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

 《中国的道路》

  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以及资本的用途成比例。——亚当·斯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

  ……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卡尔·马克思(〔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第三章 劳动与就业

  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程度的终极标准,不是看它是否能够发射卫星和制造核弹,也不是看其网络和信息产业的比重有多大,而是看它为自己的国民提供了多少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就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源而言,假如,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提供三、四亿个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就业岗位,那么,中国就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假如它能创造出同样数量的月收入在10000~20000元的就业岗位,那么,我们离发达国家的距离也就不再遥远。

  一个社会财富生产的状态是否良好,假如仅仅从资本——或者精确点说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只要投资总额、投资利润率等几项指标就可以大致地反映出来了。因为资本的总体规模和运行效率确实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最集中的体现。然而,我们又要看到,资本的运行状况从来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经营者的筹划和管理的能力,而且,取决于激活这些资本的劳动的数量、熟练性以及智能化的程度,当然还取决于包括交通、通讯、市场的完备性程度、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法制状况等在内的整个投资环境。资本的运行效率只是这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仅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死角和片面性,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那样,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时候可以是建筑在对社会中的劳动者阶层乃至大多数人民的极度损害的基础上。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仅仅从资本积累和效率的角度,而且要从劳动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体的基本权利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我们一方面要根据资本对劳动的要求来探讨如何才能提高劳动的效率,以及有效的劳动所要求于劳动者的艰苦的自我教化和技能训练;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劳动对资本的要求来探讨如何才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使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下面,我们将要陆续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我国劳动就业的现状,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国劳动者为了适应市场社会而必须进行的观念转变等,这些将构成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劳动就业的基础理论

  一旦从人的角度去察看经济运行过程,首先突入我们眼帘的必然就是劳动。就像我们曾经说,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物一样,劳动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是指人类的一切有意识地创造价值的行为。因而,就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指出的那样,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所以,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获得怎样的财富,归根结蒂取决于这段时间内这国国民的劳动的状况,取决于国民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有效的生产劳动,取决于这种劳动的熟练程度、知识含量和生产效率。

  而劳动的重要性除了通过它可以改变器物的外部形态,增加它们对于人类的价值之外,还表现为劳动过程对劳动者的内在精神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对劳动

  者的压抑、磨损和摧残,也可以是对其心身发展的促成、锻炼和造就,然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劳动作为连接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人类的最为严肃和沉重的行为,在个体人格的塑成过程中总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态(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以及这个社会中个体普遍的生存境况就不能不考察这个社会中劳动的状况。

  一、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
  
  在对目前中国劳动就业的基本状况作出分析和判断之前,首先需要对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加以探讨。对一个社会劳动就业的理想状态,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以下几条基本原则来加以描述。

  (一)充分就业的原则

  充分就业是一个社会在处理劳动就业问题时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是指努力使社会中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拥有工作的机会。为了使对充分就业原则的阐述更为精确,我们需要引进两个经济学概念:劳动力资源和失业率。劳动力资源是指一个社会中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即劳动能力)的个体的总和,它一般指社会中男16~60岁,女16~55岁(不同国家对劳动力资源的年龄范围的规定略有不同。)b,除了因残疾而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外的自然人口。充分就业就是一个社会中全部的劳动力资源都拥有实现自己 劳动能力的就业岗位。而失业率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和充分就业的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的一个指标。它的计算公式是:

  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力资源总数中扣除了就业人数和就学人数之外,剩下的就是失业人数。

  现在几乎世界各国所有的政府都将减少失业人数,降低失业率看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充分就业之所会变成一项如此重要的原则,自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使一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不致于浪费。而且,既然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是否具有生机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其国民中从事有效劳动者人数的比例,就业程度的提高从原则上说将增加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

  然而,充分就业的更为充分和重要的理由却是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就业对个体来说,最直接和最明显的意义就是能使其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这对较为贫困的阶层和发展中社会的成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个体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它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所设计的一个衡量贫富水平的指标,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超过50%则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小于5%则为富裕阶层。)很高,基本上是干一天活才能维持一天的生存,因而一旦失业很快就会有衣食之忧。就业除了能够为个体提供生存的资源之外,同时也提供着生存意义,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不仅仅创造了物质产品,同时创造了人本身。正是在就业岗位上的劳作中,个体建立起和他人、和器物以及和本真自我(神)的独特联系,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本质和个性。一个个体假如仅仅拥有足够消费的资源,却不从事任何创造价值的劳作,在纯粹的消费行为中,无法建立起有意义的生活。在西方存在着一些由富豪子弟组成的纯粹以消费和享乐为生存目的的小圈子,人们将其戏称为“乘喷气式飞机环球旅行团”,他们一生的任务就是在世界各地吃喝玩乐,结果,人们却发现他们大多处在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折磨中,他们中许多人酗酒、吸毒、自杀,整个集团的平均寿命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只有40多岁。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业即使对那些拥有足够的生存资源的富裕人群来说也同样地重要。在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中,许多人由于十分富裕和安全而丧失了就业的兴趣,由此造成了这些社会精神的沉闷和经济的停滞。总之,在一个社会中假如有许多劳动力没有就业,那么,不管这种失业是由于人们希望工作却没有足够的岗位引起的非自愿性失业,还是人们因为富裕而失去了工作兴趣的自愿性失业,都会对社会和个体本身造成损害,自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个体的损害以及所引起的社会磨擦都会更大一些。

  最后还须一提的是,在传统社会中,择业长期以来都被看作是纯粹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政府无须为之操心和承担责任。而在工业化了的现代社会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新旧产业更替速度也越来越快,经常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而技术高度单一化了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失业后单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对应如此急剧的环境变化顺利实现再就业,因而需要政府从新职业的培训到增加就业岗位等各个方面加以帮助。在早期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失业问题是应该由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自发调节的,然而,现在政府干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它所造成的空前规模的失业队伍,以及由此激发而诞生的凯恩斯理论,是西方世界开始接受政府应该使用自己的力量促成就业的理念的关键性事变。至于正是在对自由经济所导致的周期性危机进行猛烈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社会,它的政府则更是将就业问题全部承担下来,但由此而造成的另一方面的弊端是,个体反而不需要为自己的就业承担责任了,它的必然后果就是全社会效率的下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再加以探讨。

  (二)劳动力资源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平衡
  
  充分就业的原则所强调的是,努力让所有的劳动力都有工作,这个原则主要是从人道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够找到其合适的劳动者。因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提出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关于劳动就业的理想性原则,那就是劳动力资源与就业岗位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首先表现为总量上的平衡,比如在中国社会中,根据前面男16~60岁,女16~55岁的标准来计算的话,有总数达7亿左右的劳动力资源,那么只有在社会中同时存在7亿个就业(包括就学)岗位,才达到了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总量平衡被打破时,可通过对两者各自的调节来重新使其恢复平衡,对劳动力资源的调节主要以控制生育或者鼓励生育,引进其他社会的劳动力或者向其他社会输出劳动力的方式进行,而对就业(就学)岗位的控制则主要通过增减投资(包括对教育的投资)的方式来实现。

  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岗位之间平衡的真正实现,除了两者间总量相等之外,还需二者在内在结构上相符,这才能使一个国家中的劳动力真正能够胜任这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所有工作,反过来也使这国的工作岗位能够吸收其社会中全部的劳动力资源。显然,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平衡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它只是一种可以不断追求的理想原则。为了接近这种结构平衡,需要对劳动力资源的类型和素质以及就业岗位的种类和质量都不断地加以调整。对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在再就业过程中的再教育和再培训。这种教育在一般情况下,大致表现为使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得以提高,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教育也可能为了适应低水平的劳动岗位而反而使个体的低级机能得以强化而使其高级机能变得衰退。比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对就业岗位的种类和质量的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实现的。这种调整可以是通过投资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或者以技术革新的方式来实现产业的高度化,也可以是为了适应劳动力资源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低水平,而投资知识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总之,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系统中,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岗位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不管是总量上的平衡,还是结构上的平衡,都在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被不断打破,又通过调整不断地得以重建。

  (三)不断提高就业岗位的质量
  
  一个社会关于劳动就业的理想,不仅仅在于使社会中所有的劳动力都有事可做和使所有要做的事都能找到能够胜任的人,而且要使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岗位之间这种动态平衡不断地从低水平的平衡推向高水平上的平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不断地提高就业岗位的质量。

  提高就业水平,不仅仅表现为增加社会中就业岗位的数量,提高就业率,而且表现为提高这些岗位的质量。在计划社会中,由于我们对前者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后者,因而事实上就业质量的问题没有真正地进入人们的思维和视野。这也就需要我们在这儿从最本源的地方开始,着重探讨一下与就业质量有关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的是就业质量的内涵,或者说一个就业岗位的质量的高低究竟是通过哪些因素体现出来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个体的需要从最低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排列为五个不同的需求层次,而一个就业岗位质量的高低无非就体现在它对这个岗位上就业的劳动者的各种层次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上。因而,就业质量的内涵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收入的高低
  
  劳动对个体来说的一个紧要的目的就是以此获取赖以生存的资源。工资收入的高低,反映出一个个体在这个岗位上的劳动究竟可以换取多少他人的服务和产品。工资收入的水平直接决定着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决定着个体的资源消费在维持基本生存和用于个性发展之间的分配比例。比如,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平均工资收入约在500~600人民币,而发达社会的平均工资收入约在3000~4000美元,两者相差约50倍。前者的恩格尔系数约为50%,而后者的在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只能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所剩下的可能用于个性发展的资源已经微乎其微。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中,普通的劳动者必须不停地劳作,才能维持其低水平上的基本生存。而在发达社会中,一个普通劳动者打一个月的短工,就可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工资收入中的大部分可以用来从事艺术欣赏,进行社交活动,接受教育,在世界各地旅行,投资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等等。

  2.安全性的程度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一个工作岗位能够给个体提供多大的保障,也是衡量其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表现为工作岗位本身的稳定性,即它是否能够持续存在,并使自己的质量不断地有所提高,以及它能否在失业、工伤事故、医疗保健等各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险措施。

  3.工作过程中快与不快的程度
  
  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劳作,假如会引起不快和痛苦的感觉,乃至导致心身某些方面的劳损和疾病,那么,即使这样的工作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也很难说是一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因而,提高工作岗位的质量,除了增加工资收入之外,还需要不断地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降低劳动强度,使工作过程本身变得更为适意和人性化。

  4.工作本身受人尊敬的程度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岗位相对另一些工作来说,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大致总是由于这些工作在构成社会文明的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种工作受人尊敬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它对所在社会的精神价值的担当和守护,所以,作家、牧师、教师等职业虽然不具有控制现实的权力,而且一般说来也并不具有很高的经济收入,但在社会中往往受到较多的尊敬。

  在传统社会中,往往认为受人尊敬的工作岗位只是一个很小的常数,而占据这些岗位的人被称为“人上人”,因为,传统社会就如培根所言是“人支配人”的社会,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大致只有支配人的职业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现代社会从“人支配人”的社会转变为“人支配自然”的社会后,受人尊敬的职业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专业性强、智能化程度高的职业都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一个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的降低,劳动条件的改善和人性化程度的提高,也是使工作本身变得受人尊敬的重要因素。总之,在现代社会中,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再局限于支配人的少数统治岗位,随着就业岗位质量的普遍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岗位和职业变为值得尊敬的。

  5.自我实现的程度
  
  在第3点中,谈到工作过程中快与不快的程度,这只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个工作岗位如何不给劳动者在心身各方面造成扭曲和损害。而自我实现的程度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一个岗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劳动者实现自己的潜能,使其个性得以全面发展。

  一个工作岗位促成就业者自我实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岗位的智能化和创造性的程度,以及这个岗位上的工作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意义。显然,一个就业岗位自我实现程度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效能的高低,能够创造和获取的物质资源的多少,而且取决于该岗位向就业者提供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存境域。因而,套用我们报纸上的流行术语来说,一个就业岗位除了包含“科技含量”之外,还包含着“人文含量”。后者主要取决于该岗位所属的组织的构成理念,取决于处在这个岗位上会发生怎样的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最后会导致怎样的人格。

  上面,我们列出了衡量就业岗位质量的五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归纳起来也就是看一个岗位能否满足就业者多方面的需要,能否促成其人格的全面发展。有了这些标准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两个不同的就业岗位之间的质量高低了。比如我们大致可以说目前一个德国的哲学教授比起一个中国哲学教授来是质量高得多的就业岗位,因为前者不仅仅比后者有着高达几十倍的工资收入,而且同时有着高得多的创造性和人文含量,前者在其自己的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圈中也比后者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法国的中学教师和中国的中学教师,一个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的技术人员和中国国有企业中的技术人员相比,其就业岗位的质量也存在着同样巨大的差距。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这五项标准之中,哪一项是最为关键的呢?显然,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价值取向会使其对就业岗位质量的不同方面作出较高的评价,有的人看重工资收入,有的人关注自我实现的程度,也有的人则追求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他人的尊敬。各种不同的学科也关注着就业质量的不同侧面,比如象人文科学最关心的是个体人格在劳动过程中是受到损害还是获得发展。而从经济学或者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衡量就业岗位质量的首要标准应该是工资收入,这一方面是由于工资收入可以量化,因而标准比较客观,而像自我实现程度的标准则非常容易主观化(比如,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就很容易主观地认为自己在精神上远高于发达社会中的任何就业者。而任何一个村庄里懒散的个体农民,都有可能认为自己的劳作有着最独特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工资收入确实大致能够反映出就业岗位质量的高低。比如一个月收入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和月收入300人民币的工作岗位相比,不仅仅只是前者的货币收入高于后者,而且总是意味着前者的劳动条件,工作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程度也远高于后者。因为只有高智能的工作才可能产生出如此之高劳动生产率,而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又使得只要拿出该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为其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办理失业、医疗、退休等各种保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亚当·斯密说:“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75页。)

  在论述了以工资收入为核心标志的就业岗位质量的内涵之后,我们还需探讨一下提高就业岗位质量的意义。我们经常说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提高就业岗位质量的本质意义就是它是提高人本身的最根本的手段和途径。马克思说过,劳动过程不仅仅创造了物质产品,同时也塑成了劳动者自身的本质。这句话中也反映出一个就业岗位的质量和内涵,即该岗位要求就业者发生的各种特定的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对就业者人格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促使就业者的某些潜能实现和发挥出来,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就业者的潜能加以严格的规定、限制和压抑。

  关于就业岗位对就业者人格的这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况来进行讨论:
  
  (1)就业岗位质量高,劳动者素质差,在就业过程中,
  久而久之,劳动者的素质会逐渐提高

  只要劳动者还足够年轻,还拥有学习和自我教化的能力,而要胜任某项工作又确实需要就业者以往所不具有的某些驾驭物的技术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那么,上述的情况必然就会发生。在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贫困山区的土气的农村姑娘,到沿海的大城市打工,只要找到较好的工作岗位的,几乎天天都会发生某些变化,要不了多久就城市化了。而那些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的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由于其工作岗位的需要,也几乎天天都在接受新的东西,处在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教化过程中。

  (2)就业岗位质量差,劳动者素质高,在就业过程中,久而久之,劳动者的素质会逐渐退化

  一个个体假如具有各方面较好的天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教育已使他清晰地意识到实现自身潜能的某些可能性。然而,要是他所服务的就业岗位不需要这些能力,那么,这些已掌握的技能很快就会退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许多大学生煞费苦心所背的几干和上万英语单词毕业后由于使不上而遗忘了。堆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大量名牌大学的学生,当他们刚进单位时,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中素质最高和最具有可塑性的一个群体,但是,三、五年,七、八年下来,他们中有的人成了桥牌能手,有的人成了钓鱼冠军,有的人成了模范丈夫,很快就被同化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化的水平。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是这么一个例子,在五十年代,军内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到边远山区的老家种地。二十多年之后,当为他平反的工作人员找到他时,却发现他已成了一个连报纸也读不懂的文盲。二十年与世隔绝和无需文化的劳作和生活,竟然能使一个作家退化为一个文盲。

  这些例子都残酷地说明了,一个个体所能够达到的自我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和受限于他现实地从事的职业和服务的岗位所需要和允许的程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工业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比几十所大学还大。

  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种族的智能在纯生理上的差别本来是不大的,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比一头家犬和一头猎犬之间的差异要小的多,然而,目前世界上不同民族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在实际上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导致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同社会的就业岗位质量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有些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跨国公司,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最多的则是低效能的个体农民和小商、小贩的就业岗位。

  因而,在这一部分,我们最后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对一个个体来说,想要真正地实现自我,除了学习和受教育之外,最关键的是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高质量的,并且可以不断发展的就业岗位,而一个民族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淘汰低水平的岗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从计划时代承袭下来的时隐时现的那么一种倾向, 它不允许人们主动地去自己创业。用种种手段打击和限制人们创业行为,而却希望通过旨在压抑个体的自主性增加其顺服性的所谓思想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素质 是多么荒谬和有害了。

  (四)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合理的劳动报酬体系的形成

  上面,我们已经阐述了劳动就业理想模式的三个方面:充分就业、劳动力资源和就业岗位的平衡以及就业岗位质量的不断提高,但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还需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合理的劳动报酬体系的形成。

  事实上,前面三条已经完整地描述出了一个社会劳动就业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状况如何才可以能达到和维持呢?显然需要一种灵敏的调节机制,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这就是劳动力市场,一个理想中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该社会中的每一个就业岗位,上至国家元首的职位,下至普通工人的岗位,都需要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选择自己的就业者;而每一个想要就业的个体则都有着获取信息和参与竞争的平等权利。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产生出一个合理的劳动报酬体系。当然,这样一个报酬体系主要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需要政府意志对纯粹的市场分配的不合理之处加以调节,比如对象娱乐业这样的高收入职业征收重税,而对象基础科学、学术研究等收入微薄的职业加以扶持。

  综上所述,我们描绘了这么一幅劳动就业的理想景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拥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而这个社会中的所有就业岗位都能找到它需要的劳动者,而且,由于充分竞争正好使最合适的劳动者处在其最胜任的岗位上,并且获得其应得的报酬。显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其就业岗位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必然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同时得到不断的发展。

  这样一幅关于劳动就业的理想景象还是显得繁复了一点。事实上,贯穿上述四条的一对基本矛盾就是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因而,假如我们用最简练的语言加以概括的话,那么,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就是在高质量的前提下达到充分就业。

  二、影响劳动就业的几个主要因素

  上面,我们描绘出了劳动就业的理想模式,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真的能够完全达到这种理想,因为总是存在着许多因素制约着这种理想的实现。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我国目前的就业状况,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对影响就业的一些主要因素加以简略的分析。

  对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以下三大因素:

  (一)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

  一个社会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它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即该社会在一年时间内创造财富的总量,或者用该社会拥有的固定资产总额来加以衡量——是影响和制约的该社会就业状况的首要因素。在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越大,一个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就越弱。比如,我们将中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日本的1/4,而需要安置的就业人数则是日本的10倍。仅仅从这一数字,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如此严峻的就业问题。

  (二)产业结构的状况

  国民经济的规模已经从总体上决定了一个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能力,但是,在经济总规模已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业状况的具体确定,还需看其产业结构的状况。

  不同的产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对就业者的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有的看重体力,有的看重智力,有的看重技术和操作能力,有的看重情操和与人沟通的能力。显然,要对不同产业对就业者人格的具体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工作。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忽略掉不同产业各自的技术特点,而找到一个衡量它们的就业状况的共同标准。为此,我们抽象出这么一个指标,它就是各种产业的固定资产装备系数。它的计算方法是:

  某产业固定资产装备系数,就是在该产业中每个劳动者平均用的固定资产的价值,从安置就业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在该产业中每安置一个劳动力需要多少投资。显然,一个产业(或者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装备系数越高,就意味着该产业(企业)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条件越好,劳动生产率也越高,简而言之,该产业(企业)中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当然,为了形成这么一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就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即投入更多的资本。

  下表是我国“八五”期间四大产业的平均固定资产装备系数的数据:

  表3-1 “八五”期间中国四大行业平均固定资产装备系数  单位:元/人
  行业 固定资产装备系数
  农业  建筑业  工业  交通、邮电业
  2800  6400   29100  58700

  从表3-1中可以看出,从农业、建筑业、工业到交通邮电业,固定资产装备系数依次增加,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四大行业的就业质量也依次增加,这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现象也是完全吻合的。假如让一个青年人在这四种行业中选择就业岗位的话,一般来说,他会首选交通邮电业,其次才是普通的制造业、建筑业,只有在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农业就业。因为,相对而言,农业的就业质量最差,从表3-1中看,其固定资产装备系数只有交通邮电业的1/20,工业的1/10。这些数字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式,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这两大部门,前者拥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后者则依然维持着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的传统生产方式。而刘易斯认为现代化或者说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无疑,刘易斯的这个两部门模式,对帮助我们理解目前中国不同产业的就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中国同样存在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包括现代化的第三产业),这两个就业质量悬殊极大的部门,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机械化程度很低的建筑业和各种小商、小贩这样的过渡产业。
  
  (三)技术进步的能力

  一个产业或者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最后总是集中地反应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每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数量的增加,这是有可能给劳动者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以及扩大各种福利和保险的一个基本前提,所以我们说技术进步是一个社会提高就业质量改善就业状况的根本途径。

  因而,假如一个社会的各个产业都处在普遍的技术进步之中,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转变,低水平的工业向高水平的工业转变,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劳动者也就会普遍地感到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一个社会要是缺乏技术进步的能力,而其人口却还源源不断地增加,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就业质量和人口素质的一起退化。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要算“文革”中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全社会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人与人的斗争上,城市中现代工业发展缓慢,农村生产力更是被长期冻结在和唐、宋、明、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原始水平上,而另一方面由于不重视计划生育,人口却急剧膨胀。农村的剩余人口反正可以让其在土地上找饭吃,任其自生自灭,城镇中的剩余人口怎么办呢?按照计划经济的理念是绝对不能允许其自谋生路,自己创业的。于是,一个“上山下乡”的号召,将成千上万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待业青年变成了按最原始的生产方式谋生的传统农民。作者最近在报刊上读到一个老知青的回忆文章,文章中有着一张当时保存下来的清单,上面列着他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时的全部装备。清单上有一把铁耙,一根扁担,一对箩筐、一条被子、一条床单、一双“解放鞋”、还有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它们的总价值是90元人民币。这就是一个知青的“固定资产装备系数”。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都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且,在自然状态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条不归的道路。我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都挤满了从农村来的找不到事做的打工者,但是,他们往往宁愿挤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也不愿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乡村。因而,让成千上万在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重新变为传统农民,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事也只有在“文革”中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自然,这个过程中的创伤和惨痛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大量的知青小说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个过程——。在这儿,之所以要重提我们民族当代史上的这段惨痛的经历,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一下,究竟什么是就业质量的下降和人口素质的退化,从而认识到一个民族一旦陷入非理性的幻想或者沉溺于空话假话而丧失了现实的经济创新能力之后,它必将遭遇的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虽然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是提高就业质量和扩大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原动力,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当技术进步的速度异常迅猛时,它会对充分就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当原先100个人提供的产品,现在突然间由10个人,甚至2-3个人就能提供时,大量的失业将变得无法避免。所以,人类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首先带来的就是二极分化和社会动荡,在工业革命时是如此,在目前的信息革命时也是如此。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分析的那样,由于产业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准差距太远,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技术进步和充分就业的巨大张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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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来自《潜规则》

“潜规则”是我杜撰的词。我还想到过一些别的词,例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总觉得不如“潜规则”贴切。这个词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来源于我的一段生活经历。   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去看看 

第五篇 第十三章 舍营 - 来自《战争论》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因为无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因此舍营是必不可少的,而厂营和露营,无论如何改进,总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如果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1812年远征俄国的战局中,法军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没有舍营,这是罕见的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似乎更恰当些)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   离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是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因素。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去看看 

二 - 来自《一个人的圣经》

7   砰!砰,汽锤一声一声,不紧不慢,三、四秒钟的间隔,一下又一下砰砰的响,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上帝还正确,还光荣,还伟大!永远正确!、水远光荣!、水远伟大!   “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望你们”   首长中等身材,宽大的脸膛,红光满面,四川口音,中气很足,一板一眼,一看就带过兵打过仗。那文化革命刚起,只要是还坐在台上的首长,从毛夫人江青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连毛泽东本人都穿上了军装。首长由机关党委书记陪同,端坐在礼堂铺了红台布的主席台上。他注意到会场的侧门和背後的大门都有军人和政工干部把守。   将近午夜,全体职工按部……去看看 

廿三 建设历程的曲折时期(1957-1976) - 来自《未来中国的选择》

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从大的轮廓上讲,这段历史是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时期。首先应当说明,人们通常把这段时期一分为二,即分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两个阶段,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这里之所以作这种划分并没有其他什么含义,只是感到:整个这段时期在深层的发展逻辑上有着较强的联系性,其实践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一种相同的发展指导思想下展开的(这一点可在后面的分析中体现出来)。从一般……去看看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传》序 - 来自《林伯渠传》

王震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