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章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

 《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一节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

  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拓展了各种新的生活空间领域,或者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如果举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识的日趋自觉,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旅题材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敌我斗争意识的艺术表现转向了对军人深层个性心理的探询。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写作空间的拓展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的开拓,同时它还意味着形成了新的审美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更加切近文学自身的层面上打开了新的写作向度。

  女性写作空间的开拓。尽管女性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早已有之的内容,像丁玲、萧红、庐隐、张洁、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都明确表现出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并且其中也含有女性视角及修辞方式的自觉,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与当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相沟通的潜在可能,但在当代女性文学的主张者看来,90年代以前的女性写作处在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这也就是说,其中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多半会为无性别之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遮蔽。这种情形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变化,特别是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女性文学的主张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1].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义,反之,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是以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的躯体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内容)。

  这一新的写作倾向的最初成就是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翟永明的大型组诗《女人》宣示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随后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翟永明的另外两个组诗《静安庄》、《人生在世》陆续问世,以及陆忆敏、张真等女诗人也在此前或此后写出了大量尽管风格各异但全都意在表现女性个体生存体验的抒情诗,这些作品构成当代女性写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些创作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几乎都把男性世界和权力世界作为一个反抗的对象,作者们都在努力确立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意象组合,比如女性 / 男性,黑夜 / 白昼,月亮 / 太阳,癫狂 / 理性,反叛 / 占有等等,作品在尖锐的对照中突现出女性生存的感性内容,同时瓦解了社会历史的种种虚妄假象。翟永明在《女人》中所精心营造出的“黑夜”意象,后来逐渐为大多数女诗人接受,并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核心象征,把它表现成在消除了男性话语遮蔽后浮现出来的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个完全边缘化和个人化的生存空间。

  女性写作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家有陈染、林白、海男和徐小斌等,她们都在90年代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如陈染的中篇小说《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和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中篇小说《回廊之椅》等。这两位女作家都着力于探询女性生存的私人空间。陈染的《私人生活》把全部笔墨都用于描写女性的个体生存世界,强烈地表现出个体与环境的对峙。主人公倪拗拗是一个孤僻、敏感、执拗的年轻女子,她完全沉溺于内心生活中,对任何公共意识都持有憎恶和彻底拒绝的态度,最终变成了无法适应社会交往的幽闭症患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作品对于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及性欲望的渲染,尤其是对她的非伦理化的同性爱的描写,在很大意义上都可算是一种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叙事,并相应地带来了某种新颖的审美风格:大量的独白自赏、对躯体及器官的感受、纯粹精神上的白日幻想等等,显露出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极为偏至的迷狂色彩。与陈染相比,林白的小说更多地写出了女性感性世界的丰富与美丽,她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写女人的个体成长经历,主人公多米在性意识的成熟过程中不断遭到男性世界的打击与伤害,最终转向了自我恋,如小说题记中所说:“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作品里直接地写出了女性感官的爱,刻画出女性对肉体的感受与迷恋,营造出了至为热烈而坦荡的个人经验世界。与此相应的叙事方式也呈现为非中心化的零散、片断式形态,并由于情绪与感受的层叠聚合,虽然无序但却令人处处感到深情灵动的轻盈美感,或者也可以说是创造出了女性写作独特的审美精神。

  海外新移民题材的写作空间。自从80年代以来,到海外去留学、打工的中国人数量越来越大,反映他们在异国生活的小说创作也随之兴盛起来,其中包括了大量纪实性和通俗性的商业写作,但也不乏有小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和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女房东》这类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佳作。这些作品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们比较深刻地写出了中外文化在个体经历中的冲撞,以及这种冲撞积淀在人物性格及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是这类创作中先驱性的作品。它写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女子在认同西方文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巨大伤痛,这就是小说借套讲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名著《丛林中的猛兽》而揭示出的“错过人生珍爱”的主题,即“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 在小说中,主人公初恋男友的死展示了中国式理想主义的最后终结,而她本人早先曾经拒绝这种激情的感染,直到当她看出在那充实自由的西方物质生活下面一直存在着的轻与虚,她才感到了这种理想丧失所带来的不幸。这里真诚地表现出了人处于不同文化撞击下的失落与悲哀,以及这种失落与悲哀在当代文化格局中不容改变的必然所在,所以小楂没有可能让她的主人公彻底认同于西方文化,而是把心中最宝贵的角落留给那已被她错过的理想精神,尽管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承担起一种真正的绝望。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她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冲撞的背景下生动展示了海外中国人的生活传奇,如长篇小说《扶桑》是海外华人史诗的第一部,描写了早期华人妓女和劳工的苦难历史与白人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与文化上的误解,一剑两刃地批判了西方文化中的野蛮因素与东方文化中的愚昧落后,同时又几乎是不自觉地颂扬了东方民族承受苦难的坚韧精神。长篇小说《人寰》以一个留美的中国女性在就诊心理治疗时的口述为线索,叙述了当代中国几十年政治斗争中男人间的友谊、人伦、道德等人格方面所经受的考验,叙述者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她试图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人的伦理问题,使叙述与被叙述之间充满了解释的张力。这两部作品别开生面,展示出海外题材创作的新空间。除了小楂和严歌苓之外,以描绘异域生活见长的海外作家还包括虹影、友友、严力、刘西鸿、刘索拉、高行健等。

  军旅题材写作的新向度,主要体现为对和平时期军人精神世界的反映与审思。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朱苏进的小说创作。由于战争中两极对立的敌我斗争形态在和平年代只能以虚拟的形式出现,其所蕴含的那种强大的权力意志与生存欲望都发生了移位,或者是由壮烈的英雄主义转化为狭仄阴险的工于心计,铺演成权力场上的争权夺势;或者是强调出了人物本身的个人欲望,体现为个体精神世界的膨胀壮大,以及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两类内容在朱苏进的长篇小说《醉太平》和中篇小说《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接近于无限透明》中都有独到的表现,这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军旅题材创作的旧有面貌,使得原来的敌对意识的艺术表达被模糊淡化,转而揭示出了新时代军人个性化的深层心理空间。朱苏进的作品中还往往强烈地具有一种令人为之迷醉的主观力量,它能够穿透平庸阴暗的现实生活,呈现出使人眩目的精神光芒,可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魅力十足的艺术向度。 
 
第二节 女性自我世界的空间:《女人组诗》

  翟永明在1984年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2] ,其中所包括的二十首抒情诗均以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比较早的、并且也是相当成熟的一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有关其女性立场的思想意识较为鲜明地表达在翟永明为组诗所作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直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3]整个组诗具有一种涵盖女性全部生存体验的宏大气魄,大量密集的抒情与描写,似乎是想要穷尽女性所有的情感、境遇、意识与诉说;但更为重要的是,诗中所写的完全是从诗人的个人视角去看的世界,翟永明以此揭开的是一个殊异于常态的隐秘空间,即个体性的女性自我世界。这也便是所谓“黑夜”的命名所指。组诗全部的二十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黑夜的意象,比如《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比如《独白》:“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比如《边缘》:“我想告诉你,没有人去阻拦黑夜 / 黑暗已进入这个边缘”;比如《沉默》:“你的眼睛变成一个圈套,装满黑夜”;比如《结束》:“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而卷首的题词之一是杰佛斯的这样两句诗:“至关重要 / 在我们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 在这里黑夜的象喻其实不难理解,它指的是女性长期以来都处在被压抑遮蔽的境遇中,因而她们的自我正仿佛黑夜般的晦暗未明。

  很显然,“创造一个黑夜”的意识,在翟永明的诗里意味着对于女性自我世界的发现及确立。但是由于两性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必然带有着巨大的对抗性与深深的痛苦。诗中的意象表达体现为抒情者把男性世界置于女性自我存在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关联被体认为伤害与被伤害,侵犯与被侵犯,占有与惨败的对照。像《独白》这首诗通篇写的是女性与男性之间复杂而不平等的情感关系:“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又如《七月》所描写的情境:“你是侵犯我栖身之地的阴影 / 用人类的唯一手段你使我沉默不语”. 这种对抗既是诗人的选择,但更被看作为一种命运的必然,正因为女性的自我确立无法在男性世界中实现,所以才会自觉地转向边缘化的存在,即女性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退到一个疏离并对立于男性世界的私人化的生存及话语空间中,或说是“退缩到黑夜的梦幻之中去编织自己的内心生活”[4].值得注意的是,倾心于黑夜及在黑夜中的表达,在《女人组诗》中基本上是一种迷狂与非理性的方式。诗中的抒情者以第一人称进行自白,她在《独白》里这样形容自己:“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黑夜正是这狂想与深渊魅力的根源,诗人由这个充满破坏性和灾难感的永恒意象中离析出女性独特的体验和意识,由黑夜所包容的种种特质均以象征的方式在诗中显现为女性的自我特征,其中被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迷狂与非理性的倾向。这一方面显露出女性在自我体认过程中遭遇的巨大迷茫,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在于它指向一个极端个性化的审美空间。组诗中所抒写的心灵体验往往被表述为臆想、噩梦、紧张、癫狂、晕眩及痉挛之类,以此来构成了抒情者那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那是一个放任内心激情与欲望、沉溺于对世界的自由幻想中的女子,她由自己最独异的生存体验来拒绝和摈弃了所谓“常态”的观念和情感,从而达到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仿若造物者般的自足而诗意的表达境界。尽管这种黑夜迷狂式的话语方式,在根本上还是生成于与男性世界的对立(既然男性世界被认为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正常和理性,甚至也代表了整个人类世界既有的文明形态,那么女性的自我确立不得不放弃这些,在痛苦中退向了反常和非理性的表达方式),但它却仍具有着巨大的创造性的意义,即迷狂式的话语不仅能全面地拆解掉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控制,像诗中以太阳和白昼作为男性世界的象征,而诸如“太阳,我在怀疑”(《臆想》)和“外表孱弱的女儿们 / 当白昼来临时,你们掉头而走”(《人生》)之类的诗句则明确表明了消解中心的意义指向,并且它更因为诗人无所拘束的激情叙说,从而彻底还原出个体经验层面上的女性自我世界,这也就意味着,黑夜对于女性而言,由被遮蔽的象喻生成了蕴含着无限丰富意义的自我创造的心灵居所。

  除此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女人组诗》中的“创造一个黑夜”还意味着一种女性的自缚状态。例如《生命》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感受:“又害怕,又着迷,而房间正在变黑 / 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 / 橙红色在头顶向我凝视 / 它正在凝视这世上最恐怖的内容”;以及《憧憬》中的疑问:“我在何处显现?夕阳落下 /敲打黑暗,我仍是痛苦的中心”. 事实上,《女人》的深刻与优秀之处正是显现在类似的自我怀疑与审视中,即诗人既选择了个性化的自我确认,但同时也坦然表露出了女性自身的矛盾及居于隐秘世界中的自虐倾向。女性创造出了黑夜,却依旧无法消除焦虑,这焦虑还来自于最内在化的个体经验,即便放弃了所有对外在世界的依托与信任,女性的黑夜本身仍会成为巨大的困境,她将自己置于直面本己的境遇中,这时所不能避免的恰恰是来源于自我本身的捆绑。

  由于受到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采用了一种独白体的表达,其语气显出此前中国女性诗歌中少有的深沉与力度;并且她在遣词造句与修辞方式上也都刻意求新,尽管有时不免显得有些晦涩、硬气,但却形成了极具表现力的个人风格。翟永明在中国新诗史上有她独特的贡献,她既开拓了女性诗歌的新向度,同时也达到了一个诗艺上的高峰,无论是她所提出的“黑夜的意识”,还是由她首次运用的独白体表达方式,后来都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少女小渔》

  严歌苓在移居美国后的第三年即1992年,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5].这部作品笔墨集中地刻画出了中外文化撞击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节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

  小说最基本的事件是中国姑娘小渔在男友江伟的安排下,与一个贫穷的洋老头假结婚,以金钱作为代价来换取她的合法身份。这个行为本身无疑是非常龌龊的,而且带有极大的屈辱性,不仅小渔内心感到委屈,就是那洋老头也为她怜惜:“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觉得罪过。”尽管作品在对江伟的性格塑造上始终着意强调了一种实利主义的倾向,但当小渔的婚礼确实举行过后,他的心理刻画中被特别突现出的仍是一种受到伤害的痛感。他是那样不快活,甚至小渔感到他整个人都变了,无论她怎样对他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 所以会觉得龌龊和屈辱,当然还是因为这行为将海外中国人的弱势文化处境暴露无余,并且由于这情境内的要求,还不得不主动咽下这龌龊,压下心头的怨气而不能发泄。事实上,就小说中江伟的行为表现而言,弱势文化处境还更多地带来心理上的扭曲,他只能从所面对的强势文化中接受那些丑陋的影响,他愈加趋向于物质利益至上和自私专横的性格,只想着用更龌龊的行为来应付龌龊的处境,以至他一面忍受着屈辱,一面又不断地陷入到更大的屈辱中。

  但是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同样是处在弱势文化位置上的少女小渔,却明显趋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江伟的对应方式。她显然是作家衷爱的人物,被塑造成那种非常善良、纯真的姑娘,她似乎总是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她会因为同情一个快死的病人而把童贞给了他,当与洋老头举行婚礼后,她又因为江伟的冲天怨气而硬压下自己心里真正的委屈,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当被置于那种龌龊的假结婚的处境中时,本应是受伤害最多的小渔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反倒由对那洋老头善意的同情而展现出人性的美好光辉。她以真心向善的心情看待洋老头及其情妇瑞塔的生活,即便是他们那种“一塌糊涂的幸福”也能给予她很深的感动,她会毫不顾忌洋老头人格上的“堕落”,以“真实生命和青春”的面目来与他认真相处,或用瑞塔的话来说,小渔与洋老头过的是人与人的生活,是小渔那真诚的关心使老头由“畜生”变回成了人。正是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染下,洋老头逐渐除去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日益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情节后来的发展是小渔在对待老头的态度上不肯顺从江伟,后者看重的只是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以及提防她对洋老头会有越出物质关系的情感流露,两人终于为此而争吵,小渔尽管还是要回到江伟身边,却仍然尽了最大努力来照顾被瑞塔抛弃,随后又中风的洋老头。小说结尾处写到小渔在离开时的心情:“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最后小渔与洋老头告别的场面表明他们的内心达到了真正的沟通,两个人彼此间建立了极其自然而率真的美好情感。

  可以说,正是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正因为她处处都顺应和保持着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并不特意向强势文化的压力轻易低头,反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强弱两种文化冲突给她带来的卑微感受,使她在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为所乱,并由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令人爱慕的人性之美。由此来总结《少女小渔》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价值倾向,最感人的一点无疑还是那种超越于东西方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来表明的,大约也就是这种情感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难得与可贵,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而不是江伟所不得不认同的那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 
 
第四节 深层个性心理的空间:《绝望中诞生》 --------------------------------------------------------------------------------

  朱苏进与其他一些部队作家不同,他的创作中有着强烈的个人化倾向:自中篇小说《第三只眼》以来,他很少再写作那类正统的主旋律题材(即偏重于表现主流意识形态规定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小说,而是努力在军事题材中投入个人独特的感受与情绪。概括地说,他开拓出了一种在意识形态性极强的军旅题材中深入探询个性心理空间的创作倾向。

  发表于1989年的中篇小说《绝望中诞生》[6] 最能体现上述这种创作倾向,它没有特别复杂的故事,基本的情节线索就是对一个军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但其中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度,尤其是在对人物的个性刻画中呈现出神奇而迷人的色彩。主人公孟中天是一个怀有异秉的天才人物,正如作品里所描绘的:“他具有一般人罕见的狂热欲望和极其冷静的智慧。越是绝望的事,越使他兴奋不已。他会像求生者那样执着地酝酿狠狠一击,会像饿兽撕扯肉骨那样撕扯疑难。是的,他有双倍的野性和双倍的智慧。他绝不肯容忍失败……”他在专业领域内的才能令人瞠目,小说对此特别加以反复的强调,如他在接受军区司令员宋雨考验时表现出的堪称卓越的测地才能与军事素质;又如小说开头设置的那个谜样的悬念,他在几无任何工具的绝境中,完全凭借超常的思维与观察力测出他在地球上的立足点。这种才能与作为绝不会让人满足于一般功利性的目的,孟中天产生了超乎其上的、与他那超人般的天资心智性格相匹配的个人野心,因此他在地图上精确标出自己的立足点之后,继而写下这样一句话:“一切发现与猜想均在此开始。”正是这种几乎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自信,及敢于向一切挑战的激情,使孟中天注定不能满足于只做个平庸的专业技术员,而是一俟有了机会即厕身于政治斗争的权力场中,以使他那满溢于生命中的才能获得更广大、也更具实际性的施展之地。他被不怀好意的宋雨看中,调往军区当机要秘书,随后他平步青云,将要成就一番叱咤风云的政治事业。只可惜他身在文革,尽管风光一时,但那些政治作为却很快就灰飞烟灭了,他沦为阶下囚,只能在绝境中期待着再一次的崛起。

  作品正面描写的内容,即从这里开始:若干年后,叙述者偶然勘破了孟中天从前测量自己立足点的那种奇迹般的方法,其后他们两人得以相识,仍在监禁之中的孟中天遂向叙述者公开了他在这孤身独处的八年间的生活内容。原来他在对自身命运感到绝望之后,重又激发起了对地质学的研究热情,他以旷世稀有的灵感火花照亮了地球构造学中的许多千古之谜,以疯狂的想象和不可思议的假设提出了一种“完美”得无可挑剔的地球运动理论,理论的核心动力所在,恰恰竿是孟中天人生遭遇中的绝望与向绝望挑战的强大意志。我们身处其间的地球,经过他的描述成了一个强大意志的生命体,它在远古浩渺无边的时间尽头,也历经了绝望中诞生的痛苦时刻,以巨大而神秘的奇迹力量逐渐形成了今日的地貌……对于这项科学理论的漫长陈述,在整个作品中占到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但这种违背写作常规的做法并不让人觉得不适,反倒造就出了全篇中最激动人心的段落:面对地球表面谜样的形态,孟中天的理论像是撕开了它的全部帷幕,暴露出它那种种被长久禁锢的欲望,以及那令人感到恐怖的力度,由此展现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少有的那种包容天地万物在内而又富有无穷神秘色彩的恢宏境界,仅此一点而言,《绝望中诞生》也可算是创造出了绝无仅有的独特意境。但在作品中,这段理论陈述主要还是作为情节构造因素出现的,孟中天的个人欲望在地学研究中得以满足,他虽然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但却在方寸之间获得穷尽宇宙的目力,他是以他的思想征服了他所身处其中的整个世界。这一方面更加深了对孟中天精神世界的描绘,同时也由此而明确提出了“绝望中诞生”这个精神性的价值理念。毫无疑问,后者是朱苏进探询孟中天深层个性心理最动人心魄的收获:像孟中天这样的人,其欲望与才华都是超群的,以至于他们往往不能容身于平庸的现实环境,那将导致他们与现实发生毁灭性的冲突,终于落入绝境,但这种看似穷途末路的极地却又不会使他们走向精神幻灭,反倒愈加能够使他们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得到惊人的迸发(虽然可能多半是在别一方面),因而他们在这种非常状态下更能产生出平常所不能见的作为。

  这种个性化的价值理念一方面展现出了作者那殊异于常人的精神向度,他显然不能信任日常生存状态下的,或说是公共生活空间的人性质量,而是必须向个体生存最尖锐的所在去寻觅生命的伟力;另外也必须看到,所谓“绝望中诞生”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与军事文学固有的精神光彩仍有沟通。军事文学的主要魅力之源就在于其中必不可少的那种两极对立状态,人物无论处身任何一方,都必得遭遇生死胜败的残酷选择,这也正是那种难以个人力量去战胜的、由政治所制约形成的绝境,人的精神性的力度唯有在与这必然的境遇相冲突中才能够真正穿透闪现出来。然而和平时期的军事文学中逐渐缺少了这种悲剧的必然因素,在向日常性平淡叙事的转化中明显丧失了原有的精神光彩,而《绝望中诞生》则非常精彩地把那种意识形态性的两极对立状态转变成为个体生命层次上欲望与目的的对立,把硝烟弥漫的战场转换成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挣扎,这就使得作品既释放出了军事文学长久以来固有的那种强大生命能量,同时也使对这种内心状况的叙写超越了纯粹政治性的层面,它饱含着对人性及人的处境的深切关怀,所提供的是植根于个人精神世界但却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感悟。

  《绝望中诞生》的结尾是官复原职的宋雨再次征调孟中天去他身边工作,孟中天便立即放弃了地学研究,而以巨大的热情准备再次投入权力场中,他那种疯狂而又冷酷的政治野心令叙述者感到了无以言说的惊愕与惋惜……事实上,这部小说以此来收束,并不足以为奇,因为孟中天的那种壮丽迷人的精神力度始终是与个人欲望紧紧缠锁在一起的,而且在这位天才身上还被刻画出了魔鬼般丑陋的另一面,他有着种种恶劣的事迹与残忍的本性,这又无一不与他在尘世中的欲望方式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些内容是与前面所述及的孟中天那种超越凡俗的创造力相违逆的,可能也会是小说中最令读者感到困惑的部分,但这正是作品中现实投影最深重的地方,朱苏进写出一个如此复杂矛盾的人物,其实这也应该是他本人对现实的迷惘感受在作品里的投射[7].

注释: 
[1]引自戴锦华《奇遇与突围--90年代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女人组诗》收入瞿永明诗集《女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3]《黑夜的意识》,初刊于1986年11月15日安徽《诗歌报》。 
[4]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5]《少女小渔》,在大陆初刊于《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9期。 
[6]《绝望中诞生》,初刊于《钟山》1989年第3期。 
[7] 本节论述内容可参阅陈思和等对话《朱苏进:欲望的升华与世俗的羁绊之间能否超越?》,收入《理解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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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轴心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模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战结束近50年来,物换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由军内外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军事史学、作者撰写的这套《二战八大将帅》丛书就是这方面的又一新作。   战争可谓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去看看 

09 在舞台上——领导能力之见解 - 来自《领袖们》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   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