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消费者共同体(上)

 《美国人:民主历程》

  “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主要的事情是——买东西。许多年以前,当一个人心情不舒畅,又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上教堂去,或者去搞革命——总要做点什么。如今,你觉得心里别扭吗?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办法解脱呢?买东西去吧!”——阿瑟·密勒的剧作《代价》中所罗门的台词

  “爸爸,要是月亮要做广告,怎么做呢?”——卡尔·桑德伯格著,《人民是对的》

  由于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内容不同,因此形成了各种无形的新共同体,并一直维持下来。古代各种工匠的行会便是由于在制作各种东西——诸如滑镗枪、衣料、马蹄铁、大篷车、橱柜等——的过程中,同行者都有共同的秘诀、技巧和传统而形成的;现在这种关系已被更为广泛、更为公开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所取代了。人们都使用类似以至相同牌子的物品,这是前所未见的。而建立在技能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也被以现金力基础的大众化现象所取代了。在美国发生的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美国式新方法,它们把人们所占有和爱慕的物品变为社会联系的媒介。取和用这类行为有了新的含意。从人们穿戴的衣服鞋帽到吃的食物,几乎所有物品都成为新社会的象征和工具。现在消费品已比信仰更能使人们集结在一起。过去,几乎人们占有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一物一个样”;而现在,除去首饰和工艺品外,你要是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就会成为怪事,甚至引起别人的怀疑。一种设计和牌子完全雷同的物品广泛为人们所使用,这本身似乎就是其价值的保证。于是许许多多消费者共同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相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的人们,由于使用相似得连物品的主人都无法区分的物品而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共同体发展得非常迅速,与意识形态无关,形式大众化,并且是公开的、松散的而又变化很快。这些消费者共同体又产生出更多的消费者共同体。它们是人为的,能够适应形势,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快。这么多物品把这么多的人联结在一起,乃是空前未有的。

九、衣着大众化

  十九世纪中叶,去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对美国人的新特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以前(即十八世纪)的旅行者便已注意到,很难从谈吐说话的习惯来区分美国的社会阶级;同时也注意到,即使在美国南方,主人和仆人讲话的口音也很相似,这与英国的情况迥然不同。而现在,他们又注意到,美国人的衣着相似得出奇。

  在美国,想从一个人的衣着看出他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级要比英国难得多。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英国驻波士顿的领事托马斯·科莱奇·格拉顿就对美国人的平等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发现当仆人的少女“深受美国衣着过分考究这种坏毛病的影响,她们走在大街上,人们很难把她们同她们的主人区分开来。”匈牙利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普尔斯基一八五二年在美国旅行,就看不见旧世界那种衣着上的千差万别。在欧洲,“农村姑娘用色彩炫丽得带几分俗气的绸带结扎她们的长发,穿颜色鲜艳的紧身衣和打了许多褶的衬裙;匈牙利农民穿白色亚麻衬衫和庄重的羊皮服装;斯洛伐克人穿十分紧身的上衣,配有金光闪闪的钮扣;农场主穿高筒靴子和匈式大衣;老年妇女戴样式古老的黑花边富有民族色彩的帽子;只有年轻妇女才戴法国无边小圆软帽,穿摩登的时装。”他悲叹说,在纽约,“没有富有特色的服装来标志人们的不同社会等级,而在东欧,古老国家不同职业人们的服装和生活习惯会立刻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势利眼的英国商人W·E·巴克斯特用英国标准衡量,觉得普通美国工人穿得实在过分讲究,而对此大为恼火。他说:“你在火车车厢里,在汽船的甲板上,都可以见到身穿高级花呢服装和白背心的人们,仿佛是去参加一次舞会;你还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穿着华丽发光的黑色衣服,而干的却是最脏的工作……农民是唯一穿粗布衣服的阶级……这里的老百姓应该懂得,衣着的选择应当实用而不是为了炫耀;破旧的花呢服装是最难看的;而穿的衣服同自己的收入和职业不相称乃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衣着的大众化在外国人看来就更令人惊讶了,因为这时候衣着成了形成共同体的工具,也是把移民引进新生活的手段。这些人的祖先习惯于穿农民的破旧服装,或习惯于带工匠的皮革围裙。可是,现在他们可以通过衣着的大众化来表明他们同别人没有多大差别,同别人一样好。正如欧洲一句古老谚语所说,“人靠衣来装。”而新世界新的衣着方式是有助于塑造新人的。

  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大概是工业国中衣着最好的,也许还是衣着最均匀的民族。如果没有缝纫机,这一切的出现是很难设想的。

  然而,缝纫机就象零配件互换通用系统一样,并非美国人首先设想出来的。早在一七七○年,英国的托马斯·圣就已经取得缝制皮革机器的专利。一八三○年,一位旱有造缝纫机念头名叫巴特勒米·蒂莫尼埃的法国裁缝,就造出了一台效率良好的缝纫机,并取得了专利。当他的八十台缝纫机为法国陆军缝制军服时,巴黎的裁缝大感不安,觉得这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于是他们便把这些缝纫机给砸了,并把蒂莫尼埃赶出了巴黎。

  即使在美国,缝纫机发明家也很多,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沃尔特·亨特。此人是一位纯粹的发明家,一心扑在发明上,而对利用发明成果这件乏味的工作却不胜其烦,结果,他的那分天才并未能使他名垂青史。他的创造发明不计其数,有亚麻纺纱机、磨刀机、捻线机、烧硬煤的火炉(有人说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制钉机、扫冰机、早期脚踏车、左轮手枪、连射步枪、金属弹药筒、圆锥形子弹、蜡烛、扫街机、台灯、纸领子……等等。亨特有一位朋友,是制图员,经常为他的各项专利申请书绘图;据这位制图员说,亨特有一次迅速地设计出一种可以取得专利的安全别针,想用它换取金钱来偿还十五美元的债务。亨特只用三个小时就想出了方案,并用一截旧铁丝制成了样品,随后以四百美元的代价把专利权卖了出去。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亨特在纽约市阿莫斯街他的工作间里,就已经制造出几台实际上可以用来缝纫的机器。当然,这几台机器还相当原始,只能缝直线,而且每缝几英寸还要把布料重新摆正,但是,它们却具有后来使其他人发大财的缝纫机的基本特点。亨特所提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设想,乃是以一枚针头上有针眼的针穿上面线用震动的曲柄来带动,再用一个来回摆动的摆梭带动底线,形成两线交错的针脚。这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创见,它把缝纫机发明家们从单纯地模仿女缝工的手的设想中解放出来。然而,亨特虽有这么好的主意,却没有利用这主意来赚钱的资金和组织才能。

  亨特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却做到了。缝纫机是很赚钱的买卖,它使大批发明家、未来的发明家、律师、企业的创办人、推销员和商人等都发财致富。而在一八五○年左右达到高潮的缝纫机争霸战中的两名大亨则是小伊莱亚斯·豪和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他们争夺的不单单是金钱,还有“缝纫机主要发明者”的荣誉。

  伊莱亚斯·豪生于一八一九年,是马萨诸塞州一位农场主的儿子。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波士顿一家科学仪器制造厂当临时机修工。当时,有一位顾客刻苦钻研,力图改进其针织机,这一情况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几年之后,为了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通过某种途径来增加每周九美元的工资收入,于是便决定以缝纫机为生财之道。开始时,他曾多次失败,一八四四年,他不约而同地也想出这个主意,即用一枚有针眼的针带面线,一只摆梭带底线,原理同织布机差不多。一八四五年四月,他用这台机器缝住了一道日子。一八四六年,他获得了专利权。

  为了说服公众,使人们相信他的机器确实顶用,豪把他的机器运到波士顿的昆西厅成衣工场,他本人就坐在这台机器面前,表示不论是谁拿来的任何缝纫活儿他都干。他表演了两个星期,使所有来访者都目瞪口呆,因为他的机器每分钟可缝二百五十针,相当于手缝的七倍。嗣后,他向五名缝纫速度最快的女缝工提出挑战,让她们同机器比赛。他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裁缝当裁判,结果裁判宣布豪得胜,而且还指出“机器缝的活最匀整、最牢固”。即使看了这些表演,人们还未信服到要去购买豪制造的缝纫机。有些人之反对使用缝纫机,乃是因为这种机器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替代手工来缝制整套衣服:另外一些人反对则是担心用了缝纫机会使男女裁缝失业。而且大家都对缝纫机的价格望而生畏,当时每台机器价值三百美元。于是豪遂决定转而去英国市场试销。豪的兄弟阿马萨带着缝纫机到了伦敦,引起了一位精明的女装胸衣制造商的兴趣。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缝纫机在英国销售的权利,然后说服伊莱亚斯·豪来伦敦改造其缝纫机,使之适应制作女装胸衣的需要。豪苦干了八个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可是他的老板(此人确实是狄更斯笔下描写的那种坏蛋)却把他解雇了。豪还经受了妻子亡故的巨大悲痛;(他穷困潦倒,连参加妻子葬礼的衣服都是借的!)与此同时,由于船在科德角失事,他又损失了自己的全部家当。一八四九年,豪回到纽约时已是身无分文。

  在豪离开美国的期间,缝纫机已经成为人们所喜爱的珍品。一台缝纫机在纽约州西部进行了巡迴展览,展览的广告说,“杨基缝纫机,使你大开眼界!”展览的门票每张十二点五美分。妇女们还把缝纫机缝合的样品带回家给她们的朋友看。一些与豪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大量制造和销售缝纫机,这些缝纫机的许多使用特点同豪取得专利权的缝纫机是一样的。豪决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于是写信给英国要回了自己原来那台缝纫机,以及他业已典当了的专利局的文件。

  豪向那些侵犯了他的专利权的人发出警告,提出要他们付专利费来购买许可证。那些人全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反对,但是这个人又把其他人组织起来;于是豪不得不去法院打官司。为此,豪就需要钱,他东奔西跑,最后从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律师那里借到了钱来打这场侵犯专利权的官司,而且还是用豪父亲的农场作为借款的抵押的。

  一切准备就绪,十九世纪工业方面的一场决定性争讼就要展开。这场争讼可以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后来同样的情况不断重现,涉及的都是同一类型人物:相互竞争的“最早的发明家”和从中渔利的律师。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斗争导致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出现,从而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消费共同体。附带的是,缝纫机的发明家们在法庭上旷日持久而引人注目的斗争,实有助于充实那些大量发行的新报刊的版面;而在法庭上就缝纫机新的突出性能展开的公开辩论,也激起了广大消费者对缝纫机的兴趣。

  豪的对头,艾萨克·梅里特·辛格也具有发明家的才干,但是他更目光敏锐,长于销售术,这就使他成为与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辛格是一个水磨匠的儿子,在纽约州北部长大。他年轻时就获得了一种岩石钻孔机和一种雕刻机的专利;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演员兼剧场经理。一八五○年,他有一次偶然见到一台缝纫机,就决心对它加以改进,使之具有更多种的功能。根据辛格本人的自述,他废寝忘膻地苦干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制出了一台经过改进的样机。他立即开始制造和销售——并且更重要的是大力宣传推广——这种机器。辛格的缝纫机至少在一个方面超过了豪的缝纫机,那就是前者能够连续不断地缝纫。然而,辛格成功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具有宣传和组织的天才,以及他向数百万消费者推销缝纫机的决心和毅力。

  辛格声称,豪实际上并不是缝纫机的发明家,所以,他拒绝向豪支付专利权费。辛格在法庭上力图证明,早在豪于一八四六年取得专利权之前十四年,沃尔特·亨特实际上已经造成一台能够进行缝纫的缝纫机;而豪的机器只不过是亨特机器的仿制品而已。辛格和他的律师们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居然找到了沃尔特·亨特的住处,并且最终在一个阁楼上发现了亨特早年的缝纫机的某些部件。辛格与豪花费了大笔金钱,打了三年官司,在一八五四年,法院判决豪胜诉。法院认为,尽管亨特研制缝纫机的路子是对的,但他从未为他的发明取得过专利权,也从未造出过一台可以使用并供出售的缝纫机。“公众使用缝纫机所得到的全部好处,都应归功于豪先生。”豪从此时来运转:他从辛格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美元;而且,此后美国每造一台缝纫机,他可获取二十五美元的专利权费。

  然而,好景不长。另外一些人在缝纫机上也有发明,迫使豪不得不妥协。为使自己的缝纫机能在市场竞争中继续畅销,他只好采用别人的专利来改进自己的机器。不久,另外有三家大的缝纫机制造商,每家都掌握某些重要部件的专利,也在法院相互告起状来。

  由于上述这些纠纷,以及另外一些把六、七家大缝纫机制造商都牵连进去的涉及面更广的官司,结果在一八五六年出现了缝纫机制造业大联合。这方面专利权的各个所有者都将其在缝纫机主要部件上的专利集中到一起,形成一笔总的专利权费,再由各专利权所有者分享。在签字前,豪又坚持至少要有二十四家缝纫机制造商参加进来。豪本人可从每一台具有美国国内销售许可证的缝纫机上得到五美元,每台出口的缝纫机则可得一美元,这样他一共得到大约二百万美元。许多愿意支付这笔昂贵的专利权费的制造商都参加这场竞赛,竞相制造和销售缝纫机。

  在一八七一年之前仅仅二十年,缝纫机还是一种珍奇物品,拿在集市上展出,看一看得付十二点五美分的门票钱:然而到了一八七一年,缝纫机的年产量竞一跃而达七十万台;其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大约有八千项关于缝纫机及其附件的专利。美国的制造商把缝纫机运往世界各地,竞相争夺市场,从而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消费社会作出了贡献。I.M.辛格公司宣称,到一八七九年时,每销售四台缝纫机当中就有三台是辛格公司制造的。一八八○年,辛格公司的一本小册子大言不惭地题为:《天才的报酬》,副题是《缝纫机的故事》;该小册子扬言:

  航行于世界各大洋的轮船都载有辛格牌缝纫机;在文明人类足迹走过的每一条道路上,缝纫机——这位全球性姐妹大家庭不知疲倦的伙伴都向大家伸出援助之手。不论是德国健壮的主妇,还是日本纤弱的少女,她们都懂得缝纫机欢乐的音调;它的歌声清晰,响亮,不管是长着亚麻色头发的俄罗斯农村姑娘,还是黑眼睛的墨西哥小姐,都一听就能接受。不论是在白雪皑皑的加拿大,还是在一望无际的巴拉圭大草原,它的歌声都无需翻译就能理解;印度的大妈和芝加哥的女郎今夜缝出的都是一样的针脚:皮肤白晢的爱尔兰姑娘那双不知疲倦的双脚,和对外界了解不多的黄皮肤中国姑娘所踩动的都是同样的缝纫机踏板。就这样,美国的机器、美国的智慧、美国的金钱使全世界的妇女部成为相亲相爱的姐妹。

  人们原来设想新发明的缝纫机会减轻繁重的劳动。一八六○年《高迪妇女读物》曾经欣喜万分地指出:”过去慈善机构未能做到的,过去宗教、诗人、演说家和理论家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现在都由——缝纫机做到了。”然而,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缝纫机使女缝工的生活轻松了许多,或使家庭妇女实际上花在缝纫上的时间减少了。一八六七年,詹姆斯·帕顿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试问有哪一位妇女能够说,缝纫机的出现使她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负担比过去轻了?……一旦可爱的妇女发现她缝十个针脚只需过去缝一个针脚的时间,她就会发狂似地在每一件衣服上比过去多缝十倍的针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衣服款式发生了变化。正如木雕机器的改进使人们生产出更为华美的家具一样,这时,缝纫机也生产出精致的打褶的罩裙,而这亦是显示缝纫花样、精细加工的机会。同时,缝纫机许多配件的作用也发挥出来,诸如:翻边装置、平缝装置、滚边装置、缝褶装置、打裥装置、抽褶装置、蓬松装置、镶边装置、缩缝装置、抽丝透花刺绣装置,甚至还有擅长“模仿肯辛顿手工缝纫的漂亮的机器刺绣”部件。

  缝纫机带来的变化不仅是跟审美观或者人之常情有关。在美国,缝纫机更有助于改变衣着的社会含意: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有这么多人能够穿着他们合意的衣服,并且穿得象生活最优裕的男男女女一样。帕顿指出:“终日劳碌的劳动者可以穿得同百万富翁一样好,做工的姑娘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爱好打扮的妇女本性,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原因之一应归功于缝纫机。”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衣着革命,其意义恐怕要比自现代纺织技术诞生以来的任何其它各次革命意义要深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一七九一年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说,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所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家里做的;只有富人才能清得起裁缝。最初,裁缝是在农村各地流动,由顾客提供衣料他们做,后来,他们终于在城市里安顿了下来。成衣工业是十九世纪初叶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最初只有最便宜的衣服才能在商店里买到。例如,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商店里卖的是海员穿的衣服,因为海员远航回来需要马上买衣服,或者是急着准备再出海航行。海员把这些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放在他们的贮物箱里面,这种衣服一般称为“水手衫裤”(“Slop chests”,这个词是借用挪威语里的一个字,系指水手穿的宽大的罩衫或肥大的马裤)。海员把买来的衣服称为“水手服”,而卖这种衣服的商店则叫“水手服店”。“水手服”后来成为成衣的同义饲。南方的黑奴也需要廉价的成衣;此外,西部新兴城镇也需要成衣,因为新来的矿工没有家卷,无人替他们做衣服。

  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地都有一些更新下来供销售的旧衣服仓库。然而进入十九世纪很久后,几乎唯一供销售的成衣也只有旧衣服。在成衣工业大规模兴起之前,在用机器制造纺织品使其价格降低之前,富人定做的衣服穿旧了就卖给穷人穿,这是穷人成衣的主要来源。英国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在一八三六年写道:“在英国,穷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穿过的。”西尼尔并根据这一事实来提出一整套消费理论。

  在当时,买卖旧衣服都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就是在今天,穷国的乡村集市和城市的廉价商店里,旧衣服仍是一项主要买卖。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也是如此,旧衣服买卖乃是商业中的一项大生意,主要是面向南方和西部。大城市的报纸,诸如纽约《先驱报》,就刊登了许多销售旧衣服的广告。黑人和海员的工作服很长时期一直是美国唯一大量制造的成衣品种。在市场出现的其它少量成衣,不过是承接定做衣服的裁缝的副业产品。由于美国南方和西部对成衣的需求迅速增长,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东海岸的成衣工场也就发展起来。

  早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美国的衣着革命就已经在进行。这场革命有两层含意:一是服装的制造方式:(从家庭自制和裁缝制作,发展到工厂制作成衣。)二是人们的穿戴方式。(从显示人的社会阶级的衣着,即根据一个人的衣着就可以看出他从事的职业和所属的社会阶级,到衣着大众化,即大家都可以穿得一样好,这是历来从未有过的。)在西部采矿区,在开往西部的无盖货车的车厢里,或者是在海上长途旅行的轮船上,人们都无法携带讲究的服装,而有特殊技艺的人总是少数,好裁缝也是不多的。同时,富有的美国人又觉得很难穿得和富有的欧洲人一样时髦,在这种情况下,成衣工业新技术应运而生,使得收入一般的美国人也能穿着好衣服。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成衣工厂已用上了缝纫机。双线连锁缝纫取代了链式缝纫,后者的缺点是一旦在某一点上线一断,缝合之处就会散开。而现在,缝纫机缝的已同手缝的一样牢靠,随着缝纫机的不断改进和诸如锁纽孔机等配套机器的出现,使得缝纫机向多功能方向发展,足以承担绝大部分缝纫工作。而且新式的裁剪机又可以把十八层衣料叠在一起裁剪,这就为大量制作同一尺寸的衣服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南北战争爆发,对男子服装的需求量猛增,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八六一年中,需要向成千上万士兵供应军服;到了一八六五年秋天,又需要向成千上万退伍军人供应便服。服装行业一下子变成很有吸引力的赚钱买卖。而对军服的需求又促进了标准化。因为政府向服装工厂提供军服的尺寸,实际上也就给了它们人们衣着最常见的尺寸。服装工厂有了这个信息,就发展出一门新的服装尺寸的科学,并开始生产普通尺寸的服装。自一八八○年至一八九○年这十年间,使用缝纫机的制造业的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超过十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成衣工业突然急剧发展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制鞋工业,鞋子这时已占缝纫机产品的百分之九十。

  穿成衣厂出品的各色服装的人数以十万计地增长。早在一八三二年,美国就开始出现衬衫工厂;几乎同时,制作男子衬衫假领的工厂也兴建起来。不出几年,衬衫和假领就成为一门很兴旺的行业。自一八六○年至一八七○年这十年间,男子服装工厂的产值几乎翻了一番。在这以后的二十年里,服装业也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之一。到了一八八○年,已有将近一半的男子穿的服装是从商店买来的成衣。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成年男子和男孩子不穿商店现成购买的成衣者已经绝无仅有。此时,甚至连过去雇裁缝做衣服的富人也在较高级的商店里买衣服穿。一八九○年,商店销售的成衣价值高达十五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毛料都是由成衣厂加工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统计数字被翻转过来。此时,根据最可靠的估计,美国十分之九的成年男子和男孩子所穿的都是从商店买来的成衣。商业界一位先驱威廉·布朗宁于一八九五年夸称:“早期由于‘水手服’的性质而对成衣形成的偏见已逐渐得到克服。那些自以为是,声言决不穿‘从货架上取下来的衣服’(人们过去对成衣的俗称)的人很快发现,上佳的成衣,无论是款式或质地,都不亚于裁缝手工制作的服装……成衣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国字“hand-me-down”(在英国叫“reach-me-down”,指从货架上取下来的衣服)那时通用的意思是指低劣的衣服。而商店里出售的、质量好的新衣服就需要一个新的词汇了。于是,在二十世纪初,“Ready-to-Wear”(现成可穿的衣服)一词便开始取代“Ready-made”(现成做好的衣服)一词,强调的不是制作者而是穿衣服的人,这是重要的变化。

  后来,不仅是套装和大衣,而且人们穿戴的所有物品——礼帽、便帽、衬衫、内衣、长袜和鞋子——也都开始普遍以现成货的形式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能够在商店买到的现成鞋还是“直鞋”——即没有左右脚之分的。后来,美国的制造商开始制作“弯曲鞋”,专门裁制,区分左右,适合左右脚的不同形态,并在一八五○年后的十年内开始大批量生产,而给制鞋业带来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这是一八六○年《人口普查报告》中的用语)。一八六二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工业家戈登·麦凯改进了把鞋底与鞋帮缝在一起的机器,及时满足了联邦政府当时对军鞋的大量需求。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普遍买工厂制作的鞋来穿;而中产阶级和富裕之家购买适合他们品昧的工厂制作的鞋来穿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

  再者,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期间来到美国的移民的成分,也促进了成衣工业的发展,因为来自德国、俄国、波兰和意大利的许多移民都是裁缝,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移居美国的四十万犹太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做针线活买卖的。同时,由于新式缝纫机使用简便,不需要什么技术,东部城市的许多移民的妻子儿女便都被吸引到服装工业中来了。

  缝纫机带来的一项臭名昭著的副产品是“血汗工厂”(“Sweat-Shop”,是一八九二年左右首次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美国创用词),即那种雇用妇女和儿童做包工并且工资极低、工时很长的工厂。但是,在成衣行业里,由于经营单位小、机器便宜,从工人爬上去当老板却不象其它行业那么困难。一个国家新兴的服装工业可以成为推进民主的因素,这是当时许多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在十九世纪临近结束、二十世纪行将开始的时候,美国服装商的一位先驱吹嘘说:“人民大众穿的衣服不是裁缝做的,而是服装商制造的。如果说……衣着反映人们的身分地位的话,那么,美国在世界文明之国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不仅以低廉的价格向各个阶层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服装,而且服装款式新颖、质地优良,这对自由、民主国家人民的自尊是必不可少的。”

  工厂制作的成衣使移民一到美国就立即美国化了。亚伯拉罕·卡恩写的意第绪语小说中的主人公戴维·莱文斯基一八八五年从俄国来到纽约,他的保证人急于想把他一下子美国化,便带他穿街走巷,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给他买了一套衣服、一顶礼帽、内衣、手绢(他生平第一次有白手绢)、假领、皮鞋和一条领带。”他在我身上花了好多钱。我们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说:“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土里土气的了!’‘这样你就象美国人了!””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象服装那样如此迅速而又毫无痛苦地把外国人变为本国人。

十、消费者之宫

  从南北战争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和那些有希望成为大都会的新兴城市里,纷纷出现了高大雄伟的建筑——消费者之宫。纽约市的A.T.斯图尔特公司、洛德一泰勒公司、阿诺德·康斯特布尔公司R.H.梅西百货公司,费城的约翰·沃纳梅克公司,彼士顿的乔丹·马什公司,芝加哥的菲尔德一莱特公司(后来改名为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和百货商场等,就是其中之佼佼者。即使比较小的城市,也有自己很大的消费者之宫,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拉扎勒斯公司,以及底特律的赫德逊公司,等等。被称为百货公司的那种颇有特色的商店是规模庞大的零售商店,一般都位于市中心,营业额很高,出售的商品种类很多,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服装、家用器具、呢绒绸缎、各种家具等。百货公司的商品分门别类陈设,但大部分活动和一般性管理却是集中的。尽管百货公司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但它却在美国星罗棋布,其兴旺程度超过了其它国家。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百货公司”已经成了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美国创用词。

  这些新的、宏伟的消费者之宫与昔日狭小、气氛亲切的老式店铺之间的对比,就象新的美国大旅馆同欧洲古老的小客栈的对比一样。百货公司如同大旅馆,象征着人们对日益增长的消费社会未来前途的信心。对于新兴城镇的居民来说,富丽堂皇的新型百货公司为他们逛商店、头东西这种行为——新兴美国的新兴社会性行为——蒙上了一层尊严、重要和炫耀的色彩。亚历山大·特尼·斯图尔特十六岁时从北爱尔兰来到纽约市开始经营爱尔兰花边生意。仅仅过了十五年,即于一八四六年,他就在百老汇大道与钱伯斯街的拐角处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人们称之为“绸缎呢绒的大理石之宫”。这座宫殿也象其它早先建成的宫殿一样,不断地扩大又扩大,后来这家百货公司的门面沿着市政厅公园,有二百英尺宽,在百老汇大道上占着两条马路之间的全部地段。一八六二年,上述地段已经容纳不下斯图尔特公司,于是,该公司搬进另一座宫殿——这次是一座八层大楼,但不是用大理石建造的。这座建筑就是著名的“斯图尔特铸铁宫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店。

  新的百货公司与旧世界各国首都卖单一商品的豪华商店不同,它们象宫殿一样宏伟,但同时又对平民开放,欢迎大众光顾。铸铁为建造这种建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建筑物外表宏伟,里面顶棚高,室内宽敞,空间大,便于陈列各种样品。五层楼的E.V.霍沃特百货公司是一八五七年建造的,地点在纽约市百老汇大道和布鲁姆街的拐角处。丹尼尔·巴杰尔是用铸铁建造大楼的先驱,他建造的这座建筑物最令人激赏。威尼斯宫殿复杂的门面造型用铸铁是很容易仿制的。宫殿优美的圆柱、拱肩和窗户可以造在建筑物的周围,长度不受限制,而且这种建筑结构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往上加。詹姆斯·博加德斯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发明家,(他的成就包括金属壳的自动铅笔及其“总是尖的”铅芯、经过改进敲钟部件的坐钟、一种新的造邮票的机器,以及经过改进的制造铅颜料的磨子),当他把自己的天才转向发现铸铁的新用途时,百货公司建设上的需要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兴奋地说,这些新的铸铁结构可以建造十英里高的建筑。博加德斯打算利用铸铁构架的种种特点:轻、容易加工、适应性强、建筑速度快,在此三十年前,类似的特点就曾使气球的框架具有特别的美国色彩。

  新铸铁时代的顶峰是博加德斯在百老汇大道上第九街与第十 街之间的地段,为A.T.斯图尔特百货公司建造的那座“铸铁宫殿”。这是当时最大的铸铁建筑,同时也是各种建筑物中最大者之一。它的外表是漆过的铸铁镶板,看起来象石头;而一再呈现的圆柱和栋梁的设计,更增加了该建筑的雄伟和豪华气派。每一层楼的地板都能承受其周围墙壁的重量,因而从结构上说,这样就能够造摩天大厦。它的底层墙壁很薄,使得大厅宽敞、开阔;而且铁柱很细,对每一层视野的遮拦很少。一眼望去,可以见到各种各样形状不同、五颜六色富有吸引力的商品;这些物品都是人们见所未见的,更谈不上购买了。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群,他们之中有顾客,也有逛商店的和看热闹的。富丽堂皇的底层中央是宽敞的楼梯,而楼顶则是一个大圆顶,白天光线从拱形玻璃圆顶射进来,使楼内光线充足。楼梯上下人来人往,大家都涌到这些高顶棚、堂皇华丽的消费者之宫,他们都是这些地区的绅士和淑女,人数很多,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之众。

  传统的高雅而宽敞的楼梯又与现代化漂亮的升降机相互辉映。有了升降机,到百货公司大楼顶上几层就十分方便了。同时,升降机还使社会上互不相识的人们为了去同一目的地而突然挤在一个小空间里。升降机过去也曾有过,那是用来运货的:有的旅馆曾经试过用它来运载客人。而现在百货公司却使每人都有机会过一下乘升降机的瘾了。

  升降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速度与安全结合起来。老式运货的升降机的机厢是由另一个重物来与之平衡,该重物上下的高度和楼的高度相等,升降机上升时,重物就逐渐降到地面。这种升降机相当安全,但速度太慢。要加快速度,就要采用一种滑轮系统,然而这就会加快悬吊机厢缆索的磨损,从而增加了升降机下降时的危险。为了确保不出事故,伊莱沙·格雷夫斯·奥蒂斯发明了一种安全装置。奥蒂斯是新英格兰人,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农场主家里,并在那里长大,成为一名富有灵感的工程师。他的办法是在升降机的两旁装上棘轮,同时,在机厢的两旁也安上与棘轮相应的齿。这些齿平时被缆索收在里面,升降机可以顺利运行,但是,如果缆索一旦松脱了,机厢两旁的齿便立刻弹出,使机厢安全地卡在升降井里。一八五四年,奥蒂斯在纽约市的“水晶宫博览会”上,亲自向公众表演了他的装置。他先把升降机升上去,随后戏剧性地把悬吊机厢的缆索砍断,机厢没有掉下去,而是卡在升降井里,他本人就在升降机厢里,安然无恙。

  一八五七年,奥蒂斯首次安装供长期使用的安全升降机,这是在霍沃特百货公司。早在一八三三年,某些旅馆就试用过升降机。一八五九年,占老的第五大道旅馆安装了一部载客升降机。一八六五年,费城的斯特劳布里奇一克洛西尔百货公司便用升降机把顾客运上运下,这时,人家都可以免费享用这项新发明了。奥蒂斯于一八六一年取得了蒸汽动力升降机的专利权。一八八九年,为巴黎博览会而修建的艾菲尔铁塔建成时,便安装了三台水力升降机(其中一台是奥蒂斯制造的),可以在七分钟内把游人逐级接力运送到塔顶。后来新出现的电梯的速度就更快了。电梯第一次出现也是一八八九年,出现后不久就被R.H.梅西百货公司和约翰·沃纳梅克百货公司用来运载顾客了。

  在这新的消费者世界里,玻璃又起了崭新的重要作用。在采用电灯之前,高大的建筑需要开大窗户来引进光线。然而,至少是在十九世纪中时以前,大块玻璃造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价格昂贵。“平板玻璃”(plate glass,这个词是一七二七年前后在英语中出现的),是指表面光滑,形状规则,可以做镜子或用作大窗户的玻璃板。这种玻璃板是由粗糙的玻璃板经过细心磨制、抛光而成。当初粗糙的玻璃板是吹制而成的,但这种办法只能造出长不超过五十英寸、宽不超过三十英才的玻璃板。后来,在十八世纪初叶,法国人采用了浇铸法来造玻璃板。一八三九年,英国人简化了浇铸法,以消除玻璃板的不规则形状。后来,技术更进一步提高,导致采用滚辊来连续制造平板玻璃,其长度可不限,而且象老玻璃板一样透明。

  大块的玻璃板同重量很轻的铸铁框架结合起来,就改变了百货公司底层的面貌。临街窗户的作用不再是仅仅为使室内有光线和阳光,而是用来作生动广告。——形象化的说法叫做“橱窗”(showwindows),这是个美国创用词,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中时开始出现,是指商店展出商品的窗子。商店、商店的货物以及各色商品本身都变成强有力的做广告的新方式。这时候,社会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珍贵商品第一次公开摆出来供大家观看。而“逛商店橱窗”(Window-shpping)也成了老百姓一种新的、人人皆宜的消磨时光的办法。现在衡量一座建筑物的效果和一家零售商店地段的好坏,也是看有多少人走过橱窗。

  有两个重要的办法把城市大批居民吸引到市中心去,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新办法,但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却十分时兴。一个办法是让老百姓去百货公司更加方便:另一个办法是用最新的商品信息,激起人们去百货公司的愿望。在美国,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一般市民买东西都是在步行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大约两英里的半径范围之内。除去自己有车的富裕顾客和远方来客外,城市里的商人所要吸引的是能够从家里走到他商店来的顾客。这也何助于说明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几乎全部活动,包括买和卖,全都是同和他住得很近以及双方都很了解的邻居一道进行的。邻里社会是能够步行走到的社会:有过路人,有在街道的一角偶尔相遇的人,有在人行道上相遇打个招呼的人,也有在门口聊天的人。

  后来,市内的有轨电车促使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时候,如果你不愿走路,那只有乘公共马车(这是一种市内用的马车,载客很少,收费昂贵,而且不经常有,隆隆作响地在卵石路或土路上缓慢行进),或者是乘蒸汽驱动的火车。火车尽管速度快,但噪音大,机车排放烟和炉渣对街道也是个威胁,而且火车不适于经常停靠。城市里最早出现的、真正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车道平整,坐在上面比较舒服,而且适宜于在任何一个街角停下来。我们对现在城市里的公共交通工具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忘记了廉价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如何根本改变了城市生活。

  这一变化在许多地方是在大约同一个时候发生的。小萨姆·沃纳关于波土顿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也非常典型。一八五○年,波士顿人口稠密的城区,从市政厅算起,城市的半径大约只有两英里长。到了一八七二年,有了有轨马车,使城市的半径扩大了半英里。一八八七年,有轨马车又使城市的半径再往外推进了一英里半,加起来比一八五○年城市半径增加了一倍,同时,人口稠密的市区面积也相应扩大到一八五○年的四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轨马车又被有轨电车所取代。这种电车的速度是马车的一倍,载客量是马车的三倍,公共交通服务的距离至少又向外推进了两英里;这样一来,波士顿市就进一步扩大了,以市政厅为中心的城市半径达到了六英里。城市郊区投资者和有轨电车建造商的利润以及积极性加速了这一进程。大波士顿的第一条有轨马车线路是一八五二年建的,马只拉一个车厢,从坎布里奇的哈佛广场起始,到萨默维尔的联邦广场为止。这条线路非常赚钱,其他投资者也纷纷跟着效法。这种生意其实十分简单易做,路基是现成的,早已由城市提供,此时只要铺上铁轨,把车厢放上轨道,然后买一、两匹马拉车就算大劝告成了。那些已经在城市外围边缘地带购买土地的房地产创业者们都希望他们的土地能与市中心地区联结起来,正如早期新兴城镇的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者希望铁路线铺设到他们那里一样。汽轮大王亨利·惠特尼在一八八七年就巩固了他在波士顿经营的线路;而类似惠特尼这样乐观的企业家为了吸引更多乘客,更规定车票标准价一律五美分,转车不要钱。与此同时,有轨电车垄断公司的创业者们又强调有轨电车路线具有巨大的“道义影响”。他们指出,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好几家挤住一套房间的工人,最终可以到郊区去买地建房,享受郊区有益身心健康的环境带来的乐趣。有轨电车路线的迅速发展引起人们竞相攫取地段控制权,并使城市政治卷入对垄断权的争夺。林肯·斯蒂芬斯把这些现象写成了《城市的耻辱》(一九○四年出版)。然而,不管人们的动机如何,结果却是把更多的顾客吸引到城市的轨道里来。

  有轨电车的线路诚然死板,上了车的人只能到有轨电车所去的地方。可是,几乎所有城市里的有轨电车都是把乘客送往市中心,因为那里有巨大的消费者之宫。

  随着有轨电车所具有的那种把市民带到百货公司的向心力,还产生了一种吸引消费者的思想和欲望的新力量,此即集中在城市里大量发行的报纸。百货公司在报纸上做许多广告,实大有助于报业的发展,同时也帮助了报纸摆脱政党的资助,从而保持其独立性。这样,百货公司和其它做广告的大主顾也就间接地为美国新闻报道之在政治上不偏不倚作出了贡献,这同法国、意大利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报纸之由党派控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城市里的日报还有助于为规模宏大的消费者之宫广泛吸引顾客。十九世纪末,城市郊区的发展同有轨电车的出现是不可分割的;同样,百货公司的兴起同报纸广告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百货公司的创业者也正是广告学及其艺术的先驱。R.H.梅西,象邮购业务先驱理查德·沃伦·西尔斯一样,是在广告成为商人正常业务一部分之前的一位有胆有识的广告客户。梅西用不断重复的方法,编一些蹩脚诗句来做广告,他用几百个五又二分之一点的小号铅字(当时的报纸编辑只同意用这么大的铅字)排成梅西的标志五角星,或组合成更大的字。从一八五八年开始,他就敢于在报纸的昂贵版面上留下很大的空白:他经常做广告,而且同时在四,五家报纸上做广告,使那些与他竞争的较为保守的对手大为逊色。费城的约翰·沃纳梅克是另一位生气勃勃的领袖人物。一八七九年,他率先采用整版报纸做广告;在整整十年里,沃纳梅克定期在报上做整版的广告。其它百货公司也跟着效法,于是,全国各大城市的日报就大赚其钱。一九○九年,沃纳梅克在纽约市的分公司开始每天在各晚报上做整版篇幅的广告,这就使晚报的广告行数压倒了日报。芝加哥也是如此,马歇尔·菲尔德成了在报上做广告的大客户。曼德尔兄弟公司同芝加哥《论坛报》签订合同,在一九○二年全年内每周做六次整版的广告,一年花费十万美元,这成了当时一条轰动的新闻。

  到了二十世纪初,百货公司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日报的主要支柱。同时,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又成为百货公司的主要支柱,所起的广告作用越来越大,推动着几十万顾客去光顾。而城市里的报纸也成了传播思想的有轨电车;它们把新兴城市数以万计人们的思想和欲望装入“车厢”,运到城市的中心,迅速加入新出现的消费者共同体。

  正如爱弥尔·左拉在法国所观察到的一样,百货公司“使奢侈品大众化了”。而人们早已遗忘当初让公众免费进入百货公司是一条多么革命的原则。在过去的市场和集市上,摊贩固然是把自己的货物摆出来给过往行人看。然而,摆出来供一般人看的商品都是常见的、满足日常需要的商品。任何过路人都可以看一看水果和蔬菜、牛肋肉和猪肉、坛坛罐罐和厨房用品、一篮或一块便宜衣料。较昂贵的纺织品和家具却放在里屋,只有当买得起这些商品的认真的顾客光顾时才拿出来给他们看,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里,高级的商店总是在门上挂起代表商店的象征,吹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或者摆出某一家贵族的家徽,表明已被指定为这家贵族供应商品,它们对偶尔路过的行人很少陈列或者根本就不陈列其商品。那些较廉价的商店也都是专售某一种商品,而且现成的存货往往不多,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商店”(Shop)一词变成动词,于是人们就开始“去商店采购”(go shopping)——即去商店看一看能买些什么。尽管如此,一般老百姓一辈子仍然看不到多少他们买不起的珍奇货品。

  百货公司使这一切全都改变了。现在,象潮水般的人群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陈列得很漂亮的不同种类、不同价值的商品之间走来走去。要看高价商品并不需要是“高级人士”。谁都可以进百货公司,都可以看一看、摸一摸高雅的家具。在这种新的消费者大众化的体制下,人们假定,任何人部可以成为买主。正如同生活水平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一样,买东西、“逛商店”也是公开的;这和财产状况不同,财产状况则是不公开的。在百货公司就象在旅馆里一样,私人不公开的活动与公开活动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

  现在,城市的购物者可以随便在大批商品之中走来走去,就象不久之后农民翻阅邮购商品目录册一样方便。建筑师则把商品作为自身的广告:为消费者或可能的消费者举办长期性的展览。过去,商品大多是零零散散地处于未加工状态,等待消费者提出要求或式样。可是,今天成品世界却成为“消费者”的世界。原料事先都加工好成为鞋子、衣服或家具,展览在全体过往人群的面前,让人看了动心。在这些激起人们购买欲望之宫里,这批新型的商家都希望尽可能向顾客提供他们想买的东西,并且促使他们想买过去脑子里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另一方面,市场不知不觉变得更加共通化和更加大众化,而最有趣、又最不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则是新兴的大百货公司都实行明码实价的政策。老的做法——也是世界各地集市市场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乃是卖主与各个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卖主根据买主的社会地位、他的需要、他想购买这一商品的心情是否急切来要价。有些商家在每一件商品上都注上成本价格(用秘密符号注),然后力图从顾客那里索取高于成本的最高价格来成交。拒绝讨价还价当时被视为是乡巴佬,不懂人情世故,而且这样一来当然就减少了生活中的乐趣。因此,买东西实际所付的价格往往因人而异,要看每位顾客讨价还价的本领。

  那些主张平均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对讨价还价的办法,这是不足为奇的。英国教友会的创造人乔治·福克斯早在一六五三年就极力劝告他的追随者不要讨价还价,并劝说商家对每一件商品都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不论谁来买部一视同仁。这种主张也象教友会的其它某些原则一样,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这样做对商家也有好处。福克斯本人解释说,那些对自己讨价还价能力没有信心的顾客就会感到放心,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些商店(指教友会教徒开的商店)里,就是派孩子来也不会吃亏。”

  实行明码实价政策的进展是缓慢的,但百货公司却很快就采用这种做法。巴黎的“廉价”百货公司早在一八五二年就率先采取了明码实价的政策。对于美国的大百货公司来说,采取这种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一八六二年,A.T.斯图尔特百货公司已有约两千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公司老板不知其人的、工资不高的售货员,而让他们去同每个顾客讨价还价乃是行不通的。这样,结果就得推行大众化,至少是在价格上平等化的做法。不分年龄、性别、贫富和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对谁都是一个价格!价格就标在那里,谁都看得见。由于商品公开陈列,原来买卖双方交往密切的小商店变为富丽堂皇的大厅,那里任何普通人都可以看到最好的商品,同样,价格也不再是个秘密了。商品上标明了对大众有吸引力的价格,而且百货公司也向所有顾客普遍提供服务:诸如免费送货上门、自由退换、允许赊购等等。这些服务项目,就象“保证满意,不满意就退钱”,这是早期百货公司的一个口号)一样,不是售货员向顾客私下作出的允诺,而是公司向所有消费者宣布并广为宣传的“政策”的一部分。

  从新的意义上说,此时每一宗买卖都变成了公开的行动。消费者同意购买一件商品时,这件商品不只是商店向他一个人推销的,而是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广告向大众推销的。因而做广告便发展成为新时代商业关系的特点。至此,这已不再是买主和卖主的关系,而是顾客和使人变为顾客者的关系,也即是消费者与做广告者的关系:做广告的商人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规模大;而消费者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其力量则在于人多。人们此时要说服消费者不仅成为顾客,而且还要成为某个消费共同体的一员。当人们向某个消费者推销某种商品时,他们不仅是对此人推销,而是向所有类似的人推销;而做广告的商人和消费者都明白,这样的人是数以百万计的。

十一、顾客遍全国

  就象百货公司把城市里成千上万的顾客吸引到它们的消费者之宫里来一样,其它一些新企业也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另一个城市,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消费者共同体。联号商店就是各地消费者共同体的先锋,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这种共同体。“联号商店”(chainstore)是一个美国创用词,二十世纪才在语言中被人们所接受,意指同一家老板开的一批类似的商店,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主意,也不是美国人的发明。然而,在南北战争后那一百年里的美国,联号却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兴商业体制。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Cash-and-Carry)也是美国人一句创用语,在二十世纪初才用开,成为联号商店的一句生意经。这是“不赊购、不送货”的正面说法,并成为广告宣传的一句口号,意在告诉所有可能成为顾客的人,本店讲究实际,顾客在此可以省些钱。说来奇怪,百货公司是由于向顾客提供一些过去传统上由街坊商店和友善可靠的店主提供的方便而生意兴隆的。它们一直发展赊购和分期付款业务,同时提供多种附带的服务项目,而新建的联号商店却把这些特点作为对立面,宣传自己公开标价、经济实惠的优点,以此推销其商品。

  二十世纪中叶联号商店系统中第一家年营业额最大的商店是一八五九年创建的。乔治·吉尔曼和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两人都来自缅因州,他们就在这一年在纽约市的维齐街开了一家小店,取名“大美茶叶公司”。他们不经过中间商,直接从中国和日本大量进口茶叶,所以能以令人瞩目的低价卖出茶叶,仅三十美分一磅,而其它商店则要卖一美元一磅。他们用著名的巴纳姆经营术的一套做法招徕顾客:幸运的中奖顾客可以得奖,出纳员的小屋形状象中国的宝塔,一楼大厅的中央放着一只绿色的鹦鹉,逢星期六还有乐队来演奏。他们又用八匹有灰黑花斑的马拉一辆红色大篷车招摇过市,如果有谁能猜出车和车上的人加起来一共有多重,就能得到两万美元。他们逐渐增加经营的其它杂货,诸如:调味作料、咖啡、肥皂、炼乳、发酵粉等日常用品。到了一八七六年,他们商店的数量已增加到六十七家。

  他们具有堪与当年西部新兴城市创业者相媲美的热情,并预见到公司的大发展,因而在一八六九年把公司取名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宏大茶叶公司”。这个联号公司的宏大目标或许是想通过联号把两大洋联结起来,就象“联合太平洋铁路”所完成的伟业一样,该铁路的修筑也是在同一年完工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所属的商店迅速增加,各地都有,它们那醒目的金、红两色店面已为全国各地人们所熟悉。到一九一二年,已有近五百家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的联号商店。这些商店的好处在于价格便宜,这是因为它们实行大批采购和取消中间商的做法,同时,它们还允许赊购,并免费送货上门。大西洋和太平洋联号公司的巨大发展是一九一二年在公司创办人的儿子约翰·哈特福德的领导之下起步的。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每三天就有一家大西洋和太平洋联号商店开张,以至全国属下联号商店总数达一千家之多。它的巨大发展的原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减少人员,办单人经营的“经济”商店。到一九二五年,该公司的联号商店才把肉类列入经营项目,但很快便成为单项销售额最大的商品。一九二九年,大西洋和太平洋联号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十亿美元:一九三○年,该公司属下联号商店有一万五千七百零九家。一九三三年,大西洋和太平洋联号公司的业务占全国食品销售业务的百分之十一以上。嗣后,由于出现了开设规模较大的食品店的倾向,于是该公司属下的商店数目逐渐减少。到一九七一年,四千三百五十八家大西洋和太平洋联号商店的年销售额达到空前的纪录,将近五十五亿美元。

  这些造成全国性消费共同体的大公司终于遭到当地商人、家乡利益维护者和鼓吹地方主义的人的猛烈反对,他们全都主张各地发展本地的消费共同体。老式店辅的店主既反对大城市里的百货公司,也反对乡村免费邮递,反对邮寄包裹,他们攻击邮购是“垄断”。他们说,“联号商店”带来的威胁是对整个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当一些联号商店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小本经营的独立零售商就组织起来抵制。一九二二年,全国食品杂货零售商协会的年会就敦促制订限制各地联号商店数量的法律。为了维护地方小商店的利益,他们建议采取多种法律措施,诸如,同一个老板在开办一家商店后如果要在同一个州里再开设新店则须缴纳累进税,对联号商店购入的商品应征收特别税。

  大多数州都在某个时候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反对联号商店的税法。声势最为浩大的控制联号商店商业活动的行动是一九三六年的鲁宾逊一帕特曼法案(有时候人们也称之为联邦反价格差别法),这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一项措施,修订了过去的反托拉斯法。它是针对联号商店所谓“价格差别”的做法,据说这会破坏竞争,促进垄断。该法案尽管措词相当含糊,但已给了联邦贸易委员会重要的监督权力。联号商店也象其它一些大企业一样,犯了一些违法行为。但是,联号商店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它们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消费共同体。反对联号商店的运动,就象反对乡村免费邮递和反对邮寄包裹的运动一样,都是维护落后事物的行动。该运动的发言人乃是为正在消亡的老式店铺、乡村邮局、一间屋的学校和热情友好的街坊小杂货铺讲话罢了。那些指责联号商店造成悲惨结果的故事,确实反映出人们看到以邻里为基础的小消费共同体解体时的迷惘心情。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印第安纳州众议会议长在致其选民的一封信中悲叹道:“联号商店正在破坏我们整个地方的幸福和繁荣的基础。它们破坏了我们家乡的市场,使商人陷于破产境地;它们对地方企业贡献很少,却吮吸着地方社会富裕人士的生命血液,而留下的不过是一帮到处流浪无着的人。”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亚尔·科普兰则声称:“一旦联号商店进入一个城市的某个街区,就必然引起十家商店关门。在小城市和乡镇里,联号商店对当地社会也毫无建树。它们是一批寄生虫。我认为它们在破坏我们国家的基础。”

  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国会议员看到这在政治上可以大捞一把,于是就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起来。一九三○年,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雨果·布莱克警告说:“疯狂追求生产、销售和分销效益的浪潮席卷我国各地,使得失业人数日益增加,并造成一种等级制度,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危险的……联号食品杂货店、联号丝绸呢绒店、联号服装店,今天开业,明天合并——其规模与力量与日俱增……地方上的消费者和商人正在消失,而他们这些人作为有独立精神的经营者对当地事务的贡献也正在丧失。”

  联号商店的回应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指责它们缺乏老式商店对当地人民的忠诚,于是联号商店的老板就在地方上大做广告,奖励联号公司经理中能在当地起领导作用的人,以此来回答上述指责。一九三九年,就在鲁宾逊一帕特曼法案的阴影威胁之下,该行业杂志《联号商店时代报》就宣布奖励当年的“当地社会创建者”,以此宣传联号商店的经理人员对家乡的贡献。他们指出:那位获奖的联号商店地方经理,曾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公益金和红十字会,他还帮助过当地的学生,并给地方上的教堂捐款,又同当地的商人进行了合作。

  然而,指责也好,答辩也好,都没有切中要害;联号商店其实是宣告并象征着一种新的消费共同体的出现。这种新的消费共同体当然不如老的商店忠厚,服务也更表面化。但是,它们却是无所不在的,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消费者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无时无刻莫不受其影响。布莱克参议员惊呼“地方性的人”正在消失,这种说法是对的。人们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由于美国人视人口流动为正常,那些新到某个城市或城市新建郊区的人,他们或许还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看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联号商店(在那里他们知道各项商品摆在什么地方)或者沃尔格林杂货店(那里他们熟悉的各种商标的货物应有尽有),就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是在家里一样。这些发展中的消费者共同体不正在给人们以小小的安慰,并取代着消亡中的邻里消费者共同体吗?

十二、货物自销

  R.H.梅西一八八七年做广告说:“适合百万富翁的商品价格低到普罗大众都买得起。”明码实价固已促使市场大众化,而这种不会因人而异的新标价方法对消费者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消费者口袋里有钱,就想买点什么。但是,他们却比过去更弄不清究竟“需要”什么,以及究竟什么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新型的商品开始出现,其特点不是由其质量或用途决定,而是由其价格决定。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行业之一,以及某些美国最有特色的体制,就在这种简单而新颖的观念上建立了起来。

  把五分、十分商店”称为穷人的百货公司,这种说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百货公司是消费者之宫;而“五分、十分商店”,则是消费者的集市。这两个地方都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百货公司把各种价格、样式、型号和质量的商品都陈列出来;五分、十分商店”则陈列出一大堆很吸引人而你只要花小额现金就能购买的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很吸引人,而且价格便宜,那么,只要顾客需要,他就会购买;但是,如果价格低到用几个硬币就能买到,那么顾客或许不论“需要”与否,只要一时兴起就会买下来。当人们才刚知道明码实价这码事,而讨价还价还是社会上一种乐趣的时候,提出以“五分、十分”的方针来销售商品,这确实需要有大胆的想象力。如果订出的明码实价确实低廉,是否就因为这种明码实价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去购买呢?其实甚至在明码实价这一做法还没有确立为一种体制之前,就有一位聪明的商人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帝国。

  此人就是F.W.伍尔沃思。在赋予商品这种以价格为重的特质方面,伍尔沃思的贡献最大。他想出了五分商品和十分商品这一整套新的路子。伍尔沃思在青年时代,讨厌纽约州北部他父亲农场里单调艰苦的劳动,曾在邻近城镇的小面货店里找过差事干。然而,饶有意义的是,他并不懂售货的诀窍。在他刚开始工作时。由于他售货的本领是如此之差,以致老板把他每周的工资从十美元降到八美元五十分。然而,他对陈列商品却很有才干。他第一次取得成功是在纽约州沃特敦一家小的呢绒绸缎商店,他用些红色布头布置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橱窗。他的老板听说另一个商人销售五分钱一块手绢生意很好,就决定搞一个“五分钱柜台”试一试,买进了一百美元各式各样的五分钱商品,如钧针、绊钩、上钟表发条的钥匙、别针、领扣、婴儿围咀、脸盆、尿布、顶针、肥皂、口琴等。伍尔沃思把这些商品布置在一条长桌子上,上面用一块牌子来标价。第一天,全部商品就销售一空。

  这次经验对伍尔沃思启发很大。一八七九年,他单独开店(先在纽约州的尤蒂卡,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实验“五分、十分商店”的主意是否可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出适合这一价格的各种商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伍尔沃思以不断增开新的商店和扩大营业额来取得足够的五分、十分商品的花色品种。到了一八八六年,伍尔沃思已有七家店:一八九五年增加到二十八家,一九○○年则是五十九家,即便每一家店都规模不大,但由于数量多,形成联号,使他可以大规模地进货。他引入一些新货品,自己又创造了一些,并大量购进。他以这种方法使所有买主,即使是小城镇的买主,都能得到加入一个庞大的消费者共同体的实惠。

  “按价生产”——生产预定售价的商品——反映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它表明购买者的被动性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极端,这也许是把逛商店演变为一种观赏活动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明码实价的新世界里,伍尔沃思把早就被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伦理学家阐释过的传统观念——“公平价格”赋予现代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难道不可以说价格并非个人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商品本身的一种特质吗?

  伍尔沃思从一开始就大胆使用红色,他陈列了大量的红色首饰。一九○○年,他规定所有他属下的商店都采用鲜红的门面(大概是学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宏大茶叶公司的做法),用金字和金色的造型。

  至于广告,伍尔沃思则不依靠报刊杂志,而是靠商品的艺术造型和商品本身的宣传特色,这一点是前此不久平板玻璃生产工艺得到进一步改进后才被广泛采用的。伍尔沃思在本世纪初曾对其商店的经理们说:“不,你们不需要通过叫卖来吸引顾客。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大陈旧了。但是,你们却要让顾客不知不觉地被拉进你们的商店。你们要用漂亮的橱窗陈列把他们吸引进来。他们进来后,你们要让他们看到橱窗里的商品在柜台上应有尽有……清记住,我们的宣传广告是我们的橱窗陈列和柜台。”

  带有价格标签的商品实际上是自行“销售”的。售货员的唯一任务是包装商品和找钱。这就是伍尔沃思能保持低成本、低价格的诀窍,因为他可以雇用低工资的年轻女孩子,而且效果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每周工资为一美元五十分。一八九二年,伍尔沃思写信给他的商店经理们说:“我们雇用的人员必须是廉价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出售廉价的商品。当一名售货员干得很好,能够在别处挣更高的工资时,就放她走——因为销售我们的商品并不需要熟练的、有经验的女售货员……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目前销售这些商品,是支付不起高工资的,我们的售货员都应知道这一点。”约翰·沃纳梅克公司和马歇尔·菲尔德公司都不允许售货员主动接近顾客,伍尔沃思也跟着学他们的样子:他吹嘘说,他的经理们“把商店办成集市,人们可以走遍整个商店,也不会有人催他们买什么东西。”

  伍尔沃思的商店迅速发展起来。一九○○年,年销售额超过五百万美元;五年后,销售额又翻了三番。因为他的销售对象发展到中产阶级。嗣后,他甚至跨过大西洋,在英国开了联号商店。一九一三年,一向崇尚朴实无华、直接了当,认为他的五分和十分商品本身就是广告的F.w.伍尔沃思,建造了一座历史上最为壮观并起着广告作用的建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按了电钮后,纽约市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可以住人的建筑——伍尔沃思大厦就此灯火通明了。

  “按价生产”仅是许多发明和做法中的一种,这些发明和做法使美国人更难以知道他们需要和想要得到的东西的范围。使商价格低廉的每一步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把人们越弄越穷?因为这会拉大他们新滋长的欲望和能够满足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差距。

  一九一六年,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加速发展“经济”商店后不久,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克拉伦斯·桑德斯开了第一家新式食品杂货店,取了一个迷人的名字叫“皮格利·威格利”。“皮格利·威格利”的新颖特点是它占整整一层楼,顾客从旋转栅门进去,好象走进了述宫,只能按照预定的路线在里面转来转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看到全部陈列出来的商品,最后走到唯一的出口,那里又有一个旋转栅门,也是付款的地方。由于有了这样一种聪明的设计,顾客一旦进了商店如不按预定路线看完全部商品,就会迷路走不出去,这当然也包括看他原来不打算买的东西。这种强迫顾客看完商店全部商品的做法,美其名曰:“自取”。这种通俗的说法强调了无人售货这个特点。同时,这一创举的革命意义还在于:由于商品是“自销”,因而在买主和放在那里销售的各种商品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在这种商店里,需要店员为商品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而“顾客”与其说是有具体采购目标的消费者,不如说是销售者陈列的商品和商店包装的不知不党的猎物。销售者不是用什么不道德的或非法的办法而是用新的艺术造型和销售技术来使购买者落入其“圈套”的。

  这种做法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包装的重要性增加,以及“凭一时冲动的购买率”上升。购买者被外界强加了一种新的自主权并陷入新的隔离状态,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购买者独自一人,没有售货员在旁边热情劝买,而他面前则是眼花缭乱一排排包装好的商品。如果他真的想购买博登公司的、或坎贝尔公司的、或德尔蒙特公司的、或莫顿盐业公司的消费品,那就是他“心甘情愿”的行动。但是,由于这个决定是外界迫使他作出的,他也就越来越说不清楚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以及是否确实是他自己作出购买的决定。事实上他决定买这个而没买那个,是否由于某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不可抗拒的、不择手段的、同时却又是科学的方法说服他这样做的呢?美国人就是这样被吸引去对某些牌子的商品表示信任(这种信任由于他照价付款而变得神圣而不可更改),与此同时,千百万其他美国人也通过同一种方式对这些商品表示信任。

  数以千计的商店都采用“自取”的方法。有些商店获准在“皮格利·威格利”商号名下营业,有些则另发明了一套大同小异的方法。乍世纪二十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汽车的普及又导致了“把汽车开进去”的露天营业式市场的出现。这种摩托化的自取方式,目的在于吸引更广大地区的人们,并且也为了更加便利顾客开车购物。除了汽车的大量使用之外,加上家用冰箱的普及,更促使人们大批购物。一九二一年,美国仅销售了五千台家用冰箱;到了一九三一年,冰箱的销售量已超过了一百万台。一九五○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美国百分之九十的住户都有冰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家用冷冻机。一九四○年这种机器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出现,人们购买食品左家里冷藏的积极性更见提高。到了一九七二年,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都有了冷冻机。“自取”的主意得到进一步发展,有些聪明的商人想出了其它办法,在消费者和各种商品之间建立起更新的、更为直接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十月,沃尔格林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开设了第一家有时称之为“超级杂货店”的商店。据这家公司介绍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型杂货店。它不仅面积大,可增加好几条售货线,而且把商品从传统的展览橱窗中拿出来,放在敞开的货架上,顾客可以观看,可以触摸,可以选购。这种新型杂货店的成功,为老式的、街头拐角小杂货店敲响了丧钟。”最大的超级杂货店之一是沃尔格林公司在芝加哥的巨型杂货店,该店于一九四九年开张,设在斯泰特和麦迪逊两条街之间,两层楼面共有三万平方英尺。

  查尔斯·沃尔格林发迹的故事和F.W.伍尔沃思或乔治·亨廷顿·哈特福陪的故事非常相似,他是现代化美国杂货店之父,这种杂货店是二十世纪最有美国特色的商店之一,外国来访者看了杂货店的内容和“药店”的牌号都感到大惑不解,但它却使人了解美国新的消费社会。沃尔格林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一个瑞典移民的农场里,长大后最初是在一家小店铺里管帐。后未,他在伊利诺伊州迪克森一家制鞋工厂工作时,出了一次工伤事故,失去了一截手指头;给他治疗的医生劝他去药店当学徒。沃尔格林随后在芝加哥一家药店找到了工作,最后他更把这个店买了下来。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大, 开的店逐步增多,并提供各种各样与医药无关的服务。他在店里的冷饮小卖部设午餐柜台,其后又制作以沃尔格林为商标的冰淇淋和糖果。沃尔格林的“药店”成了什么都卖的老式杂货铺的现代化形式,然而色却与其前身英国的或欧洲的药店毫无共同之处,而欧洲那种药店在大西洋彼岸依然存在。沃尔格林在一九一六年时有七家店,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已有一百多家店了。一九三九年沃尔格林逝世时,他在美国三十七个州二百个城市里共有大约五百家商店,雇用职工一万二千人。

  “超级市场”(Supermarket)是美国创业者用来称呼一种新型商店的名字,这种商店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超级市场把“自取”方式、现金交易、货物种类广泛(至少包括食品、杂货、肉类、农产品和乳制品,和高销售额等几种特点结合了起来。大约在一九五○年,超级市场在生意上的概念是指年销售额在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商店。似乎是为了表明美国语言有很大的灵活性,以及美国人不大迥避夸张的字眼,那些销售额较小的超级市场现在则称为“超级小型自动售货店”(Superette)。

  最早试用超级市场这种售货体制的不是大的联号公司,而是一些独立的经营者,因为他们改变经营方式比较方便。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开始把其小型“经济”商店(每店一人。只有最起码的固定装置和设备)逐步改变为超级市场,而超级市场巨大的营业额更是它们革新创造的又一个机会。例如,一九四○年,它们试用玻璃纸包装鲜肉,从而开创了食品销售的又一新时代。大西洋和太平洋公司分别在各地把它们的三、四家小商店合并为一家超级市场。一九三○年时,该公司有一万六千家左右的小商店,到五十年代初,这些商店已合并为四千家左右的超级市场。其它大的食品联号公司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超级市场同杂货店一样,其发展远远超越了原先的营业范围,而随着新的商品推销技术的发展,这两种消费共同体已互相重迭交错。那些供消费者购买食品杂货、五金用品、家用吸尘器和梳洗用品的各种商店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消费者所信得过的乃是他们素未谋面的商人的承诺、是他们所熟悉的包装式样,以及他们所信任的遍布全国的商标,而不是实际卖东西给他们的人,这是同过去不一样的。

十三、农民如何加入消费共同体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庞大的铁路网加上其它因素,把边远地区的农民及其家庭拉进了新的消费共同体。造成这一情况的是一种新的美国体制——邮购商店。“邮购”(mail order)一词是美国创用语,适用于零售商和商品目录,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得到普遍运用。南北战争结束时,根本不存在什么蒙哥马利一沃德百货公司或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消费共同体,而仅仅五十年之后这些公司的顾客就剧增到好几百万人。到二十世纪中期,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日用商品销售商店。这是一场从一般店铺(那里常有六、七个当地空谈家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发展到邮购公司的运动。邮购公司上百万的顾客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带着渴望的心情翻阅着五、六百页生动的广告,或等待邮包的到来;这几百万顾客相互间从来也不见面,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又是互相倚赖的。这生动他说明了美国如何从移民和创业昔聚居一处并相互直呼其名的社会,发展成为消费共同体遍布各地、素不相识的人购买同牌商品的国家。

  美国的农民特别需要某种共同体,因为美国生活中的某些具体情况使他们不能同邻居住得很近。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案》规定占地定居者要住上五年才能完全获得产权。因此,美国农村生活具有同欧洲农村很不相同的特点,欧洲的农民大家住在一个村庄里,每天出外到各自的地里去耕作;而在美国,即使每个占有宅地的居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分区(一百六十英亩)的土地,而且实际上周围的土地也已为人所占,但是测量供出售的公地却沿用严格的长方形地块制,所以各农户之间的距离起码有半英里。实际上,定居者占地一般都多于一百六十英亩,还有些地段留作建学校之用,并且有大量空地被东部的投机者遗弃,这些都是造成美国农村邻里之间隔阂的原因。由于各地气候、地形的差异,农民之间隔阂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大西北各州,如南北达科他和内布拉斯加州,大草原上孤寂的生活确使爱交际的人们难以忍受,《西北画报月刊》的编辑E.K.斯玛利善于观察,对大草原的生活有过亲身体验,他在一八九三年对这一情况作了分析:“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原来都在热闹的小村庄里生活,尽管家乡的生活很难苦,但是并不感到孤单。例如,从挪威海边来到美国定居的农民,他们在祖国时都居住在白墙红瓦的农舍里,村里有学校、有教堂,在蓝色的小海湾里停泊着渔船,绿色的高山下是白雪复盖的农田,而来到达科他大草原之后则住在孤零零的木屋里,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难怪有那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精神失常了。”而当地的气候和地形则更加深了这种孤独感。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区,人类天生的喜爱群居的本性得到顽强的表现,那个地区就是我国西北的大草原了。那里夏季炎热而短暂。冬季却寒冷而漫长,大自然中能引起人们遐想的东西极少……河水溪流穿上了冰雪的盔甲,人们听不到潺潺的流水声。一旦野鸭野鹅飞回南方,鸟类就此绝迹。除了呼啸的狂风外,死一样的沉寂笼罩着广漠的大地;寒风扫过大地,穿透每座房子的墙缝,而粉一般的白雪更从没有堵住的缝隙往里钻……场院四周是铁丝网。树木十分稀少,因为草原上树木生长得很慢,而且小树要成活也必须细心照料……

  乡邻之间很少来往,一是因为农舍之间相隔得太远,二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他们过去的经历很不相同,无从谈起。来到新大陆时,他们相互都不认识,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没能使他们接近起来;往往由于原来的国籍不同,他们之间就更加疏远了。到这里来的移民有瑞典人、挪威人、德国人、加拿大法语地区人,也许还有与众不同的芬兰人和冰岛人,就是美国人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州……在草原上新建的各州里,许多农民和农家妇女得了精神病,这确实令人吃惊。

  有些人(如斯玛利)建议,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放弃分散的农舍,把农民集中在村庄里居住。但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农村已经定型,不可能改变了。连接美国西部广大地区的铁路以其特有的方式出现了。在英国等地,建设铁路一般是为了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以负起早已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大量交通运输任务。而在十九世纪的美国,随着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者的报刊、大学和新兴城镇的兴起,铁路也随之发展起来。美国的铁路往往是漫无目的地修建,通常是希望以此吸引人们来居住,将来铁路就为他们服务。如果美国铁路不是以这种时序倒错的方式建设的话,也许就不可能把居处分隔的农民吸引过来,使他们成为城市居民消费共同体的一分子。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岁月里,铁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遍及西部各地。一八六五年时,美国全国有三万五千零八十五英里的铁路,其中只有三千二百七十二英里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到了一八九○年,全国铁路线总长已达十九万九千八百七十六英里;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线长达六万二千四百七十三英里,即为二十五年前全国铁路线总长的一倍多。但是西部仍然人口稀少;大片地区的每平方英里平均人口仍在二人以下,而西部几乎没有一个州的每平方英里平均人口数达到全国平均标准——每平方英里二十一点二人。到了一九一○年,美国铁路的总长度已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分之一,而且人们仍在不断地修筑铁路。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废弃一些铁路,废弃的要比建成的多,而且在这一期间,总的运行线路实际上也在下降;这一事实表明了旱年人们热衷于扩张,且有过于乐观的精神。(当然,人们没有预见到汽车和卡车的竞争,更别说飞机的竞争了。)

  修建铁路的确起了吸引人们的作用;火车运来人们需要的货物,并运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于是铁路运输蓬勃发展起来。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于一九一九年所指出的,那时候在美国为任何商品打开销路都有无穷的机会。美国将成为“使大量形形色色东西标准化”之乡。他指出:“庞大铁路长途运输必然导致大宗货物托运的发展,因此,大企业即使很远也比近处的小企业有优越性。”马歇尔惊诧地看到“美国人对制成品的要求如此雷同,连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种族的差异——也不能怎么抹杀这种共同性。尽管在感情上、生活方式上甚至职业上,斯堪的纳维亚人同意大利人大相迥异,美国当地人同波兰人也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是几乎同样商品的买主。除了因气候原因有所区别之外,他们买的衣服、家具以及工具都是相同的。”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到,马歇尔所谓的城镇美国人的“消费共通性”的意义了。

  芝加哥是全国铁路的枢纽,自然也是通向广大农村腹地的中心城市。其后,芝加哥成了全国最大的无店员企业的首府。这种企业的先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移民艾伦·蒙哥马利·沃德。沃德一八四三年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他随父母移居到密歇根州的奈尔斯,在那里上公立学校,十四岁辍学到一家桶板厂工作,其后又转到砖场工作。他第一次学做生意是在圣约瑟夫附近一家老式店铺,直至一八六五年在芝加哥年轻的马歇尔·菲尔德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其后他搬到圣路易斯,成为一家织物批发商的流动推销员;他在西部农村推销商品时,了解到农民从一般店铺买东西的弊病。沃德发现,假如他直接从制造商那里用现金购进大批货物,并以现金交易直接出售给农村的消费者,那就可降低零售价。这便是他邮购意念的起源。沃德回到芝加哥后便着手实现他的计划。一八七一年的芝加哥大火几乎烧光了他的积蓄,但是到一八七二年春季他又积攒了一千六百美元,同他合伙的人则出资八百美元。

  沃德在一家马车行楼上一间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阁楼里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印发了一份仅只一页纸的价目单,列出销售商品项目井说明如何订购。两年之内,这份价目单发展成八页长的小册子,其后又扩大成为七十二页的商品目录册。沃德取消了中间商这一环节,向顾客提供的扇子、伞、书写纸、针、体视镜、刀具、衣箱、马具等以及其它数十种货物,都可以便宜百分之四十。他的商品目录册越变越厚,而且还增加了图画,既生动又吸引人,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每项商品都有一幅木刻画说明。一八八三年,即沃德以二千四百美元起家后的十年,列入商品目录册的商品库存已值五十万美元。一八八四年他的商品目录册有二百四十页,所列商品几乎达一万项。

  蒙哥马利·沃德的事业取决于顾客对从未见过面的销售者的信任。从一开始沃德就有一个优越条件,因为他是一个普及的农民组织——“农业扶助社”——即人们称之为“格兰奇社”的正式供应商。“格兰奇社”成立于一八六七年,其宗旨之一是反对“垄断”,取消中间商,以降低农民购买商品的价格。沃德的公司正好符合他们的宗旨。从一八七二年到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沃德公司在其商品目录册封面上自称是“格兰奇社的创始供应商”,并给“格兰奇社”社员特惠。其他人买东西必须先付钱或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而“格兰奇社”的职员订货,或订货单盖有“格兰奇社”的大印时,则可让他们在十天内付钱。商品目录册的第一张图是“格兰奇社社帽”;而早期的目录册上都印有”格兰奇社”社徽。“格兰奇社”职员的表扬信也经常出现在沃德公司的商品目录册里;而且“格兰奇社”的一些地方组织还派代表到芝加哥去实地视察沃德的仓库。

  沃德公司竭尽全力在农民中建立友善的信任感,以吸引他们从远处不认识的人开设的仓库中购买自己未见过的商品。农民的习惯一向是从熟人那里购买他所需的东西,即从农村店铺老板那里购买,尽管这样也要看了又看才下决心购买。蒙哥马利·沃德则把自己的生意寄希望于农民采购习惯的革新。换而言之,这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由农民组织的消费共同体。不久,沃德公司又宣布,“格兰奇社”社员所享有的特惠,别的顾客一概均可享受。该公司还斩钉截铁地保证:所有货物“俱经检查”始行发货,对任何货物不满意可以退货,来回运费均由公司负责支付。这使犹豫不决的顾客大为放心,变得愿意向沃德公司订货了。西部各地“格兰奇社”的书记和社长署名的表扬信都印在该公司的商品目录册里。正如顾客必须信任未见过面的销售商,该公司也必须对从未见过面的顾客有信任感——相信顾客的申诉是正当的,因此不经调查就立即退钱或换货。甚至当沃德公司的顾客数已增加到几十万人后,该公司仍不厌其烦地向每位顾客保证,公司是他的朋友。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早期的商品目录册里印有公司创建人、高级主管甚至各部门采购员的照片:这些人都亲自签署邮购商品的保证单。顾客写信给公司说,他们很乐意同这些“面容和蔼”的人打交道。有些顾客还用沃德的名字作为自己新生婴儿的名字,甚至写信索取沃德的照片,觉得他的照片也许能使他的孩子聪明。

  顾客来信都受到密切注意。诸如:一个男人请沃德先生为他的红发妻子挑一顶帽子,作为生日礼物。有一位顾客请沃德帮忙找夏季寄宿者。一九○八年沃德收到一封信,询问菲尔德公司、沃纳梅克公司是否可靠,以及证明土地的产权需要办理那些手续,同时还要求沃德给他介绍一名好律师,一名诚实的女仆,以及一名婴儿供他收养。有的顾客问能否用农作物而不用现金支付;有的想把自己的旧家具或牲口卖给沃德。还有的顾客请沃德帮他们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请他就如何管教不听话的孩子提出意见,还问沃德有什么办法能使丈夫回心转意。有的顾客写信给他,仅仅是为了减轻孤独感,或纯粹是因为没有通信的对象。

  多数这类信件表明,远离城市的农民依赖沃德先生犹如殖民时期的南方人依赖伦敦(后来是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或查尔斯顿)的代理商。在殖民时期,种植园主要求伦敦的代理商为他选购书籍或运送一个合适的妇女来做他的妻子,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而现在,沃德先生一年要收到好几百封信,男人要他物色老婆,甚至还有妇女要他物色丈夫,要是一位孤独的农民提出要娶“戴贵公司商品目录册第一百五十三页上那种帽子的姑娘”为妻,那也不足为怪。一位要求沃德先生为他物色对象的铁匠保证决不抽烟、玩牌、喝威士忌酒。华盛顿州一位顾客蛮有理由地写道:“既然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你们的广告里都有。所以我想我可以写信给你们.告诉你们我要一个老婆,看你们能否替我办到。”有的单身汉对要找的老婆没有明确的要求(“对民族没有特别要求”),或只是要理想对象的照片和价格:而有的单身汉则对自己要什么样的老婆有很明确的想法,例如:

  请运来一个贤慧的妻子。她必须会管家,会操持各种家务。身高应为五英尺六奖寸,体重一百五十磅,黑发,棕色眼睛,肤色深浅不论。

  本人四十五岁,身高六英尺,人称美男子;一头黑发,蓝色眼睛。本人拥有不少牲畜和土地。我对单身汉生活已厌倦,希望生活得更好、更惬意些。请来信答复你们是否能替我办到。

  沃德公司并不把这类信当作神经不正常的人写的,而是巧妙地建议说通过通信来选择妻子并不好,还说“等你有了妻子,你发觉她需要一些衣服或家用物品时,我们一定大力为你俩效劳。”

  也有些顾客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给沃德,就觉得应该向他解释一下原因:

  我想你一定在纳闷为什么自秋季以来我们没有向你订过货。哎,原因是母牛踢伤了我的胳膊,而我妻子又病了,这都要医药费。不过,感谢上帝,现在医药费付清了,我们俩也已复元,还生了一个好看的男娃娃。请你们寄来一顶29d号长毛绒帽吧……这位友好的顾客得到的答复同样是很亲切的;对他胳膊骨折表示遗憾,对其夫人康复表示高兴,并对他们新添贵子表示祝贺,望他长人后成为高尚的人,同时回答已收到其购买帽子的订单,还问他是否注意到商品目录册里有防牛踢的器具。

  沃德已经证明邮购设想是成功的。那时另外一位年轻人显然没有受沃德榜样的影响,并走上了一条与沃德很不同的道路;他也开始发展邮购生意,而他的邮购生意规模势必要比沃德的还大。年轻的理查德·沃伦·西尔斯既没有“格兰奇社”的名声可利用,自己又几乎毫无资本,但他却深懂得如何利用别人的资本,如何充分利用别人已建立起来的体制,尤其是铁路系统。西尔斯从小在明尼苏达州农村长大,很早就开始养家糊口,他学会了电报技术,这在当时是做火车站管理员的一个条件,于是他找到了管理明尼苏达与圣路易斯一线上明尼苏达州北红杉村火车和捷运站的工作。北红杉村只有三户人家,西尔斯的工作不需要他花很多时间,所以他便做起买卖来,把木柴、煤和木材卖给农民和印第安人。由于他可以得到优惠运价,所以他就能以低价出售这些货物吸引顾客;他还从农民那里购进肉和浆果,运到别的地方去赚钱。

  一八八六年,芝加哥一家珠宝钟表公司运来一批怀表,但红杉瀑布区附近的收货人拒绝接受。车站管理员西尔斯却看到他的机会来了。当时,批发商以托销方式把货寄给零售商的做法很普遍;实际上,批发商为了抛出某种商品,有时没有订货通知也把货发出,或者故意发货给子虚乌有的收货人。然后,当车站管理员通知他们无法送货时,批发商就提出以“半价”卖给管理员,并解释说这样可以节省回程运费,而管理员卖出这批货则可以赚不少钱。按照这种做法,芝加哥那家钟表珠宝公司以十二美元一只的价格把这批发不出去的表卖给了西尔斯。这些表样式新颖,镀金,即所谓“金表”,且附有一个猎用表盒,零售价约为二十五美元。

  西尔斯利用他在铁路上工作的方便条件,不直接付款购买这批怀表,而是以十四美元一块表的价格寄信通知沿铁路线的其他管理员,他提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以验货。由于车站管理员都是有担保的,所以这样做不会冒多大风险。而沿线的车站管理员也就能以比当地钟表店低的价格出售这些人们喜爱的表,还能赚钱。就这样,西尔斯利用芝加哥一家钟表珠宝批发公司的货物,纯系偶然地开始了钟表生意,不久便生意日益兴隆。西尔斯自己仍是承袭老手法来扩大他的营业范围:把钟表发往某一虚构的姓名地址,然后向收到这个无人认领的包裹的走运的车站管理员提供赚钱的机会。西尔斯在六个月之内赚了五千美元之后,便辞去了车站管理员的工作。一八八六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创办了K.w.西尔斯钟表公司。他以十美元一月的租金租了一间办公室,买了一张厨房用的桌子,用五十美分买了一张倚子,还买了一些记事本和文具。然后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以寻找车站管理员之外的更大市场。一八八七年,他迁往芝加哥,当时芝加哥已是全国铁路网的枢纽。他在芝加哥得到了阿尔万·柯蒂斯·罗伯克的帮助。罗伯克同西尔斯年龄相仿,是个钟表匠,自己还开了一家印刷社。西尔斯很快显出了他对广告的眼光。他创造了巧妙的推销办法;其中有一个办法称作“入伙凑资计划”,按此计划凑集三十八人,每人每周付一美元集中在一起,每周通过抽签方式可有一人抽到一块表,到第三十八周未时,所有的人都可得到一块表。西尔斯的市场主要仍是火车站管理员,而在那时全国已有二万名左右的车站管理员了。当然他们都是极好的顾客,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有担保的,而且还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品德良好、性格稳重的人。西尔斯牢靠的保证使他更容易从一般群众中吸引顾客。开始时,他的计划是薄利多销,迅速周转资金。由于他广告做得很多,吸引的顾客越来越多,所以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计划。一八八九年西尔斯以七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建立不久的钟表公司。但是没过几个月,他又重新搞邮购业务,还是以做钟表生意为主,包括表链和珠宝首饰。他的生意就凭一本商品目录册建立起来,这本目录册内既有无法证实的吹嘘(“世上最佳商品”,“经久耐用”),也有严肃诚实的保证(“保你满意,不满意原银奉回”)。

  在早期,特别是西尔斯仍十分依赖报纸广告时,由于他脑子灵活,又远离顾客,有时兔不了要玩弄一下西部人惯用的哄骗手段。一八八九年他在几家农村周刊上登了一则广告:“惊人大平卖”,在这标题下画了一张沙发,两张椅子,全部是“精致光亮的金属架,式样美观,装磺漂亮,全都用华丽的长毛绒装软垫”,并声称这“只志在宣传”,在六十天内任何人汇寄九十五美分,便盯收到这套家具,九十五美分包括“家具本身费用以及制箱、包装、广告费等等”。寄钱的顾客其实只收到一套规格与广告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的洋娃娃用的家具;他们没有注意到广告第一行的小字“微型”。西尔斯聪明的广告手法已是家喻户晓。例如,有一则西尔斯广告称“缝纫机”平卖一美元一台——结果顾客到时只收到一枚针和线。

  一八九三年,他的公司开始取名为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它的营业范围已经扩大,包括成衣、家具、缝纫机、婴儿推车、乐器等商品,这些商品均列入一本厚达一百九十六页的目录册内。随着公司的发展,西尔斯仍力图保持其原有的亲切性。有一段时间,甚至在打字机已经相当普及之后,该公司发出的信件仍是用手书写的,这是为了照顾农村顾客的感情,因为他们有时收到“机器写的”信件,觉得是怠慢了他们。

  西尔斯的生意不断发展,即使在一八九三至九四年的经济萧杀时期营业额也在增加,一九○七年的西尔斯商品目录册封面写道:“如果有人能证明美国任何五家同我们一样专向顾客出售一般商品的邮购公司,在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前的十二个月内总计营业额为五千三百一十八万八千九百零一美元(与西尔斯的营业额一样多),我们就向任何有名望的慈善机构捐献一万美元现款。”

  城市的商人利用报纸广告吸引顾客来看他们的商品,而对邮购商人来说,商品目录册(也是他们的广告)则是展示他们商品的唯一办法。商品目录册既是邮购商人的橱窗,又是他的柜台、推销员。在过去,如此全靠广告来销售商品是难以想象的。在一八九○年之前的较早时期,西尔斯仍是通过某些期刊大做广告,这种期刊当时称为“邮购”杂志,在农村市场发行。这些广告通过传播西尔斯的名声,旨在扩大商品目录册的需求量:而地方上的商人为了生存则竭力反对“邮购托拉斯”,并对报界施加压力,使他们常常拒登西尔斯的广告。与此同时,《妇女家庭杂志》按理本应是宣传媒介,但竟也拒登西尔斯的广告,因为该杂志的主编赛勒斯·河蒂斯认为西尔斯I“告过分吹嘘,版面也不够庄重。

  在邮购生意中,靠的是商品目录册,而在大邮购公司发展的形式中,商品目录册是新生事物,是为新兴的消费共同体服务的一种推销性印刷品。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消息,因为它的目的是吸引并劝说人们购买。因此第一个目标是要使商品目录册能到达人们的手中。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农村免费邮递”是十分有用的。

  西尔斯的一个很成功的计划是把商品目录册分成若干批,每批二十四本,寄给同意把它们分发出去的人。这些“发行员”把商品目录册分送到新的顾客手中后,西尔斯公司便对顾客购货情况作三十天的记录;而“发行员”则可根据他促销的成绩取得报酬。例如,若有人一次过订货总额达到一百美元,则分发商品目录册的那位发行员就可得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或一只炉子。

  理查德·沃伦·西尔斯非常热衷于编商品目录册,许多年来他都是亲自编写几乎所有的目录册。他始终认为,西尔斯生意的基础在于尽可能广泛地发行这种目录册,使最有可能成为其顾客的人都能得到它,至于发行商品目录册是否要收钱,每年的方针不一样;而要收钱时,价格也不等,一八九三年是五美分,一九○一年是五十美分。但是东西买得多的顾客总能兔费收到商品目录册,而且为了奖励他们对该公司的长年惠顾,他们有时还能收到装订精致的红布面和纸质较好的版本。

  普通商品目录册发行量的增加是惊人的:一八九七年是三十一万八千册左右(这是发表数字的第一年),一九○四年春季版增至一百万册以上,跟着第二年的春季版则增至二百多万册,到一九○七年的秋季版更达到三百多万册。由于一年出版两次,春季版和秋季版,所以每年发行的商品目录册应相当于上述数字的一倍。普通商品目录册的发行量持续上升,到二十年代末,春、秋两季每季的发行量已达七百万册。一九二七年,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发出的通知书是一千万份,普通商品目录册一千五百万册,半年一次的大减价商品目录册及其它特刊二千三百万册,总计七千五百万份。

  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商品目录册也日益增厚,变得更为丰富多采,以及便于查找。一八九四年西尔斯公司的商品目录册超过了五百页:一八九八年的商品目录册中更增加了详细的索引。一九○三年,西尔斯公司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厂,而其商品目录册的质量也从此逐年提高。西尔斯公司采用行型活字排版机,接着又采用四色套印,这就需要改进油墨,使其迅速变十而不致于弄污。该公司其后又不得不制造一种新的纸张,它既能用于彩色印刷,重量又很轻,以便低价邮寄。直至一九○五年,商品目录册一半以上的插图仍是木刻的;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们都认为,是邮购商品目录册保持了木刻艺术。邮购商品目录册对其它的插图技术也作过探索。由于沃德公司和西尔斯公司都无法给顾客看到实际商品,而要想顾客购买,它们显然只能依靠商品目录册向顾客提供确切而且有诱惑力的商品图样。”它们的市场很大,又能控制商品目录册的发行量,这使它们有机会进行试验。例如,它们就曾“发现”,四页彩色图片推销的商品,相当于十二页黑白图片推销的同样商品量。有些人把巨型的邮购商品目录册称为第一部典型的美国书籍。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人一向颇善于编历书、办报纸杂志和出版商品使用手册,不善于写论证性文章;而切合当时需要的、专题性的和一时一事的出版物却比系统性的大部头作品更能表达美国的生活。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的商品目录册是农村新兴的消费共同体的“圣经”。新的福音必将传播得更广,它将通过广告牌、广播、电视影象把声音和活生生的图象送到千家万户去。有人说,许多农民翻阅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或沃德公司的大部头商品目录册比翻阅圣经的时间更多,这不纯属一句开玩笑的话。农民把圣经放在冷冰冰的客厅里;而关于邮购的小说和商品目录册,则正如小说《范妮其人》(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作者埃德娜·费伯所说,却放在温暖舒适的厨房里。农村的家庭是在厨房里吃饭的,厨房也是他们真正的起居之地,对于多数这类家庭来说,商品目录册也许最生动地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企求。虔诚的农村教徒毫不掩饰地把商品目录册叫做“农民的圣经”,这决非偶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一位主日学校的教师问一个小男孩十诫出自何处,男孩毫不犹豫地答道出自西尔斯一罗伯克。

  三个世纪以前,新英格兰的学童在学ABC 的同时学到了救世之道,在学习本社会的信条时也学会了阅读;同样,农村的儿童现在是从其消费共同体的新圣经中学到知识的。在农村学校里,商品目录册是学童们练习阅读和拼写的教材。他们通过填订货单和统计订货项目总数来练习做算术,他们通过临摹商品目录册中的样品来练习画图,并通过研究邮购区的地图学习地理,在没有百科全书的学校里,沃德公司或西尔斯公司的商品目录册便成了方便的代用品,因为它图文井茂,还告诉你这些东西是用什么做成的,有何用途,使用寿命以至于价格等。许多家庭主妇手头没有多少儿童书籍,她们就用商品目录册中的图画来哄孩子。当新的商品目录册寄来时,老的目录册中的图画己深深地铭刻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女孩子们会把老目录册的纸撕下来做纸娃娃。过去请教徒的孩子们受的教育是要把圣经看作是世上万物发展规律的包罗万象的目录册,而现在美国农村儿童却把西尔斯公司和沃德公司的大部头书看作是物质世界包罗万象的目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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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马案疑云 2、张文祥校场刺马 - 来自《曾国藩 第3部 黑雨》

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二千多人,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人。这些头目,每月由记名总兵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向为军营所重视。七月初,喻吉三便下达命令,二十五日在校场大考,届时总督马新贻亲自检阅。应考者早早地作准备,人人都想在总督面前博得个好印象。不巧,二十五日那天下起雨来,大课便推迟到第二天。  二十六日清早,天还未大亮。江宁校场就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头目跨着骏马,穿好紧身战甲,一进校场,便各自活动起……去看看 

译后记 - 来自《法律的运作行为》

我是1988年在美国学习时读布莱克的《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的,当时它是法律社会学的教科书之一。那时距该书的出版已有12年之久了,由此可见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正如一些美国法律社会学家所评论的,此书是实证主义法学中(postivisticstudyoflaw不同于legalpositivism)一本总结性著作,因而也是一本代表性著作。该书文字简洁、明确、精确,以公式的形式总结性地表述了一些研究的结果,同我们日常生活经验联系比较紧,直观性强,当时对我就有相当吸引力,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我就想翻译此书,特别是考虑到我国法学界实证研究传统的淡薄,研究……去看看 

爱弥儿 1-4 第四节 - 来自《爱弥儿》

在生命开始的时候,记忆力和想象力尚处在静止的状态,这时候,孩子所注意的只是在目前对他的感官起影响的东西;由于他的感觉是他的知识的原料,所以要按照适当的次序让他产生感觉,这就要培养要他的记忆力,使它有一天能按同样的次序把这些原料供给他的智力;不过,由于他只知道注意他的感觉,所以先给他清楚地指出这些感觉和造成这些感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就够了。他什么东西都想去摸一摸,什么东西都想去弄一弄:他这样地动个不停,你绝不要去妨碍他,因为这可以使他获得十分需要的学习。正是这样,他才能学会用看、摸和听的办法,特别是把看见的样子……去看看 

第20部分 - 来自《大雪无痕》

按约定的时间,丁洁开着她那辆欧宝车,慢慢驶进周密住着的那个“工人住宅区”。中午时分,虽然绝对温度仍在零下六七度左右,但由于那些脏雪极容易开化,路面和院子的坑洼处都已相当的泥泞。也许因为经常有人开着各种各样高级或不那么高级的轿车来看望周密,所以这儿的居民对丁洁这辆绿色欧宝车并没显出多大的好奇,倒是一些孩子,尤其是一些半大不小的男孩儿仍饶有兴趣地跟在车后一直往里跑去,嘴里还在模仿汽车喇叭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叫喊着:嘀嘀——嘀嘀嘀——车开到楼下,丁洁真的摁了两下喇叭。     周密打开窗户,向她做了个手势,请她……去看看 

第四章 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52—1960) - 来自《邓小平政治评传》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由各大区统治的局面趋于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大区的高级领导人一起调回北京参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的副总理(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使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于他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先是任命他负责处理党的高层领导内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然后又让他负责处理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在1955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