斯克)和迭迪诺沃突击。

  部署在谢烈布良内耶普鲁德一米海伊洛夫一线的第10集团军,将进攻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就这样,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新部队投入了对德军“北方”和“南方”集团各兵团的作战。

  正在战线中部进行防御的西方方面军的四个集团军,即第5、第33、第43和第49集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钳制德军,使其无法自由调动,因为苏军这四个集团军严重缺员,无法执行更有决定意义的行动。

  朱可夫写道: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2月2日上午,斯大林在电话上问我:“方百军司令部对敌人及其战斗力怎样估计?”

  我回答说敌人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显然它没有预备队来加强它的突击集团了。没有预备队,希特勒的军队就无法发动进攻。最高统帅说:“好吧,我还要再给你打电话。”我意识到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过了大约一小时,最高统帅又打来电话,询问方面军今后几天的计划是什么。我报告说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进行准备,以便按照已获批准的计划发动反攻。

  12月2日,斯大林在跟朱可夫通话时说,已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支接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打算让所有这些大部队同时发动突击。

  两天以后,即在12月4日晚,斯大林再次与朱可夫通话,问他。“除去已经给了你们的,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意识到再要求大量增加新部队,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国土防空军司令部的空中支援。他认为,要迅速扩大突击的战果,至少必须有二百辆配有乘员的坦克,而西方方面军只有有限数量的坦克。

  “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斯大林回答说,“航空兵可以。我立刻打电话给总参。请注意,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将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将从耶列次地区发动进攻。”

  朱可夫后来说,11月底和12月初,苏军组织这次作战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发动的反攻后来发展成那样大的规模。朱可夫写道;“据我的记忆,没有对这次反攻特地发布过命令或指令……莫斯科附近的这次反攻并非象在斯大林格勒那样,有一个明确规定的开始日期。”定于11月30日发动的反击,其目标是有限的,即向北突击大约三十七英里,向南突击大约六十二英里。但是很快就查明敌人已十分虚弱,既不能继续进攻,也不能组织坚固的防御。因此,当德军在方面军右翼,特别是在方面军左翼撤退的时候,朱可夫下令加紧进攻。12月6日凌晨,莫斯科大反攻开始了。

  朱可夫对这次作战的描述是准确的,看来对于当时的局势(至少在开始阶段,局势仍是极微妙的)作出了诚实的估价。

  12月6日,在经过集中的空袭和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采取行动。随着战斗的进展,证明主动权掌握在如今已是士气高昂的俄国人手里。这时,早一天发动进攻的加里宁方面的部队已经在加里宁以南楔入敌军防御。

  加里宁方向的攻势起初是成功的,但由于冬季道路无法通行和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受阻。西方方面军右翼向敌人施加了强大压力,大有分隔并合围从克林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的德军集团之势。

  苏军对克林的进攻,迫使德军指挥部开始从邻近地段调兵增援,但他们这样做,反而便利了红军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红波利亚纳和伊斯特拉的进攻。

  12月13日日终,德军在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的抵抗被粉碎,丢下大炮和车辆向后退却。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向西退却的德军部队,遭到苏军飞行员的轰炸,损失惨重。

  12月12日,即在这次反攻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库利尔·D·卡利诺夫在方面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可夫。他写道。

  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疲劳到了极点。他两眼布满了血丝,深陷到眼窝里。他瞌睡得似乎挺不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嘶哑的。他仍然凭着他的非凡的毅力坚持着。在他面前,桌上放着好几杯酽茶——酽得发黑。他喜欢喝茶,而且喝得过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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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库利尔·卡利诺夫著《苏联元帅们拥有发言权》,第159页。——原书注

  朱可夫并没有疲倦到无法指挥部队的程度。他仍然保持着他在哈勒欣河和列宁格勒完成艰巨任务的那种精力和坚强意志。可是,卡利诺夫注意到,他对有些下级人员几乎失去耐心。他写道:

  他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场的时候,他在电话上跟别洛夫将军做过一次谈话。别洛夫有着顿河哥萨克那种倔强脾气,有一种无论什么事儿总喜欢自己作主,而不去询问上级司令部意见的倾向‘当时别洛夫指挥的南部预备队集群,编成内有两个哥萨克骑兵师和近卫第1师。12月16日到18日,他打垮了德军坦克第17师、步兵第28、第29和第30师,解放了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韦涅夫……

  别洛夫相当有威望,而且很受斯大林器重。可是朱可夫不管这些,照样毫不客气地向他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命令你一刻钟之内到我这儿来。”他冲着话筒咆哮着,“你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这个我不管,我命令你到这儿来!……什么?……你要是不来’我关你的禁闭……,你听懂了吗?”

  别洛夫准时赶到,会见了朱可夫。

  同时,哈尔德的日记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12月12日,哈尔德在电话上同冯·柏克元帅讨论了当天发生的事态。嗣后,哈尔德在日记中隐晦地写道:

  “战局已进入十分危急的阶段。第134师和第45师不再能够继续作战了。没有补给品。对图拉和库尔斯克之间地段的控制垮掉了。集团军群的命令规定分阶段地后退到图拉——诺沃西尔季姆一线。”哈尔德指出,在北方,积雪封锁了铁路线,阻碍了补给品的运输和部队的调动。

  与此相反,朱可夫却在向斯大林报告好消息。朱可夫写道:“1941年12月6日,在前几次战斗中已使敌人精疲力尽的方面军的部队,对敌两翼之突击集团发动了决定性反攻。经过这次攻势,这两个突击集团均被击败,丢下武器装备仓皇退却,遭到了巨大损失。”

  12月13日,苏联新闻局宣布,德军要包围俄国首都的企囹已经失败。苏联报纸还刊登了赢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的红军将领们的照片。他们是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沃罗夫、鲍尔金、Q·N·戈利科夫、别洛夫和A·A·弗拉索夫。朱可夫的一张大照片爱在中央,周围是其他将领的较小的照片。

  从朱可夫12月13日到24日发出的指令看,他的下一步的战役目标是使右翼前出到祖布卓夫一格查次克一线,使左翼前出到波洛特尼亚内伊扎沃德—科泽尔斯克一线。这个计划把方面军中央各部队构成后方梯队,配置在莫扎伊斯克一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一线,其目的是要造成以方面军左右两翼合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各主力兵团的局面。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解释说,西方方面军中央的各集团军(第33、第43和第49集团军)没有参加反突击,而且在随后的反攻中进展缓慢,因为为了增援两翼,它们的兵力大都已被调走。只是在德军开始向鲁扎河和拉马河仓皇退却时,朱可夫才命令这三个集团军向前推进。

  朱可夫还巧妙地使用了方面军的空军,因而使德军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失去了空中优势。可供使用的苏军飞机,有四分之三用于支援方面军右翼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其余的飞机(包括最高统帅部配属给西方方面军的三个空军师)都用来援助别洛夫将军的骑兵部队以及第10和第50集团军。方面军空军指挥所,同设在佩尔加什科沃的朱可夫的司令部在一起,有助于保持紧密协调和控制。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的领导方法,和他为确保牢固地不间断地控制他的部队而采取的一套做法。有时候,他的方法是非正统的,是同苏军战术实践相反的。例如,他为把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而辩护。他虽然承认这种做法是违背公认的安全准则的,但他认为最优先的考虑是同他的下属保持经常不断的密切联系。

  西方方面军靠近首都,这对朱可夫完成他的使命也有一定助益。朱可夫可以使用政府通讯网和民用通讯网的全部通讯线路,使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能够同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以及方面军编成内所有集团军保持电话和电报联络。为了防备万一,还设置了紧急通讯系统,而且在必要时,方面军司令部和指挥所甚至能够同某一个师直接联系。

  朱可夫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作战行动一旦开始、方面军司令员必须呆在他的司令部里,以便同他的下级指挥官、邻近的方面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保持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可是,有一天他认为他必须到第16集团军的一个师去看看。他离开的时间不长,但却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斯大林得到的情报说红军放弃了离莫斯科很近的迭多夫斯克。他自然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不安,特别是因为近卫步兵第9师在11月28日和29日曾打退了德军在这个地区的猛烈进攻。他打电话给朱可夫。

  “你是否知道迭多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不,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

  “一个司令员应当知道他的前线发生的事情。”斯大林生气了,命令朱可夫到现场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迭多夫斯克”。

  朱可夫表示反对,说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离开方面军司令部未必慎重。

  “不要紧,”斯大林对他说,“我们会想办法应付。让索科洛夫斯基暂时代替你。”

  朱可夫立即同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要求他说明为什么不把撤出迭多夫斯克的事通知方面军司令部。但立刻弄清楚了,迭多夫斯克并未被德军占领,可能指的是迭多沃村。

  “很明显是弄错了,”朱可夫写道,“我决定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误会。可是,正象俗语说的,镰刀碰在石头上,硬碰硬。斯大林大发雷霆,要我立刻出发到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去,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点从敌人手里在口来。”斯大林还命令朱可夫带上第5集团军司令员戈沃罗夫将军去组织炮火,支援第16集团军。

  虽然戈沃罗夫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这一趟,但朱可夫觉得再表示反对也没有用了。

  朱可夫同戈沃罗夫、罗科索夫斯基一起驱车来到A·Ⅱ·别洛鲍罗多夫的师。“师长对我们来到他的部队未必高兴,因为他当时正忙得要命,却不得不向我们说明关于敌人占领迭多沃村深谷那边几幢房子的情况。”

  别洛鲍罗多夫说明,从战术考虑,夺回这几幢房子是不合适的。可是朱可夫不想告诉这位师长,他朱可夫不得不根据严重违反战术原则的考虑来行动。因此,他命令别洛鲍罗多夫派一个步兵连和两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一排德军赶走。

  朱可夫打电话给他的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后者报告说,斯大林已经来过三次电话,问:“朱可夫在哪儿?”斯大林命令朱可夫立即返回方面军司令部。

  在朱可夫打电话给最高统帅报告这次战斗的情况时,斯大林才随口问了一句:“唔,迭多夫斯克怎样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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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著《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0月号,第75页一第76页。——原书注

  在这次反攻期间,朱可夫有时发现不得不到各个方面军司令员那里去协调他们的行动,进行指导以及发布特别的指令。在反攻开始后大约一个星期,朱可夫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追击敌人必须迅速,以防敌人脱离战斗。必须广泛使用强大的先遣部队去夺占公路交叉点和隘路,并打乱敌军的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

  ……我严禁对强固的抵抗中心实施正面进攻。先头梯队应毫不停顿地绕过它们,把它们留给后续梯队去歼灭。

  朱可夫是在他的突击部队陷入代价高昂、劳师费时的正面进攻而无法前进之后发出上述命令的。许多苏军指挥员缺乏进攻作战的经验,使得情况更复杂化了。有的指挥员由于担心被合围,对于把部队投入战线上的缺口,有些犹豫不决。大规模装甲兵团不足,严重妨碍了朱可夫的突破计划的完成。由于缺少坦克,朱可夫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封锁敌军的退路。尽管这些部队打得很好,但比起坦克来,总要逊色得多。

  到12月16日,苏军部队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在此后的几天里,别洛夫将军的部队和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在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中,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车辆。

  12月16日夜间,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活,禁止他继续后退,并答应派来补充部队。奉命午夜去向“元首”汇报的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时希特勒讲的一番话:

  请安静!全面退却问题,毫无考虑的余地。敌人仅仅在几个地方取得了重大突破。关于修筑后方阵地的主张,完全是胡说八道。前线唯一的困难是,敌军士兵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它的炮兵一点儿不比我们多。它的士兵同我们的士兵相比差得远。

  12月19日,希特勒宣布他亲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代替被解职的冯·布劳希奇元帅。

  翌日,古德里安飞到东普鲁土,同“元首”讨论前线形势。希特勒的态度是不友好的,毫无同情心的。他对古德里安说,作为“元首”,他有权利要求德国官兵牺牲他们自己。古德里安回答道,只有在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才可以要求作出牺牲。这位坦克部队司令官然后抱怨说冬装还没有运到。希特勒一听。立即愤怒地加以否认。等到把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找来以后,他不得不承认古德里安说得不错。“严寒给我们造成的伤亡比俄国人的火力造成的伤亡多一根。”

  1941年圣诞节那天,红军对古德里安所部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切尔恩合围了德军机械化步兵第10师的部队。德军突围后,古德里安命令部队后撤到苏萨河一奥卡河一线的阵地。代替患病的冯·柏克元帅的冯·克卢格元帅,对此想不可遏,要求陆军最高司令部解除古德里安的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就这样做了。

  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反攻期间(12月6日至25日),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摧毁或缴获了一千辆坦克、一千四百立十四门火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西南方面军的部队缴获或击毁了八十一辆坦克、四百九十一门火炮,还有其他兵器。数以万计的修军官兵阵亡。据现代苏联的资料说,德军阵亡和被俘人数约为三十万人。对莫斯科的威胁解除了。

  由于朱可求的反攻取得了用以利,1942年1月1日,方面军战线的态势如下:

  第1突击集团军、第16和第20集团军正在把德军向后推到拉马河和鲁扎河一线(最高统帅部已把第30集团军调给加里宁方一面军人在中部,第5、第33、第43、第49集团军则在鲁扎河、纳拉河和奥卡河一线,向莫扎伊斯克、博罗夫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康德罗沃方向实施攻势作战。在左翼,第10和第50集团军,以及别洛夫的集群正胜利地追击馆军,向尤赫诺夫、莫萨尔斯克和基洛夫(莫斯科西南)挺进。

  同时,加里宁方面军正向斯塔里家和尔热夫总方向上进攻,而重建的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西方方面军左翼稍后的奥卡河一线作战。

  这时,朱可夫左翼的各集团军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他们已深深楔入德军防线,能够展开一次胜利的攻势。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部队。可是,方面军的预备队已经用完,朱可夫宴求再拨给一些部队,最高统帅部没有同意。朱可夫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得到四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一个集团军、西方方面军加强两个集团军),他本来错够收复这些方面军在德军10月攻势之前所占据的阵地的。

  斯大林为红军在莫斯科附近的胜利所陶醉,认为德军没有作好冬季作战的准备,在苏德战场上的其他地段也会清退,因而想在从拉多加湖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尽快开始总攻。

  1942年1月5日晚,朱可夫被召到莫斯科商讨今后的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B·M·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沙波什尼科夫扼要地通报了前线情况,谈了作战计划草案。很快大家就清楚了。斯大林打算把正在实施的反攻扩大到战线上的所有其他地段,目的是要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以及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敌军。

  这项计划确实是很庞大的。计划规定,由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

  列宁格勒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是,粉碎北方集团军群,消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酉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航任务则是打垮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地区。商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则负责解放克里米亚。这次攻势的开始时间应尽可能提前。

  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的汇报作了总结。他说:“现在,馆军在莫斯科附近遭到失败后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发动总攻的最好时机。”

  对于作战计划作了说明以后,斯大林问:“谁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可夫意识到,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攻势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搞到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于是他发言说,几个方面军应在西部战略方向上继续进攻,因为这里获胜的条件最有利,敌人还没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甚至为了达到这个有限的目标,一也必须补充人员和战斗装备。补充补给品,特别是增加坦克部队。他论证说,红军部队如果要在列宁格勒地区和西南地区发动攻势。就必须用强大的炮火在德军坚固的防御上打开最初突破口,否则的话,部队很快就会弄得疲惫不堪,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因此,朱可夫要求加强莫斯科以面的各方面军(即在战线中央的各方面军),并在这些地段上实施主要进攻,而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则应暂时坚守。

  从朱可夫说明他的看法时,斯大林的几次插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早已作出了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尽管如此,1939开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在1942年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发了言。他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表示反对发动总攻。斯大林反驳沃兹涅先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主张进攻,并说:“我们应当尽快消灭德军,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也支持斯大林的意见,他们缩小沃兹涅先斯基预见到的那些困难,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眼的。别的人都没有要求发言,于是斯大林宣布会议结束,说:“那末好,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朱可夫不能不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把军事顾问们叫到最高统帅部来,不是为了讨论总攻是否可行,而是象他喜欢说的那样,是为了“提请军方注意”。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对他的朋友朱可夫说:“你的意见自提,这个问题最高统帅早已决定了。几乎给所有方面军都已发出了指令,各方面军将在今后几天内开始进攻。”

  “那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我也不知道,老兄。”沙波什尼科夫叹了一口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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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可夫著《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0月号,第79页一第80页。——原书注

  1月7日傍晚,朱可夫的方面军司令部接到指令: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任务是设法合围莫扎伊斯克一格查次克一维亚兹马地区之敌。

  当苏军攻势重新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坚守苏军在10月和11月曾筑有强固防御阵地的拉马河一线。这些阵地完好无损,从而使德军有可能变更部署和重新集聚兵力。

  1月10日,经过九十分钟炮火准备以后,缩20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编成内的、由N·A·曾利耶夫少将指挥的骑兵军,以及坦克第22旅和五个滑雪营开始进攻,以求在沃洛克拉姆斯克地区突破敌军防线。经过两天激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普利耶夫的骑兵军同五个滑雪营和坦克第22旅一起进入突破口,向沙霍夫斯卡亚挺进。

  1月16日和17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占领了洛托施进和沙霍夫斯卡亚,切断了莫斯科一尔热夫铁路。

  朱可夫认为,苏军恰恰应该在这里增加兵力,以便扩大战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丑月19日。他接到命令:立即把第豆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提出异议,要求把第1突击集团军留下。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朱可夫接着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回答说:“无条件撤出!”朱可夫又申述说,撤走第1突击集团军,将会削弱他的突击部队,斯大林回答说:“你那里军队很多。算算有多少集团军吧!”

  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说他的战线很长,而且所有地段都正在进行着激烈战斗,没有可能变更部署。他要求在已经开始的进攻结束以前不要把第1突击集团军从西方方面军右翼调走,以免减弱在这一地段上对敌人的压力。斯大林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12月16日,最高统帅部已经把第30集团军调给了加里宁方面军,一个月以后,现在又要把第1突击集团军编入预备队。这两次抽调部队,削弱了西方方面军的右翼,结果朱可夫不得不加宽第20集团军的正面宽度。由于方面军右翼被削弱,在它逼近格查次克时,被德军阻挡而无法前进了。

  1月20日,从战线中部进攻的第5和第33$团军解放了鲁扎、莫扎伊斯克和韦烈亚。第43和第49集团军挺进到多马诺夫地区,并同尤赫诺夫的德军打响了。从三月18日到22日,为了截断敌人后方交通线,向维亚兹马以前二十四英里的热拉尼耶地区空投了空降兵第201旅的两个营和空降兵第250团。

  第33集团军奉命扩大突破口,并在别洛夫的第1骑兵军、空降兵、游击队和加里宁方面军的第11骑兵军的协同下展开进攻,并夺取维亚兹马。1月27日,别洛夫的骑兵军在尤赫诺夫西南二十一英里处突过了华沙公路,三天后同空降兵和游击队会合了。

  2月1日,第33集团军的三个加强步兵师,在M·T·叶菲列莫夫中将的指挥下,前进到维亚兹马接近地,并在那里进入战斗。

  维亚兹马的战斗值得特别谈一谈。第33集团军在从纳罗一佛敏斯克向维亚兹马总方向展开进攻以后,于双月底进抵到珊斯基扎沃德一多马诺夫地区。随后,决定在敌人能够调来预备队之前攻占维亚兹马,这样就会使敌人陷入发发可危的境地。

  叶菲列莫夫将军决定亲自带领突击集群,迅速而大胆地向维亚兹马冲击。但是,2月3日到4日,当他的主力到达维亚兹马接近地时,德军向乌格拉河附近的突破口实施突击,切断了他的部队,接着,德军沿乌格拉河一线恢复了防御阵地。第33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阻挡在珊斯基扎沃德地区,而它的左邻、位于美登的第43集团军,显然未能执行朱可夫下达的要它援助叶菲列莫夫集群的命令。随后,别洛夫的骑兵在到达维亚兹马以后,它的后方也被敌军切断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统帅部采取了行动,虽然它投入的部队不是集中派去的。空降兵第4军奉命空降到奥泽列契尼地区以加强别洛夫的骑兵军,并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11军保持协同。但是,由于缺乏运输机,运了好几次,仅仅空投了空降兵第8旅,共二千人。

  别洛夫集群、叶菲列莫夫集群以及空降兵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两个月的作战。2月10日,空降兵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占领了莫尔珊诺沃一迪亚基列沃地区,消灭了德军坦克第5师的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朱可夫的司令部同别洛夫和叶菲列莫夫建立并保持着通讯联系,尽可能地向他们空投了弹药、药品和食品。还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伤员是用飞机撤回后方的。

  4月,当德军决定拔掉这个“刺”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恶化了。春天开始解冻,使突击集团很难进行机动。于是朱可夫指示别洛夫和叶菲列莫夫脱离战斗。设法同西方方面军会合。朱可夫命令他们经过游击区,沿杰斯纳河沿岸的森林向基洛夫方向突围。在这里,第10集团军将在德军防线的薄弱地段为他们打开一个缺口。可是,叶菲列莫夫中将认为这条路线对于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来说是太长了,于是用无线电向总参谋部请求准许他走一条最短的路线——渡过乌格拉河突围。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意见,否决了朱可夫的决定,并命令在第43集团军的地段组织相向突击。叶菲列莫夫集群的协们突击没有实施,因为德军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打散了。叶菲列莫夫牺牲了,他的炮兵主任Ⅱ·H·奥弗罗西莫夫少将也牺牲了。

  与此同时,别洛夫的骑兵同空降兵部队一起准确执行了朱可夫的命令,绕过敌人的重兵集团,终于回到了方面军阵地。虽然许多重武器和很大一部分战斗装备都失掉了,但大都分人员仍然归队了。

  朱可夫在评判1941年冬和1942年春的这些事件时说,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人当时对维亚兹马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过低地估计了德军的力量,而且更糟糕的是,在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已遭到严重消耗的时候,他们下令准备在3月发动进攻。朱可夫说,情况严重到这种地步,每当他被召到最高统帅部去的时候,他就央求斯大林发给他们一些防坦克炮、冲锋枪以及最低限度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朱可夫把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一切,立即装上汽车,运往急需的部队去。

  朱可夫描写了部队极端缺乏弹药的情形,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朱可夫写道:对别人也许很难相信,我们当时不得不规定每门炮一昼夜发射炮弹不得超过一两发,而且这还是在进攻期间!”1942年2月14日,朱可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正如战斗经验表明,缺乏炮弹就不可能实施炮兵突击,结果,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被消灭,而我军在向未被很好压制的敌人防御阵地冲击时,就会遭到很大损失,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

  2月1日,最高统帅部认识到西部方向的任务艰巨复杂,必须保证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之间的密切协调,因而重新设立了西部方向总司令这个职务,并任命朱可夫担任此职,同时继续兼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1942年2月底和3月初,在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部方向各方面军的时俟i德军也已开始加强其部队。快到2月底时,德军的作战行动重创了苏联守军,并使在2月初德军发动反击时被合围的苏军第29集团军遭受沉重伤亡,只剩下大约六千人。他们历尽艰辛才突出重围,重武器全部损失了。

  苏军部队已经疲惫不堪,要想粉碎德军的抵抗,越来越困难。朱可夫多次要求准许他的部队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但均遭拒绝。斯大林继续坚持继续进攻,但不论是加里宁方面军,还是西方方面军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右翼,以及苏联南部的各部队也都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朱可夫写道。“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效果,但最高统帅部在3月20日的一项指令中,再次翼求各部队竭力去完成先前交给它们的任务。可是,西部方向的各方面军得到的增援部队数量有限,因此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不过,在3月底到4月初,西部方向各方面军仍然努力执行了这一指令,设法粉碎尔热夫—维亚兹马地区的敌军,但鉴于末能秦效,道路不好和补给品没有保证,增加了部队作战的困难。最后,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下令在大卢基—韦利日—杰米多夫—别雷伊—杜霍夫施纳—第聂伯河—涅利多沃一线转入防御。这时尔热夫、格查次克、基洛夫仍然在德军手里。

  尽管如此,从1月到3月的攻势期间,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向前推进了大约四十到六十英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总的战略战役态势,尤其是使莫斯科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

  朱可夫指出,曾经发生过的种种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缩小苏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取得的胜利的重大意义。这一场血战,把德军打退了一两百英里。苏军未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原因是缺少坦克。朱可夫说:“这场战争证明,没有坦克,要想实施坚决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战役是不可能的。要超过敌人的机动能力、迅速迂回到敌人侧翼,突破到它的后方,包围和分隔敌军集团,这些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

  对于斯大林的贡献,朱可夫所作的评价,看来是公允的。他写道:

  在整个会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为粉碎敌人而组织人力和物力。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并依靠了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在组织为作战所必需的战略预备队,和物质技术器材的保障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在莫斯科会战期间,他总是能够注意听取意见,但可惜的是,他有时作出了不符合需要的决定。把第豆突击集团军重新编入预备队和命令所有方面军发动进攻就属于这种情况。

  朱可夫指出,在莫斯科会战中,红军第一次使德军重兵集团遭到重大的战略性失败。在这以前,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它们绝对不能同莫斯科会战相比。在这里,苏军的顽强防御使它能够相当巧妙地发动反击,表明苏联军事领导人正日益成熟。红军官兵经过战斗的磨炼,从一支退却的、防守的军队,变成了一支强大的进攻的军队。朱可夫说,莫斯科会战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战役。

  这次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德军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的凄楚心情。他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于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来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这时我们与之交徒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国的很多领导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军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布卢门特里特还伤感地描写了德军接近莫斯科郊区时的情形:

  然而,当莫斯科几乎已经在望的时候,指挥官和部队的情绪却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星期里,敌人的抵抗更加顽强了,战斗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了。朱可夫元帅这时开始指挥掩护莫斯科的部队。他的部队接连好几个星期一直在防御纵深修筑一条防线,这条防线穿过伸展到纳拉河边的森林,从南面的谢尔普霍夫直到纳罗一佛敏斯克,从这里再往北延伸。在覆盖莫斯科西部接近地的森林中布满了巧妙伪装的支撑点、铁丝网以及密集布雷区。

  ……几天之后,朱可夫元帅就发动了俄国军队的大反攻。反攻于12月6日开始,起初矛头指向莫斯科西北的两个坦克集群。东线战场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我们要在1941年打垮俄国,结束战争的希望,在最后一刻破灭了。

  ……置身莫斯科郊外的每个士兵都懂得,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1941年,德军的选择只有两个,要求坚守,要末被消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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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布卢门特里特劳《莫斯科》,第35页—第38页,第64页—第72页。——原书注

  朱可夫作为莫斯科的拯救者而声名大噪。战胜德国以后,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他的这位勇士。斯大林在1945年5月25日举行的一次庆功宴会上讲话时说:

  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指挥员在我们的民族保卫战中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打了胜仗、拯救了祖国的将领们的名宇,永远铭刻在历史将在战场上材起的荣誉之碑而流劳百世。这些战场之中,有一个战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会战的战场。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不分离地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可是,朱可夫没有时间去休息。当冬雪消融,德军已为他们1942年的攻势制订出新的计划的时候,朱可夫又被派到新的危急地区去执行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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