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爆发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产生,其关键性的主导人物是斯大林。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两个事件本身则标志着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1945年确定的在远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战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朝鲜的政策都是从稳定东方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当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应政策的变化就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

  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

  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邱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而形成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

  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Kennan)“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开启了一道门缝。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Tito)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一举冲出了美洲。从美国本土出发,一面向东,战后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意等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一面向西,战败的日本、懦弱的中国和菲律宾,为美国进入亚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空间。苏联则摆脱了战前的“孤岛”状态,一面向西进军欧洲,通过解放东欧各国而占领了广阔的安全地带;一面向东发展,策动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同时觊觎近东。这样,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了美苏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对峙局面。同时,美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以美元和美国占领军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企图按照美国方式把全球带入“自由世界”。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力图把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独立国家纳入苏联体制的运行轨道,领导全人类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

  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

  当然,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过,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两国在亚洲都采取了某种克制的态度,这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其政治条件。但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无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苏联与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交锋的结果是,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并参加对日管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却形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共同占领朝鲜半岛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与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日顺利进驻汉城。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苏联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

  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腊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有明文规定的,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Derevyanko)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

  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

  苏联并非不重视朝鲜半岛的地位,只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方针。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经常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第一,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在当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日本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苏联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认为拟议中的托管制度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根据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鉴于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对朝鲜长期所产生的有害后果,促进使朝鲜人民可以实现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的条件的形成”,苏联政府应该提出的建议是“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这些档案文件说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标只是要通过对朝鲜的共同管理的某种方式保护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在欧洲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在开始时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他实行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这种战略是要在掌握一些军事战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

  至少到1945年末,苏联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过外部力量,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或至少是不敌对的统一政府。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Malik)起草的题名为《关于统一的朝鲜政府的问题》的外交部背景报告表明,1945年12月,苏联打算采取特别措施组织关于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选举。报告认为“苏联反对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建议(1)支持并且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鲜社会和政治组织参加的朝鲜临时政府;(3)所有的这些组织必须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立宪会议;(4)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必须在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雇员和其他集团之间召开各种民主会议,以广泛讨论并且提出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和统一的朝鲜政府官员的候选人;(5)建立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以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可能的话也可包括中国和英国的代表);(6)解决因苏军和美军驻扎在朝鲜而产生的所有迫切问题,建立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苏美特别委员会。

  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局面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日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营的66名军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晚植(Cho Mansik)。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Park Henyong)。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相反,苏联要求南朝鲜的共产党人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在1945年来自朝鲜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

  此外,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远东司顾问苏兹达列夫(Suzdalev)为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报告》开列了日本在朝鲜财产的详细清单,并且做出三个结论:(1)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完全剥夺这些企业;(2)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服务的,而且为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些企业,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3)最后,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转交给苏联,补偿从苏联建国起日本给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对远东干涉而造成的损失。

  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日,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已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显然,如果苏联一开始就有意把朝鲜作为它的卫星国,恐怕就不会采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了。

  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Zabuloki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有众多的政党和集团,它们之间缺乏统一,还有美国的引诱。”“与此同时,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不能不涉及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政府的性质将是决定朝鲜临时政府在未来的朝鲜国内外政策中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鲜在今后是成为我们新的忧虑的滋生地,还是成为我们在远东安全的有力的立足点之一,就取决于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了”。扎布罗金的结论是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法实现:(1)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2)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卖国贼除外)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

  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8月15日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以后,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急剧扩大化,承担起了从各个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责任,贯彻、执行和维护与军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1945年10月初,经上报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帅同意,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Chistiakov)中将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同时直接隶属于什特科夫(Shtykov)将军领导的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罗曼年科(Romanenko)少将被任命为民政府长官。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与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

  1946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晚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藏有由苏联官员起草的朝鲜宪法和法规的大量文献。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北方训练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建立宣传机构和苏联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报告。

  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处共有官员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员数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之后,苏联民政府的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和更换。有材料说,到1947年7月,在朝鲜人民委员会中苏联顾问的人数已降到30人。

  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随着朝鲜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军队,苏联占领军总数从1946年的40000人减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苏联占领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的职务也由一位中将军衔的军官柯罗特科夫(Korotkov)接任。

  俄国档案材料证明,与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得到认真贯彻。1947年2月20日,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日,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复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未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

  为了加强朝鲜北方的经济力量,苏联也改变了对朝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开始向朝鲜北方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称:

  没有苏联或其他外国专家的帮助,北朝鲜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将无法运转。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北朝鲜派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在北、南朝鲜统一和朝鲜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北朝鲜,那么朝鲜临时政府由于不能没有外国技术援助而必然会去请美国专家为朝鲜工作,这样就会加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而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您下指示尽快派苏联专家到北朝鲜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这个文件充分表明了当时苏联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对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必须支持这个建议。”尽管在笔者收集到的档案复印件上,斯大林的亲笔批示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是表示同意的。

  总之,在1946-1947年,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至于是美国还是苏联首先决定要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建立单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断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美苏两国在欧洲形成对抗局面之时,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随着南方大韩民国的成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北方成立了,并且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说:“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独立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它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同意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

  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北方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以制约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然而,斯大林在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使已经无法合作,苏联也决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像柏林危机那样的公开对抗。莫斯科的目标仅仅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只不过原来设想的这个邻邦是整个朝鲜半岛,而现在则是朝鲜的北方。原因很简单,当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处于尖锐对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鲜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于在外交政策中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同时苏联人也必须首先解决战争给本国在人力和物质上造成的极大损失,从而不得不把东北亚置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导致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金日成在建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苏联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以此加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统一朝鲜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金日成准备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提出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1949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代表团访苏问题给莫斯科的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对于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宪永解释说,在目前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是不妥的,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

  我的这个通报使得金日成和朴宪永有点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试图解释签订条约的理由。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钭奉(Kim 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应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必须签订一个苏联援助朝鲜的秘密协定。

  在我作了补充解释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同意现在提出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不是时机。

  结果,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只是与苏联签订了经济文化协议。

  关于金日成在1949年3月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涉及到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目前的形势已经需要并有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苏美关于三八线有协议,而且美国有可能进行干涉。斯大林还说,如果敌人进攻平壤,他们可以通过发动反击,尝试以军事手段实现重新统一。但是,在会谈中作为斯大林译员的贾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接受采访时都证明当时根本没有谈到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于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准备向南方进攻的计划,还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曾带领一批高级助手再次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等等,则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可以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与金日成谈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少也没有同意北朝鲜这样做。

  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这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说,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特使哈里曼的会晤告诉了美国,又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同时,斯大林也对美国的保证做出了回报,即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空前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心腹之患。根据章百家的分析,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在当时,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一党的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时,国民党却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推持自已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已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苏谈判开始以后,作为对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蒋介石还让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斯大林为实现对华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中共与苏联本来就不稳定、不和谐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更加暗淡的阴影。

  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示了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这里着重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角度讨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先是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相对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后,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主要又表现在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胡乔木回忆说:“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指挥的独立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和怀疑,延安整风运动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满和成见。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

  中共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就显得更加复杂了。

  当中共确定自己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毛泽东曾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会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表示“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由于对苏联出兵东北并对中共提供帮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方针,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斗。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党委发出的通知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东北问题特别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同时,中共在华北、华南地区也采取了进攻战略。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给晋察冀等分局致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然而,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和蒋介石抓住时机提出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并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共准备在各条战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方针显然是与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相抵触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来两封电报,坚决反对中共的主张,要求毛泽东答应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

  尽管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但在美国和苏联双重外交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就当时中共的力量而言,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法完成进攻战略的。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改变了向大城市进攻的战略。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理由是这种起义将变为反对蒋介石的行动。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撤销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指示。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关于重庆谈判,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定。要看情况。在8月26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

  显然,中共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在于,尽管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苏联的对华政策受到远东国际形势的制约,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使他们认为,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因此,中共调整和转变政策时的考虑仍然是以配合苏联的在华行动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为基础的。为了与苏联红军的行动相配合,同时也与重庆谈判的局面协调起来,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

  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在华政策的目标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为了履行中苏条约以及苏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承诺,苏联此时正在要求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报告,8月27日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表明苏联将遵守协议在3个月内撤出满洲,因此,建议立即把这件事与在东北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因此,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军队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苏联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和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到1945年9月初,关内的中共军队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已经迅速地接近或开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但这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各部队对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一致,有的部队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如在山海关、大连、沈阳等地,而在有些地方,中共军队与苏军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最近在俄国档案中也发现了这方面的文字材料。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联共(布)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

  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不得不设想为“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则“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10月,美国一艘军舰强行驶入大连港,其舰长还上岸视察了周围的情况。这一事件激怒了苏军在东北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代表会谈时曾反复提到此事,其语气和表情十分严肃,致使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张嘉璈认识到“苏联不愿意让我们依靠美国来运输我们的军队,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美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这表明马利诺夫斯基“对我们依靠美国的力量把我们的军队运到东北的不满程度以及苏联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势力渗透到东北”。

  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

  受到苏联这一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1日连续向有关各部队发出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蒋军,将主力集中于锦州、营口、沈阳一线,“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总的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必然需要苏联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于是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要求。苏方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其结果是接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既没能在大连也未曾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这当然是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结果。

  然而,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当时苏联代表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双方争执不下。对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经济代表张嘉璈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只要国民党能够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马上就会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的对策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撤回关内,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这一手果然灵验。11月17日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的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军队严格遵守中苏条约”,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洲的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军队推迟撤离的话,苏联军队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19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上海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

  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苏联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也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12月初,莫洛托夫还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

  与此同时,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香港的九龙和越南的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中共也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方针。11月20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提出“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苏联占领当局的举动使中共认识到“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中共的主力部队只能再次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这时,身处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人已经看出苏联对华政策根本方针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所谓“保持和平”不过是中共领导人维护苏联面子的说法,而抛弃对苏联援助的幻想则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远东政策实质的认识。

  到1945年1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莫洛托夫还一再声明“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并表示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斯大林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如下态度:苏联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为不同意中共中断重庆谈判的做法,苏联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苏联重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精神,即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的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不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没有要求,苏联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议,而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苏联要求建议了;苏联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如果他们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将按照对蒋经国所述的精神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共想进入满洲,但苏联没有放行;苏联愿意在解决新疆起义的问题上充当调停人,苏联能够对新疆起义者发挥作用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远东利益有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来实现了。于是,当马歇尔(Marshall)在此时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共请求苏联也参与调停的建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民主改革。莫斯科还警告中共绝不能在东北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

  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非常不满,甚至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马歇尔来华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向美国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苏联的不满,而确实有意争取美国的援助。

  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即: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换句话说,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做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了。

  但是到1946年春,东北局势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迫使苏联陷于未按其预想获取在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又不得不从东北撤出军队的窘迫局面。

  首先是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其主要分歧在于:一是经济合作的范围不同。尽管苏联大大缩减了共同经营的企业,但相当数量的重工业企业及航空、内河航运企业是中国不能同意给予的。二是合办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是由中方担任还是由苏方担任,双方持对立的立场。三是双方决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间不同。苏联要求在撤军之前完成,中国则坚持在苏军撤退之后再签署。这样,在第三次撤军日期(1946年2月1日)来临之际,中苏关于经济合作的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联为谋求东北的经济利益,多次以“不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就不撤军”来威胁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也对出让太多的东北权益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时而软磨,时而硬抗,蒋介石索性表示:“只要苏联不撤军,我们就不会讨论并进行经济合作。我们仍将搁置这一问题,静待事态发展。” 这实际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策略,让苏联充分暴露其外交意图,以寻求国际声援。由于2月1日以后苏军继续占领东北,中国谈判代表便离开长春,中苏经济谈判中断。此后苏联要求继续在长春谈判,中国政府予以拒绝,但声明说如果谈判移往重庆举行,可以考虑。经济谈判遥遥无期,但双方商定的苏军撤出东北的日期已过,这样,苏联在外交上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是东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当美国政府得知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于2月9日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声称中苏商讨的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工矿业违反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英国也表示支持美国这一立场。来华进行国共关系调处的马歇尔此时则鼓励中国政府顶住苏联的压力,对“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不给予任何承诺。他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时间对苏联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驻满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为中苏条约的存心破坏者。”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又给王世杰发电,提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如果涉及赔偿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来解决。这样,中苏间经济合作问题就将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上,苏联则将卷入与美、英进行直接较量的境地。同时,与此有密切相关的苏联撤军问题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问题,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再次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反苏情绪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从东北撤军的决定。1946年2月11日,为了迫使苏联尽早撤军,美英两国发表了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文。不久,报上又刊登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以及苏军中止撤军的情况。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愤慨,重庆、长春、南京等大城市连续发生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蒋介石利用这一形势发表了较为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满洲享有完整的主权。与此同时,1946年1月16日发生的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技术人员张莘夫遇害事件也被国民党报纸利用,在国民中掀起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决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在东北立足。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1946年初,当美国特使魏德迈(Wedemeyer)宣布要帮助杜聿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嘉璈明确表示,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张嘉璈认为,“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苏联人的疑虑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些地区,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1946年3月8日,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吉林和沈阳等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果然,3月9日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这一决定连沈阳卫戊司令斯坦克维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在即将撤离时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苏联军事当局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此时中共已经不是完全依据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战略调整了,中共领导人对于1946年初东北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送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全力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图消灭中共军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刘少奇在3月5日给东北局命令中说,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刘少奇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侯,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苏联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因此,东北局应利用这一形势,立即与苏军联系,并将商议结果报中央。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要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当然,利用苏联撤军占据战略要地,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甚至考虑到即使苏联不支持也要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占领东北的军事准备。3月15日,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指出:“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特别强调,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3月16日的电报又说:“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让出地方。”

  在强调对于重庆谈判暂不让步的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其在东北的军队迅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3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要东北局速与苏联占领当局联系“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3月25日又电告:在东北实际停战前,“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对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以免停战小组到达后交给国民党占领。

  这样,在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中共军队乘苏军已从长春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及时地进入或夺取了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如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和通化,并在3月中旬攻占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了被国民党政府利用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长春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背靠北满、依托内线的有利战略态势下,毛泽东甚至决心在战略要地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他在4月19日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出了“寸土必争,决不退让”的口号,又在4月20日致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提出了准备“把长春变成马德里”的方针。

  尽管此期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并不是完全依据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但与苏联的支持和鼓励显然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客观上的政策性吻合使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做出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地区进行决战的不合时宜的决定。1946年年中,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现实结果是林彪的部队损失惨重而败退,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我们虽已得到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的,“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我军“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互动条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苏军撤退之前,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苏军撤退之后,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946年底,苏联贸易机构公开与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建立经济关系,并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经济援助,这反映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的“转轨”迹象。

  然而,这并不表明苏联在其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后的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斯大林要保持与中共的联系,并通过援助加强中共的力量以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另一方面,苏联仍然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当然需要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而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欧洲的紧张局势迫使斯大林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在东方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这就决定了苏联不情愿也不会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对苏联的政策也有两重性。毛泽东决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更坚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尽管毛泽东的决策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但他认识到只有苏联才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必须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军撤退以后,中共不仅继续保持着与莫斯科的联系,甚至越来越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报告,以此来争取苏联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此,如果说战后初期中共的发展战略大体上是依苏联在亚洲政策的变化而改变的话,那么1946年下半年直至1948年底,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现象。

  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与美国一致的,即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由苏联参与和谈,从而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地位,并以此制约美国。因此,莫斯科一面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又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关系上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在东北,苏联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在北满的中共政权,并暗中支持在苏联占领区大连和旅顺的共产党人,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占领当局几次邀请国民党派遣谈判团到旅顺来,还于1947年4月同国民党就海军基地的北部“边界”问题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谈判,并且在1947年6月接待了由南京派来的国民党高层代表团。

  1947年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苏联确定的稳定亚洲局势的方针,因此,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即转变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1947年10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Sachikov)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亦同提出了苏联出面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政府相信,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同样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萨奇科夫大使称,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苏联认为,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萨奇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据1948年2月至3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致国务卿的电报说,苏联驻华武官罗申(Roshchin)在1月回国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处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处。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处”,尽管“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处。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理由是“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罗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国后,直到1949年初,不断为调停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进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但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年8月,罗申与王世杰会晤时又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会谈记录还证实,蒋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于当年9月访问莫斯科。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还提出,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苏联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呼吁,以取得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有材料说,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说此时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一致的话,那么显然与中共的愿望则是背道而驰的。到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延安与莫斯科的根本方针是不同的:苏联在亚洲需要的是妥协,而中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毛泽东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

  面对苏美之间实行妥协与合作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则要为自己的理想起来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此时十分强调中共在东北应提倡自力更生,准备持久战争。他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毛泽东在同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其结论是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妥协才能战胜美国反动派,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章百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将毛泽东的谈话发表的。事实上,这一观点陆定一在1947年1月2日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中便已经披露出来。章文认为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开始探讨独立的外交方针。斯大林派给中共的技术专家兼联络员科瓦廖夫(Kovalev)曾向莫斯科报告说,1947年毛泽东将两位高级助手陆定一和刘宁一派往南斯拉夫,毛泽东想知道“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抗的条件下,找到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194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会议的准备会议上发言,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协定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

  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毛泽东还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46年4月起草的那个文件,并再次提出各国人民应开展独立斗争的方针。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到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反攻均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主要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进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总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目前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根本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地位。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

  至于对待共产党,是年5月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出示了毛泽东请求援助的电报,并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几天后,在科瓦廖夫前往中国前夕同他谈话时,斯大林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不久前,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发表了在台湾发现的四份档案文件,似乎证明了苏联在1948年春夏的这一立场。这些据称是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苏联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内部文件,包括一份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副本、两份日期为1948年5月22日和6月6日的军事命令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电文。

  根据这些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提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同时,斯大林也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1948年5月22日和7月6日苏军对外作战部致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主任马纳加罗夫(Managalov)中将的电报更具体地指示:“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提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甚至说:“苏军总参谋长已经制定一项详细的军事作战计划”,“到今年夏季结束时,将要对敌人实施连续的打击,以迫使他们投降或至少大大削弱他们,以至于他们即使得到美国人援助,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以后,你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这对于确立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不过,命令也谨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已经解放的土地得到巩固的时候和地区,才能做进一步的推进。”

  尽管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尚不能完全确定,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并且说明苏联当时只是利用中共的胜利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起到制约作用,而不是希望中共真正获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默里还分析说,如果这些文件只是苏联故意向国民党提供的假情报,那么其目的就是为了恫吓国民党以使其同意苏联的调停建议。这与罗申发出的要在满洲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在调停努力的背后,苏联在德黑兰、布鲁塞尔和南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强调,国民党不要跟着美国一起参与“冷战”,反对苏联。如果苏联的调停成功,则可以避免当欧洲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由于中共的全面胜利并加入苏联集团而在亚洲引发一场与美国的新的对抗。这一分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到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有材料证明,1948年6月12日苏联代表向莫斯科报告,高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特别是75毫米日式火炮的炮弹,以便发动对四平的进攻。但苏联并未提供这批军火。

  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的经济援助到1948年也有了明显增长。1947年苏联对外贸易组织与东北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迅速增长为15100万卢布。另有文件说,1948年9月林彪直接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名苏联技术顾问和工程师。10月,高岗也直接要求斯大林提供铁路设备和20000吨棉花。12月底,高岗还直接向苏联驻中国东北的官员提出援助铁路车辆、器材和电力的要求。1948年6月,应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由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该小组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包括抢修列车、潜水站、起重机和其他机械。为修复铁路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也从苏联运来了,有金属构件、钢轨、桥桩、钢梁等。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至1948年12月15日止,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及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其中包括长987米的松花江二号大桥、哈尔滨至长春间的长320米的饮马河大桥、吉林至长春间的长440米的松花江桥,以及其他各线的12座大中型桥梁。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也越来越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注意从未来新中国外交方针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信号。1948年6月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11月8日的《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公开表明中共立场的重要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在这篇文章里,刘少奇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两个阵营,而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

  毛泽东加强与苏联关系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从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要求。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苏联学者认为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初,而且首先是由中共方面倡议的,其文献证据是斯大林在1947年6月15日致延安的苏联医生兼联络员奥尔洛夫(Orlov,化名杰列宾)的电报:“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与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而据毛泽东的翻译兼秘书师哲回忆,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以为“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便主动提出派专机来接毛泽东等中共主要负责人去苏联。当斯大林了解到事情并非如西方传言那样后,立即在7月1日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争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如前所述,1947年初毛泽东正在考虑独立于苏联政策的发展道路,因此说此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亲赴莫斯科访问似乎是不可能的。以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逻辑而言,当时中苏意见有分歧,而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自立,他亲自去见斯大林,除了招致一顿训斥外没有什么意义。1948年2月铁托拒绝到莫斯科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到1948年春,中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中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苏联对话了,这时,毛泽东才会从未来新中国外交的角度考虑与苏联加强联系和寻求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到苏联。”“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4月29日斯大林即回电表示同意。到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建议他推迟动身,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在火线上。我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毛泽东当日便回电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

  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问题。他在7月4日的电报中说:“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地、海上、空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毛泽东还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坐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奥尔洛夫在1948年7月14日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虽然对于斯大林再次推迟他的访问表示同意,但他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没想到会遭到拒绝。

  越到中国革命接近胜利,考虑到未来新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共越感到需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毛泽东很快又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问题。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叙述了他同毛泽东一次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7、一系列其他问题。

  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

  没有见到苏联方面对此做出反应的材料。毛泽东在9月28日再次致电莫斯科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老板亲自汇报。(为了)得到指示,我打算在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的汇报,请您向联共(布)中央和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

  从上述电报的行文可以看出,毛泽东急于直接见到斯大林,而且言词恳切,语气恭敬,其目的是表明中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将请示莫斯科,并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性。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但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处理国内建设问题以及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加强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

  斯大林此时对中共在远东局势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尽管出于对亚洲国际斗争的策略考虑,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亲自访苏,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与中共直接接触。所以,当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8日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会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了解中共的要求和愿望,并说明苏联领导人就后者向莫斯科提出的诸问题的看法。

  总之,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到1948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站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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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 来自《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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