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下)

 《资本论(第一卷)》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 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 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 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 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 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129)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 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 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 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 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 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 先令。(130)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 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 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 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 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 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 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 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 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 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 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 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 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 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 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 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 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 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 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 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 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 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131)。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 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 在前面已经说过了。(132)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 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 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 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 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 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 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 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 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 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 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 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 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 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 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 露营,而不是驻扎。”(133)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 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 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 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 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 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 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 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 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 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 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 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134)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 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 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 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 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 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 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 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 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 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 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 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 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 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 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 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 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 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 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 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 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 都没有引起过罢工。”(135)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 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 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 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 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 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 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 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 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 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 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 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136)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 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 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 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 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 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 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 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 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 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 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 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 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 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 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 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 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 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 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 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 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 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 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 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 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 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 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 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 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 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 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 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 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 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 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 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 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 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 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 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 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 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 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 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 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 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 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 “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 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 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 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 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 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 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 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 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 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 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 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 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 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 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 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 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 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 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 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 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 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 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 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 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 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 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 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 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 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 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1.56法郎 468法郎

  母亲 0.89法郎 267法郎

  儿子 0.56法郎 168法郎

  女儿 0.55法郎 165法郎

  合计 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 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1828法郎…………………760法郎

  士兵的营养 1473法郎…………………405法郎

  囚犯的营养 1112法郎…………………44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 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 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 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 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 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 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 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 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 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 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 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 贫民名册。”(137)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 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协会 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 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 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 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 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 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 20万户以上!

  (c)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 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 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 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 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 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 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138) 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 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 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 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 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 (139)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 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 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140)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 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 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 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 (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 (141)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 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 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 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 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 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 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 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 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 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 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 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 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 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 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 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 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 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142)可 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 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143)从此以后, 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 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斯温暴动218 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 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 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144)。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 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 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145)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

  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 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 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 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 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 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 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 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 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 《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 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 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 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146)列举了布 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 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 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 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 分。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 水工程(147),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 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 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 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 (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 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 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148)同时,从1846年 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 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 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 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 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149)因此,英国中央注 册局局长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 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150)。但是最近一个时 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 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 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 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 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 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 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 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 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 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151)朱利安 ·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 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 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152)……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 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153)。“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 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 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 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154)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 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 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 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 都要好得多。”(155)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 业工人的一半”(156)。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 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 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 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 (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 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157)其中还写道: “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 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158)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 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 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 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 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 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 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 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159)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 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 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 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 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160)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 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 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161)(单位:克冷)

  碳 素氮素

  英格兰 40673……………………1594

  威尔士 48354……………………2031

  苏格兰 48980……………………2348

  爱尔兰 43366……………………2434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 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 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 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 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 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 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 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 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 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 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 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 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 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162)在这项法律的影 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 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 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 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 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 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163) 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 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 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 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 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 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 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 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 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 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 年增加了51/3%,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4 12%…… 汉特医生说, 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 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 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 (164)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 客,而是也许从3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 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 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 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 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 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 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 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 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 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哩远。这样,工人 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哩路,而这好象 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 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 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 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 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165)……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 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 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 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 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166)这也许是一座 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 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 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 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 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 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 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

  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 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 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 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 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 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 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 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 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 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 乎是必然的(167)……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 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 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 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 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 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 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 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 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168)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 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 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 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呎、宽10呎,还有许多比这 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呎6吋的 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 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 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 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 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 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 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座房屋中,只4座有卧室一间以 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 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 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 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 室,房租是3镑10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呎,宽10 呎,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 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 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 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 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 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

  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 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 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 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 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 待洗的衣物。H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 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 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 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 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 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 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 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

  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 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 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 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 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 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 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 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 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 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11呎,宽9呎,最 高处6呎5吋,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呎7 吋,宽9呎,高5呎10吋,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 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 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 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 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呎 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 的通风口。

  4.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 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 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 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 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 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 小小的卧室里。

  5.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 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 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 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 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 457 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 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 为1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 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 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 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 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勒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 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 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 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 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 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 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 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 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呎,住着8个人;连房内 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 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 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 4英亩)10或12先令 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 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 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 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

  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 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 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 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 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 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 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 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 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 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这些房屋都只有一 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9.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 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 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 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 小如下:

  厨 房…………… 9呎5吋×8呎11吋×6呎6吋

  洗濯间…………… 8呎8吋×4呎6吋×6呎6吋

  卧 室…………… 8呎5吋×5呎10吋×6呎3吋

  卧 室…………… 8呎3吋×8呎4吋×6呎3吋

  10.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普茨福德、弗路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 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就种的谷物 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 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 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 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 自己的方言说:《theparsonandgentleeolksseemerittodeathat them》(168a)。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 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 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 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 人。

  11.威尔特郡:

  斯特腊顿:调查过31座房屋,其中8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 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 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 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 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 “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 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 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 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 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 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 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 场、采用机平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 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 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 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 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 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 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 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 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 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 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169)和租地农场 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 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 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 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 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 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 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170)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 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 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 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 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 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 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 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171)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 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 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 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 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 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 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 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 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 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 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 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 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 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 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 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 做。”(172)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 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 (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 (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 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 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 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 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173),这种收入 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 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 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 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 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 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 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 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 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 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 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 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 “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 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 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 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 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 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 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 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 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 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 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174),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 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 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 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 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 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 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 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 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175)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 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176)或地主(177)的发财 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 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 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178), 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 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 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179)林肯郡等地的 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 极。(180)

  (e)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 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 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 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 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 上。(181)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 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 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 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 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 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 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 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 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 上(见A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 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 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 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 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 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 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 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 446398吨,等等(见C表)。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 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 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 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 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 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 入。  

  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 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 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 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 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 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186), 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 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 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 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 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 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品中 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 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 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 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 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 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 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 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 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 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 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 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 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 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 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 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 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 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 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 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186a)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 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 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 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 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 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 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 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 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 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 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186b)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 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 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 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 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 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 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 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 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 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 仍然约占总数的8/10。(186c)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 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 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 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 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 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 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 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 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 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 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 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 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 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 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 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 (1870年)(186d)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 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 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 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 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 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 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 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 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 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 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 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 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 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 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 丧失了。”(187)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 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 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 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 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 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 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 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 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 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 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187a)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 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 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 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 理。”(187a)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 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 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 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 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 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 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 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 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187b)。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 (187c),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 人不足!”(187d)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 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187e);“秋收以后, 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187e);甚至在干 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 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187g)。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 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 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 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 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 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 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187h)。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 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 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 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 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 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 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 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 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 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 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 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187i)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 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 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 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 林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 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 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 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 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 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 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 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 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 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 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 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 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 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 后,我总是感到非常贫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 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 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188)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 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 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 啊!” 223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 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 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 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 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 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 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 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 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 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 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 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 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 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 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 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 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 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 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 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 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 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 不难提出的。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 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 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 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 完成后,其中的1 4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 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 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 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 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 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 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 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 (188b)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 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 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 社员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 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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