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拓者(下)

 《美国人:民主历程》

五、竞相开采石油

  恰似西部开拓者发现地面上的新富源那样,一种深藏于地下的新型黄金又被发现了。但是尽管牧牛人的世界丰富了美国的民间传奇与民歌,但石油的开发却并没有造就几位民间英雄。然而,石油的发现,新开采法的发明,以采集、运输直到供应市场等一系列组织工作,所有这一切足可与牧牛业的辉煌成就相媲美。

  在美国,以天然石油用作药物早有一段悠长的历史。塞内卡族印第安人在小溪和池塘的水面上发现了这种漂俘的黑色物质,他们将毛毯置于水面,把它吸附上来,然后再拧入容器。十八世纪末期,这种物质成了同印第安人的一个贸易项目。一七八三年,本杰明·林肯将军拥护独立的军队穿越宾夕法尼亚西部,路遇一处泉水,经过他的准许,士兵们采集了漂俘水面的石油,浴洗他们的关节。“这使他们精神焕发,许多人患有风湿病,也马上不再怨苦叫疼了。士兵们畅饮泉水,其效用等于一剂轻度的泻药。”

  那时,食盐多为井盐,人们从井里汲取盐水,蒸发后制成食盐上市出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在一些有用的盐水井中,出现了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盐并只得报废。当时,肯塔基几个有魄力的企业家接管了一口“废弃的”盐井,创办了“美国药用油公司”,生产瓶装“美国油”,誉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们售出了成千上万瓶这样的药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精力旺盛的塞缪尔·基尔,一位制盐商的儿子,接手掌管他父亲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盐井,同样遇到了黑色油状物质,他为之愁肠百结,并考虑关闭他的盐井。就在此时,他的妻子染上了病,医生嘱咐她服用“美国油”,基尔注意到他买来的这种瓶装液体很象毁了他盐井的那种东西。一八四六年,当他的盐井里大量涌出石油时,他就改行搞起药用油来。

  基尔印发附有本人签名的宣传单,鼓吹石油的奇效,上面写道:“石油或岩石里冒出来的油。一种天然妙药!采自宾州阿勒格尼县一口盐井。深入地表四百英尺!”按他的说法,石油对风湿病、哮喘、疟疾、牙痛、鸡眼、神经痛、痔疮、泌尿系统失调、消化不良和肝病等都具有“惊人疗效”。他的一份广告传单印刷得就象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面印了“400”这个数字以广招徕(表示这种神奇的矿物是从地表四百英尺以下开采出来的),附以S.M.基尔的签名,还署有日期“公元一八四八年汲取盐水时发现此物,公元一八四九年获知其神奇的药用价值”。他派出推销员坐上大篷车四处周游,车身贴满了美人画片,画片上的女郎一副救苦救难的模样,正在侍候倒在棕涧树下要死要活的病人;而这些巡迴推销者的“卖药宣传”也确实给单调枯燥的乡间带来一点情趣。到一八五八年,他已经卖出了将近二十五万瓶神奇石油,每瓶半品脱,要价一美元。但高昂的广告和经销费用,加上石油流量日增(大大超出了任何可能的临床用量),促使基尔要为他的产品找些别的出路。但它们又能用来做什么呢?

  美国城市的扩展,千百家新工厂的建立以及一八五○年之前几十年间铁路的延伸,必然日益迫切地需要更好的照明。但多少年来,美国家庭的照明很少有什么改进。从殖民时期以来,一般家庭就一直用牛脂蜡烛照亮,或者用古罗马式的烛灯——找一个碟子倒上点鱼脂油或其它动植物油并搓一根布条当作灯芯。有人也用猪油,但下面必须烘上木炭,使它柔软易燃。一七一二年,人们发现了抹香鲸的栖聚处,从此找到了一种优质灯油,而鲸脂做出的蜡烛也最好不过,只是这些都太贵了。一八三○年,纽约的艾赛亚·詹宁斯为一种称作“莰烯”的新物质取得了专利,这种经过再蒸馏的松节油精特别适于照明。虽然茨烯可以大放光明,但它同样很贵,气味也不好闻,而且还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一八三○年至一八五○年,看来美国廉价照明的唯一希望在于广泛使用瓦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瓦斯制造商采用了经过改进的英国技术,利用煤来生产照明瓦斯。但向消费者输送瓦斯的费用却还是十分昂贵,以至于那个世纪中期,瓦斯照明依然只能用于城市地区,而且仅只公共建筑或大户人家才有此便利。

  一八五四年,一位加拿大医生亚伯拉罕·格斯纳为另一项工艺取得了专利。他运用这项工艺,蒸馏在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发现的沥青状矿物,生产照明瓦斯和他所谓的“煤油”〔原文Kerosene,字首的“Keros”即希腊文的“蜡”字,字尾的“ene”取自它象camp-hene”(莰烯)〕。煤油虽然比莰烯便宜,但气味也不佳,格斯纳始终没能靠它发财。可是格斯纳却重新唤起了人们从美国一些矿产品中提取照明用油的希望。

  与此同时,一八五二年在波士顿,一些有进取心的制药商为寻求更好的润滑剂,开始从煤焦油中提取“煤馏油”。他们发现这种油不仅是一种润滑剂,还叮用来点灯,又没有难闻的气味。一八五九年,煤馏油在“煤油”的商名下进入了美国家庭。当时,猪油和鲸油都涨了价,而莰烯则因为容易爆炸而名声不好。人们获知,在煤馏油的生产中,可以用石油来代替煤炭。迄至一八五九年底,已经售出了两百万盏煤馏油灯,但美国人仍远未达到“一室一灯”的理想境界。煤馏油的原料仍然很缺乏,而利用动植物油或煤来生产照明油则成本又奇高。

  一八五四年仲夏,一位达特默思学院一八四五年的毕业生乔治·比斯尔重游母校,碰巧看到一位医生留给一位教授的一瓶石油,取自宾夕法尼亚西部泰特斯维尔的一处油泉。那东西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当然,他读过的基尔鼓吹天然石油疗效的小册子也起了一些启发作用。比斯尔甚至还没有想清楚该用这种产品做些什么,就已经考虑如何开发那些油泉了。他找了一个伙伴,在纽约市成立了“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这是美国第一家从地下开采石油的公司),乐观地把公司的资本额定为五十万美元,又花五千美元买下了一百英亩他们认定的油田,还取得了另外一万二千英亩土地的采油权。而采集石油则沿用当时仅有的几种办法——灌装油泉的白流油,收集小河的漂浮油,打洞开沟以扩大已经发现的石油流量。

  很快,收集俘油的成本便超出了该公司从销售药用油所得到的利润。于是,该公司就聘请专家来帮忙。那鲁大学的小本杰明· 西利曼教授受托进行一系列实验,以查明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石油究竟还能拿来做什么用。一八五五年,西利曼向投资者提交了一份报告、美国最早的受委托而写的工业调研报告之一,收费五百二十六美元零八美分),结论是乐观的。他指出,石油具有优良的润滑特性,“化学作用与液态照明瓦斯相同。”“利用(从石油中提取的)这种液体点灯,亮度不弱于人们见过的任何其它物质……并且石油用起来十分经济;而光线的均一程度更高于莰烯,点燃十二个小时都不会感觉暗淡,也没有油烟。”

  然而,西利曼的话只限于一种数量不多的产品——自然冒出地面的石油。当时还根本谈不上为了寻找石油而向地层深处打钻,然后把石油泵出地面。如果有谁如此考虑过,一定会被人看作是异想天开的痴心梦想,根本吸引不了投资。我们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到“钻取”石油。或许是比斯尔,他很可能是受到基尔的小册子的启发,那上面曾大谈“公元一八四八年……在汲取盐水时”,发现了地表“400”英尺以下蕴藏的这种灵丹妙药。或许是纽黑文的银行家詹姆斯·汤森,他接替西利曼担任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总裁。“石油确实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但是,象泵水一样从地下泵石油?”他的一位朋友对他大喊道,”荒唐!你简直疯了!”在一八五八年,多数美国人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不管他们对采集石油的问题作何看法,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的投资者们终于还是决定采取步骤,巩固他们对石油汩汩而流的泰特斯维尔油田的合法产权,并进一步研究还能用什么其它办法去开采这种东西。出于至今仍很费解的原因,一八五七年,他们聘用了一个流离浪荡的人物,名叫埃德温·德雷克,此入既非律师又非成功的实业家,只不过担任过铁路列车员,当时住在纽黑文一家旅馆里。德雷克曾先后在往来布法罗和底特津之间的汽船上和密歇根州蒂肯西的一家旅馆里供职,后来,又在纽黑文和纽约的绸布店里做过事。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没受过任何技术培训,也没有来矿的知识。德雷克应聘的主要资格看来就是当过铁路雇员,仍然保有一张铁路通勤证,这使他可以免费前往泰特斯维尔。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德雷克来到泰特斯维尔,(据他自己说)他看到的实情是“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五名左右,没有教堂,旅馆仅只两家。”在清理了公司与当地居民的法律事务后,他视察了现场。那里,当地人们称为“野马搽剂”的著名的药用油从地面源源不断地渗出,徐徐流入一口水塘。他亲眼目睹采集石油的艰苦劳作过程,人们把毛毯铺在塘面上,随后又把吸咐在毛毯上的油液拧到容器里。按照后来德雷克自己的说法,就在当时当地,他忽然灵机一触。“一个念头闪现在脑海里,他相信,在地表下的土层或岩石里,必定有一处油田或油泉……于是,他决意挖一口井。”“我同布鲁尔医生一起来到现场,不出十分钟,我就打定了主意,要象钻取盐水那样大量钻取石油。我还认定,此事非我莫属。”当地的人们普遍认为“石油蕴藏在邻近的小山中,并从煤层沥出——因此钻取石油只会白费力气,而集聚石油的唯一办法是开挖明沟,接上一只大桶。”德雷克曾请教过那些搞科学的人,甚至连他们也这样看。但德雷克想不明白,如果石油来自山中,为什么会跑到小河下面去,“它要比水轻得多,总不会自然而然地往下沉吧。”既然没有足够的权威理论能证明开挖油井之不可行,德雷克便凭着他的预感自行其是。他这时已经迷上了“钻取”石油的新奇念头。其实他当时并不清楚,即使钻出大量石油,用来润滑或照明是否一定就优于其它物质,他也不清楚如何去推销这些石油或者推销给谁。但眼前明摆着一种新物质,很可能使人发大财。为什么不去尝试大量采集它呢?德雷克成了他自己新办的塞内卡石油公司的总裁,并从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租下了土地。每生产一加仑石油,他得到十二美分。由于在租约中,并没有“钻井”取油的内容,因此,看来当时德雷克并没有公开他那个着迷的想法。

  在此期间,德雷克视察了邻近的盐井,去看人家是如何钻井的,还想趁机罗致一个经验丰富的钻并人材,亦即一个确实懂得如何钻井掏盐的人。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定只有疯子才会去钻探石油,所以他很难雇到掏盐的好手。第一个同他签合同的钻盐井工根本就没上工,后来,那人解释说,他认为德雷克肯定是疯了,而“要想摆脱他,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签一个合同,装出一副打算来于的样子。”

  最后,德雷克终于找到了威廉·史密斯(比刊大叔),他不仅长于钻盐井(曾为塞缨尔·基尔的父亲掏过盐),同时也还是一个熟练的铁匠,懂得如何制作钻井工具。一八五九年六月,“比利大叔”在他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开始钻井。那时候钻盐井,一般先要挖一个洞,四壁环以“木垛”,直到基岩层,随后再在岩层上打入铁管。“比利大叔”就照这样子给德雷克打井,但还没等他挖到基岩层,地下水已经淹没了土洞。于是,他又试着采用革命性的新方法,从地面开始,把一根铁管一路打下去。在三十二英尺深的地方,他碰到了基岩,他仍然继续深钻下去,每天只能钻进三英尺。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那个星期六,“比利大叔”打的洞已经达到了六十九英尺半的深度,(按照德雷克的一贯要求)钻井停了下来,大家去过安息日。第二天,“比利大叔”到井前察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井里充满了油状物质。“怎么回事?”德雷克问道。“比利大叔”回答:“你时来运转了!”虽然井里的油状物质很快为德雷克恢复了名誉,人们不再把他看成疯子,但要想凭这口井发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油井不能自喷,需要用泵;而德雷克又没有计划好存油的地方,他们只好使用威士忌酒桶、洗衣盆以及随手抓到的不管什么东西。十月里有一天,“比利大叔”拿了一盏灯往井下观望,不慎引起大火,烧光了全部设备。但是,德雷克还是修复了钻塔和泵;而且他很快又成了四面八方涌来想发大财者利用的工具和攻击的靶子。最后,他终于离开石油之乡,来到华尔街,当上了石油股票经纪人,赔得个一干二净。为使这位油井的“发明者”不致于穷极潦倒,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给他一笔一千五百美元的年金;一八八○年,正当人们大发石油财的年月,德雷克默默无闻地逝世了。

  德雷克和其他开拓者所掀起的石油热,使另一类新兴城镇应运而生。宾夕法尼亚州地图的西北角很快便布满了许多象石油市、奥莱奥波利斯、石油中心……等等名字。这类城镇都靠石油、石油所显示的前景、石油所带来的希望而兴起,有些甚至就切切实实地建立在大油矿的矿脉之上。在各个石油城镇,各种附属的服务行业也蓬勃兴起,人们制造油桶、油井钻架和油泵,租赁油田,为成千上万的探油者提供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和那些乌七八糟的淫秽去处,在一片忙乱之中,石油城镇欣欣向荣地发展了起来。那些探油者忙碌钻营、来而复去,他们流星般短促的生涯,可以通过一个名为皮托尔的短命小镇表露无遗。一八六四年春,一个走运的“探油人”使用一根棒木枝做的“魔杖”戮来戮去,声称皮托尔沟两侧农田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一八六五年一月七日,当地第一口油井打成,每日涌出二百五十桶石油。一时之间,数以千计发财心切的人蜂拥而来,他们之中,有刚从南北战争的战场上复员的士兵,有拿着大把美钞想花出去的投资者,也有流浪者、冒险家和漂泊江湖的游民,他们全部麕集皮托尔。第二口油井出油后,人们简直如痴如醉地发了狂。到六月底,皮托尔的四口油井每日产油两千多桶,占宾夕法尼亚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六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寂寂无闻的偏僻农场,现在却成了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三千个车老板赶着大篷车,在油井与河船和其它运输点之间,往来运送大桶石油。一口油井的股权,每十六分之一是一个标准单位,通常可以卖到几千美元。连那个“皮托尔沟石油劳工联合会”也买下了油井的股权,又以每十美元一小股卖给那些手头钱财不多的人。早年间,西部“钻石诈骗案”的骗子曾在矿山的周围撒满买来的钻石碎屑,企图以这种手段蒙混愚昧无知的人;现在又有一些钻油井的人重施故技,在夜间偷偷地往他们的井里大桶倾倒石油,然后在第二天早晨招徕买主,企图玩弄一番简单的“手脚”来把干井推销出去,以避免损失。大批新近探明的油井都散布在宾夕法尼亚的西北角上,每天涌出百千加仑石油。在哪里储存那么多石油呢?又如何把它们运往市场呢?探寻石油和开采石油是少数大胆开拓者的事业,他们肯于牺牲时间和金钱并敢于面对别人的嘲笑。但跨越辽阔的美国国土运送它却需要整个社会作出有组织的努力。石油,就象牛群一样,自有其办法把人们聚拢在一起。

  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河道提升”工程,人们通过这种方法,动员社会力量来改造流经乡间油田的清浅河流,使之能够航行。早些年时,许多高产油井都群集在石油沟附近,但在大部分日子里,这些河沟水势枯涸,令驳船无法载运桶装石油上市。因此石油商不得不使用马车来装运,长途跋涉拖到铁路线上。可是水路运输是如此近便,而且费用又如此低廉,这遂促使附近雄心勃勃的石油商创下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式,大家合力开通河道。河道提升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密切的配合、精确的时间安排和熟练的航行技术。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石油沟河道提升工程的主管人是这样叙述此番场面的:

  河道提升工程是为了使船只、木排和原木的航道畅通而临时提高河沟的水面。有时,提高了的水面可以载起装有五百桶油、甚至在少数情况下装有七百桶油的船只。在一次提升河水的行动中,通常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只船参加。一次行动需用一到两个小时,人们让河沟干流上七到十七个水坝里的蓄水一泻而出,汇聚 在一起,形成一道滚滚的洪流,于是七千到三万桶油便乘势运出,直抵大河。

  为此,就需要上游的石油商联合起来,预筑许多水坝,积蓄河水,以便在事先筹划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使用。这一准备工作得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水坝必须用特殊的方式构筑,以便需要时能迅速拆除它们的拱座。临近放水之际,工程进入高潮。接着,就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从上游开始,水坝相继打开,河水汇流,沸沸扬扬,其势之猛,可以便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河面暴涨几分钟之久。而沿河的船工早就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准备好船只,装妥了油桶,急切地等待“顺水行舟,直下盼望已久的河口良港。差不多快要放水时,船工们即竚立船头,他们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待解缆开船。最初的迹象是一阵扑面的清风,眨眼功夫,便见湍流涌动,奔突而来。”这需要敏锐的判断力,才能把握住此一关键时刻,不致过早离岸,潮头没来便搁浅在河滩上;同时,还要有一副好身手,才能保持航向,穿越河道的狭窄处,避开一路上无数的桥墩。老练的船工可以飞快地把他的货物运抵石油市的码头,一旦打点完毕,立刻驶入阿勒格尼河,直奔匹兹堡投入市场。

  这时石油城镇的景象一如牛群由得克萨斯驱赶到牛市所在城镇后的情景。河道提升工程的那位主管人说道:

  河道提升工程完毕后的那一晚上,镇上热闹极了。发货人忙着付钱给船工,河沟一带的居民忙着贮存生活必需品,买进卖出,一片忙乱。到处都是油迹斑斑的人。旅馆挤满了那些给世界带来光明的油仔。石油成了唯一的话题,空气中也弥漫着石油的芳香。石油带来了奇妙的新机运,而使这种种机运变为现实的则是开拓者当中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名叫约翰·洛克菲勒。由于后来他成了美国城市汽车工业传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以至有时人们忘记了旱在煤油灯时代,煤油本身仍是一件新奇事物的时候,他便已建功立业,集名声、财富和权力于一身。就象拓荒的牧牛人和大胆的赶牛贩,又象约翰·韦斯刊·艾利夫、查尔斯·古德奈特和约瑟夫·麦科伊等人,洛克菲勒设法集聚起他的新商品,经过长途运输,投放到世界各地的市场上去。

  当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荒原上的泰斯特维尔交上好运时,约翰·洛克菲勒仍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两地相距不过一百英里之遥。在他那个年纪,他已经干得相当出色,那一年,洛克菲勒和他的伙伴靠经营谷物、肉类和其它西部产品,差不多赚了五十万美元毛利。他们作好了准备,只盼着南北战争能够带来大笔生意。

  一八五九年秋季,各色各样的传闻飞向克利夫兰,据说有人在宾夕法尼亚打出了一种新井,每天生产三百多加仑的油,那种油每加仑可卖五十美分。这个消息掀起了一次小规模的淘金热,人们纷纷涌向宾夕法尼亚油田,洛克菲勒认识的一些克利夫兰生意人也忙不迭地赶了去。一夜之间财运亨通的奇闻不断传来——靠石油暴发的农民,走运的石油租约投机商,以及乡下铁匠在一口废盐井里“捣下”一根钻杆,每天便开采得二十五桶石油(每桶三十一到四十二加仑),使他那个村子转眼成了繁荣的小镇。还有些骇人听闻的消息,譬如用来“爆破”废井的硝化甘油突然莫明其妙地爆炸啦,油井失火无法扑救啦,更搅得人心不得安定。不过,到了一八六○年十一月,那种新的黑色矿物已经作为药品上市。石油从油田喷涌出来,存也没个地方存,漫溢的石油流入阿勒格尼河,令河水一片乌黑。油价暴跌不止。

  洛克菲勒本人可能也曾去过油田看了一番。但即使在克利夫兰,他也会看到,石油成全厂多少人,也就毁了多少人。成千成千桶的石油运进城市;但人们仍然搞不清,如何使它进入家庭以实现有心人“一室一灯”的愿望。要使岩石里冒出来的油成为一种稳定的商品,又该如何呢?

  洛克菲勒在新兴的西部的一片竞争喧嚷声中找到了他的机会。这时,城市之间互相争夺贸易、争夺铁路和争夺居民。新兴的铁路之间则互相争夺城市的交通运输和急切地招搅可供运输的新产品。近至一八一四年,克利夫兰还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一八二七年,俄亥俄与伊利运河第一段工程完工,随着客货运的畅通,克利夫兰也日益繁荣起来。一八三六年,克利夫兰成为一个城市;一八五四年,又兼并了它的对手——俄亥俄城。南北战争期间,新成立的大西洋暨大西方铁路公司在克利夫兰与油田之间铺轨,并使之与伊利铁路衔接,成为那一带最大的铁路承运者。沿克利夫兰一线,新建了许多炼油厂,把原油加工成为可供销售的机器润滑油和点灯的煤油。一八六三年,洛克菲勒成了一家炼油厂的股东,一八六五年(他二十六岁时),又花七万五千二百美元买下了该炼油厂的全部股权。到那年年底,他的炼油厂总共收入了一百二十万美元(每日生产能力为五百零五桶),比当地任何一家炼油厂的产值都要高上一倍还多。

  一八六七至六八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萧条导致了石油价格下跌,许多小型炼油厂纷纷倒闭,但洛克菲勒却安然度过了难关。当时,为了兜揽幸存下来的公司的生意,各铁路公司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没有明文规定的运费率,铁路对所有主顾都有“特殊的”运费率。洛克菲勒精于挑动铁路公司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从中坐收渔利。他建立了自己的制桶厂制造油桶,买进了森林来供应木材,生产自己的化学品以供炼油之需,并购置了船舶和铁路车厢来运输他白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他还精心掂量每一分钱的开销,他又为副产品找到了新的市场。同时他更利用自己巨大的装运能力(通过纽约中央湖滨水系每天可望装运六十车皮精炼油)来确保最低运费。

  但种种无法预料的新因素所造成的油价波动,却导致了洛克菲勒所谓的“破坏性竞争”。于是他搞出了一个巨大的联合体来控制市场,称之为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到一八七二年,他的公司每天可提炼一万桶煤油,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随后,他又投入了输油管业,从长远来看,要想完成他的垄断,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在他极力主张之下,他手下一位化学家设计了一项工序来精炼俄亥俄州廉价的含硫石油,于是他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供应来源。到一八九○年,他又扩大他的销售业务,使用油罐车队把“标准”煤油运到消费者门前。随着他的组织不断扩展,在世界各地简陋的木屋茅舍中,都可以看到家庭主妇们把他那种五加仑装的空油桶拿来派各种用场。“中国煤油灯用油”就是标准石油公司一种产品。

  洛克菲勒善于讨价还价和紧逼竞争对手,却弱于洞察舆情。因此,面对舆论界的以大量事实材料为依据的抨击,例如一八八一年《大西洋月刊》上登载的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所撰“一家大垄断公司的内幕”一文,以及关于托拉斯问题的立法机关听证会,他自认深感意外。不过,就是这些文章和听证会为一八九○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奠定了基础。但当一八九二年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下令解散标准石油托拉斯时,洛克菲勒的律师们对这项挑战却应付裕如,他们新近发明的“控股公司”这一套保证了洛克菲勒稳坐钓鱼台。

  标准石油联合体是十九世纪组织形式上的一项巨大成就。在标准石油垄断的全盛期,石油产品的价格实际上是逐渐下跌了,然而,如果没有标准石油公司,价格是不是会更大幅度下跌呢?洛克菲勒冷酷无情的战术——威胁恫吓、把竞争者逼入“死角”、随时准备使出高压手段、雇用间谍(有人甚至提到谋杀)——更成了那个世纪改良主义者一再抨击的事。

  洛克菲勒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人。他所开采的是一种来路不明、蕴藏量又难以估计的神秘的新矿物。他在西部混混沌沌的局面中积聚起了自己的财富。在洛克菲勒身上,最不平常、最具新世界特色之处,并不在于他勇敢地跨越了日常礼法和众所皆知的商业道德的界限。他的行事方法无论从道德或法律上来说都是含糊矛盾的,在这方面,他已经留下了明显而诱人的印记,而且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先例。洛克菲勒雇用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律师,亦即最有法律观念的人,为他制订出最模棱两可的策略。托拉斯——充分体现他冷酷无情特点的恶名昭彰的工具——原意是“信托”,本是英国法律最古老的发明之一,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便在英国大法院的道德实验室中孕育成形,后又为衡平法院所用,它的格言始终跟人们的良知相联着。至于托拉斯后来成为沾污公众良知的一种工具,则不过是造福西部又祸害西部的那种混饨状态的另一个征象罢了;而正是这种混饨状态,使新兴的西部既表现了它的卑俗,又显示了它的崇高。

  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的塞西尔·罗得兹,不过美国的统治范围仅限于国门之内,罗得兹对他在非洲殖民地的所作所为之心安理得,乃来自他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一片忠诚;而洛克菲勒对其国内竞争对手的冷漠无情却来自浸礼教徒的虔诚。可是在英国,不知为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戒规仍然一清二楚地存留着。难道非洲不是“土人”之乡吗?既然这样,白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由于美国的统治范围限于一个不断扩展的国度内部,因此美国人便设法把殖民地的混饨状态与广泛流传的本国信仰方式结合起来。开拓者的道德观——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之徒的道德——具有清新而强烈的感召力。就象其它开创性的美国潮流一样,它轻而易举地便从西部蔓延到东部。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总是大谈“西进运动”,令我们目眩口呆。其实,美国的文明同样也是“东进运动”的产物。这一运动由西部指向业己建立了稳定秩序的东部,其间所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捉摸不定的事物,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阐释美国给予世界的影响。

  洛克菲勒,这位从不给弱小竞争者留下退路的冷酷慈善家,不知怎么一来便以世间穷苦人的救星自居。在“野鸟”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和“比利小子”威廉·邦尼的时代,他是体现道德与法律上的含糊矛盾状态的突出代表。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阔佬,他又是当时最令人注目的禁欲主义者之一。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后,洛克菲勒(他曾于前此十年捐赠基金创建芝加哥大学)设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一九○一年);旋即又设立了普通教育委员会(一九○二年),该会扑灭了南方的钩虫病,并协助改进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他还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九一三年),以“促进全人类的福扯”,通过该基金会,扫荡了拉丁美洲的黄热病,并在中国建立了医学教育。当他在世时,洛克菲勒的各项捐款已经超过五亿美元。

六、集开拓者特征于一身的人:律师

  世界上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关系,为律师提供了用武之地。只要有大都市,有立法和行政组织的中心,有资本、知识和技能可供人们攫取远方土地上的权力和利润,总有各色各样收入不俗的差事需要律师施展本领。早在殖民时期,美国律师就已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型殖民地企业的需要,由于同英国本上政府之间前所未有的、日益扩展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和巴黎,处处可以看到抱负不凡的殖民地年轻人,从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涌到这里来学习法律,为他们回去后谋取财富和权力作准备。当独立和反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也就是这些在宗主国关系问题上受过法律训练的律师,纷纷成了各个新兴国家的制宪者、政府奠基人和政治领袖。

  十九世纪期间,美国西部也同大西洋沿岸各大都市形成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犹如澳大利亚这类英国殖民地同伦敦大部会的关系一样。在蒙大拿、怀俄明、科罗拉多以及牛群遍野和矿产丰富的西部其它各州,同样需要从相距几千英里之遥的东部大都市吸取投资。这就为那些锐意进取的律师开辟了道路,使他们有机会担负起身为促进者、组织者和情报搜集者的新责任。

  在旧世界的老人帝国,一部分锐意进取和具有专业知识的都市律师外流到了新兴国家,从而使本国的人才不免流失。而在美国,欣欣向荣的富饶大陆上的联邦制度却把这些雄心勃勃的人才保留在国内,并听由他们随着不断变化的机会自由发展。

  南北战争后的那个世纪,发展中的西部在商界和政界方面部有很多大有前途的新差事给年轻人去干,只要他们有律师资格或者有勇气自称为律师便行。东部的投资者大部聘用西部小城镇的当地律师,向他们请教在那里养牛、开矿、修铁路的获利前景。一个年轻律师手中掌握了这笔东部资本,便可以干出一番名堂,在西部发财致富。他也可以促使小镇变为城市,从而使自己也富裕起来,或者,至少也可以拉到不少选票。

  沃尔科特兄弟(新英格兰移民的后裔〕就是个鲜明的例子。爱德华·奥利弗·沃尔科特是马萨请塞州西部某小镇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十六岁时便在南北战争中入伍当兵。后来,他进入耶鲁学院,一八七五年在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士学位,离校后即前往科罗拉多的布莱克霍克村,投奔在那里定居的哥哥亨利。他先是教了一阵书,旋即迁居到丹佛以西克利尔克里克县的县政府所在地乔治城谋求发展。在那里,他开始开业当律师,并成了深通采矿法奥秘的行家里手,这样的人对东部有意投资的人士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到一年功夫(一八七六年,也即科罗拉多建州那年),他当选为地方检察官和镇检察官;他作为公诉人的所做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而于两年之后,获选入了科罗拉多州参议院,一八七九年沃尔科特迁居到丹佛之后,日渐成为共和党政坛中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并设法于一八八九年获选进入联邦参议院(同时仍在州议会留任);一八九五年他再度当选为联邦参议院议员。此时,沃尔科特公司亦已被指定为丹佛及里奥格兰德铁路公司以及其它一些大企业的法律顾问。沃尔科特本人作为银本位集团的早期鼓吹者,也在全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他的哥哥亨利也在科罗拉多冶炼和采矿公司以及科罗拉多燃料和铁矿公司发了大财,并当上了科罗拉多电话公司的总裁。

  随着科罗拉多日趋繁荣,对于距离这个希望之乡达两千英里之遥的谨慎的东部投资者来说,沃尔科特兄弟的咨询意见与合作配合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东部许多投资者都请他们定期报告“政界和商界的闲言碎语”,纽约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亨利·海德就是其中之一。一八九五年,亨利·沃尔科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这个城市充满着信心。来到丹佛安身的人都挺对路儿,在周围半径几千英里的范围内,我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很快,海德就把保险公司的资金投放到丹佛,帮助建造两座最早的摩天大楼。但沃尔科特兄弟并非总是这样乐观的。他们精明地提醒海德不要购买丹佛第一国民银行,因为他们从内部得知,该行经理部门“过分信任客户提交的财务报告书”;不出几年功夫,他们所担心的事果然应验了。由于远方需要可靠的金融情报,遂出现了另一类美国机构,把情报当作它所出产的商品。一八三七年的金融大恐慌之后,纽约一家丝绸批发行一位锐意进取的信贷经理人看出,纽约许多批发商都需要掌握那些要买他们货物的乡下百货店店主的可靠信贷情报。他觉得这些批发商有可能付一笔预订费来定期获取这类情报。这位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加尔文教派家庭的人就是刘易斯·塔潘。到一八四九年,他主持开办的信贷评估公司——塔潘商行已经赚了大笔的钱,塔潘功成身退,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废奴主义活动,声名大震。就在此时,一个从俄亥俄州小镇上白手起家的二十四岁年轻人R.G.邓恩,来到纽约,加入了塔潘商行。年轻的邓恩凭着他的组织才能,把商行扩大成为全国性企业,到一八五九年,商行改称R.G.邓恩公司,他成了公司的独资经营人。

  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爆发时,邓恩已在全国各地(包括南部在内)设立了办事处。战争结束后,他的公司对准那些日益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企业的需要,向它们提供关于远方客户的可靠情报,于是生意滔滔,盛极一时。邓恩雇用各个小镇的年轻律师前往西部,秘密调查当地的商业状况。在搜集有关借贷信用的情报时,不管是对怀俄明州索思帕斯城矿工狂欢酒吧的东主,还是对丹佛最大一家百货商店的所有人,他都给予同样的重视。邓恩为其客户执行的长期计划,包括对各个地区深入的信贷分析:一八七二年是印第安准州(后来的俄克拉何马州),一八七三年是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和中部。在整个美国大陆组织起一个调查员的网络,而这些调查员既要能提供小镇上的信用情况,又不致于掩饰他朋友的财务状况,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例如在一份典型报告中,对某位年轻的律师兼实业家的评价是:“年龄三十二岁,满不错的律师,但一度名声欠佳,目前有卷入债务诉讼的危险。”对另一位则写道:“举止正派,虽然收支相抵,但相信其本人并无很高的偿付能力。”邓恩的办事处是第一批使用打字机的机构,而在其它方面,邓恩同样率先使用新技术,一八九三年,他有了自己的新式印刷厂,并刊行《邓恩评论》,这是一份关于商业状况的周报。随着美国实业扩展到世界各地,邓恩在欧洲、澳大利亚和非洲都开设了办事处。他死于一九○○年,但他的公司继续存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在一九三三年,它与约翰·布雷兹特里特(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辛辛那提律师兼实业家〕于一八四九年创办的公司合并,成为著名的邓恩暨布雷兹特里特公司。

  东部的实业家要把生意伸入他们一知半解的西部,就声要有一些懂得如何去应付蒙大拿、怀俄明和犹他等地区的法律和民情的法律顾问和支持者。铁路建造商也在西部沿线聘用“当地法律顾问”。科罗拉多州特卢赖德地方有一位小镇律师,便受托掌管波士顿富有的刊弗莫尔家族的采矿权益。另外一些人则专为芝加哥、纽约或费城的阔人出谋划策。西部的偏远和地理上的模糊给欺诈行为和矿区骗局大开方便之门,但也为诚实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取得有财有势的东部工业家的信任(有时还得到资本)。这是一个组织家的时代,组织家们想出种种新鲜办法,把许多小单位拢在一起,形成有利可图的大的联合体,而自己也从中发达起来。在这个不断扩展的国家中,律师善于了解事情如何便做得,如何便做不得,如果他精明强干,锐意进取,他的专业知识便是他的资本。

  由于铁路涉及大量跟财产有关的问题,诸如土地法、公共特许权、运输业和土地征用法,因此铁路建造商尤其需要律师。加以铁路系统日益扩大,一条线连通另一条线,进入新的管辖范围,跨越新的州或准州;而律师作为组织家,躬逢其盛,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这中间有一位出类拔萃的人,名叫詹姆斯·弗雷德里克·乔伊,他于一八三七年来到底特津,即密歇根获准加入联邦的那一年。他从达特默思学院和新近创办的哈佛法学院毕业,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抓住眼下的机会。这时新的密歇根州刚刚核准了一笔五百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修造穿越本州的三条铁路,但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便碰上了一八三七年的金融大恐慌。乔伊说服了该州的政治家们把这几条铁路卖给私人投资者;随后,他又劝使纽约和波士顿的一些实业家拿出二百万美元来买下密歇根中央铁路。一八五○年,他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商定利用它们的轨道,帮助把铁路向西推进到芝加哥;在此过程中,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得到了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年轻律师的襄助。接着,他从芝加哥继续西进。一八五四年,他促成通过了伊利诺伊州的开放性法案,把四家小铁路公司合并成为芝加哥一伯灵顿一昆西铁路公司,单从这个名称便可以看出乔伊已把铁路线向西延伸到了艾奥瓦州境内。他又抓住一八五七年金融大恐慌的时机,以低价买进了另一条铁路,而这条铁路刚刚得到三十五万英亩的联邦授地。一八七三年,乔伊策划的铁路线伸展到了内布拉斯加中部的卡尼,在那里与一路向西延伸到太平洋岸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汇合。乔伊于是南下转向墨西哥湾,修造了一条又一条小铁路线,沿途不断取得州的特许状和联邦授地。他还创办了运河公司来配合他的铁路线。而且,他也成了建造桥梁的先驱。他的那条位于芝加哥与堪萨斯城之间的伯灵顿铁路的薄弱环节,就在于缺少一道桥梁横跨密西西比河。一八六八年,他在昆西组成了一家公司,专门建造桥梁;而且,不顾人们的反对,在这个项目上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第二年,伯灵顿铁路在这个地区的生意额便翻了一番。接着,他开始在堪萨斯城建造密苏里河上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乔伊从伯灵顿铁路公司总裁的职务上退休后,另一位律师接替了他的位置,此人发迹于密歇根中央铁路,原为该铁路的当地代理人。塞缪尔·多德是律师组织家中的最杰出人材之一。他生长在离第一处油田不远的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小镇上,这使他有机会幸运地脱颖而出。一八五九年埃德温·德雷克发现石油的那一年,多德刚从杰斐逊学院取得学位进入律师界,在他的家乡富兰克林当了两年见习律师。由于看到日益兴盛的石油业需要法律上的创新,他便捷足先登成了公司法的专家;而当时,别的小镇律师对此专业只不过刚有所闻。多德正是发展了原来“信托”事业的人。他把英国衡平法中的这套习用手段改造成了洛克菲勒手中的企业联合体——托拉斯。其后,在托拉斯遭到抨击时,作为洛克菲勒的密友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顾问,他又发明了“控股公司”。

  美国人需要新的办法来勘探和开发北美大陆,在人们到处碰运气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机器和各色各样的新玩意儿。尽管发明者本人可能是个孑然一身,不通世故的天才式人物,但他身边往往会有人看到从中发财的机会。而旁边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往往就是律师。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很少有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曾引起法律上的争执。而许多争执的起因都在于专利,如此一来,专利法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合同契约、公司法、税收以及五花八门的习惯法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致使种种技术细节夹缠在一起。凡此种种,加上“州际贸易”问题,管辖权的纠纷以及《宪法》中的其它玄妙之处,因而越发纠缠不清。

  在美国这些戏剧性的专利争执中,参与其事的角色虽次次不同,但情节却往往如出一辙。总是有那么几个人,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发明了一种新机器或新技术。每个人都想独占或者由他的专利特许人垄断全部生产利益。当此之际,一大批实业家也登场了,每人都买进了彼此争执不休的“创始”发明人的一部分合法权益。随后,每一个“改进者”又必定宣称,只有经他改进的那一套东西才真正管用。于是,人们便闹上了法庭,经年累月地争持不下;但不管哪一位发明人或实业家胜了这场官司,最后的赢家总是律师。他们不仅赚了大笔聘金,而且对当事公司的权利和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往往借机控制了这些公司。他们起初只是个舵工,最后却成了船长。这种戏周而复始,演个没完,要不是因为那些花哨的角色,狂妄的贪图,巨大的利害关系,希奇古怪的后果,那种司空见惯的事件准会使人感到乏味。即如在缝纫机和收割机的发明上,也有过一番风波,前者是小伊莱亚斯·豪与艾萨克·梅里特·辛格等人之间的争执;后者则是赛勒斯·麦考密克与奥贝德·赫西等人之间的争执,先后聘用了威廉·西沃德、埃德温·斯坦顿、朱达·本杰明、罗斯科·康克林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等等法律高手打官司。而围绕着带刺铁丝和电话(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与伊莱沙·格雷、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埃米尔·伯利纳等人之间的争执)以及留声机,也曾多次缠讼于法庭,官司打得不可开交。一旦许多发明人同时搞出一件东西,而那些出色的律师又感到值得他们费一番功夫去组织争执的各方时,那么,可以说这项发明确实成熟了。因此,一项新技术对改变美国人生活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大体上可以根据它能引起多少律师为它分神费力来衡量。所以,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那个世纪里,虽然没有出现几部垂之久远的法典,也没有产生很多光前耀后的法官,却造就了一大批名声响亮的富有律师,那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在这类官司中,论时间之拖延和过程之激烈,没有一次赶得上那场汽车官司了。争斗中的那位核心人物,圆熟地把技术诀窍与法律手段结合在一起,左右了汽车工业创始时期的生产,但他的名字却始终不曾家喻户晓。此人名叫乔治·鲍德温·塞尔顿,喜好机械工程,具有发明家专心致志的禀性。他父亲是纽约州罗切斯特一位事业发达和意志坚强的律师,曾作过该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和副州长;而老塞尔顿却决意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律师。年轻的塞尔顿在联邦陆军短期服役后,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又上过谢菲尔德科技学院;后来,他遵从父亲的旨意,来到他父亲的法律事务所见习。据塞尔顿自己讲,他偶然听到了父亲与一位当事人谈论自行驱动无轨车辆的可能性问题,而这场谈话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前程。

  一八七一年,他取得了律师资格:几年后,他以专利法律师的身分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乔治·伊斯曼是他的当事人,就在他的罗切斯特事务所里,他为伊斯曼起草了照相于版上明胶涂膜工艺的专利申请,这项工艺为赛璐珞照相胶片和电影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在业余时间,塞尔顿就在地下室的工场里鼓捣他的种种发明。结果,他搞出了一种给车轮安装实心橡胶胎的装置,又为制造桶箍的新机器取得了专利,还设计了一种打字机。但是,他的心思主要却放在自行驱动无轨车辆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已有一些“道路机车”问世,那就是在轮子上装上锅炉。虽然它们重达三吨,却可以在路上跑来跑去,帮助做些农活。塞尔顿在罗切斯特一位模型师的协助下,试图造出一种轻型发动机。到一八七三年,他还只有二十六岁,便已认定为了达到这项目的,需要一种全新的动力来源。据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打算在“公路交通上掀起一场革命,而且……他的发明将在工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象蒸汽机、火车头、轧棉机和电报一样。”

  塞尔顿于是开始试验内燃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已在使用最早期的内燃机,它是一种固定装置,靠连结城市煤气系统的管道输送燃料。一八七六年,塞尔顿和他的搭挡到费城去参加美国建国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展出他们已取得专利的桶箍刮削和精整机;他借机研究了那里陈列的一大批发动机。就塞尔顿心中的目标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一位居住在波士顿的英国人研制的布雷顿双程循环发动机。这种发动机与其它靠管道输送煤气来运转的机器不同,它使用原油。但这种机器同样笨重得很,机身重一千一百六十磅,只能产生一点四马力的功率(约计八百二十八磅半得一马力)。塞尔顿便想重新设计这种发动机,以减轻机身重量,使之成为轻便公路车辆的动力来源。一八七八年,他造出了一种发动机,重三百七十磅,可以产生两马力的功率(仅一百八十五磅便得一马力)。

  从此,塞尔顿就不再挖空心思去改进他的动力装置,转而谋求在法律上最大限度保护他的预想权益,以便靠今后所有的自行驱动无轨车辆捞上一把。一八七九年,塞尔顿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向美国专利局提交发动机的操作模型,他所提交的模型,仅只“大致上体现了(发动机的)一般特征”,其它的就全凭咀巴去描述。这是一个算计周到的策略,因为虽然享有法律保护的期限是从首次申请专利之日算起(以塞尔顿这次申请而言,应为一八七九年五月八日),而专利控制权十七年的期限却要从授予专利之日算起。因此,塞尔顿便尽可能提早申请专利,但却精明地尽量推迟接受专利的日期。同时,他还利用发明者修改申请书的自由,不断在最初设计中塞入后来才引起他注意的任何一点改进。

  如此一来,塞尔顿巧妙地避免了一场风险,不必马上落实他的构思,制成蓝图或操作模型,而是把它一直拖到汽车制造看来有利可图之日。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即塞尔顿提交专利申请之后十六年,美国专利局才向他颁发了关于“道路机车”的第五四九一六○专利权证。如此长时间的拖延,使塞尔顿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权利延长到了金融界愿意投资制造“道路机车”的时期。但这样一来,正如研究塞尔顿各项专利的历史学家威廉·格林利夫所说:“一个本应成为可敬的汽车业先驱的人物,却在众人心目中成了伺机而动的贪心汉。”

  但塞尔顿并没有空等一场。一八九九年,在保留对每台机器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他把专利权卖给了一批金融家。第二年,他又打赢了一场涉及侵犯塞尔顿专利的官司。由于这一场官司,一九○三年,十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联合起来成立了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并买进了塞尔顿专利的使用权,而付给他的专利使用费为每部售出汽车零售价格的百分之一点二五。在好几年里,塞尔顿对美国制造的几乎每一部汽车都收取专利使用费。对塞尔顿的挑战并非来自实业家,因为只要能够分享利润,他们看来都愿意向他进贡。挑战来自另一位发明家,他缺乏律师的专门知识,却裹着早期道德家的坚实铠甲。当时,亨利·福特曾向塞尔顿专利的所有人申请一项制造汽车的普通特许证。但他们拒绝了,其中的一个理由在于:福特只是别人所生产的汽车部件的“组装者”,根本算不得是个“制造商”,因此没有资格取得只有胜任的制造商才能取得的特许证。福特信奉平民主义,一向仇视垄断,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动手去造他的汽车;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智力产品,谁也休想从他特别的车子上‘捞’到点什么。”他已经构思出一种车型,便宜得足可以销出几百万辆。

  一九○三年,塞尔顿提出控告福特侵犯专利的诉讼。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费了八年时间才解决了这场争端。在美国历史上或许是耗资最巨的这场法律争讼中,沃尔特·查德威克·诺伊斯法官的划时代判决导致了法理上的惊人转折。法庭判决,塞尔顿的专利权依然有效;但诺伊斯法官解释说,福特并没有侵犯这项专利!他的解释充分表明他在此案中对汽车工程的深刻领悟。他认为,塞尔顿的专利只适用于布雷顿双程循环发动机型号的汽车,而福特的汽车(以及当时制造的几乎所有其它汽车)则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奥托四程循环发动机,塞尔顿终于自食其果。法官的判决表明塞尔顿如何能在法律上赢分,但却实际上输掉这场官司。

  一九一一年法庭裁决下达时,塞尔顿的专利权只剩下几个月的有效期。他的专利使用费随即停止了。于是塞尔顿本人转而去制造汽车,但却一无所成。一九二二年,塞尔顿七十七岁,他的临终遗言仍说:“从道义上讲,胜利是属于我的。”

  在众多人中,偏偏亨利·福特认定一切专利都是不道德的。确实,福特喜欢重复行之有效的东西,他认为“天底下很少新东西。”一九一八年,他在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宣称,他要争取废除所有专利法。“它们不能……刺激发明——那是一种被驳倒了的理论。但它们却确实剥削了消费者,并给工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一九二一年,他又说,“我在各国取得了三百或四百项专利,而我必须说,在我们的汽车上可没有一点新东西。”

  旷日持久的官司本身对双方律师来说都是一场胜利。本来塞尔顿应得的专利费照计总数达五百八十万美元,但扣除了生产、管理、销售和法律咨询等方面的各种费用和佣金,真正经由各公司或合伙契约落到塞尔顿腰包里的数额只有二十万美元左右。在控告福特的这场官司的头三年里,由亲塞尔顿的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所支付的律师费就达二十二万五千美元;接下来的五年,差不多又是这个数目。而福特则付给了他的律师二十五万美元。顺带而来的是,由于在许多年里这桩诉讼一直是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当事的律师们都受到宣扬而名噪一时,从而也给其中一些律师的政治生涯奠定了根基。在南北战争后的那个世纪里,美国律师取得了一种新的权力。虽然支付给律师的酬金从来不能用以衡量他们的影响力;但在二十世纪,律师收入的增加确实惊人。一九二九年,商务部公布统计数字的第一年,列出美国人花在法律服务上的钱约为六亿八千九百万美元。一九六八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五十二亿美元。每年个人开支的法律费用总要达到同期个人宗教和福利活动费用总额的三分之二。马丁·迈耶在其著名的关于律师的调查研究中写道:“说来或许难以令人置信,但确实没人说得清这笔钱用来做了些什么。”在美国,律师的机会越来越多,无怪他们的数目也增长到了空前的地步。为了提供能够抓住这种机会的合格人才,又有一类美国机构一法学院——应运而生。任何其它现代国家都没有与之相似的建制。在英国,甚至跨入二十世纪后,律师的培养仍然只有两种途径:或者经由伦敦相沿至今的贵族化小型公会,或者借助贵族化大学中本科的“法理学”课程(学生们往往选修法理学,据说这门课程比较容易)。而在美国,甚至早在殖民时期,公会垄断已有崩溃的迹象。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人们拓居西部、设置新州、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建立现代工业,美国法律专业便出现了种种独特的机遇,大量法学院应运而生。这些法学院获得大量捐助,专门培养研究生作律师。一八三三年,据估计,美国攻读校内法学课程(无论哪一种)的学生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美国法律教育之肇始于新英格兰,实不足为怪,因为那里的进取精神盛行,并且靠近英国而资料丰富,同时又有哈佛学院及其许多开明的赞助人,所有这些都为法律教育开辟了途径。一八一六年,哈佛大学任命了第一位法学教授之后,在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哈佛法学院逐渐孕育成形。到一八六○年,美国已有二十一所大学法学院,其中有十二所的学制仅为一年。一八七六年,哈佛法学院把学制延长到三年,就读学生必须具有大学学位或曾在哈佛学习三年,自此,有关法学院的新的规范遂告确立。一八八○年,美国的法学院增至五十一所;一九○○年增至一百零二所;一九三八年增至一百九十所。这些学院的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到了一九七○年以后,每年颁发的法律学位已超出了一万八千个。

  一八七○年以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法律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首席大法官勒缨尔·肖在马萨诸塞州以及其他人在别的地方加以完善并贯彻运用的普通法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此时,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铁路时代新的需要,也灵活地修改了它的古老传统和深奥术语。在此之前,那些操法律职业而名闻全国的律师,诸如鲁弗斯·乔特、罗伯特·海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朱达·本杰明等人,他们都善于辞令,熟谙宪法问题,并擅长辩护合同和土地法一类传统项目。至于詹姆斯·肯特、约瑟夫·斯托里和内森·戴恩诸人,则以法律奠基人的身分著称,他们的法律论文阐明并澄清了各项法律原则。

  南北战争之后,对那些希望在美国法律界出人头地而抱负不凡的青年人来说,困难不在于把握重大的法律基本原则,而在于留心细节。关注事物新的细微差别、具备交涉和操纵能力。眼下,法律与其说是一个有待人们发现的蕴含种种原则的宝库,不如说是有待人们引用的一系列文件。要想在课堂上探明这些用途,必须使法律课堂成为现实情况的实验室。只有这样,学生才有可能看到如何实际应用各种法律手段,以及去达到什么目的。法律教育的一项新措施是设置哈佛法学院院长一职,这标志着美国对法律的运用采取了新的积极态度。这位院长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一八七○年由哈佛大学新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选任,埃利奥特原是一名化学家,他很同意在法律方面采取新型的实验教学法。兰德尔的改革——“判例教学法”——其实十分简单。按照以往的要求,学生必须阅读阐述法律“一般原则”的论文,而现在则要接触适用这些原则的实际案例。新的法律实验室读本——《案例汇编》取代了传统的法律论文。兰德尔自己的《契约法判例选编》(一八七一年)即是其中的第一本。案例汇编汇集了现实中运用法律原则的案例,引导学生注意事实细节和案件发生时的全部社会背景;其目的不仅在于使法律系学生熟悉法律原则,而且,按兰德尔的说法,还要使他们“把握这些原则,俾可在日益错综复杂的人类事务中始终熟练而自信地运用它们。”到一九一○年,美国大多数法学院都已采用这种判例教学法;而本着同一种习惯法传统的英国法律院校,却仍然使用旧式教材。美国此举不但赋予律师培训以新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促使法律系学生迅速掌握广泛而实用的有关法律实况的知识。法律,一度属于形而上学,如今已成了一门社会科学。

  美国有句谚语说:“再穷的市镇也能养活两个律师。”在南北战争后的那个世纪中,美国文明为种种新机遇开辟了道路,而律师则最得风气之先。立法机关倍增到一九五九年,除联邦国会外,还有一百个州级立法机构),各种制订规章的机构同时激增,联邦、各州和各城市的法院林立,这些都给美国的律师提供了种种机会、用武之地和报酬。到一九七○年,美国已有大约一万名法官和三十几万名律师。

七、利用联邦制度下的特产品:离婚与赌博

  联邦制度本身孕育着巨大的生财机运。一种新的竞争性的美国行业诞生了,那就是立法业;其新奇之处,一如牧牛业和石油业,前者曾在公地上繁荣昌盛,而后者则指向岩层深处,从那里涌出的黑色矿物点亮了中国的油灯,又使克利夫兰和纽约的实业家发财致富。

  这些难以逆料的机运的万千气象,以内华达州表现得最为突出。内华达是合众国中的一个大州(面积比缅因州、新泽西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西弗吉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罗得岛州加起来还要大上二千五百平方公里);而在其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它的人口却要少于任何一州。迟至一九四○年,美国人口普查表明内华达州只有十一万零二百四十七人;一九七○年,它仍是除阿拉斯加州以外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州。内华达州没有天然疆界,只有蜿蜒百余英里的科罗拉多河流经最东南角,纵长二十英里的塔霍湖座落在西南角。它象一个任意划出的巨大几何图块,没有什么地理上的道理可言。

  内华达面积广阔,究其原因,应当从地下说起。后来成为内华达州的这块地方,原先于一八四八年从墨西哥手中取得,两年之后,成为由摩门教控制的新设犹他准州的一部分。一八五九年,在犹他准州最西端的弗吉尼亚城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康斯托克银矿;当时,由于新近涌来的采矿者不信任摩门教掌握的州政府,便向国会提出请愿,遂于一八六一年单独设立了内华达准州。而这个准州有许多居民其后又不愿意内华达升格为州,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增税。可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却需要得到一个新州的支持,以在参议院增加两票和在众议院增加一票。林肯急切希望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问题关系到“要么增加三票,要么增加新的军队。”而且,在即将来临的一八六四年总统选举中,新设一个内华达州还将在选举团中增加三票(几乎肯定会支持林肯)。一八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大选日的前一个星期,林肯签署了设置内华达州的法案。内华达人一向说话委婉,在十九世纪后期,他们给本州命名为“斗出来的一州”。事实上,内华达州既非为自由而战的结果,也非迁就传统或顺乎自然的结果,它乃是政治和银矿的产物。在康斯托克银矿全盛期的大约二十年间,内华达州繁荣了起来。但这场繁荣却与大众无缘。在加利福尼亚,来碰运气的人如果幸运,在溪流中发现黄金,那么,他只需一个淘金盘加上一把力气便可以发迹。相形之下,在内华达,银矿砂却深埋在沙漠腹地的大山之中。要想从岩石中掘出矿砂,并运至可以加工提纯的地方,则必须投入巨额资本和昂贵的重型设备。从一开始,就需要巨大的提升机、泵、捣矿锤和钻机等等。

  康斯托克银矿这番轰轰烈烈的场面,根本就与那些矿区执法故事、那些蓬头垢面四下撞运气的人、那些强霸矿区产权者不沾边。囊空如洗的探矿者,徒有一身力气,面对内华达的银矿砂,却可望而不可即;而大占便宜的只是那些大部分来自旧金山的金融家和实业家,这些人腰缠万贯,有组织、有步骤地采掘了内华达的矿山。在一八五九年之后的二十年间,大约有价值五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开采出来。从其发现之日起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康斯托克银矿每年在美国采银总额中占了一半左右。

  随后,康斯托克矿就象颗替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内华达州的托诺帕和别的地方又发现了其它金矿和银矿,但它们根本比不上康斯托克。旧金山的金融家和实业家带上他们从内华达赚得的钱溜回加利福尼亚去了。一八八○年至一九○三年之间,其它山地各州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但内华达的人口却从六万五千降到了四万五千。人们讲到内华达,只把它看成是由犹他的奥格登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必经之路。当时曾有些人作出努力,想发展该州的农业和牧牛业。还有就是南太平洋铁路,为了急于吸引移民,也刊行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小册子——《新内华达:灌溉和机运的时代》,但很少有人信服。东部的新闻记者开始称内华达为“选民少到变得有名无实的选举区”。他们并提出质问,一个加入了联邦的地区,如果已经没有象样的人口,是否还应保持其州的地位。

  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简直暴露了自己对西部的了解是何等贫乏。内华达银矿时代的结束,其实标志着一个新内华达的开端。人口越少,每个人享有“自主权”的权益也就越大。二十世纪初年,内华达的政治正如吉尔曼·奥斯特兰德所说,带有一种“市镇会议”的性质。利用这点有利之处,内华达州人充分显示他们如何凭着自己的主动性和独创性把州的地位本身转化成一种新的资源。

  在联邦制之下,一个地域小或人口少的州运用其“自主权”,行使大得不成比例的权力,这并非什么新鲜之事。即如马里兰州便曾留在美国邦联之外一直到一七八一年,以迫使弗吉尼亚州向全国放弃它对广阔西北部地区的要求。又如罗得岛州拒不参加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以指望它的强硬立场会加强它讨价还价的力量。但在二十世纪,小州却又另有一种好处,那不仅仅是在本国各种会议上有大得不成比例的发言权而已。不过这种新出现的好处却需要流动的人口,还有赖于迅捷、廉价的交通运输。

  内华达州议会首次试图压倒其它有自主权的州是在一九○三年。那年,它通过了新的企业公司法,实业家受到吸引,势必会在内华达州开办公司,因为按照该州十分松懈的新规例,将不对公司征收年度税,对公司股票的发行或日常经营也没有令人烦厌的监督。但其它各州也迅速采取措施,提供类似的好处。有一些州,诸如加利福尼亚,还立法禁止任何公司在本州境内出售股票,除非它们能够满足本州的严格规定,以此来逼使其竞争对手处于非法地位。

  内华达州又在法律领域里一个不那么枯燥的范畴——离婚──当中找到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机会,并可望在这类立法竞争中得到好处。古往今来,人们都在离婚这个领域中争论不休;而内华达州的法律富于冒险和创新精神,藉着本州特有的种种有利条件,自然不愁得不到好处。

  婚姻、离异和独身问题从来(早在亨利八世之前很久)便是不同法律主张之间争长论短的领域。耶稣曾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罗马天主教会把婚姻列为七件圣礼之一。就象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永恒的神秘结合一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有效婚姻永世不可解体。因此,天主教会实际上根本不承认离婚。而所谓“离婚”,其实是指结婚因不合法而被宣告无效,理论上只适用于无结婚能力的情况(例如不能人道或原先已存在一段法定的婚姻),而由于这些情况,拟议的婚姻本来就不能成立。至于宗教法学家所谓的“从睡床和餐桌上脱离”,则仅指法庭判决的分居,并不带来再婚的特权。新教主张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天主教会处理婚姻问题时滥用权力。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婚姻并非圣礼,而是“一件世俗和外在的事情,关系到妻子和儿女,房屋和家庭,还关系到政府治下的其它事务,所有这些,一向完全受理性的支配。”因此,结婚和离婚的规则“应由律师处理并服从于世俗治理方式”。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郑重看待马丁·路德所作的区分,他们不仅规定应由地方官吏来主持结婚仪式,而且在一六四七年还实际上禁止在婚礼中布道。他们对可能使婚姻成为圣礼的罗马天主教礼仪心存戒惧。十七世纪末,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允许除地方治安官外另有牧师来主持结婚仪式,并以此而感到心安理得。在殖民时期,新英格兰各殖民地都制订了它们自己的离婚法。南部各殖民地则遵奉英国法律,但这使它们陷于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可循的境地,因为它们没有宗教法庭。在中部各殖民地,皇家派驻的官吏压制了它们为通过离婚法而作的努力。按照现代美国标准,尽管当时离婚的理由订得仍很苛刻,但较之在英国已经宽厚多了。十八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加强对各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政府(例如在一七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英国各殖民地总督的指令中)更否决了各殖民地有关婚姻的法律,因其允许“在神圣婚姻中结合为一体的个人离异”。这想必也是各种零零星星的不满因素之一。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激发了受尽委屈的美国丈夫和妻子们为独立而战。

  美国赢得独立之后,各州可以根据各自的离婚法自由行事了。而时代精神、自由热情以及对各种形式专制的仇视,又鼓荡起某些地区废除黑奴的运动;同时,也激发了其他人试图消除家庭专制,以解脱人们的痛苦。按照一七八八年一位小册子作者的说法,那些人“结合在一起,往往互相都觉得受罪……有的丈夫惧内,可怜巴巴的;也有的妻子被虐待、受凌辱和遭人轻贱……他们不仅象囚犯一样遭到禁制,而且到死不得翻身。”

  在独立革命至南北战争期间,大多数州都放宽了它们的离婚法。一般说来,大西北地区新近建成的各州较为开放,而沿海各州则限制较严,其中又以纽约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为甚。而几乎在每一个州,这方面的动向都在于调整和统一离婚程序。到一八六七年,在当时的三十七个州中,已有三十三个废止了由立法机关规定离婚。这是朝着离婚事宜民主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州议会所订的“私人法例”一向都是有财有势者谋取特殊待遇的手段。但州立法机构仍有许多形形式式的条例,因为在联邦制度下,结婚和离婚仍然属于各州的职权范围。

  从一开始,联邦制度便造成了“迁居”离婚的做法。一个结了婚的人,如果感到本州的法律不方便,便会临时迁往另一个州,以保证离婚能够办成。南北战争以前,东部的怨偶会向西跑到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寻求婚姻自由。一八五八年《印第安纳每日新闻报》报道说:“我们这里挤满了互不匹配的丈夫和妻子,他们或受人虐侍,或虐待别人,或横蛮暴戾,或淫荡放肆,就象一屋子的臭水堵塞了下水道。”霍勒斯·格里利对此非常反感,他提到,有一个颇有名望的纽约人来到印第安纳、到午饭时分,办妥了离婚,“当天晚上,他便娶了专程赶来的情妇,那女人就下榻在同一家旅馆里。两人很快就启程回家,到那时,印第安纳州对他们已是毫无用处。到家后,他把新妇介绍给大惊失色的前妻,并告诉她家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必须收拾东西赶快离开。她只好离开了。”一八七三年,印第安纳州议会颁布了一道严格的新法律,清除了本州办理的迁居离婚业务。但芝加哥仍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离婚中心,而这一行业,就象其它行业一样,随着人口的流动日益转向西部。据传说,在爱达荷州,采矿者们会根据伙伴的请求,专门召开会议来郑重其事地解除他的婚姻关系。

  西部各州自有种种诱人之处,比如,它们对可以接受的离婚理由就规定得非常宽松。一些州甚至制定了一项“统括”条款,规定只要法庭认为适当,任何要求离婚的理由都能成立。在这场办理迁居离婚业务的竞争中,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西部各州对于居住期的要求都含糊不清,乃至根本就不作任何规定。西部各州的居民,几乎人人都刚来不久,要想还有些选民的话,就必须把新来的人都看作合法居民。新兴城市的建设事业推动者为了急于招徕人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移民算为正式“居民”。一些准州和州只要求人们居住一个短时期便可获得投票权,它们发现这个要求也可适用于其它目标。

  一八八○年之前,达科他准州的居住期要求规定为三个月,吸引了东部想要离婚的人。一八八九年,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同时作为州加入联邦,依然保留了这项与人方便的居住期要求,从而为办理离婚业务的兴旺奠定了基础。旅馆老板、酒吧掌拒和商人,自然还有律师,都因这些大把花钱的来客而生意兴隆,而这些人之来到这里,都为了走捷径,以解除苦痛,再结良缘。一位当地律师夸耀说:“南达科他州的恶名对我们没有害处。它替我们在外界作了宣传,给这里带来大量金钱,不仅用来支付离婚诉讼费用,还用来投资。”在这个大有可为的新兴行业上,苏福尔斯和扬克顿两个城市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苏福尔斯不仅建立了两所高等学府,沾光的还有一位三十三岁的法官,他“正当男人满腔热诚、感情丰富和见不得女人遭受折磨的年纪,所以在这位艾肯法官审理的所有案子中,只要女性为原告,那么,总会得到最深切的同情,而她们的利益也会得到最仔细的关照。”而扬克顿城,虽然只有一所高等学府,但却有一家新旅馆同苏福尔斯扯平,这家旅馆印了一本精美的小册子作宣传,“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社交界广为散发。”南北达科他两州本身也在为办理离婚业务竞争。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苏福尔斯圣公会的主教在他的新年布道中,悲叹离婚后迅速另觅新欢的“连续多婚”的做法,并开始在州的首府鼓吹南达科他州应制订更严格的离婚法。据说,北达科他州法戈地方的一个旅馆老板也加入了他的运动,心里希望一旦南达科他州的法律严格起来,北达科他州的办理离婚业务便会从中得到好处。但几年之后,南北达科他两州都把居住期要求提高到一年,因而双方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竞争可言了。

  先是放宽离婚法,接着是发生种种丑闻,然后便掀起保守的改革运动,于是收紧有关法律,从而断送了办理离婚业务;这种模式在整个西部一再重复。二十世纪初期,除南北达科他两州外,其它西部的一些准州和州(包括俄克拉何马、怀俄明、得克萨斯、内布拉斯加、爱达荷和内华达)也都把制造离婚看作它们一项重要的地方行业。

  这些地方的离婚法之偏于宽松,只不过是在联邦制度下对纽约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离婚法之过严所作的自然补充。纽约州的“道德观念”成全了内华达的离婚制造所。纽约州要保持其伪君子的风范原非难事(故而要想改变那里的法律颇不容易),因为富有的纽约人总可以跑到雷诺去了结他们的心愿。在内华达州,离婚实际上成了一种主要的经济动力。在一部离婚史中,如果载明该处比任何其它地方有更多丑陋勾当和风流韵事,那么,它也会同样生动地展示建设西部的人们那种奋发有为的竞争精神。

  直到二十世纪初,在内华达州得到批准的离婚案数字仍然不多。因为那里的女性居民比较少,而且内华达州那时还没有建立起它在办理迁居离婚业务方面的相对优势。第一件著名的内华达离婚案发生在一九○○年,当时,一位名叫拉塞尔伯爵的英国贵族,在住满了规定的六个月后,顺利办妥了离婚,随即娶了另一个女人,带回英国。在英国,他的元配夫人声称内华达离婚无效,并以通奸的理由诉请在英国离婚。而拉塞尔伯爵也因重婚受到起诉,由他在上议院的贵族同僚审理此案,裁定他有罪,结果把他囚禁在伦敦塔中。如果说,这则关于内华达州离婚业务的活广告仍有些含糊,那么它至少向公众表明,那里的规定居住期很短暂而且离婚法也相当松弛。

  为内华达离婚业务树立声名的第一次“顺利”的宣传出现在一九○六年,报纸用头版头条新闻大力宣扬了不幸的劳拉·科利的故事,她的丈夫与人通奸,其后由于在内华达办妥离婚案才得以从他那里解脱出来。案中的男主角威廉·科利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钢铁制造业主,最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雷多克作劳工,历尽艰辛,在三十七岁时当上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同事们形容他“在商业中冷面无情”。但公务之余,他却是个风流种子。为了追求风致动人的歌剧演唱家梅布尔·吉尔曼,他不惜抛弃了妻子和家庭。于是,与他早年结缡的妻子,一个贫穷矿工的女儿,便跑到雷诺城同他办理离婚。离婚后不到九个月,科利便续娶了吉尔曼小姐。报界对此事愤愤不平,对科刊发出一片谴责声,但却称颂内华达州的法律保护了受到伤害的无辜者。

  内华达州办理离婚业务蒸蒸日上;尽管并非总是给受到伤害的无辜者带来好处。内华达的律师在东部报纸上大登广告,声称该州六个月的居住期规定在全国为时最短。他们还历数内华达州种种十分容易得到确认的离婚理由,鼓吹本州与人方便和不要求确证事实的特点,并提请读者注意,内华达州没有妨碍立即再婚的禁令。至少有一名律师便因此类广告而被内华达州最高法院暂时吊销了执照。但离婚业务的确大有发展,给内华达州带来了巨大的金钱收益。到一九一○年(当时内华达州办理的离婚案已达到每年三百宗),人们熟悉的改革周期又周而复始了。在教士和随后的进步党人的压力下,该州议会在一九一三年把法定居住期由六个月提高到一年。但律师、商人、酒吧掌柜、旅馆老板以及其他人等立即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签署了离婚改革法案的共和党州长在一九一四年竞选连任时失利,而其他支持这一法案的议员也纷纷落选。州议会在随后的两年任期内(于一九一五年)撤销了该改革法案,并恢复了六个月的居住期规定,办理离婚的业务重新活跃起来;电影皇后玛丽·璧克馥轰动一时的到访也给它助了一臂之力,她到内华达州乃是为了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办理离婚,好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缔结良缘。内华达州仍有竞争对手,因此,州议会始终保持警觉。一九二七年,法国和墨西哥的威胁日甚一计,而且,谣传怀俄明州要把法定居住期减为三个月,在这些情况下,内华达州议会便颁布了一道法律,规定办理离婚只需三个月的居住期。随后,在一九三一年,风闻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也准备实行三个月的法定居住期,内华达州议会又连忙把它的法定居住期减到六个星期。

  “淘金日子复兴有望,有心人士莫失良机”,《内华达州日报》的通栏大标题这样写道。正如历史学家纳尔逊·布莱克所指出的,离婚业已日益与旅游业搅在一起了。起先,那些打算离婚的人只是为了得到所希望的法律结果,才到内华达州住下来,顺便花钱寻欢作乐;后来,人们为了寻欢作乐跑来,却顺便发现这里离婚很方便。对欢天喜地的旅游者和郁郁不乐的离婚人所为何来,已经很难作出区分。反正,他们都在内华达州挥霍钱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六个月的居住期要求仍然有效时,内华达州每年大约批准一千宗离婚;随着法定居住期减为三个月,一九二八年达到了两千五百宗;一九三一年新的居住六个星期的法律实行后,更激增到五千二百六十宗。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最不景气的那几年,内华达州的离婚市场一度也象其它奢侈品市场一样冷落下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月又给它带来了新的高潮:一九四三年,在内华达州办理的离婚案有一万一千宗;三年之后,更达二万零五百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数字则下降到每年约一万宗。内华达州还放宽了它的婚姻法。一九四○年,加利福尼亚州规定了结婚要验血和等待三天的程序,但内华达州仍然(按照吉尔曼·奥斯特兰德的说法)“二十四小时日夜办理结婚事宜”。这就吸引了一大批心急如焚的有情人。

  旅游业也激发了生气勃勃的新的竞争精神。雷诺城的发展,就是专门为了满足闹离婚的人的需求,在几十年里,它几乎囊括了全部离婚业务。一九三一年,在内华达州办理的五千二百六十宗离婚案中,有四千七百四十五宗是在雷诺城获准的。但新兴城市仍然层出不穷。拉斯维加斯直到一九──年还算不得一个城镇,但在短短二十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无数高悬霓虹灯的夜总会,还有大批迷人的“歌舞女郎”、喜剧演员和身价不凡的影剧明星。“光是离婚还不够开心”,很快,洛杉矶和别处那些闹离婚的人就信服:到拉斯维加斯来解脱束缚才更加有乐趣。离婚业和娱乐业互为促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拉斯维加斯获准的离婚案已占了全州的将近半数。在内华达州,一九五○年之后的二十年里,每年每千居住人口的离婚率大约等于全国平均数字的十倍,结婚率大约等于二十倍。内华达州的离婚率是其任何强硬对手(佛罗里达、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爱达荷、怀俄明和阿拉斯加等州)的五倍;而结婚率则是其强硬对手(南卡罗来纳州)的十倍。离婚不是联邦制度下唯一的副产行业。赌博也算一项。象内华达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州,要想在这方面渔利,是同样具备优越条件的。一些历史学家说过,内华达的全部历史就是一场漫长的赌博。说得明白一点,原因就在于联邦制度的运作和内华达以外各州在法律上过于拘谨。基于传统,从英国传入的习惯法禁例,除了赛马之外,把开设公开赌场列为应予起诉的妨害公共治安罪。例如,一八八七年在纽约州,根据特定的法律条例可以在赛马中下赌注。但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场外接受赛马赌注者”(有文字记载的这一美国创用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九年)的兴起和其它弊端,一些州便封闭了赛马场。随后,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制定了合法化的赛马赌博派彩办法(一九三三年出现的完全电气化的赌金计算器方便了这一办法的实行),并使用自动售票机出售赌券,又使赛马场赌博重新风行一时。但其它赌博的合法化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赛马场之外的赌博一般是被禁止的,而公开赌场也仍属非法。各州普遍明令取缔各种赌具,管制或禁止赛马或拳击之类的场外下赌注处、吃角子老虎机或抽彩盘。由于拳击造成了赌博机会,致使一些州竟取缔了这种运动,而另一些州则将其置于一个公共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之下。

  一九三一年,经济大萧条冲击内华达州,离婚业务市场萎缩了,而且这里的人们还普遍担心其它各州会放宽离婚法。内华达人感到,仅仅把办理离婚所需的居住期缩减到六个星期恐怕还不足以确保其经济复苏。于是,内华达州议会在一九三一年又把赌博合法化,以作为一种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但在赌博尚为非法的年代里便已形成的私赌传统,一时却很难克服。赌博在尚属非法的年代里向来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私下活动,本来就没有既定的推广和宣传方式,可以为新近合法化的赌场招徕生意。不过,内华达州的新法律却为一类崭新的开拓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雷蒙德·史密斯就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史密斯并非职业赌徒,本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带着两个儿子,从加利福尼亚来到雷诺城谋生。凭着以往充当马戏场拉客员的经验,他运用自己天生的组织才能使赌博成了一项流行的公众娱乐。非法赌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偷偷地经营;而史密斯看出,合法赌博的成败则要取决于广告宣传。他在雷诺的弗吉尼亚大街上开了一家小赌场,从开张之日起,就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的公路上树起了无数块广告牌。他使“哈罗德娱乐场”。以他的儿子哈罗德的名字命名,省略所有格符号也是其特有标志的一部分)闻名全国。他说服了全美国那些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中产阶级男女,请他们尽可以相信哈罗德娱乐场,就象相信其它在全国大作广告的商品和服务行业一样。吉尔曼·奥斯特兰德欣然记述了雷蒙德·史密斯的事业成就,说他成功地使赌博大众化,”正如亨利·福特使汽车最终大众化一样”。在史密斯之前,赌博娱乐场的发达都靠“豪赌”(密西西比河游船上和美国民间传说中的豪华消遣),职业赌棍往往一掷千金。一张牌摸出或一粒骰子掷下便可能决定赌场的得失损益。但雷蒙德·史密斯改变了这一切。他压低赌注,以便吸引更多的顾客,使之成为赌博业的“伍尔沃思廉价商店”。哈罗德娱乐场同老赌场的区别,一如五分、十分廉价商品店之于高档商品店。

  为了吸引在经济大萧条中倒运的顾客,史密斯又开设了用角子下注的轮盘赌;还有其它花样,例如耗子轮盘赌,就用一只活老鼠衔起赢家的号码。他还设置了成排的吃角子老虎机,引诱那些甚至不懂玩扑克或掷骰子规则的人们掏出口袋中的五分、十分和两角五分的零币。(二十年后,吃角子老虎机在美国得了一个“独臂大盗”的绰号。)为使妇女也能感到自在,并把她们吸引到赌桌上来,他又从速成离婚法庭已办或将办离婚的当事人中,雇用了一批女人来充当庄家或假赌客。这些和颜悦色的女庄家都受到指示按照赌场的既定规矩行事,因此她们绝不会玩得比赌客还精明。她们的一部分工作便是建议未有经验的赌客如何下注。史密斯甚至找专人来照看孩子,这样,母亲们到哈罗德娱乐场来玩时,就可以不必把孩子丢在汽车旅馆里了。按照地方建设事业推进者的惯例,雷蒙德·史密斯也成了著名的地方慈善事业家。他为他的主顾们建立了西部美国文物博物馆,并为内华达大学的穷学生提供奖学金。一些人不理会史密斯叫他们量力而赌的告诫,结果输得光光的,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还会借点钱出来打发他们回家。

  哈罗德娱乐场订下了规矩,其他人便照搬如仪。内华达州的娱乐场日益发达;随后,哈拉娱乐场(名字取自它的东主威廉·哈拉,因为与哈罗德娱乐场的名字相近倒也沾光不少)和许多其它赌场也相继兴旺起来。内华达的赌业以一门边缘行业而繁荣发达起来——它恰好处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而从地理上说也处在其它州的边缘。年华达州的赌业胜地全都远离本州中心。西面的雷诺城距离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只有十余英里。东南角的拉斯维加斯则邻近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犹他三州;而塔霍湖实际上是划分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南边界。拉斯维加斯的城址一九○三年由铁路公司响得,一向是建筑邻近的胡佛水坝的大本营;到这时则已准备停当,迎来了一九三一年内华达州新法律带来的赌业繁荣。与雷诺相比,它好就好在驱车来往方便,距洛杉矶、圣迭戈和加利福尼亚南部其它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都很近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斯维加斯实行标新立异。如果说雷诺好象廉价商店一般为赌客提供了注码低的各式赌博,那么拉斯维加斯就好象赌业中的大百货公司了。就在拉斯维加斯城外的“狭长地带”,豪华的赌博和娱乐区纷纷冒起,这个狭长地带本来是一条街,座落在一处新的未合并入城区的土地上,随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者之意而命名为“人间天堂”。十年之间,那里出现了星罗棋布、闪闪生辉的豪华酒店一汽车旅馆一夜总会一赌场的组合,而且挖空心思地设法取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名字,诸如:大漠酒店、撒哈拉、水上舞台、皇家内华达、里维埃拉、红磨坊、星尘、马提尼克岛、热带风、维加斯山、卡萨布兰卡、圣苏西等等,其中甚至较为简朴者,也要值上五百万美元。这里离好莱坞只有二百五十英里,它们争相拉拢名流前来浪掷钱财。到一九五五年,据估计每年要花上两千万美元在拉斯维加斯周围为赌桌上的财神提供免费娱乐。

  随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出现了由威廉·哈拉开创的塔霍湖城。威廉·哈拉来自雷诺,他买下了内华达州紧邻加利福尼亚的那一块风光宝地。座落在那里的赌场对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赌客尤其富有吸引力。哈拉发现,从旧金山到他的赌场要开车五个小时,这使赌客们准于专程来此玩上一场:于是,他便规划自己的接客汽车专线。为此他求助于斯坦福研究所提供意见,斯坦福研究所收取了一万六千美元的咨询费之后,向他提交了份“关于拟订接客汽车班次的各种因素的调查报告”,并就哈拉的潜在顾客情况作出了有价值的估察。据该研究所推测,他的顾客极有可能是“上了年纪的,职业地位不高,单身一人,租房居住,没有汽车……属于人口中独特的一群。”因此哈拉便针对旧金山周围小城镇的这类顾客大作广告。他想尽办法,方便他们到达赌场,保证他们玩得痛快,从而引诱他们大把花钱。其他人也群起仿效哈拉,如此一来,塔霍湖城便发展成为雷诺和拉斯维加斯的有力竞争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华达州不仅成了赌博活动的麇集地,而且成了其它州不法分子的逋逃渊薮。一九四六年,控制了艾尔卡彭赛马消息网在当地使用权的江湖骗子“疯子”西格尔,花费了七百万美元在拉斯维加斯那个狭长地带建成了火烈鸟大酒店。但不到一年,西格尔便给黑社会中的对头谋杀死了;从此,各路歹徒便开始为控制内华达州的赌博业而混战不休。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就有组织的犯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揭露了黑社会控制内华达州这一有利可图的新兴行业的活动。于是,向赌场发放执照的法律收紧了,但内华达州的法律却不能挡住歹徒进来。

  那些刑满释放犯,为了逃避法律和声名狼藉之累,纷纷涌入内华达州.这是联邦制度下的又一项附带结果:与此同时,内华达州内日益增加的人口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塔霍湖边的州界上,新建的两家赌场估计每天要排放出五十万加仑的污水。最初,内华达州的入试图把废水经过处理后,喷洒在树上,但余流泻入塔霍湖中,使纯净的湖水变成了暗绿色,水藻繁殖,游泳也游不成了。其后,人们发现,用管道把经过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塔霍湖中更方便,也更经济。而随着污染了的湖水流出州界,邻近的加利福尼亚州便得警告人们“不要在此水流中取水饮用、钓鱼、游泳或徒涉。”内华达州在联邦制度下走运,加利福尼亚州人却跟着倒霉。

  在遥远的首都华盛顿,人烟稀少的内华达州又得到了联邦制度下另一个明显的好处。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们在国家的立法审议中发挥了大得不成比例的作用,因为在参议院本身的组织格局下,象内华达这样的州不仅享有平等,还享有更多的东西。“小”州的参议员更有把握在本州再度当选,因此,往往可以有效地实现他们在参议院的目标。由于他们只代表不多几个主要经济集团的利益,他们也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拿投票来作交易,以确保满足其选民的愿望,而且与本州的人口相比而言,他们通常要比其他参议员掌握更大的处理联邦资助的权力。一八八九年之后在内华达州,现任参议员很少在再度竞选中失利。根据参议院论资排辈制度,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往往能在一些重要的委员会中拥有主导性乃至决定性的发言权。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凭其资历,当上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另一位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基·皮特曼则当上了外交委员会主席。从人口最少的这个州选出的代表,悄悄地改变了代议制的力量均势。美国人固然有可能纷纷流向城市:但《宪法》仍在为新兴的西部提供各种新的途径,帮助它取得财富、权力和巨大的发言权。

八、把犯罪勾当转为服务行业

  沃尔特·李普曼在一九三一年评论道:“美国人想做的事情大多,而这些事情又是他们想要制止的,由此便导致了高犯罪率。”这段话对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适用,但他却是针对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全国法纪委员会的报告而言的。该委员会受命调查整个联邦系统的执法情况,特别是调查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执行情况,该修正案禁止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以前任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为首的这个委员会,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花费了联邦五十万美元,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提出了它的报告。而该委员会关于禁酒法的结论,更引起了公众极大兴趣。无论威克沙姆报告如何推动了改善治安和惩治程序,它都算得上是全国混乱状态一幅惟妙惟肖的自画像。该委员会(以十票对一票)反对废除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但它又指出,公众的敌视态度和私酒贸易的高额利润使得禁酒法难以实行。该委员会的成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报告,俾使自己心安理得,而每份报告都各有一套含糊其词的说法。旧金山《纪事报》称之为“公众意识的绝妙画像”。胡佛总统说他同意这个委员会的意见;这促使海伍德·布龙指出,总统“显然有意在反酒吧同盟和共和党两者间调和折衷,但却保留了两者最糟糕的特点。”

  富兰克林·亚当斯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这首诗题为“威克沙姆报告”:

  禁酒法可谓一场空忙。

  我们喜欢它。

  想禁却又禁不出名堂。

  我们喜欢它。

  你看那贪赃的饱了私囊,

  你看那犯禁的漏了法网,

  这场禁酒真个没戏唱,

  留下些丑陋伎俩,邪恶勾当。

  又怎样,我们总得拥护它。

  不过,这倒也并非第一次。美国人总会想出办法,既可从制止邪恶中得到满足,又可藉机捞取实惠。

  美国人对赌博的热衷劲头,只有他们热衷看到赌博被明令禁止的那股劲头堪与比拟。他们都欣赏埃尔伯特·哈伯德的俏皮格言:“赌赛马赢钱的人总是那些在赌马时手中握着一把扫帚和一柄铲子的人。”不过在美国人的整个生活中,都带有几分赌博的性质,使人们很难区分哪是计算周到的精明人,哪是心存侥幸的投机家。而后者的走运,全在于他们敢于冒险一试——赌尚未探明的荒地的肥力,赌一知半解的新矿物的销路,赌尚未建成的铁路和人丁不旺的城市的发展前景。

  阔绰的赌业商在这里一如在欧洲一样知名。例如,派头十足的“小伙子”坎菲尔德兴建了一家赌场,饰以艺术品,其水平仅次于纽约的德尔莫尼柯大餐厅;在他的资助下,萨拉多加成了“美国的蒙特卡洛”,他死时家财万贯,并且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慈善家。但赌博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国企业,还在于美国有其独特的机会,让人们有条件把非法活动组织成为全国性的大生意。此种情况之成为可能实有赖于一些因素:在联邦制度下,各州的法规混乱不一,而每个州的管辖权只限于本州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利用对“州际贸易”的控制权和征税权来替代全国性的刑法:新居民从国外源源流入美国,他们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信仰的宗教多种多样,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又漠不关心;按照美国的传统,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只是种种合法与体面的机会似乎已经让先来者捷足先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人口流徙不定,而社会地位却可以靠金钱买到;地域广阔,通讯和交通技术快捷灵便,并有许多地方可供藏身;等等。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便是民族的传统、机会和对组织工作的需求,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指出的,道德主义的和不现实的法律又促使下层社会自行制订有效的防护手段。结果,在二十世纪,便出现了任何现代国家前所未见的极为鼎盛的非法行业。早在内华达州居民决定修改法律以便合法地从普遍的嗜赌欲望中获取暴利之前,其它地方的开拓者就已把赌博组织成为一门财源旺盛的行业。他们也曾想方设法招引全国的赌客。

  芝加哥这个全国性的铁路修筑业和肉类加工业的中心,势心也会成为新兴赌业的中心。注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全国赌业巨头的蒙特·坦内斯,就是在芝加哥逐步起家的。坦内斯表面上是个房地产商和一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老板,全靠他的组织才能而飞黄腾达。到一九○四年,他已经拥有好几间酒吧,并在北克拉克街一百二十三号开设一家烟草商店,还掌握一群竞赛马匹,在赌业中名气响亮,人称芝加哥“北头之王”。警方几乎每星期都要对他的各个地盘突击搜查一次,但这些地方很快又会重张旗鼓。坦内斯不时宣称要抽身退隐,一家报纸称之为“反复唱给警方听的哀歌”。一九○七年,赌业“辛迪加”。Syndicate,刚刚开始按此意义使用的一个美国创用词)之间由于六起爆炸案而触发了一场火并。坦内斯对芝加哥《美国人晚报》说:”我是个显眼的人。有人悬赏要干掉我。我比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更可能被人行刺。”到这场混战结束时,坦内斯成了全国赌业大王。

  坦内斯把联号商店的想法运用到他的非法赌博场所中来,仅在芝加哥一地的酒吧和弹子房里,他很快就开设了三十个赛马博彩投注处。他在赛马赌博圈中的领导地位全凭他有组织地控制了电报服务业,从而每天都可收到全国各地赛马场的比赛结果。赛马消息服务网对开设场外博彩投注处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使他可以得知赛马场内直到最后一刻的赔率,好从容受注,也便于人们迅速、准确地结清赌帐。但内斯每日支付给辛辛那提市的佩恩电报局三百美元,以独家控制其在芝加哥的服务。随后,他又利用放火、爆炸,有时甚至利用警方本身来促使其他赌徒到他那里下注。后来,坦内斯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通用新闻社”,来收集赛马场上“更为可靠”的赛马情报。他并指出,他的竞争对手企图以散布关于赛马胜出者的”“假情报”来搞垮他的业务。在芝加哥三位最有影响力的市参议员——欣基,丁克·肯纳、“热火炉”吉米·奎因和巴尼·格罗根——的支持下,他又成功地阻止了对他的一次调查。为了安抚革新派,芝加哥的警察局长约翰·麦克韦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大力取缔“引诱儿童为赢得糖果而赌零币”的吃角子老虎机,并扫荡赌烟酒的掷骰子赌博。与此同时,州际贸易委员会又决定传送赛马结果为合法。

  据说,一九二三年,仅在芝加哥一地,坦内斯每年便从他的二百个赛马博彩“投注处”净赚三十六万四千美元,虽然在革新治安运动和虚张声势的搜查之后,警方会不时宣称他们关闭了他的生意,但坦内斯却不断抗辩说,他不过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体育消息发布人,而他自己也从未被捕过。最后,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坦内斯被迫退出了赌业,这倒并非警方的功劳,而是慑于芝加哥新近崛起的卡彭黑帮的气焰。

  坦内斯只是非法活动的开拓者的一个典型,这类人靠引诱美国人去做一些事情发达起来,而这些事情却是美国人希望法律明文禁止的。一九一○年,国会通过了《曼恩法案》(即《禁止贩卖妇女为娼法例》),不准越过州界运送妇女卖淫。一九一三年,最高法院裁定这一法例合乎宪法精神,理由是禁止卖淫应属联邦对“州际贸易”的管制范围。但五年之后,在一九一八年,最高法院在《哈默诉达金哈特》一案中却又裁定,联邦无权在州际贸易方面管制重工制造的产品。

  在此期间,大吉姆·科洛西莫却把芝加哥的卖淫行当组织了起来,生意越做越大,并且名利双收。他在一九二○年被同行竞争对手暗杀后,那场盛大的葬礼又证实了公众对此人和他的事业的推崇。乔治·芒德莱因大主教拒绝按天主教仪式给他下葬;但一名神父则巧妙地解释道:“不能只因某人当了黑社会的歹徒或私酒贩子,教会便拒绝按宗教仪式为他下葬,具体问题必须具体考虑。”当日有五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据芝加哥《论坛报》的说法,“送葬行列仿佛跟在凯撒的灵车后面行进……向这位十余年来人们公认的芝加哥黑社会霸主表示他们的忠诚。”榜上有名的名誉扶棺者包括三位法官、八位市参议员、一位州的助理检察官、两位联邦国会议员以及芝加哥歌剧院的一些著名艺人,此外还有赌客和科洛西莫在卖淫行业中的当前和以往的合伙人。

  当然,就非法行业而言,巨大的机运来自禁酒法。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并提交各州批准,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全部领土。”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该修正案经由规定数目的州批准为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一年后生效。只有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两州没有批准。为实施这项宪法修正案,国会又通过了来自明尼苏达州乡间的国会议员安德鲁·沃尔斯特德拟订的一项法案(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这项《沃尔斯特德法案》限定任何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的饮料均为“致醉酒类”,并授权由财政部税务局执行这项法案。为使这项法案尽善尽美,沃尔斯特德很快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禁止向病人出售药方上开出的啤酒。

  至于主要是什么力量推动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通过,历史学家意见纷坛,各执一词。四十六个批准该修正案的州议会的表决结果显示,州参议院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议员和州众议院中大约百分之七十八的议员赞同通过该法。到一九一七年,甚至在这一宪法修正案提出之前,已有二十三个州在本州范围内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禁酒,有十三个州更是滴酒不准沾。在解释为什么要通过全国禁酒法时,我们须列举以下原因:长期以来酒吧老是误人误事,战时需要把酿酒的谷物节省下来当粮食,人们对精于酿造和蒸馏酒类的德裔美国人抱有沙文主义情绪,以及在大批男人参军之际反酒吧同盟出奇的巨大政治影响力,等等。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乃是“确保世界民主运动”所煽起的道德狂热。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全国禁酒的后果,人们的看法却很少分歧。那就是:它开创了美国历史上、也许是整个现代史上最大的犯罪良机。

  “禁止”(Prohibition)这一普通名词在美国法律中本来可以指很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在这个时候则专门用于禁止酒类饮料。二十世纪下半期仍然存在的“禁酒党”,有时还被称为美国“第三”党中历史最悠久者,因此,它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创立者们本来的意图。联邦法律中,从没有哪一项法律,甚至包括《逃奴追缉法》,曾触发了如此广泛的非法活动,或在总统政纲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以往从没有哪一项联邦政府的立法触动到如此众多的美国人的个人习惯,或公然侵害到他们的日常习俗和嗜好。

  禁酒法无力禁止它要在法律上禁止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没有比美国语言史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没有哪项法律能够阻止美国人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而美国语言也显示了其惯常的丰富表现力。根据哈罗德·温特沃思和斯图尔特·伯格·弗莱克斯纳编纂的《美国俚语词典》(一九六○年),“醉酒”(drunk)一词有三百三十一个俚语同义词,其数量之多,超过描述一种活动、状态、概念(包括性行为)的任何其它词汇。一些表达法,例如“醉了个半半拉拉”(halfseas over)或“醉得腻乎了”(oi1ed),可以一直上溯到殖民时期。还有一些出现于各类移民群体初来乍到的适应时期,按照温特沃思和弗莱克斯纳两位编辑的解释,当时“许多人因为初到异乡,遭受排斥,只好借酒浇愁。”但大多数关于“醉酒”的字眼却是在禁酒时期产生或流行起来的。

  就在同一时期,一套全新的犯罪方面的词汇也进入了美国语言,这基本上也得力于禁酒法。例如,“黑帮”(gangster)一词在于九世纪末期开始使用,意带轻蔑,专指那些拉帮结派的行为不端的政客,后来,这一层意思废弃了,大约在一九二五年,转而用来称呼犯罪分子。“女郎”(moll)这个高雅的英文古字原指少女或情人,但这一层意思也废弃了,在禁酒时期转用来称呼黑帮分子的姘妇。“请人乘汽车去兜风”(to take someone for aride)在那些年头则指美国一种新的犯罪手段——汽车绑票。

  在其它方面,汽车对城市地区组织严密的日常犯罪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黑社会帮派往往装备精良,远胜于执法机构,因为执法机构的预算有限,还要努力说服公众团体相信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汽车给禁酒时朗作奸犯科的黑帮插上了“翅膀”,使他们能够甩脱警察,处置仇敌,并迅速地转移到那些追赶他们的警察的管区之外另一个地方。汽车也可使其使用者更富机动性,因此能够把他们的非法活动疏散到偏远乡村的小客栈里进行,或在较为方便时,就把赌窟、妓院或私酒窝集中设在芝加哥的锡塞罗一类郊区。很难想象,私酒贩子靠磨磨蹭蹭的马匹和大篷车或路线固定的铁道,如何能够大发其财。对他们来说,卡车是最理想不过了。而且还要再过一段时期,无线电广播才能真正为警方带来好处。芝加哥wCN 电台最初设立警局广播时,声音便混入了民用波长,这就意味着配备齐全的黑帮可以和警察同时得到信息。直到一九三○年,警方才设置了专用无线电系统。

  禁酒时期犯罪活动中的风云人物自然非艾尔·卡彭莫属。不过,他也只是衣钵相传的犯罪活动巨头中的一个——从坦内斯到科洛西莫,到科洛西莫的继承人约翰·托里奥,再到卡彭本人。每人都沿袭并改进了前人的组织技巧。当卡彭于一九二○年走出纽约的贫民窟来到芝加哥时,黑帮已经形成了传统,有自己的一套帮舰和效忠精神。卡彭的任务不是发明,而是发展、改善与组织。情况表明,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非常胜任的。

  一九二五年,艾尔·卡彭接替了约翰·托里奥,后者自五年前科洛西莫被谋杀后,一直掌管着芝加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卡彭的组织与芝加哥的其它一些黑帮不同,社会学家约翰·兰德斯科以轻描淡写的诙谐语气描述道:“它并非一群逞着性子胡闹的小痞子。卡彭黑帮的组成,为的是对吃喝嫖赌等罪恶勾当进行商业管理。”在两年之内,卡彭便控制了这些罪恶场所,向芝加哥市民提供他们乐于付钱的非法服务和商品。卡彭不愿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风险,而听任其他人开设私酒窝、妓院和赌场,他只是策划了一套坐收渔利的“保护”制度,靠此种敲诈手段从这些场所定期收钱,而他则保证这些场所不受警方的抄查,也不让他的手下人或其它黑帮去那里纵火、爆破、谋杀人命。为了强制实施这套保护制度,卡彭收罗、训练和组织起一支人马,这些人既有某种特长,又对他忠心耿耿。富有的顾客可以从他那里选购进口酒,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港口和古巴大搞走私活动。卡彭的制度需要执法人员给予有组织的合作。因此卡彭的手下人便同法官交好,从他们那里得到批准,携带左轮手枪;卡彭还操纵了锡塞罗地区的选举,那里是他在芝加哥郊外的大本营。芝加哥市长大比尔·汤普森也帮助卡彭奠定了他所有事业的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据说一些全国性的政治领袖还招聘卡彭的助手来管理联邦选举。

  艾尔·卡彭沿袭前人的做法,小心地保持自身的“清白”,他要手下人去敲诈、绑票、谋杀,而同时又避免跟这些事情发生任何在法律上有线索可查的联系。但是关于卡彭的行当和他发迹的手段,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到一九二九年,这个“握有大约两万个反沃尔斯特德加油站(译按:意指私酒窝)的约翰·洛克菲勒”(这是一位传记作者对他的称呼),至少积蓄了两千万美元的家财,而他的权势之大,则更无法估量。卡彭本人一口咬定他不过是另一个开拓者,并努力抓住他的典型美国式机运罢了。“我靠满足公众的需要赚钱。如果说我犯法,我的主顾们,那成百上千个芝加哥的大好人和我一样逃脱不了罪责。我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我卖出,他买进。人人管我叫诈骗犯,我把自己看作生意人。我卖酒,那是贩私货,但等我的主顾们在湖滨大道把它用银盘端上来,那就成了殷勤款待。”改革派认为用不着减少需求便可以制止烈酒的供应;但卡彭却晓得,时代的传统习惯造成了他的机会。一九二九年,他退隐到佛罗里达州;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他终于因逃付联邦所得税而被判有罪,进了牢房。他原被判处十一年徒刑,但在一九三九年因健康不佳而获释;并于一九四七年死在佛罗里达。

  二十世纪美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勃兴,不过是新近归化的美国人探求机遇的冒险传奇中的又一段插曲,这些人不肯安于现代,抓住各种机会谋求扩大财富,争取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细数把犯罪勾当作为服务行业组织起来的成功人物,可以发现其中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多得惊人。坦内斯、科洛西莫、托里奥和卡彭都出生在意大利,从小来到美国。虽然二十世纪初,在旷日持久的国会调查会上和卷峨浩繁的移民履历报告书中,存在着强烈的反移民和反意大利人的偏见,但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任何移民群体性喜犯罪。意大利移民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纪录中占据突出地位,与其说这显示了意大利移民自身的素质,不如说显示了他们初到此地后面临的处境。他们是主要移民群中最后在美国登岸者。因此,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发现那些较为平坦和较为体面的成功之路,都已被早期到达的人捷足先登了。

  十九世纪末的大多数意大利移民都是农民出身,很少掌握什么技能,足以帮助他们在城市工业社会中安身立命。雅各布·里斯说,意大利人“起于最底层”。甚至在意大利教徒占有相当比例的天主教会中,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身居要津。直到一九六○年,意大利裔美国人已经占了美国天主教徒的六分之一时,在一百名天主教会的主教中仍没有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当主教,而二十一名大主教也同样与他们无缘。比意大利人早半个世纪大批来到美国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执掌着美国天主教的统治大权。

  因此,一如贝尔所说,意大利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尚未有人涉足的事业上以及不需要资本和专门训练的地方寻找他们的机会。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组织供应非法商品和服务方面取得了成功,适足以表明他们要决心从这里入手,谋求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在旧世界的家乡,他们世世代代都不敢奢望有此可能。艾尔·卡彭的牢骚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他说:“嗨,我曾两三次试图做些合法营生,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做。”

  历史学家往往禁不往要在西西里人的黑手党与二十世纪美国城市中的黑帮之间作出简单类比,前者是一个秘密恐怖组织,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贫苦农民,反抗凶暴地主的压迫。虽然由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主持的参议院犯罪问题委员会在电视上广播的听证会,意在证实存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黑手党,但听证会的主要结果却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电视节目,并为凯弗维尔参议员赢得了提名竞选副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手党更为活跃,名声更为响亮。例如,人们传说,在同盟国一九四三年七月进占西西里时,“幸运儿”卢西亚诺(据称是美国黑手党头子,当时正因六十二项强迫卖淫的罪状,被判处三十至五十年徒刑,在监狱服刑)曾策划西西里黑手党给予合作,帮助同盟国军队登陆。卢西亚诺原籍莱卡拉弗里迪,那个村庄正处在同盟国进军巴勒莫的路线上。一九四五年,海军情报人员在卢西业诺假释问题听证会上作证时,曾拒绝证实这则传闻;但到一九四六年,卢西亚诺却获释出狱,并回到了意大利,住在巴勒莫一家旅馆的套房里,隔壁便是公认的西西里岛黑手党头子唐卡洛。他在新世界的非法活动能够使西西里黑手党得到多大好处,便谁也无从知道了。西西里黑手党的经验也可能顺便传入了美国,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爱尔兰移民曾经引进了他们反抗英国地主压迫的组织手法,以适应美国城市的新的政治形势。意大利一些特有的习尚,诸如:密切的家庭关系以及意大利某些地区居民之间强烈的部族感情,对于美国一些城市犯罪组织的成功也起了作用。卡彭手下的人,就靠部族忠诚感结合在一起,都愿意为他卖命,这使他与那些见钱眼开的黑帮相比,占了很大的优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卡彭帮在芝加哥的一个强硬对手是奥巴尼恩帮,后者的头领除爱尔兰人奥巴尼恩外,还包括一个犹太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波兰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种族联合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增加票数和力量,但对干犯罪勾当的黑帮来说却是另一回事。黑帮更多地依赖对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公开的号召力;因之奥巴尼恩帮终于一败涂地。

  美国的黑社会帮派人物,先前不久还是遭人蹂躏的农民,来到美国后,很快便改头换面成为富商和市长制造人。而这一切又迅速反映在多姿多采的美国开拓者冒险传奇之中。二十世纪的美国电影制片人,从城市中找到了忠诚、精干、雄心勃勃的黑帮和腐化、愚蠢、得过且过的警察,取代了以往西部故事中不法的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和诚实的亡命之徒。

  在一九三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精明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废除禁酒法,正好反映了美国人对是否放弃标榜道德的禁酒法仍然犹豫不决。但是,经济大萧条和失业以及需要在一个合法化的酿酒工业中创造就业机会,使得道德主义成了一件代价过高的奢侈品。一九三三年二月,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订新的宪法修正案来废除禁酒法。不到一年功夫,批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的州就达到了必要数目,而酒类饮料也就此合法化了。

  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禁酒法之后,一些州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禁酒法。甚至迟至一九五九年,俄克拉何马和密西西比两州还在禁止酒类饮料。美国历史上的一场活剧就发生在那年四月,当时,俄克拉何马州居民再次面临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修改州宪法,使酒类合法化。在公民们即将前往投票站的最后一刻,私酒贩子(他们把俄克拉何马看成庇护其昔日繁荣的福地)和新教牧师还在徒劳地彻夜祈祷,反对废除禁酒法。直到一九六六年,密西西比州才通过一项在禁酒问题上的当地居民自决法,放弃了以禁止其公民嗜好为乐的做法,在这方面,密西西比是最后一个州。

  废除禁酒法后,法律造成的最有指望的商业机会便与酒类绝缘了。十九世纪末期非法行业的致富之源——街头卖淫——也逐渐丧失其商业前景。电话既便利了对禁酒法的违抗活动,同时也引出了高价卖淫的“应召女郎”(callgir1,这又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进入语言的美国创用词),使她不象以往那样惹人注目,动辄便被抓捕。与此同时,松弛的税收法又提供了报销门路,可以把她的服务归入“款侍顾客”一类的商业开销。同时,不断变化的性道德已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日益开放,加上医药上的新发明也减少了随意发生性关系的风险,如此一来,使得妓女这种性商品供应充足,到了难以推销的地步。正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所抱怨的,卖淫业就象演戏业一样,“让票友们给毁了”。

  然而,非法赌博业的利润却与日俱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有识之士便认定,这是一个数十亿美元计的行业,恐怕是有组织犯罪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单独收入来源。一九六七年,据总统直属的执法委员会估计,非法赌博的每年收益约在七十亿到五百亿美元之间。

  二十世纪中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成功地由贩卖私酒转向贩卖毒品。在禁酒时代,私酒贩子的目的在于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转向贩毒后,却同时激起了需求。这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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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第二部(二) - 来自《一九八四》

六  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他收到了正盼着的信息。他觉得,他整个一生,都在等着这件事情快发生。  他正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面走。快到朱莉亚把纸条塞给他的地方,他发现有个人,个子比他高,正跟在他的后面。那人轻轻咳了一声,显然要开口说话。温斯顿猛地停脚,转过身去--原来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了面,仿佛他惟一的冲动便是要逃走。他的心咚咚跳,话也说不出来。可奥勃良还是继续朝前走,一只手友好地把温斯顿的胳膊按一按,他们便并肩走起来。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又谦恭,核心党多半可做不到这个样。  "我总想找机会和你谈谈,"他说。……去看看 

经济改革与反腐败 - 来自《中国挑战腐败》

韦托·坦茨(VitoTanzi)系IMF的财政事务局主任。  丹尼尔·考夫曼  近几年来,众多学者围绕转型经济和一些新兴经济出现的问题——随着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进程,腐败现象明显加剧——展开了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在法律制度未健全之前,最初改革以谨慎为好。RobertLeiken在《外交政策》中写道:"当腐败成为体制问题时,市场和行政改革可能起反作用……放松政府管制反倒助长不正当的经济活动……更有甚者,官僚们通过在其他方面强收新'费'来补偿减少的收入。"  当然,这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去看看 

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 来自《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83年6月6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各位代表:  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过去五年的回顾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五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正常,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去看看 

夜郎西 - 来自《官场春秋》

关隐达调来黎南县不几天,收到一张名信片,上面写了李白的两句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落款只写着北京XQ。     当时他正去县委办,办公室主任陈兴业同几个干部凑在一起看着什么。一见他去了,陈兴业马上点着头说,关书记,有你的信哩。就把他们正在看着的名信片双手递给他。他知道刚才这些人正在研究这张明信片,心里就有些不快。但他没有表露,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顺手把它放到了口袋里。然后交待陈兴业一些事情,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关隐达拿出明信片,胸口不禁悠了一下。这是肖荃寄来的。他只要一见这隽秀的字迹,就知……去看看 

第九章 微软在中国 - 来自《挑战微软霸权》

一、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要什么?     只要是动的,就是微软的猎物。——比尔·盖茨   比尔肯定喜欢上了清华大学报告厅。他知道这是中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这里的孩子们肯定和麻省理工学院 的那些小子们一样天赋不凡。前一年,他在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样感受到那年轻热情的智慧。并且,比尔那 双看起来并不怎么睿智的眼睛透过这帮淳朴的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吸引:那是一个怎样广阔的市场啊?国际数 据公司(IDC)预测,直到2002年,中国的PC机每年都要增长29%,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PC机市场。那么 在这些机器中运行的软件是什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