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计社会(上)

 《美国人:民主历程》

  “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何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S.N.D.诺思

  “我觉得自己象一个从‘一般性规律’里逃出来的人。”——比尔·莫尔丁所著《正前方》一书中人物威利的引语

  象任何国家一样,一个民主国家也要以某种方式把它的公民分门别类。旧世界按阶级划分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用数字作为分门别类的依据则有其明显的优越性。统计社会是新兴科学——统计学——的产物,通过它,可以把人进行分门别类,既说明问题,肯定又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数字是中性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外一个数字“更优秀”。对人口进行统计(一人一票)本身看来就象征着一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平等。数字的特性使它们形成一个持续的系列,从而避免了其它社会中那种“阶级”之间巨大的跳跃。再者,按照传统的以社会阶层进行的划分,王权神授的君主是至高无上的,而统计分类则与此不同,它可以向上无限延伸。于是,统计分类法恰好迎合了新世界创业者的乐观主义想法:“天的尽头才是极限!”而数字就象美国社会的目的和希望一样,可以不断向上,永无止境。

  但是统计社会也有自己的问题。使这类社会得以形成的“科学”可以向公民保证,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一般的普通人。然而,数字作为一种中性语言,既没有对人进行可以引起反感的分门别类,但也没有给需要得到道义指导的人以任何帮助。在这个计量和计算的世界里,在这个充满了互相关联的数字的世界里,公民们四下无援,被遗弃在一个统计数字的超级市场里。他们得自己确定数字的含义,自己研究怎样才能把事实转变为规律。人与人之间最古老、最神圣的关系——富与贫、父与子、夫与妻现在却纯粹以百分比形式表现出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那个在努力完成“多数人”统治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国家把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新含义赋予“少数”这个数量词。美国人竭尽全力(有时也是徒劳无益地)为一度纯属统计学范畴的那些饲汇探寻道义方面的含义。

十九、社会的数字科学:对人的统计

  为了从量的角度分析社会,一种全新的科学应运而生了。西欧的理论工具一用来满足新世界的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的数字科学。“统计学”(statistics)和“统计学的”(statistical)这两个词可能源自德文,大约在一七九○年出现在英国语言之中。这两个词是由“国家”(state)一词派生而成,体现了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对新“科学”的普遍追求,两者都孕育着对计量的信念。有一个时期,另一个词“publicistics”(源于“publicist”)也同时大量出现在各种书面作品之中。直到一七九七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才明确确定:“统计学(statistics)是最近才开始使用的一个词,表示对任何王国、郡县或教区的调查或普查。”统计学一词的使用范围很快就进一步扩大。约翰·辛克莱爵士目光远大,他一七九八年在《苏格兰统计情况》一文中说:”我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对一个国家的情况进行的调查,以求掌握该国居民所享幸福的程度并明确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措施。”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辛克莱创立了一种郡县报告制度,并在整个英国普遍推厂。

  在应用统计学领域,伟大的欧洲先驱者是比利时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道夫·奎特雷。他在巴黎跟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学习概率论的时候,曾运用普查统计数字来验证概率理论。他曾于一八二九年在荷兰组织普查,并为比利时收集统计数字。基于这些经历,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道德精神统计学”,并以此来称呼用数量表示心理状态和社会习俗的工作,他发现,如果把一大批人的身高在一张图表上用曲线表示出来,那么人类身材的发展状况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正常分布曲线,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理论,叫作home moyen,也就是一般水平的人的意思。从这一概念出发,又产生了他的“社会物理学”,探求诸如婚姻、自杀和犯罪等现象中的“规律”。统计数字成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的资料基础。

  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治制度就使我们对数字产生特殊的兴趣。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最伟大的折衷方案之一就是在大州和小州部同意两院制联邦立法机构的基础上,设立众议院,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派代表。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就得统计人口。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段明确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实际人口调查,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举行,并于其后每十年举行一次,其调查方法另以法律规定之。”联邦人口普查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因为弗吉尼亚、新法兰西(即后来的魁北克)、瑞典等地均曾举行过正式的人口统计。但是,美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人口普查,并且使之制度化,则是近代史上的创举。而且,美国这种做法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一七九○年的人口普查仅仅统计了总的人口数字,并把人口分为白人(男性和女性)和有色人种(自由民和奴隶);男性白人则又分为十六岁以上和十六岁以下两类。在第二次人口普查开始以前,由美国科学研究会发起,并由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一个运动,就呼吁进行一次更为详细具体的普查,以了解美国人平均寿命的情况,并据此找出能够延长寿命的各项社会措施。结果,一八○○年的人口普查把白人(男性和女性〕分成了五个年龄组。以后的半个世纪,一直由联邦法院执行官按照司法地区收集人口普查资料,其实这些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可言。当时,收集资料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一八五○年那次划时代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美国官方统计学步入现代化时期的时刻进行的,是一南一北两位统计学大师象征性合作的产物。詹姆斯·德鲍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在一八五○年被提名主管人口普查工作时只有三十岁,但已经由于发行很有影响的《南部和西南部商业评论》(一八四六年创刊)而颇有名望了。这是美国南部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呼吁发展工业,搞多种经营,德鲍是约翰·卡尔洪的崇拜者、蓄奴制度的卫道士和狂热的南方派,对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过去充满了感情。他认为统计学是一件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一八四八年,他在新创办的路易斯安那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大概是美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任新成立的路易斯安那统计局局长。

  一八五○年人口普查期间,在华盛顿给德鲍当顾问的是勒缪埃勒·沙特克。沙特克那时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的公共生活中重新掀起对统计学的热潮。和德鲍一样,沙特克也认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于掌握更多、更精确和更及时的事实。沙特克是新英格兰人,从未进过高等学院,只上了一阵预科班。他曾作为教师作过短期旅行,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定居下来,成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人,也是当地公民中的头面人物。沙特克在康科德学校委员会上坚持认为,要办好教育,就需要收集大量的事实。他身体力行,力求在由他亲手编辑和发行的学校年度报告中尽量提供事实。由于他的努力,法律规定全州所有的学校都要编写这类报告。沙特克于一八三六年迁往波士顿,在经营书店和出版业方面成就很大,使得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就能够撇开所有这类事情,专心致力于公共事务。他当时从事的一项工作是编写康科德历史。这项工作使沙特克更加相信,必须更好地掌握人口动态统计资料。那时候,出生、死亡、结婚之类的统计资料只有零散而残缺不全的记录。

  由于上述这些经历,沙特克成了美国统计学学会的创始人。接着,他又帮助马萨诸塞医学会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登记存档的新体制。一八四二年,在他的努力下,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部要求统一登记所有人口动态事实的法律。

  沙特克的所有这些工作使新英格兰自殖民时期以来的努力得以开花结果。新英格兰地处边远的新世界,这为人们提供进行实验的大量机会。自十八世纪初叶以来,这里的人们就对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强烈兴趣。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间,天花时疫在波士顿流行肆虐。科顿·马瑟收集了大量事实数据,经过统计,发现凡接受预防接种新技术的人死亡风险比自然传染而得天花的病例小得多。这就为用统计学分析解决公共医疗卫生上的问题开辟了新天地。十八世纪末,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一七八四年)一书中通过一张图表,用初步的统计数字驳倒了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动物和人全部发育不全那毫无根据的荒唐说法。创业者的热忱曾一度创造出“美国青春之泉”的传说,同样的热忱后来又促使城市开拓者们利用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数字来证明,在他们的列克星敦、辛辛那提或丹佛,人们寿命更长,一切好东西都长得更大,并且品种数量也更多。

  还有人用数字来估算北美大陆不同地区健康和繁荣的实际可能性。举例而言:丹尼尔·德雷克博士由于对他的辛辛那提市充满创业者热情,编写了一部《论文集,从历史角度、病源学角度和实际事例,系统论述北美内陆河谷地带主要疾病在当地欧洲人种、非洲人种、印第安人种、爱斯基摩人种身上发病的情况》(一八五○年;一八五四年)。大约同一时候,勒缪埃勒·沙特克则在波士顿用他手中少得可怜的数据竭尽全力帮助市民们了解和解决当地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

  美国统计学学会自一八三九年在波士顿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普遍而广泛地”收集、解释和传播统计数字,“而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是年,马丁·范布伦总统声称,除非从人口普查中得到更理想的统计数字,否则,国家的立法工作很难更有效地进行下去。另一门新兴科学的学者们则攻击国家对于“长寿、社会幸福或人民生活习惯”等简单事实情况“一无所知”,并声称如果没有统计学作为坚实的新基础,政治经济学(后来叫作“经济学”)永远不会具有科学性。

  沙特克亲自领导的一八四五年波士顿人口普查使美国的统计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如沙特克本人所指出,该次人口普查记录了“每个被统计者的姓名和特征,……并特别注明了出生地,以此来区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口和外来户。”他在这些统计数字前面加了一个重要的解释性介绍。有了沙特克收集的这类新的事实情况,就有条件制定新的公共医疗卫生计划了。一八四九年,沙特克创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委员会,自任主席,对马萨诸塞州的人们进行“健康普查”。他亲自起草报告,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五十项具有远见的建议,以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

  沙特克的一八四五年波士顿人口普查成了一八五○年联邦人口普查的样板,当然,后者的范围要大得多,第七次联邦人口普查在很多方面都是划时代的。全国的人口统计第一次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情况也不再由当地联邦法院执行官收集。这些人无法胜任分析资料的工作,而且他们制作的表格也不统一。现在已改由地方“人口普查员”(census takers,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负责填写表格,然后把这些表格送到华盛顿总部进行统一分类,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前六次联邦人口普查都仅仅局限于对人口数字的统计。这次却是着眼于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全面材料;收集农业和工业,大、中、小学,教堂,图书馆,报纸期刊,以及贫穷、犯罪和工资收入等状况。实际送回华盛顿总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格篇幅空前浩大,达到六十四万页,装订成约八百册。人口普查资料成了国家的财富。就蓄奴制问题展开的激烈辩论不仅仅是律师、牧师、道德家和小说家们进行的一场斗争,对统计学家说来也同样如此。数字似乎能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不言自明的答案。北卡罗来纳人欣顿·赫尔珀以一八五○年这次人口普查为素材,写出了《南方迫在眉睫的危机》(一八五七年)一书,这恐怕是非小说体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反蓄奴制名著。赫尔珀的目的是用统计数字证明,整个南方,特别是南方的白人劳动者,由于蓄奴制而日趋贫困。因此他攻击奴隶主是南方繁荣的敌人。因为赫尔珀本人是个南方人,所以他的著作比五年前出版的《汤姆大叔的小屋》一书所引起的震动还要大。为了支持林肯一八六○年竞选总统,共和党订购了十万册赫尔珀这部著作。在这场人们都因道德上的理由而变得激动万分的争论中,赫尔珀头脑冷静地运用统计数字,这使得他的论据产生更大的效果。然而,在赫尔珀本人的生涯中,后来也出现了利用统计数字进行道德说教的毛病。南北战争以后,他不再攻击蓄奴制度,转而在后来的著作中狂热地反对黑人了。他的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黑人驱逐出美国……使他们不复存在。”在他所从事的另外一项事业中,他甚至歪曲篡改统计数字,藉以证明拯救新世界的方法在于修筑一条从赫得逊海湾到麦哲伦海峡的纵贯铁路。他用自己的私产设立奖金,奖励有关这个题目的优秀文章和诗歌。他满怀热情地进行游说,鼓吹这项事业将使他本人成为“新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结果一事无成,自己却陷于贫困潦倒的境地,最后以自杀终其一生,由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把他埋葬在华盛顿。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统计资料越来越丰富,这门新兴科学也日益赢得声誉。一九一四年美国统计学学会纪念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候,常设人口普查局(成立于一九○二年)的首任局长S.N.D.诺思博士把近代历史分力两个时期:非统计学时期和统计学时期,前一个是迷信的时代,后一个则是用数字表示已知事实的时代。……统计学是当今衡量文明已经取得河种进步的主要工具,统计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今后文明的发展。”

  虽然美国人并没有在统计学理论上做过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他们却善于发明收集统计资料并使之相互关联的方法。赫尔曼·霍勒里奇博士——一位未被人们赞颂过的开拓者——搞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没有这项发明,统计社会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的。他的新方法是先把统计数字转化成不同类型的圆洞,打在一块绝缘卡片上,然后让电流通过位置排列雷同的圆洞,以计算和联系各种数字。这个方法最先应用在一八九○年的联邦人口普查中,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而且使人们第一次能够迅速地找出各种数字之间复杂的关系。现在,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已婚本匠的数字就象统计四十至四十五岁的人的总数一样容易。霍勒里奇的简单发明实际上是现代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始祖。他的公司后来成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部分。到二十世纪中期,它和其它同类公司一起,使电子计算机的嗡嗡声响遍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使统计数字在越来越多的人面前变得具体化和生动化了。地理学家亨利·甘尼特博士在他的《一八九○年和一九○○年人口普查统计图表集》中使用独具一格的新方法表现人口普查的各项结果。制图员们,特别是那些为新闻杂志工作的制图员们,在二十世纪初又取得了一系列更大的进展。人们日益需要各个领域——从铁路事业到书籍出版——的最新统计数字,促使所有可以想象得出的各行各业的最新统计年鉴应运而生。其中用途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统计数字选萃》。该书从一八七八年创刊,每年出版一本,成了国家的标准统计资料。事务家们几乎人手一册,和字典、名人名言录一起并列在办公桌上,被当成美国统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本专用词典。

二十、风险社会

  在新兴的统计社会里,影响最广、势力最大的莫过于保险业。二十世纪中叶,保险业进入了每个美国人的生活,成为家庭预算的重要项目,并且左右着美国人对自己前途的看法。一八四○年,美国全国有效的人寿保险额不到五百万美元(全由十五家公司开具)。但是,不出二十年,人寿保险单的票面价值就超过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再过十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十亿美元;而一个世纪以后,更激增到今人瞠目的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亿美元。一九七○年,有效人寿保险单总计三亿五千一百万张,平均每个家庭的承保额为一万九千五百美元。五十家最大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保险公司成了投资和证券市场以及资本构成过程中一股巨大的力量。

  虽然很少有历史学家发表文章提及保险业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美国高大建筑在空中划出的轮廓却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一铁的事实。保险公司的大厦象中世纪的教堂一样矗立在地平线上。美国摩天大楼的历史可以从不断扩张的保险业的那些象纪念碑般的宏大建筑上得到说明——纽约的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建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年);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公司大厦(建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这是第一座框架结构高层建筑,人们有时称之为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楼);还有堪萨斯城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大厦(建于一八九○年)……等等。审慎保险公司董事长在一八九二年该公司大楼落成时说:“我们旨在建造这样一座大楼,它要能代表和象征审慎公司的经营特点,显示它无所不在的慈善精神和它对黄金规律的深切热爱。”位于百老汇大街三百四十六号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入口很象一座古代庙宇,它确实是一座庙宇——一座人道主义的庙宇。”纽约麦迪逊广场上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新楼的主楼梯是模仿巴黎歌剧院的楼梯而造的,它早期的一部分于一八九三年就开始启用而塔楼则峻工于一九○九年。号称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建筑。

  当然,保险业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早在古代,商人和海员的风险、海上的灾难和陆上的火灾等,促使那些一旦发生灾难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的人出钱让别人分担他们的风险。但是,只有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保险业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广泛和普遍的事业。大量而普遍的保险,也即面对所有人、预防几乎所有事故的保险事业,在南北战争之后就出现,这是美国文明的产物。

  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值得保险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条性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并非一种“风险”,因为它是人生必定要遇到的一件事,任何保险对它都无能为力。对每一个人来说,最不肯定却又谁都逃避不了的就是死亡日期。然而,人类还是有能力通过积蓄资金来缓和死亡对那些仍旧活着的人带来的震动。因此,人寿保险如果能够在并不富裕的人中间推广,实际上可以算作一种福利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帮助穷人和鳏寡孤哀者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寿保险是最后才发展起来的。早在人寿保险广泛流行之前,商业保险就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了。

  在西欧,人寿保险最初是一种赌博形式。任何人都可以持有一张任何其他人的人寿保险单。由于这样做激起了某些坏人搞谋杀的动机,到十八世纪末叶,英国法律就规定持有保险单的人必须有“足以接受保险的利益”,也即和保险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受保人或受保事件有关的重大利益。随着数学的进步(感谢帕斯卡、哈雷等人的巨大贡献〕和统计资料的积累,一些原始的平均寿命估计表问世了。有些宗教派别和行业成立了“互助会”,共同承担风险,并对有困难的会友给以支助。一七五九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人寿保险公司——费城长老会牧师基金会。但是,人寿保险普遍发展起来则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当社区还局限于当地小范围内的时候,朋友和邻居们都近在咫尺,随时准备互相帮助、排忧解难。鳏寡孤哀者则由教会承担支助义务。邻居们可以凑在一起共同建造一座仓库,一旦仓库不幸被焚毁,他们也可以再一起把它重新盖起来。但是随着社区数目的减少和社区本身的扩大,新的需要产生了。那些不再能够完全依赖邻居的人们,以及周围亲戚已迁往远处的人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时,保险事业就成了家庭、邻居和周围社区的某种替代物。保险通过建立一种集中的供应源来解决问题,必要时,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帮助。就象城市自来水工程的扩建、电力供应以及后来电视机的出现一样,这种从一个庞大的中心机构得到帮助的机会很容易使人们相互之间反而隔阂起来。一个人的保险是他自己的事。一个在各方面都保了险的人很少有求于他的邻居,他受益于自己的保险,而无须征得邻居的同意或让他们知道。

  从其本质来说,保险业——一种新的消费共同体——是一个规模很大、带大众化性质的体制。伊莱泽·赖特评论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人寿命的长短更难确定;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比一千个人的平均寿命更为肯定。”既然保险不能只服务于少数人,所以它必然是一种大众化的商品。所以,保险业在第一个民主大国第一次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在经济上只有政府才能与其抗衡的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寿保险之父”伊莱泽·赖特不是以一个经纪人,而是以一个改革者的身分进入保险界的。通常,我们不会把人寿保险看成是易动感情的人发泄感情的方法。但赖特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把以前全心全意倾注在反对蓄奴制斗争中的福音派信徒的热情全部用来支持保险业了。他认为,保险既是帮助孤儿寡妇的人道主义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创举,能够增加个人的财产,并在他死后继续扩充这些财产。一八一○年,伊莱泽的父亲从康涅狄格州西迁到俄亥俄州,在那里清理出一个农庄,并且开办了一所学校。年轻的伊莱泽就在这所学校里修读预科课程,他进了那鲁大学,并于一八二六年以优异的数学成绩毕业。在反蓄奴制福音传教士西奥多·韦尔德的感召下,赖特自己也成了一名反对蓄奴制的组织者和宣传员,还编辑了《马萨诸塞废奴主义者》。为了养活他那人口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一共生了十八个儿女,其中六个幼时就夭折了),他决心投入一项第一流的、然而又不大可能实现的工作——出版拉丰丹《寓言》一书英译本,共分两册,并且是带插图的精装本。他四处征求订户,而且自己先出钱印了一千套,亲自出售。他赴英卖书期间,由于拉丰丹著作的译文以及他对统计学的兴趣使他得以接触伦敦的文学界。一八四四年一个早晨,他和伊丽莎白·巴雷特、罗伯特·布朗宁及他们的朋友一起共进早餐。席间,他们问赖特,伦敦最使他感兴趣的景色是什么。

  “泰晤士隧道当然最为壮观,”我答道,“但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太阳人寿公司。在那里,我学到很多关于人寿保险的新知识。”普罗克特先生叫了起来,“人寿保险!那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骗局。”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犹像片刻,我还是对他说:“普罗克特先生,您的话使我相当吃惊。假如我没有在波士顿一家刚开业的人寿保险公司取得一张保险单的话.我是断然不敢飘洋过海到这儿来,而把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大洋彼岸的。”普罗克特先生对我说,“建议你星期四下午三点钟到皇家交易所去看看,那时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说我一定去。我确实去了。在那庄严的贸易中心里,我看到正在把几个垂暮老人的旧保险单出售给投机商。那几个投机商显然是犹太人。他们每年只要付给保险公司一笔保险费,就可以持有这几张保险单,直到老人去世。人们告诉我,这样做是因为保险公司有一条规定,就是“永远不买自己的保险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规定!在美国国内,我见过拍卖奴隶。我看不出英国的这种做法中有哪一点比拍卖奴隶更为公正。我想,假如我老了,我决不愿意计我的人寿保险单落到一个哪怕只有些微图财的居心而希望我死去的人手里。总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优美的流行歌曲作家憎恶人寿保险事业的原因。……我下定决心,一旦我回到美国,只要我的呼声能起某种作用,这里的保险事业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赖特在伦敦亲眼目睹的弊病归根结底是由于保险公司拒绝以现金退回一部分保险费给撤消保险契约的受保人而引起的。三十六年之后,赖特终于使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取缔了这种弊病。与此同时,他还努力使人寿保险成为帮助普通老百姓摆脱困境的措施。

  当伊莱泽·赖特刚刚把全副精力转到人寿保险业的时候,他曾经抱怨说:人寿保险是“文明所带来的欺诈现象的最方便和最悠久的发源处。”当然,也有讲信义的保险公司。但这个行业对企图行骗的人诱惑实在太大了。骗子手们设立堂皇的办事处,招徕容易轻信他人的忠厚公民来装璜门面,以收保险费为名骗取人们终生的积蓄,然后让公司倒闭或干脆挟款潜逃。赖特的一个朋友评论说:“亲爱的赖特什么见识都有,就是缺乏常识。”然而,数学天赋和改良热情在他身上的奇妙结合使他有能力把保险业改造成为一个崭新的大众化机构。赖特说:“人寿保险是金融领域的一大发明,通过它,具有增值力的资本……可以使自身永恒化。……它使一个没有分文可以遗留身后的精力充沛的年青人有能力立下一份遗嘱,万一他第二天去世,这份遗嘱就价值几千美元。”这一发明增加了人类的财源,就如同发动机能够增加功率,电报征服了遥远的距离一样,而这个发明应当为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所享用。对于刚刚担负起家庭责任的年轻人来说,人寿保险和睡个好觉一样是件好事。不过,那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寿保险”。

  办一个审慎稳妥的人寿保险公司所需要的“实际条件”极为复杂,远非一般的保险单持有者所能理解,也远非保险公司经理人当时手中可利用的资讯来源所能提供,一个保险公司必须收取一笔足够的年度保险金来补偿它为保险单持有者的生命所承担的风险,同时还要积蓄充分的储备金来支付越来越多的保险单。然而,保险公司又不能要求受保人支付过多的保险费,同时也不能提供“优惠”,因为这样它就很难有足够的储备金了。如果保险公司想采用“平均保险费”的办法,也就是说,尽管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受保人仍可以在一段长时期内每年付给保险公司同等数额的保险费,那么,费用的计算就更复杂化了。另外,如果受保人想在某月某日退保,每张保险单应付多少退保金才算合适呢?所有这些金额都得一美元、一美分地计算出来,而保险公司根本无法预先知道在任何一年里到底会有多少起由于死亡而要求赔偿的事情发生。因此,难怪人寿保险业成了骗子手和强行推销员的极乐角逐场了。一个保险单持有者要把宝押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上,正如他为自己的生命期限下赌注一样。

  赖特还在他创办的《新闻纪事》中用大量篇幅对一些更加明显的弊病发起猛烈攻击。举例而言,一些公司为了兜揽更多的保险业务,往往接受受保人签的个人票据,这些票据的金额有时竞高达保险费的四分之三。结果,这些公司掌握的“储备金”大部分都是票据,而签署这些票据的人恰恰是它们应当保护的人。一旦受保人去世,他的寡妻得到的便只是死者签的票据。赖特的目的是把人寿保险事业搞得“让那些只有一般数学知识的人”也可以理解,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是为了省掉不必要的开支。迄今为止,对成千上万普通老百姓来说,人寿保险一直被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被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遮掩着。”在这层纱幕的掩护下,存心不良的公司制造骗局,“吮吸着轻信的保险单持有者,让他们每年付高薪给‘著名的数学家’,来引导他们跨过对数表的无尽深渊。”《亨特商人杂志》评论说,赖特的伟大功绩在于消除了这件事的神秘色彩”。

  伊莱泽·赖特之所以能把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是因为他对改革充满热情、具有数学才能,并且还有很多孩子可以为他进行千百次简单而又非做不可的计算。有六家人寿保险公司聘请他为他们制作“根据综合经验编制的估算表,即根据保险统计师计算的死亡率编制的估算表”。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并参阅英国的“综合经验估算表”,赖特终于在一八五三年完成了他一手制作的表格。这些表格列出,从保险单开出到期满,保险公司应为二百六十八种不同的保险单各准备多少储备金。赖特总共制成二百零三页表格,每一页都需要进行成千次不同的计算,当然,这些计算全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件规模宏大的工作包括十份手抄副本(其中六份是给六家预订这些表格的公司的),使赖特得到二千二百美元的酬金。

  有了这些表格,任何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商人都能确定一家保险公司是否具有偿付能力。现在,保险公司再也没有借口不准备充足的储备金来支付死亡索赔了,而且,人们随时都可以算出任何一张保险单公平的退保金额应该是多少。然而,那时还没有制订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非留出这笔储备金不可,也没有在其它方面约束人寿保险公司确保受保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庭把积蓄全部花在一张人寿保险单上,而该保险公司不复存在的话,那么,对它提出起诉又能给孤儿寡妇带来什么安慰呢?

  赖特的废奴主义者经历使他对各种奚落毫不在意。他开始为“孤儿寡妇们游说了”。他在波士顿的州议会大厦里多方进行活动,尽力争取制定法律,规定在马萨诸塞州注册的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必须保留必要的储备金额,具体数额已列在他的估算表格之中。终于,在一八五八年该届州议会开会的最后一天,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也是为了摆脱赖特,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无可奈何地制定了“那个永恒的赖特法”。赖特亲自看着州长毫无热情地在法案上签了字。需要有两名保险事务专员来负责推行这项法律,可是,赖特法案实在太复杂,满篇都是数学专门词汇,再加上这项法律的实施和实业界的利益极不一致,结果,州长的政界朋友都拒绝接受任命。州长万般无奈,只得任命赖特为两专员之一。赖特被称为是唯一能真正懂得这项法案的人。赖特担任专员之后便着手收集马萨诸塞州所有保险公司的资料,汇编成一本《人寿保险登记册》。录下每一份保险单的金额、需付保险费数额及所需储备金,他让保险单持有者提出问题,然后对照他的登记册,告诉保险单持有者他花的钱是否值得以及保险单退保金额应该是多少。据赖特说,在短短一年当中,单是完成这项工作,他就得进行二十五万次计算。为了方便工作,赖特发明了一种计算机器,称之为“加算器”。这种加算器采用计算尺的原理,显示出被对数距离分割开来的自然数:他把这些数字排列在一个不断旋转的螺旋柱面上,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小型机器,可以象八十英尺长的计算已一样进行精确计算。

  赖特所进行的调查,他公布的对某些保险公司的研究结果以及他作为专员所写的年度报告使得他在保险经理人中剩不下几个朋友了。他们把他称为迫害者。而他则回答说:“玫瑰香水倒是不错,但你永远不能用它来建造金字塔或机器车间。”他依靠所掌握的材料,把十四家靠不住的保险公司赶出了马萨诸塞州。要这样做,当事人就得有无视社交礼节的大无畏气概,因为这些可疑的企业总是在自己的负责人和理事名单上炫耀那些有声望的人的名字。赖特发现有这样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每一个美元里有五十美分是用在“支出”上;它为任何人保险,而不问其健康状况如何;它还削减储备金,并公布假帐目。而这家公司居然聘请了很有名望的耶鲁大学科学家小本杰明·西利曼当董事长,西利曼的女婿当经理。马萨诸塞另一家一贯行骗的保险公司请了一些英国贵族作理事,而且聘用了一位皇家天文学会会员作保险统计师。赖特对这些骗子手的讨伐增强了公众对他赞许的那些公司的信任,诚实的人寿保险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在赖特担任专员的八年期间,马萨诸塞州开具的人寿保险单增加了五倍,总额达到五亿美元。

  然而,赖特的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他解释说,要求保险公司保留适当的储备金“只能使人寿保险变得安全,却不足以使它变得公正。”保险公司总想利用它们的储备金去谋取不合理的利润;一旦一个受保人未能及时付保险费,因而导致其保险单失效,这些公司往往扣下累积起来的保险金,或拒绝把积蓄还给受保人。一些不诚实的经理人甚至还散布流言,说他的公司已经失去偿付能力,诱使受保人终止他们的保险,经理人则以此为借口把这笔款项没收归己。到后来才有了《禁止没收法》,规定保险公司必须退还一笔数额合理的钱给终止保险的人。在订立此法之前,用赖特的话说,保险仍然是“用孤儿作诱饵的陷阱”。以一八六一年为例,赖特发现当年终止的人寿保险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出于死亡原因,其余全都是因为拖欠保险金而作废;然而,那些保险单持有者却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法律途径去从保险公司索回他们的积蓄。就是在那一年,赖特促使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通过了《禁止没收法》。

  赖特的努力迫使一些保险公司也开始为自己的私利进行游说活动。一八六七年,它们促使一项法律获得通过,把专员数目从两人减至一个,美其名曰把这一任务交给另外那个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帮助”而不是“管辖”保险公司的专员。一些公司经理对赖特说,假如他能保持沉默,他们愿意每年付给他一万美元。赖特对此不屑一顾,转而当了一名咨询保险统计师,为几家有声誉的公司当顾问,生活过得也相当不错。赖特一直致力于保险业的改革,义务为千百万受保人工作,直到他一八八五年去世。

  马萨诸塞州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促使其它州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因为,除非符合马萨诸塞州的规定,其它州的保险公司是不允许在这里搞保险业务的。赖特的改革使人寿保险公司获得了一种稳定性,得以在南北战争以后的恐慌年月里生存下来。

  赖特身上这种专业才能和人道主义热情的奇妙结合,使大型保险公司诚实无欧,业务稳定,并且保护了普通受保人的权益。但是,要想使公众普遍受益干保险业,还必须具备推销员、宣传家、广告商和组织者的才干——所有这些特点恰恰全部体现在一个名叫亨利·海德的人身上。

  十六岁时,年轻的海德离开卡茨基尔村,来到纽约市,先是在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当办事员,二十五岁时,成了该公司财务主任。虽然互惠公司是南北战争之前就成立的最大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但它在销售方面却墨守成规,由于公司不肯做一万美元以上的人寿保险业务,结果人们只好投到别的公司门下去买额外保险,年轻气盛的海德想另立公司,承担这部分业务。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二日星期六的晚上,他征求互惠公司董事长对他这一想法的意见。董事长立即答复他说,他被解雇了,必须在星期一早上交出钥匙,结清帐目。就在那个星期一的当天,海德在百老汇大街九十八号同一所房子的二楼租了一个房间,用借来的家具布置了一番,海德后来回忆说:“为了让来访者感到这里的一切都令人舒适愉快,我还买了一盒雪茄烟,放在壁炉炉台上一个很顺手的地方。到了再下个星期一,一块长三十英尺、写着‘美国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牌子挂到了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小牌子的正上方。互惠公司那时占用着同一所房子整个第一层。”这块大牌子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新公司把上面几层都占用了。

  纽约州法律规定,若想成立人寿保险公司,必须首先在州审计员处存放十万美元的押金。海德立即着手集资,务使公司有名有实。然而在这方面,海德的出身经历和所受教育就对他不能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了。保险业是“孤儿寡妇的朋友”。由于保险公司并不出售商品,而是创办一种社会事业,所以它的经理人也不能与那些目的在于赚钱的呢绒绸布商、制鞋商之类商人相提并论,而只能归到学校教师、大学校长、福音传教士、政治家以及其它社会福利事业创导者一类人中去。

  亨利·海德只上过小学,也没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保险代理人,那么,他又怎样才能同互惠人寿保险公司那样以大人物的名字装饰信笺并有雄厚实力根基的企业进行竞争呢?事有凑巧,海德恰好是五马路长老会的成员,而纽约市很多最富有的富人和银行家也都是这个长老会的成员。这就为海德罩上了一个体面的光环。海德同牧师的儿子成了密友——在他为筹款全力以赴的过程中,这层关系十分宝贵。公平保险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的五十二位成员中,有十七位是五马路长老会的成员。公司医生这一有利职位给了年轻的爱德华·兰伯特医师,条件是说服他有钱的父亲投资二万五千美元。一位名叫亨利.戴伊的先生得知,假如他能筹集二万五千美元,就可以当公司的律师。他稍一迟疑,另一位候选人马上表示愿意承诺这一条件,于是戴伊的顾虑消除了。至于董事长这个头衔,海德认为,和自己相比,五马路长老会牧师的弟弟威廉·亚历山大是个更合适人选。此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个成熟的人,长期在律师界和新泽西州参议院工作,具有那种能使公众对其高度信任的气质。”海德自己则当了副董事长兼经理,负责具体业务。

  短短四个月内,海德就筹到了所需的十万美元,并以空前的规模开始了人寿保险业务。他同宗教界关系的一大好处在于当时人们对“宗教出版物”特别重视。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海德的眼睛。每一个宗教派别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期刊:发行面极广的宗教周刊对于宣传保险业是再合适不过的媒介。很有名望的S.艾雷内厄斯·普赖姆牧师在“不久前一次社交集会上”为海德的公司说了好话,长老会的主要杂志《纽约观察家》很快就详细刊登了这些话的内容,其它报纸也纷纷转载,普赖姆牧师是这样说的:

  美国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成立,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个地区的需要,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大都是宗教界的和乐善好施的人士。他们希望在有保障的社会里为该公司的各个部门招聘优秀人员。他们知道,知识和美德会延长生命,而最安全和最有利的人寿保险是跟开明的宗教界有关的。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他们将吸收国内所有的教士,他们将成为帮助孤儿寡妇和教士的效率最高、最为有用和最令人愉快的团体。……我相信,你们这个团体是我国最纯粹的行善机构之一。

  公司印章上刻的格言是“贫富同惠”。公司第一本价格簿的第一节描述了“罗伯特·伯恩斯症”(指贫穷),并开出药方“伟大的预防措施”(指保险)。海德散发了成千上万本印着公平公司名字的小册子,解释和宣传人寿保险。

  在虔诚的教徒中间,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人寿保险意味着不相信上帝,是一种想阻碍或控制上帝意志的邪恶企图。”对这种说法的回答是,人寿保险本身就是秉承天意才开展的事业,在神的帮助下,它通过消除“使人伤神的忧虑和让人不舒服的想法”来延长生命,并让人们在晚年、在病床上感到愉快放心。一八七二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警告说,“有人认为,由于开具了一张保险单,人们就好象是在向‘恐怖之王’挑战。这种陈旧的想法在很多领域里仍旧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一些妻子由于丈夫保了人寿险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忧虑。“海德清包括亨利·沃德·比彻本人在内的宗教界最高权威写文章,向未来的主顾们解释人寿保险和上帝的安排是一致的。

  海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他的“乐善好施”的公司居然会如此兴旺发达。一八六二年,公司新开具的保险单总计近二白万美元。当海德被征入伍时,他用八百美元买了一个替身,这是法律允许的。后来,他把这件事称为他的最佳投资。南北战争提醒人们,他们是有可能死的。一八六二年纽约市各家保险公司的新业务几乎是以前任何一年的两倍。战争结束时,全国的有效人寿保险是战争开始时的四倍多。公平公司比它的。竞争者发展得更快。海德为代理商们制定了一个周全的训练计划,让他们阅读有关推销的书刊文章,提出推销艺术方面的建议,列举可能成为主顾的人们会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及对此类意见最有效的回答。到一八七○年,他发起的旨在交流推销技巧和提高士气的推销大会成了一种定期活动。

  他的全国性推销组织不同于早年的推销行业,就象美国的大邮购商行、大百货公司之不同于老式杂货辅一样。海德走遍全国各地,宣传人寿保险,并且招聘代理商。纽瓦克第一浸礼会牧师亨利·菲什编写了一本《代理商手册》,由海德发行。手册中写道:“人寿保险完全可以称作一种专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须具备下列品质:

  一、热爱自己的工作。

  二、干劲十足:

  三、用心专注;

  四、积极勤奋;

  五、勇敢果断;

  六、机智并具有辨别力;

  七、说真话;

  八、名声好;

  九、态度随和;

  十、敬业乐业;

  十一、忠于公司;

  十二、能慎重选择保险对象。

  海德的一位助手曾经说过,海德“以他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公司胜利发展的热情(就象战士对他的战旗所怀的热情一样)来激励公平公司的代理商们。”当衰退袭来的时候,海德鼓励他们:“不要因时势艰难而丧失勇气。过去人会死,现在人也还是会死的。没有保险的家庭将比以往更加贫穷。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现在这个困难时期更加需要保险了。……那么,让我们所有的代理商都以坚定的意志抓住这个时机吧。”于是,他组织他的推销大军走遍整个北美大陆,聘用总代理商,再由他们雇用推销员,在各所在地区搞推销。他在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给总代理商的信中提到公平公司创造出来的奇迹: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公司的资产就达到了四百五十万美元。海德组织的推销大会是演讲会和宗教信仰复兴运动集会的混合体。一八七○年,海德已经在他印发的小册子里大量引用推销员的“箴言”,他们都是利用在大会上学到的知识提高了赚钱本领的人。海德还用竞赛和奖金来鼓励进取性的竞争。第一流的优秀推销员都有一个谁都能认得出来的标志:“一块带表链的贵重大金表”。公司以此来表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综观所有这些创举,可以说海德是首创美国推销大会的人,而这时恰好是不断增长的铁路业和旅馆业理直气壮地主张在全国定期召开这种大会的时刻。海德本人曾经说,他觉得住在普尔曼火车卧铺车厢里比住旅馆更自在。

  美国伟大的推销员终于诞生了。推销术与保险业的结合创造出道德。部分是由于亨利·海德以及类似他的人物的辩才和组织能力,有抱负的美国推销员们在寻根时,找到的不是货郎、吹牛皮的人或善于吸引观众的人,也不是卖成药的小贩或者P.T.巴纳姆一类的人物,而是伟大的传教士、改革者和慈善家等造福人类的人物。推销术的福音书中包括它自己的神学、伦理道德和民间传说,以及它自己的肖像学、“科学”和哲学。二十世纪早期,一个大广告机构的创建人布鲁斯·巴顿称耶稣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称《圣经》为所有时期最畅销的书。

  海德使他的推销宣传员们相信,人寿保险仅次于福音书,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东西。一八六九年,他把公平公司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搞成一件广受公众庆祝的大事;这时,公司每年的业务额已达到五千多万美元,超过了英国所有大公司的总和。二十年之后,公平公司有效保险单的总额使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

  亨利·海德于一八九九年去世,他那时掌握着公平公司五百零二股的多数股份,拥有公司的管理大权。他把这个大权留给了二十三岁的儿子约翰·赫曾·海德。小海德那时也以“孤儿寡妇的保护人”(公平公司保险单上的语言)自居。三百多万有可能成为孤儿募归的人都在他的保护之下:保护他们的武器就是公司价值四亿美元的资产。小海德具有一切年轻君主们常见的优点和可爱的瑕疵,但他的奢侈浪费和不负责任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他喜欢法国的东西,他为法国女演员举行的正式的、“由公司报销的”晚宴花费有时一次高达一万美元以上。海德的对手和敌人中包括亚历山大家族。他们担心自己在公司里的一点继承权会被海德侵占。亚历山大家族每年从公平公司得到的各种津贴、佣金和费用总计超过一百万美元。但是当公众开始对公平公司和其它大保险公司进行调查之前,海德已经以二百五十万美元的代价把他的多数股份卖给了纽约一个推销商托马斯·福琼·瑞安。从法律角度说,公平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份的利润每年每股不得超过七美元,但是多数股份的拥有昔实际上掌握了对保险单持有者四亿多美元资产的控制权。

  一九○五年,纽约州立法机构就保险公司的弊病举行听证会。整个工作由一个英俊能干的年轻律师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负责。他成功地揭露了大保险公司里存在的奢侈浪费、裙带关系和不负责任等现象,并由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生涯。幽默杂志《顽童》(一九○五年十月)的“给保险单持有者的小算术题”一文对被揭露出来的这些东西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一家大保险公司的第十位副董事长以八十四点的价格买下了一千股股份。如果股票价格上涨十个价位,他能赚多少?如果下跌十个价位,你要损失多少?三位经理从欧洲回来解释问题。第一位乘坐的轮船五天到达。第二位乘坐的是不定期货轮,第三位从船上掉到海里去了。请问,哪一位经理最有远见?《顽童》杂志列出了一种人寿保险申请单,要求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回答下列问题:

  你的姓名,薪水及佣金?

  你是否容易染上任何气质性疾病的先天或后天倾向?例如:说谎、投机、贪污、大偷或小摸?

  你是否得过以下疾病:良知麻痹症?失忆症?手心搔痒症?急性或慢性裙带关系症?自我感觉有罪症?资金过剩症?如采取过措施,请具体说明。

  额外受惠症,发病次数多少?

  钱包膨胀症?

  你对于作伪证良心上是否感到不安?

  你了解保险业吗?如了解,请具体说明内情。

  推销术在使保险这种无形商品商业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复兴,这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保险是很复杂的,必须向每一个人做详细的解释,特别是向美国千百万普通人民详细解释,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保险业的主顾。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美国某些保险业(如在机场为飞机的乘客保险)按照美国推销商品的普遍作法,搞一揽子、成批自动出售的保险。然而,保险业既抽象又复杂,再加上涉及个人私事,所以它一直是推销商拒绝大做广告的最后一个领地。美国的企业以及美国有进取心的开拓者们用自己的热情和辩才把保险业从仅次于赌博的投机买卖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和最受尊敬的行业。随着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它给机器工人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危险,社会对保险的需要越来越普遍了。过了不久,各国政府开始搞强迫保险。在德国,俾斯麦率先在国家体系中设立了工人的疾病保险(一八八三年)、事故保险(一八八四年)和残废及老年保险(一八八九年)。美国进步党党员站在工人的立场,要求建立雇主承担义务的制度,这就相当于政府强制的保险。一九○八年的一项联邦法律规定,联邦雇员必须得到某些职业风险的保险。到一九二○年,大部分州都制定了类似的法律。以一九三五年新政时期的社会保障法为开端,联邦政府支持、推行和扩大了保险制度,对失业、老年、残废和疾病进行保险。更具有美国特色的是,美国的保险公司大都是私人企业。

  伴随每一次技术进步的是新出现的风险。例如,玻璃窗的普遍使用和越来越多的用于展放商品带来了代价很高的新风险,商人们因而求助于保险。房屋中的煤气管道、电线和水管也能产生新的危险。当然,火车、汽车和飞机更是增加了各种风险。那种花费很大、由机器辅助进行的运动以及滑雪、赛艇和驾驶机动雪橇等运动也越来越普遍,更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保险的机会和对保险的需求。

  在美国,伤亡保险的普及本身就可以说明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钱购买贵重物品,而这些东西又给他们带来了代价很高的风险。过去,伤亡保险主要是保海事险和火灾险。而如今,每天掌握在普通美国人手中的常用器械都使他有了伤损他的邻居或邻居财产的新能力。一辆汽车所能造成的致命危险不知要比一匹马大多少倍。在千百辆以每小时六十英里行驶的汽车当中,任何一辆仅仅是突然停住,都会成为杀伤的武器。二十世纪前半时,保险业中新的形式主要同汽车有关,第一张汽车责任保险单的签发日期大致是一八九六年,那时全国汽车总数还不到九十辆。不同的车辆交纳的保险费也不同,这主要看它是用电、煤油还是蒸汽发动的。在还有可能大批量生产蒸汽汽车的时代,保险者最关心的是锅炉爆炸的危险。早期,保险统计的问题在于保险单持有人的人数很少,而且不能确定他们怎样使用那些车辆。到一九一六年就开始看出来,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汽车造成的危险的差别取决于该地区汽车的数量和在城市中行驶的汽车的数量。于是,有二万五千辆保了险的汽车的纽约市,汽车责任保险费比只有二百辆保了险的汽车的亚利桑那州高十二倍。到一九六五年,汽车保险占了财产和负债的保险费总额的四分之一。

  人寿保险的普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和其它私人保险公司的崛起造就了许多新的权力中心。象福特汽车公司一样,公平保险公司是依靠千百万美国公民的参与才建立起来的。大保险公司变成了海中巨兽,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人民才有可能造就这个怪物,然而他们却无力控制它。

二十一、统计学的目标:知道你的尺码

  美国统计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作为一种学术专业而兴起的,民主的一个副产品是统计学空前广泛的传播。二十世纪,在公众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数字意识”。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问:“多少”?“多大”?投票箱和人口普查不过是这些方式中的两种。

  在发展和加强这种“数字意识”的过程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莫过于美国的工业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了。大工厂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为所有的人生产所有各种商品,这使得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千百种方式运用统计学的知识。

  一个谁都看得出来的例子就是衣着大众化。前文已经提过,成衣工业的兴起使美国服装业的中心从家庭转向工厂。统计学一个新分支的发展为这个转变提供了条件。“人体测量学”(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不久才出现在英文里的一个词)就是测量人的尺寸,以期找出那些最常反复出现的尺寸并确定由于年龄、阶层和种族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体各部分比例的差异。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为,每个人躯体的尺寸同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尺寸都大不相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识,而“每个灵魂部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宗教观点使人们对上述常识更加坚信不移。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大批量制造适合不同人穿的服装就会变得徒劳无益。一个人若想有一身合体的衣服,他要么自己动手,要么雇一个裁缝。

  南北战争促使人们突然需要大量的制服,同时也提供了人体一般尺寸的大量新资料。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某些配套的尺寸经常重复出现,并且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一个男人的腰围是三十八英寸,袖长三十四英寸,那么,他的肩宽十有八、九是某一固定的数字。由于这个简单的发现,为大量人口制造合体的衣服就成为可能了。这个发现虽然很简单,它对成衣工业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它,商店要得到能满足顾客需要的存货是根本不可能的。南北战争结束时,服装制造商们就开始利用这些常见尺寸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市场提供大批成衣了。这一市场包括:成千上万退伍军人:蜂拥而至的新移民;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城市(诸如:芝加时、奥马哈和丹佛)的居民们;还有许许多多新建工厂的工人。甚至美国的中产阶级也第一次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现成的既漂亮又合身的衣服了。

  最重要的是有关人体尺寸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并且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了解。一八八○年,丹尼尔·爱德华·瑞安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重要书籍——《成长中的人体的比例:青少年成长时期各个年龄和各种身材的人体尺寸大全》。瑞安终于为人们提供了使男人、男孩和青少年成衣尺寸标准化的科学性指导。瑞安的体系包括一些实用图表,他可以根据人体周线和体高的统计数字推算出人体其它各个部分的比例尺寸来。到一八八九年,弗朗兹·博亚斯教授已经在克拉克大学开设人体测量学和人体统计学课程了。这些有关人体成长的统计数字在其它许多方面也很有用(例如,学校的桌椅就可以设计得更合理些),同时,还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科学——教育心理学——提供了素材。

  到二十世纪初,人们有史以来首次可以走进一家服装店,说明他是“四十二号”,然后穿上一件上衣,只需稍加修改,或根本不要任何修改,就可以使最爱挑剔的人也感到满意。人们开始知道自己属于某一个“尺寸”,鞋子、衬衣、长裤和帽子都有一定的尺寸——这是美国人进入统计社会的另一标志。

  若想制造能满足顾客需要的标准化产品,就要有标准化的度量衡单位。现在,一提到一分钟、一英尺或一加仑,我们不加思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竞至于忘记了这些简单的单位是在多久之前才被赋予明确定义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八八七年曾经说过:“我们通常使用的度量衡制既混乱,又不科学,有时还明显地互相矛盾,以至于即使想简略地记录下来也难免错误百出。”举例而言,直到一八九二年,美国的“加仑”还有八种不同的“官方”值。

  这种“度量衡标准自由化”的毛病是,任何一个制造商都可能使用任何一种定义来满足他当时作广告的需要。在新的工业领域里,这种情况惹起了更多的麻烦。一九○○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抱怨说,英国光学测量标准一点都不明确(美国度量衡局在海岸和大地普查中刚刚采用了英国的标准),因而美国的科学实验室采用了比较精确的德国标准。与此同时,电灯工业对英国和德国标准都不满意,结果不得不采用自己的一套标准。于是,一只电压为四十五伏、电流为十安培的电灯泡在广告中被说成是“二千烛光”,而如果使用英国或德国标准,同样一只灯泡实际上只有四百至五百烛光。

  处于这种混乱状态,建筑业感到很难估算成本或遵守施工进度。一位专家一八九六年在《科学美国人》月刊中撰文写道:“一位慎重的承建商不得不比工程实际需要多订购百分之二十的材料,以应付不稳定的质量和粗糙的标准所造成的问题。到一九○○年,美国人已经完全可以生产各种工业用度量衡器具了,但他们还是常常把这些器具送到英国、更多的还是送到德国去校准。

  造成这种混乱的明显原因是美国幅员辽阔而多样化,工业发展迅速和令人目眩的变化。而混乱之所以能够长久持续,则是出于美国联邦制的政体,特别是由于在一般人观念里,警察权力和日常管理工作属于各州的神圣职权范围。但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确定度量衡的标准”(同条同款还规定国会有权“征收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以及“铸造货币,厘定本国货币和外国钱币的价值”)。到了最后制订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时,为了保护州权,还不得不转弯抹角他说明这一措施的正确性,说是为了遵守宪法关于铸造货币以及“一切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应全国统一”的规定。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会通过各种办法力图建立一个充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又不至于冒犯州权或损害实业家的独立性。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都曾提出过建议,但是国会生怕联邦权力过大,因而没有接受。一八二八年,国会通过以英国一七五八年的金衡制英镑作为美国铸造货币的标准。前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一八二七年担任驻英国公使时得到一个旧的金衡制英镑的黄铜复制品,并把它存放在费城铸造厂厂长处。随后又把复制品提供给所有铸造厂,作为一个金镑的重量依据。但是,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大厦遭受火灾,英国的原型件被焚毁,结果,不得不依据英国的常衡制英镑来间接确定费城黄铜镑的重量了。正如查尔斯·皮尔斯(一位多营博能但性格乖僻的哲学家,注定要成为美国实用主义的玄学家头头)担任度量衡办公室主任时于一八八四年所说的,以金衡制英镑作为精确重量的标准并不合适。他解释道,由于从来没有在真空条件下称过金衡制英镑的真正重量,而美国政府又没有能在真空中称重的设备,因此,美国镑的重量是“未知数”。然而,由于没有更好的标准,这种重量不确定的“镑”仍旧是美国造市的标准,并一直采用到一九一一年。

  由于有人抱怨各口岸征收的关税不统一,于是,在财政部里 面设立了一个联邦度量衡局。海岸普查工作的第一任领导、刚从瑞士来到美国的移民费迪南德·鲁道夫·哈斯勒发现,没有任何两个海关使用的磅或蒲式耳的重量是一样的。所造成的结果当然是海关关税不统一。大约在一八三○年之后,哈斯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建立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国会仍然害怕联邦权力过大,哈斯勒不得不分别劝说各个州逐一采纳他的建议,企图通过这种办法达到目的。这与其说是一项科学事业,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交易,因而工作进展缓慢。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投身于世界政治。在此之前的十年里,美国制成品出口量几乎翻了一番。这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跃居领导地位之后,就很难再拖着不建立统一的美国度量衡标准了。全世界的买主都希望美国产品的质量有保证。莱曼·盖奇领导了一场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标准化实验室的新运动。他是芝加哥一位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商人,担任过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理事会的主席,以后作为威廉·麦金利总统的财政部长,曾拨款资助美西战争。一九○○年,盖奇规劝国会说,国家已不能再依靠别人来确定自己的标准了。美国制造商们急需一次全国性的行动来保证他们的产品达到“必要的统一性和精确性”。国会于一九○一年采纳了盖奇部长的建议,只是把盖奇的意思更为明确的“国家标准化局”改成“国家标准局”。一九○○年给原度量衡局的总拨款是九千四百一十美元。在国会就那项议案进行辩论时,一些议员对新局局长的年薪定为六千美元提出反对意见,说这几乎和财政部长本人的年薪一样高了。盖奇部长颇有见地地回答他们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财政部长……但是要当这样一个局的局长则需要一个水平很高的人。”

  到华盛顿来创建国家标准局的这个“水平很高的人”没有辜负盖奇部长的期望。塞缨尔·韦斯利·斯特拉顿是伊利诺伊州一个农民的儿子,靠半工半读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以后又在那里开设了一门电子学新课程。一八九二年他转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和艾伯特·米切尔森一起从事光速实验,直到美西战争爆发,他参加了海军。应盖奇的要求,斯特拉顿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一手起草了关于设立新局的议案,据一位目击者说,他所作的说明和论证使国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全都“着了述”。作为第一任局长,他配备了各种装置,招聘了一批热心于研究和实验的优秀科学工作者。不到二十年,他使这个局在美国工业活动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九○三年,该局从财政部转归商务部,这就充分说明了它的新的积极作用。

  斯特拉顿一九二三年离开国家标准局的时候,美国已在检验、度量衡和标准化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标准局率先对各种材料进行试验;它为新的电业界制定了标准,其中包括公用事业这一庞杂和富于争论性的领域;它还研制了新的精密技术来计量光和气。该局编写的小册子向广大消费者普及关于家用材料和器具质量的知识。托马斯·爱迪生一九一九年指出,“通常,有关无线电通讯的书里充满了数学概念,读起来让人茫然不知所云。”但是,国家标准局出版的关于无线电的印刷品却是他所读过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出色的书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标准局试验了皮革、纸张和纺织品的代用品,还协助研制了水泥船。战时的需求为该局劝说制造商们实行标准化助了一臂之力,战后,该局又领导了一次“标准化的圣战”,成为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反浪费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后的年月里,在每一次全国性的危机中,国家标准局部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独特的作用。大萧条时期,国家标准局审查了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关于公布竞争和消费者标准的“规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探索节约石油的途径,并参加研制人造橡胶和其它稀有材料的代用品。在探索核能以及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国家标准局对铀进行了关键性的研究,研制了一种新型引爆装置,成为这整个庞大事业得以成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太空探索方面,国家标准局也在诸多方面提供了帮助,它研制并改进了各种仪器,以便在未知的新领域和在前所未有的极温条件下进行检验和测量。到一九七○年,位于首都边缘的国家标准局成了一个占地七十英亩大的中心,人们每遇有关数量以及用数量确定质量的问题,都要到这里来求助。在这里,度量衡的高级大师们不遗余力地巩固国民对数字语汇的信心。

二十二、决不比所需的性能好一分

  所谓美国生产体制,即美国人在十九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通用制”或“零部件可互换的体制”。它起源于一个宏大而又简单的组织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为美国人其后的机遇开辟了道路。这个体制当初形成时,目的是要在缺少大批技术精湛的制枪匠的情况下大量生产枪支。因此,可以说是把新世界的局限性这件坏事转化成了一件好事。一个世纪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的统计学又为另一个典型的美国生产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革命已经发生,但是革命确实正在进行,象征着从量的角度处理生活问题所碰到的风险与机会。

  早期的美国生产体制是根据对制成品“质量”的新认识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八三○年,一位苏格兰工程师在检查费城的鲍德温机车厂之后说,”比起英国制造的机车来,这个厂所造的外部零件,如连杆、曲柄、框架和轮子部很粗糙,但是机车的有些部件,如汽缸、活塞、阀门、轴颈和滑板,则精度非常高,而这些部件的良好配合和优秀工艺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来参观的专家却认为,即使“最好”的美国机器也只能说是“最终加工还算过得去。在国内,我们会把它们称为二等机器。”他们的所见所闻更使他们坚信,技术熟练的手工操作对机制产品的最终加工是决不可少的。换句话说,他们预言,从长远角度看,美国的那种旨在让机器包揽一切的互换通用体制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产品质量必定不高。但是,美国人所说的“质量”有其新的含义。功效代替了完美。美国人是以其功效来评价一台机器、一支枪、一把锁或一个钟的,他们把最好的英国造机器上那些锦上添花的东西(诸如:刻有凹槽的圆柱、装饰性的圆拱、支柱、花体字及涡形镶饰等等)全部视作白费气力。比较有眼力的外国工程师认可了美国人的所做所为。曼彻斯特著名的机床制造商詹姆斯·内史密斯参观塞缪尔·科尔特的手枪制造厂后作了如下的评论:”美国的机床都有一种直截了当抓住要害的特点,而这在人们心目中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对此具有很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东西都大大地简化了,机器被赋予一种几乎象教友会教徒那样刻板的形式,没有装饰,边边角角并不磨掉或打光;但产品必须精密、准确和正确。”

  十九世纪早期,美国那种初期生产体制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对节约的关注,这也是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生产体制的特色。第一个美国生产体制旨在使产品恰能满足工作要求。那种没有效用的美学以及仅仅是传统性的装饰在美国生产体制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对美国人来说,一台高质量的机器是指能够有效运转的机器,而不是指磨得光彩夺目和布满装饰的机器。

  从外国观察者的角度看,美国人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生产“不完美”产品的体制。在大部分英国人的心目中,那种“刚能满足工作要求”而未经进一步磨光和装饰的产品不能算达到最高水平。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生产体制则更进一步亵读了旧世界名匠心目中“完美”的观念。因为,如果说十九世纪的美国生产体制是要生产“刚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产品,那么,二十世纪的美国生产体制则实际上是要求产品“决不比所需的性能好一分”。现在也许有些美国人会认为,零部件通用互换制本身也已成为一种浪费,因为它要求不必要的、而且是代价很高的精确度,二十世纪的美国在生产体制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源于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对“不完美”一词更新的解释,而这也应当归功十统计学的兴起。

  美国这种非凡而不太为人知道的成就叫作“统计学质量管理”。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词已成为工程术语,表明在工厂组织中应用统计学来把质量表达为数量的一种方法。虽然其基本理论概念来自国外,但这种概念大量而创造性的应用则主要出自美国。

  把统计学变为工厂组织的一个工具,沃尔特·休哈特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西部电力公司(该公司为贝尔电话公司制造设备)新成立的检验科工作时,工厂的检验记录使他感到茫然。他的任务是设法使用检验资料,以便更经济地生产一种统一的产品。在休哈特之前,国外一些工厂曾试用过统计抽佯的办法。但是国外的抽样主要是为了评价成品的质量,也就是说,是为了了解生产工艺到底成功到什么程度。休哈特提出一个新的见解,即,不仅可以利用统计学去发现生产过程是否令人满意,而且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统计学重新计划和控制生产。他把统计学变为工业预言的工具,使工厂统计数字从历史资料转变成了生产手段。

  休哈特思想方法的核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外形成的一种基本的新概念。到一九○九年,“公差”一词已进入机械学词汇并具有了新的含义——它表明“一台机器或一个零件的尺寸中可容许的偏差量”。当然,使用极限规的想法以及机器生产中关于公差的新概念,同整个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设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新的美国机器生产体制一方面强调精确度,使用卡钳、极限砚之类的测量工具,又依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精确的机器产品,另一方面,它也有赖于一种新的折衷办法。所以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确定产品是否刚刚恰到好处。正如历史学家尤金·弗格森指出的,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不完美这个概念,即,如果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绝对精确,那么,它就是多余的。唯一慎重的工业目标是达到足够的精确,所以过去那种力求达到“完美”的格言应当改一改了。

  休哈特解释说,含混地提出要生产“更好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生产出成本又低又更加令人满意的产品。首先应当为产品的每一部分定出具体的、以数学方法界定的、有限的目标。现在己可以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概率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所制定的目标。休哈特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不完美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体制下的产品都不能没有“缺陷”。因此他强调,在生产任何产品之前,应事先定出可接受的缺陷的最大限度。然后,就可以组织生产,使最后存在的缺陷不大于这个限度(但也不一定小于这个限度)。休哈特简单得出奇的意向就是从不完美这个概念出发,建立起一种生产体制,这种体制基于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出色”往往只是一种感觉和直觉,而具体的缺陷则是既可数又可计量的。正象一个世纪之前第一种美国生产体制把缺少技术精湛的匠人作为建立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动力一样,这第二种美国生产体制旨在把机器的不完美作为更经济地进行生产的基础。休哈特毅然抛弃了空想,不求能工巧匠去制造“完美”的产品(美国制造商正因为不追求这种完美而受到指责),转而力求把美国的局限性变成一件好事。现在,终于有一个国家开天辟地第一次可以组织其工厂生产不大于可容许的公差和“缺陷”的产品,从而节约其资源。新的统计学的技术提供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因此,在制定生产目标时,首先要确定“公差极限”。仓库大门折叶的公差显然比手表发条的公差要大。当然,还有个成本问题。休哈特说:在确定公差极限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工程师希望得到什么结果,而是他能够得到什么结果,或至少是能够比较经济地得到什么结果。”

  关于质量管理的第一篇论文(这显然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正式使用“质量管理”一词)出自另一个美国工程师乔治·雷德福的手笔。他在《制造业质量管理》一文里说,迄今为止,工厂一工程师们”为了降低成本,过份强调了产量。“按照他的观点,”如果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作为主要的指导方针和目标,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肯定会更容易达到。”这种相互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雷德福利用统计学把质量转化为数量,他的新体制是检查“加工工件的流程”。公正的检查员可以利用经过改进的测量工具来检验产品,就可以找出超过公差极限的产品。

  目标是以最低成本达到限定的最低标准。”如果由于质量不断变化,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标准,那么必须确定可行的生产或加工标准。这种标准和理想标准不同,允许有一定的差别和误差,这种标准与设计方案和理想标准相结合,就得出一份完整的设计。”用雷德福的原话说,重复生产取决于“确定公差时的折衷”。而正是这种折衷,使制造商们避免了代价昂贵的为统一而统一。

  认为质量是一种不断改变和变化着的事物的想法,一旦被甩于工厂,就产生了整个关于公差和极限的问题。……如果小把所有每一个重要特性的极限都加以明确,那么,对于合理的生产目的来说,任何设计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真正的制造业是生产成批在一定极限范围内相同的同一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艺术工作是截然相反的。制造商想做的是使产品一模一样,而艺术家则要创作不同的和各具特色的作品。第一种生产体制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正是制造业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够更普遍地得到这种产品。我们把东西造得一模一样,不是由于我们想让它们的模样相同,而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成本。当然,从这种同一性中还可能引出其它许多从属性的好处来。

  雷德福以价格较低的英格索尔表为例。他指出,一只表一旦卖出去并开始使用,除了玻璃、游丝和另外一两个小零件,其它零件即使可以互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因为没有任何人需要更换这些零件。

  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的首要目的是搞“经济生产”。这就是说,生产的手表只要符合要求,卖得出去,就不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去追求不必要的高精确度(或较小的公差极限)。雷德福警告说,如果美国人没有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则那种引诱人们强调机器每一部件都须达到理想标准的所谓“零部件通用互换体制”,就会变成空谈。单纯强调机器制品的一致性,即为精确而“精确”,就会象旧世界能工巧匠们手工产品的标准一样变得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会阻止社会目标的实现,而我们的社会目标是:以低成本生产大批有用的物品。雷德福警告人们要注意一种在精确度方面矫在过正的现象,他的结论是:“当我们概括地提出最好把东西做成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质量是不断变化着的,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在极限范围内的质量相似、相同或标准化。总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质量进行管理的原因。”

  显而易见,质量管理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日常言谈中,“质量”和“出色”属同义词。那么,把质量“管理”作为工厂计划的一个目标就使人感到不安了,因为,正如一位工程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质量“管理”实际上就是要保证没有一件产品比它需要达到的标准高出一丝一毫。对于这样一种旨在让其产品仅仅是恰到好处而不再更好一点的文明,我们应当提出何种看法呢?“她不比她应有的状况更好!”难道这就是走向工业发展的道路吗?难道这就是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道路吗?在这个社会里,物品的“质量”由于要为所有人提供物品而受到限制。

  一些工程师不无怀旧之感地把质量管理的兴起看作是技艺的衰落。有一位工程师抱怨说:“现代设计大部是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的,但它却不能保持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文明。”现今的产品将被 设计得低于广告商故意夸下的海口,难道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吗?这些情况难道不正是放弃旧世界关于质量的贵族化概念,刻意为新世界的民主服务而走上绝路?

  休哈特、雷德福等人创造出来的质量管理成了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几乎所有一切东西的一种生产体制。质量管理必须通过统计学进行,于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办法,保证产品抽样的“随机性”;他们设计了新的管理表格并简化了记录数据的方法。虽然休哈特只化了几天功夫就构想出了新概念的主体部分,但却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进一步充实这些想法并付诸实施。一九三一年他的《制成品质量的经济管理》一书出版时,他的体制的轮廓已初具规模。统计学同行们都承认,是他发现了应用这一新科学的重要途径。

  在负责改进电话设备生产技术的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里,休哈特试验了他的新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休哈特工作成果的基础之上,军队进一步发展了质量管理技术,为战时目的服务。“序列分析”(或验收抽样)使用一种独特而简单的新方法保存累积起来的统计数字,以此简化抽样的整个过程。这样,就可能以尽量少的抽样得出可靠的结论,而在抽样检查必得损坏被检物品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更加可贵了。

  尽管广大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但对统计学者和工程师们来说,统计质量管理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科学。休哈特本人于一九三○年首次在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程。战争期间,正规训练变得广泛了,共培养了大约一万名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一九四六年,十六个地方质量管理学会共同成立了美国质量管理学会。这方面的出版物大大增加。休哈特的演讲“统计学在大批量生产中的前景”于一九三九年在《数理统计学年鉴》上发表之后,专业杂志里大量的文章把休哈特的技术应用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检验打孔资料卡的操作,预测流行病,检查超时雇用,以及起草保护消费者的法律。虽然“统计质量管理”(SQC)已经成了美国工业的日常用语,并左右着美国人购买的几乎所有商品的大批量生产,但它那深奥的数学词汇仍使得公众感到难以理解。

  然而,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里的种种问题和重重矛盾了。民主国家需要有一本新同典,重新为“出色”“优良”和“恰到好处”(这最后一个最为重要)这些概念下定义。美国生活水平建立在生产大批商品的新方法的基础之上,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些商品相互之间井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美国生产体制在二十世纪得以发展的基础则是仔细检查、测量和确定可容许的差别的极限。雷德福、休哈特及其同行很想把美国人从对“完美”的崇拜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民主和均等的目的是制造尽可能多的东西来满足尽可能多的人。一九五七年,关于质量管理的标准教科书引用了休哈特的一句座右铭:“管理的目的是使我们在节省的极限内做我们想做的事”。书的作者一开始就援引了蒙泰涅的十分民主的意见,“多样化是人们最普遍公认的质量。”

二十三、廉洁的出纳员

  一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很久,仍只有极少数商人知道自己收入的精确数字。没有几个人掌握关于销售和收入的准确或详细的记录。虽然百货店老板全部希望有一份一丝不苟的记录,而且实际上也指令他的店员在日志中记下所有的事情,“即使房子着了火也非记不可”,但店员却懒得操那份心。疏忽、无知和懒惰导致店主没法掌握一份完整的记录。当销售量很大,售货员或酒吧招待员拿自己的钱包里的钱或拿开启着的钱箱里的钱为顾客找零钱时,搞小偷小摸的诱惑力就实在太大了。结果,商人很难准确地了解他一天的收入究竟是多少,不同价格的商品备卖出了多少,或由于疏忽和欺骗,他又损失了多少商品。总之,他缺少他所需要的事实来计算自己的收入或利润。改变所有这一切状况的最有效装置是“现金出纳机”(cashregister),这是一个美国创用词,出现于一八七九年左右,它在界定新统计社会的范围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詹姆斯·里蒂,一位阿尔萨斯裔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现金出纳机的主要发明人。他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开咖啡馆时惊奇地发现,虽然每天顾客盈门,但店里却赚不到钱。里蒂怀疑这是由于他那些意志薄弱的招待员们的手总是被吸引到开着的钱箱里。他为这种损害他生意的小偷小摸行为焦虑不堪,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欧洲去度假。一天,他去参观船上的机房,发现有一台机器可以自动记录螺旋桨轴的每次转动。他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机器来记录咖啡馆或酒吧间的每一笔账目呢?里蒂提前结束了欧洲之行,匆匆回到代顿。他和他的兄弟设什了一种最原始的现金出纳机,并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取得专利权。这种机器只能把每一笔交易的账目显示在一个转盘上,他们很快又把转盘改造成一个板型显示器,帐目数字显示在一块升得高高的板上,店员和顾客都能看到。里蒂认为,把雇员应当放入钱箱里的数额公开显示出来,有助于减少小偷小摸行为。这种机器被称为“里蒂的廉洁出纳员”。

  后来,里蒂又在机器上加了一个装置,把当天的每一笔账部记录在一卷纸上,这样,店主就可以检查钱箱里的数额并了解那天究竟做了多少笔生意,以及每笔生意的大小。里蒂兄弟俩开始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制造现金出纳机。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做实在太辛苦,里蒂还是情愿开他的咖啡馆,于是他们把现金出纳机的制作生意及专利权以一千美元的代价卖掉了。里蒂现金出纳机专利权的新拥有者在机器上又加了一个放现金的抽屉和一个铃,抽屉每开一次,铃就随着响一声。现在,机器可以显示每笔生意的数额,店员必须把数额记录下来才能够打开抽屉,他们还要把所有各笔交易额相加,提供给店主。美国人又有了一个新的语言表达方法,当人们说”‘鸣铃记录一笔交易”这句话时,实际上是在证明这个“廉洁出纳员”的成功。美国人找到了把店主最小的一笔买卖也公诸于世的方法。购物现在成了一种半公开的社会活动,由铃声来宣告每一笔交易。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正式历史宣称,几十年之内,这铃声“将象列克垦敦历史性革命的第一枪一样……响遍全世界。”

  如果说这种说法仅仅只是略事夸张的话,那是因为里蒂的发明现在落到了约翰·亨利·帕特森手里,而此人具有筹划高级推销术策略的才干,他把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发展成美国开拓性企业的一个榜样。帕特森生长在俄亥俄州代顿附近的一个农庄里,曾响应林肯总统的号召,参加联邦军队一百天。他战后在达特默思学院毕业,时值一八六七年。回到代顿后,开始做煤炭生意,在附近的煤矿买煤,然后直接小批卖给城里的消费者。虽然很多买主都支付现金,但他却不断地亏钱。他怀疑有人在他的钱箱里搞小偷小摸,于是安了一台那种新奇的现金出纳机。六个月之内,他的利润就相当可观了。一八八四年的一天,帕特森贸贸然同意用六千五百美元买下新建立而还未站稳脚跟的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控股权。代顿市其他的生意人都嘲笑他判断失误。第二天,他想付给卖主二千美元以解除这笔交易,但卖主没有同意。于是,帕特森就下决心吃下了这笔交易,并且还把创业者的信心注入现金出纳机这个平凡的领域,这使人联想起芝加哥、辛辛那提和丹佛这类新兴城市的创建者。同时,他也证明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完全可以和早期西部毛皮商和新英格兰的冰块贸易商媲美。

  帕特森对现金出纳机产生了一种宗教式的感情。当时,要想在这一事业中取得成功,确实需要坚定的信仰。生意人从没听说过这种机器,店员听别人给他们解释现金出纳机的作用时,往往气愤地误解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但是帕特森依旧不断宣扬他自己的福音——”做好财务记录”,他还用统计学帮助他的使者改变人们的看法。

  帕特森把推销术本身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根据推销员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原则,他开办了据说是第一所训练推销员的学校。他用公司的钱把推销员们集中到代顿工厂附近一所学校的旧址。他以定期推销大会的形式组织鼓动性的集会。帕特森看不起那种单凭经验强行推销的老办法。他说,推销员最好的工具是熟知自己的产品。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一些看来似乎无关宏旨的因素的重要性,诸如推销员的外表等等。有时,他会花公司的钱为一个推销员买一整壁橱衣服。他善于使用口号,其中有些口号是批评“钱箱的弱点”的。他还编写推销技术入门书。“每个商店都有一个需求,人们一旦发现这个需求,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就会多卖出一台机器。”“你为你的生命买保险。但为什么不同样为你的钱买保险呢?一台现金出纳机就可以帮助你达到目的。”

  帕特森首先提出推销定额的概念,并划分“保证区”,在这个区域里,每做成一笔买卖,该区的推销员都可以得到一份佣金,而不管这笔生意是由谁成交的。这样做能在推销员中激发起对公司的亲切感,并避免他们之间出现破坏性的竞争。每一个保证区都有一个推销定额,这是根据该地区人口、银行清算额及以往销售情况,经过统计而确定的,该区的推销员应当完成这个定额。帕特森认为,定额制度将使销售工作减少推测成分,立足于牢固的数学基础之上,这样,就可以大胆地安排生产。完成定额也是加入帕特森“百分俱乐部”和“国民现金出纳机公司荣誉团”的基本条件。

  在“这样做值得!”的口号下,帕特森精心制定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雇员福利和娱乐计划。他为职员们提供公司娱乐室,举办公司聚餐和野餐,在公司礼堂里开设课程,举行音乐会和演讲会。他把厂区布置成一个“工业花园”。他用道德、健康和爱国主义激发职工们的热情。当医生劝帕特森每天做健美体操时,他也要求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每天清晨五点和他一起锻炼。一直到他七十八岁去世为止,他总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他可以说是开拓型推销商的完美典范(如果不是漫画式人物的话)。

  现金出纳机的销售量与日俱增,远销全国和世界各地。与此同时,机器本身也不断有所改进,这就使人们的“数字意识”更强了。还在很旱的时候,帕恃森本人就为机器增添了一个给顾客打印收据的装置。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机器后来新增添的装置可以自动为店主提供多种数据的总额,其中包括每个售货员的销售额,不同种类买卖的销售额以及不同部门的销售额。商人们现在掌握了有关自己生意的最新的可靠统计数字,可以精确地算出利润和亏损,并查出造成盈亏的原因。这些数据为商业会计学的革命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雇员开始从量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和收入,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新的统计社会之中了。

  和现金出纳讥同时问世的还有计算器。早在古代,世界上就有人试图制造这种机器了。很久之前,人们就造出了算盘。十六世纪早期,苏格兰数学家约翰·内皮尔做出一个原始的计算装置,这就是计算尺的前身。该世纪晚些时候,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发明了一种装置,用一个转盘把数字组合起来。十九世纪初,性格乖僻的英国天才查尔斯·巴巴奇——剑桥大学的数学卢卡斯教授——从统计学和天文学的角度出发,也对计算机器发生了兴趣。他想制造一台“差别机器”,这种机器应能进行计算、储存计算过程,并记录结果。他消耗掉政府一万七千英镑,但终告失败。为了应付银行家和商人的日常需要,美国早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就广泛使用计算机器了,但美国的计算机器并不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发明的,而是出自机械师之手。美国的发明家们试着改进一种通过按键就能很方便地记录数字的机器。一八五七年,一个由键盘操纵的“四则加算器”(请注意,不要把这个机器和伊莱泽·赖特的运算器混为一谈)得到了专利权,但这机器并不实用。因此,对一种实用的用键盘操纵的计算器的需求,就象对打字机的需求一样,激起无数能干的机械师以及乐观自负的狂人的热情。终于,有一个叫多尔·费尔特的年青人,忽然受到他操作的棘轮进给式刨床的启发,要制造一台使用棘轮的计算器。他把一个旧的通心粉盒子、从卖肉人那里拿来的烤肉又、五金店里买的U 形钉和当弹簧用的橡皮筋组装在一起做成了这种机器的第一个模型,并于一八八七年取得了专利权。这就是第一台键盘操纵的实用的多级(即在键盘上,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部分别排列)业务用计算器。费尔特推销的这种机器很快就成为美国财政部和纽约州气象局每日必用的机器。

  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能够计算、而是还能够记录下各个项目并打印出其结果的机器。当时工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事例之一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威廉·巴勒斯一八五五年生于纽约州北部一个贫困的专门制造铸件模型和发明品原型的工人家里。年轻的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花很多时间把一行行的数字相加起来,他深感这项工作单调乏味,很容易出差错,需要不断地检查错误。后来,他的身体垮了,医生建议他把生活搞得活跃一些。于是,巴勒斯来到西部圣路易斯,并在一处机械工场里找了一份工作。

  巴勒斯二十六岁时,一方面受到他当过会说话的加数机这种不愉快经历的驱使,一方面受到父亲店里那些喜爱幻想的发明家们的激励,决心发明一个既能相加、也能记录的机器。一八八八年,他为自己的一台记录相加器取得了专利权,还说服圣路易斯的几个商人筹集了十万美元生产这种机器。经过多次耗资巨大的试验以后,巴勒斯等人到一八九一年才造出五十台机器。然而,据已勒斯的一位合作者说,他“爱机器胜于爱美元。”公司里传说,当他发现他们造的机器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标准时,他就把它们全部从仓库里拿出来,一台一台地从窗口扔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尽管如此,他依旧楔而不舍。一八九二年,他又取得了一项专利,这次是一种改进了的型号,能够把计算过程中的每一个数字以及最后的总数都打印出来。一八九五年,巴勒斯的公司卖掉了二百八十四台机器,大部分是卖给银行的;第二年,他以二十万美元的价钱卖掉了这项英国专利权。但是过度劳累使巴勒斯在奥本银行工作时患上的肺结核恶化了。他死于一八九八年,没来得及收取他的大量利润。八年之内,巴勒斯记录相加机的年销售量已达五千台。到一九一三年,公司已有了二千五百名雇员,年销售额超过八百万美元,比所有竞争者的销售总额加起来还要多。巴勒斯的机器开始销往全世界。

  被巴勒斯称为“出纳员”的机器还只是第一步。几年之后,首台穆恩一霍普金斯会计机把打字机和记录相加机融为一体,加快了算帐和开具帐单的速度。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使商人们得到了有关本身企业的最新精确统计数字。这种机器今后还将经历无数次的完善和改进,但是现金出纳机和计算器已经使美国的商业和会计体制同它的生产体制一样,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了。

  当自动化已广泛实现,电子计算机也已经象相加机一样普遍使用的时候,美国人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思考方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六七年,当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会计机问世后仅仅半个世纪,美国的现金出纳机和计算机的年产总值已超过了四十五亿美元。当人们随时可以得到有关任何东西的数量的最新最精确的资料时,也就难怪商人和消费者要从量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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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续前篇内容 - 来自《联邦党人文集》

为《独立日报》撰写第五篇(杰伊)致纽约州人民:安妮女皇在1706年7月1日致苏格兰议会的信里,对英格兰和苏格兰当时合并的重要意义,曾有论述,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现在从中摘录一两段公诸于众:“全面而完善的合并,将是持久和平的牢固基础。它将保护你们的宗教、自由和财产;消除你们之间的仇恨,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嫉妒和分歧。它必然会增进你们的力量、财富和贸易;通过合并,整个岛屿友好地联合在一起,免于利益不同的一切忧虑,能够抵抗一切敌人。”“我们最真诚地奉劝你们对这个重大事件采取冷静的、全体一致的态度,使合并达到令人满意的……去看看 

十八 历史留给我们什么:社会基础方面 - 来自《未来中国的选择》

第二部分、中国社会发展论近年来,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一位领袖和一位平民之间的一段对话,经常被人们引用或津津乐道,也许它对现在有很大的警示、启迪意义,或能引起人们深层次的反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关于社会发展兴亡周期律(“勃焉--忽焉”)的一段谈话。这里,我们也把它引录如下: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引者注:这一成语源自《左传》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去看看 

第一章 这本著作所采用的方法 - 来自《什么是所有权》

如果我必须答复下列问题:什么是奴隶制?而我只用这就是谋杀一句话来回答,我的意思就会立刻被人所了解。用不着更多的论证来说明:剥夺一个人的思想、愿望和人格的权力是一种生杀之权;使一个人成为奴隶就等于是杀死他。那么,为什么对于这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所有权?我就不能同样用这就是盗窃①这句话来回答,而没有把握不被误解呢?虽然这第二个命题不过是上述第一个的转化。  ①路易·勃朗和达尼埃尔·斯坦想要否认这个公式是由蒲鲁东初创的,后者对于这点非常坚持,因为他曾在《经济矛盾的体系》第11章第254页上写道:“……去看看 

第八十章 处于战争状态的海洋 - 来自《停滞的帝国》

(1794年3月17日-98月6日)  18个月前,使团离开的是和平时期的英国;马戛尔尼之所以要乘战舰去中国,那是从崇高的使命考虑的。现在从中国回来的船队虽然主要由商船组成,却都配备了火力,处于临战状态,法国军队取得的战绩“令人不安”。  3月17日,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的装货的英国船,还有要求英国保护的一艘西班牙船和一艘葡萄牙船与“狮子”号会合。它们也都配备了火力。“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向每个人交代了法国进攻时各自的任务”。  返航的旅程只持续了5个半月。船队兼程并进:只在爪哇和圣赫勒拿两处为了补给才停泊。整整1个……去看看 

第五章 消除时间地点的差异 - 来自《美国人:民主历程》

“我是要把上豆放在药丸盒里,把南瓜放在汤匙里,把最大个儿的西瓜放在茶碟里……土耳其人把成亩的玫瑰花制成了玫瑰油……我则要把一切都制成玫瑰油!” ——盖尔·博登  美国之所以使人一见倾心,感到它充满希望,就是因为它同别的地方不一样。但是,现代美国能够如此,却由于它有一种力量能消除时间地点的差异,抹去这里同那里、现在和过去的区别。归根结蒂,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消除独特性的能力。  在别的地方,民主意味着个人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形式。在美国,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加上一个新颖的环境民主。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