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显消费

 《有闲阶级论》

  上面叙述代理有闲阶级的演进及其从劳动阶级整体分化出来的过程时,曾经提到进一步的分工,那就是不同的仆役阶级之间的分工。仆役阶级的一个部分,主要是以执行代理有闲为职务的那些人,渐渐地负担起了一类新的、附属的任务——进行对财物的代理性消费。这种消费的最显著方式是他们穿特制号衣,住宽敞的仆役宿舍。还有一种同样显著而流行得更加广泛的代理消费方式,这就是主妇和家庭其余成员在饮食、衣着、住宅和家具方面的消费。

  但是在经济演进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远在主妇身份出现以前,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的对财物的某种特殊化消费,就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精密制度。消费上的分化,甚至在可以适当地称之为金钱力量的任何事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掠夺文化的最初阶段;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方面的分化的开始还在掠夺生活开始以前。财物消费中这种最初的分化,与我们极为熟悉的后来发生的分化,其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是属于礼仪的性质,不同的是前者并不以累积财富上的差别为依据。以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应当认为是一种派生的发展。这是通过淘汰过程对于人类特性中的一个新目的的适应,而这种特性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原来已经存在、已经确立的。

  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唯一的经济上的分化是,由壮健男子组成的光荣的上层阶级和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卑贱的下层阶级这两者之间的笼统差别。按照那个时候通行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消费女子所生产的事物是男子的任务。至于归妇女享有的消费,只是因其工作关系而附及的;这是使她们得以继续劳动的一个手段,并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生活上的享受和充实。不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光荣的;首先这是勇武的标志,是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消费行为,尤其是对比较有价值的事物的消费,其本身就是在实质上光荣的。关于高级食品、有时候还包括比较珍贵的装饰品的消费,对妇女和儿童们说来是悬为厉禁的;如果在男性中有个下层 (奴隶)阶级,则这种禁律对他们也同样有效。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禁律可能转化为在严格程度上高低不等的单纯风气;但不论支持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也不论这种差别的形成是由于禁律还是比较普遍的风气,消费的这种习惯方式的特征总是不容易改变的。当达到准和平的生产阶段以后,奴隶动产的保有成为基本制度,这时在严格程度高低不等的情况下所遵守的一般原则是,卑贱的劳动阶级只应当消费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物。当然,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禁律之下,某些食料,尤其是某些饮料,是严格规定由上层阶级享用的。

  关于饮食方面的礼仪上的差别,在酒和麻醉品的使用上最为显著。如果这类消费代价高昂,其间就含有了高贵和光荣的成分,因此下层阶级,首先是妇女,就被禁止使用,除了可以用较低代价获得的那些地区以外。从远古时代起直到族长制盛行的整个时期,这类奢侈品的调制和供应一直是归妇女承担的职务,而享用这类奢侈品却是出身高贵、有上等教养的男性的特权。因此,由于刺激品享用过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态,反而带上了光荣的色彩,由此再进一步,它就成了在饮食上能够这样放纵的人的优势地位的标志。有些民族把那种因放纵过度而造成的病态,看作是男子汉的特有属性。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由于放纵过度而引起的身体上的某些病状的名称,在日常谈话中变成“尊贵” 或“文雅”这类字眼的同义语。固然,只是在较早的文化阶段,这种由纵欲的恶行所造成的症状才习惯地被认为是优势地位的标志,并成为一种美德,博得社会的尊敬,但是由某些这类恶行而来的那种荣誉竟长期保持着很大势力,以致富裕阶级或贵族阶级的男性因生活放纵过度而受到的责难大为减轻。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歧视性差别,妇女、青年和下级的人们发生了任何这类放纵行为,他们受到的指责就格外严厉。这种传统的歧视性差别,即使在现今比较进步的民族中,也仍然没有失去力量。如果有闲阶级所树立的榜样对社会习俗的形成具有强制力量,这时就可以看到,关于刺激品的享用,妇女所遵守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禁制制度。

  这里所说的上层阶级妇女在刺激品使用方面受到较大禁制一节,也许会显得有些不顾常识,对事理作了过分渲染。但是任何人只要愿意留心一下就很容易看到的那些事实告诉我们,妇女对刺激品之所以有较大节制,部分是由于强制性的习俗。一般地说,凡是族长制传统——以妇女为动产的传统——色彩.最浓厚的地方,上述习惯势力格外强大。根据这个传统,妇女是一种动产,只应当消费她生存上所必需的一些事物,除非她进一步的消费有利于她主人的享受或荣誉。这个传统虽然在范围上已经大有限制,在严格程度上也已大为缓和,但它的意义依然一点也没有丧失。奢侈品的消费,其真正意义指的是为了消费者本人的享受而进行的消费,因此是主人的一个标志。任何这样的消费,主人以外的别人只能在被默认的基础上进行。在一般思想习惯还受到族长制传统的深刻影响的那些社会里,我们总可以找到些对奢侈品的禁律的残余,至少对不自由的或从属的阶级来说,习惯上是不容许享用奢侈品的。有些奢侈品,如果由从属阶级来使用,显然会损害到其主人的享受和愉快,或者根据别的理由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大正当的;对于这类奢侈品来说,上面的说法更加确切。按照西欧广大的、保守的中产阶级的看法,由从属阶级来使用刺激品,即使不一定触犯禁律,也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有一点是意义十分重大、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恰恰在日耳曼文化下具有族长制礼法的强烈的思想残余的这类中产阶级中,妇女在烟酒上是受到最大限度的禁制的。一般通则是,妇女只应当在为其主人的利益打算的情况下进行消费,这个见解一般都认为很正确而具有束缚力,不过这一通则已经在多方面受到限制,随着族长制传统的日趋衰微,限制条件也越来越多。当然,这里会出现这样的反对意见:妇女在服装和家庭装饰上的消费是这个通则的一个显著例外。但是从效果上来看,这个例外与其说是实质的,不如说是表面的。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就是说,在观念上只有有闲阶级才能进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费。到了后期和平阶段以后,有了财物的私有制,有了以工资劳动或小型家庭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种限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在早期的准和平阶段,通过有闲阶级制度影响到以后的经济生活的那许多传统习惯,正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在那个时候上述原则是具有作为一种习惯法的力量的。人们是把这一原则当作消费行为必须遵守—的一种规范的,如果发生了任何显然的背离,就要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迟早要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被清除掉。

  由此可见,处于准和平阶段的有闲绅士,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对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劳务、衣着、装饰品、武器及其设备、娱乐品、符籙或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他所消费的物品的逐渐改进的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无疑是在于使改进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于他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福利。但这一点并不是消费这些产物的惟一目的。这里还存在着荣誉准则,这类改进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受到欢迎,就会延续下去。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

  这种在饮食等等方面的质量上的越来越认真的辨别和挑选,不久就不仅影响到了有闲阶级绅士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到了他的锻炼和智力上的活动。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勇于进取的男子,不只是一个有力量、有手腕、勇往直前的人物了。为了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粗汉,他还得在爱好的培养上下些功夫,因为对消费品哪些是名贵的,哪些是凡陋的,应当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鉴别,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他的义务了。对于有闲生活中的种种事物——具有不同程度的优点的名贵食品、男用饮料和随身佩带的饰物、合式的衣着和建筑以及武器、竞技、舞蹈、兴奋剂等等——他应当成为一个行家。审美力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在这个方面对这位绅士提出的要求,使他的有闲生活渐渐有了改变,他要在多少带些刻苦的情况下进行钻研,学会怎样在适当的方式下过他的表面的有闲生活。这位绅士必须痛痛快快地消费恰如其分的那类事物;同时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点是,他必须懂得怎样用恰当的方式来消费。他必须在恰当的方式下来过他的有闲生活。这就发生了前章所指出的礼仪问题。高贵的风度和娴雅的生活方式,是应当遵守的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的规范中的两个节目。对有闲的绅士说来,对贵重物品作明显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但单靠他独自努力消费积聚在他手里的财富,是不能充分证明他的富有的。于是有了乞助于朋友和同类竞争者的必要,其方式是馈赠珍贵礼物,举行豪华的宴会和各种招待。礼物和宴会,除了出于单纯的夸耀以外,或者别有起因,但它们很早就取得了这一目的上的功用,它们的这一性质一直保持到今天,因此它们在这方面的功用很久以来就一直是这些习惯所依据的实际基矗奢靡的集会,如饮宴时分赠礼品以及舞会等类,是格外适合于这一目的的。通过这种方式,款待者愿意与之作一番较量的那位竞争者,就被用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代他的东道主进行消费,同时对于他的东道主所无法独力进行的那些过剩的高贵事物的消费,他也是一个目击者,他还被请来目睹他的东道主在礼仪上的精通程度。

  所以要举行豪华的宴会,当然还存在着别的、在性质上比较温厚的动机。节日集会的风气可能是发端于欢乐和宗教观念;在后来的演变中,这类动机也未尝不存在,不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动机。后来的有闲阶级的举行宴会,也许仍然是在较低程度上适应宗教上的需要、较高程度上适应消遣与娱乐方面的需要的,但同时也用来适应歧视性的目的则可以断言;而且尽管在那些可公开的动机下存在着表面的非歧视性的用意,这类宴会仍然可以同样有效地适应歧视性目的。因此,这些寻欢作乐的社交活动,不论在代理性消费方面,或是在礼仪上那种艰难的、费了巨大代价得来的成就的显示方面,其经济上的效果并没有减少。

  随着财富的累积,有闲阶级在职能上、结构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了阶级内部的分化,出现了一个相当精密的等级制度。由于财富的继承以及由此而来的门第的继承,更加促进了这种分化。随着门第的继承,发生了强制性有闲的继承。有些高门望族有充分力量把有闲生活遗传给后代,但遗留下来的财富也许不足以使后代维持尊严的有闲生活。留传给后代的也许只是高贵门第,却没有足够的遗产使后代可以在安富尊荣的情况下任情消费。由此产生了另一类人物,那就是贫寒的有闲绅士,这一点在上面已经附带捉到。这类混血儿式的有闲绅士,只能列入等级制度中的一个分级。那些在门第上或财力上接近、或在这两个方面都接近于较高级或最高级富裕有闲阶级的人,其地位即居于门第或财力较差者之上。属于较低级的,尤其是贫寒的或最低级的有闲绅士,往往通过一种投靠或效忠的方式,依附在大绅士的门下;这样他们就可以增加荣誉,从他们的保护人那里取得维持有闲生活的必要手段。于是这些人成了高级有闲者的门客、扈从或仆人;他们既由他豢养,受到他的协助,就成了他的那一等级中的寄生者,成了他的过剩财富的代理消费者。这类隶属性的有闲绅士中有许多人本身也未尝没有为数较微的独立资产,这些人几乎全然不能算作代理消费者,或者只能部分地算作代理消费者。然而成为保护者门下的食客或随从的那些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无条件地列为代理消费者的。还有一点,这类人当中的很大部分以及别的一些较低级的贵族,他们自己也往往有一批为数多少不等的代理消费者,如他们的妻子、儿女、仆役、清客等等。

  在这个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整个等级制度中有一个定则,那就是这些任务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或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完成:要能够向主人清楚地显示,这种有闲或消费是属于主人的,由此增进的荣誉也是对主人生效的。这些人的消费和有闲所体现的是他们的主人或保护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主人或保护人增进荣誉。至于举行盛大宴会和广赠礼物,其意义是再明显也没有的,由于这类活动是在众目昭彰之下进行的,东道主或保护人可以由此立即博得荣誉。如果有闲和消费是由仆役和扈从们代理的,则荣誉之所以会加到主人身上,是由于他们就处于主人身旁,他们的有闲和消费从何而来,别人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后来在这种方式下博取荣誉的人群日渐扩大,这就需要用更加明显的手段来表明,通过有闲的执行而取得的成效是归之于何人的,于是制服、徽章等等逐渐风行起来。穿着制服或号衣含有很明显的依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实际或表面的奴役的标志。穿制服或号衣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由的人和奴仆,或者是高贵的和低贱的。他们所执行的职务同样可以分为高贵的和低贱的两种。当然,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的这种区别并非常常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卑贱职务中比较上等的和高贵职务中比较下等的,往往由同一个人执行。但一般的区别不应当因此就被忽视。使事态更加纠缠不清的一点是,以所完成的外表工作的性质为依据的所谓贵与贱之间的这种基本差别,会被光荣与耻辱的一种派生的区别所掩盖,后一区别所依据的是服务对象——任务是为这一对象完成的,号衣是为他穿上的——所处的等级地位。那些当然属于有闲阶级的本分业务在性质上是高贵的,例如行政、作战、打猎、武器及其配备的管理等等,总之,一切表面上具有掠夺性的业务都属于这一类。另一方面,凡是正式属于生产类的业务总是低贱的,例如手艺或其他生产劳动、仆役工作等等。但是纵然在性质上原来是低贱的工作,如果服务的对象属于极高等级,则这一贱役也会变成极光荣的任务,例如皇室宫女、侍奉皇后的女官、为国王掌马、饲犬的官吏等等的职务,都属于这一类。上面最后提到的两种职务,牵涉到了带些一般性意义的一个原则,这就是,这类低贱职务中凡是与作战、行猎等首要的有闲业务有直接联系的,同上述情况一样,很容易带上一种光荣性。这就很可能使原来在性质上属于低贱一类的,成为极其光荣的业务。

  在和平生产的较后阶段,雇用一队无所事事的武装扈从这类风尚已渐渐衰歇。代理有闲原来是由一批佩着他们的保护人或主人的徽章的随从们来表现的,后来这种有闲的表现者缩减成为穿着制服的仆役。因此制服这件东西在更高程度上成了服役的标志,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成了屈从的标志。武装扈从的制服以前总是带有一些光荣性,现在制服成了仆役的专有标志。这种光荣性就不复存在。不得不穿上制服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它感到憎恶。我们离开实际的奴隶制度为期还不远,对奴役的苦痛还十分敏感。有些企业机构为它们的职工特别规定了服式,作为专用制服,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甚至也有反感。在这个国家里,这种嫌恶的心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对于必须穿着制服的那些军事方面或民政方面的政府职务,也产生一种有损体面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比较轻微、比较模糊的。

  随着奴役制的消失,依附在任何一位绅士身边的那些代理消费者,总起来说,其人数已经渐渐减少;至于依靠他生活、为他执行代理有闲任务的那些人,情形当然也是这样,也许还更加显著。这两类人的情况虽然不是始终一致的,但在大体上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从属者,最初受托执行这类代理有闲任务的是妻子或正妻,由此可以想见,在制度的后期发展中,当依照惯例完成这类任务的人为数逐渐缩减时,最后留有的就是妻子。在社会的较高等级中,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两类职务都是大量需要的;这里居于主妇地位的人,在工作中当然还有为数多少不等的一群仆役从旁协助。但是当我们对社会的不同等级自上而下地逐步观察时,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级,在那里所有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任务,都集中于主妇一身。就属于西方文化的各国来说,这样的情况现在可以在下层中产阶级中看到。

  这里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反常现象。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下层中产阶级中,处于家长地位的已经没有伪装有闲的余地。由于环境的逼迫,有闲已经废置不用。但是中产阶级主妇,为了家庭和家主的荣誉,仍然要从事代理有闲的业务。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中,主要事实——家主的明显有闲——的消失点比较高:就是说,这一现象不一定在最低的社会等级中才不存在。中产阶级的家主,迫于环境,不得不退而依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生产性,今天的一个普通商人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但派生事实——由主妇表现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以及由仆役们表现的辅助性的代理有闲——仍然是现在的时尚,出于对荣誉的追求,这样的习俗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男子刻苦耐劳,尽力工作,为的是使他的妻子可以在适当的方式下,为他执行当时一般要求的那种程度上的代理有闲。

  在这种情况下,由妻子执行的代理有闲,当然不是游手好闲、安坐而食的那种简单表现。这时看到的几乎百不失一的情况是,这位主妇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之下忙忙碌碌,她所不停地忙着的或者是某种方式下的工作,或者是家务,或者是社交活动,但试分析其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些活动除了被用来表明她没有并且也无须从事于任何生利的或有实用的工作以外,很少或根本没有其他目的。在前面关于礼仪的一段里已经提过,所谓家庭的例行事务,消耗了中产阶级主妇的时间和精力的,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性质。并不是说这位主妇照料家务时,在美观与整洁方面产生的效果,不合于对中产阶级礼仪训练有素的男子们的口味,而是说,通过美观与整洁的家庭布置的效果所要迎合的爱好,是在礼仪准则的淘汰性指导下形成的,而这一准则所要求的却正是这类精力浪费的证明。我们对一些效果之所以感到愉快,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受到的锻炼告诉我们,这些效果是令人愉快的。在家务部署中,关于形式与色彩的如何恰当配合,以及应当归入真正审美一类的其他布置,往往使我们煞费苦心,而且无可否认,在部署中有时也的确获得了一些具有某种真正美术价值的效果。这里所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关于这类生活享受上的布置,主妇的努力是在传统习惯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而形成这个传统的却是明显地浪费时间与物力这一定律。如果在部署上达到了美观或舒适的境地——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这也不过是在带些偶然的情况下实现的——那末这些成就也必然是靠与浪费精力那个伟大的经济定律相符合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来取得的。中产阶级的家庭陈设中,那些比较堂皇、比较“见得人面的”部分,一方面是属于明显消费项下的一些品类,另方面是用来证明主妇执行代理有闲的一些装置。

  由主妇执行代理消费的要求,甚至在金钱尺度上已经低于可以容许代理有闲的要求存在的那一点时,它依然存在。这时关于礼仪上的整洁之类的浪费精力的任何虚设行动,即使有也已经很少看到,对表面上的有闲,肯定已不存在有意识的企图,然而礼俗仍然要求主妇,为了家庭和家长的荣誉,要明显地消费些财物。因此,作为一个由古老制度演变的后果,妻子在开头时,不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要为丈夫作苦工,她是丈夫的动产,是为他生产、供他消费的;现在则变成了为礼仪上的要求而执行消费的人,所消费的就是她丈夫所生产的。但在理论上她仍然明明白白地是她丈夫的动产;因为经常执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无自由的仆役的一个不变标志。

  这种由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家庭实行的代理消费,不能算是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表现,因为属于这类金钱等级的家庭已不在有闲阶级的范围以内。我们无妨这样说,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里获得了次一级的表现。就荣誉这一点说,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因此其生活方式,其价值标准,就成了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这些标准,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界綫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串到最下阶层。结果是,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成功,其声名与自尊心就不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这一点。

  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消费。因此,在等级上一直向下推,在任何等级中,只要有可能,这两种手段总是流行的;在较低阶层,两种任务大部分是托付给家庭中的妻子和儿女来执行的。家庭中居于家长地位的男子,在这方面也有所表现,事实上他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再推到更下一层,当其家庭处于贫困的水平,或者接近赤贫的水平时,男子,也许还有他的子女,实际上已经不再能为保持体面而消费贵重的物品,于是女子就成了这个家庭在金钱礼仪上的实际上的惟一代表者。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甚至极度贫困的也不例外——对惯常的明显消费会完全断念,除非处在直接需要的压迫之下,否则对于消费的这一范畴的最后一点一滴是不会放弃的。人们宁可忍受很大的痛苦与不安,而不肯在非万不得巳的情况下放弃金钱礼仪上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零小碎或最后的门面装点。世上没有一个阶级,也没有一个国家,会那样卑怯地屈服在物质缺乏的压力之下,甘心让自己不获得对这种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要求的完全满足。

  根据以上关于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发展情况的观察看来,两者所以同样具有博取荣誉这个目的上的功用,是由于两者所共有的浪费这个因素。在前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时间和精力,在后一情况下所浪费的是财物。两者都是表明拥有财富的方法,同时两者也习惯地被认为是二而一的。在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只是一个作自我表现时,何者更为方便、有利的问题——除非在抉择时受到了出自另一来源的别的礼仪标准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了方便与有利,人们可以选择这种方法,也可以选择那种方法。问题是他们企图说服对方时,两个方法之中哪一个具有最有效的说服力量。在不同的环境下用不同的方法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习惯。

  只要社会的范围还很狭小,彼此相处关系还很紧密,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共见共闻,就是说,只要个人在荣誉方面必须使自己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环境,还局限于他的相熟和邻里的闲谈那个范围以内,两个方法的效用就是一样的。因此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两个方法的有效性大致相同。但是在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得不同更大的人类环境接触以后,消费就比有闲更加适宜于作为礼仪表现的通常手段。到了和平经济阶段的后期,情况更加是这样。交通的发达与人口的流动,使个人的接触面有了扩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广大群众要推断他的身望和地位,除了以他在他们直接观察之下所能夸示的财物 (也许还有仪态和礼貌)为依据外,已别无其他方法。

  现代工业组织,还通过另一条路綫,在这一方面发生作用。由于现代工业制度下的 紧张情况,个人与个人或家族与家族往往会在漠然的情况下会面,但是除了会面以外,很少别的意义上的接触。机械地说来,跟我们接近的人,往往并不是我们的在社交意义上的邻居,甚至也不是我们的熟人;然而这些人的一时的好评,仍然是有高度功用的。一个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在现代社会,参加大的集会的机会比较多,这时某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场的别人是一无所知的,例如在教堂、剧院、舞厅、旅舍、公园、商店等等场所,就有这样的情况。为了使这些临时聚合的观察者得到一个生动印象,为了使自己在他们的观察之下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金钱力量显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顷刻之间就能一览无余。因此很清楚,现在的发展趋向是,人们重视明显消费的作用甚于明显有闲。

  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个人之间的接触面最广、人口的流动性最大的社会,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时,它的适用性最大,以这个手段作为礼仪中的一个因素时,对它的要求也最坚决。明显消费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成分,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为大,前者对这种消费的要求也比较迫切。结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虚饰外表,而过前吃后空的日子,其习惯程度前者也高于后者。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例如,大家晓得,美国的农民和他的妻子儿女同一个有同等收入的城市里的手艺人的家族比起来,前者的衣着就显然没有后者的入时,容态举止也没有后者斯文。这并不是说,城市里的人对于由明显消费而来的那种自我满足,生来就有特别热烈的需要,也不是说,乡村里的人对金钱礼仪就特别看得淡些。这只是因为,这类现象所引起的反应以及由此发生的一时的有效性,在城市比较明确。因此城市里的人使用这个方法比较积极,明显消费的正常标准也在你追我赶的竞赛中提得比较高,结果为了表现一定程度的金钱礼仪,城市里的人就需要在这方面作较大的支出。他们必须与这个较高的习惯标准相适应,这一点已经成了不容推诿的义务。这种礼仪标准是随着阶级的提高而提高的,礼仪外表上所要求的那些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要失去身份。

  以城市与乡村对比,明显消费在城市生活标准中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因素。在乡村居民中,储蓄和家庭享乐的作用是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消费的作用的,通过邻居们的聊天而辗转传播,前一类活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在博取金钱荣誉方面的一般目的。这类家庭享乐以及从中享有的有闲——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当然大部分也应该算是明显消费项下的节目,储蓄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城市中的技工阶级储蓄的数额比较小,这无疑,部分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这些人所处的环境同住在小村子里靠务农度日的那些人不同,以储蓄作为宣传手段的有效程度,在前一环境下远不及后一环境。在后一环境下,每个人的家务,尤其是财产的厚薄,别人是心里雪亮的。城市里的技工和工人阶级的接触面比较广,受到外诱的机会比较多,这一点单就其本身来说,初看起来似乎影响不大,不致因此显著降低他们的储蓄量;但就其累积的作用来说,由于礼仪上支出标准的提高,它对储蓄倾向的抑制作用不能不说是十分有力的。

  城市里的机械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一般居民,往往喜欢在公共场所饮酒、吸烟、作小东道,这已成为一时的风气;这就是一个适当例证,足以说明在荣誉准则下产生的结果。这里可以举印刷工人为例,上述形态下的显著消费在这类人中极为风行,有时还因此产生了一些很触目的后果,受到了世人的讥议。这类工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些习俗,大都认为是由于他们在道德上有某种缺陷,或者认为是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在某种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他们发生了影响。在印刷厂里从事日常工作的那些人,其一般情况可以概述如次。他们在任何印刷厂或任何城市获得的技能,在任何别的印刷厂或别的城市差不多都可以适用;就是说,由于专门训练而形成的惯性在这里是很微弱的。并且,这种工作需要在一般以上的智力和普通知识,因此各地区之间对他们工作的需求有了任何细小的上落,他们大都比许多别的工人容易利用机会。因此由乡土观念造成的惰性也比较薄弱。这个行业的工资又比较高,因而他们由这一地区转移到别一地区,比较地轻而易举。结果是印刷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可能大于同样范围明确的、同样庞大的任何别的工人团体。这些人经常要同一些新的伙伴打交道,虽然跟他们的关系是短促的或暂时的,可是他们在这一时的好评仍然值得重视。人类喜欢虚饰外表的性格,再加上友好的感情,就使这些人在最适于这类需要的方面,不免任情花费。这里也同在别处的情形一样,习惯不久就会成为风气,这种风气盛行以后,就跟已有的礼仪标准融合为一。下一步是以这个礼仪标准为出发点,从这里开始一个沿着同一方向前进的新的活动,因为仅仅死守着同业中人人认为当然应该达到的那个浪费标准而不能有所发展,是一无可取的。

  由此可见,印刷工人胡花滥用的风气所以比一般人更加普遍,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在这个行业中迁调比较便利,与同伴的接触往来富于暂时性。但归根到底,他们对浪费行为所以有这样的高度需要,无非是由于显示优势与符合金钱礼仪的性格倾向;这跟法国小农民的极度俭约与美国百万富翁的建立大学、医院和博物馆,其动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人类性格上还存有别的、与这方面的性质不同的特征;假使明显消费准则没有被这类性格特征大大抵消,则以城市中的技工和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来说,不论他们的收入或工资怎样高,要他们从事任何储蓄,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除了财富与财富的表现以外,还有另一些荣誉标准和多少带些强制性的另一些行为准则,其中有些是对明显浪费这个广泛的、基本的准则有加强作用或限制作用的。以自我表现的有效性为依据作一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有闲和财物的明显消费这两者在金钱竞赛中,起先应当是势均力敌的。以后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范围的扩大,有闲也许会逐渐被废而不用,而财物的明显消费的绝对或相对的重要性则会日益增进,直到除了生活上真正必需的以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产物都被它所吸收。但发展的实际过程与这个理想的方案有点不同。在准和平文化阶段,有闲在最初是居于第一位的,不论作为财富的一个直接说明者或作为礼仪标准中的一个因素,它所占有的地位都远在财物的浪费性消费所占的地位之上。从那个时期以后,消费的势力逐渐增进,到现在它无疑已占据首位,不过距离上面说的除最低生活需要以外全部生产都被它所吸收的情况还很远。

  以有闲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其最初的占有优势是起源于工作有贵贱之别那种古老的看法。有闲之所以可贵,有闲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由于它表明了对贱役的绝无沾染。阶级有贵贱之别的古老的划分办法,其依据是工作有贵有贱的歧视性区别,在准和平阶段的初期,这种传统的区别发展成为有强制性的礼仪准则。这时以有闲作为财富的证明仍然有充分效用,其有效程度并不亚于消费,这就更加助长了它的优势。当人类的环境还比较狭小,情况还比较稳定,当个人还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时,有闲在轻视一切生产劳动这一传统的支持下,其有效性实际上竟这样显著,以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贫困的有闲阶级,而且在有闲观念的影响下,甚至产生了一种使社会的生产事业局限于适应最低生活需要的生产范围的倾向。这种生产事业受到极端抑制的局面所以能终于避免,是由于奴隶的劳动,他们在比出于博取荣誉的要求更加严格的强制下进行工作,被迫生产出超过工人阶级生活需要最低限度的产品。利用明显有闲作为博取荣誉的基础,以后所以会相对地衰落,部分是由于以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的有效程度有了相对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与明显浪费的风气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跟它相对立的。

  这个相反的因素就是作业本能。如果没有别的方面的阻力,这一本能会使人重视生产效能,重视对人类有用的任何事物。它使人们反对物质的浪费或精力的浪费。人人都具有作业的本能,即使处于逆势环境,这一本能也依然存在。因此某一项支出,不管它在实际上怎样地具有浪费性,也至少总要找到些似是而非的托词,说出一种表面的目的。在特殊情况下,这个本能会转变成为对侵占和阶级贵贱之间的歧视性区别的爱好,其情况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指出。作业本能与明显浪费准则发生抵触时,它的表现主要不是在于对实际效用的坚持,而是在于对那些显然无实用的事物始终感到憎嫌,感到丑恶。它在性质上既然是一种本能的爱好,因此它的指导作用,就会主要地、直接地对它的要求有显然的违背。但是这种感觉只是在反省以后才会发现,因此当对它的要求有了实际的违背时,它的反应比较迟钝,作为一种拘束力时,这种力量也比较薄弱。

  只要一切劳苦工作全部或通常是由奴隶们来完成的,则生产劳动的卑劣性将在人们的心目中经常存在,使作业本能无法在生产事业的有实用这个方面认真发挥作用,但是当以奴隶与身份制为特征的准和平阶段转变到以工资劳动与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和平阶段时,这个本能逐渐抬头了。这时在它的积极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人们关于何者为有价值的观点,至少它成了自我满足的一个辅助准则。一切无关的考虑这里且搁开,有些人(成年人)或者全无打算,不想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或者对于与人生实用有关的任何事物全不介意,像这样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作业本能的倾向,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向往光荣的有闲和避免粗鄙的劳动这些具有更加直接的拘束力的动机所掩盖,因此只能在一种伪装的形态下出现,例如“社交义务”,半艺术性或半学术性的研究,住宅的经营与装饰,妇女义务缝纫或服装改良方面的活动,考究穿着,玩纸牌、划船、打高尔夫球以及其他种种娱乐的精通等等,都是这类表现。但是在环境压迫下从事这类无意义的活动,并不等于作业本能已不复存在,正如让母鸡伏在一窝瓷制的蛋上,并不等于说这只母鸡这时已经丧失了孵卵的本能一样。

  现代有闲阶级从事某种活动,往往在表面上并非一无目的,同时它对于不论与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有关的任何生产行为则竭力避免,这就是现代有闲阶级与准和平阶段的有闲阶级的不同之处。上面说过,在较早时期,占压倒优势的奴隶制和身份制,除以掠夺为目的者外,对于其他任何方式的努力一概加以排斥。那时还有可能以武力侵略敌对部落和在自己部落内对奴隶阶级进行镇压作为日常工作,这就使有闲阶级的活动力有了出路,而不必用之于实际上有用或者甚至表面上有用的任何工作。狩猎活动在若干程度上也起着同样作用。当社会发展到和平的生产阶段以后,土地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利用,行猎的机会大大减少,只剩下了一点残迹,于是过剩的精力要从事有目的的活动,就不得不另找出路。这时强迫劳动已不复存在,对生产劳动的耻辱感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敏锐,于是作业本能就逐渐抬头,有了进一步坚定和有力的表现。

  关于哪一条是有闲阶级最适当的路綫,这一点曾经发生若干变化。精力的发泄,以前是以掠夺活动为主,现在部分转向到了表面上有用的活动。那种显然无目的、无意义的有闲已渐渐受到轻视,尤其是平民出身的广大的有闲阶级,对于那种安闲度日、悠然自适的传统作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对任何带有生产劳动性质的工作一概加以鄙视的那个荣誉准则依然存在,这一准则对于有实用的或有生产性的任何工作,除偶尔作片时的尝试以外,是不容许沾染的。结果是有闲阶级执行的有用发生了变化;但变化的主要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上述有关有闲的两种要求相互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靠了掩饰和作伪获得调和的。于是兴起了种种繁文缛礼和礼仪上的社交义务,出现了许多组织,它们的名称总是富丽堂皇,就其名称来看,总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或改良为目的的。人们忙忙碌碌,此来彼往,谈得非常热烈,到头来他们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曾考虑到,所谈的内容究竟有些什么实际的经济价值。同这类像煞有介事的活动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不能说一定,但通常总有个一本正经的目的,作为活动的相当显著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

  在代理有闲这个范围较窄的领域内,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一个主妇,在族长制全盛时代是逍遥坐食,一无所事,以此来度过时光的,到了和平阶段的后期,就得忙于家务操作了,关于这方面的演变的一些显著特征,上面已经提到。

  在明显消费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不论从财物、劳务或人类生活方面来看,其间一个显著存在的含义是,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从事于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仅仅从事于生活必需方面的消费是一无可取之处的,除非是同那些连衣食都不周的赤贫者作对比,不过在这样的对比中涉及的只是极无聊、极不够味的一种礼仪水平,谈不到什么消费标准。但是就生活标准来说,除富力以外,还有可能在别的方面,例如在道德、体格、智力、审美力等等方面的表现,作歧视性对比。这些方面的对比现在都很通行,而且它们往往跟金钱的对比结合得这样密切,以致与后者很难辨别。时下就智力和审美力或美术的精通程度这些方面的表现进行评比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往往会将实际只是金钱上的那种差别,理解为智力或审美力上的差别。

  使用“浪费”这个字眼时,从某一方面看来,含义是不大高妙的。在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个字眼,是含有贬损或轻视之意的。这里所以使用这个字眼,只是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来适当地形容同一范围内的一些动机和现象,并不合有那种对人力或物力作不正当消费的憎恶或丑化的意义。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上述消费与任何其他消费比起来,在正当程度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这里之所以称作“浪费”,是因为这种消费从整体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而不是因为从实行这种消费的各个消费者的立场说来这是浪费或精力的误用。就各个消费者说来,如果他愿意这样消费,这种消费与其他可能不会受到浪费的非难的那类形式的消费相比时对他的相对效用问题就算解决了。不论消费者所选择的是哪一形式的消费,也不论他作出选择时所追求的目的何在,由于他的偏爱,那种消费对他就有了效用。从各个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在纯经济理论范围内是不会发生浪费问题的。因此这里使用“浪费”作为一个术语,并不含有贬责消费者的动机,或他在明显浪费准则下所追求的目的之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别的依据下,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浪费”这个字眼是含有贬责浪费这一特性的意义的。这一常识意义本身所体现的就是作业本能的一种暴露。这种一般性的对浪费的憎恶说明,一个寻常的人为了求得自己心地的安宁,就有了一种要求,要求能够从一切的人类努力和人类享受中看到整个人类生活与福利的提高。任何经济事实,如果要取得绝对的认可,就必须经得起考验,证明它具有非个人性质的效用,就是说,从全人类的立场来看,它是有效用的。一个个人与别一个人对比下的相对利益或竞争利益,是不能满足经济的道德心的,因此竞争消费是得不到这种道德心的认可的。

  严格地说,除了基于歧视性的金钱上的对比所作出的消费之外,别的消费都不应当列入明显浪费范围。但是我们将任何某一项目或因素列入这一范围,并不一定要由执行这项消费者本人承认这是上述意义下的浪费。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生活标准下的某一因素,在开始时根本是属于浪费性的,而结果在消费者的理解下却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其必要程度可能并不亚于消费者的习惯支出中的任何别的项目。有些支出项目有时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可以用来作为这一原则适用情况的说明,举例说,如地毯与挂毡、银制餐具、服务员的侍应、大礼帽、硬领、各种贵重饰物和服装等等。这类事物的使用习惯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对这类事物的是否列入浪费(按照这个字的学术意义来说)范围,实在并没有多大关系。要确定某一消费是不是属于这里所说的浪费范围,关键问题是在于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是否在非个人性质的意义下,有助于生活过程的推进。因为这一点是在作业本能下作出判定的基础;而这个本能乃是有关经济真理或经济适性的任何问题的最高法院。这是关系到由冷静的常识来作出判断的一个问题。因此问题不是在于在个人习惯与社会风向的现有环境下,某一项消费是否有助于某一消费者的满足或其内心的安宁,而是在于,除了已有的爱好,除了习惯与传统礼仪的准则以外,其结果对生活的享受或充实是否真正有利。尽管是一种惯常的消费,如果它所依据的习惯是起源于歧视性的、金钱上的对比,如果没有金钱荣誉原则或相对的经济成就的支援,就不会形成这样的习惯的话,那么这种惯常的消费就必须列入浪费范围。

  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将某一消费事物列入明显浪费范畴时,这一事物并不一定是绝对属于浪费性的。同一事物,其性质可能是既有用也浪费的,对消费者所发生的效用,可能是在实用与浪费两者的多种变化的比率下组成的。在消费品、甚至生产品效用的构成中,这两种成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一般地说,在消费品中占优势的总是浪费成分,而供作生产用的商品则情况相反。有些物品,即使初看起来好像是徒供观瞻、全无实用的,也总可以在其中找到某些至少是表面的实用目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专为某种工业操作制造的机器或工具,以及供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极粗陋的用具,在细察之下,也往往可以找到些明显浪费的痕迹。如果看到任何商品或劳务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成分是明显浪费——不管这一点是怎样显而易见——,就断定它绝对不存在任何实用性,这总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对于任何基本上属于实用的产物,如果贸然断定浪费因素同它的价值毫无直接或间接关系,那也是危险的,不过危险性稍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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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一书并非哈耶克的早年作品,而是他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但是当1988年开始出版《哈耶克全集》时,编者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却把它列为首卷。因此最初读到它时,读者心中也许不免会有些不解:一本新作乍一面世,就以全集第一卷的面目出现,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合常规。  不过只要我们把全书读完,便会觉得他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哈耶克写此书时已耄耋奎之年,缘起则是1978年他曾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翼思想的大本营与对手设场斗法,来一场最后决战一般的大辩论。这种在学术讨论中有些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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