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计社会(下)

 《美国人:民主历程》

二十四、收入意识

  美国人发现,以收入多寡为标准把人们分成等级是非常适宜的。然而,直到出现了现代工商业,金钱以及可以随意处置、可以替代并且日益单一化的财产形式被赋予新的重要性时,社会范畴内的“收入等级”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十九世纪之前,“收入”这个概念在旧大陆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只是间接地用它来衡量财产所有权以及在社会中的利害关系,或者间接地把它作为选举改革的基础。“四十先令才能保有地产”这种英国说法和与之类似的选举资格检验标准,与其说是检验人们的收入,不如说是检验财产所有权。在一八三九年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塞缪尔·沃伦那风行一时的讽刺性传奇《一年赚一万》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查尔斯·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及其他描摹社会风俗的小说家主要利用收入的数目来刻划新发家的富翁们,他们的财产到手时间很短,所以很容易估计。“百万富翁”这个词是从法语传入英语的(通过本杰明·狄士累利一八二六年所著的《维维安·格雷》一书),此后不久,这个词便成了美国人的常用语。但是,由于这个词表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即这个人的全部财产,而不是他的年收入,因此它也是旧大陆用以估价财产和生活状况的一种典型方式。

  美国人性好迁徙,他们在新大陆定居未久,经常迁来迁去,社会地位也不断升降浮沉,对于他们来说,“收入”这个衡量标准用起来比财产或资产更方便,适用范围也更普遍。就确定生活水平而言,收入是最准确的尺度,可以非常方便地表明某人是在标准之上还是在标准之下。然而,美国人在被纳入“收入等级”之前,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收入多少美元。二十世纪,美国人开始被要求必须知道自己的收入额。“收入意识”不再仅仅是技术或政府统计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公民义务,如不履行,就要受到罚款或监禁。早在一六四三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开始“根据一个人的财产或本领”征税。对美国人的收入,也就是挣钱“本领”(这是当时的术语)征税的基本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三年后,这个殖民地率先对商人和工匠的“利润和收益”征税,其它殖民地也起而效法。实际上,“本领”税起源于中世纪。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税并非所得税,因为纳税人不得以亏损抵销收益,而且被征税的只是某些种类的收入。从这种税收所得的数额一直有限。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与现代所得税基本相似的税。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间,六个州开始征收某种形式的所得税。例如,弗吉尼亚州在一八四三年通过一项法律,向年薪或一年职业收入超过四百美元的人征收百分之一的税,对利息则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

  在英国,威廉·皮特于一七九八年至一八一六年期间征收所得税,以资战争之用,后来又曾征所得税来应付特殊的和暂时的需求。美国国会仿效英国的做法,于一八六一年通过法律,征收所得税充作南北战争的经费,按照这项法律,收入超过八百美元者要缴纳百分之三的税。但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抱怨说,由于缺少统计数字,税款数额无法确定,因此他始终没有实施这项法律。一八六二年,国会再次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联邦政府第一次真正征收所得税。这项法律规定,年收入六百美元者可免税,年收入六百○一美元至一万美元之间者须缴纳百分之三所得税,年收入一万美元以上者须缴纳所得税百分之五。反对征收任何形式所得税的人的基本观点是,征收所得税具有调查个人私事的性质,这同一个自由民族是不相容的。此外,还有人反对激进的累进税制新原则。南部邦联也开始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某些阶层规定的税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以上。

  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一个特殊障碍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除按人口比例征税外,无权征收“直接”税(第一条第九款第四项)。为了绕过这个障码,最初一批所得税鼓吹者竭力强调,所得税根本不是直接税,而是“间接税”。为筹军费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国会于一八六四年重新通过时提高了税率)十一八七二年期满之后即告失效。此时,爱国主义和战争需求的压力不复存在,反对所得税的新运动增强了势头。一八六九年二月九日,纽约《论坛报》宣称:“在我国所有的税收中,要数所得税最可憎,最可厌,最侵犯个人权益,也最不公平……它是向诚实征税,同保护人民的原则全然相悻。这种税将使生活中优秀的东西荡然无存。”南北战争结束后,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国债减少,似乎不再需要征收所得税了。正如特派税务官戴维·艾姆斯·韦尔斯于一八六九年指出的那样,公众之所以要求征收所得税,主要是由于在这个三千九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里,缴纳所得税的只是二十五万人。但是,这二十五万人有权有势,因而征收所得税的法律也就在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五日期满失效了。

  此后,美国税收体制把联邦税收的全部重担压在消费上。无论对财产还是对收入,联邦政府概不征税。与此同时,巨大的财富积累起来了。及至一八六三年,仅纽约市就有几百人号称拥有一百万美元;而在此以前二十年,全美国也找不出二十个百万富翁。一八六三年,纽约百货业巨头A.T.斯图尔特(他的资产达五千万美无)上报联邦政府的收入额是一百八十四万三千美元。这笔个人收入在当时全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两千五百万美元在一九二九年全国收入中占的比例还大。刚刚流行起来的报刊不断登载有关这些大富翁的实况和传闻,他们的辉煌成就和蠢行都被大肆宣扬,结果,公众要求征收所得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了。

  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其他反对“那些东部富豪”的人们的精心组织下形成了一股公众压力,终于把一项有关所得税的条款纳入了一八九四年的威尔逊一戈尔曼税收法案。年轻的布赖恩自称“身披正义事业的甲胃”,他作为鼓吹征收所得税的国会议员,受到全国人民的注意。纽约富翁沃德·麦卡利斯特(把美国社会上流集团称为“那四百位”的就是此人)自命为那些因年收入超过四千美元而将被征收百分之二所得税的人们的代言人。他威胁说,如果国会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他就离开美国。布赖恩针对这一点在众议院发表讲话作了答复:

  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卑鄙之徒中,还没有一个人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以致我要说,他的爱国心的深度还不足百分之二……如果说,我国“最优秀人物”中的某些先生们竟宁愿背离祖国也不肯缴纳百分之二所得税,那么,请上帝怜悯那些最低下的坏人吧!……这些“好人”带着他们的钱财远走高飞是件好事,免得他们在这里散布有害影响,流毒四方……所以,让他们一走了事好了——他们既然在高开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家时竟能不怀丝毫憾意,那就让诗人的诅咒伴随他们而去吧。

  所得税制于是成为法律。

  但就在第二年,最高法院又宣称所得税是一种“直接”税,因而是违宪的,因为所得税并非按人口比例向各州摊派(见《波洛克诉农民信贷公司案》。一八九五年)。由于这一判决,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大选中喊出了反对“司法部门篡权!”这一战斗口号,所得税也因此而成了全国注目的议题。经过整整一代报人对丑事的揭发,经过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一九○四年)、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的耻辱》(一九○四年)和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巨额财富积累史》(一九。一○年)等书的启发,美国人才认识到建立所得税制的必要性。一九○九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提了出来;一九一三年,国会通过了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授权国会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课征所得税,无须考虑任何人口因素。

  围绕所得税的争论促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来说明自己的物质福利状况,在关于所得税是否公正的辩论中,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终于把注意力转到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方面的统计数字上来。威尔福德·伊斯贝尔·金博士在《美国人的财富和收入》(一九一五年)这篇论文中,对主张所得税的那些论点做了一个总括,结果这篇论文被税制改革派奉为经典。金博士说,美国之所以需要实行所得税制,是因为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他指出,在一八九○年,占总数百分之一点六的美国最富裕家庭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点八,到一九一○年则增加到百分之十九。此外,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人在一八九○年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一○年降到百分之六十二。金博士对社会各阶层一九一○年收入的估算表明,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的最贫穷美国人仅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人均收入一百九十六美元,而占总数百分之二的最富者则获得全国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人均收入为三千三百八十六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税收的需求急剧增大,所得税的税率便随之提高。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额,更加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当时的一位经济学泰斗说,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战时税收法乃是基于“迄今未在财政方面贯彻实施民主原则”。这一次,所得税制终于固定下来了。

  为了依法纳税,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纳入某个“纳税等级”,这样,他们对收入额越来越敏感了。不消说,他们已把自己置身于某个新的统计社会。自此之后,如果某个美国人自称与另一人属于同一“等级”,谁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年,美国出版的案头词典中,“bracket”(等级)一词增加了这样一条释义:“一个等级或集团,尤指接收入额划分的等级或集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美国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或至少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一三年,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美国人提交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一九二○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超过了百分之七,一九四○年更增至百分之十一;及至一九四五年,提交所得税申报书的美国人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到了一九七○年,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人,也就是约七千五百万美国人,都要提交所得税申报书。法人所得税申报书另属一类,一九一三年提交的此类申报书仅为三十万份,一九五八年超过了一百万份,一九六八年更达到一百五十万份以上。与此同时,联邦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大。二十年代末,个人和法人缴纳的所得税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部分。这样,在制订政府活动计划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靠对个人及法人收入的估算。一个小小的估算错误,就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随着收入意识的深入人心和均化收入的运动日益开展,各州先后通过了各自的所得税法。一九一一年,威斯康星州开始试行征收所得税;一九一六年,纽约州的所得税成为该州税收的主要来源,一般财产税退居第二位;到了一九七○年,哥伦比亚特区和几乎所有的州部征收所得税了。为了提交联邦税申报书,美国人必须算出自己的收入额,这样各州征税就有了便利的依据,不必再制定各自的税收细则,只消按联邦税的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就可以了。

  二十世纪中叶,在外国来访者看来,美国文化中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美国人填写所得税申报书时竟那般一丝不苟。在欧洲大陆、中东或其它地方,如果有哪位富人一笔不拉、老老实实地填写纳税申报书,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这位富人的声誉却未必会因此而提高。在美国则不然,甚至连职业赌棍、骗子、匪徒(这些人是靠于违反州和地方法律的勾当搞钱的)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向联邦政府申报不误,以免触犯联邦税收法而遭受处罚。臭名昭彰的黑帮头子、“头号公敌”艾尔·卡彭就是由于未交联邦所得税,终于受到法律制裁。

  “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这个新职业的出现,表明了美国公众必须而且愿意遵守所得税法。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出现了第一批“领有特许状的公共会计师”,他们不但满足了因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六八年新颁布的公司法而产生的需求,而且使公众兔受公司伪造资产负债表之害。甚至在此之前,美国就有了“公共簿记员”,但南北战争结束后,各公司面对着本州和联邦政府那急剧扩大的法律网,商人们感到仅有簿记员是不够了。美国历史最久的会计公司——巴罗、韦德和格思里公司——大概是一八八三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一八九六年,纽约州颁布法律,设立授予公共会计师资格的官方考试。随后,其它各州纷纷效法,会计帅组织终于在一八九七年宣告成立,并于一九○二年召开了首次全国会议。然而,在联邦所得税法颁布之前,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一直不多。

  为了避免被最高法院指为违宪,一九○九年制定的法人所得税法极其复杂,于是对会计师的需求大量增加,然而,在一九一三年通过所得税修正案之前,这项法律始终没有得到实施,实际上也没有要求各公司对收入做精确的记录。依照所得税修正案通过的有关法律是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们协助制订的,他们此时已经深深卷入了公司事务,但最初只是负责编制纳税申报书。这些会计师熟悉了大公司的内部情况后,就不但对公司会计程序说了算,而且左右着公司的关键性决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超额利润税和税率的提高,使得会计师这一行更加不可缺少了。一九二四年,税务申诉局裁定,只有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以及代理人)有资格代表纳税人向其提出申诉。此时的公共会计师既有势力,又受人尊敬。在这个行业问世后的头五十年里,持有证书的公共会计师大约六万名,到一九七二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一九○○年美国商界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人数约两万,到本世纪中期增加了十九倍,达到近四十万人。即使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美国人,也纷纷求助于遍及全国的纳税谘询服务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H.和R.布洛克公司,一九七二年拥有六千四百八十六个纳税申报书编制处,共编制个人所得税申报书七百六十万份,收入总额将近一忆美元。因为许多人被纳税规则搞得懵头转向,为他们而写的应时自学手册,如J.K.拉泽的《你的所得税》之类,也就成了畅销书。既然有了关于个人收入的统计数字,就能够从定量角度着眼,用新方式思考全美国的福利问题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改革派把收入统计数字当作武器,艾萨克·鲁比诺就是这样做的。一八九三年,十八岁的鲁比诺从俄国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学院和医学院读书,此后就在纽约市穷人中间行医。他一直猜疑穷人患病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经济问题,于是就着手分析有关统计材料,成为研究实际工资变动趋向和购买力分配问题的先驱。鲁比诺对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期间的收入数字进行了详尽研究,结论是:尽管工人的货币收入和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但他们从收入获得的购买力却提高得很少。他引用了有关所得税的统计数字,指出工人的收入在社会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最初鲁比诺把这些事实视为证实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据,他说:“那些今天看来与美国抵触的东西,明天很可能变为非常美国化的东西。”但是,他渐渐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借助统计学,可以找到一种应付工业社会所有风险的办法。他论证说,可以接受保险的项目不应只包括工业事故,而且应当包括疾病、老年、死亡和失业。在《事故标准表——确定赔偿率的依据》(一九一五年)一书中,鲁比诺力图为最广泛的社会保险提供依据。他呼吁建立新的保险方式,以便减少穷人和老年人的风险;此外,由于二十年代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破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他又想出种种办法,把这些构想纳入美国的有关体制。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拟订了全国失业保险规划,并协助起草了《联邦社会保障法》。在所得税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内,“国民收入”这个新术语开始为经济学家所用,而且出现于比较深奥的政治演讲之中。这个新术语和这种新概念的发明者是富于想象力的学者们,他们研究的是新兴的社会学科,并且建立学术机构,搜集定量材料,探索其中的含义。这些新建的经济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定量标准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正相当于美国新建的法学院在确定美国人对立法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而立法是被视作塑造社会的手段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罗斯科·庞德称之为“社会工程学”)。一九一九年,一群才华洋溢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者(经济学家韦斯利·米切尔和阿尔文·约翰逊,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社会学家索尔斯但·维布伦)在纽约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办校宗旨是“所有领域的科学研究,都不应把主要力量放在证实己被人们接受的思想上,而是应当主要致力于发现新思想,探求应用新知识匡正时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各种方法。”过去,准曾见过哪个国家的学术权威们使用这种标准进行这样的探索?数字这种中性语言,一旦运用新的统计学词汇,便能促进自由的思考方法,一九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统计学家带头倡议成立国家经济研究局,其目的显然在于对公共福利问题进行定量研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理事会包括各种社会哲学体系的信仰音,从公认不讳的社会主义者,到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代表,一应俱全,由此可见美国人普遍相信统计学具有补偏救弊的功效。

  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不到一年,就发表了《美国的收入额及其分配,一九○九至一九一九》,这第一部全面研究国民收入的著作得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结论:战时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大。国家经济研究局指出,尽管人均货币收入从一九○九年的三百一十九美元增长到一九一八年的五百八十六美元,但按照一九一三年的物价计算,人均实际收入仅从三百三十三美元增长到三百七十二美元。这部著作还指出,在同一时期里,收入出现均化趋向: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于最高收入等级的百分之五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

  不久,其他一些经济学研究者效法国家经济研究局,也开始从事国家福利问题的探讨。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具有美国本色的机构,是自学成才的圣路易斯实业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的,此人靠经销木器发了财,四十六岁时停止经商,把他几百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布鲁金斯在老友安德鲁·卡内基的做法启发下,创办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家学院为美国的医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金斯负责领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设立的定价委员会,并因此对统计学产生了兴趣,在七十岁高龄时,开始钻研经济学。一九二八年,他在首都创建了布鲁金斯学会,旨在“搜集和解释有关经济的基本事实,并以清晰、理智的方式将其展示于公众,因为人们有必要对这些事实作出判断”;此外,还向政府政策决策者提供事实。就解释统计数字而言,这个不依靠政府资助的学会成了美国最有用、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战争时期,美国政府迫于需要,增设了搜集统计资料的机构。到一九二○年,已经积累起了极大量的最新统计资料,韦斯利·米切尔称之为“规划统计数字”。一九一三年在劳工部之下设立了劳工统计局,成为一个重要的统计资料斩来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杀来临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已经对“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相当熟悉了。一九三二年,商务部之下设立了国民收入局,“在领取救济食物的穷人上街排起长队之际……认真研究大萧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联邦政府开始每年公布有关国民收入的估计数字。主持这些最初研究工作的是经济学界先驱人物西蒙·库兹尼茨,他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木语首次出现于一九四六年,此后便成了衡量美国经济状况的新标准。其他经济学家根据库兹尼茨的计算结果(库兹尼茨由于这些计算结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进一步把这种衡量标准应用于美国以往经济情况的研究,以期找出经济发展趋向。六十年代,“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被收入美国词典,成为美国习语,按照统计数字进行思考的方式流行之广,于此可见一斑。

二十五、重新认识贫困

  新教教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把“致富”所需的个人质素变成了美德,因而,人们开始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应当受到救济的穷人”一向就有,这些人之所以穷,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疾病或灾祸造成的。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很晚时期,英国和美国还普遍流行这样的看法:只有当人们陷于经济绝境,不得不靠公众赡养或对社会造成威胁时,政府才应该对他们加以关照。旧时的《济贫法》旨在防止有人饿死和预防犯罪。济贫法同有关公共卫生的法规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使富人生活得安全、愉快,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生活。

  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布伦纳所说,在整个十九世纪,慈善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是济贫,而不是帮人摆脱贫困。美国和英国的济贫计划都蒙着道德主义和宗教的色彩。但由于美国人对新大陆存在的机会充满信心,因而“自助”和“勤奋”这类老式道德观念有所增强。在美国,贫困应当只是通向安适甚至富裕生活的中间站。本杰明·富兰克林极力主张:“对穷人行善的最好方法,不是使他们安于贫困生活,而是引导或驱赶他们脱离这种生活。”除了最不走运的人而外,只要有谁立志摆脱贫困,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条被事实和传说所证实的美国公理。

  上述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观点用个人失败来解释贫困,而且认为贫穷的后果主要由个人承当。随着美国人对生活水平越来越关切,这种观点便显得格格不入,越来越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衡量个人生活状况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生活素质和生存机会,所以穷人的贫困对周围境况较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幸。这些境遇较好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失去可靠的公民同胞,以及可能成为主顾、客户和病人的邻里吗?此外,他们还会丧失一个知足而有教养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好处,丝毫不能分享美国同胞勤奋、努力和创造性的成果。当然,真正的美国生活水准还应包括不受疾病、暴力、罪行的威胁,不受昔日那种“在伦敦街头纠缠不休的穷汉”的骚扰,而正是那种人在殖民时期促使佐治亚的慈善家们跑到这里来行善,在美国,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不仅是赤贫(衣食无着),而且是穷困(未能充分享用机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和其它地方,反对从个人成败解释贫困的激烈主张已经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形式,并触发了反对整个经济制度的革命。美国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呼声,但在对待贫困的问题上,那些比较强调社会因素的观点则往往采取其它表现形式,由于国外的推动和促进,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整个贫困问题,“依赖”(即那些无力照料自己衣食住的人们给社会造成的负担)这个老问题变成了以“匮乏”为主要内容的新问题。原来美国人主要操心的是,需要政府付出多大代价来防止穷人饥饿或偷窃;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人渐渐转而更关心起那些因为得到的“一般必需品太少而不能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人们来了。这是社会工作先驱罗伯特·亨特的话,亨特对贫困所下的经典定义是:“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及衣服。”热心公益的英国船主查尔斯·布思的不朽之作《伦敦人的生活及劳动状况》(共十六卷,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对美国人起了促进作用。这部书””用数字”展示了“贫困、苦难和堕落同固定收入和相对舒适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了各阶级的一般生活状况”。正是这部著作导致了英国《养老金法》(一九○八年)的产生。布思在书中并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列举了他在伦敦走街串巷辛苦得来的最新统计数字。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伦敦市区居民实际上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自满的伦敦人大为震惊。布思又进一步对贫困追根寻源,证明疾病和失业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酗酒这个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从而否定了道德说教家们的陈词滥调。总之,布思的著作表明,可以用统计数字来“科学地”探讨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美国人紧步布思的后尘,试图利用新的大量统计数字和新的社会学说,来探索美国的贫困现象。学者、牧师、分属各个政党的政界人士,普遍都对布鲁厄姆勋爵所称的“人数众多的被剥夺权利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关心。一八九二年,国会采取了向无先例的行动,责成劳工局长(联邦劳工局是一八八四年成立的)对居民人数超过二十万的各城市的贫民区的状况进行调查。取缔酒馆派声称酗酒是导致贫穷的最主要原因,这话究竟有多少道理?酗酒问题五十人调查委员会采取了新的方法,针对酗酒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了有关贫民区娱乐俏遣设施的大量事实真相,写出了题为《酒馆的替代物》的报告(一九○一年)。

  在这之后,美国人又就黑人的状况、低级公寓的状况、童工的状况以及劳动妇女问题进行了大量专门研究,搜集了大量统计数字。在重新界定贫困的含义的运动中,罗伯特·亨特是一位颇有说服力的发言人。亨特先是在芝加哥慈善会做事,后来又到纽约市贫民区工作。他写的《贫困》(一九○四年)一书一炮打响,取得巨大成功。H.G.韦尔斯称之为“所有美国富裕成年人的必读书”。书中列举了大量有关赤贫现象、接受慈善团体施舍的人数、贫民的丧葬情况和工资率等方面的统计数字,展示出美国贫困现象的严重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亨特在书中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在人口总数约为八千万的美国,至少有一千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亨特这种以数字说明问题的调查研究,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那种更为传统的美国观念大相径庭,萨姆纳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对“穷人”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萨姆纳和其他一些美国人担心,所有那些轻易订下的定义只不过表达了改革者的热忱和“社会谬论”。然而,亨特所坚持的那种统计学观点——即可以根据收入是否在规定的最低水平之下,确定哪些美国人是穷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另有一些人根据更可靠的个人及全国收入状况的统计资料,对穷人的境况下了更确切的定义。

  一九○九年,《匹茨堡调查报告》对匹茨堡工人生活状况所作的一次极其详尽的调查,成了其它调查报告的样板。美国这种从社会和科学的角度着眼的新兴慈善事业得到了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实业家拉塞尔·塞奇的资助。塞奇于一八一二年出生在一辆西进的大篷车里,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最初,他从事食品杂货业,后来又同杰伊·古尔德合伙,搞起了轰轰烈烈的铁路事业。塞奇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他逝世后,妻子用他的财产设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用于“改善美国的社会及生活状况”。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作为对待贫困问题的社会新措施的象征,其宗旨是“尽可能根除贫困和愚昧的根源,而不只是减轻穷困者和愚昧者的痛苦。”

  美国公众对贫困问题的关切始于一些社会工作者、热情的改革家和崇尚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及至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关切已经扩展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在竟选纲领中提出具体补救办法,保证不仅帮助衣食无着的赤贫者,而且帮助所有那些按美国生活标准来说缺少必需品的美国人,否则就不可能当选。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热心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改革家多萝西娅·迪克斯,为了提请一些州立法者关心那些同精神病患者一道栖身于救济院和监狱的“贫民”的苦境,还遇到重重困难。一九三七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以洪亮的声音明确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住得差”。他向全国发出了警报,全国人民则悉心倾听他的呼声。各种社会学科的发展和大量统计资料的积累,使“美国穷人”这一根据统计数字划分出的社会集团有了更明确的定义。例如,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和F.C.雷德利克合著的《社会阶级和精神病态》(一九五八年)一书,通过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统计材料的详尽研究,指出该市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曾经就医的精神病例,比最富有的五分之二人口中的同类病例多两倍。此外,后者病例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属于神经机能失调,仅有百分之三十五是更为严重的精神病,而在前者病例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精神病。这类研究以及有关饮食、健康、住房等方面内容更为明确的研究工作,在六十年代初达到极盛,是美国公众有组织地对贫困问题所表示的前所未有的关切。社会主义作家迈克尔·哈林顿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一九六三年)集中表达了这种关怀,书中用大量统计数字证明,生活贫困的美国人在四千万至五千万之间,哈林顿给“穷人”下的定义是“那些生活水准大大低于可能达到的标准的人,即使他们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要好……按照我国目前科学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准,那些生活在美国必不可少的医疗卫生、住房、食物及教育最低水平之下的人”。哈林顿对“穷人”所下的这种有说服力的、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意义,使读者感到震惊。

  有关收入的统计数字是这类定义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下定义时按家庭成员多少,居住在城市或乡村,以及在美国的哪一地区而有所区别。过去,美国人一直把“穷人”视为正在走向成功、其成员不断流动变化、范围很不明确的社会集团,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根据统计数字明确划分出来的、其成员趋于稳定的庞大群体。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新定义并没有减弱社会上号召帮助穷人的激昂呼吁。过去出现过“德意志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这类称呼,如今又出现了“贫困的美国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本政府于此时此地此刻宣布,无保留地对美国的贫困开战。”国会制定了一项旨在消除贫困现象的庞大计划,仅为阿巴拉契亚地区就拨款十一亿美元,此外还成立了“美国志愿服务队”(在国内活动的和平队),为在社会中落伍的人组织了“就业团”,制定了“提前行动计划”以及其它许多计划。一班愤世嫉俗者想起美国人以往那些五分钟热情,不免把国会的计划讥称为“贫困工业”。有些人注意到,人们已把穷人称为“未能享受到正当权益的阶层”。政府各机构纷纷认可“穷人”的新定义,并正式承认按统计数字划出的“美国穷人社会集团”,甚至要求”穷困的美国人”向各消除贫困计划的管理单位派出“代表”。但出于传统的乐观主义,政府有关协调机构直至一九七三年被撤销之前,一直称为“经济机会管理局”。

  一九五九年,劳工部在二十个美国城市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确定一个“不过份、但要够用的”家庭预算,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即属贫穷家庭。一九六四年,社会保障总署根据农业部经济食品计划提供的数字,明确界定了“贫困线”。这些贫困线是根据由于家庭成员数目、年龄、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等情况而形成的不同消费需求而分别界定的。商务部一九六八年规定的贫困线是:单身一人年收入不到一千七百四十八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一千四百八十七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二千七百七十四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二千三百五十二美元),六口之家年收入不到四千七百零六美元(农村地区为不到四千零二十一美元)。人口普查局出版的《美国统计数字选萃》开始提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确切数字。一九五九年,美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三千九百五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九六八年降至百分之十二点八(二千五百四十万人)。人口普查局出版的《一九七一年数据手册》提供了牲畜数字、钢产量、汽车登记数字,此外还有一个“贫困发生率”统计图表。此时,收入意识已经变得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救济穷人的计划有时被说成是出于汪收“负所得税”的需要。

  尽管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估算越来越以统计数字为依据,但这并不等于一定就更鲜明、更能打动人心。哈林顿在结束对美国贫困现象的统计式描述时指出,即便美国穷人比他的估计少一千万,“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对贫困现象展开建国以来最自觉、组织得最好的战斗的同时,一些出身于中产阶级舒适家庭的充满浪漫色彩的青年感受到良心的重压,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主动放弃美国生活标准,希望得到穷人所具有的“美德”。这样,他们也就否定美国文明的主旨,因为美国文明本身就是一桩反对贫困现象的宏大事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对贫困现象的宣传家们通常利用大量统计数字来划定贫困线,确定“贫困的美国人”的标准。他们都认为美国的贫困是“不显眼”的。这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承认,在全国多地,美国人被共同的统计学分类法划分成一个个抽象地联结在一起的新群体,而原有的贫穷群体却湮没在这种分类法中,反倒看不见了。

二十六、智能的测量

  “智力。参阅‘智力测验’条。”历史学家们翻阅一下权威性的十五卷本《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想找出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美国社会科学家对“智力”的看法时,就会看到这样一条解释。美国人在二十世纪煞费苦心地寻求“测量”智力的方法,这最生动地显示出统计数字怎样盛行一时,以及美国人如何热衷于用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方式划分社会集团。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遗传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着迷,极力推动“人体测量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工作,并主张搞人体测量记录。一八八二年,他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开设了一个实验室。只消交一点钱,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中接受人体测量,包括视力、听力和反应时。一八九○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基恩·长特尔把一百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新生所接受的测验称为“智力测验”,很可能这就是“智力测验”这个术语的最早出处。当时的测验项目包括视力、听力、反应时、后象、颜色视觉、音高辨别力、重量知觉、痛感知觉、时间知觉、动作准确性、知觉和动作速度、记忆力和想象力等。

  一八九一年,年轻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斯刚从德国来到美国不久,便在克拉克大学校长、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霍尔急于把心理学确立为一门实用科学)的推动下,对伍斯特的一千五百名学童进行了测验,其中包括记忆测验,在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罗给与会者做心理测验。许多人出于好奇心,踊跃应试。一八九五年,美国心理学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实验室就“搜集有关智力和体能的统计资料”进行合作。美国的智力测验,也是二十世纪美国两项体制——民众教育和民众军队——的副产品,这两项体制都是民主化社会的表现形式,它们促进了以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定量思考方式的盛行。美国公共教育的推广和公立中学的增多,使大批年轻人产生了上大学的愿望。然而,尽管中学是自然地升上去的,有时甚至是强制性的,但几乎所有大学都有选择地招收学生。一八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国公立中学入学人数增长了九倍多(从二十万左右增长到二百万以上),而大学入学人数仅只增长了三倍左右。从十五万增长到大约六十万)。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出新的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统计学产生了。

  早在一八七七年,主张建立兔费公立中学以使教育大众化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就预见到必须建立新的考试制度。只有依靠某种统一考试制度,大学才能选拔那些能从高等教育得益最多的学生入学。在美国,公共教育的课程和标准都由地方掌握,其千差万别的程度是欧洲教育工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国在高考制度上遇到的问题和英国、法国的问题不一样,因为英、法申请上大学的人所学过的中学课程都是标准化的。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不负责教育,因此只能由某个有权威的民间组织来设立标准化考试了。一八九○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提出了这方面的计划,当时他只是想使中学课程适应大学的需要。巴特勒事后回忆说:“那时候,公立中学刚刚得到普及和迅速发展。美国城乡各地纷纷增建公立中学,很自然,这些中学都遇到了怎样使学生考取大学的问题。美国各大学都各行其是,摆着一副超然的姿态,对别家大学的方针政策、中学的需求以及公众的普遍利益一概漠不关心。”一九○一年六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高考委员会在美国的六十七处考场和欧洲的两处考场,对二百三十七所中学的九百七十三名报考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首次统一考试。为使学生们取得艺术、簿记、音乐、速记、新闻、印刷、救护、家政、工艺、娱乐、体育等学科的学分,各新建中学的课程部大大增多了。然而,高考委员会出的考题却是传统学科方面的,如英语和化学,井按百分制严格打分,规定六十分为及格。

  一九○五年,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内(他被巴黎公共教育部长任命为弱智儿童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另一位法国心理学家西奥多尔·西蒙合作,设计出一种通用的智力标准。比内提出一个崭新的设想,即人的智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直至达到成熟朗。基于这个设想,比内测试了大批儿童之后,计算出各年龄组儿童的平均测试表现,这样,把任何一个儿童的测试表现同平均表现相比较,便可得知这个儿童的“智力年龄”与他的真实年龄的差别。各年龄组儿童的测验标准,是根据百分之七十五的受测儿童能够通过测验这一原则确定的,这些标准测验被用来衡量“正常”儿童的智力变化情况。一九○八年,“比内—西蒙测验”已从法文译成英文,并传入了美国。一九一二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坦提出,把受测者的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就可得出合用的“智力商数”。史但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等人对“比内—西蒙测验”加以修改,搞出了美国标准“智力测验”。测量“智商”成了智力通用手段。

  一九一七年,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迫切需要对入伍新兵进行甄别,于是产生了新的测验方法。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搞出了两种适用于人数众多的军人的测验方法,一方面剔除智力程度不够入伍资格的人,一方面可以找出那些比一般人聪明的“军官材料”。陆军A 级测验是为懂英语的人设置的,陆军B 级测验(测验者用手势把测验要求告诉受测者)则用来测试文盲和不懂英语的外国人。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底,共有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人接受了测验。虽然一九二一年以前没有正式公布过测验结果,但一九一九年泄露出来的消息引起了严重不安:百分之四十六点三的应征白人和百分之八十九的应征黑人只达到十二岁的“智力年龄”或十二岁以下。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智力年龄”在十二岁以下的成年人属于“弱智”。难道美国人中有一半都“弱智”吗?

  在此之前不久,一些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提醒美国公众注意“弱智者的威胁”。其中以亨利·戈达德反对这种威胁的呼声最高,事实上,他就是设计陆军智力测验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把“比内—西蒙测验”译成英语的也是他。一九一一年,戈达德对两千名正常儿童(新泽西州某镇的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了测验,根据测验结果,他对“比内一西蒙测验”做了修改,使其适合美国应用。戈达德把智力测验视为通往完美社会的途径,认为这种测验打开了优生学和社会改革的新天地。他说,对智力测验的抨击“只能使人一笑置之,就象医生对一个激烈指责体温表毫无用处的人一笑置之一样”。戈达德是心理学家,在新泽西州维兰德青少年犯罪教养所工作,他对五十六名“性格乖僻的女孩”进行了测验,这些被假释的女孩子年龄在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他发现,除了四名外,这些女孩子都是“弱智者”。此后,戈达德又在纽瓦克某个青少年犯罪拘留所随意挑出一百人进行测验,发现其中六十六人为“弱智”。于是,他匆匆作出了结论:弱智是犯罪的主要原因。戈达德为传播自己的观点,写了一部耸人听闻的《卡利卡克家族》(一九一二年),书中描述了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军人和一个“弱智”的旅店女招待的偶然结合,如何产生了深远的恶果。戈达德从这两个人的私生子(人称“讨厌鬼”)写起,历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些道德败坏者、妓女、癫痫患者、酒鬼以及各式各样的罪犯。作者向惊呆了的广大读者宣称,他只是对一个家族病史的统计资料加以“科学的”概述而已。他解释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弱智”与犯罪之间的遗传性关系,而他的这部著作只不过首次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正确的科学依据。一八七七年,一位犯罪学业余爱好者理查德·达格代尔也写过一部关于遗传性犯罪的可怕著作,书名是《朱克斯家族——有关犯罪、贫困、疾病及遗传的研究》。达格代尔在书中宣称,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使国家花费了至少一百三十万零八千美元。一九一一年,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达格代尔的手稿,从而得知“朱克斯”的真名实姓。一位研究者用了四年时间,搞清了“朱克斯”家族成员们往昔和如今的经历,《一九一五年的朱克斯家族》一书得出结论:“过去和现在”的朱克斯家族成员有一半是弱智者,此外,这个家族的犯罪倾向依然存在,而所有犯罪的朱克斯家人都是弱智者。

  除这些“具有科学性的”文件而外,戈达德又提出了有关少年及成年罪犯智力测验的统计数字。就这样,戈达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以控制弱智者为手段的灭罪运动。限制移民协会及其它排外主义团体赞成戈达德的观点,而且利用四十五卷国会移民问题听证会记录中的有关原始统计资料,支持制订法律以拒绝接纳由于遗传因素而“不受欢迎的人”。

  顺便提一下,一九一○年前后,戈达德创造并使用了“低能者”一词(这个词是从希腊语“愚笨”一词转化而来)。他根据智力测验结果,建议美国弱智问题研究会把成年弱智者划分为“白痴”(“智力年龄”在两岁以下)、“弱智者”(“智力年龄”为两岁至七岁)和“低能者”(“智力年龄”为七岁至十二岁)。人们认为戈达德为弱智者所下的定义未免过苛,而他坚持认为,他搞的智力测验正在测验着一切需要测验的项目,并相信只要立法者照他的主意行事,就会在防止社会犯罪方面创出奇迹。

  但是,智力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中有一半是“弱智者”(陆军智力测验的结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只是证明“智力测验”的功效,并不说明美国人的智力水平?甚至早在陆军智力测验实行之前,谨慎的学者们就非常担忧,认为针对弱智者的运动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罪犯和妓女身上,从而不能忽略众多智力不高、但值得尊敬的公民。如历史学家马克·哈勒所说,陆军智力测验搞过之后,许多反对弱智者的人改变了看法。一九一八年,马萨诸塞州教养院的一位医生指出:“我们确实低毁了弱智人士。我所见过的一些最可爱、最漂亮的人恰恰是弱智的。”最后,甚至戈达德本人也怀疑自己可能夸大了智商低的人士对社会的威胁。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又兴起了智力测验热。尽管美国人受了一场“弱智者威胁着社会”的虚惊,尽管陆军智力测验曾使许多人对弱智者产生偏见,此时以新面目出现的智力测验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以至要对整个美国社会测试分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考委员会不仅没有因公众对智力测验的嘲讽而畏缩,而且还采取了新的行动步骤。一九二四年,高考委员会的负责人注意到以往考试的范围过窄,指出了今后的方向:

  许多大学希望了解申请入学者的有关情况,尽管本委员会迄今尚未主持过直接测验,但这种测验正是为掌握这些情况而设置的,这些情况包括:

  一、道德操行

  二、健康状况

  三、观察能力

  四、思想敏锐程度

  五、与他人合作及参加集体工作的能力

  六、实验技能

  七、用外语交谈的能力

  一九二六年,高考委员会首次主持了“学能测验”,试图搞成一种较少拘泥于具体学科的“智力”测验,在此后十五年里,该委员会致力于制订一种考试体制,使其成为大学和入学申请者两方面都能信得过的预测手段。一九三五年,高考委员会修改了整个评分制度,不再按传统的百分制打分。新评分制度规定入学申请者的高考平均分数为五百分,然后根据分数高于和低于平均分数的被录取学生的百分比,按最低二百分、最高八百分的标准给考生打分。这种新评分方法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用机器评分,不必再花费大量经费培训阅卷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高考委员会不仅确定了高考内容考试方式,而且搞出了各种学能测验方法,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在高考委员会主持下,三十一万六千名年轻士兵在一万三千个考场接受了V-12测验和A-12测验。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次对同一类人进行的测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一次,高考委员会成功地主持了这些测验之后,又着手其它工作。海军人事局和这个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合同,由该委员会为一百项海军职务挑选合适的人员,这需要印刷一百三十三种试题、答卷和考试手册,共达三千六百万页。战争结束时,高考委员会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复员军人考试。当时,成千上万行将退伍的军人,有的希望按照美国士兵权利法的规定上大学,有的愿意到威斯汀豪斯公司或百事可乐公司主办的训练班学习,也有的想进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或者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或海岸警卫队学校深造。考试被赋予了新的作用,涉及到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九四七年,高考委员会和其它考试机构并入了新成立的教育领域考试服务中心,其宗旨是“在极需新的服务和考试的领域提供这种服务和考试”,并运用其考试方法对全国的人员加以甄别。一九五○年,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指出,“由于中学课程和大学课程之间的连续性渐趋消失”,学能测验较之过去更加不可或缺,并且现在这种测验本身似乎就能预测出大学教育的成功程度,在公众要求教育机会均等的压力下,和平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入学人数问题,据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称,一九五一年每个大学年龄组有大约五十二万五千人“智商在一百一十或一百一十以上,因此被认为有足够或出色的大学学习能力”。但是,这些人中只有二十一万上了大学,其余三十一万五千人则显然“由于缺钱或缺乏上学愿望”而没有上大学。既然测验证明许多美国人具有上大学的智能,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那么,只有建立新的全国性体制来资助高等教育,才能使他们进入大学,这种体制有双重目的,一是防止“浪费金钱”(指接纳智商低于一百一十的人上大学),二是避免“浪费人材”(指智商为一百一十五或更高的人未能上大学)。

  一九五八年后,进入了智力测验执行者所称的“人造卫星时代”,这时美国社会对浪费人材产生了新的忧虑,开足马力寻找发现人材的方法;此外还涌现一股为时不长的追求优异学术成绩的热情。美国人能否变得象苏联人那样?有些人建议依照学能测验的格局搞“花费不大的初试”,还有人提议成立“一些学院,专门招收智商在一百到一百一十五之间的学生”;另外,人们又开始强调“大学入学指导”了(到一九六○年,这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拥有自己的协会和刊物)。经过多年的争论,一九六○年终于决定把测验分数告知申请入学者本人。不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步骤,大大加深了人们头脑中按照统计数字划分社会集团的意识。高考委员会主席抨击“分数保密的禁令”,并夸耀说,公布测验成绩乃是“道德的胜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报告时说:

  有些人非常担心学生知道自己的考试分数后会改变价值观念,但我从我孩子们的谈话中得知,学能测验的分数已经成为测试圈中人的手段之一。随着一声“那个笨货才得了四百二十分!”个倒霉的学生可能会被排除圈外;得分为六百的聪明、稳定的学生会得到赏识;得七百分的是无可置疑的天才,自然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在决定批准高考委员会划分的分数线时,心里想的并非要这样使用这些分数,但是可能会想到许多更糟的用法。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抱怨吧。

  此后,目标明确的测验和测验得出的“商数”,渐渐成为职业顾问和职业指导这两种新兴行业以及人事管理部门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了。另外,公务人员的任命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种测验,以求做到量才录用。一位专家曾于一九七一年说:”智力测验和其它有关的学能测验,越来越成为社会对人力资源进行选择的工具。不仅是军队,在中学、职业学校和工商界,以及在公务人员的任用上,这种目标明确的测验也取代了传统的选择人员的方法——即根据家庭背景、所属社会阶层,尤其重要的是,是否有钱。”人们开始把“人”称作“人力资源”,这反映出一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倾向。即把美国人与美国其它资源等同起来(此时,“人”也以统计数字为基础进行定量评估了)。人事管理教科书的作者们开始把这类书称为“人力资源管理”指南。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随着机会均等运动势头的增强,从定量角度看待智力的态度受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抨击。杰斐逊及其门徒把他们早期民主信念中的“天赋贵族身份”这种理想奉为神圣,声称这个新国家之伟大在于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天赋能力的新自由。这样,社会就能破天荒第一次开发被旧大陆贵族(他们享受着上辈遗传下来的荣耀)弃之不顾的”人力资源”,新平均主义运动与其说是抨击智力测验过于偏重文化知识和不能精确地按照智力高低将人们分类,不如说是攻击智力本身。一九七二年,智力测验的反对者们之所以郑重其事地论证”反对智商测验的理由”,正是因为智力测验的确可以测量“智力”。他们担心,如果社会偏爱智力较高的公民,就会丧失理想的平均主义美德。一位批评者抱怨说,“当代美国社会把智力视作将成员分等级的基础之一。我们颂扬智力,就象摩洛哥伊斯兰教徒赞美圣战者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禁止一家企业对求职者进行智力测验,理由是公司可能利用测验作为歧视黑人的手段,在这股兴盛一时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热潮中,智力测验成了争议最多的社会学科之一。

二十七、从“顽皮”到“行为越轨”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社会才开始普遍把“儿童”视为一个应当并且必须得到特殊对待的特殊社会群体。在近代大部分时期内,“童年”这个词的社会及心理含义是模糊不清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儿童只是未长大的成年人而已。直到“儿童”人数降到不足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人们才改变了对儿童的看法。

  随着美国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二十岁以下的美国人的绝对数字从一八六○年的一千七百万增至一九三○年的四千七百六十万,但同时,这些最年轻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从一八六○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降到一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三○年又降到百分之三十八。正如罗伯特·市伦纳所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超过一半降到三分之一左右,这使他们“变得比较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特殊需要也比较容易得到承认。这样,年轻人也变得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相互间也更容易产生认同感,更要求社会把他们作为总人口中一个独立的类型加以注意。”作为社会群众的儿童要求社会给以特殊注意,其原因只是由于他们成了人口中的少数。与此同时,其它种种力量也出了一臂之力,赋予“儿童”以新的现实性。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运动——改革监狱,改善奴隶生活状况,帮助罪犯获得新生(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和佐治亚的创建者们也投身于这个运动)等等,都在独立革命之后加强了势头。十九世纪初,多萝西娅·迪克斯等人致力于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患者、盲人和聋哑人。与此同时,有些人则想方设法把救济院中的孤儿转送到专门根据他们应享受的福利和教育而筹办起来的机构。费城和纽约为聋哑儿童建立了专设的收容院。一八二五年,纽约建了一所“庇护所”,这是美国第一所主要为少年罪犯而设的机构,随后其它一些地方也纷起仿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了照顾贫苦移民儿童的机构;一八五五年,费城儿童医院成立了,这很可能是美国第一家专为儿童治病的医院。

  “教养院”(reform school)是个美国创用语,意味着一种对待年轻罪犯的特殊方式,这个创用语于一八五九年纳入美国语言,从此便出现了犯罪学的一个新分支、一种新的体制和大量描写“少年犯罪”的文学新体裁。一八九九年,伊刊诺伊州制定了美国第一部“少年法庭”法(这又是一种美国独有的事物),及至一九一二年,已有二十二个州成立了少年法庭。一九○九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召集白宫会议,讨论如何照顾受赡养及被忽视的儿童,这是第一次讨论此类问题的白宫会议。一九一二年,商务及劳工部下面设立了儿童事务局,负责“调查和报告有关儿童福利及生活的一切事项”。虽然有关童工的联邦立法被裁为违宪(哈默对达根哈特诉讼案),但各州却制定了大量此类法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把儿童看作一个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了。

  就在这些人道主义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穷孩子、少年犯和成年罪犯身上的同时,另一种植根于深奥哲学的“儿童问题研究运动”的成果已经呈现于数以千计的学校教室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中了。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G.斯坦利·霍尔,此人称得上是牧师、预言家、诗人和实验科学家的奇妙结合。他生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农场,父亲是严厉、专断的公理会教士,决心把儿子塑造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了将来当教士,斯坦利上了威廉斯学院。他和那些学习文学的同班同学们组成了一个团体,以便一道修身养性,正如他对父母所说的那样,“读神的语言、茶点、吸烟、饮酒、粗鲁的举止,都在严禁之列。”毕业后,霍尔在纽约市联邦神学院学习了一个短时期,课程包括向“堕落”的妇女们传教,这使他了解到这座大城市的大量罪恶现象,他说,在传教过程中,他看到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污秽的把戏”,这是一种“舞剧”,演出时一百位衣着很少的女演员首次出现在美国舞台上。霍尔第二次看了这种表演后,诚心诚意地告诉父母,他“这次坐得很近,禁不住产生厌恶之感。”

  此后,霍尔的兴趣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心理学,这时亨利. 沃德·比彻把他介绍给一位纽约富商,这位商人送他五百美元,资助他去德国学习一年。霍尔于一八六九年到达柏林,发现德国哲学界正盛行新黑格尔学派思潮,而他则对科学研究发生了兴趣;他观摩外科手术,并且亲自动手解剖人体。回到美国后,他先在安蒂奥克学院任教一段短时间,不久便转到哈佛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刚刚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的威廉·詹姆斯。霍尔第二次在德国学习期间,转向了迷人的新学科——实验心理学。

  一八八三年,霍尔在新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当上了心理学教授。出于妒忌,他先后拒绝约翰·杜威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来这所大学任教,甚至连热情、宽容的威廉。詹姆斯都对他产生了敌意。一八八九年,霍尔离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创建克拉克大学,专门探索科学新领域。他决心使克拉克大学成为心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以及探索心理学对教育所起作用的主要阵地。在这里,霍尔对美国未来两股最强大的潮流——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大众化新学科)和教育(一种新的大众化宗教),显示出不可思议的预见性。

  海外的所见所闻使霍尔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是美国规模宏大的精神改革的关键。他看到,在艰苦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经过改革的教育制度如何促进了新德意志的建成。或许,教育将成为新的美国式宗教,霍尔则将成为这种宗教的一名教士。果真如此,这个新宗教的神学将是具有科学性的。心理学同时作为科学信仰和宗教科学,就可以改变美国风气,重新确定美国的道德规范,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各个学派——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将提出多不胜数的教义。

  霍尔提出的新科学信仰具有某种带感染力的民主性质。基督教依靠传播福音的牧师和权威的圣经,让人们信仰上帝父亲般的权威和仁慈。然而;心理学——按照霍尔的说法——不把人们交给什么崇高权威(也许只有心理学这这个权威不在此例)。心理学的圣经就是经验,它使人们得以自己支配自己。你想知道人应当怎样行事吗?那就得率先去发现人究竟是什么。《十诫》开篇即告诫人们不得做这做那,心理学开宗明义的问题则是:“人是什么?他怎样行事?”心理学把“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怎样行事”结合了起来,成为最民主的科学;它之所以最民主,是因为它没有把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问题委之于崇高权威或传统经典,而是用人的行为准则判断这些问题。心理学家作为这一新福音的教长,只是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及自己实际上是如何行事的。过去,路德和新教教士们致力于把人们从教士和罗马教皇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如今心理学家则努力帮助人们摆脱恐惧、各种禁忌和专断的新教道德的清规戒律。他们要以准则取代道德的条条框框。G. 斯坦利·霍尔力图使道德民主化,从而预示出未来将出现的新机会和新问题。

  “儿童研究”(霍尔是这门学科的倡导者,乍看上去是一个单纯、鲜明的课题。在美国的各类机构中,灵活性最大的难道不是学校吗?假如要使道德规范民主化,岂不当然要从学校入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正如历史学者劳伦斯·克雷明所说),霍尔及其追随者将在美国教育领域完成一场新的“哥白尼地动说革命”教育世界的中心将从“课题”和教师转向学童。霍尔解释说,在此之前,教育一直是以学校为中心(即一切围绕着学校及其要求),如今必须改变为以儿童为中心(即一切围绕着儿童及其需求和愿望)。在发动这场革命前,心理学家必须首先搞清儿童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霍尔在《儿童的想法》这部开拓性研究著作(一八八三年)中,试图搞清儿童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的又是什么(而对后者的研究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指出,自从城市兴起后,学童们的经历与他们那生长在农场的祖辈不一样,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更为有限。

  霍尔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同他研究的课题一样新颖。在四位受过训练的幼儿园教师的协助下,霍尔设计并主持了二百次问卷调查,到一八九四年为止,霍尔又搞了十五次此类调查,各次都针对一个不同的题目,如玩玩偶,或是儿童害怕的事。在那个学年结束时,他收集到了两万份填好的调查问卷;翌年,他又通过八百名工作人员收集到六万份调查问卷。此后十五年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这个用语通过儿童研究和教育心理学,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研究工作,进入了美国语言。就获取“人”的知识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等伟大哲学家采用的是自省方式,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采用的是辩论方式,美国人则另辟蹊径,采用霍尔的方法,让人们表白自己,从而摸透他们的想法,增加对“人”的了解。问卷调查可算是某种形式的投票,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就心理学问题发表意见。

  这些资料为霍尔的“儿童心理学”——或称“研究儿童意向的科学”——提供了原始材料。仅是这些资料的数量,就使他忍不住去探索一种定量性更强、自认为更具“科学性”的观点。霍尔着手确立智力及体能发育的“标准”。他在克拉克大学时,鼓励弗朗兹·博亚斯搜集有关伍斯特学童发育的统计数字,以确定“正常”发育的标准,并以此来辨别不正常和病态的儿童,由于博亚斯发现儿童的教育速度差别极大,他的这种期望未能得到实现,但霍尔探索“标准”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通过测验儿童的视力、听觉以及完成体力工作的能力,霍尔继续研究儿童体能标准的课程,试图最后确定“健康”和正常的定量标准。这样一来,他的反对者们便抨击儿童研究是一种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民主的,因为他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某些儿童是特殊的或反常的”。

  霍尔对统计资料很热衷,而他又在其中加进了过多的浪漫色彩,他宣传说:“由于儿童刚被上帝塑造出来不久,还未经玷污,体现着这个世界幸存的最完美的东西。”因此,“年轻人的保护者们应当首先尽量让其自然发育。”霍尔的“遗传”心理学是从进化论观念演变而来的,按照他的说法,每个儿童的发育过程都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再现。达尔文认为个体发育是种系发育的再现,霍尔将其引伸为一种实用的观点:心理学可以再现历史。各种年龄的“正常”儿童的行为都有着某种神圣的合理性。儿童发育的每种表现形式都是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阶梯,因而无所谓“好”与“坏”。

  例如,霍尔在《论儿童的撒谎现象》(一八九○年)一书中,表示不赞成校长们对待诚实问题的那种传统态度。他认为,不应简单地把撒谎视为一种恶行,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复杂的行为方式,其含义随儿童发育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撒谎”的儿童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理解。霍尔在书中通俗地表述了儿童那种被低估的“创造神话”的能力,以及儿童如何寻求“摆脱那种必须每时每地、不折不扣地保持诚实的令人讨厌的责任感”。儿童的撒谎同玩耍很相近,这态度体现着人类进化早期阶段那种可爱的纯真。霍尔对儿童恐惧心理和发泄怒气的方式进行研究之后,再次断定人们应当对这些恐惧心理和泄怒方式予以重视和理解。发怒“在正常发育过程中有着它的作用”。

  霍尔所说的儿童发育“阶段”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家长和老师都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对“顽皮”的新看法。

  正如霍尔预言的那样,儿童研究也将改变学校的课题。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对字母表、乘法表、语法、天平和书籍的盲目崇拜,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仅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全都是文盲……科妮莉亚、奥菲莉亚、比阿特丽斯,甚至连我们的圣母,都目不识丁。”此外,霍尔还预言语法和口语规则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将趋衰落。语法、修辞学和句法将被更民主的“语言艺术”和演说术所取代。他认为,绝不应该把语言作为一套刻板的规则来讲授。应当鼓励儿童讲话,道出他们的真实情感,而且最好是用他们自己那种生动的俚语。儿童必须“生活在充满响亮话语的世界里”。在他们受到攻击时,要允许他们还手,因为这是顺乎自然的。简言之,绝不能用成人道德的紧身衣把孩子束缚起来。

  到了一九○二年,美国的免费公立中学已经开始普及起来,这时,霍尔从儿童研究转入对青年期的研究,用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描述中学生的发育状况。在《论作为人民学院的中学》一文中,霍尔呼吁减少对操练、纪律、技巧以及准确性的注意力,要更多地注意“自由和兴趣”。他说:“心灵的基本法则——它们是本能和直觉的,而不是纯理智的——在青年期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霍尔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刚刚确立定义的一个发育阶段上,他把这一阶段称做“青春期”。到二十世纪中期,霍尔这种观点已广泛流行,正如历史学者F 马斯格罗夫所说,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是美国学术领域的一项新发展。这个生理变化时期——从发身期开始至完全成熟——正是霍尔一九○四年发表的洋洋大观两卷集学术著作《青春期:青春期心理学及青春期同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之关系》所论述的主题。一如霍尔以往的著作,这部书也是融统计资料与诗意于一体,读来令人心醉神述。作者利用图解、图表、无数调查问卷、计量和实验,确定了十八岁或二十岁——发育过程看上去到此为止一以下每个年龄组青少年精神各方面和各种能力的不同发育速度。他充满激情地写道:”青春期始于发育过程中一次生命力的两勃发……这是一次生理上的新生遗传的闸门似乎打开了,我们听到了远祖的声音,获得了终生享用的活力,”按统计数字归纳出来的青少年社会群体必须受到尊重,获得自主权,并掌握其它社会集团所拥有的自我发展和自治的各种权力。“处于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可塑性最大,最富于青春活力,等待着播种、发芽、从苗圃移人大田……这段既非儿童、也非成人的发育需要更长的时间……把这段时期说成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或是从大学的年龄单纯减去几年,正是导致了许多大弊病的根本性错误,我们如今仍在身受其害。”因此,“中学不应去适应任何东西,而应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展青少年的各种能力,唯其如此,才称得上是通才教育。”中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不服从于大学的“需要”,而要“保护青少年免遭侵犯”,其使命应是“最好地为处于这一独特年龄的人服务,从而使社会和学生们得到最大的好处。”通过中学教育,美国将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心理意义上成为一个联邦合众国:处于各种年龄、各个发育阶段的人(包括容易被忽视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并能实现各自的愿望。二十世纪初期“提出的青春期概念”,是美国环境的产物,义务公共教育延长到十六岁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项是工厂厂主发现雇用童工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了。随后,专门收容“少年犯”的机构设立了起来。美国把青春期理想化了,新的趋势是把“青少年”看作享有权利的单独实体、联邦内的一个新社会群体。也许,美国永远不能从这些观念中恢复过来了。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些青少年在教师和家长的鼓励下,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基本概念。他们把所有制度化的教育(实际上是所有制度)全都说成是压制性的。学生们以不友好的态度,夸张地把所有美国学校称做监狱,而且还写出“学生就象黑奴”之类的话,一九七○年,华盛顿出现了奇特的青少年院外活动集团,专门反对学校,每半月出版一本名为《FPS》(这几个字母没有任何含义)的通讯刊物。有那多几个严肃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运动可能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合乎逻辑的表现方式。

  用统计数字把年轻人归纳成社会群体,这种影响超越了学校的范围,进入家庭和其它领域。已促使美国学校大为改观的“儿童研究”,此时又开始改变美国家庭了。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儿童自主”这种新的民主观念破坏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传统关系。

  阿诺德·格塞尔是霍尔在克拉克大学的信徒,他在这方面是个先驱。他着眼于“学龄前儿童”,力图改变家长们的态度,就象霍尔等人力图改变教师的态度那样。格塞尔当过小学教师,又在贫民区的福利团体工作过,他对弱智儿童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在纽黑文各所小学进行了智力测验调查。他调查后写的论文题为《异常儿童和公立学校政策》(一九二一年),在美国,这是较早一次使用“异常”这个带有民主色彩的委婉用语来称呼那些智力差的人。早在一九一一年,他设立了一家儿童心理诊所,即“耶鲁儿童发育诊所”,并领导这家诊所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

  格塞尔把注意力集中在婴幼儿身上,而他们既不会填写调查表,也不能接受采访。在当时的心理学家眼里,这个领域是一片无人区,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格塞尔利用一种双向镜装置,发明了具有独创性的摄影技法。他和助手们设计出一种新颖的观察用圆屋顶,形状与天文台相似,用经过精细打孔的材料制成,里面涂上白颜色;这屋顶能够转动,上面有一个狭孔,可供一架三十五毫米巴戴电影摄影机横放或竖放。屋内用新发明出来的库珀一休伊特灯进行冷光照明,屋内的儿童看不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用这种方式,可以把受测儿童的行为记录下来,以便与其他同年龄儿童的行为讲行仔细比较。

  格塞尔的目的在于把婴幼儿发育的“规范性”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加以分析。除圆顶观察室外,格塞尔又布置了一间家庭式工作室,由母亲照顾着婴幼儿,以便拍摄下婴幼儿一天生活中更接近自然的镜头供研究之用。此时,格塞尔注意到婴幼儿的每个动作——睡眠,醒来,进食,洗澡,玩耍,社会行为,以及所有其它身体动作。经过两年观察,他发表了《幼儿行为图片集》(一九三四年),共收入三千二百张照片,首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年龄婴幼儿一天中每个小时的行为规范。

  一九三四年,格塞尔和助手弗朗西斯·伊尔克发表了《生活在当今文化中的婴幼儿,家庭和幼儿园婴幼儿发育状况手册》,从此,一般公众开始认识到格塞尔的研究对美国家庭的意义。“生活在当今文化中”这句话绝不多余。这部著作写于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书中反复论述民主与儿童发育研究之间的关系。婴幼儿同所有美国其他公民一样,应当免受“极权”政府统治,而且最终应得到自主权。作者在第一章“民主文化中的家庭”中解释说:“民主的概念……对儿童的养育具有深远影响。即便对年龄很小的儿童,也必须给予培养生活目标和责任感的机会,这将增强他们的个性。体贴地尊重儿童的特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能够自由发表见解的民主气氛中,才可能对有关儿童发育的心理学给予充分的尊重。的确,随着民主制度的继续发展,对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需要有比现在更精细入微的了解。”接着,这部书便以主要篇幅“描述五岁以下儿童的智力发育特点”。书中收集的关于四个星期至五岁儿童的“年龄规范”和“波节年龄”(即”成熟过程中相对稳定”的阶段)的事实,展示了一个“行为轮廓”及典型的“每日行为”。在格塞尔之前,美国的。家长们没有了解婴幼儿行为的可靠办法。当然,人们能凭相传的经验知道婴幼儿大约什么时候学爬、走路、说话。爷爷奶奶们都有些经验可循,此外还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同邻居的孩子作比较。而现在格塞尔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婴幼儿行为目录和行为规范时间表,其中列举了所有可能出现的行为,包括醒来和睡眠的时辰,哭和吃的型式,甚至还有手指和脚趾的动作。

  婴儿都要经历相似的发育阶段,但并非遵循同一个时间表,婴儿行为最常见的差异表现在姿态上。例如,我们曾观察过五个健康的婴儿,如今他们都已是十多岁的聪明伶俐的学生了。他们出生四十个星期后,其中一个在运动方面发育迟缓,另一个则发育较快,其余三个近于正常。第一个婴儿只会趴着“游泳”,不能向前移动。第二个婴儿贴着地面爬。第三个婴儿稍欠着身体爬。第四个婴儿用双手和膝盖爬。第五个婴儿手脚并用地爬。至于为什么第一个婴儿的这项动作发育程度低于标准,是有着特殊原周的,而她在语言、适应性、交际行为等方面的发育总状况相当不错。如果她的母亲不必要地为这一点发育迟缓感到忧虑,那就令人遗憾了。同样,第五个婴儿的母亲也没有理由过于高兴,因为这个婴儿的行为总状况同一般预料差不了多少。

  以上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总要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年龄规范和规范性行为。这些规范不仅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幼儿的行为是否接近一般预料,还可以用来判断其行为在四个主要方面(运动、适应性、语言、交际)是否发育均衡。对于幼儿来说,最重要的是交际行为上没有出现差离现象。假如幼儿某一方面的行为有严重缺陷或离差现象,就要请教家庭医生和专家了。

  格塞尔这部著作的主旨,在于为父母们提供一种标准,这标准是专家们经过成千上万小时的科学观察、研究了无数精确的统计资料之后才确定的。这种标准不仅意味着对待儿童行为的新态度,而且意味着对待儿童“不规矩行为”的新态度。当然,按照传统,儿童的行为规矩与否,在于是否合乎道德准则和《十诫》。格塞尔警告说:“作为一种发育机制,不平衡现象(它常常与‘顽皮’行为有联系)的道德含义就少了。这种形式的不平衡是一个过渡阶段,生物体在此期间产生了一种新的能力,或者说某种程度的重新定向。这是创新的阶段。”可能被祖父祖母认为“顽皮”的孩子,在二十世纪中叶格塞尔的美国读者看来,只不过是表现出“行为越轨”。格塞尔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儿童都是问题儿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儿童能够避开发育过程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问题总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困难。另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和本质上说,几乎所有形式的不规矩行为都是正常机制的变异或偏差。”

  格塞尔非常知情达理,他提醒父母们——因为所有的父母都需要人提醒———他们的宝宝并非世界上第一个婴儿。他用严肃的心理学术语说出的道理,其实不外是历史学家们的一句提示: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了,普天下的父母碰到的问题都是类似的。然而,格塞尔赋予了这句老话一个新的特点:他引导父母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与孩子们的关系。在他的诱导下,父母们不再依靠老经验、老格言和道德训诫,而是把目光转向以科学方式确立起来的统计学规范。

  格塞尔指出了这种新规范存在的一些问题: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非常现代化的男孩,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一位善良的太太俯下身来,很得体地问他,”我的孩子,你几岁啦?”男孩摘下角质架眼镜,一面揩着镜片,一面一本正经也沉思着回答:“夫人,我的心理年龄是十二岁,社会年龄是八岁,道德年龄是十岁,解剖年龄和生理年龄分别是六岁和七岁,但我还没有被告知我的出生年龄——相对而言,这一点较为次要。”说罢,他又重新戴上了他那副角质架眼镜。

  格塞尔这部书并不是写给所有家长读的,可人们竞相购买,仅仅一年之内就再版十一次之多。通过读者生动的转述,关于抚育儿童的新思想方式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出生于纽黑文、富有实践经验的儿科专家兼精神病学家本杰明·斯波克,一九四六年发表了《婴儿及儿童照管常识》一书,十年之内,这部书的廉价平装本再版了大约三十次,成为“照管儿童必读手册”。斯波克告诫父母们不要使用没有文化的老妇人常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劝他们要从孩子本人的发育状况着眼。斯波克基本上承袭了格塞尔那种根据婴儿“自我要求”喂食的观点,主张母亲们要“灵活地按照婴儿的需求和高兴情绪调整喂食”。尽管这本书绝不是革命性的,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此书“阐明了现代思想的精华”。如今,所有父母部能轻松愉快地进入新规范的领域了。这个世界给二十世纪的美国父母们带来了它所特有的问题。谁能忘记《十诫》和已被灌输进脑子里的关于“正确”及“错误”的观念?然而,父母们一旦领悟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一般行为的“规范”,就再也不理老一套的条条框框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个人——从格塞尔所称的“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半眠婴儿”开始——自然而自发的需要都理应受到重视。

二十八、统计学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欧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人开始对“性”采取一种新态度。到一九○○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些论述精神分析的基本著作已经问世。一九○九年,G. 斯坦利·霍尔把当时在欧洲科学界名声欠佳的弗洛伊德带到克拉克大学来参加会议,虽然免不了引起一些议论,但弗洛伊德在霍尔的帮助下,在美国所赢得的敬意超过在他自己的国家。霍尔本人在进行“儿童研究”和确立“青春期”这个新概念时,就曾经论述过性特征的发育情况,并主张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

  然而,霍尔对性的论述是在大量甜腻腻的多音节词的掩蔽之下进行的,甚至连与他合作共事的心理学家们都说,这样的论述显得过于甜言蜜语了。霍尔是这样描述性行为的:“这是所有行为中最具一致性的行为,是生命的缩影和本质之所在,从中我们最强烈地感受到生之欲望,领悟到唯一真正的上帝是爱,领悟到生命之核心在于信仰。此时全副身心都投入了机体再生的过程之中。在那缱绻欢乐的神秘时刻,整个世界都应和着赞美之声。交融交并,至美至福。这是极乐的沉述,神圣的陶醉……。”与此同时,霍尔极力主张对性知识的研究务求客观。

  在探索更为科学的性研究方法的过程中,英国文人哈夫洛克·埃利斯的著作称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埃利斯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致力于使英语国家的人民摆脱维多利亚时代流传下来的性偏见。埃利斯象后来的霍尔一样,在展示人类奇妙的多种多样性经历时,把科学性和诗意交织在一起。埃利斯于一八九七年在英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性心理研究》,但被视为淫猥之作、不得不拿到美国发表。到一九一○年,埃利斯已经发表了六部著作,第七部也在一九二八年问世。埃利斯广泛收集人类性行为的各种实例,其中包括许多种闻所未闻的现象(易装癖、弄水色情、色情偷窃狂),光是这些现象的名称就足以使人感到神秘了。埃利斯还研究了自体性欲这个禁忌题目,并把两性的性经历进行比较。他的著作出版后,学术界和知识界对于性问题不再那么讳莫如深了,但这些著作仍然只能摆在少数人的书架上,只有医生和律师才能随时参阅。埃利斯论述的主题包括性经历的无可置疑的多样性、人们性经历之间的细微差异以及“正常”人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包括那些一般被认为古怪和禁忌的性行为)。

  埃利斯的著作的寓意(如果确有这样一种寓意的活)在于:在人类所有行为中,唯独性行为最不适于套用道德准则或“规范”的一般性概念。埃利斯著书的目的一直是个谜。他的所有四个姐妹都终身未嫁,有人猜测,他是由于性机能不全,才产生了对性行为的兴趣。然而,他的著作所产生的效果则是显而易见的。他向传统的性道德观念挑战,指出教师、传道士和学者们那样虔诚地格守传统和自命贞洁是多么不现实,对“正常的”事情那样遮遮掩掩是多么无知。

  在性研究方面,美国的先行者所作出的贡献同埃利斯截然不同。艾尔弗雷德·金西的著作导致了性行为新规范的确立(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金西采用定量方法从事性研究,使这些规范取得了新的、经过科学验证的信誉。人们渐渐认识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同霍尔一样,金西生长在一个家教严格、重视德操的家庭。他父亲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对安息日烙守不怠,从不允许家里人在星期日乘车上教堂,即使和牧师一道也不行;全家人星期日从不喝牛奶,而且都要上主日学校,早礼拜、晚祈祷,谨遵不误。金西从缅因州的鲍登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二○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昆虫学博士学位。为了写关于瘿蜂科的两卷本专著《枹瘿蜂》(一九三○年,一九三六年),他先后搜集了大约四百万种标本,其搜集和解释统计资料的功夫颇深。这部著作使他跻身于当时第一流遗传学家之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高等院校开始设置有关性教育和婚姻生活的课程。美国大学之所以会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应归功于霍尔的“青春期”研究、刚传入美国不久的弗洛伊德著作、精神分析这门新专业以及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所做的开创性临床研究。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二四年,迪金森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当妇科医生,仔细记录了五千多个病人的病历,并据此发表了《婚姻生活千例研究》(一九三二年)和《独身妇女》(一九三四年)。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就女性生理学、生育和不育症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新信息。

  一九三八年,印第安纳大学决定顺应时代潮流,开设讲授婚姻生活知识的不计学分的课程,并指派金西负责授课。金西婚姻美满,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又是个人德操无可指摘的著名生物学者,因此称得上是教授这门课程的理想人选。至于金西早先在这方面的态度,只见于一九二七年的一次男教职员特别会议。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对两个男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问题,这两个学生作为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让刊物上出现了“校园内的阴茎崇拜”这样的下流话。讲授古典文学的教授们被召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金西则在会上为这两个学生辩护,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其实,金西只是生物学家,并非改革者。在讨论开设婚姻生活知识课程的会议上,金西听到一位女同事谈起几年前某学校讲授这门课程的情形。授课的是一位女医生,她把有关知识讲得“遮遮掩掩,含含混混,丝毫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结果还把胆小的学生吓得够呛。讲课时总得有人在一旁守候,以便随时把晕倒的学生架出教室。”金西的课却不是这样。课程结束时,他请学生们把自己的经验填在调查表上,作为修改教案的依据。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如此贫乏,使金西这位经常处理数据资料的生物学家深感震惊。一些生物学家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使金西受到鼓舞。(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雷蒙德·珀尔,他研究过性交的发生频率和男性的性能力,并曾在布卢明顿大学讲授关于“人和动物”的课程。)金西越了解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极端贫乏,越是下决心要积累这方面的有用知识。于是,他把研究重点从瘿蜂的繁殖行为转向人类性行为,而且仍是那样如饥似渴地搜集事实论据。他坚持认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研究瘿蜂所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金西不厌其烦地训练调查人员,教他们如何避免把问题弄得“难以回答”。他让调查人员把各种性行为列成详尽的单子,然后逐一询问每个被调查的人。金西建议说:“要直视被调查者的眼睛,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对记录情况只要稍加留意就行了。人们目光对视,就能互相了解。”由于“含糊的措词容易导致不诚实的回答”,金西手下的调查人员从不使用委婉用语。“我们总是假定每个人都有过各种性行为。因此,我们总是先问他们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种性行为的。对于那些想要隐瞒自己经历的人,这种问题能够产生很大压力;此外,我们提问的方式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会因为被调查者有过这种性行为而惊讶。这样被调查者也就用不着隐瞒了。”调查记录使用的是代号,只有金西和调查人员才看得懂。

  金西的目标是搜集十万份性行为史。到他临死前,已经调查过一万七千五百人,其中经金西亲自记录的调查就达七千次,即十年内平均每天都要进行两次调查。金西在从事性行为研究的那些年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而且从不休假。一九五六年,他已经六十二岁,且已犯过两次心脏病,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然而,医生们最多只能限制他一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就在这年,他终于因劳累过度而死去。

  金西和两位合作者所著的《男子性行为》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版。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曾向出版商提供过根据民意测验作出的“科学预见”,认为这部书的销路不会好。但该书问世三星期后,便列入了畅销书名单,而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六个星期,到了三月份,这部书已经出到第七版,售出十万册之多。金西一下子变成了名人,他的名字则成了对美国生活的隐秘的“惊人展示”的代名词。

  批评者和辩护者一致认为,这部书是首次从数量角度对人的性行为进行探索。作者称此书的目的在于“搜集科学的论据,完全不涉及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方面的问题。医生们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病人需要这种客观数据。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则发现他们的病人大多需要帮助,以解决生活中的性矛盾。”早些时候的学者,如埃利斯、弗洛伊德、威廉·斯特克尔、克拉夫特一埃宾,也曾提供一些个人性行为史方面的材料,帮助公众树立有关性行为的科学观点。金西在书的开头解释道:

  但是,以往这些研究者们,尽管对某些事实有着敏锐的认识,但对一般人的性行为情况并没有精确的、或那怕是大致的了解。他们积累了大量有关个人性行为的材料,但并不知道人们一般的性行为是怎样的。他们的材料来自大量前去看病的各种各样、通常是不具代表性的人,因此他们不知道哪些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哪些情况是不常见的……本书的第一步旨在把有科学根据的事实材料汇集起来,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对某些集团(将来甚至还能对全体美国人)的性行为进行较为正确的归纳。

  这部书展示出,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各不相同的男子以及出生年代和宗教信仰程度不同的集团,性行为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金西断定,手淫在青年男子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伪科学的民俗学曾提出造成“手淫蠢行”的原因),他还发现男子的性活动高峰期是在十八、九岁。书中证明,被视为禁忌的性行为方式比人们想象的流行得多。金西并不是简单地把人划分为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两类,而是订出一个异性恋一同性恋程度序列表,调查人员可以把每个被调查者的情况标示在表上。

  美国统计学会的统计准则委员会研究金西的统计方法之后,表示“全部赞同”。这个委员会把金西及其合作者同早些时候的性研究者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在材料的系统性、研究项目的数量、典型事例的组合……所用检验方法的数量和多样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方面,都优于所有其他研究者……他们的调查工作可以说是最好的。”

  公众的反应不难预料。一位著名的牧师痛斥道:“这本书对已是世风日下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害之大,简直难以估量。”大学校长和妇科医生们也大动肝火,对这本书横加抨击。然而,那些“有罪的”事实一旦公诸于众,就再也不能把它们从美国人的意识中抹掉,美国人对性行为的想法再也不会同过去一样了。

  五年后,金西和他的助手们又出版了《女子性行为》。在十天之内,这部书就印行了十八万五千册,而且又是一连许多星期居于畅销书之列。金西写这部书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只是根据人们对他的统计方法提出的批评作了改进。书中就各种不同性行为的发生频率、男性和女性的相似之处以及性行为和性反应的不同之处,提供了新的事实,并指出女子中性冷感的比例是出乎意外的低。同上次一样,金西又是连人带书受到抨击,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抨击大都夹着冷嘲热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牧师称金西是“廉价骗子”,纽约的一位犹太教教士说这部书是“对全体女性的侮辱”。甚至连一向标新立异的《党派评论》也加入攻击的行列,刊登了莱昂内尔·特里林的一篇广为转载的文章。自由派的联邦神学院院长说,金西的著作“盛行一时”,显示着“美国人的道德普遍败坏,已近于古罗马时代那种最恶劣的堕落。最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研究著作激不起读者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感情。”曾对金西的调查工作提供资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遭到广泛的指责,不得不停止了资助。一位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要求邮政局长禁止邮寄金西这部著作,说它是“本世纪以来对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及姐妹最大的侮辱。”天主教的出版物断言,金西不仅在帮助共产党,而且在唆使美国人“象共产党那样行事”。但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校董和学生们坚决站在金西一边。金西的著作所造成的普遍效果很有讽刺意味,而且是他始料未及的。作为一个生物学者,金西一生致力于提高“个人”的价值。他认为:”个人差异这一事实是进行生物学推理的基本法则之一,并由于其普遍性而在生物学诸项法则中居于独特位置。这一事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公众需要简单的规范,金西的意图被歪曲了。

  金西以统计学为手段,冲破一切清规戒律,搜集关于人的性行为的客观数据,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所有前人。此后,又有人在实验室对十万男女的性器官作了详细研究,这称得上是第二个里程碑,显示着有关禁忌己被漠视到何种程度。圣路易斯生殖生物学研究所的威廉·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夫人利用新的实验设备和电子记录仪器,直接搜集有关性行为的数据资料,发表了《人的性反应》(一九六六年)一书。几年内,这本定价十美元的书售出了二十五万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中提出诸如性交时的心率等方面的临床数据,将笼罩在有关性交的无数细节上的神秘色彩一扫而光。他们在序言中宣称,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仿效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展示“人的正常习惯和平均标准”。他们希望通过发表“简明扼要的统计材料和我们认为能够代表一般人的、正常的生理学概述”,同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者站到一个行列之中。

  被美国科学家们视为“正常”的性行为,在上一代人心目中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稀奇古怪的。“群交”(至少三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在六十年代中期成为引起普遍注意的现象。金西在那部论述男子性行为的著作(一九四八年)中,对成年异性群交现象仅用一句话轻轻带过,论述女子性行为的那部著作(一九五三年)中,也只有一段论及“换妻”现象。到六十年代后期,“换妻”这句俗语渐渐被较为委婉的“交换性伴侣”所取代。及至七十年代初,已经有许多家杂志(其中至少一家杂志的发行量为五万份)专为性伴侣交换者服务。性伴侣交换俱乐部遍及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人类学家吉尔伯特。已特尔博士搜集了二百八十四对此类伴侣的资料,并于一九七一年发表;同时,有关群交的著述越来越多,所有美国人都可以读到。新统计资料有力而生动地证实,金西根据客观统计材料提出的多种性行为趋向的“规范”已流传甚广。巴特尔博士预言,流行群交的后果是,“将来的男女不仅会从公认的心理学意义上被普遍视为两性人,而且从仍然“令人难堪’的生理学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在交换性伴侣的过程中,这种情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甚至美国中产阶级也不例外。”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是以定量的形式、以科学化规范的形式出现的,于是规范取代了道德观念,描述取代了法则。然而,统计学意义上的新道德观念有着本身隐含的法则。有关这些规范的新知识就象亚当在伊甸园初尝禁果,既是“有罪”的,也是难以忘怀的。人们一旦知道了这些规范,就失去了纯真,对于冒犯父母权威、青年人陋行恶习、婚外性行为以及“非自然”的性满足,再也不会象祖辈那样一味采取唾弃的态度了。

  人类需要的无限多样性一旦得到肯定,甚至十诫中“汝不得有异常行为”的条文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害怕触犯伪科学的禁忌,不再遵守道德准则,而是相信自己对规范的不完全的了解,并以自己对难解的科学数据的外行解释当作依据。他们的经历与其他男男女女是否一致?美国人必须自己判断:他们的规范是否可靠?他们那偏离规范的行为本身是否合乎常理?其中苦乐,他们自会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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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种玉米的蜜蜂 - 来自《玛雅的智慧》

忙碌的闲暇  伟大的文明不一定完全来自于闲暇,但闲暇无疑是文明的重要条件之一。  据说人曾经有一日一餐、一日二餐的文化进化阶段。动物饿了就出去觅食,有的单独出击,有的集体行动。吃饱喝足,最多要考虑考虑食物贮存问题。进餐的次数能省则省。人类在形成群居、合作、分工的生存模式之后,大大提高了觅食的成功率。及至发展出畜牧业与农业,则更加妥善地解决了温饱问题。饱暖而思淫欲。过分的欲望、需求也就由此产生了。先是想出个一日三餐、荤素搭配的坏毛病,有许多妇女因而变成了烹任专家。后来又想出什么点心、早茶之类……去看看 

序言 - 来自《论平等》

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内容是,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  难道上帝真会启发我们产生一种其实践是空想的、难以办到的思想吗?要是这样的话,上帝就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的永恒的造物主、生命的赋予者,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爱的神了。  不,事情并非如此。平等的信条可以实现,并且一定会实现。然而它只有在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智慧取得进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平等信条是由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一笔不完善的遗产,现在该由我们把它传下去,而且要比我们……去看看 

第七章 意识形态,或观念世界之建立 - 来自《立法者与阐释者》

现在必须回过头来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之结构,文人共同体及les societes de pensee是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之制度化形式,在第2章中我们已作简单介绍;“新的确定性”归根结蒂是以这个生活世界的结构为基础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的卓有成效的可靠性(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尚未实现的假设),表现为它的后果的有效性。到了18世纪末,知识分子之生活世界最终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一些外部的制约因素,也成为了它可以利用的资本,这便是知识与权力的联姻。  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一种讨论活动,les philosophes的共同体才得以产生、维持和发展。……去看看 

十 菲律宾宪法发展 - 来自《宪政与权利》

A·西泽·埃斯皮里图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冒险事业始于1898年,这一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 声称要把古巴人民从西班牙的暴虐统治下解救出来;西班牙人的暴行从古巴革命爆发开始,已经整整三年了。为了摧毁驻扎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杜威的率领下驶向太平洋。1898年5月1日,任务完成了。杜威到达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的革命火焰已经吞没了岛上的大部分西班牙军事力量。从1896年开始,菲律宾人民在两年时间里结束了革命的第一阶段,有效地控制了菲律宾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除马尼拉城以外的整个吕宋岛。1898年6月12……去看看 

中国哲学简史 第一章 - 来自《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宇经》,每句三个宇,偶句押韵,朗诵起来便于记忆。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