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第一部(二)

 《一九八四》



  温斯顿在日记上写道:

  那是三年以前。一个晦暗的夜晚,大火车站附近一条狭窄的横街。她挨墙站着,身边是一处房门,头顶是一盏路灯,可是黑古隆冬。她长得挺年轻,浓妆艳抹的。正是抹的粉让我注意,那粉雪白雪白,活像个面具,再加上鲜红鲜红的嘴唇。党的女人,是不兴涂脂抹粉的。街上没有别人,也没有电幕。她说,要两块钱。我……

  他一时觉得很难写下去。他闭上眼睛,还用手指头按住眼皮--这情形总是出现在眼前,他一心要把它赶开去。他险险乎按捺不住,要用尽力气高声骂娘。要么,就拿脑袋撞墙,就把桌子踢倒,就用墨水瓶砸窗户--狂暴罢,吵闹罢,疼痛罢,只要能把那折磨人的记忆消灭掉!

  他心里想,一个人最要命的敌人,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可能转变成什么一目了然的症候。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在街上遇见一个人。这党员倒是长得挺平庸,三四十岁,高高瘦瘦,还提了个公文包。那会儿他们相差不过几米远,那人的左脸突然抽搐一下,害得那张脸横七扭八的。等他俩擦身而过,那人竟又抽搐了一下--不过是小小的抽动,不过是轻轻的颤抖,迅疾得犹如照像机的快门咔哒一响。然而谁都看得出,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温斯顿记得,他当时便想到,这可怜虫完蛋啦。怕人的是,十有八九这动作他根本就没觉察。最最危险的,是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据他看来,这般糟糕事儿根本就是个防不胜防。

  他吸了口气,接着写道:

  我跟着她走进门,穿过后院,进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靠墙有张床,桌上是一盏灯,灯光捻得暗暗的。她……

  他只感到一阵恼怒,恨不得吐口唾沫才好。在地下厨房里跟那婆娘搞在一起,他想起的是凯瑟琳--他的老婆。温斯顿还结了婚哩--换句话讲,是结过婚的:没准儿他还算个结了婚的人,据他所知,他老婆还没死呢。他仿佛又呼吸到地下厨房那种暖烘烘的味儿,那种脏衣服、贱香水外带臭虫味儿。那香水味儿直叫人作呕,然而不乏诱人的地方,因为党的女人绝不用香水,简直没法想象她们也会用香水。只有无产者才兴用香水--在他心里,香水味总如影随形地混杂了另一件事,那便是私通。

  这两年以来,他头一遭行为失检,便是搞了这个婆娘。不用说,他们禁止搞妓女,但诸如此类的规矩,有时大可放胆破它一次。这挺危险,但绝对算不上生死攸关。搞妓女若是抓了现行,得强劳营里干上个五年;要是不犯旁的事儿,这就顶了天啦。而且逃起来也容易,谁会在搞事儿的时候给人当场擒拿?贫民区准备卖身的婆娘多而又多,有时只消一瓶杜松子酒,她便会卖了自个儿。对卖淫这类勾当,党嘴上不说,其实是颇有些鼓励的,人们的本能不好一并压抑净尽,总该找上个发泄的出口。一时的放纵算不得大事,只要能做得偷偷摸摸,毫无乐趣,只要搞的是无产阶级下层一文不值的婆娘。党员彼此胡搞,这才真真是不可饶恕。然而--纵然大清洗的被告们一例坦白犯了这样的罪行,真正做出这样的事来,还是叫人觉得无法想象。

  说起党的目的,那还不光是防止男人和女人相互忠诚,这样的关系没准儿他们没办法控制。还有那么个秘而不宜的真正目的,便是让性行为变得索然无味。婚姻之内也罢,婚姻之外也罢,真正的敌人不是爱情,倒是性欲。所有党员间的婚姻,必得经过个什么特设委员会批准;要是打算结婚的男女显得爱慕对方的肉体,那申请一准给拒绝--当然啦,其原则从不给说得明明白白。结婚的目的,能承认的惟有一个,便是生育些孩子,好为党服务。性交,那给看成一种小小的手术,像灌肠一样只会惹人厌。当然啦,谁也没有径直说过这一点,然而靠一种曲曲折折的方式,从孩提时开始,它便灌进了每个党员的心里。他们甚至成立些组织,像反性青年团之类,专门倡导男人跟女人完全禁欲。孩子么,可以靠人工授精的办法来生育(新话还有个词儿,就叫人授),交给公家来养活。温斯顿晓得,这一切还没有全部当真干起来,然而它却跟党的意识形态严丝合缝。党是企图扼杀性本能;若是无法扼杀,便去歪曲它,玷污它。他还不晓得为何这样做,只觉得他们的做法真是太自然不过。起码从女人那面讲,党的努力大抵上大获成功。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手总该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啦。真怪,他竟然很少想到她。有时候,他甚至整天整天忘了自己曾经结过婚。他们只在一起,过了十五个月。党根本不准离婚,然而若是没有孩子,却会倡导分居。

  凯瑟琳个子高高,头发金黄,身形挺直,动作优美。她的面孔轮廓分明,活像只老鹰。要是谁不曾发现,这张面孔的背后几乎空洞无物,任谁都会称赞一句:瞧这张面孔,有多么高尚!刚刚结婚不久,温斯顿便一口断定,他还没见过比她更加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当然啦,或许这全怪他对她的了解最切近。她那脑袋瓜里,就没有哪个思想不是口号,任何愚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是党交给了她,她一律盲目接受。在心里他给她个绰号,就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若不是为了那件事,他还可以忍住跟她过下去--那事情便是性生活。

  只消他碰到她,她便一阵畏缩,全身僵硬。若是拥抱她,那感觉活像拥抱一块木疙瘩。真怪,有时她把他往自个儿怀里拥,他却只觉得她正拼着力气把他推开去。她的肌肉变得绷绷紧,叫他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她总是闭眼往那里一躺,不反抗,不合作,只是忍受了事。这样的反应真叫人难堪;久而久之,简直叫人觉得可怕。即便这样,他倒可以忍着和她一起过,只消同意禁欲就是啦。可怪的是凯瑟琳居然不同意。她说,只要做得到,他们总该生个孩子才是。于是每个星期,诸如此类的事情准演上一次。她把这事搞得挺有规律,只要不是做不到,她便总要遵守时间。甚至那天的早晨,她便会提醒他一句,一如晚上有什么任务必得完成,万不可忘记。她有两个词儿来叫这件事。一个叫做"生他个小孩",还有一个叫做"咱们为党尽义务"(她还真用了这个词儿!)。要不了多久,只要将到指定的日子,他便真真觉得灾难临了头。幸好没怀上孩子,到头来她也同意,不再试下去了。很快,他们便开始分居。

  温斯顿悄没声儿地叹口气。他又拿起笔,接着写下去:

  她一头躺倒在床上,等不到任何准备动作,就撩起了裙子。那动作粗俗之极,怕人之极,让你无法想象。我……

  他看见自己站在那儿,灯光黑沉沉,满鼻子全是臭虫加上贱香水味儿。在心里,他只觉得挫折,只觉得忿忿不平--尽管在那时,他的思绪掺杂着对凯瑟琳白皙肉体的想望,可那肉体早给党催眠的力量闹得冰冷僵硬。干吗老是这样?干吗他没法有个自己的女人,只能隔三差五搞搞这种破烂货?然而名副其实的做爱,几乎就无法想象。党的女人,一律是如出一辙。禁欲的思想,如同对党的忠诚,早已在她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小时候周密地训练她们,学校、侦察队和青年团里不断絮叨给她们,再加上竞赛,冷水浴,讲座,游行,歌曲,口号,军乐,自然的情感早就被扫荡一空。理智告诉他,例外一定会有;然而他的心里就是不相信。她们全都是坚不可摧,完全按党的要求干。他希望得到的,早不是有个人爱他,而是打破那贞洁的围墙,哪怕平生只遇到一次。性交一旦成功,那便是反叛。情欲就是思想罪。若他还能够唤起凯瑟琳的欲望,便构成了一次诱奸--哪怕她还是他老婆。

  然而剩下的故事必得写下去。他便写道:

  我捻亮了灯。我就着灯光看她……

  在黑暗里耽过之后,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显得格外亮。他第一次可以仔细把那婆娘打量一眼。他朝她走了一步,又停了下来,满心交织着肉欲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来这儿的风险。没准儿他一出门,巡警便会把他给擒住;没准儿这会儿,他们就等在门外边!然而他倒是到这儿干吗来!若是他还没干成就走呀--!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灯光下他突然看出来,那婆娘敢情很老。她脸上的脂粉异常地厚,活像个裂缝累累的纸板面具。头发已经有了银丝;然而真正吓人的,倒是她的嘴巴,稍一张开,露出的竟是个漆黑的窟窿。她一颗牙齿也没有。

  他用涂鸦般的字体,忙忙乱乱写下去:

  我就着灯光看她,原来是个老太太,少说也有五十岁。然而我走上前去,照干不误。

  他又把指头按在眼皮上。他到底把它写了下来,然而依然没什么两样。这个疗法治不了他。那一种冲动,放开嗓子破口大骂的冲动,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若是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这希望必是在无产者身上。这般密密匝匝的百姓素来受人贱视,而他们在大洋国竟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惟有在他们身上,才聚得起推翻党的力量。党根本没法从内部推翻。要说它还有什么敌人,他们也根本没法聚在一起,连互相认认清楚也做不到。纵然那神话般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就算它可能罢),也没办法设想,能有两三个以上的会员聚集起来干些什么。造反--只意味着目光一转,声音一变,往好里说,才意味着偶然的轻声呢喃。然而无产者,只消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用不着什么地下活动。他们只消站起来,抖抖身子--一如马儿抖掉身上的苍蝇。要是他们肯做,明天一早便能够把党打倒。迟早他们总会这样做,不是么?但是--!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挨挨挤挤的街上走。就在这时,前面街上几百个女人一齐怒吼起来:"嗷!嗷--!"这声音低沉嘹亮,叫人不寒而栗,带着气愤,又带着绝望,轰轰然,嗡嗡然,如同钟声在回荡。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这就开始啦!暴动开始啦!无产者终于砸碎了锁链!可他赶到现场,只看见两三百号女人,团团挤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满脸悲惨兮兮,仿佛沉船上一群难逃厄运的乘客。这当儿,那普遍的绝望情绪,骤然分散成无数条嗓子的吵嚷。原来,有个货摊卖起了铁皮平底锅。那些锅子,一例是些个怕摸怕碰的残次品,然而任是哪一种炊具,永远都绝难搞到手。不料,那锅子竟然卖光了--于是那般得了手的,给旁人碰着撞着拥挤着,一心想带着锅子快溜走;然而别的几十个人,依然围着货摊吵吵嚷嚷,骂售货员走后门,生生把锅子留到什么鬼地方去啦。这时,又有人怒声吵了起来--那是两个女人,满脸通红,披头散发,抓着同一只锅子,都想从对方的手里抢下来。她们抢啊抢的,锅子的把手就掉啦。温斯顿满心厌恶地看她们吵架。可是,就是刚才那一瞬,她们的吼声表现出几乎怕人的威力,而她们才不过几百个人!为什么那些要紧的事情,她们却从来不会这样吼?

  他写道:

  惟有觉醒之后,他们才会造反;惟有造反之后,他们才会觉悟。

  他心里想,这简直像从党的什么课本当中抄来的东西。当然啦,按党的说法,它在把无产者从枷锁当中解放出来。革命前,无产者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压迫,他们挨饿挨揍,女人也不得不在煤矿里面做苦工(其实,女人如今难道不在煤矿做苦工?),孩子六岁就给卖到工厂去。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双重思想原则,党也教导我们,无产者生来便是劣等人,必得靠几条简单的规矩,让他们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就如同动物一个样。事实上,谁去管无产者们做什么。多了解他们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干活,繁殖,而且一直如此,其它的活动便毫不重要。对他们听之任之,犹如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们便回复到自然的生存状态去,回复到古已有之的生存方式去。他们生下来,在贫民窟里长大成人,在十二岁上出门做工;他们的美丽,他们的性欲,短暂得犹如瞬息即逝的花蕾。他们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已经步入中年,到六十岁,多半便一命呜呼。操劳卖命,养家糊口,寻衅斗殴,看看电影,踢踢足球,灌灌啤酒,闹闹赌博,他们心里盘算的只有这么多。控制他们,简直易如反掌。在他们中间,总派上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散布些流言蜚语,挑出些可疑的危险分子消灭掉。至于党的意识形态,就根本用不着灌输给他们。无产者不该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情感。党单单要求他们有简单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旦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勒紧腰带,便好利用一下。有时候,他们也会有点不满,然而这样的不满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不懂得普遍观念,他们的不满情绪只能针对琐屑具体的小事,较大的坏处他们老是见不到。无产者家里多半电幕也没有,民警也懒得理他们。伦敦成了个犯罪大本营,小偷大盗,娼妓毒贩,明榨暗骗,全把伦敦当成天造地设的乐园;然而这些罪行,单单充斥在无产者中间,根本就没什么要紧。所有的道德问题,一任他们依照旧时的规矩;性关系上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对他们一概不适用。乱交挨不着惩罚,离婚办得成手续。要是无产者需要个宗教,或者有了这样的意愿,也不妨任他们信去。对无产者,简直不值得怀疑。诚如党的标语教导的那样:"无产者和动物才自由。"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小心翼翼地搔他的脚脖子。这地方又开始刺痒啦。有一个问题永远绕不开,便是没办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什么样。他从抽屈里拿出本小孩子的历史书,那还是他从帕森斯太太手里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上的一段抄在日记上:

  在大革命前的旧社会,伦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它又黑又脏,让人忍受不了。大家忍饥挨饿,有千千万万的穷人连鞋子也买不起,甚至找个象样的地方睡觉也没有。孩子们还不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手脚一慢,恶狠狠的主人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整天吃的是变了味的面包屑,喝的是白开水。大家都那么穷,但也有一些有钱人,住在几幢又高大、又华丽的楼房里,光是伺候的仆人就有三十来个。这些有钱人就叫资本家,他们都长得很胖,很凶,很难看,就像边上这幅图画画得那样。你们看,他穿一件长长的、黑颜色的大衣,那叫大礼服,头上戴一顶古怪的帽子,亮晶晶的,样子像大烟囱,那叫高礼帽。这是资本家才有的打扮,别人都不许穿。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被他们占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什么土地、房屋、工厂、金钱,都是他们的。碰到有谁不听话,他们就把他关到牢里,要不,就叫他没有活干,把他饿死。老百姓和资本家说话,必须是很害怕的样子,向他鞠躬,还要摘下帽子,称呼他"老爷"。这些资本家有一个头头,叫国王……

  下面列举的一长串,他早就知道。那书上准会提到,主教穿的是细布袖套,法官穿的是貂皮长袍。有手枷,有脚镣,有踏车,有鞭挞,市长大人开盛宴,亲吻教皇脚丫子。还有件事情,唤作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的,小孩子的课本八成不会说。这条法律的意思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他厂里做工的随便什么女人睡一觉。

  这里边有多少谎言,谁说得出来?如今的一般生活比革命之前好,这一点兴许是真的。惟有一个证据截然相反,那便是骨子里无声的抗议,本能地感觉到生存的状态恶劣难忍,而在别一个时代全然不应该如此。这让他觉得,敢情当今时世真正典型的问题,倒不在它太嫌残酷无情,毫不安全。这时代枯燥乏味,暗无天日,疲塌懈怠,这才是它的问题所在。看看身边罢,谁都看得到,这生活根本不像电幕上聒噪的谎话,也绝对不像党企图实现的理想。即便对党员而言,生活的许多方面,依照是倾向中性,不论政治。那是拼死拼活做完沉闷的工作,是地铁里抢个座儿,是补一双破袜子,讨一份糖精片,省一个烟屁股。可党树立的理想呢,却庞大,骇人,晶莹发光。那是钢筋水泥的世界,机器怪物的世界,可怕武器的世界;那是勇士的战场,信徒的圣殿,团结前进,统一思想,统一口号,永远工作、战斗、胜利和迫害。三亿人民,有的便是这同一张脸孔。而现实呢?城市肮脏凋零,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依然东奔西走,苟延残喘。他们住的一例是上个世纪千疮百孔的房屋,身边一例是烂白菜跟脏茅坑的臭味。温斯顿仿佛就看到了伦敦城,这庞然大物一片倾圮破败,成百万的垃圾箱塞满了全城;在这城市的惨景上面,再叠印了帕森斯太太的一张照片--满脸皱纹,头发疏落,徒然挣扎着要鼓捣好那堵塞的水管。

  他又把手伸下去,搔搔脚脖子。电幕没日没夜在耳边聒噪,拿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人民吃的多啦,穿的多啦,住的宽敞啦,玩的高兴啦--跟五十年前的人比,他们活得也长,干得也少,个子也高,身体也壮,智力也强,生活也棒,知识也多。这样的宣传,你没法子证明,也没法子反驳。打个比方,党说如今百分之四十二的成年无产者有文化;而革命前,识字的成年无产者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说,如今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却有千分之三百--或者诸如此类。这挺像两个未知数组成了个简单方程。没准儿历史书上的每句话都纯属瞎编乱造,即便人们笃信不移的事情也不例外。谁知道啦,兴许从来没有什么劳什子法律叫做jus primae noctis,从来没有什么人叫做资本家,也从来没有什么服饰叫做高礼帽。

  所有的一切,全在迷雾当中褪去了身形。过去给人擦拭个干净,擦拭的行为又忘了个干净,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平生之中,他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行为确凿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事情之后,这一点真是重要非凡。这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那该是一九七三年--总之,那会儿他正跟凯瑟琳闹分居。然而,真正有关的日期,却还要早上七八年。

  其实,这事是开始在六十年代中期,便是那时的大清洗,一古脑儿消灭了革命的元老。到一九七○年,除去老大哥,他们已尽数消灭,一个不剩。他们给揭露出来,变成了叛徒反革命。戈德斯坦成功脱逃,藏身在什么鬼地方;至于旁人,有几个消失了踪影,大多数则参加了公审,坦白了罪行,而后处决了事。最后活下来的人里有那么三位,叫做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他们遭到逮捕,大约还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像通常一样,他们先消失了一两年,无声无息,生死未卜;而后,又突然给带了出来,按照惯常的方式坦白认罪。他们交代,跟敌人交换过情报(那会儿的敌人也是欧亚国),贪污过公款,暗杀过好几个忠诚党员。他们交代,早在革命以前,便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交代了这些,他们便得到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委派了职位--那工作表面上重要得很,其实纯属挂名而已。他们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检讨,解剖犯罪的根源,保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他们给放出来以后,温斯顿还真在栗树咖啡馆里见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那会儿他用眼角偷着看他们,真个又是着迷,又是害怕。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得多,算得上古代社会的遗老遗族,当年党的英雄岁月,他们几乎是最后剩下的显要。在他们身上,还依稀驻留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魅力。他对他们彼时活动的事件和日期早不甚分明,然而只觉得,他听到他们的名字,比老大哥还要早哩。可他们是歹徒,是敌人,是不能挨不可碰的危险分子,命定在一两年内给人消灭干净。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没有人逃得了这样的下场。他们不过是几具死尸,等着给送回到坟墓里面去。

  谁也不坐在他们的附近。挨在这伙人身边,可绝对算不上明智。他们默然呆坐,面前是一杯杜松子酒,那酒一股子丁香味儿,是这咖啡馆的特色酒。这三个人,数卢瑟福的样子给温斯顿印象最深。此公曾是个有名的漫画家,在革命前和革命中,他那尖锐的漫画就鼓舞过人民的激情。甚至现在,他的漫画还会偶而登到《泰晤士报》上。这些新创作的漫画,单单模仿自己早期的风格,死板板,软塌塌,怪兮兮。漫画的主题,永远是旧调重弹:什么贫民区啦,挨饿的孩子啦,街头的巷战啦,戴高礼帽的资本家啦--这般资本家,他们在街垒里边还要戴着高礼帽!好一番徒劳无益的挣扎,无休无止,一心要退回到从前去。这卢瑟福,身材高高大大,花白的头发油腻肮脏,皱纹满脸,松松垮垮,厚厚的嘴唇像黑人一样嘟得挺高。当初他定然是身强体壮,如今这大块头却是歪斜颓唐,臃肿虚胖,像就要向四面八方散了架子。他仿佛会在你的跟前土崩瓦解,像一座倾颓坍塌的大山。

  十五点这个时候顶寂寥。如今温斯顿早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时到咖啡馆里去。咖啡馆几乎空空荡荡,电幕轻声呢喃着一首温柔的乐曲。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也不动,话更是一句没说过。服务员用不着招呼,便送上来满杯的杜松子酒。旁边桌上摆了个棋盘,棋子放得齐齐整整,然而没有人下棋。过了没有半分钟,电幕猛可里变了样。播放的频率换了别个,音乐也跟着换了调。那闯将进来的新旋律真个难道难描,它粗哑特殊,戏谑干嚎,温斯顿私下里便叫它黄色小调儿。而后,电幕上有人唱了起来: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你卖了我,我也卖了你!
  他们躺那里,我们躺这里,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那三人依然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瞥一眼卢瑟福疲塌塌的脸,竟看见他的眼睛满盈着泪水。温斯顿这才发现,艾伦森和卢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得歪歪瘪瘪,他的心不禁一阵战栗--然而他也说不上,他的心究竟为什么发颤。

  没过多久,这三人重又被逮捕。看上去他们刚给释放,立刻开始新一轮的阴谋活动。他们再次受到审判,这次是坦白了一系列新犯下的罪行,连同旧有的罪行,来个数罪并罚。于是他们给处决掉,这下场记在党史里,给后代做个儆示。可约摸过了五年,在一九七三年,有一次气动管把一卷文件送到温斯顿的桌上。他展开纸卷,发现一块纸片,显然给忘掉了夹在这里边。打开纸片,他登时看出它的重要意义。那是十年前一份《泰晤士报》的半页剪报,刚好剪的是上半版,连日期也留在了上面。剪报上有张照片,照的是纽约的一次党代表会议。照片的中央,顶顶突出的位置,便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那伙人;起码这三人绝对不会错,照片下面的说明里还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在两次公审之中,他们三人都一口供称,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领土上。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的什么指定地点,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接了头。他们便把重要的军事机密出卖给人家。这日期温斯顿记得牢之又牢,因为那一天正是夏至;而这样的事情,准记在无数旁的地方。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坦白准是些谎言。

  当然啦,这才算不得什么发现。便是那时,温斯顿也从来不曾想过,清洗中消灭的人们,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控的罪行。然而这却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过去早给人消灭,它却算得上过去的一个碎片,犹如一块骨骼的化石,竟然在明明错误的地层冒了出来,便使得地质学的理论土崩瓦解。要是有什么途径,把这张照片公布于世,让大家了解它的意义所在,这沉重的一击足以让党化为齑粉。

  那会儿他本是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照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拿一张纸盖住了它。可幸他打开纸卷时,从电幕那边看,照片是颠倒的。

  他把拍纸簿放在膝头,将椅子推后,尽量离开电幕远一点。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一片漠然,这本不是难事;只消花点子力气,连呼吸也能够控制住。然而心跳,那却没办法控制得了;可电幕却相当灵敏,能够感知得到。他等了约摸足有十分钟,心里担惊受怕--别出了什么情况暴露他,比如他的桌上突然刮过一阵风,害他的掩饰行为前功尽弃。而后,他也不打开桌上的纸片,索性把那张照片连同其它的废纸,一古脑儿丢进记忆洞。再过上一分钟,想必这照片便化成了灰烬。

  这事情早过了十年--十一年啦。没准儿如今,他会把那张照片留下来。怪得很,这照片正如它记载的事实一样,早已仅仅剩下记忆中的存在;然而它毕竟曾经捏在他的指间呀,他还是觉得非同一般。难道一纸消失了的证据曾经存在过,这便会使得党的统治不再固若金汤?

  然而今天,纵然这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活,它也早就算不上证据。他发现照片那会儿,大洋国已经不跟欧亚国开战,可这仨死鬼是向欧亚国的特务机构出卖了祖国。打那时以来,大洋国的敌手变来变去--足有两三次哩,他也记不得到底有几次。很有可能,他们的坦白一再改变,起初的日期事件早已经毫无意义。过去不光给篡改了事,它就这样子改来改去。有一件事情最让他觉得噩梦般骇人,便是他从来闹不清楚,为什么要这般大张旗鼓地搞欺骗。篡改过去,眼前的好处自是一目了然,然而终极的动机却显得神神秘秘。他又提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可我不懂得原因。

  他想,恐怕他很有点精神失常啦。这一点他已经想过无数次;没准儿,单个人的少数派,便是精神失常哩。从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便意味着成一个疯子;而今,相信过去无法给篡改,也意味着成一个疯子。或许惟有他独自坚持这信仰;若真是他独自一人,那他便精神失常。然而感到自己精神失常,才不最最让他胆战心惊--骇人的是他也可能走了条错路。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开卷第一页上的老大哥像。那双眼睛叫人昏昏欲睡,紧紧盯着温斯顿看。那仿佛有种巨大的力量压在你身上--这玩意儿直刺穿你的脑袋瓜,捶打你的脑,吓破你的胆,逼你放弃心中的信念,诱你否认眼见的证据。到头来,党不妨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便好乖乖地一信了之。这一点躲不开避不掉,他们迟早总会这样宣布,他们所处的地位铁定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自然要求否认经验有什么效力;而且,这哲学甚至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一切异端当中顶大的异端--那便是常识。他们会因你心怀异见杀掉你,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正确。说到底,二加二等于四,这如何能够知道?有一种地心引力在作用,这如何能够证明?过去无法给人改变,这如何能够弄清?要是过去跟客观世界,仅仅存在于常识当中,要是意识可以给人控制--那又如何?

  然而,不是的!他猛可里满心充满了勇气。奥勃良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脑际,这绝非由于什么显明的联想。他晓得,他比以前更加确切地晓得,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写这日记,便是为了奥勃良--便是写给奥勃良:它犹如一封信,长得无休无止,没人读得到它;然而它毕竟写给一个特定的人,这便叫它也变得生动多彩。

  党教导你,不得相信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的命令,这是他们最根本的命令!他要面对的是何其巨大的力量,那般党内秀才会何其轻易驳倒他!那些论证简直精妙绝伦,他懂也不懂,更何谈反驳。想到这些,他的心头禁不住一沉。然而--他毕竟正确。他们错误,惟有他才正确。显明,素朴,真实,这一切一定要捍卫。自明便是真理,这一点一定要坚持。物质的世界毕竟存在,世界的规律绝不能改变。石头毕竟坚硬,水毕竟潮湿,悬空的物体毕竟落向地心。他觉出自己乃是说给奥勃良,也觉出自己阐明了一个重要的公理,便写道:

  自由就是宣称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其它的一切便会迎刃而解。



  一条胡同的深处,什么地方飘出股烘咖啡的味儿,直溢到当街来--还是真正的咖啡哩,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兴许有两秒钟光景,他回到了遗忘大半的孩提时代。而后,一扇门砰然一响,突然间斩断了这股香味,仿佛它也不是气味,倒是声音一般。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的地方又开始刺痒。三个星期以来,他已有两次没有参加街道活动中心的晚间活动;这样的做法煞是冒失,因为参加活动的次数,一准给人仔细记录下来。从原则上讲,党员的生活不存在余暇;除去上床睡觉,也绝不能够单人独处。依照这样的原则,仿佛你要么工作、吃饭或睡觉,要么必得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只消显得喜欢离群索居,甚至独自个儿散散步,便永远有那么点危险。新话里竟然还有个词儿专说这一点,那词便叫做独活--这意味着个人主义,性情怪僻。然而今晚,他从部里走出来,四月天的芬芳直让他心醉神迷。今年以来,他还没见过哪一天,有这样温暖,有这样湛蓝。于是突然间,他再忍不下到活动中心,过一个漫长嘈杂的夜晚,玩什么无聊难缠的游戏,听什么报告,靠灌大酒撑持什么紧绷绷的同志关系。一阵冲动,他便离开公共汽车站,信步走进迷宫也似的伦敦城。他先是朝南,朝东,再朝南,终于不辨路径,迷失在陌生的街道中。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若是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经常想起这句话,它正道出了一个神秘的真理,一个显明的悖论。现在他来到一处晦暗朦胧的贫民区,以前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他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上走,两边一例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烂的楼门正朝着人行道,--怪得很,这破门总是叫人想起耗子洞。鹅卵石中间,汪着片片脏水。人,到处是密匝匝的人,多得叫人目瞪口呆,在黑洞洞的楼门口挤出挤进,在楼房两侧的胡同里挤来挤去。姑娘漂亮得像朵花儿,嘴唇抹了个鲜鲜红;小伙子馋猫似地追姑娘;婆娘的身体胖乎乎,拐呀拐地蹒跚着走(她们的今天,就是姑娘们的明天!);老头子弯腰伛背,拖着八字腿慢吞吞地挪。小孩子破衣烂衫打赤脚,在脏水坑里边疯玩,妈妈怒骂一声,便四散开去。这街上的窗玻璃,大概每四五块便有一块给砸破,又拿木板堵起来。没什么人注意温斯顿,只有几个人瞧他一眼,那眼光戒备又好奇。两个女人长得高高大大,赤红的胳膊交叉在胸前,掩住身上的围裙,站在一家门口聊大天。温斯顿走过来,正听到她们说着:

  "我就跟她说,'是呀,'我说'这挺好的,可你要是我,准一个样!说话是省事啦,'我说'可你哪儿有我的窝心事儿!'"

  "嗯,"另一个道,"可真是。就是这码事儿!"

  这刺耳的声音登时停了下来。他经过的时候,两个女人带着敌意,默默审视着他。可严格点讲,这还算不上什么敌意,不过是种警惕,是种一时的木讷,犹如什么陌生的动物从身边经过。党员的蓝工作服,在这样的街上可是个稀罕物儿。没话讲,谁看见你到这种地方来,那你可真真蠢笨之极,除非能有什么任务在身。碰上巡警,他们准得拦住你:"请出示证件,同志。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几点下班?你平常走这条路回家?"--这样的问题,总是免不了的。才没有什么规矩,不许你另走一条路回家;可要是思想警察听说这件事,你准在他们那里挂上一号。

  突然间,整条街道变得一片混乱。警报器的尖叫响彻四面八方,人们跟兔子一样直往门里窜。就在温斯顿眼前,一个少妇从一道门里霍地蹿将出来,把个泥坑里玩儿的孩子一把抓住,拿围裙一兜,便蹿了回去,只消一刹那的工夫。在这同时,一个汉子,身上的黑衣服活像铁丝网,冲出一条胡同,朝温斯顿直跑过来,还激动地指着天上。

  "轮船来啦!"他叫道。"当心,首长!脑瓜顶儿有炸弹!快趴下!"

  不晓得为什么,无产者给火箭弹起了个外号,叫做"轮船"。温斯顿当即趴到地上--若是无产者这样警告你,他们多半是正确无误。他们仿佛有一种直觉,火箭飞来时有本事提前好几秒钟觉出来--虽说照理那火箭飞得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刚用胳膊抱住头,便听得轰然一响,像要把人行道炸飞了起来,什么碎东西阵雨般倾到他的后背上。他站起一看,原来是身边窗户震碎的玻璃泼了他一身。

  他往前走下去。两百米开外,有些房子给炸弹炸成了废墟。一团黑烟直冲云霄,靠地面的地方腾起大片的尘土,人群早把那片瓦砾团团围住。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摊了一小堆灰尘,他瞧见尘土当中,有一条鲜红的东西。他走近前去,竟然是一只人手,齐手腕炸掉了下来。那只手惟有手腕那里血渍一片,其它地方全然是惨白惨白,有如石膏做成的模型。

  他把那东西踢进阳沟,避开人群,拐进右边的一条胡同。不出三四分钟,他便离开被炸的地方,街上也依然挨挨挤挤,一切如旧,仿佛一直平安无事。这会儿快到二十点,无产者常来的小酒店(他们管它叫"公店")早已是顾客盈门。弹簧门一片脏兮兮,不断给人开来关去,门里边传出的那股味儿,臊乎乎,湿漉漉,还有种啤酒香。有间房子房门凸出,三个人紧紧挤在拐角,中间一个拿了张折叠的报纸,身边的两位越过他的肩膀盯着瞧。温斯顿还没走近前,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那模样,还是看得出他们多专注。不用说,他们正挤着看什么要紧的消息。他离他们还有几步远,三个人突地分开身子,其中的两个大吵起来。不消一会儿,他们准得动拳头。

  "你他妈不能听我说?跟你说,末号儿七的十四个月没赢过!"

  "赢过!"

  "没有!整整两年的号码,我全记纸上啦!全记住啦,跟钟表那么准!我跟你说,末号儿从来就不是七……"

  "咋没有,七就是赢过!那屌号码我都能说给你。四、○、七,末号儿不是七?就是二月的事儿,二月第二个星期的事儿。"

  "滚你妈的二月!我全记下来啦,白纸黑字。我跟你说,从来没有什么号码……"

  "肏,闭嘴罢!"第三个人道。

  他们是在说彩票呀。温斯顿走出二十米,又回头去看,见他们还在争来吵去,一脸的兴奋热烈,这彩票每星期能开一次奖,奖金不少,这样的活动顶受无产者关注。大洋国的无产者成千上万,恐怕在他们眼里,这彩票称不上他们后半生的惟一目的,起码算得上最重要的目的。彩票,那是他们的快活,那是他们的放荡,止息他们的疼痛,刺激他们的脑筋。那般人可以目不识丁,可一碰到彩票,就算也算得精,记也记得灵。有一大帮子人,他们谋生的手段,便单靠兜售押宝秘诀,预测中奖号码,推销幸运护符。彩票的活动温斯顿未曾参加过,这全由富裕部来管。然而他倒知道(党内的人全知道),奖金基本是付诸阙如。其实付的全是末等奖,高额奖金的得主不过是些个子虚乌有。大洋国的各个部分之间毫无真正的交流,这样的安排轻而易举。

  然而若是有希望,那希望在无产者的身上。这一点必得坚持不放。把它付诸言辞,听起来便显得蛮有道理;看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边的人群,这就变成了信念。他转进去的街道是个下坡,他觉得曾经来过这附近,不远的地方还应该有条大道。前边什么地方,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街道转了个弯儿,便到了尽头,那里几级台阶,通到一条低洼的胡同,几个摊贩卖着蔫巴巴的菜。就在这时,温斯顿想起了这个地方--这小巷通一条大街,再转个弯儿,走上四五分钟,便是那家旧货铺,他买过那本空白日记簿的。附近还有家小文具店,他曾经买了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站了一会儿。胡同对面,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酒店,窗户挂满灰尘,看上去活像结了霜。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弓着腰,动作却挺灵活,白胡子朝身前挺挺的,仿佛对虾的长须。他推开弹簧门,走进了酒店。温斯顿站在那里只顾看,他想:这老头儿少说也有八十岁,革命那会儿便已经中年。像他那样的人早成了凤毛麟角;而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被消灭,他们便是跟那失落的世界最后的联系。在党内,已经很少有人,在革命之前便形成了思想。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几乎扫净了老一代的人;而硕果仅存的一小批,早给吓破了胆,在思想上彻底缴枪投了降。若有谁活下来,又能照实告诉你世纪初的情形,就非是个无产者不可。突然间,温斯顿想起他从历史书上抄到日记里的那段话,立时觉出一种疯狂的冲动。他得进那家酒店,跟老头儿攀谈,问他些问题。他得对老头说:"给我说说你小时候的日子。那会儿过得怎么样?跟现在比比,是更好,还是更糟?"

  他匆匆走下台阶,穿过窄巷,唯恐动作一慢,便生出害怕的心思。没话讲,这样的做法纯属发疯。一般说来,还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不准跟无产者说说话,不准常去他们的酒店;然而这样的事情简直不同凡响,没法不给人注意。若是碰见巡警,不妨跟他们辩解,说自己觉得头晕要昏倒,不过恐怕他们不会信。他推开房门,扑面就是股酸啤酒味儿,臭哄哄的像乳酪。他一走进去,嗡嗡营营的声音便低了下来,他只觉得在身后,人人都在盯着他的工作服。房间另一头,正玩着一场投镖赛,也给打断了那么几十秒钟。他随着进来的那老头儿站在了柜台前,跟服务员正吵着什么。服务员岁数不大,长得高高壮壮,鹰钩鼻,粗胳膊。一伙人围在他们身边,端着酒杯看热闹。

  "我够客气啦,咹?"老头儿挺直腰杆,一副好斗的架势。"你敢说这他妈的店里,找不着个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服务员拿手指尖抵着柜台,往前探出身子。

  "你们听听!还服务员哩,生不知道一品脱!跟你说,一品脱就是半夸特,四夸特就是一加仑。快教你念ABC啦。"

  "没听说过,"服务员干脆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就这么卖。喏,杯子在那儿,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儿挺执拗。"倒一品脱,多省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可没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全住树梢哩,"服务员朝旁的顾客瞥了一眼。

  他们哄堂大笑,温斯顿闯进来闹出的不安仿佛也早烟消云散。老头儿胡子拉茬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自顾自地叨叨咕咕,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扶住了他。

  "能请你喝一杯么?"他说。

  "你真够绅士,"老头儿又挺直了腰杆。他仿佛看也不看温斯顿的工作服。"一品脱!"他凶巴巴地向那服务员说。"一品脱咕噜!"

  服务员取了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桶里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乎乎的啤酒。无产者店里,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说不准他们喝--其实他们要搞到手,才容易得很哩。投镖赛重新热闹起来,柜台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们的彩票。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记得有个温斯顿还在这儿。窗下有一张松木桌,他跟老头儿在那儿聊,就不用怕给谁偷听到。这样做固然是万分危险;然而还说什么?这屋里竟然没有电幕!刚一进屋,这一点他就弄清啦。

  "他就是能给我一品脱,"老头儿放下酒杯坐下来,嘟囔道。"半个公升不够喝,喝不足性。一个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钱哩又贵!"

  "从年轻那会儿起,你准见好多事情都变啦,"温斯顿试试探探地说。

  老头儿那浅蓝色的眼睛,从投镖板瞅到柜台,又从柜台瞅到男便所,仿佛就等着酒店变它个样子。

  "那会儿啤酒才好哩!"他终于说道。"还便宜呢!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们管淡啤酒就叫咕噜。一品脱才四便士!那是在战前,当然啦。"

  "哪次战前呀?"温斯顿问。

  "管它哪次,"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杆。"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脖子上,喉节一阵上下乱动,快得惊人,啤酒便给解决了。温斯顿到柜台去,又带回两个半公升来。老头儿仿佛忘了他烦透了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温斯顿道。"我还没生下来,你就长大啦。你该记得从前,革命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对那会儿真是一点儿不知道。我们光从书上读到过,谁知道书上讲的对不对。我想听听你说。历史书说,革命前生活跟现在一点儿不一样。那会儿人人吃苦受穷,简直怕人--糟糕得想都想不出来。我们伦敦城,好多人一辈子就没吃到过饱饭。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儿,他们九岁就失了学,他们一个屋子要住十个人。可是同时,还有那么几千个人,叫做资本家,却是有钱有势。所有好东西都得归他们。他们住着好房子,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坐的是汽车跟四驾马车。他们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那老头儿突然活跃起来。

  "高礼帽!"他说道。"好玩,你说高礼帽啦。昨儿我还想它哩,也不知为了啥。我只是想,有多少年没见过高礼帽啦。全过时啦!我最后那次戴高礼帽,还是给嫂子办葬礼。那可是--嘿,我也说不清哪年啦。准有五十年啦!不用说,我可是租来戴的,你知道。"

  "倒不是高礼帽多要紧,"温斯顿耐着性子说。"问题是那帮资本家当家作主,连靠他们活着的律师牧师什么的也是。什么都得为他们好才行。像你这样,一般人,工人,就只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他们拿你当牲口,把你运到加拿大。要是高兴,他们就跟你闺女睡觉。他们叫人拿什么九尾鞭揍你们。每个资本家,全带一帮子走狗……"

  老头儿一下又活跃了起来。

  "走狗!"他说。"这词儿有日子没听过啦。走狗!这叫我想起从前来,可不是?想当年,可有年头啦,有时候我赶在礼拜天下午,就去海德公园儿听人家讲话。救世军啦,天主徒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全都有哩!有个家伙,我也记不住他名儿,讲得可真有劲儿!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他就说,'走狗!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段的奴才!'他还叫他们寄生虫哩!还有鬣狗--他就管他们叫鬣狗!他叫的是工党,当然啦,你知道。"

  温斯顿觉出来,他们的话题简直满拧。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他说。"你觉得如今你的自由,是不是比那会儿多?旁人待你是不是更像人?从前,那些有钱人,上等人……"

  "上议院,"老头儿依依地说。

  "就上议院好啦,要是你愿意说。我想问问,是不是那些人,拿你低人一等,光是因为他们有钱,你没钱?比方说,要是碰见他们,你得叫声'先生',还得摘帽子?"

  老头儿仿佛沉思起来。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答道:

  "是啊,他们愿意看你朝他们摘帽子。这是尊敬么。我倒不喜欢,可我也常这么做。该说,谁也得做呀。"

  "我得说句历史书的话--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仆人,常把你们从人行道推进阳沟么?"

  "有个家伙倒推了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起来哩,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那晚有划艇赛,我么,在沙夫茨伯里街上,就撞了个小伙子。碰上划艇赛,他们晚上全闹得吓死人!他倒是个绅士,穿衬衫,戴礼帽,还有黑大衣什么的。他在人行道上,走得歪歪扭扭的,我一下撞着了他。他就说,'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他就说。我说,'你当这他妈人行道给你开的?'他说,'你再要横,打你个满脸花!'我说,'你醉啦。有你半分钟,送你见老警!'我说。爱信不信,他举手推我胸口,差点儿送我公共汽车轱辘下边!那会儿我年轻,就想还他一拳,可是……"

  温斯顿只觉得无可奈何。老头儿的记忆,全是些细节琐事堆成的垃圾。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个正事儿来。党的历史依然有可能正确;甚至,这历史很可能全然正确。他最后试了一次。

  "可能我没说清楚,"他说。"我再跟你说说。你活得很久了,一半儿日子在革命前过的。比方一九二五年,你已经挺大啦。按你记得的,还能不能说得出,一九二五年的日子,比当今好还是不好?要是你能选,你会在那会儿过,还是在现在过?"

  老头儿直盯着投镖板,沉思起来。他放慢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仿佛这啤酒让他觉得通泰舒服,等他再开口,那神情一派隐忍达观。

  "我知道你想我说什么,"他说,"你想我说,我想要返老还童。大多数的人,你去问罢,准保想返老还童。年轻人嘛,身体也好,劲头儿也大。到我这把年纪,就全不成啦。腿脚净是毛病,膀胱也有毛病哩。一个晚上,起夜总得起个六七次。另一面说啦,当老头儿也有不少好处。从前的愁事儿,不用再犯愁啦。不搞娘儿们,这才是大事哩!我有三十年没碰个娘儿们,你爱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啦。"

  温斯顿挺起身,靠在窗台上。再问下去,也没什么用啦。他打算再去买点啤酒,那老头儿却突然站起身,拖着脚急忙便走--他是到房间对面臭哄哄的茅房去,可见那多喝的半公升,早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盯着自己的空酒杯,不注意他的双腿,又重新送他回到了街上。他心里想,过上二十年,这简单而又重要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就再得不到答案啦。诚然即便如今,其实这也无法回答,因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他们早已做不到在两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还记得一百万件无用的琐事:跟同事拌嘴啦,寻找气管子啦,妹妹尸体的表情啦,七十年前一早刮风扬起的尘土啦。然而所有要紧的事情,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非常像蚂蚁,看得见小东西,却看不见大的。脑子记不住,记录篡改过--一旦如此,党要宣布改善了人民生活,你便只能够接受了事,因为能够检验真伪的标准并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存在。

  就在这时,他的思绪突然间停顿了下来。他驻足抬头看,原来走到了一条窄窄的街巷,一片公寓当中,点缀着几家黑魆魆的小店。就在他的头顶,挂了三个褪色的铁球,依稀看得出曾经镀成了金色。这地方他好像认得--没错!就是那家旧货店,他买过那本日记簿的地方。

  温斯顿心里一阵恐惧。当初买那本子,已经够冒失啦,他也曾发誓再不来这边。然而他刚刚听任思绪信马由缰,他的腿竟然把他带回了这里。他还巴望靠写日记,便阻止得了自己诸如此类自杀般的冲动哩。与此同时,他发现那家店铺,虽然快到二十一点,却还没打烊。他想还是进去罢,这总比在人行道上瞎转悠更少惹人疑,于是走进了店门。要是谁问,他或许可以回答,他想来买几片刀片。

  店主刚点起了一盏煤油吊灯。吊灯的味儿不算干净,可却有那么点和气可亲。店主有六十岁,体弱背驼,长长的鼻子带着种慈祥,目光温和,戴副厚厚的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很浓很黑。那眼镜,那轻柔琐屑的动作,再加上他那件破旧的黑绒夹克,分明给了他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一如他是个什么文学家,什么音乐家。他说话的声音轻柔得很,好像哑了嗓子,而他的口音,也不像多数无产者那样难听。

  "你还在人行道上,我就认出你啦,"他立时说道。"你买了那年轻太太的纪念簿。那本子的纸张,可真叫漂亮。奶油直纹纸--就是这样的名字。这样的纸,早不生产啦--嗯,我敢说足有五十年啦,"他从眼镜上面盯着温斯顿瞧,"我能卖你点什么?还是只想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想看看。还不想买什么。"

  "好罢,"店主说。"我想也没什么能够满足你,"他软软的手做个道歉的动作。"你也知道;瞧,这店都空啦。咱们俩说说,买卖旧货--就要完啦。谁也不需要,货也没有啦。家具,瓷器,玻璃容器--一天天都在坏下去。当然啦,金属的东西,多半也给回了炉。我多少年都没见过黄铜烛台啦。"

  其实,这小店塞得满满吞吞,然而大多实在没什么价值。小店固然空间有限,因为四壁周遭堆满了蓬头垢面的画框,橱窗里又满是些杂七杂八的垃圾废物--一盘一盘的螺丝螺母,烂凿子,破旋刀,黑乎乎的钟表显然早就停了摆。只有墙角一张小桌子,上面零零星星还有点稀罕物儿--漆器鼻烟盒、玛瑙胸针之类,仿佛还找得到点有趣的东西。温斯顿信步走过去,便注意到一个浑圆光滑的东西,在灯光下轻柔地闪着微光,他便把它拣了起来。

  这是块挺重的玻璃,一面弯曲,另一面平滑,形状像个半球。玻璃的颜色跟质地全都极其柔和,一如雨水一般。玻璃球的中央,给那弧形的表面放大了一些,里面是一个粉红色的怪东西,卷卷曲曲,像玫瑰,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简直给迷住了。

  "这?是珊瑚,"老头儿说。"该是从印度洋上搞来的东西。他们常把珊瑚镶到玻璃里边。少说也有一百年啦。瞧,准还要久些哩。"

  "真漂亮,"温斯顿说道。

  "真漂亮,"店主感激地赞叹道。"不过如今,肯说这话的人太少啦,"他咳了一声,"你要是想买,算你四块钱好啦。我还记得--从前这样的东西值八镑,八镑--唉,我也算不出个价,总归不少钱罢。这全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呀--如今还有几个人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块钱,那渴慕的东西便藏进他的口袋。真正吸引他的,倒还不是那东西美丽无比,而是它的氛围,分明与当今时世绝不相同。那柔和的玻璃宛如雨水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更叫他感兴趣的,是那东西显然毫无用处--诚然他猜,它倒满可以当块镇纸用。放在口袋里,这东西沉甸甸的,不过幸好,还不至于显得鼓鼓囊囊。只消是旧货,看上去再有那么点漂亮,往往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怀疑。老头儿收了他四块钱,显然更加愉快--温斯顿觉出,给他两三块钱,这东西他也会卖。

  "楼上还有间屋子,你或许乐意看一看,"他说。"屋里也没多少东西。就剩几件啦。要上楼,我就点个灯。"

  他又点了盏灯,便弓着背慢吞吞在前面引路。爬上磨得光溜溜的楼梯,穿过窄窄的走廊,便来到一个房间。这房间不临街,窗外是个鹅卵石铺路的小院,还看得见树林一般密匝匝的烟囱。温斯顿发现,房里摆着家具,好像还要住人一样。地上铺了块地毯,墙上挂了一两幅画,壁炉旁边还摆了张扶手椅,椅面深陷,邋邋遢遢。炉架上是一座老式玻璃钟,还是十二小时制的,正嘀嘀嗒嗒走个不停。窗户下面,有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差不多占了房间一小半,床垫还铺在上面呢。

  "老伴儿死前,我们一直住这儿,"老头儿的声音有点歉意。"我一点点把家具全卖啦。就剩这张床,红木的,挺漂亮,当然啦,得先把臭虫弄干净。不过我敢说,你准觉得它太累赘。"

  他把吊灯举高,便照亮了整个房间。灯光暗暗的,暖暖的;怪得很,房间给照得说不出的诱人。温斯顿不由得掠过一丝念头:兴许,一个星期出上几块钱,很容易就会把这房间租下来哩。当然,这得要他敢冒这险才成。这样的念头纯属异想天开,必得马上丢个干净;然而这样的房间,却唤醒了他的思乡病,唤醒了他古老的回忆。仿佛他全然知道,坐在这样的房里会有怎样的感觉--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扶手椅里,双腿放在围栏上,水壶吊在炉架上;孑然一身,安然无虞,没有眼睛盯着你,没有声音逼着你,除去水壶的低吟,和座钟友善的呢喃,你的身边万籁俱寂。

  "这里没电幕!"他不禁喃喃说道。

  "哦,"老头儿说。"我从来没安过那东西。太贵啦。反正,我也没觉得有这份必要。那边角落里,还有张折叠桌,挺好的。当然啦,要用折板,就得换个新折叶啦。"

  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个小书柜,温斯顿早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除去破烂,柜子里什么也没有。无产者区,就跟大洋国旁的地方一样,搜书焚书早搞了个完全彻底。在大洋国,只消一九六○年以前印行的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老头儿还举着吊灯,照亮了一幅檀木框的画--它就挂在壁炉的另一边,正对着那张大床。

  "要是你对这些旧图片感兴趣的话……"他开始轻轻地说。

  温斯顿走过来,端详这幅画。它是幅蚀刻钢板画,画面是一幢椭圆形的建筑,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还有座小尖塔。建筑周围是一圈栏杆,后面仿佛有一座塑像。温斯顿盯着画面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面熟,可那塑像,他却再记不起来了。

  "画框镶在了墙上,"老头说,"不过我敢说,我可以帮你卸下来的。"

  "这房子我知道呀,"温斯顿终于说道。"早倒啦。就在正义宫外面当街那边呀。"

  "是呀。就在法院外边。给炸掉啦--唉,都多少年啦。从前它是个教堂呢。就叫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他抱歉地微笑,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滑稽。"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你说什么?"温斯顿问。

  "哦……'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我小时候唱的歌儿。我都记不住啦,不过还知道最后一句,'一根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是个舞蹈。大伙儿伸着胳膊让你钻过去,唱到'一把砍刀砍你头',就放下手来抓住你。歌里唱的,全是些教堂名儿。伦敦城所有的教堂全给唱了出来--所有主要的,当然啦。"

  温斯顿的思绪朦朦胧胧,闹不清这教堂属于何年何月。伦敦的那些建筑,要定个年代总是难乎其难。随便什么高大雄伟的房子,只要外表还算光鲜,就自动自觉地归功给革命以后;要是看上去时间太早,索性就判给那暗无天日的什么中世纪。资本主义那几百年,据说就没造出过有价值的东西。建筑上固然学不到历史,正如书本跟历史毫不相干一个样。塑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所有的一切,只要能借以搞清过去,就全给有计划地改变得面目全非。

  "我还不知道它从前是个教堂,"他说。

  "剩下的还不少哩,其实,"老头儿说道。"可全给派了别的用场。那歌儿怎么唱来着?哈!我想起来啦!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嗐,我就记着这么多啦。一个铜板,是个小小的铜币,样子挺像一分钱呢。"

  "圣马丁在哪儿?"温斯顿问。

  "圣马丁?它还在呀。就在胜利广场,画廊的旁边。那房子的门廊三角形,前边是柱子,台阶高得很哩。"

  这地方温斯顿挺熟悉。这是座博物馆,展出着各色各样的宣传品--火箭跟浮堡的模型啦,表现敌人暴行的蜡像啦,如此等等。

  "那会儿它是叫原野上的圣马丁,"老头儿加了一句,"可我早想不起,那边有什么原野啦。"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有这么个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要不妥当;而且,要不是从画框上面取下来,又怎能把它带回家?然而,他还是多耽了一会儿,跟那老头儿说话。他发现,光看门口的招牌,准保以为老头儿名叫威克斯--可实际上,他的名字却是查林顿。这查林顿先生六十三岁,早死了老伴儿,在这店里已经住了三十年。他老想改掉橱窗上的名字,却老是不曾做起来。他们谈着天,温斯顿的脑里把那忘了一半儿的歌谣转了又转。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真怪,这样一念叨,就仿佛真真听到了钟声,那早失落掉的伦敦钟声--那声音固然不绝如缕,然而伪装了面孔,忘到了脑后。他仿佛听到那钟声的轰鸣,从一个鬼魂般的尖塔传到另一个。可从他记事以来,他还从来没真正听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查林顿先生的小店独自下楼,省得老头看见他出门前,要偷偷把大街瞄上几眼。他已经打定主意,隔上一段时间,比方一个月罢,他还要冒险到这小店来一趟。比起不参加街道中心的活动,这未见得危险多少。顶傻顶蠢的倒是,他买了那日记簿倒也罢了,然而还不知道店主是不是可靠,竟要再到小店来!然而……!

  他又想,是的,他还要再来。他还要买些美不胜收的奢侈品的残渣余孽。他要那幅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从画框上面卸下来,塞在工作服下带回家。他要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当中,把那歌谣的余下几句挖出来。甚至那疯狂的想头,要租下楼上房间的想头,他也蓦地又想了起来。或许总有五秒钟,他得意到放松了警惕,也不朝窗外先瞟一眼,便一头闯到了人行道上。他甚至编个曲调,哼了起来--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

  他的心陡然一冷,险乎惊了个屎尿横流。有个人身穿蓝工作服,沿着人行道走下来,离他还不到十米远。便是那黑发姑娘,小说总局那个姑娘。灯光暗淡,然而也不难认出她的模样。她径直看着他的脸,而后便迅疾走开,仿佛根本没有见到他。

  一时间,温斯顿给吓得动也动不了。然后他转向右边,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有那么一会儿,连走错了方向也没注意。无论如何,有个疑问,已经不成问题--那姑娘铁定是在监视他。她准是跟着他到这里,因为跟他同一个晚上,走到同一条偏僻的胡同--这条胡同离任何党员居住区,全有好几公里远!--却纯粹出于偶然,这样的巧合根本就不可能。她真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也罢,单是好管闲事的业余特务也罢,这一点原本就无所谓。她在监视他,这便足够啦。或许她也见他进了那家小酒店。

  连走路也得费点子力气。那块玻璃,放在他口袋里的,走一步便撞一下他的腿,他几乎要把它掏出来扔掉。最要命的,是他的肚子一阵疼。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不马上找个厕所,简直憋不住啦。然而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没什么公厕。而后,那一阵痉挛平息了,剩下的惟有隐隐的痛楚。

  这条街竟然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脚步站了几秒钟,迷迷糊糊不知该做什么。而后,他掉转身来,开始往回走。就在转身的当儿,他想起那姑娘离开他才不过三分钟,他跑上几步,还满可以追上她。他不妨跟着她,到个僻静的所在,拿块石头砸烂她的脑袋瓜。他口袋里那块玻璃挺沉,干这勾当倒也很合适。然而,他立时放弃了这念头,单是想想这样做,也早就叫他没法忍下去。他不能跑,他也不能揍谁一下子。更何况,她是年轻力壮,准会自卫的。他又想,快快赶到街道活动中心,耽到关门为止,好算个他晚间在场的佐证。然而,这同样根本行不通。他的全身,只觉得死一般的困乏无力。快回家罢,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他满心想的就只有这句话。

  等他回到公寓,时间早过了二十二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电灯就要拉闸啦。他到厨房里,生灌了足有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而后,他到壁龛里的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了日记本。然而,他沉了一会儿,没有打开来。电幕上一个女人,粗喉咙大嗓门嚎着什么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盯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然想把这声音从他的意识当中赶出去。

  他们会在夜间来抓你。总是在夜里的。该在给他们抓住之前便自杀。毫无疑问,有些人便这样做了。许多失踪的人,其实就是杀死了自己。然而这样的世界,完全搞不到枪支,或者随便什么迅速有效的毒药,自杀也需要天大的勇气。惊人的是,那些痛苦和恐惧,却无法督促你的肉体下决心;而人的肉体,又如此毫不长进--一旦需要它特别做点事,它一准木呆呆地束手无策。要是他动作足够快,满可以杀那黑发姑娘来灭口;然而那极端的危险,反叫他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敢情面对危险,要对付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敌人,倒永远是你自己的身体。如今,灌了杜松子酒,肚子却依然隐隐发疼,害得他没法有条有理想个问题。就是那般俨然的英雄场合、悲壮时刻,其实还不是一个样。战场也罢,刑房也罢,沉船也罢,谁也记不得自己的奋斗所为何来,因为你的肉体膨胀开来,添满了宇宙。你可以不至于吓得木呆呆、疼得嗷嗷叫,生命却依然只算场一瞬间到另一瞬间的斗争,斗争的对象,不过是饥饿、寒冷和失眠,不过是腹痛或牙痛。仅此而已。

  他把日记本打开来。写点什么罢,这毕竟十分要紧。电幕上那女人开始唱一支新歌曲,声音活像玻璃碴儿,生生刺进他的大脑里。他试着去想奥勃良,这日记便是为他写--便是给他写的呀。然而头一件,他想的却是,一旦思想警察逮住他,接下来会出些什么事。马上杀掉你--这倒没什么关系。送掉性命,纯属意料之中。然而送命以前,照例要熬过坦白交代这一关--爬着尖声叫讨饶,打断骨头揍掉牙,满头满脑血淋淋。这一切,任谁都是三缄其口,然而早已是铁定的常识。若是结局没什么不同,何必要忍受严刑拷打?没有人逃得了提审,也没人扛住不坦白。只要死心投靠了思想罪,早晚必得掉脑袋。既然这样的恐怖早已是无所改变,往后干吗还得经受这一关?

  他还在试着回想奥勃良的模样,这回才算勉强想起了一点。"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面,"奥勃良这样对他讲过。他知道这话的意思--起码他觉得自己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便是想象的未来,没有办法见到,然而凭借着先知先觉,却能够分享这未来。这真是件神秘莫测的事情。然而电幕那声音在他的耳边直聒噪,害得他没法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的烟丝登时掉到舌头上--那东西苦得很,吐也吐不净。他的脑际浮现出老大哥的脸孔,盖住了奥勃良的形象。像几天前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枚硬币盯着瞧。那脸孔朝上盯着他,孔武有力,神色平静,叫人心里安宁。然而,那一口黑胡髭呀,它背后藏的是怎样的笑容?于是,那几句口号,又在他的耳畔想起,一如闷雷般的丧钟声: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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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勾起往事 - 来自《走出迷惘》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却偏偏时常萦绕脑际,牵动思绪,催人反思。上个月“小珊子”从上海出差来到我们这个南国城市。她的先生嘱她一定要到我们大学里来探望我们夫妇。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学,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大的广东籍人,瘦高个子,白晰长脸,性格内向温和,连生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他是个诚实的大小伙子,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一九五O年为了“抗美援朝”而发动的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中,他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激情报了名。不久,他便被组织遴选上,于是胸前带着一朵红绸做的大红花,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中,坐着……去看看 

训练日记(1940年)(下) - 来自《蒋经国自述》

吃粥不吃饭(九月十七日)   早晨一点三十分,举行第一次紧急集合。大多数的同学,还不知道是紧急集合,所以动作很慢,有的到厕所里去,有的去洗脸,结果,经过二十分钟之后,方才集合完毕。战时紧急集合的讲评,认为大家没有警惕心,动作不敏捷而且不能保持静肃的态度,同时提出要求,以后在四分钟就要集合完毕。三点二十分举行第二次紧急集合,这一次成绩很好,不到五分钟已经集合完毕了。后来我对大家说:“无论什么事,只怕不去做,要做一定可以做到的。同时现在在社会中,不但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而且要对整个团体负责任,一个人不到或迟到,就会影响到几百……去看看 

第四章:“谁都别想给我穿上紧身衣” - 来自《卡斯特罗传》

(一)  从五九年初革命胜利到六一年五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古巴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在这期间古巴领导人忙于破旧立新,没好好考虑过最最平庸但也最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也许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宣布了人民当家作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挡都挡不住。  卡斯特罗把经济大权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格瓦拉。他同时担任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前一个职务是卡斯特罗直接任命的,因为他需要一个有闯劲的人去搞国有化,和那些狡诈的资本家打交道;后一个则是格瓦拉毛遂自荐的,在一……去看看 

第六章 代议制政府容易有的弊病和危险 - 来自《代议制政府》

政府形式的缺陷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如果它不把执行必要的政府职务的足够权力集中于政府当局的手中,或者如果它不依靠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能力和社会感情以求得充分发展,它的缺陷就是消极的。对这两点,在目前研究的这个阶段上都不必要作很多阐述。政府中缺乏适于维持秩序和容许人民进步的一定权力,往往是粗野的和未开化的社会状态一般地容易有的现象,而不是特定的政治联合的形式容易有的现象。当人民太迷恋于野蛮时代的独立自主而不能容忍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所必须服从的一定权力时,那种社会状态(如前所述)对实行代议制……去看看 

快乐的科学(四) - 来自《悲剧的诞生卷》

一六六、在属于自己的社会中  在天性与历史各方面均和我相接近的一切,不断地向我诉说、赞美我、安慰我且激励我;于是其他的我都没有听到,即使听到也立刻就忘掉了。   我们只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社会里。  一六七、厌世与博爱   我们对某些人无法了解与接受时,就认为他们是有病的。厌世是太过于渴望博施济众与 “同类相残”所导致的结果——但是,是谁叫你把人类当作牡蛎般地吞食的呢,我的哈姆雷特王子?  一六八、关于病人   “他的情况很糟糕!”——怎么回事!   “他在为渴望得到赞美,却发现无以维持而烦恼。”——……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