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国、日本和德国(下)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所倡导的第三帝国)之成立,与德国社会之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一运动相重叠。俾斯麦展开了马基雅弗利的作风,因时就势造成了他个人的丰功伟业,事诚有之。然则在他后面的社会运动与经济力量早已蓬勃进展,无从抑止,其范围超过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国在19世纪初期便于改造,主要由于土地面积与人口数目大小适中,宜于组成一个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国家。这时其社会及经济条件虽落后,其中也有性质上之不同,但无剧烈程度上之参差。这国家既无过去之中央集权体制,也不像中国过去之体制在地方上遗留的因素足以成为新组织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新兴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有英法的历史事例,大势所趋,很少人会在这时候打算从中阻挠,一般人心趋向改革,只有温和派与过激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统一过程中产生问题。对外战争不仅使人民同仇敌忾,而且就此发挥了新国家的功能。

  缺乏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国已有数百年之历史。自宗教改革期间算起,德国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国土,主教区与大主教区以及自由城市的辖境并合组成。历来三等不同性质之单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纪初年,总数仍为314。此外尚有1475个帝国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日之旅游者溯莱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两岸的山头留存着断壁颓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交通之枢纽则有昔时之关卡。其政权既如此粉碎,其体制必须属于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属之小单位的对称与均衡也(中国只春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纪以来,德国又多次成为国际战争之战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德国经过高度的破坏,人口与牲畜都曾剧减。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度执北欧商业之牛耳,有不少德国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纪以后英荷为海上之威权,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银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间因西班牙王室赖债(1607)而破产。总之,德国初期经济早熟,各部分早因各种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经过18世纪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外国军队不断进出德境。拿破仑扬威之日,法军占领德国重要城市与海港。普鲁士既被摊赔款154000000法郎,还要供应占领军。而最给德国经济打击的无过于拿破仑之“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此举原为法国报复英国海上封锁而设,而德国向外输出谷物价格大跌,传统上之亚麻布工业失去海外市场,船舶与运输当然也为之锐减。

  迄至19世纪初年,德国显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经济一般落后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于次:除了莱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体制。穑夫缺乏行动自由。地主之产业也受遗传顺序之限制。一般的说来,即是私人财产权缺乏现代化的规定,各人都生活于村落之公社中,受习惯法支配,因此土地亦无法有效使用。工业生产受同业公会管制,物品只供应本地的狭窄市场。拿破仑战争之前,对英输出只有输入的1/6。本国所出的丝织品、天鹅绒、金银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与兵器,则限于高级人士之用,数量有限。行政区域分划过小,是其基本弱点。德国虽有自然赋予之优良水道系统,只因为关卡林立,阻挠物品流通,无从发挥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过森林中开辟的小径”。在日后德国2000万至2500万人口中, 70%住在乡村。全国只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6万。其中以柏林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万,其他“都会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于数千人至一两万人的市镇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较英法为低。主要食品为马铃薯,盐渍鲱鱼已属珍品。19世纪初期机器已由外间输入,但是大都只有示范作用,“有如实验室和博物馆内之品目”。

  可是德国地理环境优越,物产矿藏丰富,文化人士及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纵使工商业没有赶上时代,商业枢纽和制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日后增进与展开。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败于耶拿(Jena),在多方面讲可谓因祸得福。拿破仑首即“修正地图”,使“巴黎成为德国之地产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国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侣的掌辖、利用迁移归并等办法,大为减少了德国境内行政单位的数目。原有34个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区,经他裁减,只有两个余存。原有51个自由城市经他指划,只有6个余存。112个与时代脱节的亲王公侯藩邑也一并取消。这归并统一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惰性,一经发动以后,只进无退,不可遏止。他又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虽说他企图在德国西部树立亲法傀儡政权,可是经过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达之处,到处施行拿破仑法典,原则上全民平等,私人财产权获得保障。即算大陆政策阻碍了国际贸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业发展,如日后德国有名的甜菜制糖及其他化学工业,又如萨克逊尼(Sat-ony)之纺织工业,因为不受英国之竞争,才有了发展的机会。此外两端大军进出,当然引起交通开发,法国工程师在德国修筑公路,尤有实质贡献。

  而且不止此也。普鲁士战败之后,面临法国颁布的改革,也趁机会大事更张。即向拿破仑缴纳军费赔款和承应参加征俄之役,也不得不对内有一番体制上的整顿,凡此都替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培植了组织上的条件。所以多难兴邦,有时强邻压境,反是除旧布新的一种机会,可能产生积极效用。

  普鲁士原为布兰登堡(Brandenburg)领主,在波兰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属于波兰。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兰登堡国王自称普鲁士国王,才产生了如斯一个国家名目。亘18世纪,他和他的继承人又在德国内外沿着波罗的海更西向莱茵河拓土,所创的普鲁士领域,东西左右不相衔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单位,总面积已达全德1/3,已有抗衡奥地利,自命为德国盟主之势。

  普鲁士的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勾连至深,历来的国王开明专制,政府有保全社会体制之义务,同时绝对地注重纪律,军队的数目在人口上占大比例,又有一个坚强的文官集团组织。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让他们作为国家之中坚。只是辖地之在奥得河(Oder)及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一部分(今属波兰),历来以向波罗的海输出谷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经济的影响。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时,还创立贷款机构,周济地主。以后这些机构以及政府之津贴使不少大地主在农作物价格陡跌时渡过难关,不致被绅商廉价接收。有了这样的一段背景。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有些条件上与以前的封建体制遗绪衔接,而无剧烈冲突。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里适应生存,并且保持其领导地位。

  加以普鲁士国王本身拥有领域内1/4土地,享有全国收入之1/3,又以此数约80%供应军需,军国主义与政府之存在不受资本主义影响,相反地,这些因素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普鲁士官营之国际贸易机构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为国王所有,在东普鲁士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此公司在1820年改组,以后更全力主持工商事业,至19世纪中期,国营煤矿年产煤400万吨,其他五金的产额也相埒,并且制造丝织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间尚扩充到纺织业。国家资本在后作主,是德国进入资本主义之一大特征,与以后之国营铁道,俾斯麦手下德国之带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性格,甚至20世纪希特勒之称国家社会主义,都有连带关系,此系后话。

  现在再说拿破仑的改革在西部确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响甚难及于东部。1807年普鲁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个内阁式的组织,在下端也让各市政府的市长及市政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可是其所谓废除穑夫制,只对地主阶级有利。10万以上穑夫只得放弃原有耕地成为都市里的劳工,其余又须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领主,才能解除封建义务。很多贵族领主成为新型地主,在新社会里产生了投资的功用。今后数十年内,东普鲁士地价一般上涨三四倍,可是农村内劳工的工资不因生产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农业范围内之存集资本。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维也纳会议对德国之处置有划时代的决定。德国境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单位组织一个大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普鲁士和奥地利虽为成员,他们所属非德国之领土(如奥国所辖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领土,及普鲁士所辖波兰之一部分)则不归并在内,如是当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独立自主的单位仍有39个之多,虽彼此保证不同外国联盟、不向邦联成员作战,与一个民族国家有一贯军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远。而且邦联内大的王国大于小的公国数十倍,后者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四境为前者包围,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区域有飞地。再则英国国王、丹麦国王及荷兰国王各因其祖传在德境之领域,也算是邦联成员。邦联之总理为奥国国王,但是仍没有国旗、国徽,缺乏内阁式行政机构,更没有邦联的军队。其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只似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及会员大会。

  这样的局面仍使各单位藉此在低层机构中促成经济之发育成长。普鲁士废除庄园制度不利于一般农民,引起暴动,亦未酿成剧变。在长期间内,业主的数目仍在增加。又不论他们是过去之封建领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绅商,自此私人财产权被确定,遗传与典当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低层机构里非经过如此一段改革,谈不上进入资本主义。新体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过去的公地可以圈为私有,也有农田改为牧场,种植甜菜及马铃薯尤为普遍。普鲁士既如此,也引起各处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现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间,各种物产有了大量增进。而且利润也能反馈投资于农场,引起肥料与种子之增进、牲口之繁殖、建筑物之更新,亦即整个农业水准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纪前期德国之经济突破者,莫如1834年开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

  这运动也由普鲁士发起。这王国自废除内地之关卡以后,影响所及,吸引小国申请参加。同盟成熟之日,德国只向进口货物抽一重关税,一般税率,大率为值百抽十。以后内地转口税全部废止,关税所入则照联盟各小国之人口数目分摊,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货物大量交流。铁道之修筑,一般由国家作主,也在此时展开。德国初期所筑铁路可谓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间10年之内完成。迄1840年,全境铁道不过300英里,1850年已超过5000英里”。在一个横宽与纵长均只有500英里的国家,这样的里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鲁士除了修筑铁路,尚通过其他小国遍修公路。内地要镇如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莱比锡(Leipzig)能与重要海港大规模通商的时候,普鲁士主动的经济改革已有无可抵挡的号召力量。纵有中部若干小王国企图阻挠,众望之所趋,很难发生功效。

  经济之展开和现代化过速,不能毫不付出代价。手工业及家庭工业突然被摒弃.同业公会失去社会地位及本地的领导力量,新兴工业不能立即与国外商品在质量上抗衡,从技术到管理各部门需要的教育与训练不能立即完善满足。穷困和失业的人群亟需救济。一般人民生活水准尚低,无力购买新兴工业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资问题、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的问题在英国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国尚无着落。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之际,没有空间与时间上的转圜,此为当日德国最大之困难。1848年革命因之发生。

  这一年的革命在国际场合有传染性。2月间巴黎市民发生暴动,3月柏林群众随着发难。由学生领导的工人与普军在街头巷战,死者230人,军方亦死20人。有些学者指出这种事变并非偶然,只表现当日社会问题之严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个半世纪,可是当日事实之发展在原始资料中遗下不少疑问。3月巷战之后,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遗憾,他被德国的爱国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宪法会议,并且宣扬普鲁士即将“汇合入德国”。随后即有法兰克福的宪法会议,由全德选举而产生,公推斐特烈·威廉为德国皇帝,他却拒不接受,并且轻蔑地说法兰克福宪法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权神授不能由民意产生。果真只因此人性情飘忽好变,如有些历史家所指责?抑或他内心恐怕奥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奥之战,如另一些历史家之猜测?又有些历史家称法兰克福的代表缺乏经验。然则参加这会议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为大学教授、95人为律师、100人为法官、124人为官僚,“差不多知识界知名之士都已罗列在内”。为什么他们决策如此之糊涂,通过的法案无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顿臭骂之后唾面自干?

  有了过去一个半世纪历史之纵深,我们对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阔斧的解释。19世纪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抬头必与自由主义同进出,在德国尤有如此之企望。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历史学家也一致承认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在19世纪初期的德国勃兴,深受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影响。这一串突如其来的事迹使德国人既艳羡景慕,也猜忌疑惧,终于仿效对抗。西方国家如英、法、荷的现代化,都有一个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姿态。况且19世纪初期不仅铁道的修筑普遍展开,更有电报的立即传递消息,报纸期刊成为市民每日精神食粮(法兰克福会议时,马克思即任《新莱茵时报》Neue RheinischeZeitung编辑)。这种种条件,使当日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自由民主即可以诱导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因之忽视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之大规模变动,当时好像是千头万绪,事后以远视界看来,则其整个经历仍在采取最为直截了当之途径。英法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其高层结构妨碍下层经济因素自由交换,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资本家既得势,市民阶级也因之抬头。在这种程序之下,自由主义在事前事后都已发生了号召力量。德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则以普鲁士王权作领导力量,其军队与文官组织都可以作为推进此种运动之工具,经过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层的经济因素已可自由交换,而且倒期存积资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进行,开明专制已能运转乾坤而有余,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只站在附属的地位。而后者在此时提出自由主义,虽未明言,实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张以商业资本作领导力量的趋向,如果必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说来就有书生造反的情调。

  今日我们提出这种说法,犹怕被人指责。只是150年前历史之发展若是,即没有理由凭我们的好恶,径自指斥历史“应当”如此演进,而且“不该”若是之发展。其实当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与关键。马克思终身离开德国,俾斯麦一心做铁血宰相,两人所取途径相反,其基于自由主义无法在德国展开的观点则彼此一致。

  很显然的,德境此时使用不同的货币,民法与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除非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受限制。反面说来,资本主义促进生产、集中生产与分配、加强社会生活之标准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无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权之实力。况且煤矿、铁矿之展开,铁路与电讯之敷设,亦始终与军备不可分割。所以此时资本主义的抬头与国家主义并肩而行,也不愿民主的呼声在当中另生枝节。

  我们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灵”的观念(第五章)解释这一段历史。德国运至9世纪中期是谓“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想创造躯壳,务必倚赖一个全能的政权,兼有经济性格。此即霍氏所谓巨灵(Leviathan)。环顾内外,也只有普鲁士王室符此条件。当日虎视眈眈足以防止德国统一者东有沙俄,西有法国。普鲁士处于二者之间,差有力量足资应付。它也不像奥地利。后者皈依天主教,对工厂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拥有属地,注重南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保护政策。普鲁士则主张自由贸易,对英法荷开放。基于这些条件,德境多数小国拥普而不附奥,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实德予”,而不耐烦于前进人士之“劝进”。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无着落。事平之后,以普鲁士为首各公国王国纷纷采取君主立宪制。只有奥地利始终例外。然则所需宪法不由民意产生,而出于御制。普鲁士的宪法将选民按纳税数分作三级,以担保富人在议会的发言权,也护卫了国家之砥柱。并且国王对所有法案保留否决权。政府对工商业的管制有了明显的放松。1848年的法案让全境组织商会。1851年的法案更让私人厘定他们的制造与贩买标准。对被威胁的手工业也仍给以保护。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国产生两种反响:一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掀动了民主自由的呼声。全德的知识界都觉得他们与全德的问题利害攸关。一则与五四运动的成果相反。法兰克福会议虎头蛇尾,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并所属的知识分子也见风转舵,从此臣服于普鲁士军人贵族地主的领导之下,产生一类似日本明治维新(虽说比1848年的革命迟20年)时尊王攘夷的气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国境内(尤其普鲁士地域内)经历着空前的繁荣。这一方面由于“全德证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 Weckselordnung)开始在关税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银行得以发行信用票据,西方的资本进入德境,股份公司纷纷成立,柏林证券交易所应接不暇,法兰克福成了国际交换公债的市场,工厂制度普遍展开,重工业、化学工业及电气工业不待轻工业之完成而提前着手(与英荷等国的开发程序不同)。经济发展之成果反馈于农业,前已言之。此时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为增高。简言之,1848年前的经济发展由王权及地主领导,1848年后则有资本家企业家积极参加。彼此都不脱离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的线索。“人民觉得有责任维持国家与社会表里一致的观念”。“中产阶级除了赚钱,对旁的问题很少有兴趣,而匍匐于现有政权所定军事外交政策之下。”著书者措辞不同,基本事实则一。

  德国之初期存积资本固然得力于传统的勤俭,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从,也仍不能避免克扣无产阶级情事。人口之迁移,缓和了阶级冲突。1830年至1860年间,100万以上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他迁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间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时德国本身也在同时吸收外来移民。国内的移民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与经济史的轮廓,我们可以想象以后军事史与政治史之展开,不能脱离所叙之基点。俾斯麦大言不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曾说:“我是一个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他也说:“我只容许我悦耳的音乐,否则即所有音乐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时对国会的预算委员会说:“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当日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近来学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拥他上马”。他之所谓“占便宜”,也是事实。他和他的经纪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独家消息在证券市场中发财。

  铁血宰相的手段与智慧已有无数文献详述,也在各种教科书里面占着相当的篇幅。可是今日看来这些资料只代表历史上的一段转换点。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凑集而成,等到机缘成熟,一旦展开,好像足以分割时代。然则我们企图真实的了解历史,不能专注重1861至1871十年间之突破,而必须考虑到背后各项组织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一眼看出德国之统一,由于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的重要性超过人身因素。

  1871年德国成立,仍继续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至此商业管制的规条才能通行全国。铁道与邮政用协定的方式全国化(当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国之民法(Allgemeines Burger-liches 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纪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国家刚一成立,即立即颁行十进位度量衡制。过去全国有7个货币区,33个发行货币的银行各不相干。1871年后即以统一的金币通行全国,普鲁士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从法国取来之赔款50亿金法郎内,除273000000为纯金,作为新货币之准备金并作未来战事之储备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发散,足以将普鲁士及其他不少国家之公债偿清,也给文武官员丰厚的奖赏,并且大兴土木,因此新德国游资充塞,足为战后投机事业之工具。又因为从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铁之产量也大增。纺织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形态。也因为帝国陡然富强可以尽力于社会上之服务事业,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筹谋社会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终黩武主义(militarism)与第二帝国不可区分。普鲁士解放穑夫后,不出10年即已全面实行征兵制。统一之后,各小国成立之部队,除萨克逊尼外,均由普鲁士军官率领,属于德皇麾下,各国已不能过问。俾斯麦当权时军费占帝国预算90%。我们也可以想见军需工业和支持军备的交通通信各种事业和民间经济交流而互相倚赖了。

  19世纪后期物质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之际,表面看来德国不过融合一般之潮流。然则所谓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国之磨拳擦掌而产生。俾斯麦既已表彰铁血。其他思想界领导人物,以特莱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为代表。他以大学教授兼国会议员的资格,著书演讲赞扬侵略性之成就。民间很多团体也在提倡种族主义。况且德意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资本主义本来即有向外积极发展之势,此时用之以建设海军、开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义,不免带来打破国际间平衡的威胁,于是也只有一步逼一步,导致几千万德国人在20世纪两次卷入世界大战漩涡。虽说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历史,将因果关系全凭抽象观念树立,可是也难否认以上事迹前后连贯数世纪。总之,几百年来德国人缺乏一个民族国家,一朝将这缺陷更正,行动起来又做得迅速确实,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为荣,进而骄倨傲慢,以极窄狭的国家观念,代替传统的世界观。

  殊不知第二帝国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普鲁士容充军人之势力以农业为基础,而西方之自由主义却站在工商业的立场。统一的工作已有将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的趋向,此指一项组织发现内部的因素无法凝聚时,也可以发起另一种运动,以便在行动之中掩饰内部之缺乏向心力。对外同仇敌忾,对新德国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麦任第二帝国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后分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赞助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提倡“文化战斗”(Kulturkampf)以压制天主教会。1878年后,他有180度转变,从此对关税采取保护政策,与奥地利结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对自由主义、钳制报纸舆论、取缔社会民主党。这前后的出尔反尔,显然也载在各教科书之中。

  其中意义何在?

  原来,组织一个民族国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国民经济成长,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积极用意,亦即一般国民因国家之富强而得到康乐。可是此中关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乐可以视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国家之体制为重。这也等于既造成躯壳,即倚此躯壳为重,不必再顾虑灵魂。所有的组织全可以为之迁就;各式各样的原则也都可以为之牺牲。我们写历史和读历史,进入如此阶段,不免掩卷长思:是国家主义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新资本支撑国家?

  新时代的德国史很难规避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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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附录 - 来自《一九八四》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一九八四年,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还没有人能够把新话作为他惟一的交流工具。虽然《泰晤士报》上的社论都是用新话写成,但这种技艺只有专家才能掌握。预计到二○五○年,新话会最终取代老话,也就是我们说的标准英语。与此同时,它稳步发展,全部的党员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话的单词和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使用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在《新话词典》第九和第十版中找到,它只是一个临时版本,里面的许多多余的词汇和过时的结构……去看看 

第一章 猜想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决(上) - 来自《客观知识》

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来的非理性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自然结果。  伯特兰·罗素   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归纳问题(我在1927年前后就解决了的①[ii])。这个解决办法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它使我能够解决好多其他哲学问题。  然而,几乎没有多少哲学家支持这样的论点,即我已解决了归纳问题。几乎没有多少哲学家苦心研究以至批判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注意到我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一事实。虽然最近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书籍有迹象表明受我的思想的间接影响,但是它们并没有提到我的任何……去看看 

爱弥儿 6-7 第七节 - 来自《爱弥儿》

可惜的是,道路很复杂,乡下的路很难走。我们迷失了方向。他第一个发现我们走错了路,可是他并不性急,没有抱怨,他把全付精神都用来寻找道路,他东找西找地找了好久才把路找到了;不过他自始至终都是保持冷静的。这一点,在你看来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对我这个了解他性情素来急躁的人来说,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从他的童年时候起,就注意到使他在必要的时候要沉得住气,现在我发现我这一番苦心已经是收到了成效。     我们终于到达那里了。他们对我们的招待比第一次简单得多和亲热得多,因为我们已经是熟人了。爱弥儿和苏菲……去看看 

第五章 马案疑云 3、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 - 来自《曾国藩 第3部 黑雨》

“张文祥到石将军庙求签一事,魁玉、梅启照都没有说起。”曾国藩听完彭玉麟的叙述后,拧起眉头说。彭玉麟所叙的校场刺马的情节,与魁、梅等官员们讲的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没有说起求签一事。  “可能因‘将军’二字牵涉到魁玉的缘故。”彭玉麟淡淡一笑。“几天后,张之万从清江浦来到江宁,与魁玉合作办案,衙门里便传出张文祥是漏网捻贼前来报仇的话。不过,”彭玉麟压低了声音,“江宁城里关于这件案子却传说纷纭,与衙门里所说的大不相同。但水师因无人驻扎城里,所知不详,涤丈不如叫一些……去看看 

从欲有所为到为所欲为 - 来自《总统是靠不住的》

卢兄:你好!   从上封信中你也看到了,“水门案件”本身是非常简单的。说真的,当我看了全过程之后,一开始,我都想象不出这么一件荒唐之极的“事件”,会和白宫的高层领导有什么关系。其原因正是在于整个事件的荒唐愚蠢和明显的非专业化。   我们还是先看看在“水门案件”中,让人给连赃一起缴获的是些什么人吧。他们之中的四名是古巴在美国的难民,就是古巴革命以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他们大多住在邻近古巴的佛洛里达州,另外一人叫麦克考尔德,他是早已离开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顾问。也属于闲散人员一类。从这几个作案人员来看,他们确实与……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