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城市扩展地盘

 《美国人:民主历程》

  “他兴建新城市和占有新土地时,首先焚毁树林,迫不及待地夷平山坡,并且不论地形如何,都按照万变不离其宗的计划在当地开辟笔直的街道和十字交叉路口,简而言之,他从狂热地破坏自然景色着手,来开拓新的居住区,他之所以这样做绝非由于他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原来的自然条件不合他的心意,现成的东西从来不能使人满意……因此,第一个愿望就是变革,重起炉灶,兴建新的。”——约西亚·罗伊斯

  到处为家的男男女女并不确知他们生活在何处,被紧紧束缚在自己土地上的旧世界的农民害怕搬到新的地方,他们对于祖先留下的土地,对于教堂墓地埋葬着他们父母、祖父母的村庄,传统上怀有眷恋之情。然而,一旦来到北美,移民们都乐于迁徙。他们刚来时不可避免地会先到一个城市,大批移民中的很多人会在该市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学会改变由大洋彼岸带来的风俗习惯。在这侨居城市的最初阶段,他们对于长期居住表现出来的适应性在旧世界的人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他们保持了老的生活方式而又从中塑造出某些美国式的东西来。

  美国城市是消费社会的销售中心和统计社会的信息中心,它们成了移民定居下来并且改变生活方式的特殊场所。大多数人以前曾经眷恋土地,沉醉于地球某个角落的阳光、蓝天、树木和小鸟。此时,美国人试图在混凝土人行道的角落里,在笔直的碎石马路上以及呈几何图形的摩天大楼里重新寻找那种乡土气息。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移民们力图在那里扎根的城市多少有些解体了,财富、组织和发明已把美国人推入前所未见的社会,同时也使他们摆脱了原来各地的羁绊。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多都市化,美国的城市不再是在地理、经济、管理乃至外观上界限分明的单元。随着城市界限日益模糊,每个城市大大丧失了自己的特点。每个公民与其说是纽约人、芝加哥人或旧金山人,不如说是城市居民,一个美国的城市居民。然而,当美国人日益感到为自己的城市所困,为城市问题所烦恼而力图医治城市的弊病或者逃避这些弊病时,他们对于自己到底丢失了什么(除了犯罪和污染)感到困惑,他们不知在哪里可以重新发现城市社会。难道现代的美国城市要变成二十世纪的美国西部,充满其特有的迷离景象、神秘感、虚假的憧憬以及创业者的希望。

二十九、美国人四处散居

  在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迁徙中,旧世界向美国扩散人口。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里,从欧洲迁来了大批移民,移居国外的五千万人当中,有三千五百万人来到美国。如果不是出现这一情况的话,新大陆到何时才能有人居住呢?一八二○年以前有关移民的统计是很粗略的,一八二○年联邦政府才开始登记移民的原籍。在美国独立革命结束到一八一九年的三十五年期间,大约只有二十五万人来到这里。自此之后,尽管人数有所起伏,但每年移民的流入量增长得相当可观。一八三二年时全年移民总数超过六万;一八五○年则超过三十五万。直到一八五八年,全年移民总数才又降到二十万人以下。

  美国能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全部融化于一个国家。由于这些人来自农村占极大比重的旧世界,其中大多数人是一直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场主或村民,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当这些人在南北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陆续跻身于美国社会生活时,这个国家正年复一年地城市化,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得不在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寻找一席栖身之地。

  诚然,历史上曾多次有大批人从世界的一地迁徒它处。杰斐逊等人在独立革命时期就提醒过英国人,告诉他们英国自身也曾充斥着外来移民。从长远来说,大多数国家里的外来移民早晚会同早期居民同化起来,在美国也是如此。然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移民的经历最为突出之点并不在于到美国来的移民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国家,而在于如此众多的人居然还多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美国从未完全丧失不同民族各自聚居的味道。其它国家把不同民族的人融合成为一体;而美国则容许不同民族的人依然故我地成为一体。美国把拉丁语中的“合众为一”作为座右铭,其实更为恰当的座右铭应当是“合众为众”。

  美国的政治是地区政治,也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集团的政治。”归化的美国人”,诸如意大利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等等,占了全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成功地控制这些移民集团是美国政客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的一项重要先决条件。移民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犹如宗教派别、经济阶级或社会阶级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但是,殖民时期的移民同美国立国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大量涌入的移民之间有着重大差别。殖民时期的大批移民是由向往建立某种类型社会的人领导的。其他人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建立简单字面意义上的“殖民地”,即“一群人离乡背井跑到一块新地方建立起附属于母国或者同母国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定居点。”对于怀着建立“山巅之城”、“心灵深处的种植园”、”慈善殖民地”、“移植过来的英国农村生活”或者其它某种类型社会的理想而奔向这里的人们来说,缅怀往昔不如实现今日愿望那么紧迫。各种不同的见解至少凝成十三种各不相同的忠忱,而这就形成了美国的联邦制——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之后是移民时期,这个词最初见于独立革命时期,通常用以指那些离开别的国家来此定居的人。“移民”逐渐为“外来移民”(强调移入而非移出)或者“难民”(强调逃亡和寻求庇护)的提法所取代。殖民时期来到美国的人多数是抱有某种目标而来的,以后来的人多数是由于某种原因并为了追求某种具体目标而离开家乡的。在殖民者心目中,目的地占据重要地位;而在移民者心目中,原籍占据重要地位。殖民者是被吸引而来的,难民是被排挤而来的。这并不是说前一时期很多殖民者不是被迫害和贫困驱赶而来的,也不是说后一时期很多移民不是怀着憧憬“黄金国度”的理想而来的。但是,早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追求,后期来的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清教徒先驱者确定了第一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移民先驱者确定了第二个移民时期的基调。第一个时期创建了各个州,第二个时期创建了一个国家。第一个时期建立了美国的联邦制,第二个时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全国政治。

  在二十世纪,再也没有别的人数雷同的民族对其原籍如此眷念了。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人们直到二十世纪还由于家庭观念以及对他们故土的怀念而维系在一起。他们来美国后的经历,他们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移民时的具体情况。虽然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犹太、波兰以及其他各类移民在旧世界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新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却很相似。每一类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并且通过保持自己的特点而在这个国家占有一个位置。

  当然没有哪一类人是典型的。然而,爱尔兰移民是南北战争以前半个世纪里来美国人数最多的一类人。南北成争以后,他们的经历继续显示,这个新国家是如何为那些既保留本身特性同时又多少参与探索美国民族性的人们提供了机会。在一八二○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来到美国的数百万人当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从一八二○年到一八四○年,爱尔兰移民总共近七十五万人,平均每年来三万五千人。这个数字在随后的四十年代猛增,于一八五一年达到大约每年二十五万的高峰。部分由于向美国移民的结果,爱尔兰的全部人口在南北战争以前的二十年里减少了二百五十万人。

  很多人发觉他们居住的地方变了,而经济地位未变。爱尔兰贫民变成美国贫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期受压迫的人有很多实际上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赢得了权力和尊重的。对于幸运的。朝气蓬勃和胸怀大志的人来说,美国确实先是向少数领导人、继则向芸芸众生提供了新的生活。

  乔伊斯自传性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德达洛斯说,“历史是一场恶梦,我竭力想从中醒来。”他是在总结爱尔兰的历史,而美国则是他醒来的地方。爱尔兰人在爱尔兰的历史和在美国的历史形成一种绝妙的对照。美国是一块移民的土地,而爱尔兰则是遭受侵略的对象。从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及其诺曼人追随者开始,英格兰一直千方百计想强使爱尔兰人同化于入侵者。然而,尽管这块地方屡遭入侵,但是人民却从未真正被征服过。英格兰人管他们叫“野蛮人”,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拒绝皈依新教。十六世纪时,爱尔兰人的苦难达到了顶峰。仅在德洛杰达的一次事件中,克伦威尔就屠杀了包括牧师、平民以及士兵在内的二千八百个爱尔兰人,并称之为“绝妙而伟大的仁慈”。一六五二年以前的十年里,六十万以上的爱尔兰人(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瘟疫、战祸和饥荒。克伦威尔把大部分土地分给了他的追随者,并且把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当奴隶。英国加紧了对爱尔兰岛的统治。

  十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与其说生活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莫如说在一部刑法的统治下。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自己国内毫无权利可言,甚至不能拥有价值超过五个畿尼的一匹马,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参加陪审团、携带枪支、教书、参军、从事法律工作或者担任政府官员。如果他们经商,不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学徒。天主教堂不能有尖塔。

  十九世纪初期,地主为了“提高”地产的价值并把占有的土地合并在一些,从成千上万佃户手里抽田。一位美国传教士,阿塞纳斯·尼科尔森夫人这样描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高尔韦的普遍情景:

  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以为那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情;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穷苦农民,冀图翌日找到一点工作。每个人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全都默默地、腹内空空、且疲惫不堪地站在那里等着。据说很多人没吃没喝走了十五英里,而且也没指望当天能吃上东西。他们一天顶多能挣到六个便士,如果找不到工作,则连安息日也没饭吃。他们褴褛的衣衫和沮丧的目光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苦况。接着又遇上土豆霉烂,结果有更多的佃户被赶出,挨饿受冻。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农业失收,使得千百户人家在乡下到处徘徊,徒劳地寻找食物果腹。贫病交加者死于沟壑,其他人听天由命地坐在簧火旁,直到死神降临以解除他们的饥谨。爱尔兰大饥荒整整延续了五年,在此期间全国人口从八百五十万左右下降到六百五十万左右。无人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饿死,然而,营养不良,“饥馑热”(一种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的恶性斑疹伤寒)、痢疾(由于吃腐烂食品和生食品而引起)以及坏血病加在一起,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波士顿的罗伯特·福伯斯从爱尔兰的科克写信说,那实在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情景。《波士顿向导报》恳求说:”以上帝的名义,把爱尔兰死亡线上的这一代人交给我们吧,让我们喂养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不致死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涌进美国。他们来到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各个港口,使得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南北战争前的十五年里达到前所未有的数目。从一八四七年五月纽约移民局首次进行详细记载到一八六○年底,仅仅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的移民就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爱尔兰人,达一百多万人。

  由于要求去美国的人数激增,从爱尔兰出境的费用也上涨了。不过,在美国慈善机关的帮助下和爱尔兰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贫困的爱尔兰人总可以找到前来美国的办法。有的利用在美国的亲属寄来的汇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汇款每年达到一百万美元左右,这证实了历史学家马库斯·李·汉森的原理:“移民招致更多的移民。”

  周游各地的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薛瓦利埃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来此地的爱尔兰人给他的雇主看一封他写给爱尔兰老家的信。雇主问,“不过,帕特利克,你一天三餐有肉,为什么要说每周吃三次肉呢?”帕特利克回答说,“因为如果我照实说,他们反而不会相信。”无怪乎《波士顿向导报》主编约翰·罗丹神父吹嘘说,爱尔兰人如同犹太人一样,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有着“比被杀死多次以至敌人不屑于再去杀它的黑猫更强的生命力……上帝使爱尔兰需要美国,使美国成为爱尔兰人的避难所。”罗丹神父预言,美国得到的回报将是改变信仰:”到一九五○年,多数美国人将是天主教徒。”移民者的思想情况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机会。清教徒讲求实际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去发现一个目标或者发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美国贯彻并实现他们的正统观念,爱尔兰人的讲求实际和善于适应却源自截然相反的原因。由于决意逃离他们所熟悉的旧世界,他们渴望发现新世界的任何一个机会。因而他们准备从事任何需要做的事情。简而言之,清教徒是殖民者,而爱尔兰人是移民者。

  美国之所以朝气蓬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如此大量的外来者怀有这样一种移民者意识。爱尔兰人和十九世纪来的其他移民的特殊力量,在于他们没有局限于一个明确而有限的目标。对往事的回忆(有时是并不存在的往事)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爱尔兰人“记起”他们那绿宝石岛的乡村情趣,正如犹太人”’记起”犹太人聚居区那种融洽的社会,意大利人“记起”地中海蔚蓝晴空下意大利村落的音乐和佳肴一样。

  美国成了一个连结过去与现在的联合体:一个由美好回忆和融洽感情维系在一起的各类移民组成的联邦。这些人凭着他们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方式,孕育了新的国家体制。

三十、城市移民的政治

  移民们在旧大陆故土创建的各种体制,幸而适合他们在美国的不同需要。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爱尔兰人更好的例证了,因为美国这个新国家有着大量而正式的政府结构:联邦和各州均有宪法和立法机关,法院更多。美国人长期实行自治的经历诚然是导致独立战争的一个因素。但美国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爱尔兰的独立,它仅仅经过一、二十年的鼓励和未经法律准许的组织工作就实现了。美国独立的成功意味着人民控制了政府。制宪工作在这个国家业已成为过去的事,政党辩论的是在新宪法之下政府应注重什么。爱尔兰人的经历迥然不同。美国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自治,而爱尔兰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连绵不断的叛乱,可是又从未上升到爆发革命。美国人关心的是社会契约、代表权、立法形式,以及权力的平衡与限度;而爱尔兰人关心的是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和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美国人的经历是守法的、正规的,而爱尔兰人的经历是非正规的、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违法的,不过,爱苏兰的经验在美国并非无用武之地。

  正如丹尼尔·帕特利克·莫伊尼汉所指出的,纽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百姓管理的大城市。其它城市只是一度暂时由下层阶级的代表管理过(罗马由格拉古兄弟,伦敦由约翰·威尔克斯,巴黎由公社管理过)。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在纽约,由平民百姓管理市政已成了一种固定的正式制度。由于该市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和权力中心,这一点给予人们的印象就更加深刻。平民治理纽约是爱尔兰裔移民的一项成就。因为爱尔兰人发展并完善了大城市的政治机器,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其它城市把权力交给了下层阶级的代表。

  更为不寻常的是,这种空前的都市成就却是出自一位乡下人的业绩。爱尔兰人给美国带来的政治经验大大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城镇大会、地方立法机关,以及制宪会议。由于爱尔兰的正规法庭是地主进行压迫的代理机构,贫苦的佃农成立了自己的法庭,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当时有人解释道,“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法规,一种是人民不信任的、由法官和陪审员推行的成文法,另一种是人们自己实施的秘而不宣的法规,依靠秘密会社社员和子弹。”贯彻这种未经合法批准的法规的会社有着许多不同的名称:“平均派”,“克莱尔女士”,“莫莉·马吉尔”(后来宾夕法尼亚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煤矿工人秘密会社采用了这个名字)等等。但人们最为熟悉的名字是“白衣党”,这是由套在衣服外面的白衬衫而得名,穿白衬衫是为了便于夜间相互辨别。

  在爱尔兰,白衣党制订了自己的宗旨及其实施方法。目的是使真正的佃户有地可耕,反对高昂地租和苛捐杂税,并且从一般说来有利于佃农的角度调节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为了对付某个暴虐的地主,当地秘密会社的会议秘密地制订他们自己的“法律”。在违法者的门上或桌上会神秘地贴着一张通知:“弗朗西斯·霍普金斯勋爵,有朝一日会有人带着手枪来毙了你;如果你不改善对佃户们的态度,肯定会被杀死。我们现在及时通知你;如果你不照办,当心后果!”无视这一通知的地主可能被杀死,佃户若被撤佃,谁要是来接佃原有的土地也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外来者”(指的是不住在附近而是来自其它县,趁收获季节来此争工作的爱尔兰人,往往会挨打并被赶回家去。

  白衣党主义同美国西部填补法律真空的自警政策大不相同。爱尔兰人力图对抗现行的法律制度。组织秘密会社、敲诈勒索、行贿、人身残害成了维护爱尔兰农民权利的常用武器。

  十九世纪初爱尔兰进行选举时,成群的佃衣被他们的地主驱赶到投票站,不是“去投票”,而是象人们所说的,“让人进行投票”。一位观察家指出,做这种事是不讲情面的,如同“牙买加的庄园主驱赶奴隶去干卑贱的活儿一样”。身为尊严和法律的支柱的地主,实际上是腐化堕落的典型。公共工程成了他们私人的禁脔。例如,把皇家运河故意朝错的方向开,是为了使某富翁的土地得到好处;兵营设在地主销售产品的地方;地主往往依恃高昂地租和货运制度强迫佃农为他们义务修路,而地主却可藉此领取国家补贴。无论是叛逆的还是顺从的爱尔兰农民,全都是带着丰富的、记忆犹新而又跟当地情况大不相同的政治经验来到美国的。

  这些命运多舛的移民很快地移植他们的政治体制并在形式上作了些改变。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在旧世界被踩在脚下的爱尔兰人变成了热情奔放的美籍爱尔兰人。现在他们不是纠合在一起反对政府,而是在政府治理下组织起来。他们不再是在半夜召开的白衣党秘密会议上窃窃私语,而是堂堂正工地在市议会、州议会,甚至联邦国会里侃侃陈词。此时,过去受压迫的人已坐在掌权的席位上,他们拥有的爱尔兰经验绝非无关紧要,它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在美国掌权的门径。

  他们定居的最初型式,甚至他们的贫困,都有助于实现以上所说的一切。爱尔兰人来到东部沿海城市以后,往往缺乏向内地扩散的手段,大多数人在纽约登岸;到一八五○年时,纽约已聚集了十三万爱尔兰移民,占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五年以后,纽约市选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爱尔兰人。在北部一些港口城市,特别是波士顿,也有同样的情况。

  茫茫然置身于异域他乡的爱尔兰移民,十分愿意听到先来者那熟悉的乡音。为了立足安身,他们需要工作、房子、食宿以及朋友,所有这些需求均有助于大城市政治集团的形成。这些政治集团由于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日益蓬勃成长,并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固定因素。

  集团政治是移民意识的自然产物。政治集团和政治党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政党是为了较其自身的存在更为远大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则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它的首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唯一目标,就是生存。政党通过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而获得成功并且自行消失。政治集团则不是这样,它只要能生存下去就是胜利。

  爱尔兰移民最为关切的是生存的需要。爱尔兰移民对美国政治的第一个贡献是集团政治,这决非偶然。集团政治不同于党派政治,除去其自身之外无需有其它目的。正是这种集团政治产生了政治机器的“头目”和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能否确保他们的事业有利于他们自己及其依附者,是对他们能力的考验。

  正如莫伊尼汉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从纽约的典型例子中看出,这些政治集团是如何“由爱尔兰的农村习俗同美国的城市政治两者结合而产生的”。把现行的政府机构当作不是完全合法的机构,惯于罗致最卑贱的市民,充分运用组织手法,尊崇等级观念,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爱尔兰农村。随之而来的是,为了确保地位低下的失意者的权益,他们不惜行贿、敲诈和使用暴力。对组织的赤诚加强了这种倾向,他们可以容许宗派主义存在而决不容忍背叛。

  虽然爱尔兰移民迅速且引人注目地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从他们来到美国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实际上掌管着一座大城市,可是事实表明他们并不擅长管理的艺术,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因为对于逃避贫穷和压迫而来的移民说来,美国政治本身成了目的,成了维持他们自己和本民族生计的事业,这种环境使“政治”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头目”和“集团”成为使人丢脸的称呼,于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名门望族也就越来越经常地把重要的政治职位让给这些不那么吹毛求疵的新来者。

  爱尔兰移民充分利用的塔姆梅尼大厦甚至在爱尔兰移民大量到达之前就已存在了。一七八九年建立于纽约市的圣·塔姆梅尼协会,是以德拉瓦尔部族印第安人的传奇式首领命名的。据说此人在威廉·佩恩抵达美国时与他邂逅相遇,并且于一七七○年象开玩笑似地被宣告为圣徒。无人知晓塔姆梅尼这个名字的意思究竟是“和蔼可亲”还是“有功之人”,不过,这个首领对自人友善倒是有口皆碑的事。

  纽约塔姆梅尼协会的创建人威廉·穆尼是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曾短期服过役的家具商和壁纸经营者。穆尼及其友人的原意是打算成立一个慈善联谊组织,既反对信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制的辛辛那提社那样的“贵族政治论者”,也反对“外来冒险分子”。协会原来的章程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才能当选为协会的头头。穆尼本人的社会生涯远非洁白无暇的。他在主管救济院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八○八年至一八○九年),由于尅扣救济院的供应来为家里买酒及其它奢侈品而酿成丑闻。他帐目上的一个伪造的名目“穆尼夫人的杂物”,很快就在反对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中间传为笑柄。可是,这毫不影响穆尼重新当选为协会的大头头。

  协会在早期以印第安情调的嫡戏为其会员消闲遣闷,并具有后来美国服务机构的性质。会员分为“猎人”和“斗士”两类,由十二名头头管辖,这十二名头头又由一名大头头统辖;以“月亮”为基准计算时间,并给每个月起个虚拟的印第安名字。总部称为“陋屋”。塔姆梅尼协会的好汉们每年在七月四日和塔姆梅尼节(五月十二日)都要象印第安人那样画着花脸,手持弓箭和战斧游行。纽约的圣·塔姆梅尼协会还批准设立其它塔姆梅尼小“陋屋”。

  塔姆梅尼协会在大批爱尔兰移民由于饥荒而移居美国之前,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但除去一八○九年提名帕特里克。麦凯进入州议会之外,塔姆梅尼协会从未把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列入其同意的候选人名单之中。一八一七年四月二十四夜,两百名爱尔兰移民列队前往塔姆梅尼大厦,为的是说服协会提名才干出众的爱尔兰爱国移民托马斯·埃米特作为他们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尽管争论发展到挥舞椅腿和投掷砖头这样激烈的程度,固执的塔姆梅尼协会负责人依然拒绝提名这位爱尔兰英雄。

  一八二一年纽约州制宪会议扩大了投票权,一八二六年通过的一项修正案取消了纳税限制。爱尔兰移民在一八二七年秋纽约市选举中崭露头角。预期次年在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 亚当斯之间进行的全国竞选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爱尔兰移民是“生就的民主主义者”,热情地崇拜杰克逊将军。他是穷苦的爱尔兰移民的宠儿,在新奥尔良痛击了英国人。全副武装的爱尔兰保镖陪同杰克逊的支持者去投票。据目击者说,在第八选区,二百名爱尔兰人“由一名双手持着上了镗的手枪的杰克逊支持者引导走向投票箱,他们在投票箱前每人一连三次投了杰克逊的票”。第四选区的旁观者目击一名爱尔兰人同一名佛蒙特州人之间一场历时五小时五十八分的搏斗,这就给了爱尔兰籍保镖借口,来驱逐反对杰克逊的选民。此时纽约的爱尔兰人已在仿效他们家乡选举时的那种粗暴形式。不过,他们不是由地主而是由他们的移民头头们选出来的。

  这些行动理所当然激起那些彬彬有礼的老移民的恐惧。《全国鼓动报》抱怨说,”选举中只要出现一个爱尔兰人,他的选票必定会通过……。这是爱尔兰人的胜利。外籍人出了风头。”它警告人们说,爱尔兰移民是“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具有惊人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力的外国集团。”这类警告反过来又促进了爱尔兰移民的团结,他们利用诸如纽约《说实话》之类的报刊维系爱尔兰移民间的团结,从而维系着对民主党的忠诚。

  到一八三○年代,塔姆梅尼协会已把全市性的体制组织起来,每个移民团体都有自己的专门会议和合适的知名人物充当领袖。一八三二年的全国选举再一次激发了爱尔兰移民对反英将领杰克逊的狂热爱戴和对“亲英保守派”亨利·克莱的刻骨仇恨。他们指责亨利·克莱策划使美国银行骑在贫苦的美国人身上,就如同英国银行一度骑在贫苦的爱尔兰人身上一样。爱尔兰移民的增多和集中使得纽约的爱尔兰人在塔姆梅尼协会、在纽约市和在全国政治中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纽约市下东区的第六选区成了美国最大的爱尔兰天主教社会的中心,并且除了爱尔兰本身以及英国兰开夏郡和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爱尔兰社会。塔姆梅尼协会想尽办法争取移民,由于共同的感情、对故土家乡的怀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而连结在一起的爱尔兰人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争取到的。爱尔兰人先知学会提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技工互济会和布赖恩·博里赫姆俱乐部(尊崇爱尔兰贤人和英雄人物,也包括圣·塔姆梅尼)这两个团体也已经被理查德·康诺利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人们称理查德·康诺利为“狡猾的狄克”,因为他后来是特威德帮的成员,并且最终成了叛徒。爱尔兰移民、塔姆梅尼协会和民主党已经开始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塔姆梅尼协会的青年委员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的子弟提供政治实习的机会。例如,约翰·麦基翁便曾在这种委员会工作,并且成为依附于塔姆梅尼协会的人们的律师,一八三二年进入纽约市议会,一八三四年进入国会。

  这些新的爱尔兰裔的政治组织者当中最为干练的一个是迈克尔·华尔什。华尔什集乡下佬、煽动者、帮伙头目和真正的人民战士于一身。他童年时代就在城市街头混,熟悉那里流行的一套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于一八四○年组织的“斯巴达帮”是一伙年青力壮的爱尔兰小伙子,这些人跟随着他去出席会议并且迫使难驾驭的塔姆梅尼协会领导人听从他的意见。他与后来成为专门传播谣言丑闻的《全国警察新闻报》的创办人乔治·威尔克斯一起,在一八四三年创办了《地下工作》杂志。华尔什宣称,“我知道,我们这些在地下活动的民主派掌握着权力,只要我们加以行使就行了。”他问道,谁是那些可敬的舆论炮制者?”他们是一群肚子里灌满了酒却大言不惭地谈论禁酒,后背鞭伤未愈却夸夸其谈礼义廉耻,口袋里装着受贿得来的钱却侈谈诚实的虚伪恶棍!”华尔什预言他“将会战胜所有这些腐化的反对派,犹如气球飞越粪堆一样。”他确实做到了这点。他惜助其帮伙之力及其灵牙俐齿说服了塔姆梅尼协会,使之相信华尔什及其爱尔兰裔选民是值得争取的。一八四六年塔姆梅尼协会提名他取代塞缪尔·蒂尔登,选入州议会;一八五○年华尔什被选进联邦国会,并一直任职到九年后逝世为止。

  十九世纪中叶大城市政治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爱尔兰人的作用,至少在纽约是如此。早在一八三五年时,当地贵族政治的代言人平衡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解释说,“助理市政官一职对于悠闲自在、有才有智但对妥善处理城市居民切身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来说,是令人向往的,也是梦寐以求的。”三十年以后,“大头头”威廉·马西·特威德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把这些市政官叫做“四十大盗”。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说美国城市政治中引进了“爱尔兰方式”,促使政治生活出现现金交易的风尚,那么,它还起了一些别的作用。它使得城市的政治生活人格化和人性化,为最迫切需要的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会。

  爱尔兰裔政客通过其政治集团和他们的工具——塔姆梅尼协会,使自己成了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人物,或者更确切他说成为个人服务的代办。爱尔兰移民和其他新来的移民是他们的主顾。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六选区的市政官,例如酒类经销商丹尼斯·麦卡锡、律师托马斯·布雷迪和杂货商菲力克斯·奥尼尔,都为他们的选民干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们是职业介绍所,提供政府职务或者向私人雇主施加影响。他们周济没饭吃的人,向病患者提供医药。由于无能或者不走运而经营失败的人,他们会帮助他们重整旗鼓。他们为穷苦的寡妇或破产的家庭筹措互济金。他们从事古老爱尔兰的牧师所干的许多事情。他们参加守灵和丧礼;他们开导没有文化的人和糊里糊涂的人。他们全日工作,终年不辍。

  至于“头头”个人的贡献同肯特法官所描述的“妥善处理城市居民切身问题”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头头”决非等闲之辈,他只不过是暂时为公众事务尽些义务。他的事业是政治,对此,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在该世纪之末《关于实用政治的通俗谈话》一文里作过精辟的描述。当时人人讲究利害关系,“头头主义”盛行。他这样说道:

  在纽约或者其它地方,没有任何政客跟塔姆梅尼协会的地区头头完全相似,或者象他那样办事情。这种人照例是除去政治之外,别无它业。他一年到头日夜玩弄政治,他的总部的牌子写明“从不休息”……是个慈善家?决不是。他只是无休止地玩弄政治。他是在塔姆梅尼协会培养起来的,懂得如何打动广大选民的心。他并不想开动选民的脑筋。他的信念是,辩论和竞选印刷品从来争取不到选票……下面是普伦基特所写的一日工作纪事:

  清晨两点:从睡梦中被门铃唤醒,来到门口,见是一位酒吧招待员,对方请他前往警察局保释一位由于违犯税务法而被捕的店主。交了保并于三点钟回家上床再睡。清晨六时:被行经房前的救火车惊醒。匆忙赶至火灾现场,因为按照塔姆梅尼协会地区头头的习惯做法,必要时应支援火灾受害者。遇到他选区的儿位队长,他们受命时刻注意火灾,因为火灾是赢得选票的大好时机。发现一些因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住户,把他们接到旅店,给他们吃穿,替他们安排临时住处,一直到他们能够租赁到新的寓所……。集团政治是不谈意识形态的政治。在爱尔兰,忠诚是局限于某地并以某人为对象的,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原则而是利益。在美国城市里,目标也是自订的,那就是:某区选民的需要和集团政治的长期生存。移民政治是个人需要的政治。职业、房屋、食物、友谊是要紧事,“头头”们在税收或者对外战事中的地位则无关宏旨。最重要的事实是,一八五五年纽约市一千一百四十九名警察之中有四百三十一人是移民,其中三百零五人是爱尔兰人。美国城市里的爱尔兰人实际上创造了自己特殊类型的政治,从而扩展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新内容。如同早期定居的美国人把政府视为服务机构一样,这些新来者也有他们自己的期望,只是期望不那么高罢了。他们最初所期待的首先是同日常生活手段有关的服务,而非同财产相关,首先是找个工作,而不是落实地权或资助修建铁路。正如在北美大陆无主的广袤土地上,美国人寄希望于州和联邦政府创办新的服务机构一样,在鳞次柿比的迅速发展的沿海城市里,无家无业的移民也期待着开办新的服务机构。在那里可以重新看到受压迫的爱尔兰乡下人的困窘。

  地方分权的美国政治体制有助于爱尔兰和其他移民集团获得荣誉、财富和政治权力。如果只有唯一的全国性立法机关,只有唯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移民们在政治上的崛起恐怕就要推迟到他们同化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之后。而到那个时候,他们恐怕就难以有所贡献了。可是,联邦制连同其大量的地方政府和分散各处的政治机会,使得爱尔兰人和其他移民易于在同化之前参与政治。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使他们得以保留自己的特性并以此作为分享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新来的移民集团虽然不能选出一位联邦国会议员,但仍然有可能推选代表进入低一级的州议会或者市议会。

  即使爱尔兰人并非围绕着重大的政治原则而团结在一起,但这一点并不构成他们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障碍,甚至还是一个有利条件。如果说扶贫济穷不足以作为治国纲领的话,但却足以把一个城市选区争取过来。

三十一、扩展城市:主要街道的衰落

  在汽车出现之前的年代里,美国城市建设的格局着眼于使每个城市具有轮廓明晰而结构紧凑的形式。按照建筑学家凯文·林奇的话说,殖民时期的城市“一目了然”,很讨人喜欢。城市的区域和道路极易辨认,不难找到市中心。然而,每个城市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使外地人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何地,使当地居民有一种身在家乡的感觉。为了便于防卫和通往水路,城市往往紧凑而处于中心位置。

  在东部沿海地带,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留下的影响各有其特点,形成了风格迎然不同的城市。圣·奥古斯丁、新奥尔良、莫比尔、威廉斯堡、查尔斯顿、安纳波利斯、纽黑文、纽约、费城、波士顿以及其它不大知名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格局,使得居民和外来的人很容易就记住城市的样子并且一眼便可找到商业区和行政区。同样,在具有西班牙影响的美国西部地区,教堂、堡垒以及传统的印第安人住所形成了圣菲、圣迭戈、蒙特里、旧金山、圣巴巴拉、圣安东尼奥以及几十个较小的居民点。当这个国家在波托马克河上建都时,这个首都便成了世界上轮廓明晰而紧凑的城市典范。

  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美国人横跨北美大陆兴建新城镇时,倾向于把城市格局搞得简单化、系统化和程式化。由于西部未经测绘的原野是被划成整整齐齐的长方形地块出售的,因而西部的许多新兴城市不管地貌的异同,全都呈千篇一律的几何图形。

  当英国天文学家弗朗西斯·贝利于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八年访问费城和巴尔的摩时,他很喜欢这两座城市那些象格子一样整齐的街道——”这是迄今为止城市设计的最佳格局。所有美国新建城镇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建立的。”可是,等到他来到辛辛那提,再次碰到格子状的街道时,他便抱怨太单调了。“往往是抱住偏见而置优美于不顾,特别是所有这些城市的街道都是十字交叉,毫不顾及地形和周围的环境……街道当中出现一座小丘或者被一条小河割断三、四次,从而使交通非常不便,这类情况并非少见。”然而,最早出现于费城,其后纽约又加以仿效的格子状设计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地产商认为长方形的地块易于勘测,出售起来也方便,而且与勘测全国公共土地所用的长方形地块方案非常一致。

  从长远来说,如此千篇一律的格局,由于不大注重不同的地形,即使街道显得整齐,可是却不利于许多美国城市保持其独特形象。草原、沙漠、山区和城市,到处都是格子状的方块。

  方格形的格局没有明显的市中心,可是十九世纪中叶及其后在西部发展起来的城市,新的交通方式有助于形成活动中心区和交通站。在铁路时代,一些快速线路可以把人们送往市中心。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制造和批发业通常集中在那里。城市里那繁忙、壮观的火车站无疑是个内陆港口,它曾是衡量城市的商业及其活力的尺度。铁路线的汇合点自然地成了市中心,而“铁轨”则成了城市里的天然分区线。

  最初城市里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十九世纪初,巴黎带头添置公共马车,或者叫做“大众车辆”,英文叫做omnibus,不久简称为bus。这是一种任何人只要交一点车费就可以乘坐的大车,它走一条固定的线路。城市里未铺砌石子的道路,在阴雨天简直是寸步难行,而铺过的路用的是大块鹅卵石,因此乘坐公共马车是既缓慢又颠簸的。其后,一项明显的改进是铺设铁轨,就象煤矿里已经采用的那样,车轮要同铁轨相吻合。当然,这些行走在铁轨上的车依然是用马来拉的。美国人所说的“有轨马车”大约在南北战争的期开始使用。至此,无力拥有私人车辆的人已有可能住在城 外而在城里工作。市内有轨马车和蒸汽火车一样是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开往市中心的有轨马车带来百货商店的顾客、参观博物馆和看戏的人,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商业区”。随着郊区的发展,有轨马车也使郊区活跃起来,因为通常这种车都开往每个郊区的一个中央车站。车辆线路决定了费城、芝加哥、洛杉矶以及佛罗里达州最初居民点城外新建筑的位置。蒸汽火车由笨重的机车牵引,噪音大,有失火的危险,所以不适合短途和停站多的交通,也根本不适合用于市内交通。

  郊区需要另外一种交通工具,有一些郊区可以说是有轨马车的副产品,历史学家小萨姆·沃纳所说的“有轨马车郊区”扩展了城市的范围。在公共有轨马车出现之前,一座城市的自然范围只限于一个人从市中心步行一小时能走到的距离。因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马匹和马车大部分只是富人才有。蒸汽火车虽然开往中央车站,从而扩大了城市的交易范围,但是不适宜短程交通用,因此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格局。有轨马车则是另外一码事。虽然它并没有使城市失去其活动中心的地位,然而它标志着那种以步行距离衡量城市范围的现象开始逐步消失。例如,直到一八五○年波士顿还是一座半径三英里的行人城市,到一九○○年就变成了半径十英里的市郊化的大都市。有轨马车正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工具。

  世界上第一条城市铁路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约翰·斯蒂芬森于一八三二年为纽约一哈莱姆铁路公司兴修的。他设计出一种装有四个带凸缘轮的大马拉车,这使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流行一时的有轨马车的主要制造商。最能干的有轨车辆创始人之一是斯蒂芬·达德利·菲尔德。他是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一位律师的儿子。斯蒂芬的叔叔赛勒斯·菲尔德于一八五八年成功地铺设了第一条直达大西洋的电报线路,他在哥哥的菲尔德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一个电报局:年仅十二岁的斯蒂芬对新兴的电报科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当斯蒂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从事电气方面的发明创造时,他特别致力为经他改进以取代电他的电动机寻找新用途,这是向当时可能实现的有轨电车系统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从德国进口了最新的西门子电动机,同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一起合作,于一八八三年为芝加哥铁路博览会提供了电动轨道车。

  当时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把电力从发电站输送到运行的电车上而不危及街上行人的生命。由于能够导电的铁轨和地下导线所发生的事故,导致架空触轮系统的出现。这种系统操作安全,因而成为电车通常的电力来源。架空触轮和整流子碳精刷使得电动机可有效用于电车。这是一位比利时移民小查尔斯·范·德波义尔的发明。他于一八六九年来底特律定居,他在电气方面的发明使他赢得了“底特律的爱迪生”这一称号。“trolley”(触轮)一词取代了英国人所用的“tram”一词,它指的实际上不是触轮而是车子,它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普遍使用的美国创用语。

  有轨电车系统的广泛使用始于一八八八年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那是一个气势不凡的壮举。使这件事付诸实现的是著名的弗兰克·朱利安·斯普拉格。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以后进入海军,为他所服役的舰只改进了电气设备。其后,他辞去海军职务而同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合作。他制造了一种“恒速”电动机以后,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八八七年,他刚刚三十岁,“签订了一项愚蠢的合同:在九十天内把里士满的弗吉尼亚联合客运电车公司装备起来,在对方满意的条件下可得十一万美元。”为了履行这一合同,他必须制造八十台发电机并且装备起四十辆电车,当时全国运行的电车也不过只有四十辆。他得铺设十二英里长的铁轨,在沿线架设起架空电线,还要兴修起一座相当规模的发电厂。所有这一切要在九十天内完成!里士满市坡度大且转弯急的街道使这项任务更加复杂了。

  一八八八年二月,当斯普拉格成功地履行了合同,他兴建的有轨电车系统投入运行时,里士满的市民们亲眼目睹车辆在一种“无形力量”牵引下爬上城市的山坡,深感惊愕。一个市民说,“斯普拉格把骡子放跑了,在我们城里再也看不到长毛骡子了。”不久,他又签订合同承造另外一百辆电车。他为列车发明了“多车箱”控制器,改进了地下铁道和高架铁路的操作。他还发明把电动机用于电梯、机床、印刷机、牙钻和许多其它家庭用品。电车自然地把城市的范围扩大了。其它服务设施也随之发展了起来。到一九二○年,一种新的设备——独家住宅用的化粪他开始为没有连接城市排水系统的住户所采用。钻井技术的改进使得那些与其它房屋不相连的住房易于得到自己的水源。此时,新技术已扩大了电力供应距离。当初,爱迪生所力主的直流电系统只能在一、两英里的范围内使用。改用交流电新技术以及乔治·威斯汀豪斯改进变压器,简化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费用又便宜。到二十世纪初期,已有了向分散的注户配电的有效而经济的系统。

  甚至在二十世纪开始之前,推动郊区电车发展的人就声称,城郊生活对于扩展房产所有权从而加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亨利·惠特尼是个汽船公司的东主,由于垄断了波土顿的城市有轨电车而大发其财。他把欧洲拥挤不堪、房租昂贵的城市同郊区的新前景加以对比,鼓吹不论远近车费一律五分。他强调,现时在美国,城市工人可以在自己的一块地上盖自己的住房。一九○○年时,波士顿郊区居民还只有四分之一拥有自己的住宅。美国人这种自己拥有住房的理想是旧世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自耕农”的遗风,它有助于刺激城郊在全国得到发展,并且使得“旧大陆”的乡间舒适生活普及化。一些新的郊区的名称本身就使人联想起庄园建筑。当时的广告宣传以及即使是最小的房屋的建筑形式,都会使美国的城市中产阶级脑海里浮现诱人的幻觉,以为自己在小型庄园和小型宫殿里过“豪华生活”。

  新型电车开往城外的四面八方。有时它们也开往已有居民的地区,然而更多的是驱向房地产经营者希望人们前往的地区。有轨电车对于新的郊区的开发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同半个世纪以前修筑铁路的人凭着把人们吸引到铁路沿线而发了财,现在则是兴修电车的人发财的时候了。修建中央一太平洋铁路的科利斯·亨廷顿的姪子亨利·亨廷顿在洛杉矶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电车王国。亨利·亨廷顿继承他叔父死后留下的遗产并且通过同他叔父的遗孀结婚而进一步扩大了财产。一九○○年他开始利用这笔巨款四处开辟电车线路。到一九一三年他的线路已延伸达三十五英里远并且扩及四十多个商业中心。例如,在洛杉矾东南十七英里的雷东多滩,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就通过出售房地产而收回了兴修电车线路的成本。到一九二○年,亨廷顿促使洛杉矶出现了十二个新的郊区卫星城镇。

  范斯韦林根兄弟在没有获得任何遗产的情况下,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郊也创造了类似的业绩。奥里斯·范斯韦林根和曼蒂斯·范斯韦林根两兄弟开头只是克利夫兰市一家肥料公司的小杂差。奥里斯仅仅十九岁而曼蒂斯二十一岁时,他们就设想在城外大量购置地产。通过买卖城里的地产期券积攒了一些钱之后,他们就把目光移向城东属于当地震颤教派的一块一千四百英亩的土地。当范斯韦林根兄弟听说教会准备要出售这些土地时,他们先买下几块地的期券,同时积极想办法筹措买下全部土地的钱款。借助于高额借贷,他们在该地区拥有的土地多达四千英亩。

  然而,土地的价格取决于交通情况,而建立赢利的交通系统则需要有居民。由于当时新的郊区还没有什么住户,范斯韦林根兄弟只得说服克利夫兰电车公司延伸其运行线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是为兴修线路的费用提供为期五年的利息。当他们需要另外一条线路而又无法说服该公司再延伸其线路时,他们便经营铁路,以确保其地产的价格。于是,震颤派高地兴旺发达起来了。一九○○年估算值二十四万美元的土地,到一九二三年达到近三千万美元,一九三○年时达到八千万美元。

  范斯韦林根兄弟使震颤派高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他们故意避免把街道修建成人们熟悉的方格形,而是模仿波士顿郊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所拥有的富有地区市鲁克莱恩那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形式,以突出其与市区中心的差异。在震颤派高地,街道沿着人工湖泊曲折婉蜒,还留出开辟公园的地方。新建筑的设计形式是按地区严加控制的,每个地区兴建的住宅要有不同的价格等级。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比较好的地块保持高价。震颤派高地成了全国城市郊区的一个典型。附有条件的合约成了一种带美国特色的东西,在这些既富有浪漫色彩又具有都市风貌的新居民区固定了下来。新建郊区的两项准则是浪漫化和层次化。环境设计师们竭力创造一种田园式的、分布自然的、充满乡土气息的风格。不过,为了使居民的金钱和爱好得到保障,他们可以按照收入水平、种族和宗教信仰分住在不同区域。郊区里允许有同类人聚居区;在那里,负担得起并且种族或宗教信仰相同的人,可以在人为的条件下过一种不受外人干扰的清静的田园生活。

  如同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一样,新郊区提供的住房也有不同等级。两者都提供可见而可及的目标。郊区是新开辟的,它的消费水准是明显可见的,这些都有助于那些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模糊地感到不快而又乐观的美国人在社会架构里安顿下来。这种新的按社会地位分布的地理学是新世界从无到有所结的最后硕果之一。新郊区一方面使美国人的地位更加鲜明和明确,另一方面也把美国人的处境搞得很模糊不清。

  美国城市轮廓的不断变化反映在美国人口普查局所使用的定义的不断变化上。一八七○年人口普查局第一次正式把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加以区分。“城市人口”指的是居住在有八千以上人口的市镇的人。可是一九○○年以后,“城市人口”意味着居住在有二千五百以上居民的聚居区的人。

  一九五○年,人口普查局考虑到城市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人口”的定义。人口普查局除去把居住在人口二千五百以上的聚居区的人算作“城市人口”外,又把居住在具有同样人口的散居区的人,以及所有居住在人口为五万以上的城市边缘地区(无论是聚居还是散居)的人都算在内。所有这类地方全都被看作是拥有一个大居民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命名为一个“标准城市统计区”。

  每个“标准城市统计区”至少包括:“(一)一个有五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或者(二)两个相互毗邻并且在总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方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两者加在一起的人口至少有五万,而其中小一点的城市至少有人口一万五千。”这样一个区域的范围还包括“中心城市所在的县以及具有城市性质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上同中心城市所在的县联系在一起的邻近各县”。一九七○年时,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生活在这些城市化的地区,其中一半以上住在中心城市外面。

  人口普查局和联邦政府采用“标准城市统计区”的划分法(一九六九年时共有二百三十三个这样的统计区),而社会科学家和市民们则使用其它新的名称来形容过去习惯称为“市镇”和“城市”以外而界限又模糊不清的地区。名称有一大堆:“都市地区”、“多核心居民区”、“集合城市”、“都市群”、“大城市”,等等。一百年以前,美国城市创业者们使用充满希望和夸张的语言,把村落夸大为市镇,把市镇夸大为城市,把城市夸大为大都会。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人为了另一种原因——为表达含混不清的城乡交接处——而扩充了语汇。

  让·戈特曼于一九六一年在其论述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的文章中指出:过去区分城乡的界限在这一带不再适用了……大部分住在所谓农村并且最新人口统计数字也把他们列为“农村人口”的人,与 农业绝少关系。根据他们的利益和工作情况,他们过去是被列为“城里人”的,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住宅周围的环境并不符合城市的旧有含义……我们必须放弃一种对城市的固有概念:密集的、有组织的居住区,在那里,人们以及他们的各种活动和财产全部挤在一个同其周围非城市地区截然分开的狭小空间里。这一带每个城市都从其原来的中心向外大大扩展了;它们在城乡杂乱交织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它们同属于另一个城市郊区的地区(看上去相似但特点不同)融合在一起。边缘地区的居民并不确切知道他们属于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也不明确他们属于哪个老城市的卫星城。例如,纽约市到费城铁路沿线的居民区可以算作属于纽约或费城,也可以算作同时属于两者;而纽瓦克、纽不伦瑞克和特伦顿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城市。

  美国城市在二十世纪的变化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洛杉矶。按照北加利福尼亚西班牙总督于一七八一年制订的规划,洛杉矶的居民居住在“二百英尺宽、三百英尺长的一个广场周围,从该广场延伸出四条主要街道”。甚至到十九世纪中期,这个地方看上去还象一个西班牙的外省村落,有个广场,附近凡能有水源的地方都散布着一堆堆住宅房子。虽然洛杉矶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地产业迅速发展而稳步成长起来,然而直到一九二○年前后,这座城市的核心主要还是它的商业区。当时,洛杉矶有一条主要街道,白天它是商业中心,夜间又是夜生活中心。

  但是到一九七○年,洛杉矶城区已扩展到四百五十平方英里,共有七百万人口,并且已经成为美国第二个人口最多的“标准城市统计区”的核心,这时就不复存在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商业区了。专家权威们竞相描绘这座城市的“漫无边际”。“城区湮没在郊区之中”、”超级城市的典范”、“全用汽车来往之区”——甚至丰富的美国语言都难以描绘这座异乎寻常的都市的浩渺。洛杉矶除去其它特点之外,它肯定是世界上最令人“难以辨认”清楚的城市之一。它以漫画的形式展示出美国城市的未来。

  许多力量在使大都市越来越分散,并且界限述乱不清,其中最起作用的是汽车。洛杉矶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阿罗约·塞科大道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建成通车;随着高速公路日益增多,原来的中心城市就衰落了。到一九五三年,商业区夜生活的最后遗迹也消失了。那年年底南大街三百四十一号“老朋友夜总会”关门大吉,象征着这座城市的扩散。一九○五年开业的一处“烤肉和牡蛎餐馆”,是戏院演出结束后人们约会的地方,也是人们举行工作午餐的地方。它到最后时刻仍把自己宣传为“活跃的九旬老翁在原子的五十年代里的逍遥乡”。现在主顾们分散在上千处地方,彼此相距一小时以上的行车路程。中心商业区不仅成了空荡荡的,而且正如被采访的市民所解释的那样,似乎是“陌生的,甚至是令人生畏的”。

  在视觉上,城市的主要形象已不再是一个市区中心,而是公路的汇合处。它可以通往四面八方。凯文·林奇于一九六○年报道说:

  汽车交通和公路系统是这次采访中的主要话题。这是人们每天的经历和搏斗——有时很个人兴奋,而通常是紧张而且令人疲惫不堪。旅行图上满是有关信号灯、指示牌、交叉路口以及转弯等问题的注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需要老早做出决断,老有车子变换车道。行车犹如乘船冲过急流险滩,心中充满同样的激情和紧张,需要同样不断“保持头脑清醒”。很多人提到害怕在一条新的路线上首次行车:话题中常常涉及立体交叉路,驶经道路枢纽时的情趣,下坡、转弯和上坡时的动觉。对于一些人说来,开车是一项挑战性的高速运动。

  汽车使得城市居民成为到处流浪的人。当人们抱怨在餐馆、旅馆或商店得不到友好的、有礼貌的服务时,加油站仍是个“服务良好”的地方,这或许是由于人们认为替汽车服务不是低下的工作。地面上最好的地方被汽车停车场占去了,市民们不得不走地下通道或者天桥。汽车专用公路同自然风光、步行的人以及办事的人毫不相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每天把越来越长的时间消磨在与世隔绝的公路上,公路把市民们相互分开,也使他们与城市隔绝,甚至为了“美化”公路而拆掉广告牌和商业标志也造成了后果,使得四周景色千篇一律,进一步加深了开车人的孤独感。户外广告公司强调说,他们设立的广告牌具有防止开汽车的人打瞌睡的作用。然而,越来越高的最低行车时速(在洛杉肌的高速公路上是每小时五十英里)以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种种风险,使得人们难以在开车时观尝外面的城市风光,何况这样做是危险的。

  现在,既然几乎人人的高速车辆都叮以开到任何地方,那么原来的市中心就不再是从城市边缘地区开来的车辆的自然目的地了。因为汽车不同于火车和有轨电车,它是一种爱驶到哪里就可以驶到哪里去的车辆,适合于各地都有居民点的时代。全国早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如东部的波士顿、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西部的匹兹堡、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芝加哥,都是在接近水路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通常在市中心汇合的各条干道,可以通往邻近的各个重要城镇。举例而言,在殖民时期的威廉斯堡,“商人广场”是通往里士满的公路和詹姆斯敦的公路汇合之处。那些有助于城市发展的运河和铁路,也促使城市交通汇集到一点。有轨电车和其它公共交通工具虽然会把人口疏散开,但全都是从老的城市沿袭下来的中心区向外修建的,因此也使得市中心繁荣起来。

  在城市街道上浦沥青以及修建市内公路、市间公路和州际公路,使得城乡活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扩散并互相渗透。一九一六年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公路资助法》,从而开始了联邦出资修建公路的庞大计划(第一个项目是二点五五英里长的从阿拉米达县界到里士满的公路)。修建这些公路名义上是为了加快邮递,因为《联邦公路资助法》是以宪法赋予国会修建“邮政公路”的权力为基础的。真正的目的却是建立全国公路网。一九二五年,农业部长批准了公路统一标号制度:东西向的公路用偶数,南北向的公路用奇数,横贯北美大陆的公路以十的倍数编号。根据这一制度,原来大西洋沿岸的南北向邮路成为美国一号公路,太平洋沿岸的成为美国一百○一号公路,标志牌也统一起来,牌子上半部是人们熟悉的盾形标记并写明州名和公路的号码。每个州又为本州的公路确定了自己的一套编号系统。

  全国统一标号公路网的建立,标志着美国主要交通工具的目的地四处扩散了。公路不再是通往某个重要地点或者某个特定地点的“通路”,而是驾车者可以驶往任何地方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的一部分。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各地来到单一的市中心的情况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飞机成为城市之间仅次于汽车的主要交通工具时,它使得城市进一步扩散了。过去,伦敦港、波士顿港、纽约港这些交通终点曾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可是现在,飞机场全都在远郊区,同它所服务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随着空中交通的发展以及机场造价日益昂贵,越来越多的飞机场修在两个城市之间——诸如,诺福克和汉普顿,沃思堡和达拉斯,它们成为新的模糊不清的终点。飞机的不断改进,从螺旋桨发展到喷气式,再发展到大型喷气式、超音速,促使大城市的飞机场离城市越来越远,以至于旅客着陆“抵达”后,根本见不到目的地城市的踪影。

  由于城市界限模糊不清,城市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十九世纪时,一座城市的生活取决于运河或铁路的兴建(它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到了二十世纪,一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联邦和州政府对公路和机场建设的资助。每个联邦单位——中央的、州的、县的、市的——从一开始就期望其它所有单位能帮助它建立供水、排污、消防以及警卫等日常生活设施。例如,在芝加哥周围,有一些公园不在该市警察局管辖之下(它们是早期城市创业者的馈赠),而是从属于县;因此库克县的司法行政长官就成为该市主要执法官之一。在大城市的辖区内,只有消息异常灵通的市民才知道他纳税或者交费的公共服务事业各归哪一个政府部门负责。

  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公共交通事业,情况往往最为混乱。例如,二十世纪中期,纽约市的公共汽车由市政府管理,城市的其它公共交通系统则由州议会掌管,而所谓其它公共交通系统又分为纽约市公共交通管理局(负责地铁),三行政区桥梁和隧道管理局,而纽约市港务局又是另外一个单位。随着城市居民交纳的税款增多,他们对于所交的钱为何目的以及到了谁的手中更加迷惑不解了。

  在全国各个城市,随着电影的出现以及电影院在邻近一带建立,人们为了文化娱乐目的而迸城的需要减少了。电视更使得人们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一切(当然,还有他不想看的)。

  美国创用语中,有个叫做“购物中心”(shoping center)的体制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形成,它使得美国人更搞不清楚他们的城市是什么范围,什么样子。美国第一个分散在郊区的大购物中心是一九二二年建立的堪萨斯市乡村俱乐部广场购物中心。它是杰西·尼科尔斯的杰作。尼科尔斯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农场长大,从堪萨斯大学毕业后迸了哈佛大学,在那里写了一篇关于土地开发经济学的毕业论文。他在参观了英国的“花园城市”以后,又到西班牙搜集建筑设计。其后,他把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兴建乡村俱乐部区,这个区最终占地六千英亩,相当于整个堪萨斯市的十分之一。设计购物中心成了一种新的建筑专业。到一九四○年时,全国城市零售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分散在郊区的购物中心;到一九五○年时这一数字达到占三分之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增加。一九五五年,在大城市的郊区共兴建了大约一千八百个购物中心,正在计划兴建的还有一千八百多个。与此同时,大城市居民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早先的市中心之外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零售商业、银行业、律师、医生、其他自由职业者以及工厂都己四处扩散,在城市居民中间,与大城市中心区有明显依附关系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三十二、边区地产业的勃兴

  二十世纪美国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创业精神更加难于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创业精神的发展是基于某些单纯的信念——未来不可预测的信念、未来叮以容纳一切的信念,尤其是创业者对其社会的独特性的信念。芝加哥、堪萨斯城、奥马哈、丹佛、道奇城、奥利欧波里斯,确实是各不相同的,那是一个竞相攀比的年代。每座城市都想更大些,更美些,成为新的雅典、罗马或伦敦,但都超俗,不落凡套。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及后期,生活的现实压制了这些希望,并使它们难以保持下去。由于城市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日趋模糊不清,加上许多地方相互问变得越来越相似,各个城市的特征也就日益消失。当每个地方都变成同其它地方雷同时,就难以使人们相信它们会有什么独特之处,难以宣扬并招滦人们,甚至难以感觉到人们对早期新兴城市那种脆弱易变的忠忱。不过,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发生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关于创业精神的新见解。

  一位热心人于一八六四年写道:“洛杉矾空气的清新是无以伦比的。草木干而不死,好象从不衰败。肉类悬挂在太阳下可以风干,但从不腐烂。吸到肺里的空气使人感到精神振奋、体力充沛,只有如此清新的空气才使人有如此舒适的感觉。”洛杉矶一方面由于远离文明的传染区,因而是肺病患者的理想休养地,另一方面却又非常讲究文明。小册子鼓吹说,在南加利福尼亚,十年里被蛇、毒虫或其它有害动物咬伤的人数,比在东部各州一个县一年里被闪电击毙的人还要少。“旅客走在加利福尼亚的小路上没有任何危险。没有小孩或娇生惯养的女子所担心的不便之处……当你在这个州住上几个星期以后,你恐怕会感到纽约才是真正的边远地区,在美国再也找不到象加利福尼亚那样讲文明的地方。”

  于是,南加利福尼亚地产业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从此时起出现了“暴发”(boom)这个美国词,它的意思是突然繁荣和价格骤增。虽然创业精神和暴发精神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创业者是社会的缔造者,他具有真正的信念,至少在一定时间里忠于这块地方,与经他动员而同他走到一起的人共命运。暴发者有一些也是真正的创业者,但更多的是投机分子。创业者身体力行,参与其事,与其他人一道经风雨、受考验,而暴发者只是旁观者。他谋求的是在短时间内获得利润,靠的是很可能转眼即逝的机会。如果说创业者会骗人,他也同其他人一道上当爱骗,而暴发者则志在说服别人弄光自己的钱财。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兴旺发达是后来美国土地经营大发展的典型和样板。十九世纪中叶的开矿骗局变成了土地骗局。美国国土是如此辽阔,距离又是那样遥远,人们对土地的实际质量是那样不摸底,因此,很难说什么时候诚心实意的乐观主义就会变成一场大骗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南加刊福尼亚就有过小规模的发迹。干旱破坏了许多大牧场,斯特恩牧场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牧场面积七万英亩,是从西班牙一墨西哥统治年代一直留传下来的。在原来牧场的地方出现了精耕细作的小农场。南太平洋铁路的延伸导致一个新的冬季休养区的诞生,它把人们带到洛杉矶、圣巴巴拉和圣迭戈这类新兴中心。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已经建立了一个交通网,井奠定了走向繁荣的坚实基础。当圣菲铁路修通时,由于竞争的结果,从堪萨斯到洛杉矶的火车票跌到一美元。

  小说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哀叹道,“去年三月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对没有把这个地区买下来,而在同一个月把它卖出去,这始终是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我本可以赚得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有剩钱洽购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小州。”另外一名不大爱开玩笑的作家则说,在洛杉矾人们可以看到“太平洋沿岸形成的崭新而高贵的生活……一种只有数百年前传至地中海东岸的盛极一时的希腊—拉丁文化堪与比拟的文化。”

  沃纳把洛杉矾称之为“金苹果园”,这个地方确是个集中体现开拓与发迹的激情的地方。悬挂着彩旗的无盖平板火车载来了有希望成为买主的人们。拍卖会配备乐队,鼓乐齐鸣,并且免费供应午餐,场面十分活跃,鼓动人们购买一块块的荒地。洛杉矶的地产经纪人有两千多,仅在一年之内就出售了一亿美元以上的地产。学校为了接纳新来居民的孩子而拥挤不堪,不得不分上下午两班上课。

  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八年的大发展期间,划入洛杉矶县的新的分块土地迅速发展到一千七百七十块。地产价格扶摇直上。第七街上靠近菲格罗亚的一块二十五英亩的上地,一八八六年标价一万一千美元,还找不到买主,第二年却以八万美元售出。第六街和主要街道的靠街上地一八八三年每块以二十美元售出,一八八七年就上涨到八百美元。《论坛报》吹嘘说,“洛杉矶正在兴旺,看来在未来的年月里还将继续兴旺下去。”

  大发展于一八八七年达到了高峰。大发展之前人口一万一千人,此时上升到八万多。一八八七年下半年洛杉矾邮局递送二十万件邮件,每大地产交易都超过十万美元,并往往达到五十万美元。当年六、七、八三个月里,洛杉矶县的地产交易竟达三千八百万美元。洛杉矶的大发展一直延伸到海边,往南往北分别扩展到圣迭戈和圣巴巴拉,往内地则到铁路沿线。在圣加布列埃山谷,蒙罗维亚是大发展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市镇。这座市镇是按照它的奠基人、一位铁路工程师命名的,他在一八八六年策划筹建这座占地六十英亩的市镇。一八八七年五月,市内一块五十英尺宽、一百六十英尺长的背街地皮拍卖一百美元,当街地区地皮的售价则可达一百五十美元。十一月这座市镇(人口五百)正式建成,还修建了两座必不可少的旅馆。过去售价为一百五十美元的地皮此时售价上升到八千美元。一八八八年初,这座市镇实际上已需要雇用一个专职人员清扫垃圾,每周工资五美元。那一年五月铺设了有轨电车。到一八九○年市里人口翻了一番。

  富有想像力的宣传很快就成了这里所缺少的东西的替代品。例如,洛杉矶一些实业家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组建阿苏萨地产水利公司,在原先的阿苏萨牧场买了四千英亩土地,勾划出一座城镇的轮廓,四个月以后就开始把土地分块出售。他们把好的农田用来办农场,把镇址选在布满沙土、砾石和圆石的冲积地上。当有人问为什么把镇址选在这种地方时,创建人解释说,“如果这块地方不适宜作镇址,那么它就毫无用处了。”不过,事实表明这块地方作为一个新兴市镇的镇址是不错的。言过其实的宣传吸引了大量买主,人们整夜排队等候次日清晨出售土地。据说排在第二位的人拒绝别人出价一千美元买他的位置,不过排第五位的人确实以五百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位置卖掉了。在头三天里,镇里几乎二分之一的地全售出了,到了两个月之后,创办人就赢利一百一十七万五千美元。为了庆贺成功,他们在镇中心修起了一座砖建筑物和一座旅馆。

  另一座更重要的新兴城市——帕萨迪纳是一些从印第安纳来的人于一八七四年建起的,一八八○年时它依然是个村庄。一八八五年圣菲铁路修通后不久,雷蒙德旅馆建成并且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一八八六和一八八七两年内接待了三万五千名客人。紧接着又修起两座旅馆,到一八八六年全市已有五十三家地产代理商,全市人口六千人,甚至还宣布拟建一座耗资十万美元的“歌剧院”,同时还记录下越来越高的犯罪率,用以表明它确实正在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

  到了一八八八年春,闹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南加利福尼亚的大发展实际并没有搞起来,相反,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倒是“逐渐停顿了下来”。一度吹嘘“你无须耕耘,就可以坐等大地结出丰硕成果”的投机者,开始对于既缺农产品又缺工业感到遗憾。在诸如帕萨迪纳这类地方,由于人们窃望果园能变成市镇用地,结果把丰产的橙子园也丢荒了。然而,人口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致供水、排污、道路和学校等市政建设一概部跟不上。大发展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被遗弃的市镇,连同无数“大学”、学院、专科院校以及文化中心。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于一八七九年在一块捐赠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两年以后,又创建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紧接着又创立了惠蒂尔学院,后者是教友会的宗教希望和成功地开发了惠蒂尔市的地产公司的商业计划两者结合的产物。

  大发展时期兴建的学院中最为成功的是原称西方大学的西方学院。它是一八八七年二月建立的,是一所福音派长老会办的学校,规定每年学费五十美元,学校放假的日子定在星期一而不是星期六,这样走读学生可以不必在安息日往返学校。该学院是用一笔捐赠的价值五万美元的地产兴建的,这块地产以一部分作为校园,其余部分售卖出去,售款用来作为维持学院的经费。根据当时的宣传资料,这所学校是这样以绝妙的手法把地产与教育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

  位于西部高地的大学之家

  地点优美。每块屋地都有全国最佳水质的供水管道。土质肥 沃。空气清新。确系一处教育中心。全州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安家地点。价格二百五十、三百、五百美元不等,条件可进一步商讨。欢迎打电话或写信与西方大学校长洽谈。

  另外还有许多院校,由于没有开拓本领,又没得到一笔象样的捐赠,因而停办并且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除去其它方面的影响之外,大发展确实使广告的作用加强了,使得一些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说得活龙活现、过份夸张且又反反复复的宣传。按照创业者报刊的传统,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当圣迭戈人口达到两万时,这座市镇已有五家报纸。几乎每一座新兴市镇,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尚待筹建的,都至少有一家报纸。

  南加利福尼亚在宣扬其独特的“异乡”勉力方面取得了成就,这样就形成一股力量,它反过来破坏了这种魅力并随后不久把加利福尼亚同全国融为一体,西班牙教会的衰落和许多牧场的解体使得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大发展有可能出现;但教会和牧场的遗韵仍是推动稍后八十年代大发展的一个因素。到这次大发展的后期,南加利福尼亚许多西班牙特色(两个世纪的遗产)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句广告口号而已。固然,西班牙特色从地名上还清晰可见,但即使如此,这些地名也已经同数不清的其它地名,诸如格伦多拉、威尼斯、巴隆纳斯、巴罗纳斯以及恩格尔伍德……混杂在一起了。历史学家格伦·杜姆克指出,正如同淘金热把北加利福尼亚带人全国生活的洪流一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发展把南加利福尼亚也卷了进未。国家的历史被它的地理环境融化了,北美大陆在逐步城市化。

  南加利福尼亚树立了一个典型并且创造出为大陆的另一端竞相仿效的技术。既然在南加利福尼亚新安家的投机者可以在到处不见水源的荒地上出售城市“地皮”,那么佛罗里达的投机者为什么不可以出售低于水平面三英尺的城市“地皮”呢?美国的销售术和广告术在佛罗里达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以至加利福尼亚的迅速发展与之相比成了小巫见大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整个大发展时期,南加利福尼亚达成的地产交易总额为二亿美元左右,而在佛罗里达,单单科拉尔盖布斯一项工程就花费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南加利福尼亚只不过是略为预示了日后即将出现的事物而已。

  可能是由于佛罗里达州很大部分位于水平线之下,它的亚热带风光和温和的气候使它成为传统上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佛罗里达是传说中十六世纪青春之泉的所在地,现在却成了现实的二十世纪财富之泉的源头。一八一九年西班牙国王把佛罗里达卖给美国后,两家开发公司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试图出卖佛罗里达的地产权,甚至还颇有些成就,直到当地出现飓风和黄热病,再加上塞米诺尔部族印第安人的敌对活动,才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佛罗里达是如何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突然发展起来,这依然是个谜。这显然是一些有钱的北方实业家的主意,他们想把佛罗里达作为冬季避寒胜地。大片大片的廉价内陆荒地、完好的海滨以及无数英亩的可耕地吸引了他们。佛罗里达东海岸铁路于一九○○年修通到半岛的南端,于是开始了埃弗格莱兹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到一九二四年,大发展就全面铺开了。

  由于这个州拥有异国情调的风光井略带西班牙气息,它自然而然地散本着一股吸引力,这一点已得到商界头面人物的承认。如果你连全国最富有的大富翁在商业上的判断力部不相信的话,你还能相信谁呢?亨利·弗拉格勒(迈阿密的一条主要街道和房地产行业总部的所在地就以他的姓氏命名〕是约翰·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公司的亲密合伙人,他在圣奥古斯丁修建了两座宏伟的酒店(“里昂乐园”和“西班牙宫殿”),其后又修起了沸罗里达东海岸铁路,沿线他又开办了许多豪华的酒店。还有巴伦·科利尔,他从开设一家小印刷厂起家,以创办电车广告业发财,以后又控制了纽约市地铁的广告宣传机器。科利尔在佛罗里达西海岸买下了一个小岛作为冬季避寒胜地,同时又买下了附近一百万英亩的半沼泽地,在上面修筑了一条道路(后来叫做塔迈阿密小道),把整块地方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繁荣的科利尔县。接着,一大批著名的实业家接睡而来,其中包括J.C.彭尼,经营竞技场成名的约翰和查尔斯·林凌兄弟,特拉华州的T.科尔曼·杜邦以及其他知名人士。其中广为人们传颂的要属股票市场的权威人物和统计专家罗杰。巴布森,而最惹人注目的则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布赖恩来到佛罗里达定居后,使出他三次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辩才,对佛罗里达的地产业倍加赞颂。他一再声称佛罗里达州是“教育和道德方面的表率”,布赖恩对佛罗里达教育事业的贡献是起草一份由州议会通过的、谴责以任何方式教授进化论的决议案。他抱着宗教狂热在科拉尔盖布斯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关于佛罗里达的演讲,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为之折服,在他讲话的时候,地产经纪们则站在一旁签署契约。大量书籍、文章竭尽全力加以鼓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星期六晚邮杂志》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连载文章。

  佛罗里达的大发展是仿效加利福尼亚的模式的。那些显然存心打傻瓜们的主意而前来佛罗里达发横财的地产商免费招待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们乘车周游全州。大亨们临时把他们的权益从其它地方的股票市场或实盘的地产交易转移到佛罗里达,打算在这里赚钱后或者眼看骗局行将拆穿时便把资金调走。小说家雷克斯·比奇在其带插图的小册子里天花乱坠地大肆鼓吹科拉尔盖布斯将来会“酷似地中海——新的威尼斯,有着宁静的池塘、河渠和咸水湖”,甚至比老的威尼斯更为优美,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划区方案的保护。“以独特气质而言,博卡拉顿将超过佛罗里达东海岸的任何地方”,前景可见。”爱迪森一米兹那的民主风气为所有人提供了精心挑选的宽阔海滨浴场、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滑行机场、马球场和码头的使用权利。世界上现有的富人和名流出入之地没有一个能与博卡拉顿相比,只有尽早加入一家佛罗里达企业才能得到这样的发财机会”。当一九二五年五月博卡拉顿出售土地时,第一天成交额就超过二百万美元,但当时小册子所鼓吹的胜迹还停留在字面上,根本没有变成现实。

  迈阿密周围的一些小块地盘在出售的第一天就卖出去了。当时竟形成这样的局面:主顾如果提出实地观看现址的要求,会被人看作是粗鲁而不礼貌。根据一位旁观者目睹,在一九二五年九月:

  土地是根据蓝图买下来的,这样做似乎更妥当些。买主听卖主大谈其设想,似乎亲眼目睹了婉蜒起伏的宽阔马路、游艇停泊处、挺拔的椰子树和盛开的木槿树排列成行的公园。卖主还会给买主指出设想中交通最繁忙的路线,帮助他在街头拐角选择一块做买卖的地点,或者在滨水的安静之处选择一块适于修建过冬住宅的地方。然而,买主想去看看这个地段么——不行。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绝大多数地块都是“未经开发”就出售了。大马路尚未铺砌,游艇停泊处还有待抽掉积水,挖掘出来的泥土还得堆填到拟出售的地段,使它高于水面或者泥沼。然后还要立桩标界,制图规划,至此买主才能真正看到他那片地皮。一些保守的东部银行家公然提醒他们的主顾谨防上当,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疑问,“佛罗里达的大发展何时垮台?”佛罗里达的宣传鼓动家们则反驳说:

  在乔治·华盛顿的时代,当辛辛那提如同今大的迈阿密那样还是初开发的新地时,人们对俄亥俄也曾提出过同样的疑问。到了林肯的时代,人们又怀疑艾奥瓦州的地价是否太高了。四十年前,人们会听到密歇根湖畔一个名叫芝加哥的新兴城市很快要垮台的可怕预言。仅仅在不久以前还传播着洛杉矾和整个南加利福尼亚已经时日不长的类似预测。一九二六年初,热情开始减退,价格开始下跌。到了当年九月十九日,一场飓风把“大发展”刮得无影无踪。在“确保安全”的地方,现在竟是一片凄凉景象。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者试图赶走前来救济风灾灾民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认为,宣扬这种事会有损不动产的价格。

三十三、城市的解救剂:空想的计划,重建,郊区化

  由于城市的界限模糊不清,一些老大难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因而美国人先是设法补救,继则求助于解救剂。有的人想引用旧世界乌托邦温情主义的空想计划。有的人则寄希望于重建,把原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扫掉,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到了本世纪中期,出路似乎在于避开城市,人们找到了把郊区建成居住区的新办法。

  跟英国或者欧洲大陆的典型工业城市相比,美国的工业城市迥然不同,它的特点是:城市规划简单、紧凑,管理方法是温情主义的,最初获得短期的成功,但从长远看则是失败的。十九世纪初期,新英格兰人,诸如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为他们的工人修建了标准市镇,以振奋精神和维护伦理道德。十九世纪后期,在这方面成绩最为可观并且受人们大加宣扬的是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市。它是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标准化的市镇,以它的创建者、规划者和治理者乔治·普尔曼的姓氏命名。到一八七六年费城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普尔曼车辆风格”已是对美国工业发展成果的一个通用的总称。一八八○年,发明并生产卧铺车厢的普尔曼本人,决定设法解决城市面临的犯罪、贫民窟、劳动纪律涣散等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美国工业发展应有的副产品。在城市里修建“标准经济公寓”的运动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提供房租低廉而又卫生的住所,当时正在计划修建一座新工厂的普尔曼利用这个机会建起一整座标准城,这样,他的工人就可以不必居住在“拥挤不堪而又不讲卫生的寓所和僻陋的街道,并且不再受大城市的各种诱惑和毒害”。普尔曼希望他的工人能为居住在标准城里而“感到振奋并且变得文雅”,从而防止他们酗酒或者茫茫然到处调换工作。当然,他还期望他们能就此不那么轻信工会组织者和其他的城市“鼓动家”。正如该公司的一本宣传小册子向参观一八九三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人们解释的那样:“普尔曼的业绩自然而然地一分为三——建造车辆,建造运作系统和建造城市。”

  普尔曼雇用二十七岁的建筑师索伦·斯潘塞。贝曼(此人刚刚翻建了普尔曼在芝加哥的住宅)为他设计卡鲁迈特湖滨他那四千英亩的土地上的工厂以及所有其它建筑,这项任务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委托建筑师设计工厂还是少见的。年轻的贝曼证明自己完全胜任此项任务,普尔曼城这座“恰到好处”的全国第一座“全砖式建筑的城市”声名鹊起。街道全都是规划好的,铺过路面的,都有供水和排污系统。按照原来的规划,兴建了各种公用建筑——一座有拱顶走廊的购物中心,一家旅馆(以普尔曼女儿的名字命名),一家邮局,一家银行,一座图书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据说,“歌剧院建筑的优美和艺术设计堪与全国最华丽的剧院相媲美。”小说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推崇普尔曼城是“现有的城市之中唯一根据科学和卫生原理兴建起来的”。

  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尔曼个人的城市,城市完全是为了使工人们感到普尔曼所期望的那种幸福而设计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慈善家,他反复他说兴建这座城市“完全是为了事业的目的”。租金可以使公司收回百分之六的投资,长远的目的是为普尔曼工厂提供更稳定的、更听话的劳动力。然而实际上这座新建的普尔曼工厂却一再发生罢工,最后发展到一八九四年的暴力行动,那次事件使得携带格林式机枪的国民警备队开进这座标准城。后来,一八九八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裁决说,公司没有兴建城市的法律权力。到一九一五年,这座城市里已出现了十五家酒吧,那座有拱顶走廊的商店被腾空了,原来的计划也放弃了。普尔曼市变成了与别处没有什么区别的另一个工业郊区。

  其它公司在别的地方也曾试图按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城的模式来医治城市的弊病,井以此提供一支具有满足感的劳动力队伍。例如,匹兹堡附近,建立了新的钢铁城市霍姆斯特德和范德格利夫特(旨在成为“工人的天堂”),以及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威尔默jT(以生产气动制动器为主)。虽说这几座标准公司城没有象霍姆斯特德那样成为暴力行动的发生地,但它后来也变得乱七八糟,肮脏不堪,使得它们的创建者的本旨沦于夭折。公司城成了美国人辩论国家理想的一个中心议题,芝加哥《论坛报》的金融版编辑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当时由于抨击标准石油公司而成名,他于一八八一年受《哈泼》月刊编辑之托,撰写一一篇关于普尔曼市的文章。劳埃德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在这里“人的脑浆与从地基到房顶的灰浆混杂在一起,资本家的自身利益比一般自私心理有深度”,因此城市的”‘优美和便利”看来是可以实现公司防止劳工纠纷的愿望的。不过,劳埃德的文章不够尖锐,《哈泼》月刊编辑感到不满意而拒绝发表。其后,又转而邀请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执笔;伊利的文章不仅使《哈泼》月刊大为满意,而且奠定了伊利本人作为社会评论家的生涯。伊利赞扬这座工厂一“充满了节俭、朴素的气氛”,没有酒吧,但是他说这个地方是不良主的。”如果要想保存美国的自由体制,我们不要把一些人培养成下属……普尔曼的想法是非美国人的……它是乐善好施、愿望良好的封建主义,它希望人们幸福,但是其方式须以取悦当权者为前提。”

  “重建”城市井清除贫民窟的想法井非美国人的发明。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贫民窟越来越感到关切。十八世纪时,伦敦和都伯林的街道管理官员们曾经力图从根割除城市里的贫民窟。一八五三年,乔治·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时,他规划了布洛涅树林,并且清理了周围的街道,使城市拥有开阔的景色(同时也是一种防止设立革命路障的措施)。自格拉斯哥市一八六六年拆毁了原来拥挤不堪的古老市中心的全部建筑以后,整个英国到处部进行规模较小的清理贫民窟的计划。

  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进行的城市改建运动,把贫民窟作为重点目标。“贫民窟”成了贫困、犯罪、卖淫和疾病的渊薮的代名词。由于发明了照相术,中产阶级的公众得以见识到贫民窟生活的情景。一个来自丹麦的移民雅各布·里斯从一八六七年开始花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报道纽约市最为污浊的贫民窟——那些名叫强盗窝、酒瓶巷、煤油街以及窃贼巷的地方,他因拍摄和报道贫民窟实际情况而闻名。一八九○年他发表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旨在使这句古老的警句广为世人所知。一九○二年他又发表了《同贫民窟作斗争》,叙述在十二年中取得的进展。里斯的报道预示了一种愿望,而那种愿望曾经推动十九世纪中期“重建城市”的运动。他说:

  自从人类文明把贫民窟视为敌人的那一大起,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在良知的力量与恐惧和个人利益联手作战之前,这场斗争一直是失败的。当常识与法律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时,这场斗争将会结束……。从理论上说,秉公待人是唯一可靠的立国之本。在同贫民窟打交道时如能公平处理,很快就不会再有贫民窟。我们不需要等待一千年后再来消灭贫民窟。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所需要的是不要听任不管。对它和对我们来说这才算公平,因为它所患的病症就是它无力解救自己。

  自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贫民窟有三次“在纽约向我们进行挑战”。一次是导致一八六三年证兵暴乱的“群氓背叛”;另一次是从贫民窟“后巷”蔓延开来的霍乱时疫;第三次是特威德帮伙头目手下的“群氓”掠夺城市财富。因此,里斯指出:“要么是我们清除贫民窟,要么是贫民窟把我们搞掉,二者必居其一。”里斯接着警告说:“当我们不承认桑其街的人是兄弟时,那就别再指望在第五大街会看到良民的美德。……当你需要他们作为自由人投选票时,就不能计他们过猪狗一样的生活;这样做是不可靠的”。同贫民窟作斗争一直继续到本世纪初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房短缺,促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为军火工业的工人提供住宅。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大萧杀期间迫切需要一项建房计划,以减少建筑行业的失业人口并且刺激建筑材料市场;这项计划同时也是旨在提供更好的住宅。到了一九三三年,兴建住宅的工程几乎下降到零,房屋维修费用从每年五千万美元下降到五十万美元;取消赎取权的住宅达到每天一千处。为了帮助避免取消赎取权而建立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首先是资助有能力买房的人,对于消灭贫民窟的斗争却帮助甚少。到一九三四年,联邦政府由公共工程管理局出面,在亚特兰大、克利夫兰以及布鲁克林推行清除贫民窟的计划。起初,对于农村有亲近感并且想方设法使人们迁居城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城市兴建住宅和清除贫民窟兴趣不大。他的顾问雷克斯隔德·特格韦尔以英国的花园城市为样板,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外面,计划兴修“绿带城镇”。计划兴修这样的城镇三千座,实际上只修了三座。

  新政激发出来的热情最终促成了《一九三七年瓦格纳—斯特加尔住宅法》。贫民窟纷纷被推倒,到一九○一年,为贫民修建了十六万多套住房。这样做的主要效果与其说是除掉贫民窟,倒不如说是整修贫民扈。由于中产阶级反对在其住宅附近兴建公寓,新的公寓往往建在黑人区:为了在这些地区以内尽可能多建往房,结果公寓楼就越建越高。这忡公寓大楼所提供的设施截然不同于美国人所喜欢的独家独户的庭院住宅。一度主张大规模兴建公寓楼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又攻击这些在黑人区为贫穷黑人兴建的大楼是“带有热自来水的贫民窟”。

  “清除贫民窟”同“城市重建”多少有些混为一谈,但前者依然是那些怀着希望的改革派的一大目标。大萧杀时期房屋的损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房速度放慢,使住房短缺更趋严重。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发起,两党共同支持的《一九四九年住宅法》通过一项旨在拆掉最糟糕的贫民窟的”‘重点清拆”计划,把清除贫民窟的工作惟向前进。这项计划最初委婉地叫做“城市再发展”计划。一九五四年扩大了的法案改称“城市重建”计划。此时的主要目的是“更新”城市——清除贫民窟,夷平城市中老朽的建筑,代之以经过重建的市中心。这时候整个城市都已包括进去了,不仅重建那些破败的住宅,还修建商业楼房和公用设施。这次计划从清除贫民窟着手,许诺“每个美国人的家庭都会在规划好的完整住宅区里有一所象样的住宅和适宜的生活环境”。

  重建城市的热情是无止境的。一九六三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威廉·穆尔海德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关于“重修荒废了的城市和荒废了几代人的地方”的一段话,赞扬匹兹堡是“复兴的城市”。与此同时,小石城的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宣布了“使我们的城市再生的见解和目标”。他说:“先生们,我们要兴建这样一座城市,那里没有一个孩子是从贫民窟去上学的。上帝保佑,我们不久就会有这样的城市。”费城准备拍摄一部回忆十九世纪创业者文学的电影,宣传费城是“城市重建的橱窗”。普罗维登斯市长宣称,重建城市“决非普罗维登斯和我国其它许多城市的奢侈之举;如果人们打算保持健康,这是绝对必要的行动”。

  这项计划执行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有证据表明,城市的贫民按理应当是城市重建计划的受益者,可是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由于清除贫民窟和其它重建工程(包括高速干道、征税公路、停车场、机场等等)而大批拆毁房屋,使得住房总数减少。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每年减少二十多万套住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减少的数字上升到每年四十七万五千套。仅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到一九六○年时,由于执行重建计划而使一九五○年所有的全部住房减少百分之十,总共减少三十五万九千套。住房专家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指出,“强调拆迁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成为无休止地从一处贫民窟或公寓搬到另一处去。在住所不固定的情况下要想建立稳定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儿童离开了学校,大人脱离了朋友,住所不固定最终导致绝望情绪的产生。”穷人,特别是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取代旧房而建立起来的新居过于昂贵,以致搬迁户无法受益。新建的住房据估计还不及拆掉的住房的四分之一。取代低房租往房而于一九六二年建起的私人公寓住房的中等月租金是一百九十五美元,相当一部分的住房租金超过每月三百六十美元。

  这种人为失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城市重建计划对于它打算给予帮助的人说来,等于给了他们比疾病还糟糕的药——如果确实存在疾病的活。为了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社会学家赫怕特·甘斯搬到波土顿西头一处在一九五三年被宣布为贫民区的地方去住。根据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一项联邦重建城市计划,这是个要拆迁的地区,住户必须迅速疏散,两年之内新的房客将搬进取代贫民窟的、由政府资助的豪华公寓里去。甘斯发现扎根很深的美籍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有着自己多姿多采的社区生活。那里的食品、宗教、教育、家庭生活以及政治都有其特点,居民对这一套已经习以为然。甘斯认为,“重建计划从头到底建立在这样一种看法上,即当地住户的生活需要远远不及清理并重建这块地方那么重要。”这种重建城市计划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现存社区,因而产生了个人无所适从的新问题。一位专门研究搬迁以后的波士顿西区住户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几乎二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或者更为严重的病”。两年以后,四分之一以上的女人依然由于搬离了原来的社区而感到沮丧。

  到二十世纪后期,重建和振兴重要“城市”的努力造成的不良后果本身,就是美国生活方式衰败、各种差异越来越模糊以及拼命追求新颖的一个征兆。重建城市如同其它乌托邦运动一样,由于其含义模糊不清而遇到麻烦。什么叫“贫民窟”或者“城市生活中的阴影”?什么样的住房算是“标准以下的”?在一些地方,象样的住房的“标准”即使同瑞典这样的国家相比也是出奇的高,这是同美国技术迅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的增长使人们对住房的期望超过了实现的可能性。一九六七年时,美国的一套住房除非具备热水、单间厕所和洗澡间,并且每人的卧室不能少于一间,否则按照官,方的标准不能算是“适宜的”。随着美国的发展,“适宜”一词含义的标准越来越高。

  城市重建计划的失败和乌托邦温情主义空想的受挫,只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事中的一些小插曲而已,这件大事是历史上一次人口大流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人口向郊区大举迁徙,就其流动速度而言,是美国人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一种国内移民。从一九五○到一九六○的十年中,美国郊区人口增加了大约一千七百万人,其中一千二百多万人是从一些中心城市或从农场移居城市郊区的。一九一○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六)比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十二)多一倍多。一九六○年的统计数字却表明,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一)同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二)几乎一样多;郊区人口的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住在中心城市和农场的人口则逐步减少。到六十年代后期,郊区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除非这一趋势急剧改变,否则,到二十世纪末,大部分美国人将成为郊区居民。

  越来越多关于郊区生活的习俗、缺点、追求和失意的文学著作问世,描绘美国人的新居住区。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一九二○年)和《巴比特》(一九二二年)的主要内容是刻画小城镇里的伪善和创业者的蠢事,它们提供了不少离奇古怪的具体细节。到本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家把郊区化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缩影来加以剖析。戴维·里斯曼的《寂寞的人群》(一九五○年)、A.C. 斯佩克托斯基的《远郊区居民》(一九五五年)、小威廉·怀特的《组织中人》(一九五六年)、约翰·基茨的《风景窗上的裂纹》(一九五七年)、罗伯特·伍德的《郊区化》(一九五八年)、赫伯特·甘斯的《莱维镇人》(一九六七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书籍,都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当时的主要社会现象,颇似他们的前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贫民窟、移民以及融合各个种族的“大熔炉”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样。出现了大量关于郊区生活中爱与憎、生与死的小说,例如斯隆·威尔逊的《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一九五五年)和约翰·奇弗的《韦普肖特记事》(一九五七年),但是郊区从未成为重大事件的背景。

  关于“城市骗子”和“农民女儿”的民间笑话已为郊区交换老婆的故事所取代。很少有人替郊区的风俗习惯辩护,更谈不上有说服力的辩护。美国中产阶级生活郊区化,成百万的美国人搬到郊区住,然而还没有出现成廉·艾伦·怀特、舍伍德·安德森、桑顿·怀尔德这样的作家来把新的习俗罗曼蒂克化。

  二十世纪初期,一种新型美国人——“把地皮分成小块的经营者(Subdivider,这样的用字法是美国首创的)或称郊区“开拓者”,在城市边缘地区产生了。一个有气魄的开拓者会在前景可期的城市的边缘地区买下大量地皮,把它“分”成许多小块,修建街道,铺设下水道,安装电线和自来水,然后就大肆宣传,招徕买主。

  房地产开拓者的手法越来越高明。这些人从层压式推销商变成了有长远打算的规划者,拥有新型社会科学家的全部专业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退伍军人大批回国和出生率猛增使得住房需求量增加,闻风而动的住宅营建,使得经营房地产的企业扩大到类似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美国西部土地经营公司的规模。亚伯拉罕·莱维特是个贫穷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带头大量建造郊区住宅。莱维特和他的儿子们利用战争期间为海军营造往房所取得的经验,开始兴建郊区市镇。一九四七年第一座莱维镇建成于纽约的长岛,这是个全新的社区,包括大部分设备的房子围成一圈,中间是公共草地,那里建有商店、运动场和游泳池。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的第二座“莱维镇”,建于一九五一年,计划容纳一万七千户,附设学校、教堂(由开拓者捐赠土地)以及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由于所占土地跨越四个镇和其它几个政治单位,而它们又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因而实施这项计划遇到了复杂问题。新泽西州的第三个“莱维镇”在早先的项目尚未完成时就着手规计了,所占土地全都位于同一个镇境内,预计到一九六五年会有一万二千幢住宅。在这些新兴建的市镇中,不是全部住宅都一个样式,而是有三种式样,颜色不同(每套三至四间卧室,价格从一万一千五百美元到一万四千五百美元),各条街上三种住宅都混杂在一起。这些住宅没有地下室,而是建筑在水泥板上,所用材料都是按照组装系统预制的。类似的“新发展”城市(如芝加哥市郊的“公园树林”或者华盛顿市郊的“波维”),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

  城郊,一种新形式的新兴市镇,使得活跃的、小城镇的政治生活复苏。政治学家罗伯特·伍德就说过,“郊区城镇大量涌现出来,它们拥有的选民有限,且带有整齐划一性,具有同一种类型的市民态度和清闲情趣,这些特点使得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各级政府得以实施小城镇的民主,这是百年来所从未有过的。”郊区(连同建立新的学校系统、新的娱乐设施和新的管理单位这一系列问题)使得许多美德所赖以产生的条件重现了,而这些美德是美国历史学家在“边疆”社会发现过的。正如历史学家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所说的,如果不是把美国民主特有的“边疆”起源追溯到偏僻边远地带,而只追溯到为社会目标而建立新体制这种不断出现的迫切需要的话,那么,城郊确实成了美国新的“边疆”。城郊的成倍增加和居民涌到城郊居住的趋势,使美国的联邦主义四处发枝生叶,并使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大为增多。如同十九世纪新的州、县和新兴城市为政治民主提供了新的角逐场所一样,成千上万的新郊区及其无数的地方性问题唤醒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人的政治兴趣和活力。

  在其它方面,城郊也使美国早期的精神复苏了。尽管离婚率上升并且还有其它大肆喧染的松弛婚姻纽带的力量,城郊作为单门独院的寓所的堡垒,巩固了家庭的联系。如果说,如同人们常见的那样,大都市诱使人们走出家庭,那么,以城郊形式再现的小城镇却是加强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小城镇生活在其鼎盛时期所特有的划一性和一致性,如今在城郊再现了。总的来说,城郊生活是愉快舒适的。如果说城郊生活缺少大城市的刺激性或者农庄安居一隅、与世隔绝的特色,它却提惧了另一种柔和而纯厚的乐趣。社会学家赫伯特·付斯在新泽西州莱维镇建立时期居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新来的城郊居民都喜欢这正在发展中的社区;他们喜爱这里的住宅和户外生活;人们和睦相处也使他们感到愉快,很少有人对城郊生活的和谐划一感到厌倦或不舒服。”

  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在小城镇,每个市民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建立社区。城镇创业者对于未来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力图加以实现;与之形成对照的却是城郊居民,他们一开始就从未来起步——拥有可供两倍于居民人数使用的购物中心,业已筑成的校舍,建好的教堂,以及公园、运动场和游泳池。所有这些设施对于开辟一个郊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如同为了在荒野兴建一座城市而先盖起宏伟的酒店一样。无论是开拓者按计划兴办的大项目还是小项目,都有一种新型的温情主义:这不是公司城的那种半封建的温情主义,也不是空想理论家主张的乌托邦温情主义。这种新型的温情主义是由美国人的组织才能、二十世纪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美国人大批量生产的才干所促成的。它是市场温情主义。郊区开拓者与小城镇创业者不同,他们很少打算住在他们所建立的社区里。对他们来说,这种社区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一种准备出售以赢利的产品。郊区住宅主搬入该郊区市镇时,整个市镇往往已经事先按照精明的开拓者的市场意识形成了。

  城郊是二十世纪新兴市镇的典型,在今天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越新越好。一九六○年时,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城市居民住在一九四○年以前建成的建筑里,而郊区的住宅只有百分之四十二有这样久的历史。郊区是商标牌子、购物中心、联营商店的世界,到处千篇一律。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越来越发达,同城市文化生活相隔绝的感觉不再象以往那么强烈。由于有了电影、广播电台和电视,可以直接把城市里的娱乐带到郊区住户的起居室,这就使得唯有城市才有娱乐的概念过了时。

  郊区是瞬息万变的美国社会的又一种新的样板。往昔是人们相互倚偎着乘坐无盖火车横跨北美大陆,现在是以郊区为家的美国人结伴迅速走遍全国并且在消费阶梯上步步高升。小城镇是一个人安顿下来的地方。郊区则是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地方。除去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用昂贵的城郊之外(这种城郊正在很快消失),郊区居民并不想把他们的城镇建设成为子孙后代久居长注的地方。他们预料后代会移居他处。甚至在他们的孩于长大成人之前,他们自己就渴望搬到“更高级”的郊区去。人们力图使郊区变得更舒适、更方便、更有吸引力,因而也就使得郊区更易于相互替代。

  到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可以从几乎所有的郊区搬到美国任何其它地方的其它郊区去,就象从邻里的这一处搬到那一处一样。除去少数例外,各地的物品、设施以及住宅本身都大同小异。随着空调、统一取暖设备成为普遍的住家必备条件并且很快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必需品”以后,连气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当人们从广阔的城市搬到他们自己挑选的优美的郊区住宅时,他们并不感到是迁入了一个一万人的社区,而是迁入了一个散居各地的一千万美国郊区居民的社区。

三十四、城中之城:城市里的黑人伤感音乐

  然而美国黑人即使有钱,也不能自由选择充满田园气氛的郊区去住,或者进入任何郊区居民的社区。自从他们踏上美国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美国黑人就经历了其他美国人所未曾有过的经历。他们是“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受到奴隶制度的判处,置身美国各种机遇的洪流之外。即使经过一场旨在使黑人进入自由美国人行列的血腥内战而获得解放之后,美国黑人的经历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异于他人。不管黑人在奴隶制度下遭受何等程度的压迫,那是一种法律明确承认的状况,而这种法律既遭到一些人公开抨击,也有很多可敬的南方人公斤加以辩护。但是,黑人一旦根据法律成为自由的美国人以后,他们作为“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的地位就变成了时代错误和对正义的否定。二十世纪的美国文明使得美国黑人的地位不仅仅独特,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在国家生活中,几乎每种新力量的出现,都使黑人的处境更加难以解释,更加无法辩解。

  黑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都市生活的变化中起了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在移民时代,当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涌进美国港口时,各 类人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到美国生活的急流中去,经过一、两代人就被带人主流里,但黑人则仍然是”永远无法同化”的移民。在到处可以为家的时代,当城市成为人们移居的中心,美国人可以任意参加或者脱离某个消费共同体时,当人们在迅速变化的统计社会里被别人或者他们自己划归某种类型的群体,当邻里关系在广阔的城市中解体,或者当城乡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时,黑人都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向隅而立。有人管这叫做“美国的困境”。更恰当他说,它是“美国的怪事”——一种既无法解释又无法辩解的矛盾。黑人是个无法使其消失的民族。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全国人民越来越溶入松散而面貌模糊的社会,一部分人被专横地隔离并且被弄得与社会格格不入,这种现象使全国人民的良知感到不安,孕育出易于激动而不易平息的感情,产生了易于描述而不易解决的问题。

  直到一八七○年人口普查数字才正式列出城市人口。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加速城市化。估计数字表明,一八三○年时,十个美国人里城市居民不到一人;一八七○年时,城市居民占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一八九○年时占三分之一;一九一○年时占近二分之一;一九三○年时占三分之二;七十年代时占四分之三。上文已经提到,美国“城市居民”的定义变了,但人口大量流动则是确确实实的事。这是一次大的国内迁徒,它在速度和数量上部堪与早期从国外来北美大陆定居的移民相比拟。

  美国黑人也同样向城市流动,他们离开乡村的情况比全国其他民族更惹人注目。迟至一九○○年,居住在城市的黑人只及白人的一半(按人口比例计算),但是到一九六○年,全国白人的百分之六十八被划为城市居民,而全国黑人己有百分之七十三是城市居民。除去过去一度脱离联邦的南方之外,南北战争以后,黑人城市居民的比例始终高于白人城市居民。一九六○年时,除去南方以外,黑人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七是城市居民。从事人口普查的人预言说,如果城市化继续以同样速度进行,到一九八○年时,几乎美国全部黑人都会居住在城市里。

  黑人迁入城市意味着从南方迁出。住在南方的黑人在全国黑人中所占的比重从一八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下降到一九六○年的百分之六十,居住在南方农村的黑人在他们向北和向西迁徙时,一般均不进入南方城市。他们向全国扩散的过程中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黑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从一八七○年的百分之十三降到一九二○年的百分之十,在一九二○年以后保持了相对稳定,而除南方以外其它地区的黑人居民则都有了增加。

  黑人移居城市是另一件美国式的传奇事件,如同组成这个国家的其他移民的经历一样充满了风险、希望和失望。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黑人的经历也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他移民——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通常是在一座城市的本民族聚居区里开始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然而,在南方,黑人基本上都是乡下人;他们通常分成小批分散居住在白人居民当中,服侍其白肤主人或雇主的生活。历史学家对于南北战争刚结束时南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程度有不同见解,然而有证据表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种族隔离最严苛和最可耻的形式才传到南方,它们实际上是从北方引进的。一九○○年时,美国有七十二座城市的黑人居民超过五千人。一九一○年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纽约市和华盛顿市各有九万多黑人,新奥尔良、巴尔的摩和费城的黑人居民都超过八万人。

  许多因素促使黑人移居北部和西部城市。十九世纪末南方经济衰退,缺少就业机会,迫使较有冒险精神和敢于艇而走险的黑人离开南方。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来自欧洲的非熟练的移民劳动力断绝了,亨利·福特之类的人物便派人前往南方,甚至提供专用货车把黑人接到北方工厂来劳动。黑人在福特汽车厂的装配线上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得到福特厂提供的史无前例的每天五美元的最低工资。由于福特是第一个大量雇用黑人的北方企业家,福特这个名字本身就唤起了人们对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各种问题的种种联想,福特成了许多黑人伤感音乐的主题。

  喂,我马上会获得一份工作,在福特先生那里干活;

  喂,我马上会获得一份工作,在福特先生那里干活:

  喂,那个女人昨晚对我说:“我得告诉你,你受不了福特先生那一套。”

  还有许多黑人前往北部或西部地区,到匹兹堡或者芝加哥的钢铁厂去做工。女人则找到当家庭佣人的工作。少数黑人商人或专业人员前往北方,正如人们所说的,“去利用那里的不利条件”。

  当黑人移民抵达南方以外的“希望之乡”时,种族隔离的规定,社会上的压力以及本身的恐惧心情,还有不可避免的抉择,迫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城中之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黑人社会的生活有其独特的特征、独特的魅力以及独特的烦恼和不幸。纽约市的哈莱姆区很快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人社区”,这是黑人为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既是种族聚居、又是种族隔离的新型都市生活的象征和典型。

  哈莱姆区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新兴的城中之城,一个独具一格的城市边疆,非黑人美国人流动的副产品。它会产生具有它本身特点的创业者、社区创建者和开拓者。

  能干的、多才多艺的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的一生象征着黑人在城市里所能取得的新机会。约翰逊是律师、作曲家和抒情寺人(他写了大约两百首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他又是争取机会均等权利的战士和纽约黑人社会编年史的编纂者。一九二五年,约翰逊在《哈莱姆:文化之都》一书中简练地叙述了自本世纪开始这个庞大的、多样性黑人社区是如何形成的:

  当时,哈莱姆区拥有过多的按照新法例而建的宽敞公寓房子,然而缺少迅速抵达该地的交通设施,雷诺克斯大街的地铁那时还没有修建,所以房产主要使该地区东面的房子住满房客实在难上加难。只有往在七马路沿街或邻近一带的居民可以坐八马路的高架铁路,因此还比较方便。当时出现了一个经营房地产行业的黑人菲利普·佩顿,他向几个房产主建议,他可以把那些空置或者半空置的住宅租给殷实的有色人种租户。这项建议当即得到采纳,雷诺克斯大街以东第一百三十四街的一、两幢房子租了出去。接着,其它住房也陆陆续续都住满了人。白人有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注意这一变动,直到它扩展到雷诺克斯大街以西才发现,这时他们急忙采取步骤加以制止。他们通过一家金融机构——赫德逊房地产公司提出要把所有有色人种租住的全部房子买下来并把租户赶出去。黑人以类似的手法进行了反击……

  结果是一场硬碰硬的激烈竞争。黑人不仅继续租住他们能够租到的公寓房子,而且开始购买雷诺克斯大街和七马路之间独门独院的住宅。这一整套活动在白人看来具有“入侵”的性质,他们感到十分恐慌,并且开始象逃避瘟疫一样地搬离这个地区。一家有色人种出现在一个街区,不管这家人是多么有教养和守规矩,也足以加速人们逃离。一所房于接着一所房子,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搬空了。这是人类疯狂逃亡的大表演。没有人会静下来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们不这样做又会如何。拥有这些被搬空住宅抵押权的银行和贷款公司不得不接收下来。它们在一段时间里宁可让这些住房空着,偿付房款,也不愿把房子租给或者卖给有色人种。但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下降,到欧洲战事爆发时,哈莱姆区北半部的房价降到了最低点。

  与此同时,黑人居住区则日趋稳定,教堂从南区迁了过来,社交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逐渐形成,一个社区逐步建立起来。随着欧战爆发,哈莱姆黑人区进一步得到了新的、巨大的推动力。

  当这个地区以前的居民——来自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或其它地方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后裔,搬出一个地区,到城市别的地方或新建郊区去住时,他们原来往的地方马上就被从南方移来的黑人填补上去。哈莱姆区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不仅有来自美国南部的,而且还有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正如一位有洞察力的黑人知识分子所指出,他们中间“有农民、学生、商人、自由职业者、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冒险家、工人、传教士、罪犯、剥削者和无业游民。每类人迁来此地部有其不同的目的和特殊打算,然而他们最有重大意义的经历则是彼此发现了对方”。

  按照勒鲁瓦·琼斯的说法,其结果是,“黑人就是黑人,这一点愈来愈明确了……这是主要的共性,至于这群人的乡土观念、地理和社会的因素则被抹掉了。”黑人的大都市经历向他们表明,他们自身具有广泛而多种多样的前景,而这些是他们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用历史学家内森·哈金斯的话说,他们已经从“乡村的单一性进化为城市的多元性”。然而,他们经历的种种境况既使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形开阔,但同时也使他们发展起一种新的种族意识。哈金斯在他所著《哈莱姆复兴》的编年史中写道:“把他们划归为一个种族的是共同的社会条件和面临的共同问题。然而,一个种族的形成所需要的是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生活。城市的生活、哈莱姆区的生活满足了这一需要。”

  这就是一九二五年阿兰·洛克编写的一本影响广泛的书籍所描述的“新黑人”,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新黑人》。洛克是生于费城的一个黑人,是美国以罗得斯奖学金赴牛津就学的最早学者之一,后来成为著名哲学教授。他从自己在大千世界的亲身经历中发现黑人在美国生活中的新作用。他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按照美国的思想意识,黑人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个惯用语,是一种可以争议的东西,可加以谴责或加以辩护,可以‘压下去’、或‘留在原地’、或‘扶下去’,可令人烦恼或担忧,可加以践踏,或加以保护——总之,是一种社会怪物、或是一种社会负担。”此时,身居城中之城的美国黑人又成了“非洲民族接触二十世纪文明的先锋”。他们的使命是“使黑人种族重新赢得世人尊重”。洛克引用传统的美国信念,即这个国家是一座“山巅之城”;而美国的黑人则应肩负起”黑种人的担子”。哈菜姆区有它自己的“复兴时期”。到一九二○年时,纽约市的黑人绝大部分集中于哈莱姆区,达十五万人以上,成为全国任何城市的最大黑人社区。在这以后的十年里,这里产生了大量杰出的文学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使得这个贫民区举世闻名。抒情诗人康蒂·卡伦把黑人诗歌编纂成集,著作小说,并且翻译希腊悲剧。从牙美加移民来美国的克劳德·麦凯于一九二八年写了《到哈莱姆安家》一书,这是出自美国黑人手笔的第一本小说体畅销书。书中人物贾克由于人们不让他与德国人作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逃离部队,回到他热爱的哈莱姆。哈莱姆的一切问题,它的爱与恨、卖淫和毒品以及数不清的内在烦恼和不幸全部依然如故。麦凯书中的这位主人公狂热他说,“哈莱姆!除了哈莱姆还有哪个地方我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呀!美好的、古老的哈莱姆!巧克力一样的哈莱姆!甜蜜的哈莱姆!哈莱姆,我已经把你牢记在心中。”在哈莱姆的舞台及其两侧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杰出人物,他们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们是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独具一格的艺术家、作家或有创见的学者: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本人;阿兰·洛克;专门论述欧洲和美国潮流之不同的吉恩·图默尔;擅长描写黑人中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家杰西·雷德蒙·福塞特;社会学家W.E.B.杜波依斯和E.富兰克林·弗雷泽;时事评论家沃尔特·怀特。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吸引人的要数兰斯顿·休斯,他是个多产作家,以黑人的特殊经历去解释全体美国人遇到的问题。休斯回忆他一九二一年刚抵达哈莱姆时的感受写道,“我永远无法用笔墨描述乘地铁前往哈莱姆区时的激动心情。我走出地铁,来到九月明媚的阳光下。呀,这就是哈莱姆!我站在那里,放下手中的提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欣喜之情又一次向我袭来。”

  这些新近聚居在一起的、半解放的黑人不只是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显示了辉煌的才能。移居北方城市虽然使他们从种植园奴隶制的传统和桎梏下解放出来,但只能自由地独成一体生活以及找到黑人自己的社会。他们的彻底解放,即置身于任何社会中,还有待实现。黑人过着城中之城的隔离而固定的生活,这是美国式生活中的一个奇特之处,然而他们确确实实创造了一种迅速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的新音乐,并且很快地被誉为典型的美国音乐。“爵士音乐时代”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当时全国人口中的城市居民已占绝对多数。这个名称来源于丰富多采的新的民间音乐,它主要是城市黑人的一种创造。历史学家对“爵士”这个词的来源有不同意见:有的说它源自非洲黑人或克里奥尔人,有的说来自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包括H.L.门肯在内的许多美国语言学家把这个词同形容性交的民间口语:“放纵”一词惑多或少地联系起来。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的这一音乐形式是黑人移居城市后最初阶段的产品;爵士音乐主要是凭靠城市黑人的天才、活力和想象力而发展起来的。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也是新音乐的实验时代(如阿诺德·勋伯格和贝拉·巴尔托克的音乐)。不过,正如爵士乐起源的年代史编者冈瑟·舒勒所指出的,爵士音乐是一种更加平民化,也更具群众性的实验音乐形式。旧世界音乐的新形式则是发展沙龙和音乐厅音乐这类“音乐艺术”,也即由作曲家作曲,由演奏家为出钱赞助的听众演奏。然而,按照音乐研究家的说法,爵士乐“不是少数风格创新者的成果,而是一种相对来说简单易懂的半民间音乐——它与其说是音乐,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最近由五、六个支流汇合而成的,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个性,然而却具有鲜明的风格。”早期的美国爵士乐,如同非洲的土著音乐一样,并不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式”,而是一种群众性庆典的形式。再说,以消除差异而言,它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平民化的,并且是典型美国式的。爵士乐作为一种卓越的即席创作与即席演奏的音乐,根本取消了作曲家与演奏家原有的区分。它为每一个演奏者同他的伙伴们提供了一种崭新而相互交流的亲密关系。而且作为一种舞蹈音乐,它特别易于引起听众的共鸣,听众在某种程度上是置身于演出中的。

  拉格泰姆调爵士乐的欢快节奏大约在一八九六年以后流行起来,以得克萨斯州黑人斯科特·乔普林的表演最为典型,他的“枫叶拉格泰姆舞”已成为一种新的切分乐曲的样板。这种欢快的乐调同哀怨动人的伤感音乐乐曲结合起来,再配上民间怀旧的心情和非洲节奏,形成一种随心所欲的美国的音乐语汇。它可以演唱或用任何乐器来演奏,它说的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心领神会的音乐语言。

  W.C.汉迪是伤感音乐之父中的一员,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黑人,善于吹短号,开始时是个漫游演奏者,由于其“圣路易斯伤感曲”(一九一四年)而为人所熟知。据汉迪本人说:

  伤感乐比今日人们称之为“式调”的东西更为深沉。如同灵歌一样,它源自黑人,涉及我们黑人的历史,我们来自何方以及我们的经历。

  伤感乐来自遥远的南方。它产生于空虚、向往和追求。当一个人歌唱或者演奏伤感乐时,他所渴望和追求的东西,有一小部分可以从音乐中得到满足。伤感乐使人们回想起奴隶制和人们当时的期待心情。我父亲是个传教士,每当听到有人唱《到最后审判之日我将见到你》,他总是泪痕满面。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他回答说,“这是你叔父当年在阿肯色州被卖作奴隶时他们唱的歌。他不愿忍受主人的毒打,因此他们就象对待一头牲口一样把他宰了。”

  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美国人都尝到了我们多年来经历过的辛酸——他们离别家人而被送往远方,有时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下这样做的。于是,伤感乐和爵士乐开始对更多的人具有更大的意义。其后,大萧条对许多人来说又是一种新的经历。而我们黑人则早已多年忍饥挨饿,我们体验过饥馑和心灵破碎的苦楚。因此,伤感乐有助于满足各种类型的人内心的渴求。他们也就爱上了它,并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东西。现在,当你听到一个白人唱伤感曲时,你能感到他跟黑人一样动情。伤感乐和爵士乐已经成了整个美国音乐的一部分,并会发展下去,直至永远。城市里的黑人经历了两次流离失所,试图重新在美国建立生活。当初他们被迫远离非洲来到美国南部当奴隶,多少适应了南方的农场和种植园生活;此时,他们又自愿离开其祖先的土地;试图在城市坚硬冰冷的街道上扎下根来。他们两次流离失所,心灵里留下的伤痕为所有其他东奔西走、流离失所的美国人提供了主题歌,这些人在水泥地上寻找他们的先辈只有在地里才能找到的东西。

  既然如此,爵士乐——这个词,这种音乐,最早的作曲家及最早的演奏者——的来龙去脉之难以明确,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爵士乐是一种平民化的乡土音乐,正如勒鲁瓦·琼斯等人所指出,它脱颖于本世纪初黑人在美国各新建城市的聚居经历。爵士乐在新奥尔良很早就出现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在那里,甚至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都已能够比较自由地分享都市生活。南北战争以后,那里的黑人拾起军乐队丢弃的乐器,取材很久以前在刚果广场上演奏的非洲音乐,把军乐和哀乐的曲词转变成一种新的相互交融的东西。因为爵士乐和伤感乐产生于“美国黑人投入本国主流文化这个群众运动”,因而它自然而然地在许多城市同时出现。爵士乐和伤感乐作为美国各地黑人的城中之城新社会的一种产物,可能是最早的、非地区性的美国民间流行音乐。新奥尔良、圣路易斯、芝加哥、纽约、底特律以及黑人向北迁徙途中的其它“圣地”,都是盛行爵士乐的中心。各个地方以及各个表演者都有其自己的风格,然而表演者是很容易从一个哈莱姆区迁到另一个哈莱姆区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开始是在新奥尔良表演,后又去芝加哥、纽约和其它地方。爵士乐创造了一个演奏者和歌手彼此了解的全国性大家庭。留声机生来是用于爵士乐和伤感乐的。即席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不可能即刻谱写在固定不变的乐谱上。当一次性的表演连同其自发性和即席性,被唱片捕获时,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情调的。玛米·史密斯的《疯狂的伤感乐》有时被称作最早最畅销的伤感乐唱片,灌制于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它有几个月的销数竟达到每周八千张,主要是卖给城市黑人居民。它树立了一个榜样,显示出这种“种族”唱片拥有极广大的市场。它还表明黑人是大量消费品共同体的对象。勒鲁瓦·琼斯指出,“把黑人视作消费者,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新见解,是美国白人头脑里稀奇古怪的黑人形象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头衔。它对黑人来说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新头衔。巨大的城市中心区,诸如一批象哈莱姆那样的新‘黑人城’、芝加哥的南市区、底特律迅速发展的黑人区,以及南方一些较大城市,都是这种现象的直接见证。星期五晚间下班之后,在这些北方寒冷灰暗的城市里。黑人工人在唱片商店外面排队购买新的伤感乐唱片;随着人们付了款,美国大工业办事处里的销售预测表上所显示的美国人口增加了十分之一。”

  当留声机把爵士乐带给美国全国人民,而收音机又一下子制造了空前大量的音乐听众时,唱片灌制改变了爵士乐和伤感乐的特征。现场演唱伤感乐或演奏爵士乐时,乐曲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它一直拖到表演者筋疲力竭,不能再即席编演为止。然而,留声机唱片只有那么长的时间,正如爵士乐史学家马丁·威廉斯说的灌制唱片的结果是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时限。一位知道他在十英寸的唱片上只能录下四节伤感乐的歌手,往往只唱一组“预先谱好”的歌曲。

  诸如本尼·古德曼这些美国白人也演奏起爵士乐,成为爵士乐最为成功、最为显赫的演奏家。有些人,例如比克斯·贝德贝克使得爵士乐成为哭诉或抗议他们所摈弃(或他们自己受到遗弃)的社会的一种方式。音乐厅也开始演奏“爵士交响乐”。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新南国爵士乐队”于一九一七年灌制唱片;一九二○年, 宣称要超过“过去年代粗糙的爵士乐”的保罗·怀特曼,在传统的音乐爱好者听众面前,指挥正规的交响乐队演奏。此时,美国自人竟仿效起受排斥的黑人同胞,两者的历史作用居然倒转了过来,这一点很有讽刺意味。

  在一个社区林立的国家里,标准化的、全国广为宣传的产品迅速地把不同地区原有的风味弄得平淡无奇,但黑人的城中之城却提供了丰富多采的消遣。卡尔·范·维克顿,一个出生于艾奥瓦州的白人记者,发现“黑人的悲惨、堕落的生活……是艺术家新颖、奇异、多姿多采的素材。”一九二六年,他在《黑人乐园》一书中,描绘了哈莱姆区一幅令人同情但又浪漫化了的生活画卷,此书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做贫民窟生意的人把白人旅游者带到哈莱姆夜总会去看《黑人轻歌剧》里“逗乐的黑家伙”和“胜感的巧克力”,它使得哈得逊河左岸的娱乐获得了堪与巴黎塞纳河左岸媲美的名声。对于当地有钱人来说,哈莱姆是“一个大娱乐场”。号称上演市里最性感节目的“棉花俱乐部”以及哈莱姆另外一些只对白人顾客有吸引力的酒吧间,变得非常时髦。黑人在南方时曾是纯朴农民的象征,而在他们的新的城市生活中却扮演着放荡不羁的城市美国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至少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当诺曼·梅勒为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寻觅一个代号时,他称之为“白色的黑人”。

  黑人聚集在城中之城,使得他们在确能参加选举的全国各地更鲜明地形成一个集团。黑人向北、向西、向城市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在全国政治中发挥更人作用的运动。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南方各州重建的三十年里,南方先后选出两名黑人参议员(都来自密西西比州)和大约二十名黑人众议员到华盛顿。然而,二十世纪初期,在南方,人们使用各种办法阻挠合格的黑人进行投票选举,更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只有迁徙后,南方的黑人才成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到一九四二年,全国参加投票的黑人选民人数跟在最南方的七个州(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阿肯色、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参加投票的全体白人选民人数相等。一九四七年,黑人民主党人威廉·道森(他的前任奥斯卡·德·普里斯特是第一个进入国会的北方黑人,从一九二八年起连任三届议员)从芝加哥南市区选入众议院,两年后纽约市哈莱姆区的亚当·克菜顿·鲍威尔和底特律的小查尔斯·迪格斯也跟着当选。一九六四年,国会中已有四名黑人议员,到一九七二年增加到十五名,一九六六年,马萨诸塞州的黑人共和党人爱德华·布鲁克被选进参议院。黑人在选举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并且明显地集中在北部城市),以至于一九六○年黑人选民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在总统选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些颇有见地的观察家把约翰·肯尼迪以十二万张微弱多数票当选总统归功于于黑人选民。一九六四年通过了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废除了南方曾广泛用来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人头税。一九六七年,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黑人瑟古德·马歇尔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一九七○年时,全国已有四十八名黑人市长,其中三名是主要大城市的市长。一九六○年以后,一系列保障民权和选举权的联邦法律开始保证,地方的种族歧视性规定不能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即使南方也不例外。虽然开国元勋们曾明确赋予每个州自己确定选举资格的权利,可是一八七○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否定黑人拥有选举权。不过,只是到二十世纪中期,黑人的选举权才成为联邦的新事物。

  二十世纪美国生活中最强有力、最有深远意义的潮流把黑人连同其他美国人一道吸引到各地社会中去。黑人的住所不断处于被隔离状态,加上那种把黑人排斥在公共设施之外的遗俗,本来就很不正常,现在更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了。

  历史潮流固然可以改变,然而许多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所流经的通渠却是不易填没的。黑人在他们进入美国生活的途中被推入一条曲折的、惨遭隔离的通道。城市生活使黑人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同其他美国人却是分开的,这激起了他们的忿懑,并且加深了他们那难以消除的种族感。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在其美国同胞中引起恐惧与敌意。其他美国人不了解黑人,不愿与黑人为邻。白人对黑人横施私刑或非法处死,这种紧张的种族紧张关系到大约一八九○年以后,由于集团性的冲突而更形尖锐。黑人涌入美国生活的时代也是“种族暴乱”一词进入美国语汇的时代。由于赤裸裸的、有组织的白人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进一步加深了。一九一五年在佐治亚州重新建立的三K 党扩展到北部和中西部,二十年代时声称已经拥有四百万成员。到了六十年代,在美国生活中长期肆虐的“白人至上”这种口号遇到了“黑人力量”口号的对抗,一种新的黑人种族主义滋长了,并且颇具影响力,新组织起来的、自负且自信的黑人会社脱离了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教导,采取各种手段——暴力的、非暴力的,以及自称“非暴力的”——以图确保他们在美国社会上的正当地位。

  然而,黑人这些做法本身却推迟了他们同其他美国人打成一片的日期,因而损害了他们的正当目标。黑人企图用种族配额、反向歧视行动以及其它手段来“补 偿”历史造成的不公正,这类行径在非黑人社会里引起新的疑虑和反感,因而使黑人难以改变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更加持久,并造成无论通过善意还是暴力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社区林立的时代里,美国生活中强劲而有深远意义的潮流确实证明了一种希望,那就是:热爱平等的美国人能运用新世界无可估量的资源来实现奇迹。一个创造了无数崭新的消费共同体和统计社会的国家,一个(我们将可看到)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国家,是否可以再一次施展美国人的才能,把种族之间的隔阂消除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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