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

 《历代职官沿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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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汉的政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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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籍,做了皇帝,立国为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廷直接控制的领土仅十五个郡,其余领土都分封给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分封在当时是政治的需要,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这些人的协力相助,共同打败项籍,也不能换得这些人对皇帝名义的承认,自然也就不能取得和平和统一。

刘邦成帝业后,在位七年间,为巩固其地主阶级政权,首先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分别诏令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的各种制度很快建立起来。萧何为相,提倡节俭,处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间歌颂他说:“萧何为法,较若画一。”秦汉大乱之后,人民饱受战祸,穷苦已极,能在一定律令下过安定生活,自然高兴。

其次,广招贤士为官。刘邦做皇帝后,便下诏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大小官职,给与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为乱。汉初的经济条件很差,《汉书·食货志》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简陋的生活,一般得官得田宅的士人,也心满意足,不敢为非作歹,也就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再次,刘邦采取了压抑商贾的政策。秦时因徭役繁重,商贾乘人之危,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战乱期间,商贾操纵物价,任意踊腾,米价暴涨,人相食,饿死无数。商贾之祸不比战祸轻。刘邦即帝位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这些措施使得商贾大受限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刘邦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工作,使得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西汉政权也就逐渐巩固起来。

西汉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了贵族,文武官吏和大地主,大商贾四种人。这四种人各自均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朝廷抗争。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以减轻他们对朝廷的损害。例如分封制,汉高帝在消灭割据的异姓王之后,而又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的官制仿照汉朝廷,汉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都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都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至汉景帝时,才平定七国之乱,改革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剥夺。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王国中封侯。这样,就从王国中分出几个侯国,王国的直属领地大大缩小,王国的实力日益削弱。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又以祭宗庙时王侯贡献的“酧(酬)金”少或成色不好为理由夺去了106个贵族的爵位。又颁布《左官律》,所谓“左官”,即指诸侯王国的官吏。《左官律》规定这些官吏不得在朝内任职,防止诸侯王插手中央。此后,又用法律手段废除了大批王国和侯国。

汉武帝为了加强帝权,选用了一批精明的官吏作为自己的左右手。这些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参与朝政,皇帝通过他们来裁决各项政事。这些人统称为“内朝官”,以与行政系统的“外朝官”相对。这样朝政由皇帝直接行使。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由皇帝直接指派一名刺史,并对他们规定了“六条问事”的职权,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六条问事”的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连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六条问事”除第一条是裁抑豪强外,其他五条都以二千石官吏(中央九卿、中郎、地方郡守、尉等官吏,年俸约为二千石左右)为对象。这种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约束,以利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豪强大族的控制。当时各地出现了一批官僚豪强大族,他们肆意侵吞土地,刻剥农民,勾结权贵,结党营私,在地方上横行霸道,使政令不能推行。武帝任用了许多执法严厉的“酷吏”,担任地方长吏,诛灭了一批豪强大地主,减少了地方上的阻力。

汉武帝由于长年用兵,军费大增,加上浩繁的宫廷开支,财政极其困难。在张汤、桑弘羊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把地方控制的财权以及工商业者攫取的一部分利益集中于中央。这些措施打击了一部分豪强和大商人,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至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武帝晚年,只好宣布改变以往政策,实行与民“休息”。继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大体遵照这一政策,社会一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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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引颜师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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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央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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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官僚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沿袭秦制而有所更新。中央政府的官员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外朝官。包括自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在丞相府中有个百官朝会殿,皇帝有时也亲临朝会殿与丞相商议国事,或由丞相主持廷议,然后领衔上奏。

第二,内朝官。或称中朝官。包括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博士等。所谓内朝官或中朝官就是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的,与行政性质的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

第三,宫廷官。包括詹事、内侍等。宫廷官依其职守是专门处理皇帝家庭事务的,但在皇权专制时期,这些官员实际上已介入了政治活动,掌握了部分权力,所以应该包括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中。

由此可见,西汉官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行政性质的与宫廷服务性质的两套并立,而其间又有互相交叉互相关联。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作如下的说明:

第一,中央最高政务机构掌握在丞相(相国)、太尉、御史大夫三人手中。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丞相有所请求,皇帝无不应允。由于丞相权位太重,威协了皇权,皇帝很不放心,所以自武帝以后,章奏的拆读与审议,转归尚书。丞相若有过失,反由尚书问状劾奏。从此,丞相的权力逐渐缩小,但是还保留着领衔上奏的形式。例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总揽朝政,但在廷议废昌邑王时,还是以丞相杨敞领衔上奏。其后只有领尚书事才是掌握实权,不领尚书事,虽位至三公,也无实权。这是西汉政治重心转移的一种趋势。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一方面为丞相之副贰,一方面供内廷的差遣,同时又握有监察行政官吏的权力。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虽然都是政权实际的负责人,但三者品秩并不相同。丞相、太尉秩万石,月俸六万钱,率以列侯为之。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月俸四万钱。御史大夫秩级在三者之中为最低。武帝元狩四年,(前120年),罢太尉,置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其官俸提到与丞相同等。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更名丞相为大司徒。这时外戚王氏(皇后王政君诸弟)以大司马秉政,地位反在大司徒之上。

第二,中央行政机关本身兼有业务。例如大司农是国家财政总汇,所管的有仓储、水利、货运及官卖的各种事业,甚至管治安的中尉(执金吾)也管造船,管祭祀的太常也管医药。这种相互交叉的关系在当时是怎样调节,就不清楚了。

第三,汉代有一种无职务、无官署、无员额的官名,不在正规编制之内,而直接与皇帝接近,能起相当的政治作用。这些人都属于郎的一类。郎是殿廷侍从的意思,其任务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皇帝顾问及差遣。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之别。中郎、郎中的首脑称将。中郎分别属于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统谓之三署。郎中则有车、户、骑三将。在此以上又有大中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谏大夫等,则纯以议论政事为职。又有博士,为学术顾问官性质,也有参加政事讨论的义务,这些都可以作为中朝官或内朝官的成员。

这些都说明西汉官制是有系统的,但也是不很明确的,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前206——公元8年),官制是不断变革的,其中重大改革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在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在萧何、叔孙通等的辅佐下,制定了新官制,大体沿用秦制,但有所增减。这次改革是开国的草创阶段,机构简单,官员不多。

第二次,在汉景帝时,更改一些官名,如改“奉常”为“太常”;改“卫尉”为“中大夫令”;改“廷尉”为“大理”;改“典客”为“大行令”;改“治粟内史”为“太农令”等。更重要的改革是在平定吴楚七国叛乱之后,《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这是一次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的重大改革。

第三次是在武帝时,这次改革的要点有:

(一)对一些官名作了更改,如改“中尉”为“执金吾”,改“大行令”为“大鸿胪”,改“郎中令”为“光禄勋”等。

(二)增设一些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设立十三部州刺史;设立大批的郎官;设立掌管水利(“水衡都尉”),山林、铁官等掌管生产部门之官;设五经博士等。

(三)加强京城的军事防卫力量,设司隶校尉和城门校尉,又设京城八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这些校尉品秩都很高(皆为二千石)掌握驻京武装力量。

(四)设立管理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之官(如在“典属国”之后,设都尉、丞、侯、千人、九泽令等)。

这次的改革面比较广,加强了朝廷对州郡的控制,也注意到生产部门。但有些官吏的设置较滥,改变也较频繁。

第四次,在成帝、哀帝时,改革了一些官名。如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改州“刺史”(秩六百石)为州“牧”(秩二千石),这时各地人民起义渐多,故提高州官品秩、加强州官之权,以镇压起义的群众。

汉代机构的名称,除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外,一般只以其官署所在称为“寺”,不象后代先有一个机构名称,然后设一个主官。所以往往官名即是机构之名。大概每一主官都有一个事务长,如丞相则有长史,御史大夫及其他则有丞。至于内部的属官则不立专名,由长官自行征辟任用,一般统称掾属。

汉代高级军职多以校尉称呼。如城门校尉、屯骑校尉等,各有所统之兵,皆隶于中央,而地方则无正式常设之兵。因此也就没有地方之军职。最高级的统帅称将军。将军有两种,一是常设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于掌军之外兼参预政事。一为临时派遣出征之将军,多在其上特加名号,如伏波将军,度辽将军之类,战争结束,名号随之撤销。

校尉中比较特别的是司隶校尉,本来也是一种督察官,职在察举官吏的不法行为,后来逐渐变成了京畿地区的高级行政督察官。

西汉官制不断改革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商人地主与贵族地主的矛盾不断加深,西汉政府为了加强贵族地主的实力,所以不断改革,增设某些官称,变动官员机构的职权,以巩固中央集权。尤其是武帝时,为了重用外戚贵族,便废弃太尉而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为事实上的执政,丞相府就逐渐变成了只能奉行既定政策的机关。从此以后,外戚之权日重,而商人地主的实权日受侵夺;第二,西汉政府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就多次调整军事设施,增强武装力量。所以,西汉官职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加强武官和州官的实权,如以大将军执政,改州刺史为州牧,秩由六百石提高到二千石。

汉代官员是以俸禄多少来表明其职位之尊卑,所以官称往往叫若干“石”(音d4n)《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汉制三公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所谓“谷”是指原粮,每石重约一百二十斤,如果以数量言,一石相当于一斛,一斛有十斗,一斗相当于现在的二千毫升。汉以石数为官秩名,应是根据秦制而来的。一般说来,九卿是中二千石,郡守次一等,是二千石,其他再次一等的是比二千石。

西汉的中央政府,组织甚为庞大,皇帝之下,内分三公、九卿、列卿、宫官四大部门。其中三公地位最高,九卿次之,列卿又次之,宫官为皇帝御用的家奴。中央政府本为最高的行政机关,但在汉初,因为前有异姓诸侯王,后有同姓诸侯王的割据,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甚大。直至武帝时,由于集权政治的建立,才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

所谓三公,就是指总理庶政的丞相(又称大司徒),总理军政的太尉(又称大司马),主司纠察弹劾的御史大夫(又称大司空)。

丞相,又称相国,秦官,为天子之丞,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汉王元年(前206年),以萧何为丞相,二年(前205年)以曹参为假左丞相,屯兵关中。刘邦即帝位后,任命樊哙以相国名义出击卢绾。《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十一年(前196年),“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率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为相国。五年(前190年)曹参死,此后置左、右丞相,以右丞相为首。文帝二年(前178年),再改丞相为一人。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以刘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意欲重择一右丞相,但最终未能实现。

汉本以列侯为丞相,而公孙弘以布衣为御史大夫,后擢升为丞相,武帝特封之为平津侯。此后,便有先为丞相后再封侯的惯例。凡丞相必为列侯,故称丞相为君侯。因武帝封公孙弘为列侯,食邑为高成县平津乡,此乡范围很小,仅六百五十户,从此有丞相封侯不过千户的惯例。

皇帝对丞相礼遇隆重。凡拜相,天子临朝,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得朝会。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移归私第,皇帝车驾往吊,并赐棺,赐葬地,赐冥器等。由此可见丞相地位之尊崇了。

丞相掌握选举、任官、黜陟刑赏之权。如武帝时,田蚡为相。他入朝奏事,皇帝言听计从。文帝时,申屠嘉为相,入朝,见邓通在文帝旁边礼节怠慢,他返回相府,立即写檄文召通。邓通至相府,免冠赤足,顿首谢罪。但申屠嘉还是不放过,说他戏弄殿廷,准备杀他,后来还是皇帝出面说情,邓通才免于一死,可见丞相权力之大。

丞相对皇帝诏命若有不同意见,可拒绝执行或面折廷争。《汉书·王陵传》记载汉惠帝死后,吕后欲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当面抵制了吕后的违法主张。景帝欲封后兄王信为侯,因丞相周亚夫的反对而作罢。哀帝想要加封董贤食邑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拒不执行。这些都说明丞相权力之大。后来,政权逐渐移归尚书。大臣有罪,由尚书劾奏;选任御史大夫,由尚书品定高下;官吏有功迁升,上报尚书;州郡官吏入朝奏事,则面见尚书。这样,丞相的行政权力便大大削弱。

丞相之佐官有长史,司直,诸曹掾属等。

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长史为相府诸吏之长,职无不揽。丞相有事,则召长史付诸施行。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职在监察官吏,位在司隶校尉之上。

诸曹掾属,由丞相直接委任,任职期间若成绩优异,丞相可荐举于朝廷。据《汉书·翟方进传》载,丞相掾多达三百余人。掾是各曹的主官。属,位居掾之下,《翟方进传》注引《汉仪注》云:“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正曰掾,副曰属。”三公开府,分阁下与诸曹,三公治事之处为黄阁。设有主簿、省录众事,负责检点收录;阁下令史,负责威仪诸事(即仪仗执事之类);记事令史,负责奏报文书;门令史,负责府门。其余令史,分别典管各曹文书。

诸曹,为分曹办事之所。各置掾属,而以长史总置诸曹事。西曹主相府诸吏之任用,萧何曾为丞相西曹掾;东曹主二千石长吏之任用,严延年父曾为丞相东曹掾;奏曹主奏章,陆赐曾居奏曹;议曹主参谋议,李寻曾为议曹掾;侍曹主宾客;集曹主廷议记事。大车属,主管车马,郑崇曾任其职。其他诸如辞讼、决狱、钱谷、盗贼、罪法诸务,也各有所主。有丞相徵事,《汉书·功臣表五》云:“弋阳节侯任宫,以故丞相徵事,手捕反者左将军桀。”《汉仪注》:“徵事,比六百石。”丞相史,尹咸、孙禁任其职,据《汉旧仪注》,秩四百石。丞相少史,王山寿、王禁曾任其职,《汉仪注》:“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计相,《西汉会要·职官一》云:“张苍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萧何为相,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郡国上计者。”其后,相府的主计(即计相)也有以列侯充任。宰士,《汉书·翟方进传》师古注:“谓丞相掾史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属官,而位为士也。”

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汉书·爰盎传》云:“太尉本兵柄。”不常置,如果罢太尉,则以其职归丞相。《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云:“高帝二年(前205年),太尉长安侯卢绾。”始以卢绾为太尉。五年(前202年)罢太尉官,十一年(前196年)又以周勃为太尉,以后便取消太尉官称。直至惠帝六年(前189年)再以周勃为太尉。文帝三年(前177年),又罢太尉,权归丞相。其后或置或废。或以大司马大将军掌军政大权。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以大将军卫青功多,特加大司马称号,以表尊崇。后元二年(前87年)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也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始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号。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再除去大司马印绶,官属依旧加将军称号。元寿二年(前1年)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号,位在司徒之上,有长史秩千石。西汉末年,王氏相继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至王莽则借此地位而篡汉夺权。

太尉职掌军政,对武官的功过,至年终则课其殿最而行以赏罚。太尉的属官除长史外,其他就极少见了,有时就根本不置属官。太尉没有调兵遣将主权。假如没有皇帝的兵符,也不能统率军队。这从诸吕之乱太尉周勃所处的地位就可看出:当吕后死后,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周勃想要进北军而不得入。后纪通持符节伪称帝命,始纳周勃入北军。勃又使郦寄诡称帝命要吕禄交出兵权,周勃才统率北军。从这段史实便可看出太尉不能调兵,也不能统率军队,这个大权掌握在皇帝手里。西汉太尉属吏不多,但若大司马领尚书事,则应设置管理行政的属吏,若不领尚书事,则不开府置官属;而冠将军之号,则应有部曲(即军队的编制:大将军营有五部,每部设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设军侯一人)。其属吏有:

长史一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尉有长史,秩千石。”大司马司直一人,《西汉会要·职官一》云:“平帝召金钦为大司马司直。”《汉旧仪》云:大司马司直于“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大司马史,张戎曾任。功曹,《西汉会要》载:大将军王凤除萧育功曹。议曹史,《西汉会要》云:“大司马史高辟匡衡为议曹史。”门下史,《西汉会要》云:“大司马车骑将军召扬雄以为门下史。”主簿,《西汉会要》云:“大司马商除杜邺为主簿。”

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復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前1年)再改为大司空。秩中二千石,《汉书·朱博传》云:“故事,选郡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丞相位缺,往往以御史大夫继其任。故俗称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张汤为御史大夫,每奏事,直至日晚,天子忘食,而丞相则徒有虚名,天下事皆决于汤。甚至连皇帝的诏令也都由御史大夫下达,例如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下求贤诏:“御史大夫(周)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御史大夫又是最高的法官和监察官,例如有人盗发文帝陵园埋葬的钱,帝命御史大夫张汤治其事。又郡国所上的计簿不符实际,宣帝命御史复核对簿籍。

御史大夫有两丞,一个是御史丞,是御史大夫之助理。一个是御史中丞,《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中丞又叫中执法,《汉书·薛宣传》云:“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对刺史和郡国守相所贬退和举荐,泾渭分明,豪无徇私。御史大夫之所以是最高的执法官,就是其所属的御史中丞的职掌所决定的。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又恢复御史大夫的官称。元寿二年(前1年),再改为大司空,并改御史中丞为御史长史,御史长史为御史台之主官,而大司空就不是最高的执法官吏了。

御史大夫所领的侍御史15人,皇帝有时可派以特殊任务,如惠帝三年(前192年)派遣御史监三辅,称为监御史。也有特派监军的,称为监军御史。武帝时,曾派遣绣衣直指御史书讨奸猾,治大狱。又有治书御史(皇帝斋戒时,命御史持书)、符玺御史,皆有印绶。这类御史官称,随事而设,废置不定。

御史大夫的属吏还有御史掾,西曹掾、主簿、少史、御史属、柱下令等。

九卿

汉承秦制,在中枢机构设列卿,分别主管一部分事务。《西汉会要·职官一》引刘熙释云:“汉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仆,三曰卫尉,四曰光禄勋,五曰宗正,六曰执金吾,七曰大司农,八曰少府,九曰大鸿胪,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长秋,十二曰将作大匠。”刘熙认为汉有十二卿,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自太常至执金吾计十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又《汉书·何武传》及《朱博传》都有九卿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韦昭辨云:“汉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禄,三曰卫尉,四曰太仆,五曰廷尉,六曰鸿胪,七曰宗正,八曰司农,九曰少府,是为九卿。执金吾为本故中尉,掌徼巡宫外,司执奸邪,至武帝更执金吾为外卿,不在九卿之列。大匠,次金吾。长秋,自皇后宫,非天子卿员。”自韦昭辨析之后,便有正卿、外卿的提法。九卿之说,源于周代,但汉代的所谓九卿,既不是从职掌上区分,也不是从禄秩上区分,只是沿袭古称而已,并无实际意义。

汉代的九卿,属于行政性质的实在只有管刑狱的廷尉,管招待外宾的大鸿胪,管国家财务的大司农。其他都以皇室的礼乐、车马、宗族、侍卫为主要职务。所以宫廷服务的性质在汉代的官制中是非常突出的。九卿职掌如下:

一、太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太常。”颜师古说:“太常,王者旌旗也。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后改曰太常,尊大之义也。”据《汉书·叔孙通传》载,汉七年(前200年)高帝命叔孙通制定朝仪礼乐。叔孙通受命召集了30人共同编排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朝礼仪式,并在长乐宫做了一次相当成功的彩排。高祖看了,觉得这样才能正君臣之礼,十分高兴,便拜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可见太常在汉代即是掌宗庙祭祀与礼仪。王莽时曾改为秩宗。其属官据《百官表》载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畴各一尉。”太丞令、丞,掌伎乐,国家有祭祀,请奏乐。太祝令丞,掌读祝文及迎送神。太宰令丞,掌宰牲及馔具。太史令丞,掌天时星历。太卜令丞,掌卜筮。太医令丞,掌巫医。令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称庙祀,初置太卜。

太常机构庞杂,其属吏掾史有:太常掾、太常掌故、太史掌故、史书令史、待诏、大典星、治历、望气、望气佐、高庙仆射、庙郎、寝郎、园郎、礼官大夫、曲台署长、写书官等,吏员多至二千人。

博士也隶属太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博土,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又据《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为鲁博士。《汉书·贾山传》载,贾山祖父祛,曾任魏王博士弟子。可见博士这一官称六国时就已经有了。初期的博士掌望气迎神和卜筮诸事。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86年)立五经博士,专以讲授经学,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员额增至12人。博士的考试也归太常主持。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诏征贤良文学,菑川推荐公孙弘。太常奏弘第居下,武帝擢弘为第一。

二、光禄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禄勋。”王莽改名司中。秩中二千石。有丞一人,秩千石。高帝时,审食其当过郎中令,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沿秦制。此外,还有期门、羽林,都是光禄勋的属官。

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这些都是属于参谋顾问之官,初由武士任职,后才改用文学之臣。谏大夫原为秦官,汉初废,至武帝元狩五年复置,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当时朝政多下公卿、大夫、博士议论,法令政策也多由此作出。贾谊、晁错、董仲舒、主父偃都曾任过大夫。

郎,《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除议郎外,皆主执戟宿卫。中郎三将分统三署诸郎。又有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分统虎贲、羽林诸郎。羽林有令、丞。

郎的属官还有:外郎,也称散郎或郎署长,冯唐曾任其职。车郎,主管车辆。辇郎、户卫、骑郎将、郎中骑千人等。所以郎官的数量相当多。凡在殿中为郎,常递补长吏。《汉书·董仲舒传》说:“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所以郎为士人作官为宦的一个阶梯。

谒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谒者掌宾讚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汉书·周勃传》云:“(滕公)乃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报曰:‘宫谨除。’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可见谒者除掌传达,接待宾客外,还是宫廷的守卫。有时还受临时差遣,《汉书·朱博传》载,哀帝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属官有给事期门。

羽林,也掌送从,位仅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名为建章营骑,后改名羽林骑。又把从军死事者的子孙养在羽林,进行训练,号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督羽林,秩比二千石。属官有羽林黄头郎。

仆射,秦官,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设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孟康注:“皆有仆射,随所领之事以为号也。若军屯吏则曰军屯仆射,永巷则曰永巷仆射。”

三、卫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大夫令,后元元年(前143年)复为卫尉。”卫尉秩中二千石;设丞一人,秩千石。武帝时李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宣帝时范明友为未央卫尉,邓广汉为长乐卫尉。西汉只有未央宫常设卫尉,其他如长乐、建章、甘泉等宫则不常置。故《百官公卿表》所列仅未央宫之卫尉,其他宫则缺。属官有公车司马令、丞,掌守司马门,凡天下奏事,四方贡献和征召均总领之。卫士令丞,掌守卫护从。旅贲令丞,专供奔走之役。令秩六百石。又诸屯卫侯,司马二十二官员皆在其属下。

四、太仆,《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王莽改名太御。秩中二千石。高帝时,夏侯婴当过太仆。丞秩千石,掌乘舆并主马政,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景帝与武帝时为伐匈奴,大量饲养马匹,天下马匹往来长安者,经常数以万计。

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

农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时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专司耕种官田。

此外,还有骏马监、平乐监、栘中监、厩司御和家车吏(掌汉王之家车,非军国所用。)

五、廷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復为廷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復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应劭注:“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秩中二千石,为最高司法官。朝廷每有大狱,皆由廷尉审理,又有“杂治”之法,相当于后代的会审。《汉书·刑法志》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这段记载说明了廷尉是审判全国疑难案件的最高机构,除个别特难案件上报皇帝裁决外,有终审裁判权。

属吏有:廷尉史、奏曹掾、奏谳掾、从史、廷尉文学卒史、书佐等。

六、大鸿胪,《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大鸿胪。”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掌诸王列侯与内附部族之封拜、朝聘、宴飨、郊迎之礼仪。又接待地方上计诸吏。属官有行人令、丞,译官令、丞,别火(狱官)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改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为典乐。最初置郡国邸属少府,继而属中尉,最后属大鸿胪。

典属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秩二千石,置都尉、丞、侯、千人。凡边疆各族降服于汉,仍保存其国号者,称为属国。由典属国掌管其事。苏武从匈奴回汉后曾任此职。武帝元狩三年匈奴昆邪王降,设置五个属国以处之。宣帝神爵二年(前51年)为降羌置金城属国,王凤三年(前55年)置西河、北地属国,处理匈奴降者之政事。据《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属国都尉治三水;天水属国都尉治勇士;上郡属国都尉治龟兹;西河属国都尉治美稷;五原属国都尉治蒲泽。此外又有张掖属国都尉、居延属国都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省典属国,并入大鸿胪。属官有九泽令,主客,大鸿胪文学,大行治礼,大行卒史等。

七、宗正,《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更名宗伯……王莽并其官于秩宗。”秩中二千石,丞一人,秩千石。掌序録王国適庶六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者,先上宗正,由宗正上报后执行。属官有都司空令丞、内官长丞。都司空令丞,掌治宗室罪人;内官长丞,《汉书·律历志》云:“主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长短也。”诸公主家令、门尉皆属之。最初内官属于少府,继而属于主爵,后来才归宗正。平帝元始五年(公元五年),诏郡国置宗师,掌皇室宗族之散居郡国者,考察不从教令与有冤失职者,上之宗正。吏员有主傅、主府、舍人等。

八、大司农,《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大司农……王莽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秩中二千石。两丞秩千石。掌谷货,是主管财政之官。凡各地田祖口赋之收入、盐酒专卖、鼓铸的统制、平准、均输与漕运的管理,以及各地物产的调度,国家的开支等,均由大司农掌管。据《汉书·食货志下》载,武帝元狩中,桑弘羊曾任大司农中丞,管会计之事。在桑弘羊任职期间,提请置大司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均输盐酒事。平帝元年(公元1年)置大司农部丞13人,各主一州,劝课农桑。王莽时置部丞6人,分掌州农桑事。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共65名官长,丞都为其属下。騪粟都尉,武帝时掌军中财政,不常置。其他吏员有大司农史,大司农斗食属、治粟都尉(《食货志》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尽斡天下盐铁),农官(《食货志》载,武帝水衡少府、太农、太仆,各置农官。)稻田使者,榷酤官(昭帝始元六年罢)等。

九、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王莽改少府曰共工。”秩中二千石,丞千石。凡皇帝衣食起居,医药供奉,园林游兴,器物制作,皆归少府所领。其属官甚多,据《百官公卿表》载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阳官、导官、乐府、若盧、考工室、左戈、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盐,又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

尚书令、丞,汉承秦制,置“六尚”,即尚书、尚冠、尚衣、尚沐、尚席、尚食(尚食后并入太官)。尚书掌收受章奏,出宣诏命。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称为尚书。依旧例,诸臣上书,都要分写两份,一份作为副封。尚书受书后先拆看副封,若见文意不佳,便不予上奏。御史大夫魏相请废除副封,以防止尚书从中徇私舞弊,欺蒙呈上。对于颁发的诏令,尚书也留有底稿备查。如窦婴自称曾受景帝诏,说“事有不便,可上书天子”。武帝时,婴上奏其事,武帝令尚书查阅存稿,却不见景帝遗诏。大臣上奏,常使尚书读奏,如大将军霍光联名上奏请废昌邑王,使尚书读奏。大臣有罪,也命尚书问状。如元帝怀疑丞相朱博、御史赵玄受傅太后指使,就召赵玄到尚书问状。武帝游宴后廷,用宦者主尚书,改称中书谒者令,成帝时,罢去宦者,再用士人为尚书,尚书之称如故。据《汉旧仪》载,最初以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庶

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设三公曹主断刑狱。

符节令丞,掌虎符竹符。文帝二年(前178年)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调兵用铜虎符,其余征发用竹使符,各分其半,左与郡守,右在天子。遣使至郡,持半符节勘合以验真伪。符节令丞即司其事。

太医,主皇家医药;太官,主膳食;谒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乐府,主宫廷乐律兼采民风;若卢,如谆注:“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载:“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考工室,主作器械;右弋,地名;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胞人,即庖人,主掌屠宰诸事;钧盾,主近苑囿;尚方,主作禁器物;御府,主天子衣服。

中书谒者令,宦官。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弘恭死,石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废其官,从此由宦官专权。《汉书·霍光传》载霍山语:“后上书者益黜,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可见中书、尚书是两种官。《司马迁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这就是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徵象。《汉书·萧望之传》云:“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说明中书地位的显要,所以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才称为“尊宠任职”。《佞幸传》云:“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尚书即中尚书之略,也就是中书。

黄门令丞,宦者,掌省中宦官。有给事黄门,小黄门,皆以宦官任之。《后汉书·朱晖传》载,朱穆因事进见皇帝,陈述说:“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可见西汉黄门侍郎的职掌是传递书奏,并关通禁省内外。给事黄门,黄门侍郎,位在郎将、大夫之下。成帝以孔光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哀帝时李寻迁黄门侍郎。

其他吏员还有:尚书郎(西汉原置4人)、尚书御史、给事尚书、尚符玺郎,太医监、侍医、太官献食丞、太官献丞、食监、尚食、尚席、乐府音监、乐府游徼、令史、东织室令史、中书仆射、黄门倡、倡监、马监、黄门驸马(天子驸马在黄门任职者)、狗监、给事狗监、钧盾冗从、尚方待诏、掖庭狱丞、掖庭牛官令、掖庭户卫、少内啬夫、暴室丞、暴室啬夫、农官、中谒者(阉人为之)、中涓(主清洁洒扫之事)、协律都尉、海丞(主海税)、果丞(掌诸果实)等。

执金吾,《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秩中二千石,丞千石。掌京师门内屯兵,为京师巡逻以备盗贼。皇帝出巡则为前导,仪仗威容甚壮。所以刘秀未当皇帝时说:做官当做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两尉。都船狱令,掌治水。寺互最初属于少府,继而属主爵,最后属执金吾(中尉)。

将作大匠,《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秩二千石,丞秩六百石。主治宫室、宗庙、陵园、土木之事、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罢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

水衡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秩二千石,应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师古注;“衡,平也,主平其税入”。《汉书·食货志》载,自从杨可告缗打击富商大贾,取得大量财物,充溢上林苑以后,就以水衡主管上林苑。此后水衡的职掌甚广,不单是山林之官了。《汉书·龚遂传》说:“水衡典上林禁苑,供张宫馆,为宗庙取牲,官职相近。”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锺官、技巧、六厩、辨铜九官令丞。御羞,地名,在长安城南御宿川,其土肥沃,多出可供进贡的御物,故设官主之。羞,与宿字声近,《扬雄传》作“御宿”;辑濯,即揖濯,主行船:锺官,主铸钱;六厩,《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騊■、骑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别设技巧之徒主六厩。此外又有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等均属之。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属官还有虎圈啬夫,辑濯士(主用辑及濯行船),农官,领护三辅都水。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废技巧、六厩官。王莽改水衡都尉为予虞。



宫官



詹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秩二千石。师古注:“皇后、太子家各置詹事,随其所在以名官。”如长信宫詹事称长信詹事。属官有太子率更(掌知漏刻);家令丞(太子称家,故曰家令。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仆、中盾(主周卫徼道,秩四百石)、卫率(主门卫,秩千石)、厨厩长丞(掌膳食,厩马诸事)。

皇后之官有中长秋、私府(主财物)、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及诸宦官。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除皇后詹事,并属大长秋。

长信詹事,秩中二千石,掌皇太后宫。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更名长乐少府。此后凡有太后,均置少府。诸公主家令隶属宗正。

大长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是皇后宫官,秩二千石。中人,即阉人,就是宦官。因是后宫官员故用阉人,偶用士人。

太子太傅、少傅,《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子太傅、少傅,古官”,秩二千石。属官有太子门大夫5人,秩六百石;庶子5人,秩六百石;洗马16人,秩比六百石;舍人、太子中庶子、太子御骖乘、护太子家等。

黄门侍郎,秦官,汉代沿袭,无常员。《初学记》引董巴《汉书》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号黄门令矣。然则黄门郎给事于黄闼之内,入侍禁中,故号曰黄门侍郎。”刘向《戒子歆书》云:“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处也。”可见黄门侍郎地位之显要。李寻、董贤并为黄门侍郎。应劭说:“黄门郎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又有给事黄门,扬雄、刘向均任过给事黄门。成帝以孔光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

领尚书事,中朝官自大将军以下,至于侍中,常侍,散骑以及光禄勋所属,都是侍卫之臣,当时谓之宿卫。高帝死,陈平畏吕须谗言,固请宿卫。宿卫近在君主左右,故可以免受谗言。因丞相权势发展,皇帝收其权于近臣,于是尚书权势日增。但尚书权重而位卑,不能与外朝官抗衡,故常以大将军以下诸将领尚书事,以参决政事。例如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掌管机要。他以善于保密著称,每参决大政,作出决定后,就称病移居省外,听说有诏令,佯作不知,派吏人去丞相府问明。所以大臣都不知道他参加议政。

“加官”是武帝时期官制改革的要点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大臣、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

侍中,《初学记》云:“古官也,黄帝时风后为侍中,周时号常伯。”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职,为丞相史。丞相史五人来住殿内奏事,故谓之侍中,汉沿秦制,作为加官。得出入禁中。《续汉志》引蔡质《汉仪》说:“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其职掌据《初学记》引《齐职仪》云:“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当时侍中品类职守不一,大约有三种不同情况:(一)汉初用旧儒德高者任其职,以备切问近对。武帝时以孔安国为侍中,兼掌皇帝唾壶,朝廷以之为荣。因为侍中兼侍候皇帝起居,是皇帝最为亲近的官员,所以时俗称之为“执虎子”。“虎子”就是亵器;(二)当时权贵子弟及幸臣以侍中为荣,纷纷争任其职。有的还在父母怀抱就授受这种宠位。如贵戚子弟有张辟强年十五,霍光年十八,金日■之子金赏、金建年八、九均受其职,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年十三为侍中,日夕与皇帝嬉戏。高帝时的籍孺、惠帝时的闳孺,文帝时的邓通、哀帝时的董贤都任过侍中,西汉无常员,有多至10人的。

左右曹,《汉官仪》云:“左右曹受尚书事。”沈约《宋书》云:“汉使左右曹诸吏分堂,尚书奏事。”因为尚书是在皇帝左右处理文书的官员,左右曹实际上就是分科办事的尚书。

诸吏则是受特别委任察举不法的官吏,职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孔光为尚书令,周密谨慎,未尝有过,故特加诸吏官。元帝时,太子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

散骑常侍,本二官,皆秦置。《汉官仪》云:“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献可替否。中常侍得出入禁中,常侍左右。汉因秦制,兼用士人,无常员。元帝时,刘向累迁散骑常侍,与萧固大儒同侍左右。

给事中,《汉官仪》云:“给事中,秦官也,汉代沿袭,无常员,皆为加官。”给事中就是在内廷行走的意思。《初学记》引《汉仪注》云:“上朝谒,平尚书奏事,以有事殿内,故曰给事中。”大夫、博士、议郎兼加之。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如孔光迁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大臣若加有这些名号,就以一身兼中朝外朝两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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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方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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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地方行政区域包括两方面:一是普遍实行郡县制;

二是于郡县之外又有诸侯王国的封建。这种郡县制与分封制同

时并行,犬牙交错,可以起到互相制约作用,史称郡国制。这是西汉地方官制特异于前代之处。

一、郡县制

汉代地方制度沿袭秦之定制,以郡统县。郡的组织与中央相应:郡守相当于丞相,郡尉(都尉)相当于太尉;监御史相当于御史大夫。这些郡官分掌一郡的政、军、监察之权。负责一郡行政的是郡守,郡守也称太守,《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守或太守的任务,《通典·职官典》云:“掌治民、进贤、劝功、决狱、检奸。”以及所治郡内的一切地方行政,在郡守之下设郡丞或长史为助理。

西汉对郡守的人选特别重视,宣帝每拜刺史守相,必亲自召见,听其言,察其行,力戒名实不相符者。他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①对于政绩优异的郡守,必晋级赐金。《汉书·黄霸传》就记载了汉宣帝对黄霸的奖赏:

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丹黄色)油屏泥(在车前有障泥的装饰)于轼前,以章(彰明)有德。黄霸晋升颍川太守后,为政清明,大得吏民之心,三年之内,户口骤增,政绩为天下第一,再次擢为京兆尹,秩二千石。后因获罪,又贬为颍川太守,秩降为八百石,前后八年,郡中大治,赐爵关内侯并黄金百斤,增秩为中二千石。又如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政绩第一调入中央为大司农,成为九卿之一。

郡守上受天子的委命,剖符为据(虎符,竹使符,各执其半),下行使刑赏及任命官吏之权力。可以自置属吏。所置掾、属仅限于本郡人士(县令、县长得由朝廷任命,太守无权直接任免,但有推荐和建议权)。郡守的属吏分为阁下和诸曹两部分。阁下为郡守治事居息之所,诸曹为郡守府分曹办事之所。共有书佐十人掌文书。郡的掾属有别驾、主簿功曹、议曹、贼曹掾(主刑罚)、决曹掾(《汉旧议》载:“决曹主罪法事”)、贼捕掾、五官掾、门下掾、门下督、郡掾祭酒、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卒史、学经师、宗师、舍人、史、从史、诸曹史、右曹掾史、太守卒史、《五经》百石卒史、直符史、狱史、狱小吏、小史、督邮、督邮掾、督邮书掾、都吏、少府(郡掌财之府、以供郡守)、守属、给事太守府、司空(主作役官)等。

都尉,秦名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内地郡只有一个都尉。边郡分置部都尉(如东部尉、中部尉、西部尉、南部尉、北部尉)。大约都是守在边塞上。都尉之下有侯、千人、司马等职,各有治所。在边郡塞上为了抵御外敌之犯,有一系列防备设施,如亭障、烽燧等。《汉书·匈奴传》说:从光禄塞出五原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说,雁门尉史巡察边塞,见寇即入守亭障。《汉书·西域传》也说:武帝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这些都说明当时边郡均有防备设施。汉律规定,凡是近塞之地,皆置尉,百里设尉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以巡行边塞,郡都尉与郡守分治军民,开府置吏如郡守府,也分阁下、诸曹。阁下有掾、卒史、属、书佐等,诸曹有功曹等。此外又有关都尉(秦官),在屯田区设农都尉,在殖民地区设属国都尉,均为武帝时设置。还有宜禾都尉,护漕都尉等。

郡之下是县,县分为两级,万户以上的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称长。《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秦时全国设县,少数部族地区则置道。汉代列侯所食的县称为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之地称为邑,同时保存了秦代的道。平帝时,全国有县、道、国、邑共1,587个。武帝时改列侯所食县的令长为相。王莽改制,县令、长改名县宰。

县令、长有丞一人,管文书,谷仓和监狱。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掌治安、捕盗贼。都算是县的“长吏”。县的佐吏除县丞、县尉由朝廷任命外,其他诸曹掾、属的设置大致和郡的掾属差不多,皆由令长任命,掾史多少各县不尽相同。

郡县府中的组织都相当庞大,因为汉代的地方人士都须服务于本地方,即充当郡县吏。郡县吏的优秀者由长官向中央推荐而任中央官职务。

县以下的最低级行政机构是乡,《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一乡有五千户以上的,由郡派一名有秩,五千户以下的,由县派一名啬夫。民户聚居的地方称为里,各里居住的户口多少各不相同。每里设里正一人,掌一里百家诸事,里有围墙,设监门。里之下,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相互检查,监督。汉平帝时,全国有乡6,622个。乡是地方行政基层组织,凡是徭役的分担,赋税的缴纳,驿递的差次等等,都是以乡为基层计算单位。

汉高祖二年,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置为三老,每乡一人。再选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县令、丞、尉向其求教,共商政事。这些人可免除徭役。汉代为了倡导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特别重视三老制度,东汉时甚至有郡三老及国三老的设置。凡是有益于社会风化,为民法范者,皆旌表其门,所以三老实际负有社会教育的责任。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悌者帛,人五匹,孝悌力田二匹。”武帝时,还是依例赏赐。如果对地方教化不善,则责三老失职,汉武帝就曾派遣司马相如晓谕巴蜀,责备三老没有尽教诲之责。韩延寿为左冯翊时,有兄弟争讼田产,延寿认为事在教化不行,责在自身,便称病不听事,下属的县令、丞、三老、啬夫,也都自系待罪。

有秩和啬夫的职责相同。掌平讼之曲直,定徭役之轻重以及田租,口赋、市税的多少。所以,政刑的优劣,赋役是否公平合理,就可以看出有秩、啬夫的邪正。如能秉公办事,守正不阿,受到人民拥戴的,往往破格提拔,甚至官至九卿、郡守。例如朱邑,少时为舒桐乡啬夫,治事廉平不阿,深受人民敬重,迁补为太守卒史,后来擢至大司农(九卿)。死后归葬故乡,民为之起冢立祠,四时祭祀。张敞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后官至京兆尹。游徼掌巡察逐捕盗贼。亭长、亭侯,主侦察收捕盗贼。县尉、游徼、亭长皆习武事,带剑佩刀,持盾披甲。

二、诸侯王国

与郡县制同时并行的有王国制(分封制),直属于汉王朝的为郡,封王的地区则为国。西汉初年,有异姓王国七个。刘邦即帝位后,以次翦灭异姓诸王,并与大臣刑白马作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并规定非功不得侯。乃封同姓子弟为王,有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他们君国子民,自置官属,招兵买马,截留国赋,甚至“淫荒越法”、“暌孤横逆”,割据一方,依土地之所有而对农民进行剥削,俨然与中央对抗,与周代的诸侯国无异。而当时汉中央仅辖十五个郡。终于造成吴楚七国之乱。诸侯王国的置官与中央相同,《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绿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通典·职官典》也说:

凡诸侯王……掌治其国……凡诸侯王官,其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如汉朝。汉朝唯置丞相,其御史大夫,皆自置之。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久,孝惠元年变更诸侯相国,自丞相至二千石,多由汉朝任命。到景帝时,由于中央政府权力的增长,诸侯王的行政权被剥夺,诸侯王国的一切行政均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治理。《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到了汉武帝时,减其郎中令秩为千石,改太仆为仆,秩也千石。这时,诸侯所属的一切官吏,皆限制不得自置。至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诸侯王的内史也被裁去,而以相治民。所谓相,与太守无异,当时位在太守之上,秩真二千石。元帝时,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之下。至此,诸侯王遂无君国子民的实权了。只是衣食租税取其封国之内而已。

由此可见,西汉政府对于诸侯王,并不象周代,把土地人民颁赐给诸侯之后就不管了,而是保留了在诸侯王国之内的行政监督权以至直接行使权。故西汉诸侯王国政府,实际不过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但最初分封的用意,则是为了巩固新的行政占领区。自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令列侯皆勿就国,留居京师,这样诸侯王都变成了一个空头的爵位了。

列侯,高帝八年(前199年),天下平定,开始论功定封。至十二年(前195年),被封为列侯的达143人,《汉书·功臣表》云:

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次位。

十八侯之位次,据颜师古注:“谓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复、■达,从第一至十八也。”当时侯国居民很少,经文景之世,户口蕃息,大侯至三、四万户,小侯户数也成倍增加。虽然高祖与列侯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的盟誓,但因其子弟骄逸,多陷法禁,以至亡国陨身,到了武帝后元时,大多后继无人。汉宣帝录求其子孙,多为人佣工。《汉书·功臣表》云:

功臣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乃开庙藏览旧籍,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兴之德。降及孝成,复加■问,稍益衰微,不绝如线。

列侯居国,则受郡守、郡尉的监督。列侯役使国人也有一定限制,不得逾越国界,若违律则削爵治罪。例如绛侯周勃罢相,以列侯就国,河东郡守尉每行县至绛,周勃自畏恐诛,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又如祝阿侯高成坐役使国人过律,免侯。

刺史是西汉重要的地方官称。秦置御史监郡,汉初不设监御史。惠帝三年(前192年),又遣御史出监三辅,察词讼,令其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此后在地方再设置监御史。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以御史不奉法,又遣丞相史刺察诸郡。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便停止派遣御史。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以低级的中央官吏(秩六百石)出外巡察,虽其地位远在郡守之下,却有纠劾郡守之权。刺史巡察郡国守相以六条诏书为限(六条内容见本章第一节),六条之外不问。刺史所察的官吏只限于黑绶(比六百石以上官吏),至于黄绶(比二百石以上),则不在刺察范围。刺察事件不得超过六条范围,否则,就是越权。刺史巡察的范围,以所部为限,部相当于州,但不是行政区的名称,因为部没有置行政机构。当时全国分十二部(州),派部刺史12人,另设司隶校尉一人,督察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共13人。每视察所部,先到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读之书,询问得失。然后进入行邸,询问垦田多寡,五谷美恶。然后再接见二千石。

刺史行部巡察,若超过六条规定,或自身骄慢越制的便将受到弹劾。例如鲍宣当刺史,丞相司直郭钦弹劾他:举措烦苛,代二千石(郡守)任命官吏、听讼,所察超过诏书六条。行部乘驿传不按规定排场,轻率地驾一马,舍宿乡亭,有失官体,受到众人的非议。因此,鲍宣被免官。

在地方官中还有三辅的设置。所谓“三辅”,即指京兆、左冯翊、右扶风,秩皆中二千石。

周代在京师置内史,秦因其制,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为京兆尹。京师为帝王都城,其地自有皇亲国戚、中贵巨官,他们以势相倾,加以宾客大猾为奸为利,横行市井,欺压百姓,人莫敢问,所以三辅都是选择郡国二千石之中政绩优异者入任,如黄霸、张敞(京兆尹)、尹翁归、陈万年(右扶风)、韩延寿(左冯翊),均以郡守政绩优异入补三辅。但三辅之官难以久任,常常是就任数月至一年,就毁伤名誉,以罪过罢官。西汉唯有赵广汉、张敞得以久任。

三辅可以参议朝政,地位与九卿同等。《汉书·张敞传》记载,敞为京兆尹时,朝廷每有大议他都参预,并且“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三辅若有优异的政绩,可擢为九卿,甚至有位至三公者,如萧望之以左冯翊入为御史大夫,冯野王以左冯翊迁为大鸿胪。若有过,则贬为郡守,如黄霸有过,由京兆尹贬为颍川太守。

汉初置京辅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更置左右二辅都尉,合称三辅都尉。京辅都尉治长安,左辅都尉治左冯翊高陵,右辅都尉治右扶风郿县。三辅都尉与大郡都尉(十二万户为大郡)自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以后皆秩二千石(列郡都尉比二千石)。各置丞一人。三辅丞以及所属掾史皆如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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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循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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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汉的爵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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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反秦及楚汉战争中,对有功将士封爵,其名称杂用六国旧制。例如上闻,乃周时爵名,《吕氏春秋》曰:“周天子赏魏文侯以上闻。”而刘邦也赐樊哙上闻爵。执帛,乃楚爵名,而曹参自五大夫封执帛,号建成君;执珪,楚爵名,夏侯婴赐执珪。建国以后,袭用秦爵二十等,以赏有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自一级至四级都是士卒。自五级至九级位比大夫,都是军吏,吏民之爵不得过公乘。自十级左庶长至十八级大庶长,位比九卿,都是军将。因其所将皆庶人更卒,故以庶更为名。十九级、二十级均为列侯,关内侯秦名伦侯,彻侯金印紫绶,后因避武帝刘彻讳,改名通侯,吏民得爵有如下途径:

一、赐爵

西汉赐爵较秦为宽,凡国家有喜庆之事,均施恩赐爵。如高帝二年,令民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汉惠帝即位,赐民爵一级。凡官至中郎、郎中做满六年的,加爵三级,做满四年的加爵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宦官尚食赐爵如郎中。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做满五年者加二级;文帝元年立皇太子,赐民爵一级;景帝三年,立皇子为王,赐民爵一级;景帝后三年,皇太子加冠,赐民爵一级;景帝改元,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行幸雍,祠五畴,赐民爵一级;宣帝本始元年,凤凰集膠东、千乘,分别赐予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爵级自左更至五大夫)并赐天下民爵一级、孝者二级;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匈奴来朝,赦天下徒,赐孝弟力田爵二级,等等,总观西汉一代赐爵达二十次,仅宣帝一朝就达十余次,可见西汉赐爵范围之广、次数之多了。由于赐爵太滥,反不为人所重视。

二、鬻爵

由于国家财政亏空,开支困难,西汉政府便令民入粟。纳钱或输奴婢以买爵。例如汉惠帝元年,规定民若有罪,可以交纳相当于三十级爵的价钱,以免死罪。《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对汉文帝劝说: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

文帝从错之言,民入粟六百石者,加上造之爵,输粟四千石者可以为五大夫,万二千石者为大庶长。爵级高低以纳粟多寡为差。景帝时,因上郡以西旱灾,又再修改卖爵令,减价卖爵以招民纳粟。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令吏民入粟买爵以助国家赈赡,价每级千钱。入粟值百万以上的,付其值,加锡爵第十四级右更,若欲为吏者,补三百石吏。为吏入粟者,升迁二等。入粟值在三十万以上者,加锡爵五大夫,原来巳是官吏者,升迁二等,民补郎官。

鬻爵固然可以解决财政上的暂时困难,但因爵与军功分离,入粟可以买爵,得爵可以为吏,卖爵之风盛行,价格自然低落。武帝时,因连年征战,无钱可以赏功,于是重定新爵,名曰武功爵,高价出卖。《汉书·食货志》臣瓒注引《茂陵中书》说:

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造,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锋,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

每级标价据《食货志》说:“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一金值万钱,计三十亿钱),凡是买武功爵者,试补吏,得以优先任命,若买七级千夫爵者如同旧爵五大夫,得以免除徭役,若犯罪可减二等量刑。军功爵最高只能买到第八级乐卿。

人民之所以要入粟买爵,是因为拜爵可以享受如下特殊待遇:

第一,可以食封邑或免除赋税徭役。《汉书·高帝纪》载,汉五年(前202年)高帝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下诏曰: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所谓“复其身及户,勿事”,就是免除其身家的赋税和徭役。但是这个规定并未能全部实现,所以又下诏曰: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其多高爵,吾数召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这说明七大夫公乘以上的爵位皆可以得到田宅和相应的待遇。

第二,对有爵者,还有减刑的规定。惠帝即位,诏令五大夫以上应当械系以防逃走,但不送监狱,仅置于吏所。上造以上当处刑的,皆减刑。凡应为城旦(筑城劳役)的,和罚作舂米劳役的,可改为在宗庙为鬼薪(拾薪)和白粲(择米)。

第三,凡试用为吏者,可以优先任命为官吏。公乘以上可以戴刘氏冠。

因此武帝时,民多买爵至五大夫、千夫,以避徭役。但因当时征战频繁,政府所能调发的士卒很少。于是乃命五大夫、千夫为吏,不愿为吏者出马。元朔六年(前123年)克匈奴,有爵的人想要卖爵的,已经无人肯买了。这是因为新爵和旧爵均已成为空衔,无实惠可得了。新颁布的武功爵到武帝之世,也就废弃了。

三、秩禄

汉初因袭秦制,以石数为秩名。石(d4n),表示年俸若干石谷粟,每石为一百二十斤。秦汉官吏无品级,以若干石表示官级的大小。汉的秩禄可分为四大等级:(一)比二千石以上,(二)比六百石以上,(三)比二百石以上,(四)比二百石以下。三公万石(谷月三百五十斛),不在秩级之内,比二千石以上有中二千石,中是满的意思,月谷一百八十斛。每斛十斗,其重量为一石,即一百二十斤。斛是容量的表示,石是一斛的重量。所以石和斛常互用。所不同的是石称秩级,而斛称俸禄之数。其二千石者月谷一百五十斛,二千石者月谷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月谷百斛。比六百石以上有千石者月谷九十斛,比千石者月谷八十斛,六百石者,月谷七十斛。比六百石者,月谷六十斛。旧有八百石秩、比八百石秩,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去。比二百石以上有四百石者月谷五十斛,比四百石者月谷四十五斛,三百石者月谷四十斛,比三百石者月谷三十七斛,二百石者月谷三十斛,比二百石者月谷二十七斛。旧有五百石,阳朔二年除去。百石者月谷十六斛,不及百石者为斗食,月谷十一斛,佐吏月谷八斛。

西汉官俸虽以斛分秩级,但并不是发给粮食,所谓若干斛是一个虚数,其实是以钱代替谷禄的,而官吏之食粮则取诸公仓,故有廪食(国家供给口粮)太官之称。

西汉的秩级随官员政绩的优劣和迁转而不断改变,如初任命为守官(即试用官),试用一年,不得领全俸。如黄霸守京兆尹,为二千石,一年转为正式官吏,则改为中二千石。当他犯罪被贬为颍川太守时,秩降为八百石,而太守秩为二千石,后因政绩第一,又增秩为中二千石。又如汲黯守南阳,秩二千石,因其为政清明,考绩优异,增秩真二千石。
  

注:本表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制,“说明”所引内容,据颜师古所注,文字略有变动。

附表二:两汉官秩俸给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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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西汉的选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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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国家选拔官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春秋以前,是贵族世卿政治,作卿、大夫的都是世袭的贵族。

战国时,贵族世袭制度逐渐破坏。这个变化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机构和行政区域的扩大,也由于贵族们的养尊处优,渐渐失去管理政治的能力,贵族卿大夫的职务逐渐由他们的家臣来担任。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调节他们内部的关系,逐渐打破了各级官吏的世袭制度,而采用选拔制度。商鞅在秦国变法,比较彻底地把这个变化巩固下来。从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吏,都任用有才能的人。

西汉选拔官吏,大致可分为文学和吏道两种,《通考·选举考九》云:

今按西都公卿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下之人随以进身。

汉十一年(前196年),高帝首次下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诏令布告天下,并谕公卿大夫、诸王、郡守秉公荐举,其荐举科目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明经(通晓经术)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的人,所在郡国用专车送到京师。令下之后,全国送上数千人。例如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平当、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均以明经为博士;眶弘、翟方进以明经为议郎。

二、明法(通晓法令)

汉初,还来不及制定一套选官制度。十一年,高祖下诏:“其有明法者,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其行、义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令下之后,所在都国纷纷荐举,郑崇之父郑宾以明律令被征召为御史,薛宣以明习文法而诏补御史中丞。

三、博士

西汉不少中央官和地方官是通过博士一途选拔任用的。所以博士科,在西汉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博士”一词,首见于战国初期,是指博学通达之人,所以又称为“通士”或“达士”。当时仅是对学者的泛称,尚未置官。到了战国后期,齐、魏、秦等国先后设置博士官,从学派上看,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和杂家,百家并立。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后,需要制定维护皇权尊严的礼议,大量征召儒生充任博士。秦置博士官70人,从学派上看,有名家、神仙家和占居半数以上的儒家,是一个百家并立而以儒家为主的局面,从职官性质上看,是议政官和礼官。汉承秦制,也设置了博士官,但在高帝、孝惠、吕后朝多武官功臣,尚无暇顾及文职,这时期博士很少。文帝即位后,始增设博士官,数目达到七十余人,其中仍然以儒家为主,杂以其他学派,并且增设了专经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当时五经有七家学派,学通了一家,便可以做官。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于石渠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增置博士的问题。经过前后调整,至黄龙元年(前49年),博士齐备,有五经十二家(即《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易》,施、孟、梁丘。《礼》,后氏,《春秋》,公羊、谷梁)。平帝时,王莽辅政,他为了笼络人心,把有影响的经家学说,都置了博士。他设置的博士是每经5人。

博士官的选用,有两条途径:一是察举推荐,二是他职迁任。地方察举,名目很多,博士多出于明经、秀才、贤良三科,尤以明经为主;大臣推荐,可不拘科目。他职迁任者多出于中央官署的属官,而以郎官为主。除此二途之外,还有特例,如文帝时公孙臣以上书言事,元帝时朱云以博学善辩,均拜为博士。自武帝创试策制之后,选任博士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均须经过试策。各科人才试策后,往往以第一、二名补博士缺。

汉代博士秩卑职尊,升迁要比其他官员顺利。博士是朝中的低级官员,西汉秩比六百石,相当于县令。级别虽低,却享有经学权威的崇高名望,上朝可戴卿大夫级的冠冕。汉代博士一般任职时间不久,不管是否通晓政事,均可升迁,而且往往是超迁,通常一跃就是二千石,即郡太守级。博士升迁的方向有二:一是面向中央,主要任职九卿,太子太傅,诸大夫,侍中;二是面向地方,主要任职郡守、尉、诸侯国相以及刺史、州牧。这种精通经学,出身博士的官员,享有其他官员所不能得到的尊崇,也容易飞黄腾达。例如西汉晁错、薛广德、贡禹、彭宣、师丹、何武等都是博士,后官擢至御史大夫;而公孙弘、蔡义、韦贤、张禹、匡衡、平当、孔光、翟方进都官至丞相。

博士官不同于其他官职,其他官可凭功劳或姻亲关系任命,有战功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姻亲更不一定就称职。而博士官却具有自身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反映了它是否有知识,所以西汉博士的选拔都是以才智和学识为先决条件的,即使是东汉后期选拔不严,也没有一个不学无术者。《汉书·儒林传》说:“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博士必须是通一经以上才能入选。

四、贤良方正

西汉制度,郡国举士,凡是有文墨才学的人,都可以作为贤良方正的选择对象。每次推举,多达百余人。贤良方正,也有单称贤良,或称为贤良文学,汉文帝二年(前173年)下诏说:“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被荐举者,文帝均亲自策问。汉武帝也很重视贤良方正的选拔,建元元年(前140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0年)五月,又对所选拔的贤良说:“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朕亲览焉。”董仲舒、公孙弘等都以书对而入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到各郡国,专事贤良方正的选拔。宣帝以后凡有灾异,如地震、陨星、日蚀或彗星出现等,皇帝都自责其过,并下诏选举贤良方正“以匡不逮”。至西汉末年,哀帝之世,未曾废止。

五、孝廉

汉朝以孝治天下,故特制孝廉科。孝廉重品行,所以应选的人很少。

文帝十二年(前166年)下诏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为了鼓励应选者,文帝特派谒者劳赐孝者每人帛五匹,悌者和力田每人帛二匹。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令下达六年之久,有的郡连一个也未荐举,武帝认为这是中二千石、礼官以及博士议而不举之故。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又明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此后,郡县间有察举,平帝以后,官吏多有由孝廉察举者。如赵广汉为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后官至京兆尹。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累迁左冯翊、御史大夫。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后官至太子太傅。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官至谏议大夫。京房以孝廉为郎,后官至魏太守。由此可见,西汉察举孝廉非常慎重。但是,东汉以后,流弊百出,竟有“举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所以孝廉就不为时俗所重了。

六、茂才异等

这是在国家需要何种人才时,临时下诏公卿郡国推举,即所谓“特科”,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下诏: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使绝国者。

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才异伦之士。建昭四年(前35年),元帝诏遣谏大夫,博士循行天下,举茂才特立之士。当时对察举茂才异等要求非常严格,若察官吏徇私隐瞒罪情,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元帝时,富平侯张勃举陈汤为茂才。陈汤在待官时,正好他父亲死,而陈汤怕失去做官的机会而不奔丧,这件事受到司隶的参劾,结果张勃坐选举不实罪,削户二百,罚罪之前张勃死去,只好改赐谥缪侯。陈汤下狱论处。

七、孝悌力田

此科意在鼓励农桑,劝民务本。惠帝四年(前191年)正月,令天下察举孝悌力田者,免其徭役。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7年)三月,诏以各乡户口多少为比例,设置三者和孝悌力田,作为地方常员。

以上各科都是通过荐举的途径,自下而上推选出来的。这种荐举法无论是荐举者与被荐举者都是有利可图,虽然法限严格,其中尚诸多舞弊,所以,又兼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贤才。其形式有如下三种:

一、对策

所谓对策,就是皇帝亲自策问应考者以政事经义,以其对政事的见识而观其文辞之高低,以便量才录用。《汉书·文帝纪》云:“十五年(前165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以纳言。”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武帝诏贤良云:“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朕亲览焉。”对策地点都在白虎殿。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其对而异之,再次对他进行策问,反复进行,发现他的确有异才,就任之为江都相。

二、射策

所谓“射策”,据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於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做法,有如今天口试抽签作答。《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何武、王嘉、马宫、翟方进皆以射策甲科为郎,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常掌故,儿宽以射策为掌故,以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

此外,上书言事,叙说政见,一旦被皇帝看中,也有得官的可能。汉武帝初即位,四方之士上书言得失者数千人。《史记·滑稽列传》云: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车牍,公车令二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为郎。

《汉书·终军传》记载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终军为谒者给事中。宣帝时,贤良之士也纷纷上书言事,《汉书·萧望之传》云:

(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萧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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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来自《灵山》

这著名的剧毒的蕲蛇,我早就听说过许多传闻,通常乡里人叫做五步龙,说是被它咬中的人畜,不出五步就得倒下毙命。也有说凡进入它待的地方五步之内,都难逃命。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谚语的出处想必也来自于它。都说它不像别的毒蛇,那怕是眼镜蛇,虽也剧毒,毕竟容易让人惊觉,出击时,必先高高昂起头来,竖直身子,呼啸着,先要威吓住对方,人遇到也好防备,可以把手中的物件朝旁边扔去。即使空空两手,只要头上戴的帽子脚上穿的鞋甩将出去,乘它扑去的当口人转而溜了。可要碰上这新蛇,十之八九都来不及察觉就已经被它击中。  我在皖南山区还听到过对……去看看 

第五章 衡州练勇 6、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 - 来自《曾国藩 第1部 血祭》

杨载福从那次王衙坪回来,曾国藩又派人把王世全接到桑园街住了一天。王世全把彭玉麟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曾国藩。当然,王世全不知道彭玉麟至今单身的真正原因,而曾国藩却更佩服玉麟“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志气,认为是当今少有的奇男子。他对世全说:“一旦彭玉麟到了你家,你就派人告诉我,我要亲到贵府去拜访他。”  恰巧这时上月派往江西了解军情的郭嵩焘,从江西带着江忠源的信,来到了衡州桑园街。江忠源鉴于太平军水师的强大,力劝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水师,并答应向朝廷上奏。郭嵩焘也把在前线所看到的太平军炮……去看看 

忏悔录 第四章 - 来自《忏悔录(卢梭)》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去看看 

凡例 - 来自《宪政与权利》

一、“宪政译丛”选择现代西方本领域内重要著作译为中文,翻译力求完整准确地再现原作内容与风格;二、所选各书出版时间不同,国家有别,故其注释体例未尽一致。中译本将个人著作的注释一律统一为书末注,论文集均作章末注,俾使本译丛体例协调一致。中译者视必要所加的注释则置于页下,并标明“译者注”字样;三、人名、地名及专用术语的翻译主要采用通行译法,兼顾约定俗成原则;四、译丛中若干著作列有参考书目。为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此文献状况。中译本悉数收录,亦未译为中文。注释中所引著作、判例等亦照此处理;五、为便于读者对照核查……去看看 

第04章 凝性(Solidity)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1 我们是通过触觉得到这个观念的——我们底凝性观念是由触觉得来的。甲物如果不离开原位,则乙物在进入它底地位时,便发生了阻力(resistance)因此,我们就有了凝性底观念。由感觉得来的一切观念,最恒常的就是凝性观念。   不论我们是运动、是静止,不论我们姿势如何,我们总常觉得有东西在下边支着我们,阻止我们往下落。我们日常所把握的物体亦使我们看到,它们在手中时,能以不可抗的力量,来阻止紧握的手底各部分,使之不能相遇。两种物体相对进行时,能阻止它们接触的,亦是所谓凝性。我现在可不过问,凝固一词底意义如此处所用的,是否比数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