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东晋门阀政治》

[B]一 小  引[/B]

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①。刘裕还担当了重建专制皇权的历史任务。桓玄之叛与刘裕之起,又与太原王氏两派的矛盾,以及与太原王氏两派所分别支持的司马氏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其实就东晋居位擅权的各个门阀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渊源和门第的显贵,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这两个王氏家族,一个佐东晋以兴,一个伴东晋而灭;一个开门阀政治之端,一个附门阀政治之尾。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与马,共天下”之语,来说明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不过这样一来,“王与马,共天下”的意义就超过了谚语原来意义的范围,而成为谶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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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卢循的作用与刘牢之、刘裕一样,虽然刘牢之、刘裕是孙恩、卢循的战场上的敌人。此点下章将评论。

[B]二 “齇王”世家[/B]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如下表所示:

    浑—济
昶---湛—承—述—坦之……

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王昶子浑,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死于元康七年(297年)。王浑子济,尚武帝姊常山公主①。《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注引《晋诸公赞》,谓王济“有俊才,能清言”,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王济和叔父王湛,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

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谓刘渊七岁遭母忧,哀感旁邻,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刘渊生于魏嘉平中,七岁当魏正光、甘露之际。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王昶之子“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①魏末咸熙中(264年),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入晋,“泰始之初,浑又屡言之于武帝。”王浑答晋武帝问,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金日,力言“若任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请武帝除之,王浑反对甚力。他说:“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刘聪年未弱冠,“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晋怀帝被掳平阳,刘聪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案司马炽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即290年),朕尝与王武子(济)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

太原王氏王昶以下,昶、浑、济三代数十年中,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王浑、李憙①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二则于西晋朝廷举足轻重,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以求缓急得其助力,这远远不止是出于乡曲提携。匈奴五部之众,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可见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王济、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不久以后,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政争,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八王之乱末期,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羯石勒等为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等和“乞活”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石通使的国策。推究渊源,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②。

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末,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③。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不是出于王济后嗣,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即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因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并作书诫之,欲其“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云云。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是有据的。又同传注引《晋书》亦曰:“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五世盛德”。

《群辅录》及《魏志·王昶传》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王济行事为讳。从实际说来,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只凭“盛德”、“德誉”,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不过,玄学名士,乐道“得鱼忘筌”,“忘筌”之旨,在于“得鱼”。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祖辈行事如何,自然可以略而不言,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而只说“盛德”传家了。

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盛德”之誉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王湛、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王承弱冠,王衍曾比之于乐广。《王承传》曰:承“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预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所谓“天下将乱”,盖指邺(成都王颖所在)、洛(东海王越所在)之间酝酿大战之事。“避难南下”者,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旋入司马越府。由此可知,王承追随司马越,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雅相知重”,敕世子毗以承为师。几年以后,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

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就是必然之事了。本传谓“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王承在江左,仕履未达而早死。《晋书》史臣赞王承“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旂常,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有阙于旅常”,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王承有德而无事功,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这种家族背景,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可以待时而显。王承子王述,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人谓之痴,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王述刺扬州,又为其子坦之贵达,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如琅邪王导、颖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只有这样,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没有一个士族,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标榜“盛德”、“德誉”,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至于所谓王氏“五世盛德”云云,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五世盛德”的证明,至少《世说新语·德行》中一件也见不到。

以“五世盛德”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不但煽扬于江左,而且影响到了北方。王湛六世孙、王坦之曾孙王慧龙,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又奔北魏。王慧龙北奔,身无信物,来历难明,所以《魏书》、《北史》述其事,都谓其“自言如此也”。据《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既婚,崔浩见王慧龙,一则曰:“信王家儿也”,再则曰:“真贵种矣。”原来,“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齇王”之称,北方悉闻,崔浩见“王慧龙鼻大”,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据此可知,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①,而太原王氏“鼻大”,却是起源于王湛。《王湛传》:湛“龙颖大鼻”,这当是“齇王”得号之始,而王浑,王济等传,都不见类此的记载。

“齇王”贵种之说,“五世盛德”之说,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而不及中朝的王浑、王济。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王济嫡宗。

江左的太原王氏,还有一些是“齇王”的旁支。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晋书》有传,是王湛从侄。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论。

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濛,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太原王氏的这一支,与“齇王”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是兄弟之争,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逐步走向终场。

严格说来,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并不是偶然之事,此点下文还将讨论。

帝王之兴,皆有驱除。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反复性说来,具有普遍的意义。司马氏主相、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为桓玄制造了机会;而桓玄的一时得逞,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纷争只是政治现象。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是皇权力求振兴,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这种历史任务,由刘裕来完成,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看来都是在为刘裕“驱除”。不过,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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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文选》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注引王隐《晋书》。王伊同《五朝门第》 附世系表误作武帝女。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魏晋杂胡考》一文,考王济年龄与刘渊 相近或略长,怀疑王济拜刘渊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唐先生否定《晋书· 载记》所记刘渊事迹过多,认为是因袭前赵史官的假造,似尚可酌。
① 李憙,上党人。咸宁中秦凉多事,李憙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见《刘元海载记》。
② 八王之乱后期,出于太原王氏的幽州刺史王浚,曾与司马越同抗司马颖,是一例外。王浚父王沉为王昶从侄,与王济血属已疏。王浚在幽州,与鲜卑为邻,遂结鲜卑以自固,因而就站到了司马颖和刘、石的对立面。王浚贱出,无学术,在士族名士中无地位。他后来被石勒所杀,后嗣无闻。参《晋书》卷三九《王沉传》、《王浚传》。
③ 据《晋书》卷四二《王济传》,济无嫡嗣,庶子二人均不显。济二弟并历清显,时在中朝。
① 《南史》卷二《宋前废帝纪》,前废帝曾骂其父孝武帝为“齇奴”,拟掘其陵。《通鉴》宋泰始元年,载前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废帝入庙,指孝武帝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胡注:齄,“鼻上■也。”案齄即齇,上引《南史》与《通鉴》之文可证,又见《集韵》平声三麻。废帝言“大齄鼻”,更可证“齇鼻”与“鼻大”是一回事。严格说来,齇鼻是鼻■而大,俗称酒糟鼻者,《十七史商榷》卷五四“齇”条可参。又,王慧龙“鼻大”,《北史》卷三五本传作“鼻渐大”。

[B]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B]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谢安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十年死。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

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谢安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这些都是士族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第之例。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才能出众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为荆州,引起满朝非议。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次子王恬。案导长子王悦先导死)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庾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为荆州事)。”朝廷乃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所举事实,特别是王、庾之例,客观上反映了当权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一般并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这些事例来反对庾翼以兵权传子之事。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政治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政治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颜氏家训·后娶》所谓“江左不讳庶孽”,我疑与这种社会政治情况颇有关系。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与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

南渡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感匮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极小范围内通婚,尽管为了扩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辈,“不讳庶孽”,也不可免于出现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见到如前出现过的人才,这显示门阀政治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门阀政治,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后终于成为士族桓温的工具,屈辱而死。从这些事例看来,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即令是长君在位,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淝水战前的朝廷形势,太抵都是如此。

淝水战后,形势起了变化。谢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乱异常,北府军胶着于中原,劳多功少;谢安、谢玄面临皇权的挑战,步步退却,谢氏人物日就凋零;其它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东晋朝廷经历了一个极度衰弱的阶段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努力,似有见成效的可能。

太元八年九月,当苻坚军已渡淮,谢安正部署应敌之际,朝廷以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与谢安一起,参录机衡,司马道子政治地位得以提高①。淝水之战以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难于安居建康,不得不出镇广陵以避祸灾。据《晋书》卷八一《桓伊传》,孝武帝召桓伊宴,谢安侍坐,桓伊抚筝而歌怨诗,词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闻歌,位下沾衿①。谢安死,司马道子遂得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原来谢安卫将军府文武,也悉数归入骠骑府了。

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强了。《晋书》卷九一《范弘之传》太元十六年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宗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种景象,可以说是东晋建国以来尚未有过。直到孝武帝末年,孝武对权臣防范还很严密。《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②,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惔)、子敬(王献之)比,最佳。’珣举谢混。”这表露了孝武帝对士族权臣的复杂心态:既不得不姻姬相联,又不得不防其僭越。

从孝武帝属王珣求女婿事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一,东晋末年的士族中,已找不到王敦、桓温那样才能出众、磊砢英多的人才;二,王珣是王导之孙,桓温同党,曾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面对王珣指责王敦、桓温,意在表示对王、桓家族凌驾皇室的不满,借以警告王、桓家族;三,谢混风流有美誉,王珣虽与谢氏家族已成仇衅,仍不得不从人望以举谢混,可见门第与风流仍然是考察人物的主要标准,不过必须没有“好豫人家事”之嫌;四,谢混是谢安之孙,谢琰之子,士族冠冕,影响尤深。他后来以党于刘毅而为刘裕所诛,而裕、毅相仇,主要就在于刘毅要结士族以自固。可见谢混一旦“小如意”,亦不免有“豫人家事”之嫌;五,在皇权加强的同时,士族既可能是皇权的障碍,又可能是皇权的助力。刘裕杀谢混,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谢氏对政治的影响;但是刘裕本人在受禅时,犹恨不得谢混以奉玺绂,使后生无从见其风流,说明皇权还是重视士族的助力。

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因此,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是要求他们从属于皇权。从属于皇权的士族,仍可居实权之位。太原王氏自不必说,其它如琅邪王珣,高平郗恢,陈郡殷仲堪等均以高名而任居内外,权势颇高。太学博士范弘之以言论件桓、谢,又不为王珣所容,不得不外出为余杭令。这是东晋末年的情况。入南朝后,皇权得到巩固,情况进一步变化,士族但居高位,享虚荣,难得再有实权了。就士族地位和皇权状况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

前已述及,孝武帝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主要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原王氏的这两部分,即王蕴父子和王国宝兄弟,均以皇室姻亲而成为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势分别来自皇权和相权,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也就是说,他们都从属于司马皇室,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于是我们看到,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孝武帝的皇权,加上主、相的分属太原王氏两支的后党、妃党的助力,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基本上与汉、晋以来以宗室、外戚辅佐皇帝、驾驭朝廷的格局相同,只不过有以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士族权宜维系于其间,还保留着门阀政治的痕迹。东晋政权在孝武帝时,如果不是司马皇室与诸家士族同样腐朽不堪的话,是有可能结束士族凌驾皇权这种门阀政治的格局,而回归于专制皇权的古老传统的。

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可以从他用儒生、兴儒学这两端得到说明。《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辅朝廷之阙。”《世说新语·谗险》“孝武帝甚亲敬王国宝、王雅”条注引《晋安帝纪》曰:“〔王〕雅①之为侍中,孝武帝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信,莫及雅者。”范宁、徐邈、王雅等三人在士族中门第都不很高,都以儒学事孝武帝,与江左前此玄风流煽、名士纵横的情况大不一样。

范宁为范汪之子。范汪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范汪传》谓汪“善谈名理”,但这只是范汪干谒求进的一种手段。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注引《范汪别传》,谓汪“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他在东阳太守任内“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他礼学精湛,《通典》载其议丧礼之文甚多。范宁更是“崇儒抑俗”,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论非之,比之于少正卯。范宁有《礼杂问》,载于《通典》中的范宁议礼之作,当系《礼杂问》的遗文。范宁的陈政事诸疏,类似汉代以来儒家论治道的常见作品。范宁先在余杭兴学校,养生徒,史谓“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为豫章太守,奖学更力。《舆地纪胜》卷二六引章公弼《学记》,谓范宁于豫章大设庠序,远近至者数千人①,“自汉至晋旷数百年间,独得一范宁而已。”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作,序谓该书系范汪升平未免官居吴,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敷陈而成,实际上可视为范氏家学著作。范宁子范泰也以博士起家,《宋书》卷六○《范泰传》记其议礼、兴学诸事,正是父祖流亚。范泰从兄范弘之,《晋书》入《儒林传》,颇有抑强臣、崇皇权的思想,因而不见容于士族诸门户。范泰子晔,出继范弘之,《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亦谓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一生在名教中浮沉,卒至诛夷。自范汪至范晔四世,范氏是江左少有的一个儒学家族,而范氏兴儒事迹,多有见于晋孝武帝时者。

徐邈事在《晋书·儒林传》,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上。逸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有《五经音训》之作,又有《春秋谷梁传注》,在范宁之后。逸子豁为博士。邈弟广除有《晋纪》外,还有《答礼问》之作,今《宋书·礼志》、《晋书·礼志》以及《通典》均有徐广议礼之文。

王雅为曹魏大儒王肃之后,居官“以干理著称”,似乎为学未杂染玄风。王雅后人王僧孺以《孝经》所论者忠孝二事,常愿读之。其人笃爱坟籍,也是经义文章之士,与玄学无缘。

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为一时盛事。《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案此年孝武帝始十四岁,其时桓冲已让扬州,谢安居位,讲《孝经》事当为谢安筹划。《世说新语·言语》有孝武帝开讲之前“谢安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胤)难苦问谢”之事,也说明这次讲经,主事者是谢安兄弟。谢安并于此年荐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谢安其人出入玄儒,居位以后以恭慎自持,企图恢复西晋初年以孝为治的气氛,表示输忠晋室①。这种振兴儒学的活动,与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另一表现,是企图恢复国学。案国子之学,成帝咸康时议恢复,但是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之言,“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国学就以军兴而废罢了。孝武帝太元元年,也就是孝武帝讲《孝经》的翌年,谢石又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学校之废,儒学之衰,时间已经很久,恢复起来也非一朝一夕可办。国子学如此,大学可知。至于地方之学,庾亮在武昌,曾下教兴学,并准临川、临贺二郡恢复学校的请求,但是均无成功。地方学校唯一可言的,还是太元时范宁在豫章兴学的成就,已见前叙。

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

皇权政治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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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其意义参见本书第二二五页。
① 《桓伊传》系此事于“孝武帝末年,嗜酒好内”之下,年代显误。《世说新 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 《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 “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为“年长”之误。
② 磊砢,人才特出之意。《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其人磊砢而英多”。
① 王雅出东海郡望。
①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作千余人。
① 东晋穆帝亦有讲《孝经》事,一在永和十二年二月,一在升平元年三月,时穆帝年十三、四年,主其事者为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情况与孝武帝讲《孝 经》相似。

[B]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B]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淝水战后,“昌明(案即东晋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蒏尤甚,狎昵谄邪。于是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云云。《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录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昏庸腐朽诸事,大抵类此。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但是,司马皇室同样腐朽不堪,徒有伸张皇权的愿望而没有真正的能力。加以异族入侵的压力,由于北方动乱不已而大为减少。在逸乐的环境中,东晋朝廷主相之间又起矛盾,士族人物得以煽扬其间。不论是皇室或是士族,都在这种政治纠纷中更加削弱。尽管皇权振兴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司马氏皇权在稳定的秩序中振兴,又维持一种稳定的司马氏皇权秩序,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

腐朽的政争,具有王朝末期的特征。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他们在伸张皇权方面成事不足。但是他们的政争却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进一步探索政争的发展过程,正是为了从纷坛的现象中找到历史的去向,辨认参预政争的各种势力,并且进一步弄清这些势力客观上为一个能够体现皇权政治秩序的新朝代的出现扫清道路的具体活动。

(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年)

主相相持而孕育纠纷,淝水战后逐渐显露。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简文帝宫人李氏所生。简文诸子或夭或废,诸姬绝育将近十年。孝武帝及道子的诞生,《晋书》卷三一《孝武文李太后传》言之甚详;先于此者,《异苑》①、《幽明录》②、《太平经》③以及《真诰》皆有说,虽涉神异,亦见传闻之广。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既是亲兄弟,又同具有诞育于天师道的环境中、后来又皆兼信佛教的宗教背景。孝武帝近亲中,父辈皆死,兄弟辈只余道子一人。所以孝武帝引道子握相权以为辅佐,是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后主相之间出现矛盾,后妃族党及僧尼之属又拨弄其间,但有太后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

时局纷纭的另一原因,是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蕴之子王恭以及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等,分别支持主方和相方,簸扬其间。而太原王氏正是此时居于鼎盛地位的士族。《宋书》卷三一《五行志》“太元中小儿以两铁相打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也。”史家但知太原王氏两支中王恭、王国宝相攻击事,而未尝究及二王背后尚有后妃,后妃背后尚有主相,纠纷盘根错节,既复杂又深远也。

孝武帝纳王蕴之女为后,在宁康三年,孝武年十四。纳后之事,得到当时主政的两大家族的代表桓冲及谢安的支持,无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义。《晋书》卷三一《孝武定王皇后传》谓孝武将纳后,访于公卿,谢安谓人曰:“若帝纳后,有父者唯荫望如王蕴乃可。”《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晋中兴书》亦谓谢安之言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至于桓氏意见,《孝武定王皇后传》引桓冲等为孝武纳王皇后事奏曰:“盛德之胄,美善先积,……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云云,“于是帝始纳焉”。皇帝纳后而谘之于多家当权士族,经一致推举,始成婚姻,这在东晋是仅见的。谢安、桓冲等一致举以应选的是太原王氏,这自然是估量了当时各士族门户势力的结果。至于谢安明确地举以为国婚的并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热的王坦之之后,而是王蕴之后,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余地。

太原王氏两支,均有国婚记录:王述从妹为简文帝皇后,王蕴姊妹为哀帝皇后①。王述子王坦之于简文、孝武之际有大功勋,按理,以举王坦之后人入皇后之选为得。桓冲所奏王后“盛德之胄”,与前节引《群辅录》王坦之父祖以上“五世盛德”相照应,似是模棱之词,因为王蕴数代以名士闻,而不闻有盛德之誉。所以桓冲之奏表面上虽然支持了谢安,却又暗含以王坦之后人入皇后选为宜的主张。可以说孝武帝册立王蕴之女为后之事,实际上的决定者是谢氏而非桓氏。

谢安不愿立王坦之后人为皇后,似乎还有家族关系的背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为谢安婿,谢安恶王国宝为人,抑之不用,而重王蕴之子王恭,谓其“人地可以为将来伯舅”,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氏二支之间亦有嫌隙。王恭少与王坦之之子王忱齐名友善,据《王蕴传》,王蕴在会稽,王忱来拜墓,王恭往省王忱,归,“蕴曰:‘恐阿大非尔之友。’阿大,忱①小字也。后竟乖初好。”这是淝水之战以前的事。以迹象度之,谢安举王蕴女入皇后选,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王坦之家族未得入皇后选,却得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婚,道子妃即王国宝从妹。此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主相之间亦即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遂演化为皇后、王妃家族亦即太原王氏二支之间的生死搏斗,这自然是谢安无从预料的。

司马道子昏乱而本已势倾天下,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世说新语·谗险》注引《袁氏谱》曰: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据《通鉴》,这是太元十四年十一月的事。

(二)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年)

《谢安传》:“是时桓冲既卒(案冲死于太元九年),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案指江州),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淝水战后桓氏据有上游的局面,在谢安生前一直维持着,只不过以桓氏疏宗的桓伊处于中流,多少可以防止荆州、豫州桓氏的联合,缓冲上下游的矛盾。

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①谯王恬死。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其时孝武帝杀司马道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夺的焦点。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②;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复以其党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③。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

王忱与王恭,少年时齐名友善,俱为贵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后,他们分属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两方,逐渐生嫌而为仇隙。王蕴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尔(王恭)之友”,已见前引。《世说新语·赏誉》曰:“王恭始与王建武(案王忱为建武将军)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注引《晋安帝纪》,谓恭、忱“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日趋明朗。《世说新语·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射(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性相责,只是见其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

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司马道子传》作“晚涂”)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

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①,《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

(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一年(392—396)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

《世说新语·继漏》:“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注引《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中诏,诏从中出,非铨叙常规。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郡,太元末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

《世说新语·德行》:“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抢先一步,出“以才学文章见昵”(《王珣传》)的郗恢(郗鉴之孙,郗昙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而在司马道子策划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

殷仲堪刺荆州,还有一个得利者,就是桓玄。原来王忱在荆州,每裁抑桓玄,桓玄当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出现一个能与桓氏合作共事的荆州刺史。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曰:“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孝武帝以此事问妙音,答曰:“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荆。殷仲堪在荆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态度。《通鉴》太元十七年谓:“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所以妙音为仲堪图州的举动,对于以后桓玄势力的坐大,荆州局面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

顺便论及,殷仲堪入荆,不利者除了司马道子以外,还有琅邪王氏的王珣。《世说新语·识鉴》:“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案王珣名地出众,桓氏故吏,自谓桓氏已之所善,由他出守桓氏世守之地,是理所当然。但是琅邪王氏此时已失去发展势头,王殉只以世资居位,于朝中两派均无党援。其它琅邪子弟,但求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求禄位,并无一致的政治动向。如王凝之为江州刺史,弹豫章太守范宁,显系为司马道子效力;王恭之叛,王廞应恭而又背恭;王谧以晋臣而为桓玄奉玺绂;王珣本人,亦被王恭目为胡广①。所以在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个回合中,琅邪王氏已经无足轻重。王珣以才地自许而求增益权势,是不可能成功的。

综上言之,王忱死后,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以王恭为青、兖镇京口。在他看来,以名士镇名藩,各慑一方,互相呼应,囊括江左,共拥朝廷,从劣势彻底转为优势,司马道子在中枢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但是风云未测,事与愿违,东晋政治糜烂过程还未走到尽头,真正能够变动乱为安定的因素还未出现。动乱的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兵戎相见了。

(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年)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东晋主、相相持局面结束。安帝是白痴,他继位后中枢政柄全归司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王绪二人“相为唇齿,并弄权要”(《世说新语·规箴》),京师已不存在强硬的对手。但是从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觍然,了无戚容,夜乃犯阙叩扉,求行奸计,欲诈为遗诏,矫弄神器。”时王恭之弟王爽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若发诏徵君为中书令,用殷(案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

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桓玄传》)。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但王恭暗于事机,不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江陵殷仲堪以中诏超授得州,时人不以方伯相许,缺乏自重的条件。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其一,荆州都督所部;其二,桓氏在荆州的故义;其三,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当雍州刺史郗恢、南蛮校尉殷、南郡相江绩表示不赞同荆州起兵之时,殷仲堪立即引杨佺期势力入荆,以杨佺期代江绩为南郡相。杨佺期更驱逐郗恢,席卷雍、梁、秦州。这样,荆州就结成了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的联盟,殷居方伯,桓多故义,杨有实力。但是荆州与青、兖相比,青、兖犹居上乘,所以桓玄主张盟主应属王恭。但当王恭兵起之后,荆州却意存观望,犹豫不敢下,直到王恭罢兵之时,始有杨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举。

王恭除上结荆州夹击建康以外,又以王导之孙王廞为吴国内史,使他起兵三吴。王廞约会稽虞啸父募众于吴兴、义兴,赴者万计。虞氏会稽大族,在三吴的影响远胜王廞。虞啸父本见重于孝武帝,疾恶司马道子。他们兵起以后,建康面临断绝补给的危险,形势紧急。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以谢愆失,止王恭之兵。王恭罢兵后,王廞以多杀异己,势不可止,因此又出现王廞送笺于司马道子以讨王恭,王恭遣北府将刘牢之击王廞之事。王廞事虽即弭平,但开启了东方动乱的先声。《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王廞起事后“以女为真烈将军,亦置官属,领兵自卫。”此事极似天师道的军事活动,而琅邪王氏本天师道世家。《晋书》卷一○○《孙恩传》,孙恩叔父泰为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孙泰“为国讨恭”与王廞后来反恭的立场吻合,颇疑王廞事同孙泰事一样与天师道有关,但详情于史无考①。

司马道子失王国宝、王绪后,引谯王司马尚之及其弟司马休之以为腹心。司马尚之说司马道子出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以为建康藩卫。此前,夹处荆州和青、兖二强藩之间的江州和豫州,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之手。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他们为藩镇分列江渚,多少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而且也是门阀士族利益均沾的一种象征。但王凝之、庾楷并非中立于上下游之间。王凝之从江州上表,以违礼罪奏纠豫章太守范宁,就是迎合司马道子之意以求容身自保的表示。庾楷在豫州,由于地接胡寇,有一定的兵力。庾氏子弟屡经桓温诛夷,门户子余,唯有庾楷。孝武帝死后,王恭借入赴山陵之名向司马道子耀兵,其时庾楷勒兵而至以助司马道子。王恭再次起兵后,司马道子语庾楷曰:“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司马道子传》)。可见庾楷与司马道子曾有密约在先,庾楷是党附司马道子的。但庾楷以衰宗而值此际会,首要的事是保全门户,而不是死助一方。所以当道子欲割豫州四郡入江州都督范围以界王愉时,庾楷意识到这是司马道子收江、豫为己有以排斥王凝之、庾楷的打算,于是转而倒向王恭,共讨司马道子,使藩镇连兵向阙的局面又出现一个高潮。《晋书》卷八四史臣赞,列叙其时各种矛盾之后说:“庾君含怨,交斗其中。”庾楷在事态发展中翻云覆雨,不知自处,卒为桓玄诛灭。

(五)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年)

庾楷以失豫州四郡,说王恭起兵,王恭又联络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同赴京师。鉴于上年起兵时殷仲堪观望误期,王恭乃先行举动,上表请讨王愉及司马尚之、休之兄弟。殷仲堪应期发兵,以杨佺期兄弟(兄广,弟思平,从弟孜敬)率舟师为前锋,桓玄次之,殷仲堪军继进。八月,杨、桓兵至溪口,江州无备,刺史王愉仓猝出奔临川,被桓玄偏师追获。王愉是桓温之婿,所以桓玄篡晋时犹以王愉为尚书仆射。元兴三年刘裕诛王愉,夷及子孙。王愉兄恺、弟国宝、弟忱,均先愉死。这样,太原王氏王坦之诸子作为司马道子的妃党,活动十余年后终告覆灭。

桓玄、杨佺期兵至石头,王恭所遣北府将刘牢之军据竹里,夹击建康。此时中枢权力已经转移至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之手。王恭以门第傲物,既恃刘牢之的武力,又以部曲将薄遇刘牢之。司马元显利用这一矛盾,遣原为北府将的高素①说刘牢之倒戈。王恭败走被擒,与其子弟党羽俱斩。这样,作为孝武帝后党的太原王氏的王蕴一支,也告覆灭。

本书《论郗鉴》篇曾论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太元以来太原王氏活跃之时,孝武帝力图重振皇权,又图以司马道子的相权相辅,是皇权不振这一基本条件已在改变之中,或者说已有了改变的可能性。太原王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先后居上游荆、江的王忱、王愉,也都无兵权在握,是士族专兵的这一基本条件已不存在。所以,代表门阀政治一个特定阶段的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终场。

太原王氏在东晋的政治作用消失了,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从此结束。但是,司马氏政权的命运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山重水复,前路何在,什么力量将代之而起,孝武帝开始的振兴皇权的历史趋势是否还能继续下去,这一切,此时此刻尚不见端倪。

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居北府之任,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刘牢之率北府兵至京邑以拒上游之师,杨佺期、桓玄、殷仲堪回军蔡洲,司马道子信左卫将军桓修(桓冲之子,桓玄从兄,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之谋,以桓玄为江州,杨佺期为雍州,黜殷仲堪为广州,而委桓修以荆州之任,居上游之核心。桓修说:“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殷仲堪传》)。由此可知,上游诸军存在重重矛盾,其军事实力的关键在杨佺期。殷仲堪初不接受朝命。但是,桓玄一则喜于江州宠授,二则喜于与荆州桓修为邻,所以意存观望,有接受朝命的可能。杨佺期亦在可否之间。但是桓、杨将士家属多在殷仲堪治下的江陵,殷仲堪命将士南归荆州,否则大军至江陵,将悉戮余口,以此胁迫桓、杨置朝命于不顾。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使得殷—桓—杨联盟又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他们彼此以子弟为质,盟于寻阳,共拒朝命,不过盟主地位已由殷仲堪改属桓玄。此时,孙恩之众已起于会稽,上游之事朝廷已无力顾及。

隆安三年(399年),殷仲堪与杨佺期共谋袭击桓玄,反被桓玄分别消灭。桓玄并有殷、杨军力,独揽上游,对建康威胁甚大。只是由于孙恩之众横扫三吴,上游才得短期敛兵,未向下游发动攻击。

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乘机举兵东下,至于姑孰,北府将刘牢之向桓玄投降。桓玄入京师总揽大局,刘牢之所领的徐、兖刺史亦为桓玄所夺。桓玄杀司马元显,流司马道子。刘牢之惧祸,拟奔江北,途中自缢而死。桓玄消灭了一切对手,并趁卢循主力泛海南下之机,于元兴二年十二月代晋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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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堂书抄》卷九○、《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
② 《太平御览》卷八九二引。
③ 《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
① 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但哀帝在辈分上却是孝武帝之侄。可见东晋士族婚姻并不讲究行辈。庾冰妹为明帝皇后,而庾冰女又为明帝之孙废帝皇后。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婚姻不论行辈”条,以南朝事例说明士族婚姻不论行辈,甚是。不过这一现象六朝都是如此,不只南朝,也不只东晋,孙吴时已多有此等例证。六朝婚姻行辈错乱特多,我想士族通婚范围过于狭窄,可供选择的余地甚少,所以再不能拘泥于行辈了。
① 忱,《晋书》误为悦。
① 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而不带徐州刺史,这是由于徐州刺史已为宰相司 马道子兼领之故。以下王恭以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亦同此。
② 据《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太元四年前秦陷襄阳后,桓冲避居 上明,“重戍江南,轻戍江北。”王忱刺荆州,始还治江陵。
③ 庾楷党于王国宝,见《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王国宝以庾楷为豫州刺史 在十五年八月,见《宋书》卷二○《五行志》(一)。
① 分见《通鉴》大元十六年九月及《世说新语·言语》“桓玄义兴还后”条。
① 东汉胡广屈从千梁冀,背弃与李固、赵戒共立长君之约,获讥于当世。《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通鉴》太元二一年胡注曰:“谓依违权奸之间以保禄位。”
① 关于天师道与晋末政治关系,下章有说。
① 高素出乐安高氏,世为北府将,事详下章。

[B]五 小  结[/B]

上述晋末政争的五个阶段,是江左的太原王氏由极盛到覆灭的过程,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最终结束的过程,也是司马氏的东晋政权彻底败落的过程。东晋末年政局,由主相相持演变为两藩对立,再变为孝武帝死后两藩联合以抗中枢,再变为一藩失败一藩成功,再变为桓玄暂得独揽权力而成篡局。在这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是相王,是权臣,是藩镇,是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中枢既昏乱,又虚弱。如果说有什么势力在这十余年中真正起了作用,那就是上下游两强藩所倚恃的军队:上游是以杨佺期雍州兵为主的军队,下游是刘牢之的北府兵。

上下游这两支军队,都是由边境地区的北来流民为主体而组成的。军队的统领,刘牢之是出自将门的次等士族;杨佺期虽出弘农杨氏高门①,亦因晚渡及婚宦失类而不得预于胜流,实际地位与刘牢之相近,只能算作次等士族。北府兵和雍州兵,军队由次等士族的武将率领,而武将则由门阀士族指挥,武将和门阀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矛盾。王恭轻视刘牢之,桓玄以寒士裁抑杨佺期,都是同样的性质。所以这两支军队都有脱离士族统治的倾向,实际上是走着与士族相对独立的但却是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条件下,只有刘牢之、杨佺期的军队具有澄清局势、恢复安定的潜在作用。但是这些伧荒武将并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具备使自己的军队完全脱离门阀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识。他们没有一定的方向,始终只是在百年门阀政治造成的迷宫里跌跌撞撞。

以下游武将刘牢之论,他虽然握有一支决定建康命运的军队,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绝路。他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终于无法自存。《谢安传》谢安疑刘牢之“不可独任”,《刘牢之传》牢之参军刘袭谓“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伦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居间行计以促成刘牢之的反复的,一次是司马道子派出的高素,一次是司马元显派出的何穆之,这二人都是北府旧人,但也都不明白北府兵的历史作用。不过,也还应当看到,刘牢之几次倒戈后,北府兵既未真正归于司马道子父子,也未真正归于桓玄。桓玄蓄意剥夺刘牢之兵权,先是自己兼领徐州,后来又以桓修出镇京口,并徒刘牢之于会稽,以北府兵配诸桓。尽管如此,北府兵并不为桓玄所用。当刘裕进攻桓玄时,桓玄以桓谦等人拒战,“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慑伏裕,莫敢出斗,……谦等诸军一时奔散”,事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甚至在刘牢之自杀以后,北府势力还能重建,并团聚在刘裕周围,成为刘裕驱逐桓玄,压平卢循,进行北伐,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

至于上游杨佺期的武力,与刘牢之的北府兵相比,性质上很相像而结局却又不同。杨氏的兵力是上游荆州的决定力量,没有它,殷仲堪和桓玄很难有所作为。而杨氏兄弟始终只是依违于门阀士族势力之间,没有独立发展的打算,与刘牢之所统北府兵相似。不过,杨氏兄弟的武力被桓玄兼并后,就成为门阀士族桓氏的工具,成为桓玄入京代晋的垫脚石,这又与北府兵完全不同。桓玄兼并杨佺期,这是局部问题;桓玄终于被北府将刘裕所灭,这是全局问题。从局部看来,门阀士族可以吃掉强大的伦荒武将;从全局看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要被伧荒武将所取代。

还有,即令是荆州这一局部,桓玄兼并杨佺期,也没有长期地改变荆州地区门阀士族与伧荒武将的关系。《梁书》卷一○《萧颖达传》:“江陵素畏襄阳人”。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①一文据此立论曰:“此点不独涉及梁武帝之霸业,即前此之桓玄、刘毅、沈攸之,后此之梁元帝、萧詧诸人之兴亡成败,皆与之有关也。”东晋以来,特别是桓温居江陵以来,上游侨人门第较高者常居江陵,门第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襄阳附近,与下游侨人门第较高者居建康,门第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京口附近相类似。《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襄阳、江陵“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江陵必须用襄阳的武力,始能维持上游的统治;襄阳的武力总是在关键时刻,影响甚至决定江陵的政局。这就是“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历史背景。杨佺期之后有鲁宗之。据《宋书》卷七四《鲁爽传》,太元末鲁宗之自扶风至襄阳,开始以其武力影响江陵政局。他在以后的关键时刻三入江陵,一是支援刘道规灭桓氏余党,一是助刘裕灭刘毅,一是抗拒刘裕而未成功。入刘宋后,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存在了,但襄阳武力对江陵政局的举足轻重作用,大体如旧。此点越出本题范围,无庸细究。

这里再顺便谈一下与其时政局关系密切的孙恩问题。《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德宗(司马德宗,即晋安帝)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之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及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上下游的藩镇兵皆不在司马道子父子之手,道子父子欲补充京师兵力以求自保,只有从三吴一隅徵发,于是而有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之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军役之事,终于激发三吴农民起义。所以从导火线说来,东晋的农民起义正是东晋统治者长期内争的直接结果。徵发“免奴为客者”为兵,其事同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年)“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是一样的,但时机迥异,所以后果各不相同。

孙恩家族,在西晋时已跻入社会高层;卢循更是出于北方门阀士族。他们南渡均晚,在江左不得预于胜流,没有方便的、良好的仕进机会,与杨佺期、刘牢之、刘裕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即次等士族。这些同属于江左侨姓次等士族等级的人物,却具有各自不同的面貌,在晋宋之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宗教的和世俗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求代替门阀士族的政治作用。这是晋宋之际政局发展的显著趋势和重要内涵。

在门阀政治终场的过程中出现了桓玄的兴废,这只能视为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已如前论。桓玄终于被刘裕击败,这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于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的胜利,在此以后,刘裕还有一个经营过程。不过刘裕在这个过程中的竞争对手已不再是门阀士族,而是以道教面貌出现而与他角逐的另一次等士族人物,即卢循。这就是说,次等士族的各种成分之中,究竟该由哪一种成分占据统治地位,还须由历史来选择。结果是历史选择了北府将刘裕。

次等士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于要导致朝代易姓和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企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现。《孝武帝纪》记谶曰:“晋祚尽昌明”。东晋门阀政治,到孝武帝时确实将结束了,但是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刘宋皇权政治,却是在实现着东晋孝武帝的遗志。刘裕在建宋以前的活动,正是在为实现孝武帝的遗志作多方面的准备。

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它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皇朝末代特徵。但是这些人物活动所具有的客观意义,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上加以解释。不过鄙陋人物毕竟不可以当大任,成大事,所以晋末政局琐碎不堪,史家多不屑于探究。这一阶段由依附于主、相的太原王氏交织其间的、由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的历史内容,遂因其纷坛杂乱而隐晦不显,只有刘裕个人,近年来稍被史家注意,作出肯定的评价,但大多也不过是限于个人才能运用方面而已。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①。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后代所称五朝门第,遂以王、谢为其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东晋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中,本来就以王、谢的门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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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佺期,东汉杨震十世孙。祖杨林,没胡。父杨亮,仕于姚襄,永和十二 年(356年)桓温北伐时奔于温。杨亮累任东晋梁州刺史,杨佺期也长期 为边将。事见《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卷八四《杨佺期传》。 ·
①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① 晋末宋初陈郡谢氏人物被杀者比琅邪王氏为多,参本书第二三○页。但谢 安兄弟辈子孙众多,迭有人物,其门户元气还未大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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