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拓者(上)

 《美国人:民主历程》

  “多数时候,我们是在春晨般清新的一片广袤大地上的孤独探险者,我们自由自在,充满着勇者的激情。”——查尔斯·古德奈特

  “那些挣钱的人是使我们民族受惠的人。”——P.T.巴纳姆

  “法外之民,必须忠诚。”——鲍勃·迪伦

  在紧接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些年里,北美大陆还只是部分经过勘察,这正是开拓者大好风光的日子。他们四下闯荡,寻找他人从未想到过竟会存在的东西,这些开拓者白手起家,在沙漠里觅来肉食,自岩石中钻出石油,从而把光朗带给千百万人。他们在一些看似不毛之地发现了新的资源,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新的手段,从那些力图有所发明或发现的人们身上挣钱。在旧世界,律师一向是维护传统的中坚力量,至此也成了一门开拓性的职业,从他人的希望中、从建设事业推动者和移民的成败中捞取好处。甚至联邦主义本身也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为律师、旅馆老板和酒吧伙计们带来生意,并导致奇迹般的新城镇的诞生。美国人的伦理道德,甚至他们抵制邪恶的崇高意念,也都变为一种资源,创造了新的企业,使那些以满足私欲为业的人大发横财。整个北美大陆,——在沙漠里、在地面下、在岩石中、在城市中心——出人意表的新机会层出不穷。

一、“地面上的黄金”

  美国人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肉民族。在旧世界,牛肉本是大富大贵人家桌上的珍馐美味,其他人仅是在节假日里才偶一得尝。但靠了美国开拓者们在半蛮荒的西部地区所作的不懈努力,美国百姓却得享贵族的口福。西部的大片荒漠之地,加上不可食用的草料和难以上市的野兽,正好为那些追逐新财富的人们提供了既难以捉摸而又颇具诱惑力的机会。西部的牧场主们和牛仔们并没有错过这一机会。他们的机运全在利用了看来无用的无主荒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富藏黄金的达科他地区一位向导加利福尼亚·乔声称:“地面下有的是黄金,但地面上的黄金更多。”西部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发现这种地面上的黄金。但他们一旦发现了它,就掀起了一股追逐新黄金的热潮,这股热潮终于使西部的面貌大力改观,并形成了美国人的饮食特征,还创造了一些非常独特的美国体制和民间英雄——其中就有那些牛仔们。

  谁也搞不清事情是怎样开始的。据传说,那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前不久,一列满载的政府运牛车在穿过怀俄明地区东北部平原时遇到了暴风雪,不得已丢弃在当地。第二年春天,火车司机回来查看车上的货物。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白骨累累,而是他的牛群竟然活着,而且膘肥体壮。它们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答案就在懵懵懂懂的美国人脚下践踏过的无穷资源上,这些美国人急急忙忙穿过“美国大沙漠”,有时候,他们要去的地方到头来却是一片贫瘠之地。在美国的东部地区,适于用作饲料的牧草是一种人工栽培的植物。由于雨量充沛,牧草生长茂盛,割下来后经过储存,牧草便会“干化”,成为营养丰富的越冬“饲料”。但在广阔西部的干旱放牧地上,那种遍地皆是的蓝节牧草常常因为干旱而枯萎。在这里养牛似乎风险很大,甚至完全没有希望。谁能想到这象在神话故事里那样,会有一种不需要雨水的牧草,并且不知怎样一来就能供牛群度过整个冬天。神奇的西部野草就是这样。它们有令人惊奇的适应性,因而优于东部牧场主们所栽种的牧草。这些牧草有几种名称,或叫野牛草,或叫格兰马草,或叫牧豆草,它们不仅不受干旱的影响,实际上,夏秋两季的雨量稀少反而成全了它们。它们不象东部人工栽种的牧草那样多汁,可是草茎短而硬。而且,它们不需要在牲口棚里“干化”,一长出便已干熟。如此一来,它们在整个冬天都可保持着自然的甜味和营养。散在户外的牛群自己觅食,依靠这种天赐的干草迅速上膘。年复一年,牛群还帮助栽植新的牧草,因为它们把草籽深深地踏入土壤之中,并接受冬季融雪和春季阵雨的浇灌。夏日的热风把草吹干,就象人工栽植的牧草在牲口棚里经过储存干化一样。

  冬天,积雪在牛群温暖的鼻息下融化,扩大了夏天因缺水而缩小的放牧区。即使冰雪复盖了格兰马草,西部放牧区的低矮灌木仍为牛群提供了“嫩饲料”。白鼠尾草(有时也称为美洲忧若)同其它鼠尾草一样,都有其非凡的特性,经历过寒霜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反而提高。

  西部牛群也同样有其惊人的特质。得克萨斯长角牛的辉煌经历源自西班牙。它们的原种由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传教士带入北美,养来食用或角斗。到十八世纪,已有数以千计头牛从传教团走失,游荡在外,野生野长。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移民大量涌入当时还是墨西哥一个省的得克萨斯,他们发现为数众多的野牛,身上没有任何表明所有权的烙印或其它标记。要搞到一群得克萨斯长角牛,需要的只是猎人的技巧。得克萨斯人忘记了这些野牛带有西班牙的血统,以为它们就是当地的野生动物——“比鹿还要野”的野生动物。

  墨西哥战争之后,那位学识渊博的随军科学家威廉·埃默里少校于一八五六年勘定了得克萨斯的南部边界,他报道说:“猎取野马和野牛是拉雷多和格朗德河谷一带其它城镇居民的一项日常营生。”但这类围猎并非儿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手说:“人们说得克萨斯的野牛驯服纯系误传,对徒步者来说,它们比最暴烈的野牛还要凶险五十倍以上。”得克萨斯独立后,人们在当地大部分地区牧养了这种牛;也正是它们促使牛仔应运而生。很少有哪一种野生动物象得克萨斯长角牛那样,对文明人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不无怀疑地读到过野牛如何左右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而得克萨斯长角牛对无数西部美国人则有着同样的魔力。其后果之一,诚如弗兰克·多比所说,就在于“马背上的美国人并非戴头盔的士兵,而是着长靴的牛仔。”他们独具一格,自豪,自信,言行粗鲁。得克萨斯长角牛使牛仔跨上马背,日夜与马鞍为伍,并定下了他们生活的节奏。而蛮荒西部的粗犷气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得克萨斯长角牛的野性。

  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得克萨斯,牛为人而活着;而在其它所有地方,人则为牛而活着。”旧世界的农民一向溺爱他们的牛,遇上恶劣的天气,他们会把牛拉到屋里,同全家睡在一起。东部的良种“短角牛”,按牛仔们的说法,也被文明宠坏了。“把它们从牛棚里放出来,散到放牧地上去,它们会不知所措,就象公爵夫人流落到荒岛上一样。”而长角牛则保持了野生动物独立生存的能力,使西部牧人可不必花费太大的精力去照料它们。它们的角长而尖锐,并非只用来摆摆样子,那些母牛知道如何使用牛角,同袭击小牛的野狼及其它野兽搏斗。长角牛喜好饮水,善于发现水源。它们可单独或小群牧养,不象游牧群一样需要大量水源。当几只母牛同它们的牛息出行时,它们甚至有其自己独特的防护办法。两只母牛留下警戒野狼的袭击,其它母牛则四出饮水,回来后再用奶汁滋养它们的小牛。

  野生动物的嗅觉使长角母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灵敏的鼻子可以帮它死里逃生。有经验的牛仔驱赶牛群,遇到急需水源时,会让领头的公牛充当向导。据讲,长角牛可以在十五英里以外嗅到阵雨。人们纷纷传说,牛仔如何听任牛群带路,经过四十英里的跋涉,终于找到了偏僻清冷的湖水或隐秘的溪流。

  长角牛觅食的本领已成了传奇故事。同一般的说法相反,它的偶蹄实际上使它无法扒下草上的冰雪,但它自有窍门,可以在冬天找到其它食物。它吃草的本领非同寻常,有一则姑妄言之的传闻,讲人们看到一张附着骨头的干牛皮挂在树上。据说,牛的主人解释道:“我的牛啊,尽是些贪吃的家伙。今年春上,那头老牛象松鼠一样爬到榆树上去吃榆芽儿,结果不小心吊死了。”就实际所见,得克萨斯种的牛确实会抬起前蹄,扒在三角叶杨的树干上,大嚼细嫩的枝叶,它们还会用弯角把千手兰修长的花瓣抵落下来。它们可以吞食仙人球果为生。在没有草的地方,它们会象鹿一样吃树木的嫩芽。据说,它们有山羊般柔软的脖颈,嘴可以细嚼,胃可以消化仙人掌和懈树的荆棘;而且,它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雪有着气压计一般的敏感。

  注定要使那么多人发财的得克萨斯种长角牛得天独厚,仅“靠清风丽日”便生育繁衍。无人耕占、无遮无拦的厂“阔西部,使它们成为一笔丰厚的财富。在格朗德河谷以北绵延几千英里的大片土地上,灌木丛生,水源缺乏,在这里,长角牛所需要的不是几十几百英亩土地,而是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它们需要整个得克萨斯。

  牧场主们的财富就是在公地上繁育成长的牲畜。有时候,牧场主们把这片土地称为“天赋之乡”,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客居身分。就象铁路修筑者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治理下的当然受益人。不过,铁路业人士在通行权之外只得到了特定的几块土地,而牧场主们则声称他们对整个未派用场的西部拥有一种剩余权利。他们四出放牧,视整个西部为自家的田园。“天然牧草”为他们的生活和生计奠定了基础。一八八一年,詹姆斯·布里斯宾将军在《牛运当头——在大草原上如何致富》一书中写道:《东部的农场主们已经放弃养牛,他们无法与大草原上的牛竞争,他们的牧地每英亩要花费五十、七十乃至一百美元,还要打晒干草用作越冬饲料,而西部的放牧地根本没有市场价值,整个冬天,牛群自由自在地游荡——地面上的牧草自然地干化,牛群甚至在一、二、三月分照样上膘。”布里斯宾想不通,在西部,致富只是举手之劳,“人们为什么偏要留在有人满之患的东部。”

  此时,牧牛业似乎正对开拓者的胃口,西部开发故事中的英雄们意气风发,以打天下为己任,在健壮的体魄中蕴藏着坚强的性格——这是尚武的美国人心目中第一个偶像。在这些英雄的身上,迭现了戴维·克罗克特和霍雷肖·阿尔杰两种人物的影子,他们如果没有闪避印第安人箭锨的矫健身手,没有连日奔驰的耐力,没有超群的好勇斗狠的蛮劲,是不可能发迹的。当时,象约翰·韦斯刊·艾利夫一样多才多艺的人,必然是一位牧牛人、一位拓荒者、一位城市奠基人。一八三一年,艾利夫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兴旺发达的农庄,后来,他就读于俄亥俄韦斯利安学院。这是一所新兴学院,那时,美国大量创办这类充满乐观精神的小型教育机构,创办者寄望于城市的兴起会给他们带来福扯。一八五六年,他父亲答应给他七千五百美元,条件是要他在一个合适的俄亥俄农场上定居下来。年轻的艾利夫谢绝了,据说,他只要了五百美元,用来在西部创业。他的第一步,是于一八五七年四月与一些朋友汇集在堪萨斯准州东部的一个会合点,在那里,他帮助设计了一个新的城镇,称之为俄亥俄城。人们从堪萨斯城拖来木材,修起了第一座建筑——一家典型的两层楼酒店。艾利夫靠大众认股筹措资金,兴建了第一家杂货店,随后又得到了一些农地。那些日子,堪萨斯仍因反奴隶制斗争的创伤而流血。拥护蓄奴和反对蓄奴的双方都急于防止行将建立的堪萨斯州落入对方手中,而暗杀便成了双方频频使用的手段。

  一八五八年秋季,科罗拉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了堪萨斯。一八五九年初,艾利夫卖掉了他在堪萨斯的财产,置了一队牛车和一些给养,随着人流涌向派克斯峰。到那里之后,他和两个伙伴一起在樱桃沟开了一家杂货店。到五月时,在通往丹佛的草原上已经排下了一万一千辆大篷车,沿派克斯峰一侧的南普拉特河络绎而来,在山间崎岖的旅途中,篷车的主人一路甩下他们的家当。许多人卖掉了他们的牛或把牛暂时托付给新建的“牧牛场”。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落基山新闻报》上有一则广告写道:“牧牛场!我们的牧场位于樱桃沟山口三英里以下的普拉特河河岸,在那里,建有宽大而坚固的·畜栏’,每晚替人看顾牲畜。每月每头牲畜收费一美元。”这些牧场主把他们的牛群牧放在平原上,经过上一个冬天,他们已经得知,牛群觅食当地的牧草,可以自己安然过冬,艾利夫和他的伙伴买下了成群结伙来丹佛的人们的筋疲力尽的载重牛,靠平原上的天然牧草喂肥了它们,转手又把牛肉高价卖给采金营地、肉店和下决心继续西行的其它篷车队。一八六一年,科罗拉多准州成立,艾利夫把他的业务向北扩展到已经日益繁荣起来的丹佛城附近。在那里,沿南普拉特河的北岸,他搞起了一宗大生意,专门调养移民们巴不得处理掉的拖垮了的牛,然后卖掉。艾利夫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许许多多的牛长期在沙石密布的道路上行走,以至蹄子疼痛难忍,只好卖给或换给牧场主,或交给他们照料。随着交通日益频繁,牛越来越多,牧场也同样越来越多,买卖这些‘拐牛’成了牧场主的一宗大生意;因为用不了多长时间,丰美的牧草就可以使一头这样的牛恢复过来,一旦它能胜任工作,就可用来换进别的走拐了的牛,也可以卖掉,也可以投入劳役。”其后,艾刊夫和其他一些人又买进公牛和母牛,自己也开始有了牧群。

  如果你懂得放牧,又能拢来一批牛仔,那么,你就可以在花费不大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放牧区域的使用是无须付出费用的,而牧草又终年生长。畜栏的修造也可以就地取材,用砖坯或小河边寻来的木篙,不花分文。每月只破费三十至四十美元雇几个牛仔,这就是所需要的全部劳力了。而牛肉则按活牛的毛重计价出售。饱食当地放牧区牧草的牛群,在几个月内,体重会增加四分之一。

  搞牧场当然也有风险:每年冬天,一些牧场主总要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牲畜。但管理得当自会减少风险,艾利夫就是这样成功地把冬季损失控制在百分之五以下。印第安人也是一个实际的、经常存在的威胁因素。一八六一年,艾利夫开始有了自己的牧群,他很幸运,邻居一位皮货商成了他的情报来源,这位皮货商娶了奥格拉拉族斯威夫特·伯德酋长的两个孪生女儿,靠了这层亲戚关系,他便能在印第安人进犯前便向艾利夫通风报信。一八六二年,当印第安人在怀俄明地区的袭拢益发频繁时,邮政总长下令放弃了那里的邮路,移至南普拉特河一线,如此一来,艾利夫也就有更多的生意。艾利夫从印第安人的威胁中得到的好处,并非仅此一端。他供应肉食给驻守在边远哨所的联邦军队,使他们能同印第安人打仗,由此也发了一笔小财,后来,该地区平定下来,当地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保留地里,他继续卖牛肉给联邦军队,以供养印第安人,生意依然做得不错。

  铁路延伸到西部后,西部的牛群一下子就打进了整个东部市场。而牛肉运销也促使铁路穿过西部。在南北战争结束时,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总工程师格伦维尔·道奇将军决定绕开丹佛和伯绍德关口,而让铁路穿越怀俄明南部,于是夏延就成了一个迅速兴旺起来的城镇。到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科罗拉多准州朱尔斯堡的大部分居民靠平板车迁到了夏延。眼光独到的艾利夫果断地签署了一份份合同,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队和保卫他们不受印第安人侵扰的军队提供数以千计的牛只。

  艾利夫从何处去搞到这数千头牛,又如何把它们运交出去呢?他需要另一类西部开拓者的帮助。对西部牧牛业来说,牧场主就是开辟道路的人,他们象铁路修造者之于东部大工业一样不可或缺。那时,北美一些地区仍然荒无人烟,没有遮拦,他抓住这个独特的机会,让活牛自己踏上旅程,自行完成运输。此举收益十分丰厚,在得克萨斯用三至四美元买下的一头公牛,到了北部可以卖到三十五至四十美元。

  能够驱赶牛群长途跋涉的人是不难赚到大钱的。查尔斯·古德奈特就是这样一种人,而艾利夫则给了他机会。古德奈特一八三六年生于伊利诺伊,一八四五年以来,一直住在得克萨斯;南北战争结束后,他开始赶牛运往北部。一八六八年,古德奈特应承赶运价值四万美元的得克萨斯牛到艾利夫在夏延附近的营地。两地之间本无道路,自然也没有铁路来运输牛群,古德奈特和他的伙伴奥利弗·洛文自行开辟了一条新的小道。“古德奈特一洛文小道”始于达拉斯附近得克萨斯的中北部,穿过佩科斯谷地,向北跨越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的东部,止于怀俄明南部联合太平洋铁路线上。古德奈特交付了牛群,艾利夫便将之高价售出:一些卖给了当地的屠宰场,一些卖给了铁路员工,其余的装上新建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货车,运往遥远的芝加哥,卖给了那边的商人。

  三千头牛,跨越八千英里路程,首次把这样一大批牲畜由得克萨斯运往怀俄明,所需要的技术绝不下于船长指挥一艘远洋客轮在变幻莫测的天气中横跨大西洋。当然,牛群是自己走路的,但推动它们走路,却要靠组织妥善的驱赶。

  牛仔们为长达一英里的牛群编好队型,他们要防止牛群扎堆儿挤成一团,又要避免牛群稀稀拉拉地散成一条线。两名最有经验的牛仔走在排头(称为“前导”),按照头领安排下的路线引导牛群。三名稳重的牛仔则殿后,负责“照料弱牛——那些拖腿货;因为牛群的行进速度取决于它们,殿后的牛仔需要注意让壮牛走在前面和旁边,不致妨碍了弱牛,这叫作‘压住阵角’”,其余的人分布在两侧“巡回游动”,以保持牛群的队型紧凑和同等宽度。牛仔们轮番从头换到尾,又从尾换到头(越接近前面,工作越轻),以分摊人员和坐骑的负担。一路上,牛蹄的橐沓声震耳欲聋,联络得靠手势,而那些手势大都是从大草原印第安人那里借鉴来的。

  掌握牛群的速度需要老练。“纵阵或快或慢,取决于两侧牛仔距中线(道路中央)的距离。因此,如果在两处水源之间有一段长途跋涉,两侧的人就要靠拢中线。在一般情况下,牛群横宽五十到六十英已,而休息前路程的长短则决定这一宽度,使纵阵变窄叫做‘挤一挤’,十英尺是最低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就会出现豁缝,而牛群也会小跑起来以图填补这一豁缝。这时,前导便要在头里阻止它们,因为不能让它们窜来跑去。调教一两个月后,牛群就会开始温驯一些,而为了使牛群温驯,也须要走得紧凑些。”供牛仔替换骑行的备用马匹则由一名看马人照管,他把这些马匹拢在一起,走在牛群前面。牛仔们吃饭则靠一辆伙食车,上面装着粮食和炊具,由厨子驾车,提前赶到下一个宿营地,一旦牧群到达,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

  每到夜里,担任警戎的人四下巡逻时,都会哼着歌曲或者吹着口哨。老资格的牛仔安迪·亚当斯解释说,“这样,酣睡中的牛群会知道,为它们守夜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听熟了小夜曲的牛不会轻易炸群。人们把这类曲子称作牛仔的“圣歌”,因为曲调大都来自记忆中儿时的教堂礼拜乐曲;但歌词讲的却是著名赛马中可歌可颂的事迹、赞许或叱骂牛群、重复从咖啡罐上看来的广告词句,或者干脆就是夹缠不清地骂天骂地。

  除了印第安人之外,最大的祸患就在于牛只突如其来地炸群。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夜间炸群更可怕的了,三千头牛刚刚还安静地以各种姿态躺着想息,会突然间立起身来变成势如奔雷的一群。它们横冲直撞,一路向前闯去,此时此刻,牛仔只有把性命托付给坐骑,同伙伴们一道冒险围堵。他们逼着牛群围着圈转,不断向中心靠拢,试图把圈子挤压得越来越小,让牛密匝匝地拥为一团,直到尘埃落定,牛群安静下来。如果牛仔们不能使牛群围成圈子,就一切都完了;牛群会象火花一样星散而去,消失在夜幕中。即使最为强悍的牛仔们也承认,炸群的牛使他们预尝到地狱里的滋味。古德奈特回忆说:“大群溃散的牛发出惊人的热量,而牛角和牛蹄撞击后散发的气味也几乎令人窒息。有时在冷天里,处在走动中牛群的下风,会感到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燥热;为了防止这种热流导致牛只的减重和脱力,有经验的赶牛人在牛群移动时总要保持它们的合理分布。牲畜的体热似乎传导电流,牛身潮湿时更是如此;一场暴风雨后,我曾见过驱赶牛群的牛仔们面孔焦裂,就象受了炉火的灸烤一般。”夜间,牛仔们往往发现自己仿佛盲人骑瞎马,看不清草原犬鼠的洞穴、流水冲出的沟渠以及悬崖峭壁,而这些,即使在白天也害人不浅。

  有时,在小道上跋涉几个星期后,人会和牛群一样神经过敏,此刻,就需要有一位强人来防止出乱子。据古德奈特讲,头领和牛群的主人“要对手下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不仅要尽量防止印第安人的侵袭,还要防止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相残杀。”在踏上旅途之前,古德奈特照例会“草拟一份协定,说明每个人应当做些什么。其中主要一条规定是杀害同伴者将受到众人的审判,如果被定罪,便当场绞死。”顺利地驱运牛群需要冷静克制,有条不紊,因此,古德奈特一类的赶牛人都禁止在旅途上酗酒、赌博乃至咀咒臭骂,查尔斯。古德奈特由于大批大批地向北方运牛而名利双收。一八六七年,他同爱尔兰人约翰。乔治·阿戴尔一道,建立了JA 牧场,很快便拥有十万头牛和一百万英亩土地。他创立了第一个牧场主协会,以对付得克萨斯盗牛贼。他并研制出用于驱赶和牧放牛群的新器具——不会翻转的新式马橙、新的喂料槽、安全横鞍等。为了改良得克萨斯长角牛,他又一道饲养东部赫勒福德牛和短角牛,并用美洲野牛同这些牛杂交,繁殖出一代新品种,称为“卡特洛牛”。

  古德奈特同他的第一个妻子厮守了五十五年,在她死后,他又以九十一岁高龄再婚,并生了一个孩子。他死于一九二九年,时年九十三岁。而他最喜爱的,还是赶牛人和牲口贩的生涯。他曾经说:“在小道上的那些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当然,那时有许许多多艰难险阻,要人拼出他的全部耐力和勇气;可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就再没有那种快乐的日子了。”伴随西部牧牛业而出现的牧牛区城镇,就象牛仔们本身一样富于美国色彩。兴建一座牧牛区城镇,需要有想象力,亦即相信事物可以一改其本来面目。约瑟夫·麦科伊就有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在《西部和西南部牧牛业简史》一书(一八七四年)中,麦科伊描述了自己有声有色的一生,他的一生,散发着牛群的气息,也反映着人们对西部不无夸张的希望。麦科伊生于伊利诺伊中部,父亲是弗吉尼亚的农场主,母亲是肯塔基人,他于一八六七年来到得克萨斯,年纪正轻,“渴望做一些对人对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就象古德奈特等人一样,得克萨斯牛的庞大数目以及把牛群运往北方的巨额利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便想找出一种办法来赶牛上市。他所想到的倒不是开辟一条新的赶牛小道,而是建立一个新的目的地。为什么不在北部一条铁路线上兴建一个牛栈,“让南部的赶牛贩和北部的主顾平起平坐地聚在一起,不受盗匪或惯贼的骚扰。”在这里,赶牛贩随时可以拒绝不合理的出价,因为他大可以把牲畜运往东边。麦科伊认为,如此这般地集结成千上万头牛必将唤醒一些毫无生气的堪萨斯小镇,使之日趋繁荣昌盛。

  这并非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一八六六年,大胆的得克萨斯人就曾驱赶牛群北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线上密苏里的锡达利亚,当年几乎有二十五万头得克萨斯牛来到那里。那个年月,赶牛穿越堪萨斯东南部或密苏里西南部得要有些胆量。因为得克萨斯的赶牛贩发现当地一些横蛮的定居者封锁了他们的去路,这些定居者厌恶外来牛群践踏他们的庄稼,又怕自己的牛受到病毒的感染。还有,盗贼也会乘夜晚惊散牛群,又假心假意装出帮找的样子,随后,每送回一头就索价五美元。此外,由于牛群得不到精心照料,幸存上市的牛只往往形销骨立,没有很大赚头。

  约瑟夫·麦科伊回忆道:“人生没有哪几种行业如同贩牛一样,大笔财富的得失系于一线。实际上,赶牛贩就象小孩子一般软弱,走错一步或者稍有差池,便会失掉整个牛群,而这却是他在世界上的全部财产。对于这一点,体会最深的莫过于那些每年出没在得克萨斯到密苏里州锡达利亚赶牛小道上的歹徒们了。如果赶牛贩备有现款,又可以与匪首面谈,自然不难保证牛群的安全通行。但这要花上一大笔钱,而很少赶牛贩会甘心情愿花大钱去买通人家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况且许多人又没有这个钱。”就在一八六六年,有一千尚未度过二十周岁生日的年轻人詹姆斯·多尔蒂,从得克萨斯赶着他的一千多头牛,想到圣路易斯的市场上去赚上一笔。麦科伊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此人的遭遇:

  进入密苏里州,他开心极了,乐滋滋地设想着美妙的前景,盘算着顺利得来的财富,但行之不远,就遇上了一伙狂呼乱叫、组织严整的武装匪徒,勒令他停下来。在他有限的阅历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伙自封为守护神的两足动物。他们穿着粗劣不堪的土布裤子,猎上装里面是劣质的短亚麻布衬衫,脚上蹬一双简陋的家制牛皮靴,身上背着阔大的斧子和粗刨,令人触目惊心。所有人都带一顶古色古香的烷熊皮帽,而且显然都是家制的。帽子下面,可以看到一张张酷似猩猩的面孔,显然不通人性,只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嗜欲——就象渴欲未曾精馏的最烈性威士忌。他们告诉年轻的多尔蒂“牛群不准再前进一步。废话少说。”多尔蒂开始轻声地同他们论理,但这就象在对鳄鱼布道。他们发现这个赶牛贩不过是个年轻人,大概没有多少生活经验,立刻就围上了他,这时一些匪徒就殴打他的同伴,并恣意凌辱他,与此同时,五六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则上来把他揪下马鞍,缴了他的枪,又用他自己的拴马索把他绑在树上,然后用山核桃木枝狠命地抽打他。趁此功夫,其他的匪徒便惊散了牛群。

  类此的祸患,启发了麦科伊要在西部更偏远处的铁路线上设立牛栈——使赶牛贩不必经由阿肯色和密苏里的移民定居区便可以把得克萨斯牛群运往目的地。他开始活动,试图吸引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和圣菲铁路沿线市镇上生意人和铁路职员们的兴趣。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总裁对他报以怀疑的一笑,并讲明他们不会在这桩事业中冒险花上一块美元。随后,他又与通往圣路易斯的衔接路线——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总裁接触,那位总裁接见了他,但那种屈尊俯就、目中无人的态度,使麦科伊(据他自己讲)“在离开其办公室时,不免有些儿纳闷,那和华创造了这样一位大人物,而且忍痛留他在尘世上,却没让他去治理宇宙,又所为何来。”但努力不懈的麦科伊终于同汉尼巴尔及圣约瑟夫铁路(从堪萨斯城至芝加哥)公司达成协议,得到了运费率的报价。随后,他决定在堪萨斯太平洋铁路一线挑选一个最为稳便的小镇,兴修牲畜围栏和其它设施,用以临时圈养大批牛群。这必然会吸引来自得克萨斯的赶牛贩,从而迫使铁路承认运牛也可以赚大钱。

  他把计划提交给江克欣城、所罗门城和萨莱纳的头面人物,据他自己讲,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散播灾祸和瘟疫的妖魔”。但他没有气馁。“一八六七年时,阿比林还是个死气沉沉的小地方,只有十余座圆木棚子,狭小、低矮、简陋不堪,其中十之七八用黄泥复顶,实际上,镇上只有一所用木瓦板盖顶的房舍。人们就在两间小屋子、其实也就是木头棚子里办理镇上的公务,当然,必不可少的酒吧也设在圆木棚子里。”酒吧老板是镇上唯一的显赫角色,并以他养的大群宠物草原犬鼠而闻名附近的乡村,他把这些犬鼠卖给过往行人当作珍奇玩物带到东部。据麦科伊讲,他自己之所以选中阿比林,“乃是因为这里居民稀少,水源丰富,牧草肥美,几乎处处都适于圈养牛群。而且,这里也是可以兴建完善牛栈的最靠东部的地点。”

  在六十天之内,麦科伊就把阿比林村改造成为一个设备齐全的畜牛重镇,有一处可以容纳三千头牛的围场,两台大型的费尔班克斯磅秤,一个牲口棚,一间办公室,当然还有“一座漂亮的三层楼酒店”。麦科伊随即派出宣传员前往堪萨斯南部和印第安领地,“指示他们搜寻一切能够找到的流离浪荡的牛群(实际上所有牛群都在流离浪荡,因为赶牛贩们全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并告诉赶牛贩们阿比林这个地方。”麦科伊的宣传员跃马扬鞭,从江克欣城出发,向西南方向驰骋两百英里,在现今的威奇塔城处渡过阿肯色河,然后直下印第安领地;从那里又掉头向东,直到发现牛群的踪迹。“追上牛群后,他们便向牛群的主人宣布那个引人入胜的消息,那就是:有一处舒适、安全的所在可以收留牛群,在那里,他们可以把牛卖掉或顺顺利利地将之运往其它市场。对赶牛贩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喜讯,因为怕出乱子,怕遇强暴,种种忧虑就象梦魇一般,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而现在他们听到的一切,简直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难道除了巧取豪夺之外,真会有人向得克萨斯的赶牛贩提供其它形式的接待吗?”

  于是,得克萨斯的牛群纷纷转向阿比林。一八六七年九月五日,从阿比林(在两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草原村落)发出了第一批货物——二十车皮的牛——之时,伊利诺伊的牧场主们就聚集在专门为此搭起的帐篷里大设酒宴相庆,歌声笑语,不绝于耳。到同年十二月底,已有三万五千头牛经由阿比林运出;几年之内,这一数字达到了一千万。麦科伊切切实实做了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心理上感到十分满足;除此之外,他还得到许多实惠。麦科伊最初挑中阿比林时,曾为全镇整个四百八十英亩的地皮花了二千四百美元。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则答应,每运一车皮的牛,便把所得运费的八分之一付给麦科伊。到第二年年底,麦科伊名下已拥有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积欠的二十万美元。至此,铁路公司就拒绝履行合同,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笔买卖当成一回事!不过,这并没有打击麦科伊的劲头。他当了阿比林的市长,而且,作为一个建设事业推动者,他还为一八九○年的人口调查草拟了一份乐观的关于畜牧业的报告,给西部他那块地方带来了大量投资。

  在美国崛起的新兴社会当中,阿比林只是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中的一个例子。一些城镇,象道奇城,就自夸为“牧牛城镇之皇后”、“最棒的美国小城”,并终于以其牧歌、传奇故事、电影和电视而闻名四方。可是,这一类型的城镇还有许多:在内布拉斯加准州,有许凯勒、卡尼堡、北普拉特、奥加拉拉和西德尼;在怀俄明准州,有派因布拉夫、格林河、罗克沟、拉腊米、希尔斯代尔和夏延;在蒙大拿准州,有迈尔斯城、格伦代夫和赫勒纳。其中一些注定要衰落下去,成为被人遗弃的新废圩。也有一些终于兴旺起来,但却与创建人的设想无关。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城镇的美妙机运还没有到来。

二、开放性牧区的种种仪式

  牛群和放牧区,正是天造地设,吸引开拓者去竞争,同时也使他们聚拢在一起。靠养牛为生,你不可能离群索居。人们只是把所谓,‘孤独的牛仔”浪漫化了,只道他们以马为伴,浪迹天涯,逍遥自在。但在西部,一位独往独来的牛仔要想一帆风顺地发达起来,决非一件容易的事,就象让哪个移民孤身一人横跨大西洋,或者让哪个西部开拓者孑然一身穿越北美大陆一样。独特的地貌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彼此依赖,并且创设了种种崭新的社会仪式,以区分他们的财产和划定各人名份下的权利。

  在牛群踏出的小道上,不久前还在南北战争战火弥漫的东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美国人又重聚在一起。安迪·亚当斯在他《牛仔手记》一书中写道:“这位南方叛兵是一个妙人,一个好伙伴,这是他第六次踏上赶牛小道。”这两个牛仔来往了一年之后,方才得知在“最近的那次不愉快事件”中,他们原来分属对立双方,而“南方叛兵”也就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绰号。北方佬和南方佬发现,在阿比林这样一个小天地里,要想事业兴旺,就需要相互尊重。一八七四年,在东部,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地方主义情绪仍然相当严重;然而根据约瑟夫·麦科伊的报道,涉及成千上万美元的交易单凭口头一句话便可敲定,并且得到严格的信守。“确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会陷入极度的困境,难以进行商业往来,也难以驱赶他们的牲口穿州过府……西部的牛只贸易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使北方佬和得克萨斯人在商业交易中互相接触,感情日益融洽。如今,这两块地方人们心中的情感已与六年前大不相同,平和多了。”在西部,由于人们不受既定法律的约束,也就摆脱了较为开化的东部的政治困扰。

  逃避旧日法网的流亡者在西部找到了归宿,但即使在这里,他们也不可能摆脱周围社会群体而独立生存。牧场主向北方驱运牛群——从得克萨斯抵达阿比林或道奇城的铁路线上——这一过程使牛仔们处在一种准军事体制之下。首领在“栖息地点”稍有不慎或步哨稀里糊涂打起瞌睡来,都可能给牛群带来灾祸,甚至导致全班人马丢掉性命。人们必须消除嫌隙,捺住性子,遵循赶牛小道上的严格规矩,否则,便会被抛弃或吊死或孤零零地给轰到一处荒凉的地方。

  在牛仔们各项有组织的活动中,向北方驱运牛群显然属于历时最长、管理最为严密的一项,但这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另一种组织严密的共同活动——牛仔们的定期聚会,则把每年的生活节奏固定了下来。倘非普遍信任他们自己的秘语和标志,并愿意遵从种种仪式,则西部的牧牛业便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而这些事物又都出自美国西部的独特条件,出自一种崭新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捕捉野牛,靠无主的土地上的野草放牧。

  法律既然鞭长莫及,牧场主们便按照某种制度在他们之间划分放牧区,这种制度是非正式的,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由牧场主们自行实施。在牧场主的全盛时期,即南北战争之后的二十余年里,每个牧场主都在他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放牧区中繁育他的畜群。最理想的是,放牧区始自河床,渐行渐远,最后止于山脊,山的那面,便是另一位牧场主的放牧区。所谓放牧区的开放性,是指没有藩篱把放牧区一一分隔开来,因为严格从法律意义讲,放牧区属于所有的人。大草原上的这些“牧场”不是以英亩计算,而是以平方英里计算。每个牧场主部尽可能把他的牛群圈在他按土地先占权而占据的放牧区中,为此,他会指派一批牛仔在他和邻近放牧区的地界上“走马巡行”。这些巡界者两人一组驻守在偏僻的“边界营地”中,分头巡逻牧场的边界,把主人的牛群撵回放牧区的中心,同时让邻人的牛群朝着另一个方向游荡。然而,在没有遮拦的广阔放牧区上,牛群时时会混到一处。因此在驱运牛群上市之前,就必需设法把它们区分开来。

  出于开放性牧区的这类需要,从而产生了“赶拢畜群”的活动。人们在这个时候划分他们的财产,同时,它也成了牧场主清点增益、庆贺收获的节日。当然,划分财产和庆贺收获这两件事孰轻孰重,因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早年,在干燥的西南部,放牧区遥相阻隔,牧场主通常以河床为界,圈出他们自行占下的土地,当时赶拢育群的活动主要便是为了庆贺收获。而且活动过程也比较简单。由两三个邻近的牧场主商定好时间和地点,便把周围所有的牛群驱赶到一个共同的聚集点去。这类赶拢畜群的活动很费力气,而且必需在坎坷的路上策骑许多英里,但它却无需悉心组织,因为这毕竟只涉及几个牧场主而已。

  “赶畜大会”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大草原自由放牧的年月里,赶畜大会算得上当地社会一项盛大的仪式。十几位牧场主听任他们的畜群在开放性的牧区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拣选开来。在此情况下,春季的赶畜大会就需要一番组织功夫,州或准州的畜牧协会通常都把放牧区划为小区,由各小区召开自己的赶畜大会。赶畜大会的繁杂工作统由与会牧场主指派的人员分头负担,每个牧场都会视其牧群的规模而派出相当数量的牛仔。这些牛仔们凑到一起后,便得听从大会的头目或主事分派工作,此人通常由小区的牛仔们选出,这些小区,宽可达四十英里,长可达百余英里。牛仔们分为一个个小队,在小队头目的统领下分散到村野上去,一路把他们撞见的牛群驱往集会地,这样,聚拢来的牛群可多达数千头。此时,在一些狭小的山谷中,从各处赶来的牛仔便开始大显身手,他们把母牛和小牛从牧群中“分隔”出来,给每个小牛打上它跟随的母牛的烙印。对带有外人印记的牛也会慎加区分,以便牛仔“把它们撵走”——引它们向主人的牧区的方向徜徉而去。

  驱赶母牛和小牛翻越山谷,穿行乡野,甚至在人还没有累倒之前,马匹已经拖垮了,为此,每个牛仔都要带上八到十匹马。春天的气息会使马匹发情,而荒山峻野又会令它们受惊,因此参加赶畜大会的牛仔,长途策骑之时必须要能够稳坐在颠扑不定的马背上。他必须懂得如何去对付数百头牛或者落了单的牛;必须能够驾驭烈马而同时舞动绳索去制服欢蹦乱跳的小牛。就象长枪比武成了中世纪骑士们的游戏一样,赶畜大会中的种种技巧也成了牧场主的游戏。

  赶畜大会第一个名字为“rodeo”,源出西班牙文的“rodear”,意为“围拢”;牛仔们的目的在于包围井聚拢放牧区上所有的牛群。只在很久之后,开放性的牧区消失殆尽了,“赶拢畜群”的技巧才转成专为演练而演练,而“rodeo”也转而成为专门取悦观众的牛仔骑术表演。从此,这种集会只是为了炫耀,让城里人观赏在开放性牧区全盛时期只有牛仔们自己才能看到的力量、风采和技巧。

  春季赶言大会是人们庆贺收获的一种仪式,也是牧场主显示所有权的一种仪式。而打火印的工作——给每一头新到的小牛烙上主人的标记——则把大会推向高潮。牛群全部赶拢到一处后,骑在马上的牛仔便熟练地把一头母牛和它的小牛从牧群中“分隔”出来。然后,他用绳索摔倒小牛,拖到炉火边,交给准备就绪的打印者。炉火里摆了许多烧得泛出白光的打印烙铁,分别带有参与这个赶畜大会的某个牧场的标记。打印者瞥一眼小牛尾随的毋牛身上的印记,便从火中抽出相应的烙铁。烧焦的牛皮发出了咝咝的声响,在小牛吼叫声中,亦即宣告某人的牧群又增加了一头牲畜。一位“记数员”手持铅笔,记下在这次赶畜大会上烙印主人得到的牛的数目,而牧场主就据此估算出他们的利润。

  春季有“小牛盛会”,秋季则另有一番热闹景象,通称为“牛肉盛会”。此时,人们所要忙的是选出育肥的壮牛,驱运到车站上,以便变卖成现钱。七月或八月,同样是牧场主们的收获季节。不过,人们在忆起赶畜大会的盛况时,想到的总是明媚的春色,喧叫的牛群,欢跳的牧犬等等。

  一些把牛仔理想化了的人发现,在赶畜大会上,牛仔们的公正原则得到了最高的体现。一个牧场主的生涯,始于赶畜大会,又终于赶畜大会。这种大会的规矩说明大会所特别关注的是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如果哪一头母牛身上的烙印杂乱不堪,搞不请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小牛就不会给打上任何人的标记。于是,小牛便归整个协会所有,用以支付共同的开销。如果一头小牛打错了烙印,就会牵来另一头小牛“抵数”,打回疏漏了的烙印有时,母牛带有远方牧场主的烙印,人们便会把它“撵走”,引它回到自己的牧场上去。整个仪式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合法而正式地拥有其新增的牲畜,并关照周知,同时把它们与开放性牧区上放养的混杂牧群明确地区分开来。

  牧场主们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放牧,如果土地原本不属于任何人,则他们如何去证实生养于斯的牛群的归属呢?几经困惑之后,他们终于确定了一套新的烙印标志,烙在每一头牲畜的皮肉上。有了这些临时创作的所有权凭证,他们才感到放心。由于人们和他们的牛群流徙不定,远离法庭和律师,文书契据的作用是不大的。谁愿意携带它们呢?又能把它们妥善地收藏在何处呢?

  因此,最好让牛只成为它们自身的所有权凭证。如此一来,任何人只要拿出牛来,就可以证实其所有权。

  老练的牧场主一眼便可以辨认母牛身上杂乱的烙印,其精确程度,丝毫不弱于伦敦大法官法庭律师依据法律来咬文嚼字的功夫。这种牛只烙印的学问,表明各行各业无不有其玄妙深奥而极其神圣的标志。这是牛仔们的图像学。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认出代表他自己的烙印和标记;不过,要想判定一头带有许多烙印的牲畜的所有权,那就得需要学问、经验和技巧了。一头小牛大都是在它生平参加的第一次赶畜大会上,被人用带了图形的炽热烙铁在皮上打印的。不过,在其它时候,还有别的办法来打烙印。例如,“草写烙铁”干脆就是用一根直火钳,象铅笔一样草写出任何合意的标记,这在当时就称为“草写烙印”。另一种“模压烙铁”则象一块铅字印模,上有特定的“盖印”,一下便可冲压在牛皮上。烙印大小不一,但通常高于二英寸,宽于四英寸,而高宽均不得超过七英寸。自然,烙印会随牲畜一道长大,因此,小牛身上的烙印如果只有三英寸高,几年之后便可能达到十二英寸。牧场主们都知道,烙印过大,又打在错误的部位,就会降低皮张的价值,所以,他们的标记只烧烙在牛的臀部、肩部或颈部。

  牧场主大部凭自己的想象力别出心裁地选定他的烙印图案,只要不与其他人登记的图案重复就行了。最初,在烙印的选定上,只有非正式的协议: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各个州和准州纷纷颁行了烙印登记册。这些登记册展示了烙印图案和牲畜身上的烙印部位,还列明了其它附带标记(诸如“耳戳”,剪缺左耳或右耳,或双耳;或者在牛颈部下垂的皮肉处刻下痕记等等)。主人尽可以把他脑海里闪现出来的任何字母、图形或乱七八糟的符号拼凑在一起,不过,既然烙印是牧场的标志,他就得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起初,牧场主可能只用他自己或妻子儿女或牧场名字的首字母,但登记在册的烙印越来越多,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有趣、怪异和莫名其妙的组合。例如有一位牧场主采用了“TM”的印记,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他的牧场离一家酒吧有“二十英里”(Twenty Miles)。

  但怪也不能怪得出了格儿,不管什么烙印,都必须使盗贼难以窜改。例如,字母“C”就很容易改成字母“O”或数字“O”;字母“I”就可以改成其它十几个字母,或看去象是数字“I”而可在后面加上别的数目字。各种图案设计,诸如把字母重迭,给字母框上方框,或在首尾两端横划上短线,都可以使人难以做手脚。

  盗牛贼则使出种种招数来更改烙印。如果盗牛贼设法得以在赶畜大会上受雇为打印工,他便会瞒过众人在一些小牛身上打上“空头烙印”。而所谓“空头烙印”就是没有登记过的烙印,盗牛贼造它出来,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盗牛贼亲手操纵着打印烙铁,将之浅浅地印在牛的皮肉上,很快便会消失;事后,在他方便时,再打上自己登记在册的烙印,把小牛据为己有。更便当些,还有“皮毛烙印”——即不论什么烙印只管浅浅地印上,以后等待时机盗牛贼再在上面盖下自己的烙印。

  烙印大都晦涩深奥,因而朗读烙印便成为一种高度技巧的本事。由于任何牧场主可以自行决定他的名字的发音,同样道理,他也可以决定他的烙印各个部分的读法。不过,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公认的成规。根据这些成规,“A2”读作“大A2”。“Lazy”是指倒过来或横过来写的字母,如此一来,在“Lazy M Bar”中,M 就应竖起来写,并有一条横线划在烙印下面。围绕某个字母的一段曲线称为“四分之一圈”。用一条竖线平分的环形称为“扣子”。用曲线划出的“W”字样称为“草体W”。字母或数字(例如“7”)两侧如有两道外延的曲线,就读作“飞7”。还有大量的特别同汇,比如“痛打”、“揍傻瓜”、“猪圈”等等,让生人听起来,就象是一些俚语。但对已经入门的牧场主来说,它们却有着确切的专门含意。“牧场切口不难理解,”一个牛仔就曾说过,”你只要事先搞清别人的意思,此后,别管他嘴上说些什么。”烙印也象盾形纹章,笼罩着神秘的气息,成了民间传说中有声有色的话题。就拿名重一时的金氏牧场的主要烙印——“草体W”来说吧。没人确切知道理查德·金上尉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把这个烙印打在他的牲畜的皮肉之上,或许最初是在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九年,他在得克萨斯的努埃塞斯县把这一烙印正式登记在册。在行话中,它的特定称呼是“草体W”,但一些人更喜欢当地墨西哥人沿用的富有诗意的西班牙语名称,管它叫“小蛇”。这种蠕动的爬行动物的形象(意味着“不要碰我!”)对盗贼和歹人多少起了一些阻吓作用。一种更为实际的说法讲到,一八六二年,金上尉买下了某个威廉·曼恩的畜群,同时得到了他的三个烙印,其中就有一个“草体M”。为了使“草体M”非他莫属,他干脆把“M”颠倒过来,成了“草体W”。而且这个烙印有许多优点:它写起来能一气呵成,没有重叠的笔画(重叠笔画的烙印会烧得过深,易招螺旋蛆,愈合后可能出现一片模糊);它特别易于用“草写烙铁”书写(如果手头上没有“模压烙铁”的话);而扭动的图形又使人难以更改。同时,它简单明快,引人注目。

  诠释土地契据需要熟谙行话,诠释牛身上纷杂的烙印同样需要如此。烙印不仅标明牛的主人,也可能标明某一桩交易,而见多识广的牛仔更可以从所有的记号讲清这头牛的全部来历。当然。说明牛的第一个主人的第一个烙印,是在小牛初次参加赶畜大会时打上去的。但人们往往难以搞清哪是第一个烙印。而牛身上还会带有“发售烙印”或“反印”,此乃原主烙印的一种变体,意在表明原主已同意把牛出售。随后,自然就是新主人的烙印。在驱运过程中的牲畜可能还带有“旅途烙印”,在上路前打好,用以区别途中碰到的其它畜群。在得克萨斯,按照法律规定,牛的颈部还有特别的“县印”(得克萨斯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县印),使盗贼难以下手。因为如此一来,除非盗贼设法换上登记第一个烙印的那个县中的某个烙印,否则,他就必须为每一头盗来的牛换两个烙印。

  老练的牛仔凭借烙印登记册,不需向任何人询问任何问题,就可以知道牛的许多事情。他可以讲出牛只出生在得克萨斯的哪个县,换过哪些主人,主人姓甚名谁,住在何方,他还可以知道牲畜是靠脚力驱往北方还是经由铁路运来。西部有一句口头禅,说“这畜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还真大有看头。”那些身上根本没东西可看的牲畜,则在西部招来许多麻烦。它们通常称为“马弗里克”。典故出自得克萨斯一位牧场主塞缨尔·马弗里克(1803-1870),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他从来不给小牛打烙印。有人说他懒,根本不走这门心思;也有人说他就是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没有烙印的牲畜都是他的。不管什么原因,总之,“马弗里克”一词广泛流传开来,专门用以称呼那些既没有烙印、又没有母牛伴随的小牛。牛只贸易在得克萨斯发韧之初,这类小牛当然属于发现了它们、又最先打上自己烙印的人。但后来,按照习俗,牧场主只能给闯到自己放牧区来的“马弗里克”打上烙印。而制造此类无主小牛所用的诱惑手段实在难以抗拒,没人知道“马弗里克制造者”究竟搞出了多少头失去母牛的小牛患。在偏远的放牧区,任何牛仔,只要自觉心里并无不安,又有一支六响枪,杀掉母牛,即刻便可把任何人的小牛据为己有。

  赶畜大会这种公开仪式,就意在帮助牛仔抵制此类诱惑。打烙印时,通常有好几个牧场的人在场。较之更改壮畜的烙 印,在无主小牛的烙印上作手脚,或许成事的机会反要少些。说到美国西部的新技巧,很少有人能象“印匠”(或称“涂抹烙印者”)那样,把本领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与关起门来炮制假画或假古董的人不同,“印匠”的行当规模很大。虽然一次露馅儿便可招来杀身之涡, 而每次作伪获利又不多,但一名“印匠”只要手脚利索,技术熟练,短期内就可以蓄起一支牧群,并且,他的伪造本领很快就会被人赏识,四处传播。

  在牧牛业中,相当于橇杠或其它盗窃用具的利器是“草写烙铁”,简单的一根火钳,就可用来随意划出任何图案。搞到后来,它使得人们全部疑神疑鬼,以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得克萨斯和其它一些州实际上都禁止使用“草写烙铁”。其实,“草写烙铁”本来就笨重,不便随身携带,因此,精明的盗牛贼自有更方便的工具。只要随便找一块金属烧热,即使仅是一片破烂的马蹄铁,都可以用来抹去原有的烙印,换上一个新的。讲到方便的作伪工具,轻巧而又便于隐藏的,只需一段打包线或电报线就行了。卷绕起来,可把它们塞到口袋里,同时又能弯曲成许多不同形状的烙印,而且这类金属线很细,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贴到愈合后的烙印创口上,搞它个面目全非。老练的烙印伪造者不仅清楚认得自己的伪造烙印,而且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给它们改头换面”,以及用的是什么办法。在赶畜大会后的几天里,牲畜还带着新鲜的创口,在烙印上加一两条线是不易察党的。办法是弄张潮湿的毛毯或鹿皮蒙在牛身上,然后透过它们打上自己的烙印,如此留下的标记与以前留下的合法烙印便十分协调匹配。由于“印匠”的技艺如此精湛,以致人们只看活畜的外表,等闲无法识破他们的把戏。一些州确实要求或饬令屠夫出示宰杀后的牛的皮张。如果皮张上看不到正当卖主的合法烙印,那屠夫可能就有麻烦了。

  牧场主和牛仔之普遍尊崇烙印,一如人们之尊崇图腾、检验印记和家族纹饰。牧场大都沿用牛只烙印的名字;而牛仔之表明身分也会同牧场的烙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是圆栅G的人。”

三、私人对公地的争夺战

  虽然“牧区法则”——诸如赶言大会的规律、烙印的学问等等——都有其引人入胜的精妙之处,但在某些基本向题上,其答案仍是含混得令人费解的。由于土地养活了牲畜,因此所有牧场主的财富最终都来自土地。但土地归谁所有?或谁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牧放牛群呢?在旧世界,靠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习俗惯例,靠年代久远的文书契据,靠长期以来的公众默认,这些间题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美国西部,一切都仍是悬而未决的。牧场主在西部之所以扰攘不堪,起因不在于人们拒绝烙守十诫或拒绝遵从简单的正义原则。新的问题不在于人心奸诈,而在于情况含混。

  来自社会业已定型的地方的一些人不知底细,一味嘲笑幼稚的美国人把世间芸芸众生全都划为好人与坏蛋两种。东海岸一带的美国人倾向于接受这一讥讽。但实际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西部开拓者道德观念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把好人与坏蛋截然分开。恰恰相反,传统道德观才倾向于如此决绝,而西部开拓者的道德观却象混饨初开的新大陆一般,处在难以捉摸的状态之中。

  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有如一团瘴气,笼罩着牧场主割据的西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章。它喻示了美国不断出现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它是由西部的种种机会所造成的,是由新的资源和前所未有的财产所有权形式所造成的。在那些年月里发生的许多凶暴争斗,在别的地方都被说成“法律”与“无法无天”之间的冲突,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在争斗发生的地方,对与错似乎人人有份。而就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状态中,产生了西部新版本的“南北战争”。一八九二年,在怀俄明州爆发的所谓“约翰逊县战争”,再明显不过地显示了含混局面所掀起的波澜。西部牧牛业者和后来侵入的牧羊业者之间尽人皆知的宿怨,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两种不同牲畜的需求所引起的冲突。当年西欧的圈地运动中,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约翰逊县战争却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部道德规范模糊不清的全貌,看到合法与非法、诚实与奸诈的新混合体。这场独特的争斗,根源在于大草原上牛群激增,而在一八八三年达到了高峰。詹姆斯·布里斯宾所著《牛运当头——在大草原上如何致富》一书连同许多其它书籍,以及数不清的流言和传说,引来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数百万英镑的资金和美国东部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只要来到西部,在哪里定居是无关紧要的,”布里斯宾指出,“不管在哪里,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比留在东部要好得多。”不消几年的功夫,放牧区内已经是牛碰牛、人挤人了。英国各养午公司的利润很快便高达它们投资的三分之一。而外国投机家总是设想在西部的天然放牧区内牛群永远不会嫌多。但当地的牧场主们对此却有更清楚的看法。

  由于惧怕过度放牧,会使草场荒芜,同时,又不相信那许许多多没有登记自家烙印的小牧场主会尊重他人的烙印,于是,已经站住脚的牧场主们便自动组织起来。他们的协会当然旨在保护带有各自烙印的牛群,但也是为了维护大牧场主对开放性牧区(公地)中某些土地的控制权,虽然他们对这些土地并没有任何法定权利,但却声称自己拥有所有权。到一八八五年夏季,牛价开始下跌。围筑栅栏的费用也增加了,协会的会费又重,而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外国投资家仍在蜂拥而来,使得牧区不胜其扰。除此之外,还有步步进逼的牧羊业者,他们的羊群啃光了青草;再加上寸土必争的农场主,他们要驱逐放牧的牛群才能维持生计。

  两个多灾多难的冬天,把牧牛业者的厄运推到了顶点。一八八五至八六年的严寒已经预示了不祥,而一八八六至八七年更出现前所未见的暴风雪,带来了一场浩劫。放牧区被历来最厚的雪层覆盖着,狂风呼啸,饿得奄奄侍毙的牛群拥挤在栅栏边,跌跌撞撞地陷入颠狂状态。就在此时,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授权总统清理非法圈占的公地;于是,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一纸公告便使本已难挨的局面越发糟糕了。总统命令把所有牛群撤离印第安人保留地,为此,他派出了菲利普·亨利·谢里登将军率领联邦部队去监督撤离工作。政府官员还拆除了夏延到阿拉珀霍一带公地上的私人栅栏:这样,在又、一个严冬来临之初,已经拥挤不堪的牧区里又增加了二十多万头牛。而在与东部的良种驯化牛杂交之后,“改良”了的得克萨斯长角牛长了肉,但却失去了纯种长角牛吃苦耐劳、擅于自我存活的习性。于是,大雪顿使放牧区变成了屠宰场。转年春天,放牧区内但见牛尸遍地。为了帮助牲畜度过难关,人们剥下了树皮当饲料,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柳树的枯枝败叶仍能使人回忆起那一年冬天的拼死挣扎。

  怀俄明的牧场主们,尽管阅历丰富,但面对牛价的下跌,加上在这块他们以为可以独揽的上地上新移民日益加厉的敌意,一时不知所措,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求告。他们的主要依靠是怀俄明牧主协会。这是美国社会团体先于政府成立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该牧主协会成立于一八七三年,当时,只有十名成员,总共拥有大约两千头牛。但不过十余年的时间,这个协会就扩展到了邻近的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以及蒙大拿准州和达科他准州,共有四百多个成员,拥有两百万头牛。在面积将近整个西欧那样大的美国西部辽阔土地上,由于不存在有效的政府管理机构,这个协会便制订和实施它自己的法律——关于烙印、赶言大会和牛群驱运的种种条例。遇到无主的小牛,便打上这个协会的烙印,然后拍卖掉,得款则用于资助协会的开销。每年二月十五日到春季赶言大会之间那段时间,则禁止给任何流散荒原的牛只烙印。这个协会在大的集市和铁路枢纽部驻有监督员,以寻查被人偷走的带有协会会员注册烙印的牛。这些牛只一经查获,便物归原主;如果距离大远,他们便把牛卖掉,再把收入如数奉还失主。这个协会的法规因此也就成为这个牧区的法规。

  在英国,习惯法的基本特点在于土地与所有其它东西之间的区分,也即“不动产”(土地和附属于土地或具有土地特征的其它形式的财产)与“动产”(个人财物)之间的区分,对于英国这个历史悠长、居民拥挤、社会稳定的国家来说,这一区分看来是合适的;因为在那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又早已精确地规定下来,相沿至今。在英国习惯法产生的年代,中世纪封建主义既是一种治理制度,也是一种土地所有权制度。拥有一块土地,就意味着拥有一份治理权。但美国辽阔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并没有主人,也没有治理者。你不可能凭着看见牛在谁的土地上,就说出牛的主人是谁;因为土地属于所有的人。你也不能凭着看见牛在谁的监管下,就说出牛的主人是谁;因为在人迹罕到的放牧区,牛只成群结队地游荡,根本没有人照料。

  在美国西部,旧日的划分标准是不适用的。而借用习惯法的术语把牛只称为“动产”也不够确切。那里的牛群是活动的财产,是自行活动的财产,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并在本来没有道路的荒野上踏出路来。这种形式的财产特别适合流动不定的美国人。牛群不断移动,寻找稀少的格兰马草叶,以此保存生命;它们不断移动,穿越荒无人烟的土地,走向铁路,走向集市,为其主人赚大钱。

  怀俄明牧主协会本身就生动地体现了美国特有的那种含混性。它使大牧场主非法占有的放牧区带上了合法的色彩,而使小牧场主和拓荒的农场主合法占有的土地带上了非法的色彩。该协会的成员固然是最先到达那块地方,但他们却把后来的人看作仇人,只会瞎凑热闹,为非作歹和制造混乱。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先到的人对放牧区的权利决不优于其他任何人,但他们引用的却是西部移民的土规矩,结果是,先入者为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牛群的主人不断增加,只此一点,就使各种烙印夹缠不清,无法同别人的烙印区别开来。到一八九一年底,仅在怀俄明一地,便有五千个不同的烙印,而且数目有增无己。在蒙大拿,一八八九年已有六千个烙印登记在案,到一八九二年,则几乎翻了一番。

  对任何迅速扩展的小牧群的主人,都需要留意。人人知道,滥用打印烙铁乃是攫取牛群的捷径。俗语有道:“打印快手牲畜多。”一些大牧场主或他们雇用的伙计,确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庞大牧群的。他们熟请这个行当的各种花样,对旧日的一切记忆犹新,人们都不太相信他们。而他们的协会,虽然自愿自地发号施令,却也不想在诚实的小牧场主与偷过不多几头牛的盗牛贼之间作出认真的区分。为了安全起见,只要对方是陌生人,而他的牛群又带着难以辨认的烙印,便加以怀疑。烙印登记簿和各个牧场主协会,如果不能帮助老实人证实他们的财产,使盗贼无法以假乱真,那么又有什么用处呢?经历了一八八六至八七年大风雪的沉重打击,怀俄明牧主协会便一蹶不振,遂于一八八八年把它的大部分权力移交给怀俄明准州议会设立的畜牧事业督导局。但情况表明这个督导局也不能胜任牧主协会撒手不管的工作。

  到一八九一年春季,怀俄明牧区陷入了一片无人管理状态。牧主协会固己变得软弱无能,而新的怀俄明州(一八九○年七月十月加入联邦)的州政府又没有足够力量去整饬地方。盗牛贼和无主小牛的制造者遍地皆是,那些殷实的牧场主的庞大牧群此际则成了平民主义者新的一轮宣传炮火的轰击目标。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夏延《每日导报》写道:“一些一年以前还是品格端正、无可指摘的人,如今竟公然出手在公共放牧区进行掠夺……所有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都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仅视若无睹,而且还加以喝采……一些较大的牲口行曾作出多方努力,把作奸犯科者送交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大陪审团竟拒绝起诉;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小陪审团虽然面对提交给法庭的确凿证据却裁决被告无罪。”盗中贼大肆偷牛,农场主则大开杀戒射杀牛只。法律规定农场主要用栅栏圈起他的土地,把牛挡在外面,但许多农场主却不肯花钱建栅栏,宁可坐等牛群踏上他的土地,然后放上一、两枪,就有了一冬的牛肉下饭。虽然大牧场主坚持说,天意注定他们的家园并非“一块弹丸之地”;但联邦土地法却仍然把每个新移民可以拥有的土地限制在一百六十英亩之内,要想搞有利于农耕的灌溉,这个面积实在太小了。至此,出于防卫的目的,牧主协会和它的为数众多的会员于是组织了一场反击。在一八九一年秋季,他们开具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盗牛贼所用的种种烙印,并在集市上采取措施,制止出售带着这些烙印的牛。他们没收了所有这些牛只卖掉,所得款项则用于公益。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在怀俄明州中北部的约翰逊县,两名涉嫌盗牛贼中了埋伏,被当场击毙。当地舆论认定这是两家大牲口行于的罪行,从此约翰逊县战争便拉开了战幕。

  一八九二年春,小牧场主公然漠视怀俄明牧主协会和它的代理机构——畜牧事业委员会的存在,宣称他们要比该会订下的日期旱一个月举办赶畜大会。按照约翰逊县的惯例,这实在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亦即表明那些人有意要给他们选中的随便哪一头牛打上自己的烙印。大牧场主则认定机不可失。如果他们不能趁机恢复人们对放牧区法则的尊重,那么只好等着完蛋。他们决定给约翰逊县的人们一点厉害,以资警诫;据他们讲,约翰逊县的人只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副业偷牛的牧场主和副业放牧的盗牛贼。”只有重重地给点厉害他们看看,这些不法之徒才会吓得服贴起来,顺从放牧区的法则。该协会的总部——夏延俱乐部,乃是这些大亨们最喜爱的一个聚集之地;他们当中,有来寻求刺激、谋取暴利的英国贵族,有出身波士顿、费城和纽约名门望族的东部冒险家,有精力旺盛、白手起家的西部牧牛业大工,甚至还有几个饱学之士。例如欧文·威斯特一八八二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为《林·麦克莱恩》和《弗吉尼亚人》两本书和其它关于牧牛之乡的故事收集素材。

  怀俄明牧主协会靠一千美元一份的捐款,筹措了一笔战争基金,据传有十万美元之数。他们秘密地组织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武装,其中二十六人是由汤姆·史密斯招募来的,他以前曾任牧牛业侦探,曾因在怀俄明的工作而被指控犯了谋杀罪,后来又在得克萨斯当上了治安官。他对从老远得克萨斯的帕里斯和拉马尔县招募来的人员,许诺每天付给五美元,并包下日常开销。此外,还给每人保了一份三千美元的意外险,每杀人一名则另有五十美元的额外赏钱。这些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一些人曾经作过联邦法院的副执法官,对执法事宜应该略通一二。人们告诉他们,此行是为打击怀俄明州约翰逊县的歹徒。这里面最惹人注意的一位名叫D 布鲁克斯的人,后来以“得克萨斯小子”的绰号名噪一时;而在这一伙人当中,只有他一个由于参加约翰逊县战争种下的祸因而伏法。因为一年后,这位“得克萨斯小子”在阿肯色的史密斯堡被判处绞刑,不是冲着在怀俄明的屠杀,而是冲着他杀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当时只为妻子抱怨他不该去侵犯人家。在绞刑架下,他申辨说,要是他知道约翰逊县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怎么也会到怀俄明去。

  回头且说怀俄明牧主协会的雇佣兵,在丹佛集结在一辆专列火车上,车上还载有鞍马、大篷车和露营装备。火车抵达夏延时,客车车厢的窗帘紧闭,整个行动都保持秘密。邻近的一个联邦贸易站则给他们供应毛毯和其它装备。火车在一八九二年四月六日清晨到达铁路线的终点卡斯琅。他们下车之后,便与怀俄明牧主协会的会员和该会在当地招募的人员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芝加哥《先驱报》的一个记者,还有一个准备为他们裹伤,或者更有可能是为他们的敌人裹伤的外科医师。接着,他们就翻身上马,直奔约翰逊县的县城——布法罗小镇而去,这里是四方闻名的盗牛贼的避风港。一鼻孔出气的怀俄明州州长则担保州的国民警卫队不会出面干预。在离开卡斯珀之前,这批行动填密的进犯者还割断了通向北方的电报线,免得走漏风声,惊动那边的人们。

  在前往布法罗的途中,他们杀了两个人,这两人躲在一所偏僻的小屋里,被认为是盗牛贼,其中一人出门打水,中了埋伏,当场丧生。随后,他们放火焚毁小屋,又枪杀了另一个拔腿逃命的人。这点零活耽误了一点时间,使约翰逊县的居民警觉起来。四月十日,当他们逼近布法罗镇时,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发现去路已被约翰逊县居民的武装队伍封锁了。他们没有去攻打布法罗镇,扫荡贼窟,反倒望风而走,撤到距离布法罗十二英里的哈里斯医生的TA 牧场,在坚固的牧场建筑里躲避,头一个夜晚,他们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二百余人的布法罗镇居民武装队伍,此时却开始攻打TA 牧场,这一行动证实了入侵者心底的忧虑——那些不法之徒果然占领了怀俄明。如今,他们这些“执法”的入侵者竟成了瓮中之鳖。但牧场的房屋形同坚固的堡垒,可以用来暂避一阵,特别是因为攻方没有大炮,而邻近的麦金尼要塞的指挥官又拒绝借给。于是,这支居民武装队伍就利用缴获的四轮大车,把它改装成移动式胸墙,并称之为“冲锋车”,试图用来接近壁垒森严的牧场房屋,以便利用手中的大量炸药。就在“冲锋车”节节迸逼的紧要关头,开来了三个连的联邦骑兵。这是因为怀俄明州代理州长是牧主协会的好朋友,他请求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派出麦金尼要塞的这些军队,前来约翰逊县“恢复法律和秩序”。说得明白些,这就是说怀俄明的大牧场主需要联邦军队出面干预,免得他们被愤怒的当地居民私刑处死。陷在包围圈里的入侵者于是喜孜孜地向联邦军队的指挥官缴械投降,后者把他们带到了夏延,并安全地收容在D.A.拉塞尔要塞。

  有四十六人投降了。其中,半数左右是外来的得克萨斯枪手;其余都是怀俄明州有头有面的公民,包括一名牧主协会的前主席、一名畜牧事业督导专员、一名州水利局专员、一名联邦法院的副执法官、至少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及其他差不多的体面人物。而美国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去干这样的一桩善举,用意只为拯救西部某些声名显赫的公民,免得他们落到当地执法官员的手中。

  这批入侵者从未受到认真的审判。最后,军方把他们移交给了约翰逊县当局,但达成了一项谅解,商定不在约翰逊县审判他们。

  与此同时,哈里森总统在怀俄明牧主协会的敦促下,发表了一项特别公告,要求怀俄明州所有公民停止干扰美国的法院和法律。有人曾经目睹入侵者在前往布法罗的途中杀害两条人命,但这些证人却被联邦法院执法官下令逮捕,罪名是向印第安人出售威士忌,从此再也不见踪影。当约翰逊县看来确实没钱支付对那四十亲人旷日持久的审讯时,夏延地方法院便令入侵者各自具结,随后就开释了他们。一场厮杀烟消云散,约翰逊县战争只撇下了三具尸体——入侵者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枪杀的两人和那个“得克萨斯小子”,而后者之所以被处决,却是由于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谋杀罪。

  这场战争,就象许多其它战争一样,交战双方两败俱伤。大牧场主没能在放牧区重建他们那种法律和秩序,也没能驱逐小牧场主或自耕农。打上任何一位入侵者烙印的牛只,现在比以往更缺乏安全,常常莫名其妙地被偷被杀,不怕有人来索取赔偿。另一方面,约翰逊县的居民以及那些小牧场主和小农场主,也没有真正得胜。与入侵者和大的牧牛业主关系密切的州共和党人组织,失势不过两年便重新上台。此外,为公布那次入侵事件真相以使大牧场主名声扫地而作的努力也落空了。一八九四年,阿萨·希恩。默塞尔(《西北牧畜杂志》富有胆色的创办人)根据大量材料写成和发表了一篇报道,并印成专刊,题为《草原蠢贼或牧场主一八九二年对怀俄明的入侵: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丑闻》,但这篇报道随即遭到法院的查禁,专刊全部都被没收,付之一炬。只有其中几份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但该书的印版已经被人销毁。而默塞尔则以邮寄猥亵物品的罪名受到控告,被迫关闭了他的出版社。怀俄明牧主协会的人甚至弄走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版权本。在很长时间里,如实谈述牧场主们对约翰逊县的入侵成了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整整半个世纪过后,才有杰克·谢弗的小说《原野游龙》(一九四九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敢于旧事重提,而在此之前或以后,委实很少见过执法人员与不法分子如此彻底地搅在一起。即使隔了这么长时间,仍然很难把他们分个清楚。

四、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徒

  开拓者的道德观造就了一种坏人不算坏和好人并不好的局面。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联邦法院执法官竟被盗牛贼和牧牛业大王所买通,而亡命之徒和自警团的成员却宣誓要“严格执法”。开拓者的忠诚体现在他乐于凭着单枪匹马,替朋友报仇雪恨,守护他们的牛群,或保障他们的财产。在那个时代,人们既有患难与共的好友、搭档和“伙伴”,又有不共戴天的死敌。分清是敌是友或一见面便认出一条好汉子,比搞清“法律”是否站在你这一边可要容易得多。

  火器在民间的广泛流行以及人们对快速拔枪本领的高度评价,使得一枪命中目标成了是否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标志。旱在殖民时期,为了应付荒野中的不时之需和对付印第安人的威胁,美国人家家户户都备有武器。联邦宪法就明确规定人民备带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

  从前在西部流行的六响枪,乃是人们所知的最早的快速连发武器,这种枪便于携带,任何受过开枪训练的人,都可以仰仗它来“执法”。经过改良的六响枪,是为了适应得克萨斯牧牛人在林木不生的大草原上的特殊需要。面对科曼奇族印第安人的威胁,十九世纪初从美国各地来到得克萨斯的移民,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利。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冲突通常是在马背上展开的。而往往在得克萨斯人重装弹药之际,身手不凡的科曼奇人已经策骑三百码远,并能射出二十支箭。即使得克萨斯人作出最大努力,在步枪之外再带上两支大口径单发手枪,但放过三枪之后,他也得停下来装填弹药。总之,步枪在马背上是施展不开的。

  一八三○年,十六岁的康涅狄格海员塞缨尔·科尔特在前往新加坡的远航途中,用木头削出了第一支模型左轮手枪,当时,他脑海里根本不知道得克萨斯拓荒者的需要为何物。两年后,科尔特向设在华盛顿的专利局递交了左轮手枪的说明书。科尔特所设公司采用可互换部件的新技术,制出了他的左轮手枪:但美国政府却拒绝购买这些左轮手枪,而在东部,私人买主也寥寥无几。

  但是,这种新的六响枪对新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却有十分强烈的吸引力。由于那里需求如此之大,以致科尔特把他成批生产的左轮手枪命名为“得克萨斯”型。得克萨斯骑警队的队长塞缨尔·沃克更亲自前往纽约,与科尔特商讨这种手枪的改进问题。其后科尔特产制的这种手枪新型号,沉重得足以在贴身近战时当作棍棒使用,而且装填弹药也更加方便,于是便命名为“沃克”型。而“六响枪”这个称呼则似乎出白得克萨斯骑警们的口中。骑警队的官员们声称:“老练的边疆居民似乎只有靠这种武器,才能打赢擅长其独特格斗方式的印第安人……六响枪使得克萨斯骑警队的名字成了边地印第安人的尅星,让他们闻风丧胆。”首次使用六响枪大概是一八四○年在佩德纳莱斯一次对印第安人的马上战斗中,当时,约十五名得克萨斯骑警队的队员打败了七十名左右的科曼奇族印第安人。

  不过,由于东部对这种手枪的需求实在太少,科尔特的工厂还是在一八四二年倒闭了。美国军队仍然没有认识到这种武器的价值。一八四五年,爆发了与墨西哥的战争,得克萨斯骑警队最初使用他们自己的六响枪,随后更急切要求美国政府补充供应这种武器。于是,科尔特恢复了生产,而他当时手中甚至连一支用作模型的六响枪都没有。以雄辩闻名的大草原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说:“他造出了一种好枪,打通了从他家门口到得克萨斯骑警队和大草原的道路,而世界现时正在这条路上铺着黄金。”墨西哥战争之后,六响枪的声名大振,成了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特有的武器。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接着的七十年代聚拢在西部的许多牧场主和牛仔来说,南北战争使他们进一步熟悉了各种武器。在那个世纪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已经习惯于面对死亡,也闻惯了死尸的气味。“野鸟”希科克不寻常的生涯,充分表明了西部开拓者是如何应付所有这些经历和机会的。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从小喜欢打猎,在伊利诺伊北部,享有最佳射手的美名。一八五五年,他刚十八岁,参加了堪萨斯拥护自由州的武装,投入血腥战斗。他先当了一段时间城镇警察,转而又在“圣菲小道”上当公共马车的驭手,有机会大显他的打斗身手。有一次,他曾用长猎刀手刃一只黑熊,一八六一年,他在“俄勒冈小道”上赶车,便同声名狼藉的麦坎勒匪帮交手,凭本事通行无阻。在南北战争中,他为联邦一方刺探情报,干了大量冒险行径,多次侥幸逃生,与此同时,他不断显示了他的射击本领。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广场上,他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一名旧友,因为那人是联邦一方的密探,却同时与邦联一方勾结。战后,他当上堪萨斯州赖利堡周围一片广阔地区的联邦法院副执法官,以寻查被窃财物和捕杀歹徒而闻名一时。后来,他更当上了联邦法院执法官,管辖包括阿比林在内的堪萨斯州几个治安混乱的牧牛城镇。一些最为凶悍的亡命之徒拔起枪来都要比他慢上一筹;发展到后来,他在单次战斗中射杀的人数更大大超过当代任何一人。一八七二至七三年,他成了一名表演家,与“野牛比尔”威廉·科迪一道在全国巡迴表演。三年之后,他故地重游,来到达科他准州的戴德伍德,被一个当地人击中后脑,死于非命,只为当天早些时候,那人与他打牌被他赢了一些钱。他死时只有三十九岁。当地法庭审讯了这宗谋杀案,但宣判凶手无罪释放。

  “野鸟”希科克下葬在戴德伍德,人们都想拿一点这位英雄一世的杀手的遗物留作纪念,于是便一块接一块地慢慢拆去了他的墓碑和墓前的围栏。谁也搞不清在公开的私人战斗中,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有人说多达八十五人,但肯定不会少于三十之数。他杀了这么些人,却没有招惹上一次官司,那怕是被控非预谋杀人的罪名也未试过。在他活跃的一生中,“野鸟”希科克多半时间是以维护法律的身份出现。虽然如此,那一次次的格杀人命事件,却多有暧昧之处,因为在一些让人生疑的案子中,他似乎总是杀人在先,查证在后。崇拜者以西部特有的方式称他为“人世间难得见到的最好的坏蛋”。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说:“不管站在地上还是骑在马背上,他都算得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完美的血肉之躯,充满男子汉气概。他从不大叫大嚷,虚声恫吓;也从不为自己辩护,除非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对边疆居民的影响是无可衡量的;他的话被人奉为法律。‘野鸟’希科克绝非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然而,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够说清他曾卷入过多少次事端。”如果为一点小事或者半通不通的原因便要轻取他人的性命可以算作坏人的标志,那么希科克显然是个坏人。可是,如果为了维护法律和正义不惜以死相拼可以算作好人的标志,则希科克无疑又是一个好人。

  “亡命之徒”通常用来称呼西部的坏人,执法机构一般不会去 罗致他们。但是在牧牛人的世界里,很少有哪一个恶名远播的“坏蛋”不曾在某一段时间里担任过执法者,为旁人所谓的法律和秩序卖命。在普遍赞叹那些动辄拔枪相向的亡命徒的“男子汉气概”之余,还有一种恼人的疑惑心理,那就是这些亡命之徒本身竟然站在正义的一边(甚至往往比他的对头还有过之)。一八八八年,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西部之行后写道:“那些‘坏人’,或者叫做职业‘打手’或‘杀手’,都属于另一类人(不同于普通罪犯、盗马贼或剪径匪徒),冷眼观察他们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一些人可谓襟怀坦诚。在边疆社会,大多数杀人害命的事情都是他们干下的;然而应当看到,那些被杀音往往罪有应得。”一些人认为,亡命之徒搞的这一套,不过是古时候以决斗来判定是非曲直的做法在当代美国的翻版。亲眼目睹过这种事情的埃默森·霍夫说道:“这是一个人对付另一个人的未经授权的权利。事情并不诉诸法律——在这里法律也派不上用场。一念甫生,立即付诸行动,胳臂随即平伸出去,顿时火舌喷吐,仿佛旧日拔剑出鞘一样。对手倒了下去,手里攥着他的武器,只慢了那么一刹那。法律宣布杀人者无罪,事属‘正当自卫’。而他的伙伴也会说,‘这是一场公平交易’;虽然从此以后,他们也会留个心眼,慢慢对他保持一个距离。”

  莫非这是美国人听任法律和正义站在“捷足先登者”一边的又一个例子?旧日日南方严守传统的社会中那种严峻僵硬的不成文法,就此以另一种面目来统治西部的开放性牧区。但是,南方人可以指望“好”人按照传统行事,而且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他们;可是西部却没有此类“好”人。在西部,不成文的习惯法却表现为一种各取所需的法律,这种法律根本含糊不清,也完全是不可预料的。在这一片遍布新财富——黄金、白银和牛群——的土地上,还是那些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希奇古怪的美国坏蛋活得多姿多采。虽然“理想的亡命之徒”不是单为钱财便害人性命,但是在早期,大多数亡命之徒都曾于过“非法”谋取财产的勾当,或者至少都与此有瓜葛。

  在牧牛区,几乎所有声名显赫的亡命之徒,一生的经历都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之处,显示出当时开拓者道德观的一片混乱。要想剖析他们,不妨看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比利小子”的一生。“比利小子”的真实姓名是威廉·邦尼,一八五九年生于纽约市,从小随家来到西部。他父亲死时,他们还在堪萨斯过活;后来他母亲搬到科罗拉多,随后又搬到了新墨西哥。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帕特·加勒特(他旧日的朋友和搭档,后来又成为刺杀他的凶手和他的传记作者)曾这样形容他年轻时的性格:

  鲁莽、强悍、大大咧咧、性格豪爽而又胸怀坦荡,很有些男子汉的气概。他在不论老少的各色人等中间都很有人缘,特别受到年迈体衰的老人和无依无靠的少年所喜爱和景仰。他是他们的斗十、保卫者、施主和扶助者,他同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搭话时,总要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碰到她们装束和外表带有贫穷的迹象,比利出手帮忙或回答问题时,他那一向快活的面孔上那副急切、同情、歉疚的神情,实在感人肺腑。只要比利走过,小孩在跨越明沟时总会得到他拎一把,或在背负重物时,总会得到他上来帮忙……比利很爱他的母亲。他对她的热爱和尊崇超过了世间任何事物。

  据说,比利十二岁时就刺死过一个羞辱他母亲的家伙。

  比利于下第一件大事时,年方十六岁;当时,他和一个伙伴试图劝说保留地中三个温和的阿帕切族印第安人向他们提供马匹。(据加勒特转述)比利本人是这样讲的:

  那是桩土拨鼠干的勾当。面前有十二匹漂亮的矮种马、四五副马鞍、一大堆毛毯、五驮毛皮。还有三个茹毛饮血的生番,美滋滋地守着这堆宝贝,拒绝救助两个生未自由,可眼下又累又饿的美国白人。这批货色理应倒倒手了——没有别的选择。一个活的印第安人在小道上,只用两个钟头就可以收拾一百名美国士兵:要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呢,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既然如此,我们就拿定了主意。三分钟之后,地上躺着三个“印第安死鬼”,再也无法过问任何事情了,而我们则带上小马和行李溜之大吉。谈不上干仗。我从来没有捅过那么软古囊囊的东西。

  在老墨西哥和新墨西哥地区的几次冒险中,比利很快就欠下了十儿子人命。一八七七年,他来到佩科斯谷地,靠了所有这些杀人越货的资历找到了一份差事。当时,新墨西哥南部正酝酿一场争斗,这就是后来的林肯县战争,它成了历次牧牛人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一如后来怀俄明州的约翰逊县战争,交战双方都忙不迭地雇用枪手,并动用了“执法”人员的力量。不过,这次争端不在大牧场主和小牧场主之间。实际上,双方可谓大同小异,势均力敌,都是富有的牧牛人,只不过分为两派罢了。他们各自出尽办法去争取合同,以独占对政府贸易站和印第安人事务办理机构的物资供应权。两派都指责对方行为不端,偷盗别人的牛群。从这个角度看来,似乎双方都是对的。很快,那一带的牧牛人几乎全部卷了进来,不属于这派就属于那派。一八七七年冬未,“比利小子”来到J.H.滕斯托尔在林肯县费利克斯河畔的牧场上帮工。当时,双方争执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引出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诉讼;事情的起囚是以劳伦斯·墨菲为首的对立派,打发一名副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带了一帮人闯到膝斯托尔的牧场上来抓牛。墨菲控制着铁路货车,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大权。一八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墨菲手下的人当着滕斯托尔的工头和“比利小子”的面,杀害了滕斯托尔。林肯县的积怨终于演成了一场公开的战争。

  这使“比利小子”从此有了一个百折不挠的目标——惩治杀害他朋友滕斯托尔的凶手。反墨菲一派的领袖麦克斯温指定滕斯托尔的工头宣誓担任“特别代表”。此人又召集“比利小子”和其他十几人伺机复仇。比利指挥了随后的几次交锋。他带领六个伙伴设下埋伏,杀死了林肯县的行政司法长官和他副手,这两人都是墨菲一派的党徒。接着,比利和麦克斯温手下其他一些人开始随意私自执法。他们凭着地方治安官签发的一张授权他们寻找被盗马匹的搜查证,闯去杀害了另一个墨菲的人。一八七八年七月,事件发展到了最高潮,联邦军队在受墨菲一派操纵的林肯县新任行政司法长官的鼓动下,派遣一连骑兵捉拿麦克斯温和他手下的人。麦克斯温等人拒不投降,墨菲的人便放火焚烧了麦克斯温的房屋,只有两人乘夜幕逃了出来。林肯县战争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卢·华莱士将军(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后来写了《本·赫尔》一书),带着哈里森总统的“特别授权”,当年八月出任新墨西哥准州州长。他促成了新墨西哥南部的停火,但他无力依法一一清算过去一年来的累累罪行。有人讲,当时唯一可以称之为公平的做法只能是把林肯县全部人口全部送上绞架。在多次起诉之后,有关案子部渐次束之高阁。这充分说明,官方法律面对一个由开拓者道德观统治下的社会,完全无能为力。在林肯县战争中,死掉了六十多人,只有“比利小子”一人因杀人而受到审讯。华莱士州长正式召开会议,让比利前来出席,当着证人的面,要求比利放下武器,出庭受审,并许诺即使宣判他有罪,州长也将给予赦免。有些人怀疑这位将军的诚意,担心比利让人当作替罪羊处理。而比利本人也拒绝出庭受审,据说他当时回答:“眼下在这里的法庭上,我讨不到一个公道。我的牵扯太深了。”

  于是“比利小子”揭开了他亡命生涯中的新篇章。职业枪手的生活充满了刺激,使他沉迷其中,无法安心做个每天忙于整修栅栏和驱赶牲畜的牛仔。他同十几个旧日的伙伴啸聚乡间,偷盗牛群,袭杀夙敌,搜寻他怀疑要来讨还血债的新仇家。胆色过人的帕特·加勒特当选林肯县行政司法长官后,抓获了“比利小子”,并设法证实了他当年杀害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布雷迪的罪名。但还没来得及把他绞死,他就搏杀了守卫,再次越狱而逃。两个月后,加勒特才发现“比利小子”的踪迹,在他走进一位朋友的家门时,趁着黑夜打死了他。

  加勒特给西奥多·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任命他担任埃尔帕索的海关税务官,但这位总统后来发觉他说谎,从此冷淡了他。加勒特后来被他自己的佃户枪杀。凶手声称出于自卫,尽管加勒特伤在后脑,死时持枪的手又带着手套,但陪审团仍然裁定凶手无罪。很久之后,附近牧场上的人仍然记得,当地一位富有的牧场主特地举办了烧烤野宴来庆贺杀害加勒特的凶手无罪。

  好的坏人和坏的好人——诸如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徒——细数下去很难有个尽头。那会包罗各种非善非恶、亦善亦恶的人物。其中,必须列入亨利·普卢默一类矿区小镇的开拓者,对普卢默,人们有时称他为“绅士亡命徒”,他当过司法人员,却领着一帮强盗拦路打劫,后来,又乔装改扮,混入为追捕他而组成的自警团一伙。就在他走上绞刑架只待一死时,任命他当联邦法院执法官的公文竟发了下来,当然,在那些城镇中,很少有人会象布恩·赫尔姆一样丧尽天良,完全不要一点法律遮掩。一次在丛林中,饿极了的他竞然割下同伴的肉来充饥。

  这些确确凿凿的人物,动机混乱,矛盾重重,他们的内心难以捉摸,反映了美国大地上各种难以捉摸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却冒出了一个性格较为简单的人,此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电讯业和新近兴旺起来、专门捕捉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的产物。他便是“冒牌的亡命之徒——文不值的‘长毛’”,牛仔历史学家埃默森·霍夫称他为“硬充的坏蛋……纯粹是西部人制造出来以供东部人开心的……现实、清醒而头脑冷静的西部人始终瞧不上那些西部迷,他们本来不是真坏,可总想让人看着‘挺坏’。”这类人可谓二十世纪的“杂货铺牛仔”,除了一身牛仔行头别无一技之长。而真正受开拓者道德观制约的人则充满了清新的自由感,这种人在荒大野地里仍然忘不掉社会对他的苛刻要求。相形之下,冒牌的西部坏蛋,只不过是把已经形成体制的社会中的罪恶带到西部。

  牛仔、盗牛贼和牧牛业大王——西部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亡命之徒——全属无主土地和开放性牧区的产物。奇特的新机会和各种诱惑疯魔了他们。一度靠无主野牛为生的人看不出无主牛群有什么古怪。而开放性牧区的消失、带刺铁丝网的围栏、西部土地的买卖和租赁的兴起,不但结束了许多机会和诱惑,也混没了牧牛人全盛时期的独特风貌。或许,在山野之中,还有类似的人和事存在,但在新矿产涌现的天地中,以及随后在城市里,可再也没有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之徒徘徊在牧牛人的周围了。这些人已经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也带走了他们含混的伦理和法律,然而,开拓者的道德观念却必将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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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 来自《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有可以知觉和辨别它们所由之而组成的那些单纯的感觉的能力,可以保存它们。认识它们、组合它们,可以在它们之间比较这些组合,可以掌握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它们的不同之点,可以对所有这些对象加上各种符号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并促成各种新的组合。  这种能力在他身上是由于对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呈现有某些组合而成的感觉;而这些感觉的守恒性——无论是在感觉的同一性方面,还是在它们的变化规律方面,——乃是独立于他本人之外的。它同样地也是……去看看 

08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 - 来自《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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