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辩(下)

 《纽伦堡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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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席上,阿图尔·塞斯一英夸持坐在阿尔贝特·斯佩尔身边。塞斯一英夸特威一副无框眼镜,面色苍白,一头灰褐色的头发,一副颓丧的神态。当斯佩尔吸引人们注意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塞斯一英奇特的离去。根据吉尔伯特的智力测试,此人思路敏捷,并有纳粹心态中所不多见的直觉能力。奥斯维辛指挥它各道夫·霍斯出庭作证后,邓尼茨和戈林都指出,霍斯是德国南方人。他俩声称,普鲁士人绝然干不出这种事来。吉尔伯特问塞斯一英夸特怎么看。“德国南方人具有赞同狂热主张的激情和想象力,”’塞斯一臾夸待解释说,“但是他天生的仁爱之心阻止他采取过火行动。与此相反,普鲁士人缺乏对抽象的种族和政治理论进行思考的想象力。不过,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塞斯一英夸特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的天才在于他把“唯情论与独裁主义糅到一起”。霍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6月10日,塞斯一英夸特一瘸一拐走向证人席,他是多年前在一次登山事故中受伤致残的。随着他的证词的展开,使法庭感到吃惊的是,他矛盾百出,即态度温和而行为骇人听闻;讲话细声细气,诉讼的记录却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律师在直接讯问中提出的问题,只能置证人于遭到盘问人猛烈攻击的境地。当年,塞斯一英夸特把奥地利出卖给希特勒的帝国,他在汉斯·弗兰克统治下的波兰做学徒,并在被占荷兰他自己的小王国里荼毒生灵,他就是作为这样的人脱颖而出的。在塞斯一英夸持之所谓牢固而人道的统治下,四万一千荷兰人作为人质遭到枪杀,五万人死于机谨,百分之五十六的荷兰犹太人被消灭。

  塞斯一英夸特在作证中既未撒谎也未乞求,而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顺从态度。那天,当他与汉斯·弗里奇乘电梯下去时,塞斯一英夸特说,他表现如何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我怎么说,荷兰大麻已编织好了我的绞索。”

  有人形容弗兰兹·冯·巴本说,他“像一个扮演贵族演员的贵族”。在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那种派头。6月14日.当他离开监狱为自己辩护时,他那外交官的沉着而气概不凡的外观掩饰着他内心的焦虑不安。他离开牢房时,缕缕银发向后梳着,脸面也经过精心整理,一身蓝色的细条纹西服褶缝显然。在审判室的地下室里,他抖开一条雪白的手帕,放在左胸前的西服口袋上,等着上电梯。“阁下,想想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戈林说,“我们都不会在这里。”巴本意识到戈林挖苦话中的道理。1932年,他曾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德国总理,不久他建议兴登堡总统换下他,让希特勒当总理。事后,希特勒指出:“巴本先生,这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对巴本的起诉中,第一款和第二款是他参加了把纳粹党推上台的阴谋集团。当地走出电梯时,目光直盯被告律师席。他见到受人仰慕的律师之一,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的儿子,也叫弗兰兹·冯·巴本,正等着为他辩护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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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多德一直张罗着对阿尔贝特·斯佩尔的盘问,这时斯佩尔提出是否能在会客室里见见他这位副检察官。斯佩尔告诉多德,戈林是他在争取被告人心方面的主要对手。戈林主张予以断然藐视,斯佩尔则主张供认纳粹的罪行。戈林是由纽伦堡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盘问的,而斯佩尔却由他的下属来质问。尽管对多德敬重有加,可是其他被告难道不会注意到这种差别?在他们看来,这难道不是把斯佩尔置于比戈林低一等的地位,从而把被告争取到他这一边变得更加困难吗?多德对斯佩尔衡量社会地位的独特做法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他还是同杰克逊商量了此事,并建议首席检察官将盘问斯佩尔的工作接过来。如果这样使那个家伙觉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使他成为更持合作态度的有用的证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多德说,他对这项任务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杰克逊表示同意。这一变化的消息传出去后,检察官群里有人变得疑虑重重。斯佩尔每天都出庭,他不能不知道多德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高明而险恶的检察官。杰克逊在敌对舞台上的表现则属另一种智能,斯佩尔是知道这一点的。

  随着斯佩尔出庭作证的日子日益临近,人们的疑虑与日俱增。这家伙不同寻常——作为一名受到指控的战犯,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径直离开被告席,与法官们在大饭店里共进晚餐。斯佩尔在试探法庭的客观性。在这个有才华的、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和流氓无产者弗里兹·绍克尔之流之间那种细微的过失线,他们能有所辨识吗?或者说,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在运输劳役的途中,女人生下的婴儿给扔出火车窗外,谁是主要的负责人?是强行征募女人的绍克尔,还是需要她们做工的斯佩尔?

  前不久,斯佩尔向吉尔伯特透露,他的律师汉斯·弗拉奇斯纳试图劝说他不要供认那些可能招致极刑的战争罪行。斯佩尔告诉吉尔伯特,他不想仅为骗取终生监禁而隐瞒真相,“在悔恨中了此残生”。他注意到,吉尔伯特对此印象非常好。

  斯佩尔在出庭辩护前夕,6月20日,最后一次在心里温习自己手里的王牌。在别人借口说战争还有望获胜时,他将什么严酷的真相告诉希特勒?当希特勒在毫无意义的大决战中下令毁掉德国时,他又有何举措?当别人还在希特勒面前吓得发抖时,他又策划堪称大胆的解决办法。弗拉奇斯纳和他经历了这一切,复述了一遍将引导出最为有利的回答的问题。

  6月21日晨用早餐的时候,弗鲁克大夫递给斯佩尔一颗镇静剂,以便他在作证需要时服用。斯佩尔把药丸放进新近烫过的深灰色西服的衣袋里。他换了摸刚刮过的面颊,拉正领带,站起来等看守开门。

  斯佩尔指示弗拉奇斯纳迅速摆脱掉绍克尔那堆纷繁的事儿。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背的时间越短越好。他绝不能给人以推卸征募劳工的罪责的印象。似乎回避责任往往会使他比绍克尔更加黯然失色。因此,弗拉奇斯纳在直接讯问刚开始不久,便问斯佩尔他是否反对绍克尔征募劳工。斯佩尔答,相反,“我很感激绍克尔给我提供的每一个劳工。由于缺乏工人而没能达到军备配额时,我总是怪罪于绍克尔”。他说话时平静如初,镇定自若,他已经吞服了弗鲁克大夫给他的药丸。

  弗拉奇斯纳指出,绍克尔宣称他警斯佩尔干过事。证人对此有何评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斯佩尔犹豫了一下,仿佛注视着冰冷的湖水,随后一头扎了进去。“毫无疑问,我希望绍克尔首先要满足军需生产的要求。”他说,但是他管不了绍克尔,没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劳工这一事实,即为明证。

  绍克尔急得直跺脚,想给他的律师塞瓦琉斯打个手势。几个月前他就告诉过审问人员,斯佩尔实际上把劳工储备了起来,囤积的劳工比他可能投入使用的多。塞瓦琉斯小声对绍克尔说,要他耐着性子。

  弗拉奇斯纳问斯佩尔,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是否被邀出席人力问题的会议。斯佩尔答:“我对他派不了什么用场。毕竟,我们手里都有具体工作要做。”

  上午的开庭到此为止。在旁听席的人中,有一位西尔维亚女士。她就是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夫人。午餐时间,她在丈夫的办公室里碰见英国的初级检察官默文·格里菲思一琼斯。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格里菲思一琼斯打开壁柜,取出一根十英尺长的电话线,让西尔维亚察看上面的血污。他说,这是用来鞭策克虏伯军工厂的征募劳工的,该厂是斯佩尔军火王国的一个厂房。

  斯佩尔把整个下午的开庭时间节省下来,以施展他的才华。弗拉奇斯纳问道,既然他掌管一个“技术”部,“你是否希望把你的职责限于你的工作范围?”斯佩尔答:“不。这场战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德国人民遭受的不幸,我负有毋庸置疑的部分责任……我作为帝国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分担这一集体责任。”这一讲话,与里宾特洛甫之流、卡尔登勃鲁纳之辈、绍克尔之流的嘀咕、自文自传以及歇斯底里的道义盲从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使法庭感到中意。

  斯佩尔继续讲下去。他说,到1945年3月,“希特勒蓄意打算破坏自己同胞的生存之道,如果输掉战争的话。我无意利用战争那一阶段的行动帮我进行个人辩护”。但是,他希望那些坐在法官席上对他作出判决的人理解那个阶段。斯佩尔解释说,尽管希特勒下令毁灭德国工业,他仍冒险作出阻挠元首的决定,决心保存一个战败的民族重建家园的基础。他确信,法庭了解这种抗命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斯佩尔指出,当时希特勒已经枪毙八名未能炸毁雷马根市莱茵河大桥的军官。

  斯佩尔决定自己而非他的律师宣读1945年3月他致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任何人都无权破坏工厂、矿山、电站和其他设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们没有权利进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坏活动。”其他证人谴责希特勒——弗兰克的谴责充满激情,席拉赫的谴责带有卑下的歉意,但斯佩尔断然而镇定自若地进行了谴责。

  在审判的早些时候,1月份奥托·奥伦道夫作证时,斯佩尔的律师曾扼要提到他谋杀希特勒的计划。斯佩尔说,现在他想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件事。这并不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人物,只是为了表明当时他对希特勒疯狂的破坏活动何等的了然心间。“我最不愿意深谈此事,因为这种事总是令人恶心的。”他就这么开头,然后说,“如果法庭希望他这样做”,他才会这样做的。劳伦斯爵士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急切之情,道:“本庭愿意悉听其详。”

  斯佩尔解释说,据他所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里,有一口用于地底下元首地堡通风的换气井。在地面井口上,盖着一块铁栅栏,掩藏在灌木丛中。1945年2月,他悄悄地对手下的军需部头头迪特尔·施塔尔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结束战争。他要施塔尔弄到毒气,打算把毒气往通风系统灌。3月间斯佩尔重返现场时,发现竖起了一根十二英尺高的烟囱,保护换气井。从此,他便放弃了谋杀希特勒的任何其他念头。

  斯佩尔以演说辞那种激昂亢奋作结尾。他说:“1945年1月以后双方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时期的死者倘若地下有灵,必将控诉使那场战斗继续下去的那个人。”此人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吉尔伯特上尉为这一天斯佩尔的悔罪而深为感动。那天夜里,他驻足斯佩尔的牢房,发现他面色苍白,躺在帆布床上,双手捂着肚子。斯佩尔解释说,他已筋疲力尽,肚子疼得厉害。“气氛相当紧张,”他说,“不过,我很高兴我挣脱掉我这个系统。我说明了事实真相,情况就是如此。”

  6月对日,星期五下午,审判室里人头攒动,拥满了前来观看罗伯特·杰克逊盘问斯佩尔的观众。俄国的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溜达到法官席后的窗户边,伸手拉开重重的窗帘,望着窗外阳光普照的大街。他转身回到俄国检察官席,大声说:“我要扯下这些窗帘,我要打开这些窗户,让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让市井的喧闹透进来,让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让他们知道,尽管他们做了一切努力,生活的脉搏仍在跳动。”

  “注意!全体起立!”司仪官喊道,“本庭现在开庭。”杰克逊在检察官席落座。“你能否告诉我,”他问斯佩尔,“你参加了党卫军吗?"斯佩尔回答:“没有。我不是党卫军。”杰克逊又说:“我认为,你曾经填写过一份申请表,或者说有一份是替你境的,而又根本没有填完,或者是类似的情况。”杰克逊的话音渐渐低了下来,检察官席的人好生诧异。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容置疑地证明,斯佩尔是党卫军。然而,杰克逊没有追究此事。

  杰克逊向斯佩尔讯问德国的毒气生产情况。斯佩尔解释说,不错,有三家工厂一直在生产一种特别的致命性气体。可是当他得知希特勒可能真要使用这种气体时,他就下令停止生产。杰克逊还问到德国实验原子弹的情况。斯佩尔回答:“我们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因为我们在原子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已移民美国。”毋需告诉任何人,这些科学家大都是谁,他们为什么逃出德国。

  杰克逊又问:“在希特勒的周围,除你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告诉他,已经输掉那场战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听到这里,几个英国检察官都蔫了。斯佩尔谦逊地答道:“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好的,现在我要向你提供一点克虏伯劳工营的情况,并就此问你几个问题。”杰克逊说,“我并不想说你对这些情况负有个人责任。”接着,他开始宣读克虏伯征募劳工的口供,描述7他们的悲惨遭遇。这一证据似乎是而未定,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检察官已事先免除了证人的任何责任。随后杰克逊又宣读了一份有关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遭受钢鞭抽打的文件,就是刚才向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夫人出示的那种钢鞭。“因此监工们可能就是用的这类东西……”杰克逊没有就钢鞭问题继续质问下去,而是转到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问道:“你希望德国有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难道不是吗?而希特勒则采取如下立场,即:如果他不能活下去,他就不在乎德国能否生存下来,是这样吗?”斯佩尔没有理由表示异议。

  庭问转到斯佩尔对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探望。斯佩尔知道,杰克逊正对他编制的辩护词进行无力的修补。他在早些时候说过,自己曾策划暗杀希特勒。可是在那之后,他却冒着极大的危险飞到四面楚歌的柏林,走到地堡看望元首。这又如何解释呢?杰克逊请问道。斯佩尔回答:“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像懦夫那样逃之夭夭,而是有义务再次顶撞他的。”

  那是一个新的转折。斯佩尔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向他的领袖做最后的告别。当时,希特勒伤了他的心,元首无力地跟他握手,便把他辞退了,没有表示感激或友谊之情。

  杰克逊接受了目前这一回答,又转到另一领域。“这一驱使战争失败后德国灭亡的政策,终于使你感到沉重,以至于你参加了几个密谋集团,难道不是吗?”斯佩尔压根儿没参加过什么密谋集团,不过他又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同意杰克逊。检察官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这一时期政府的一员和领导人,你对其宏观政策而不是这些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具体政策负有责任。这是对你的立场的公正阐述吗?”斯佩尔答:“是的,确实如此。”连他本人也不能用更有力的措词来表达。

  俄国副检察官M·Y·拉金斯基加速对斯佩尔进行盘问。但是人们期待苏联人将抱有持续的敌意和报复之心。当斯佩尔结束辩护离开证人席时,他的肚皮也不疼了。

  艾雷·尼夫离开审判室时情绪十分沮丧。他曾期待绍克尔一斯佩尔之争转到社会阶级上,一个被告以暴力相威胁,另一个被告则是内硬外软。他认为,他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斯佩尔表现得很出色。没有人指控此人摧毁或者拯救德国的工业基础,也没有人指控此人试图谋杀或是谋杀希特勒未遂。可他却设法使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答辩的核心所在。至于说谋杀希特勒之事,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早在被解押到纽伦堡之前,斯佩尔就对许多盟国审讯人员提到过,总是往自己脸上抹油,可是他对于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对谁也没有吭过一声。

  不过,尼夫是个很能干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把他个人心中的疑虑同斯佩尔在法庭前表现的积极影响区分开来。斯佩尔承担了他奴役劳工的部分责任,他宣称希特勒是有罪的,疯狂地继续进行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谓地战死沙场。确实,斯佩尔认为希特勒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但断言他本人对于这场“灾难”也必须承担部分个人罪责。而且,他试图阻挠实施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并声称曾计划暗杀那个家伙。

  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这位美国检察官并未试图质问斯佩尔是否知道灭绝犹太人之事,而希姆莱则在斯佩尔出席过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此事。他也没有提到斯佩尔光临毛特豪森集中营一事。斯佩尔被允许谈及他所完成的生产奇迹,这一证词几乎强烈呼吁要求对奴役劳工在这些业绩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盘问。他没有被问及此事。

  因此,在斯佩尔的辩护结束后,尼夫对海口电讯报社发表的这条报导几乎不感到惊讶。这家伦敦报纸的立场,反映了纽伦堡之外多数舆论的观点。斯佩尔发表了“一项可能充分代表德国人民及其后代的非同小可的控告书,这是审判中最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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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6月底的时候,记者们可以轻易地在斯坦因城堡宿舍弄到一间房。纽伦堡的消息已退而刊登在报刊不显著的版面上。剩下的最后两名作证的被告的大名并不令人生畏。在被告席的边远角落里,康斯坦丁·冯·诺伊拉和汉斯·弗里奇并肩而坐,这在好奇的观众中是罕见的。诺伊拉特以七十三岁之躯,开始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他在里宾特洛甫之前出任外交部长,跟巴本和沙赫特一样,给希特勒政权增添一份尊荣。

  正如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在盘问中所言,诺伊拉特的罪孽是在德国“一次只废除一项条约”时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希特勒提名他为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摄政者,名分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之上。但是这些机构根本没把这位旧派绅士放在眼里,于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记者席上的几个记者耐着性子,听诺伊拉特磷酸叨叨散乱无章的自我开脱,而后结束。

  汉斯·弗里奇是俄国人提供的第二个被告。跟雷德尔的情况一样,检方被置于被动工作的境地,即先有被告,然后拼命弄到证据来控告他。弗里奇在纳粹宣传部领导电台司,他本人则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评论员。过去几个月,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应用他那人所周知的旺盛精力投入工作,试图证明弗里奇利用广播“倡导、鼓励和煽动”战争罪行,尤其是反犹暴行。但斯普雷彻在一份机密的备忘录中承认,证据“绝对不充分,…证实弗里奇与在法庭上提及的第三款和第四款有任何密切关系”。

  审判进行到第一百六十六天,弗里奇离开了证人席。被告席上的最后一人完成了自己的辩护。

  傍晚时分,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偕太太到离他寓所不远的一座公园悠然漫步,心里很是惬意。今晚尤其令人心旷神信,在被人遗忘的花坛里,芙蓉红和牡丹花开得正旺。苏联文献专家阿卡迪·波尔托拉克和助理检察官列夫·舍宁,碰巧也看中这个公园,在此散步。波尔托拉克看到法官夫妇走近了,便对同伴说,不妨借此良机问问劳伦斯爵士,地是否打算重新审理卡廷大屠杀一案。舍宁面露惊恐之色。难道波尔托拉克不知道国际军事法庭的基本规则之一吗?法庭之外,人们不得跟劳伦斯爵士谈工作。那别人都跟他谈些啥呢?波尔托拉克问。谈谈他的马啦,他的狗啦,他的乳牛啦,舍宁回答。

  西方法官认为,苏联政府坚持要在起诉阶段提出卡廷大屠杀一案,是愚蠢之举。现在,在辩护阶段结束之时,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让德国反驳指控。基本事实乃一目了然。波兰败北后的某个时候,大约有一万一千名波兰军人,包括八千三百名军官,突然失踪。1943年2月,一个德国通讯团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无意中发现这批人中的四千八百人的荒坟野家。争论之点是,究竟是哪一方,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杀害了这些人。

  7月1日和2日这两天中,法律专家在六OO号房间交锋。何方之罪取决于这些波兰人被害日期的确定。俄国人声称,死亡事件发生在1941年秋天,即在苏联遭受侵略之后,德国人占领卡延森林之时。而德国人则指出,这些波兰人死得更早一些,即在1940年俄国人依然握有这一领土之时。

  最后,德国人占了上风。他们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1940年4月俄国人控制这片森林之后,这些波兰人再也没有寄出任何信件。对这个问题的出现,除了尼基钦科外,所有的法官莫不感到震惊。得出俄国人自己枪杀了数千波兰人的结论,会冲淡了纳粹分子的恐怖罪行。法庭如何处置这个道义上的困境呢?法官们认定,他们的责任不是归咎于上述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是确定对德国战犯的某一指控是否得到证实。他们干脆采取如下立场,即俄国人对德国人的指控证据不足,从而把卡廷大屠杀一案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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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的那天上午,当杰克逊法官前往法官室时,感觉比数月以来任何时候都舒服一些。下一次他在审判室讲话时,他将在由他主宰的地方发表美国检方的闭庭讲演。前一天晚上,他带着钢笔和法律便笺,独自关进自己的房间,着手形成他自己的思路。但是,此时他不得不决定对给被告律师规定多长时间作判决前的最后辩护进行议论。他十分熟悉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哗哗不休的讲话,而德国人则要求不限制时间。他担心,如果审判不很快结束,其道义力量将消磨殆尽。杰克逊征求过检察官同僚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被告方作最后总结有三天时间就足够了。这天上午,他把这个建议交给法官们。

  弗朗西斯·比德尔疏离冷淡,劳伦斯爵士面露烦意,而法国法官则面无表情。唯有两个俄国人对杰克逊公开表示同情。最后,劳伦斯爵士作出裁决。迄今为止,他没有授人以柄,让被告有任何理由攻击本次审判的公正性,现在他也不打算给他们这种机会并终止其辩论。比德尔闻言点头。劳伦斯爵士又说,奥托·斯塔马尔作为被告的发言人,要求给予每个被告一天时间。如果这意味着最后辩论将持续三个星期,那就让它三个星期吧。

  7月4日,被告方的最后辩论开始的那一天,杰克逊硬着头皮出庭,但他最为担忧的事情发生了。被告律师带着各种需要翻译的文件拥向语言处,其中许多文件与案子有无关联令人生疑,其翻译规模之大为开审以来所未有。这天上午,当斯塔马尔在解释赫尔曼·戈林河以无辜时,几个目光呆滞的记者仔细地看着天花板和地板。“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临的时候,”斯塔马尔以单调的声音继续说,“中世纪秩序的思想基础被打破了,迈向普遍的世界和平这一发展趋势被颠倒过来。过去的生活倾向于停滞与宁静……”杰克逊实在忍受不了,起身离去。斯塔马尔在开始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时,追溯到了十六世纪。

  许久以来,海报褪色而支离破碎,大约有二十万张海报。马丁·鲍曼的画像贴在墙上,挂在树上,电话桩上,糊在火车车厢上,遍及整个德国。鲍曼是一名通缉犯。他作为元首的秘书,只有借用的权力,但他独创性和刻毒地运用这一权力。他在传达处死被俘的盟军飞行员的命令时,特别起劲。他近在元首之侧,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充满仇恨之情,这意味着他十分了解希特勒政权的罪恶滔天的罪行。鲍曼这桩案子的问题是,那家伙在战争的最后几天突然失踪。尽管如此,检方还是要求对鲍曼判罪,法庭也表示同意。7月6日,被告的最后辩护中断了,这样法庭可以对鲍曼进行缺庭审判。

  戈林把寻找鲍曼的问题说成非常重要。他告诉西奥多·芬斯特马赫尔(在会客室里对他严加盘问的检察官)说,鲍曼是“一个左翼纳粹分子,已逃往苏联”。“请注意我的话,”戈林说,“他以苏联控制下的傀儡政府的首脑身分出现在世人面前。”海军上尉小托马斯·F·兰伯特担任起诉鲍曼这一差不多超现实的任务,并就失踪的被告的下落问题审问过戈林。戈林以傲慢而肯定的语气说,鲍曼在阿根廷,受到胡安·庇隆总统的保护。戈林后来受到质问时,又向芬斯特马赫尔透露,鲍曼在西班牙与佛朗哥大元帅在一起。芬斯特马赫尔向安德勒斯谈到这些矛盾的说法,安德勒斯解释道:“难道你不知道那家伙为了摆脱铁窗之苦什么都干得出来吗?”

  汉斯·弗里奇声称,1945年5月1日鲍曼失踪那一天,鲍曼与他一起逃出元首地堡。他们与其他出逃的纳粹分子跟在一辆坦克后面行动,可能是因为被炮火击中,坦克发生爆炸。弗里奇认为,鲍曼当场被炸身亡,但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在1月份的起诉阶段,兰伯特上尉就已提出证据,展示鲍曼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他签署或发布命令,将数百万欧洲犹太人赶出家门;不准用棺材掩埋苏联战俘的尸首。7月6日,德国律师弗雷德里希·伯戈尔德受命为鲍曼辩护时,实际上采取留给他的唯一办法:宣布他的当事人已经死亡。

  经过鲍曼之案的延宕后,被告的最后辩护重新恢复,审判室里除了能抓住听众的法官和被告外,几乎空寂无人。只是在沙赫特的律师鲁道夫·迪克斯发表评论时,法庭才恢复了生机。迪克斯朝前帝国中央保安局头头卡尔登勃鲁纳打个手势,然后又冲一度在达豪为阶下囚的沙赫特做个手势。迪克斯指出:“被告席上监狱看守和囚徒比肩而坐,确实是一幅罕见而古怪的画面。”军事法庭从播映人民法庭的电影里,已经亲眼看到了罗兰·法赖斯勒法官令人震惊的行为。迪克斯解释说,在纳粹当政的年代里,他在法赖斯勒面前为沙赫特辩护,沙赫特被控与当局为敌;如今,他在盟国面前为作为战犯的沙赫特辩护。关于他当事人的辩护,还需要他说些什么呢?迪克斯说,沙赫特的境遇使塞尼卡的事为之一振——尼禄因叛国罪而把塞尼卡送上法庭,而尼禄死后有谁将因“与尼禄的管理不当和凶残有同谋关系”而受到审判?

  安德勒斯上校利用一年中最得热难捱的日子,在纽伦堡安顿好刚到达的妻子凯塞琳和女儿基蒂。基蒂在上校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么,刚刚毕业于美国高中,不久就受到实际的欧洲教育。基蒂同安德勒斯家的女仆赫达很要好,而赫达则急切地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两人同岁,基蒂·安德勒斯十分兴奋地听赫达讲她过去的生活。这位德国小姐曾在一家部队医院截肢科病房当护士。她的未婚夫是飞行员,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就中弹身亡。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最猛烈的空袭战时,她从一家医院的窗户边,亲眼目睹她心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只有一次,这个女仆的英语支支吾吾的,那就是当基蒂问赫达在庆祝党的生日期间是否参加过齐柏林田径场的大会时。赫达说,她没有听明白,就转身干活儿去了。

  大理石厅里,两个健谈的人且饮且叙。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告诉美军管房子的军官约翰·沃内特斯上尉说,他同那一帮被告相处得很好。惠利斯称,赫尔曼·戈林是他的朋友。帝国元帅赠给他一只表,上面有他的签名,少尉说着把金表在沃内特斯面前闪了一下。他还有一枝勃朗山牌自来水笔,笔帽上刻着戈林的名字,还有他亲笔题辞的帝国元帅的照片。惠利斯神秘兮兮地说,在纽伦堡的大字里只有一件事不对劲。什么事不对劲?沃内特斯很想知道。“就是我为他干活的那个家伙。”惠利斯回答。他说,沃内特斯认识安德勒斯上校,但没有说别的。

  罗伯特·杰克逊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工作,就好像天生此才,只为此用。7月份的日子一天天逝去,卡尔登勃鲁纳、绍克尔、弗里克、丰克等等所有被告的律师,为被告犯下的罪孽辩解和解释,但他没去听他们的说词。相反,他留在自家的书房里研究,撰写他的闭庭演讲词。在眼下粗略的草稿里,他几乎在每一页都攻击戈林。他谴责德国的工业家们,从而在他本人离去之后为特尔福德·泰勒随后对他们的起诉打下基础。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这次演讲昭告世人:纳粹分子实行征服、剥削和种族灭绝的阴谋已得到证实。

  这些段落构成他讲演词的主要支柱。但是他也十分喜欢玩弄词藻,不停地修改,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放声试读诗一般的谴责之词:“里宾特洛甫,蒙骗术的兜售者”;“罗森堡,纳粹的理智的高级牧师”;“卡尔登勃鲁纳,大调查官”;“狂热的弗兰克”;“施特赖歇尔,恶毒的大老粗”;“席拉赫,年轻人的毒害者”;“绍克尔,自法老以来最残暴的奴隶主”2“辛克,满口金牙的银行家,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担保品”。他要求文尔丝给他找一卷莎翁的作品。他想要用《理查三世》里格洛斯特和安妮小姐对话的台词,使他的结语永放光芒。

  被告方的辩论总结持续了三个星期。弗洛膛里希特·克兰茨比勒把一份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枯燥无味的摘要扔给翻译部门,题目是“被告邓尼茨的最后辩护”。7月25日,阿尔弗雷德·塞德尔为鲁道夫·赫斯作完最后一名被告的总结发言。随后,检方将作最后发言。

  34

  7月26日上午,被告们纷纷离开牢房,出庭听检察官的辩论总结。他们知道自己前途黯然。他们刚刚得知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命运,在布拉格,杰克逊法官亲眼目睹了对他的审判。这个把利迪泽夷为平地并屠杀其平民的弗兰克,被送上了绞刑架。七十七名被控在马尔梅迪杀害美军战俘的党卫军中,四十三人被判处死刑。罗伯特·杰克逊利用驱车前往审判室的时间,对讲演词作最后的润色。与他同车的有他的贴身保镖莫里兹·富克斯中土。最近,年轻的富克斯向杰克逊吐透了自己对审判后的希望。战前,那位中士在珀杜读工程。但是日复一日在六0号房间听到揭露出来的一切之后,并且在遇到德国天主教圣徒特里萨·纽曼之后,富克斯发现花费在制图桌上的生活前景是没有吸引力的。他对杰克逊说,他打算从事神职。杰克逊觉得这个年轻军人的决定令人感动,是对道义觉醒的确认,即他所希望的这个审判将促进这一觉醒大大超越六OO号房间。

  汽车减速,停了下来。当他们一行步入审判大楼时,艾尔丝最后一次检查杰克逊的容颜仪表。

  这位美国检察官同他的儿子比尔进行简短商议,比尔手捧一雄有关文件立在他身后。当劳伦斯爵士宣布开庭时,罗伯特·杰克逊将第一个发言。在这一重要场合,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代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将接替杰克逊,随后是奥古斯特·尚普捷,代表法国发言;最后是罗曼·鲁登科,代表苏联发言。旁听席和新闻记者区再度挤满了人。杰克逊开始说,有追溯效力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样做未必是为说服法庭,而是要满足世界舆论的要求。自然,他注意到,被告们“厌恶那项谴责他们的法律不是原件”。官话一句:盗贼不恋绞索之温’。”杰克逊把他的起诉的赌注押在阴谋说上,宣称阴谋家们的书面文字和口头话语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手指沙赫特,沙赫特以他一贯的姿势坐着,双腿交叉,两臂抱胸,扭头望着他处,那样子似乎他受到很大愚弄似的。德国工业家没有被送上法庭受审,杰克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有一个沙赫特顶着。“纳粹党攫取政权二十天后,沙赫特宴请希特勒、戈林和大约二十名富商巨贾。”杰克逊指出。他把这位金融家描绘成“一群贼民中的贵族……他不能在社交场合与纳粹分子混在一起,但从来不能在政治上与他们相分离……沙赫特总是为在一个他现在故意鄙视的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斗争”。

  唯有戈林遭到更为强烈的抨击。傲慢而刚愎自用的帝国元帅在杰克逊提到他的次数超过四十次时就没有再数下去。杰克逊依次指控其他被告:“狂热的赫斯”,“凯特尔,驯服的工具”,“邓尼茨,失败的继承人”。他指控呆头呆脑的哲学家为“纳粹暴行的清单”平添了“几许烦恼”。

  阿尔贝特·斯佩尔泰然自若地倾听着。一个月前杰克逊盘问他时很细心周到,甚至很温和。讲演至此,检察官还没有把他列入恶棍名单。突然,杰克逊援引斯佩尔的话语。他说,正如斯佩尔本人作证时所言,“1945年1月以后双方做出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斯佩尔说得很清楚,那个对这些流血丧命的人负责的怪物便是阿道夫·希特勒。不错,杰克逊是引用了斯佩尔的话,但不是攻击他。他可以抱宣判无罪的一线希望吗?

  艾尔丝从莎翁全集里找到了鲍勃需要的段落。因此,当讲演快要结束时,她专心聆听着。“现在,这些被告要求本庭宣布,他们并未犯有策划、执行或同谋罪,犯下上述一长串罪行和恶行,”结语开始了,“他们面对本庭的审判记录,正如溅满鲜血的格洛斯特站在被害国王的尸首边。他乞求寡妇,正如被告乞求本庭一样:说我没有杀死他们。’王后答曰:那就说他们还活着,可是他们已经断气了呵……’假如你要说这些人是无辜的,那就等于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大屠杀,没有滔天罪行!”

  全场静寂无声。杰克逊收好讲演稿,起身回到检察官席。尼夫和伯基特法官相互点头。杰克逊可能在唇枪舌剑的口舌之战中略逊一筹,但在寻找能吸引大法官注意的措辞上,他们刚刚目睹了大师之作。

  在“老人”餐厅,弗兰兹·冯·巴本向吉尔伯特抱怨说,杰克逊忽视了他们的辩护词。这位城府极深的老外交官抱怨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坐等了八个月?检察官还是坚持称我们是撒谎者和谋杀犯。”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中听到施特赖歇尔的一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穴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

  汉斯·弗兰克的律师从杰克逊的辩论总结中搜集到一些他的午餐同伴们都没有注意的东西。他指出,不管检察官的谴责如何冷峻无情,他未曾要求判处死刑。

  下午开庭时,劳伦斯法官拜访了显贵的工党成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肖克罗斯爵士在娓娓动听的辩论总结上接近杰克逊,他不仅要求判被告有罪,而且还要求统统处以死刑。法国和俄国检察官在结束发言时也要求处以死刑。

  现在只剩下纳粹组织的答辩和被告简短的最后陈述了。约翰·哈伦·阿门上校领导下的审讯组在完成任务后已经解散。罗伯特·杰克逊感到相当愉快,在他返回美国以便提醒最高法院注意他仍是其中一员时,他把起诉工作移交给托马斯·多德领导。审判大楼里,争辩的气氛开始让位于评判的气氛。

  35

  埃米·戈林曾写信给劳伦斯爵士,请求获准探视丈夫。劳伦斯附上一纸短笺转交伯顿·安德勒斯,他写道:“本庭无异议。”埃米的请求事关监狱的安全,故此事完全取决于上校。她的请求看来不过是人道主义的呐喊,干吗不要她来呢?可是出了事,又该怎样呢?比如说,尽管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她设法带给戈林一份越狱计划,或偷偷塞给他隐藏起来的武器,或者毒药?要是他弄丢了法庭的捕获物,孰之过耶?当然不是那位庄严的英国法学家的过错;他伯顿·安德勒斯脑袋就得搬家。就为戈林太太的事,他已让沃森将军训斥了一顿。几天前,随军牧师格雷克少校前往戈林太太的小木屋办施救的差事,却让沃森的反情报人员钉上了梢。安德勒斯作为牧师的上司而当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传闻说罗伯特·肯普纳带着一大堆在美军消费部买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这肯普纳是犹太人,当年戈林根据纽伦堡种族法革了他肯普纳的职,并将他撵出德国。肯普纳对被起诉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证明什么吗?他觉得诧异。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证明,唯知忠于职守。他知道一旦失职,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下定决心,拒绝埃米·戈林的请求。

  上校对于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满喜欢的。随着宣判日的临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纽伦堡。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来。他们都想在楼座前排有个座位,并到监狱走走。毛姆勋爵是英国主要的法学家,又是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兄弟,来到了纽伦堡。世界乐坛上大名鼎鼎的弗吉尔·汤姆森和查尔斯·芒奇也来了。此外还有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女演员丽泰·海华丝和玛琳·黛德丽。《真理报》的鲍里斯·波列伏依冲楼座里的玛琳·黛德丽卖弄风情,可他根本不认识她。而且,安德勒斯还注意到,众议员和政府官员访问纽伦堡的路线安排总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疗养地为最后一站。

  法官们打破禁令,破例允许安德勒斯带几个严加挑选的记者到C区监狱参观。安德勒斯钢盔寒光闪烁,腰别短马鞭,领着记者打开监狱一道道铁门,穿过一个个岗哨,来到牢室。其中有一个二十四岁的记者,叫安迪·洛根,刚毕业加盟《纽约客》不久,设法给派到纽伦堡与她做检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发现多数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则断然一言不发,而斯佩尔却使记者看了迷。他举手投足之间,严然一个乐滋滋的主人,问他们都是哪家报社的,口齿伶俐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洛根还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上校,发现此人得其所哉,访问者们经过牢房时,他不时插话谈谈安全措施,介绍每个囚徒的历史。他暂时忘却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种压力、冲突和竞争。安德勒斯上校,这位纽伦堡的看守人,崭露了头角。

  36

  7月对日,七个被控有罪的纳粹组织的答辩开始了。这些组织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帝国内阁、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安全局、冲锋队和最高统帅部。正如去年12月份检察官开始提起公诉时,司法大厦收发室邮件再次泛滥成灾。法庭下令在德国各地张贴告示,说明受影响方如何申请出庭作证,得到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响应。在这些人员中,有六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组织的成员被送到纽伦堡,并被甄选为可能的证人。最后,法庭从中挑出九十人进行取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同样的话或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作为党卫队员,人们从未期待我执行不体面的任务,我从末奉命从事犯罪活动。”

  弗朗西斯·比德尔法官在听取这些组织的案情时,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厌烦之情。他知道检方的简单推论:个人阴谋作恶的意图;个人创建组织以达此目的;因此个人和组织均有罪。比德尔认为,这看起来很对等,却法理难道。单是认定纳粹党领导集团有罪,就往往自动地给六十万德国人打上战犯的烙印。但是像罗森堡这样的人应受的惩罚与不过是收税的大区领导应受的惩罚几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比德尔来说,起诉这些组织不过是鲍勃·杰克逊的正义感过头的产物。

  这些组织的答辩平淡无奇地一直进行到8月ZO日,当时审判室突然出现了预期的欢快气氛。新闻席和旁听席再度挤满了人。赫尔曼·戈林重返证人席。

  在审理党卫军的案子期间,检察官盘问了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证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遗产学会的负责人。西佛斯谈到,他曾与党卫军达成一项安排。据此,党卫军将杀害“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们,并将他们的头盖骨送交他进行科学研究。西佛斯在作证过程中暗示,戈林是帝国研究理事会主席。戈林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使他的当事人确信,他不得不对他的同谋关系进行反驳。这样,戈林再次作证。斯塔马尔问帝国元帅,他是否曾下令对人进行医学实验?西蒙德·拉歇大夫在达豪为纳粹空军对人进行医学实验,他认识西蒙德·拉歇大夫吗?戈林是否下令暂停对囚犯进行实验?作为德国研究理事会主席,他是否下令开展对细菌战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认。

  这天上午帝国元帅来到被告席时,注意到杰克逊法官没有出庭——这就意味着可能是由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进行盘问。斯塔马尔放弃证人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确实站了起来。他把问题引向对飞行员穿的防寒服进行的实验上。“你本人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在上次战争的空战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这么开始。由于这种个人兴趣,戈林“不记得对集中营的囚犯进行飞行服的实验,这可能吗?’戈林说,他戴这么多帽子,数以千计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即便杰克逊先生在辩论总结中指控他“什么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了解在第三帝国进行的所有医学实验。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提出一份文件,里面包括希姆莱和戈林的副手米尔希。米尔希在一封信中,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飞行问题的研究工作对希姆莱表示感谢。其中有一项试验,把一名犹太囚犯置于一个无氧的海拔二万九千英尺的模拟舱中。被试验者十三分钟后死亡。像米尔希这样高级、关系近的助手都了解进行的这些致命的试验的情况,戈林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质问道。戈林辩称,他管辖的事情被划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个级别。由空军医学视察团审查的实验归入最低级别,并不送交他过目。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说明罪证确凿,让它维持原样吧。

  俄国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少将紧随其后。亚历山大罗夫拜访五十三岁的大国军医瓦尔特·施莱勃,并要求他谈谈德国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的情况。施莱勃说,克拉麦大夫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在达豪为纳粹空军进行的实验,尤其是对飞行各项目的保热性实验。这些实验是通过把囚徒扔进冰冻的水里进行的。亚历山大罗夫道:“请告诉本庭,戈林被告与这些实验有什么关系?”施莱勃答,当时克拉麦大夫向他们解释说,“戈林下令进行这些实验,帝国领袖希姆莱很友好地提供用于实验的人”。当戈林离开被告席时,对他的律师咕哝了几句。斯塔马尔敦促进行这场冒险,但戈林输了。

  8月30日,法庭听取关于受指控的几个组织的最后证词,这是提交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证据。第二天,每名被告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作最后陈述。之后,法官们将闭庭讨论决定被告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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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罗来到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办公室,并问能否与这位美国法官私下谈一谈。比德尔很赞赏这个蒙大拿人,认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又有当机立断的领导胆识。战争期间,罗所在航空母舰“西沃尼号”是首批被日本神风飞机击中起火的航空母舰之一。由于大部分人在救火过程中当场毙命,罗则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压住火势,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战场上,他获得了八枚战斗星章。比德尔十分重视詹姆斯·罗的意见。

  罗说,他们面临安全问题。夜里有人朝比德尔的办公室开枪。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记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审判大楼防卫极不严密。就在这天上午,罗在语言部里,发现扔着一次法官秘密会议记录的法文译本。他估计,在书记员、翻译、口译、打字员、校对员、油印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中间,有十四人阅读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参考的机密文件。罗接着说:“如果你想知道判决词的内容如何,就到大饭店的大厅里坐着听。”这些泄密必须堵住。一旦法官们最机密的讨论内容落人记者之手,法庭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害。

  罗有啥建议呢?比德尔问。罗回答说,除一个俄文口译外,将所有口译排除出法官们的秘密会议。比德尔本人可以胜任法语。与此同时,罗想出了一套确保法官们的秘密会议安全无虞的制度。

  两个月来,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评估证据和拟定判决书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笔杆子,完成了最终判决书的初稿。法官们举行会议审议伯基特五万字的成果。与此同时,最后一名被告汉斯·弗里奇还在证人席上作证。他们当即知难而上,着手解决阴谋理论问题。检方根据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会议和其他证据,以证明数名被告阴谋发动侵略战争。法国法官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在法庭上从未提过问题,在法官秘密会议上也少言寡语,后来终于直言不讳了。德瓦布雷斯说,阴谋意味着或多或少平等的几方的参与。对于那种认为施特赖歇尔、丰克、弗里克、绍克尔及里宾特洛甫可与希特勒比肩的说法,被告们首先会笑掉大牙的。这位法国人说,这是荒谬的。咬住荒诞不经的阴谋说不放,往前追溯到过去二十年中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事件,他们对那些诋毁追溯既往审判的批评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告诫说,对这些人作出判决,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据他们据说计划要做的事情。把阴谋说扔到一边去吧。

  但是,劳伦斯爵士表示反对。法庭章程第六条有专门的阴谋罪一款,他们是受章程约束的。

  比德尔对首席法官说话,就像教授对天资愚钝的小学生训话似的。是因为章程有某一罪之说,他们就必须说犯有此罪吗?难道他们就不能说阴谋指控“未得到证实”吗?有罪总是要判罪的,是因为犯罪而被判罪。企图确定1919年在某个慕尼黑啤酒馆已发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阴谋,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应当把阴谋指控局限于193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比德尔坚持说。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不同意。他说,要是他们接受领袖原则即是对领袖的不容变通的服从这一说法,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说在1937年之前或其后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主张抛弃阴谋说。

  诺曼·伯基特爵士激动得来回踱步。他说,他原先也不喜欢阴谋指控。但是随着审判的展开,他终于看到杰克逊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倘若个别人只为其个别人行为被判罪,那么,本次审判的水平就绝不会超脱普通的刑事诉讼。他们意欲奉献世人的,乃是对一个蓄意发动战争的政权进行谴责。抛弃阴谋说,将使本次审判失去其道义上的雄厚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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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星期天,伦敦《快报》上出现大字标题:“戈林与其同伙在牢房里都说些什么?”下面的小标题是:“希特勒的食欲乃万祸之源”、当里宾特洛甫想要一枚勋章时”、“希特勒因何延迟娶妻?”《快报》的消息来自道格拉斯·凯利大夫,被称为“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精神病医生”。该文援引了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吐露出当时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国内幕机密及纽伦堡监狱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着这张剪报,就像手里捏着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将剪报送交他,并附有一张手书,曰:“上校,我们不应该再看到这种报导。”

  安德勒斯将剪报一把扔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吉尔伯特回答说,他对凯利报导的来源一无所知。上校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这位精神病医师朋友回到美国作巡回讲演批评这次审判?安德勒斯打算调查此事,希望吉尔伯特予以合作。

  对吉尔伯特来说,甚至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来得还要早些。既然凯利似乎已在单独干了,吉尔伯特开始把他作为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访监记录融进自己的书里,书名暂定《纽伦堡日记》。他聘请一个书商,而书商则与出版商法拉、斯特劳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书商打电报给吉尔伯特,说凯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谈判。这事儿变成一场赛跑,凯利处于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国,完成了他打算进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尔伯特还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访监活动。法拉、斯特劳斯通知吉尔伯特说,他们无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书。吉尔伯特手里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给一个回美国的朋友,并要他将手稿转变化的书商。他是想表明,他已远远走在对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试图压倒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将是一个错误。

  安德勒斯上校向劳伦斯爵士提交了一份报告,解释说2月7日凯利少校离开纽伦堡时,“就已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人们已产生这种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专业职务从属于一项为达到个人利益面搜集资料以求发表这一工作”。为达此目标,“他竟然滥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档案”。

  当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也从未轻松自在地相处过。前不久,军团指派W·H·邓思中校来做监狱的精神病医师,安德勒斯写了一张字条给杰克逊法官,说吉尔伯特对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杰克逊坚持,他会把他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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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星期六开庭,在宣布判决前,被告们将作最后陈述。前一天晚上,多数被告在会客室里与他们的律师进行临战前的交换意见。赫斯却留在牢房里给妻子写信。“你多半肯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在信中写道,“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我已完全恢复了理智。或者他们可能告诉你,我发了疯或急固执’病。我希望你看到这一切的幽默之处。卡尔(豪斯霍费尔)曾经写道,为了成就千秋功业,人们必须能够承受那种一度被本国同胞视为奸逆的压力。我要补充一点,或者被视为发疯,…我将以接受判决书时同样的沉着冷静二…面对命运。”

  在监狱区的最尽头,十七号牢房,斯佩尔得出结论说,诚实将证明毕竟是最好的辩护。他越是承认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诱惑、他的才华滥用于效劳纳粹主义的事实,他就越容易低头认罪并弃恶从善。这一事实不仅使他摆脱掉自我欺骗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开朗,看到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广阔世界。他掌握的一度应用于使工厂生产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术,如今他用来预测原子时代的人类生存条件。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钟的使命——不是为斯佩尔免于丧命,而是为人类迈入新世界指明一条希望之路。

  闲聊几句后,约德尔把一封给妻子的信交给他的律师弗朗兹·埃克斯纳。因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丝,约德尔被认为是最幸运的被告之一。但是,让妻子亲眼目睹他蒙受耻辱的情景,也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慌张而手足无措的人,但骨子里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镇定自若。约德尔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审。“我无法摆脱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对妻子写道。再者,如果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将不会降临到一个心灵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临到一个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处,我不相信这将是对我的判决”。他看着埃克斯纳拿着信消失了,心里怀着希望,不管会是多么痛苦,第二天他讲话时,露易丝会出现在法庭上的。

  新闻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云集纽伦堡,其中有约瑟夫·艾尔索普、沃尔特·李普曼、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丽贝卡·韦斯特。弗朗西斯·比德尔很高兴韦斯特又回到城里。在她7月份的纽伦堡之行期间,他便盯上了这位记者并取得了成功。他们一起离开,去了布拉格四天。现在,由于韦斯特又回来写审判结局的报导,她便成了他在康拉蒂别墅的常客。在被告作最后陈述的前一天晚上,比德尔为韦斯特举行一次鸡尾酒会。客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个时而行文如诗,时而笔墨尖刻的女人身材不高,衣衫不整。而且,人们像环绕蜂王的蜜蜂一样围着她转,听她三言两语歪评被告。她称施特赖歇尔为“清醒而明智的德国早应将他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戈林嘛,“脾气好的时候好像老鸨子”。她喜欢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他“牢骚不绝的嘴,清脆的声音,却杀人不见血”。

  韦斯特回到比德尔的客房后,草草写下对她的纽伦堡主人这个小天地的笔记。英国人提醒她注意基普灵斯克附近某个“殖民山站’”的生活,那里的人民因害怕变得土里土气而坚持传统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衣着。至于美国人,她写道:“就像纽约电话公司的全体职员被送往一个诸如俄亥俄州托莱多那样的城镇。由于一些令人忧伤的视察,城镇被剥夺了她的舒适惬意,而他们却不得不在那儿住上十个月,在这期间,根据他们不许与托菜多本地人交往…、的条令,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理由想要做些别的事情。”’被告将根据其被起诉的顺序,出庭作最后陈述。当戈林走到被告席中间时,看守把悬挂在支架上的麦克风放到他面前。他确实没有让那些最终勉强钦佩他的好战的坚韧性的人们感到失望。这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不当的借口,戈林开始说:“当被告支持检察官的意见时,被告的陈述即被作为真实的而加以接受;当他们驳斥指控对,他们的陈述即被作为伪证来对待。”为什么他在被告席上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对待?就让他的法官们丢掉幻想吧。“鉴于地球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我们,我们终于被拥有巨大优势的敌人征服”。公正同这场审判毫无关系。

  赫斯第二个发言。他问首席法官,“由于健康状况”他是否可以坐着发言。赫斯用他在苏格兰的年岁里所使用的尖声音说:“在我受监禁期间,我周围的人对待我的态度促使我得出结论,这些人多少是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下行事的……一些新来的替换那些撤换下去的人目光很奇怪。他们目光呆滞,如在梦中。”法官们相互之间不安地瞥了一眼,赫斯的律师塞德尔看起来好像想要销声匿迹。赫斯继续说:“1942年春天,一位客人来看我…这位客人也是这种奇怪的眼神。”突然,赫斯话锋转到1938年莫斯科轰动一时的审判。“人们的印象是,通过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手段,这些被告被弄得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中……”戈林用手肘碰了赫斯一下,叫他别说了。“住口!”赫斯大叫一声。劳伦斯爵士提醒这位被告,他已超过十五分钟。末了,赫斯说:“我很高兴,我一生的许多年来,都是在我国人民哺育的千年骄子手下的工作中度过的。”他双臂抱胸,身子向后坐,下巴向上抽动。

  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着。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人。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子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作为一名军人,尼夫对凯特尔滥用战士的荣誉律条感到惊讶。但尼夫相信,凯特尔是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人。今天,他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安详和平。凯特尔对法庭说,他的悲剧是“我作为一名战士所必须献出的美德服从与忠诚,被用于达到当时所不可能认识到的目的……而且我不懂得甚至一名战士在履行职责时也有一个限度的规定。这就是我的命运。”

  弗兰克在早些时候作证时,以其对纳粹主义的猛烈谴责而打动了法庭。今天,他开始了:“在这个证人席上,我曾经说过,由于希特勒进行的这场战争,千年易逝而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责难洗。”这笔债“已经完全一扫而光”。这笔债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规模罪行而被一笔勾销。弗兰克宣布撤回。在最后一刻,一个原本可能帮助德国抛弃过去的破坏性神话的人,反而非要毒化未来不可。

  瓦尔特·丰克流了泪,诈称自己跟银行出纳员相差无几。绍克尔叙述了与他被指控剥削的征募工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情景。约德尔以“抵抗运动分子采取一切他们认为得策的手段”为德国的报复行动辩护。塞斯一英夸持把他的时间用于开列一份他引入荷兰的健康、保险和婴儿福利方案的详细清单。比德尔法官在文件边角上写道:“我总是被如此多的被告显而易见的诚恳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可这是什么样的理想可!”

  斯佩尔稳健而充满自信的声音使审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静。希特勒将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问道。“经过这次审判,德国人民将把他作为不幸之源而谴责他,鄙视他的独裁统治呢?“德国人民将从所发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训,不仅更憎恨独裁统治而且要害怕它。”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文化而精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恶魔般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过傀儡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因此,技术愈是发达,人类社会就愈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治”。

  许久以来,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尔与绍克尔之罪孰大孰小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宫廷里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是不可能紊乱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辩中,正如对审判中的所有问题一样,绍克尔总是悲哀忧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将立足于什么来判决他们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实质还是作风,是立足于阶级偏见还是铁的证据?

  “无线电制导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飞机,潜舰,可以自动跟踪目标的鱼雷,原子弹以及化学战的可怕前景,为这场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斯佩尔接着说,“在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将有可能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发射洲际火箭。通过原子分裂,一枚或许由十个人操纵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间将纽约城的百万人口化为灰烬……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将以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这场审判必须有助于防止未来的这类战争的原因所在……一个坚信未来的民族将永不会毁灭。愿上帝保佑德国,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场鸦雀无声。尼夫意识到,观众倾听斯佩尔的讲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乞求饶命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有金玉良言要告诉他们的人,一个陷入罪恶渊我而得以赎罪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将为后人所鄙视,民主必将战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吸取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法庭的教训,就可以使人类从原子时代自杀性侵略中拯救出来。从此,斯佩尔将可能以其作为人类一员的情感,而非作为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为世人所记住。尼夫注意到,斯佩尔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汉斯·弗里奇结束了被告们的陈述。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听取了九十四个证人证词的最后一个证词,四千多份文件的最后一份文件列为证据。被告们下次鱼贯而入六OO号房间时,将会了解到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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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美国的利益(7)——如何准备海战 - 来自《海权论》

7·如何准备海战  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去看看 

第02章 新法制的背景 - 来自《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产阶级在18世纪为其本身设计的法律体制,主要是根据和承袭六个不同的法律体系。   一、罗马法:它以各种形式再兴,并仍在遗留有其帝国军事扩张痕迹的整个西方世界具有古老文明的权威性。罗马法律思想曾产生种种法律关系形式,用以适应和促进与帝国各地通商。   二、封建法,或称封建领主法:是规定臣服、统领、利用和保护等特殊关系的法规,这些关系是以领主和其臣属之间的封建人身约束为特征的。   三、公教法:是西罗马天主教会的法规,教会认为它对世俗贸易的控制可以变化,但控制力始终很大。   四、王室法:是推动建立早期现……去看看 

A.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态度;形而上学 - 来自《小逻辑》

§26     思想对于客观性的第一态度是一种素朴的态度,它还没有意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信仰的对立,却相信,只靠反思作用即可认识真理,即可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有了这种信仰,思想进而直接去把握对象,再造感觉和直观的内容,把它当作思想自身的内容,这样自以为得到真理,而引为满意了。一切初期的哲学,一切科学,甚至一切日常生活和意识活动,都可说是全凭此种信仰而生活下去。     §27     这种态度的思维,由于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对立,就内容言,既可成为真正玄思的哲学学说,同样也可老停滞在有限……去看看 

9.你以为你是谁 - 来自《沧浪之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   在中医学会呆了两年,开始感觉还不错,自由,也没有压力,用不着与别人去争什么,也不怕别人来争什么,真是有点审美人生的意味。我觉得做一个边缘人有好处,像个现代隐士与世无争。有了家小,生活上有些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这么过了两年后,我心中渐渐地有了不是滋味的滋味,一种自己也无法确切描述的沉重。就像一个人双脚悬着,……去看看 

第十三章 军阀恣睢(一九一六至一九二四) - 来自《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袁世凯的后继者   袁世凯之扶摇直上,蹶而再起,终于取得最高权力,私有武力是他的最大凭籍。他曾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兵,只须兵权在我,何畏之有?”战胜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信之愈笃,于是上行下效,他的部属亦认定武力万能,各自为谋。帝制之前,已不尽唯袁之命是听,此为袁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后变本加厉,大者盘据中央,小者把持一方,招兵买马,争城争地,相互火并。   一、军阀割据   袁世凯任总统时,以军民分治为名,每省各置都督及民政长,后分别改称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及掌管某省政事的巡按使,大权全在都督或将军,黎元洪任总统、……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