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量制造“瞬息时刻”

 《美国人:民主历程》

  “啊,妈妈,快到客厅来,有人在用手弹钢琴!——约翰·菲利普·索萨在《录制音乐造成的成胁》一文中引用的话。

  美国消除差异的新方式,没有一种比“瞬息时刻”的意义的改变更为突出了。诗人爱谈“飞逝的瞬间”,因为瞬息之不可复得是再明显不过了,或者象约翰·多恩所描绘的那样:

  去吧,去捕捉那陨落的星,

  给孩子寻找曼陀罗的根,

  告诉我哪里去找消逝的岁月,

  是谁一刀劈开魔鬼的脚。

  请教我如何去听那美人鱼的歌声。

  瞬息之逝而不返乃是生与死的真实含意。换言之,就是人难免一死。只有上帝才无所不在。上帝在同一个时刻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既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也不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只有上帝能看到一切,就象所有的事件仍在发生或同时发生。只有上帝才能看到变动的形式,听到死者的声音。现在,所有这一切人也办得到了。

  从前,人是根据其所不能做到的事来认识自身的。歌德说过:“艺术寓于限制之中”。当美国人突破古老界限的时候,对于生活的意义他们会有什么新发现?历史曾是人类为了适应其所不能而作的努力。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却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它考验人对于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新事的适应能力。

四十一、时间变得可以相互替换:把每个单位的劳动量打捆装包

  《穷理查的历书》中有一句话:“失去的时间不可复得。”人们在劳动中所依据的准则是:劳动中的每时每刻都是独特的,一去便不复返。工作有早班、夜班之分,个人的劳动也有所差别。人们扛着自己的锹去煤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铲煤,人与人的铲法大相径庭。这种现象不仅天经地义,而且不可避免。人的唯一尺度是人自身。生命就是一连串生活片段,既无法重新体验又不会重现。时间就是独特的瞬间组成的长列——瞬间既存在,转眼又永逝。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去便永不复返。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即使这一古老的哲理也会不成为真理。因为时间已能“互换”,成为由可以互换的精密单位组成的系列。时间不再象源源不绝的长河而成了精密单元组成的流水线。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钟表在美国仍是稀罕之物。没有清楚、准确的时间单位,单位劳动自然不能以所需要的确切时间来计量。只要以日出和日没来划分劳动时间,劳动单位就无法确定。

  本杰明·富兰克林并未把守时作为修身养性的内容,这不足为怪。在他那个时代,只有极少数富人才有条件戴表。其他的人除非就在钟旁边,否则根本无法知道确切时间。外出旅行的人也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确切日程动身。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全部根据客人是否在他等候时间内抵达来判断客人迟到与否。当时欧洲城镇广场上音响洪亮而外形美观的大钟是作为一项公用设施建造的(戴手表的美国人如今感到这些钟古朴典雅,十分可爱),这些大钟同时也表明普通市民无力购买自用的钟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表仍是一个家庭的传家之宝,人们给表配上沉重的金链戴在身上。亚伯拉罕·林肯夫人参加丈夫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手腕上佩戴的表被当作一件稀世之宝。快到一九○○年的时候,“手表”这个词才出现在英语中。直到布尔战争(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之后手表才得到广泛应用。在那场战争中,军人都佩戴手表,以便各军事单位同步行动。在此之后,人们才普遍按钟表计算时刻。直到美国大多数人都买得起钟表,并且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批量制造钟表以后,佩戴手表井按分钟来安排生活才得到推广。

  “效率”是二十世纪美国人的信条,它意味着按时间单位安排工作。在劳力经常匾乏而又十分昂贵的国家里,效率之高低不在于“质量”好坏或者劳动者“胜任”与否,而在于令人满意地完成一项工作的速度。计算任何事物都要考虑时间。有效率的美国就是高速度的美国。时间已被精确地划分为一系列均等单位,完全可以循环反复。人们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厂里灯火通明,机器昼夜运转。四季也开始显得不那么分明,因为有了冰箱、暖气和空调设备。各单位工作时间愈来愈相似。

  美国采取特别措施鼓励订立标准劳动时间单位并记录在案。大批量生产就是标准化生产。同一规格的零部件是按同一模式生产的,但这仅是一个开端。美国生产体制要求改进各种单位的计量,推广标准单位。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作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在福特之后,大批量生产也就意味着装配线作业,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为每一道工序确定精确的时间,毫不含糊。现在是工人原地未动,工件就到了手边。持续生产的关键就在于每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以免中断生产过程和浪费片刻光阴。装配线的工作速度也就是生产速度,它取决于动作最慢的工人完成任务的速度。这一切都意味着计时定时。

  宣扬美国效率信条的弗雷德里克·泰勒,是第一个用教义般清晰的语言宣讲这些道理的人。他的一生和他的为人均体现了现代美国的困难决择。一方面,他宣扬一种对待事物的近乎非人性的执拗信念,主张人应全神贯注于效率——只考虑如何生产更多、更好和更便宜的物品。泰勒在《科学管理的原则》(一九一一年)一书中写道:“过去,人是第一位的;未来,制度必须成为第一位。”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宣扬从感情上关心,有时要热情地关心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及人与人间的和睦共处。他感到苦恼的是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安于现状,不求挖掘自己潜能的习惯”阻碍了人的发展。对于泰勒来说,一个不讲究效率的人就象“一只能唱歌可又不愿放声歌唱的鸟儿”。因此,泰勒可以不知疲倦地进行试验,耐心寻求更经济的自行车滚珠轴承制造法,而对于依恋使用过多年的铁锹的人,他却显得急燥,很不耐烦。在发挥一个人的个性同发挥其生产能力之间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吗?在人的生产能量得到空前释放的美国,这个问题将得到验证。泰勒的父母都生于教友会教徒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热诚的废奴主义者,曾于一八四二年作为代表同卢克丽霞·莫特去伦敦参加国际反奴隶制大会。遵循着教友会的传统,泰勒直到生命终结之时,仍旧衣着简朴。英国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把他比作耶稣,“他每天要到成千上百的人中间去,这些人每日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既鄙视自己,又鄙视自己的工作,对己对人都悲观绝望。他要求人们把命运交给他,让他来给他们想想办法。这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职业。”当年轻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反对泰勒的制度时,泰勒毫无顾忌地把典型的生铁搬运工说成“不过是或多或少象公牛一样的人,四肢发达,头脑呆笨。”

  目标与感情之间的存在着矛盾,对此,泰勒似乎并不感到苦恼,因为他象相信福音书一样地相信效率可以解忧排难,调和矛盾,他的万应良药便是扩大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泰勒认为:“区别国家是否文明以及民族是否繁荣昌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在富强的文明国家,普通人的生产率要比贫穷的不文明国家高五倍至六倍。”

  他的信条是:科学管理涉及工人思想的彻底革命……也涉及经理人员思想的彻底革命……过去,人们考虑较多并且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对他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盈余进行所谓适当分配。……科学管理引起的这场伟大革命使双方认识到盈余的分配并非头等重要问题,并且都转而注重增加盈余,直到获得巨额盈余以致不必要为了如何分配而争论不休。

  因此,泰勒反对工会。他的上帝,和谐而富有效率的上帝,生产率这个上帝,不是已经使工会成为多余了吗?

  在泰勒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早就处处考虑效率问题。他测量自己的脚步问距,计算步子,用最省力的办法步行上班。他发明了匙柄形网球拍自用,并在一八八一年同与他搭配的伙伴一起夺得全国双打冠军,从而证实这种球拍的效用。后来当他的兴趣转向高尔大球以后,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轻击棒,并试验改良正规通路与终打地区之间的草皮。在流行高筒带扣皮鞋的年代里,他经常穿的却是一种松紧带边的无带扣便鞋,以节省系扣的时间。他热爱体育运动,不喝茶和咖啡,也不抽烟,因为这些嗜好会影响他的运动效果。

  泰勒的父母把泰勒送入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让他为将来进哈佛法学院做好准备。泰勒以最优秀成绩毕业于埃克塞特学校,但身体却垮了,只得放弃进入法律界的宿愿。他的医生建议他干些体力劳动,他就当了机械工学徒,最初在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做一名普通工人。与此同时,泰勒还在夜校攻读机械工程,并在一八八三年通过考试,获得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颁发的学位。他发现自己很适宜于作工程师,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工厂的总工程师,并且已经有了发明创造,自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搞发明,一生获得的专利有一百项之多,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汽锤的设计。泰勒即使在别的方面毫无成就,也会由于发现一种制造锋钢的合金和热处理方法而留名于世。使用这种钢制造的机床刀具在赤热状态下也不会软化,使用寿命延长,切削金属的速度提高一倍,从而使得全世界机械厂的生产能力翻了一番。然而,泰勒最重要的(虽然不在获得专利范畴之内的)发明却是适用于所有工厂的一种新组织制度。泰勒在一九一一年称之为“科学管理的原则”,以确立新的劳动观念为宗旨。他的基本构思是把埃利·惠特尼以及他之前之后的其他发明家对待美国生产体制中物资单位的做法用于劳动单位。他把工厂的每项作业部分解成最简单的工作,然后测定完成每项工作的时间,从而找出完成工作的最经济办法。

  时间是泰勒的主要尺度,秒表就是他的基本工具。一八九八年,泰勒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工作时,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以发现送到车间的各项工作的合理完成时间”。泰勒关于合理时间研究的办法如下:

  第一,挑选一些能够特别熟练地完成侍分析工作的工人(最好尽量从不同的单位和地区挑选),例如,可以挑选十至十五名不同类型的人。

  第二,研究每个人在完成所调查的工作时的确切基本操作或动作系列,以及每个人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测量每项基本动作所需时间,然后选定完成每项工作的最快方法。

  第四,消除一切错误动作、缓慢动作和无用动作。

  第五,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动作之后,把最快最好的动作组成一个系列,并采用最好的工具。

  然后用这种采用最快最好动作的新方法取代十个或十五个原光使用的差劣的系列。泰勒和他的助手在伯利恒钢铁公司化了五个月时间收集关于最佳铲料方法的资料。

  泰勒经过仔细研究提出“铲料的科学”。反对者竭力对此冷嘲热讽,这项成果后来就成为表明科学管理大有希望的典型事例。一九一二年,在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上,泰勒提出,他既然已搞出一门铲料科学,就可以使天下万物都成为一门科学。他叙述了在伯利恒钢铁厂的经验。他刚到该厂时,发现每个工人都扛着自己的锹去料场,又用同一把锹来铲所有其它物料。“我们发现一个一流的装载工在装卸无烟煤未时,每铲装料三磅半,而在装卸产自梅萨巴山脉的铁矿石时,每铲装料三十八磅,那么,每铲的适当的装载量究竟应该是三磅半呢?还是三十八磅呢?不可能两种装载量都是合适的。在科学管理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以任何人的意见为转移,它需要精确而仔细的科学调查。”

  泰勒在收集了有关伯利恒钢厂每人每天每分钟材料装卸吨数的资料以后,自行设计了各种铁锹发给工人使用。然后,他认真观察改变锹把长度后产生的结果。他发现,把锹把截短让装载工每铲装铁矿石三十四磅(而不是三十八磅),那么装载的日装卸量即可从二十五吨增加到三十五吨。泰勒一次又一次地把锹把截短,直到每铲装载量为二十一磅半,这时,人们的日劳动量达到最大限度。通过这样的研究,泰勒发现,采用十五种不同的铁锹装卸不同的物料,整个钢厂即可获得最佳效益。这些铁锹中有装卸铁矿石的小平锹,装卸无烟煤未的大型深铲以及装卸焦碳的铁叉。他还规定了正确使用每种铁锹的方法:

  把铁锹插入这类材料堆的正确方法只有一种,其它许多方法都是错误的。铲运耐火材料的方法是:前臂压在右腿紧靠大腿根下的地方,就象这样(示范),右手握住锹把未端,把铁锹插入料堆时,胳膊不要用力,那样得不偿失,而是把全身重量压在铁锹上,就象这样(示范),用这种方法不需费力就可把铁锹插入料堆,胳膊一点也不累。十分之九的工人靠臂力把铁锹插进料堆,所用力气要比实际需要的多一倍。泰勒派他的助手在全厂向工人示范铲料科学。

  由于采用泰勒的新科学,三年半以后,一百四十人就可以完成原先六百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物料的装卸费可以削减一半,保住工作的装载工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泰勒和他的追随者不久又尝试把他在铲料作业中采取的做法向全国成百个工厂的所有其它作业推广。在“科学管理”的名义下,时间分析员把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完成各部分所需的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法。工厂的工作被分解为有着精确时间限制的小决活计,“经理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天确定每个工人的工作计划,而已多半要向每人下达全面的书面指令,详细列明应完成的活计,以及工作方法”。泰勒的追随者更进一步,他们分解工厂的整个生产,描述基本的人体动作,甚至测定每一瞬间。在怕利恒钢铁公司,H.L 甘特发明了帮助工人完全按照指令完成工作的新工具,并定出了新方法,指导工人按照唯一正确的途径完成工作。

  在与泰勒一起投入这项工作的人们当中,弗兰克·吉尔布雷思要算精力最为旺盛的一位。他子女众多,却通过精心安排把家务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一本名为《一打更划算》(一九四八年)的畅销书以及受欢迎的同名影片都把他当作主人公。吉尔布雷思曾经当过砌砖工人,他同妻子一道,花了三年时间专门研究砌砖的时间和动作。然后,他告诉泰勒他所发现的惊人浪费:“我的上帝……那简直不人道。想想吧?我的体重超过二百五十磅,每次弯要取砖时,我都得把二百五十磅重的身躯弯下两英尺去取一小块四磅重的砖,然后再抬起二百五十磅的身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拿起一块四磅重的砖。想想这种浪费力气的事,真可怕。”吉尔布雷思和妻子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试验如何省掉这个动作。最后,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砌砖法,砌一块砖只需五个动作,而过去是十八个动作。通过这项研究,吉尔布雷思夫妇提出了“动作经济”这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原则有:除了休息时间外,两只手不能同时空闲,两臂应朝两个方向做动作,但应对称。他们把每个基本动作称之为“塞尔布利格”(therblig,吉尔布雷思英文姓名的倒拼)。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去世以后,莉莲、吉尔布雷思写了几本书,介绍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操持家务。

  “科学管理”在工业化国家成了“搞好家务”的同义词。这个名词和这种思想的普及得益于一个似乎不可能成为其推广者的人:“人民的律师”、劳工卫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一九一○年末,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就东部铁路公司要求增加运费的申诉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布兰代斯以维护托运人的姿态出现,反对增加运费。他读过一九○三年出版的泰勒的《工厂管理》一书,并曾会见泰勒本人。他感到泰勒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品德高尚”。布兰代斯用具体事实证明各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因此,只需实行更有效、更“科学”的管理,铁路公司的收益就会高于按它们要求增加运费所带来的收益。这样,布兰代斯反对增加运费的意见获得胜利。市兰代斯大量引证己采用泰勒制的经理和公司老板的名字,以此来支持他的主张。报纸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报道为布兰代斯反复赞扬的“科学管理”制度做了宣传。直到那时,泰勒本人尚未决定他的制度的最佳名称。他曾考虑把这一制度命名为“职能管理”或者“活计管理”。是布兰代斯的雄辩口才和他的胜诉促使泰勒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原则》一书中采用“科学管理”一词——不仅把它作为名称而且把它作为口号!

  泰勒关于时间研究和基本活计的观念不久就为厂主和工会所采用。到了本世纪中叶,通用汽车公司在同工人签订的合同中,把每个小时都按六分钟为一期划分成十个单位。然后,又把工作按每期加以分解,工人的工资则按照他一个小时干了十分之几来确定。美国钢铁公司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签订的合同中把“公平的日工作量”规定为:“一个合格雇员在正常速度下所能完成的工作量……而所谓正常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在平整的地面上每小时步行三英里。”在第二年的工资合理化计划中,该公司把一千一百五十种工作划分为一百五十二个类别。美国铝公司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和五十万美元研究如何使五万六千种工作合理化,并加以分类。

  十九世纪,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人民富于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而不拘泥于常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生活水平较高的原因。但是,现在泰勒却提醒美国工人注意防止老式的“首创精神”。工人应按所指定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完成工作,正如外科医师须遵照规定的最好的方法施行阑尾切除术。泰勒坚持认为,大部分被当成富有“首创精神”的举动不过是浪费而已,纯系无知的人单凭经验搞的无效尝试,是新瓶装旧酒。一个工人若能在一个小时内十分之十地因一丝不苟按规定完成任务而领到工资,他就没有必要也很少有机会来表现其首创精神。如果按照科学管理的新微积分学来分解工作,那么工人所作努力的意义和价值就比以往更加难以为工人所理解了。

  泰勒十分厌恶凭经验办事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至少会使干活儿的人感到他正在干他所应该干的事。在工厂取消这种做法,工人对工作倾注的感情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个人满足感就会部分丧失。难道现在还有工人不感到他是为别人于工作,或者是听任机器的摆布吗?按经验办事时个人还是自己的主宰。科学管理却把工人变成一个劳动单位,只是根据工人保持工艺流程持续不断的能力来判断工人的效率。工人本身就成为可互换的部件了。科学管理不仅影响生产方式,而且影响产品种类,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成了设计和选择产品种类的标准。“科学的”制度现在代替天真的消费者,自己提出了要求,难道这就是美国生产体制展现的无穷尽生产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难道美国那出色的保存人力资源的新技术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吗?

  美国人为了尽量发挥人的才干所作出的新努力自有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和微妙的矛盾,这是不可能长期隐藏而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埃尔顿·梅奥在芝加哥西部电力公司的霍索恩工厂进行的著名实验就揭示了这一点。实验者连续十三周考察从事电话装配工作的六个女工,对每种可能的变数都做了记录和计算:工作场所的温度和光线;前一夜或者前两夜女工的睡眠有多少小时等等,为了做研究,梅奥每次改变一种变数并记录其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变数是决定性因素。不论实验者如何改变劳动条件。六名女工的生产力一直持续上升。梅奥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答案在于实验本身——关心这六名工人,让她们作为一个劳动集体发挥其聪明才智。从梅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管理对动作所作的任何改进都无法超越人们对工作的感情和他们同工作的联系。

  不久,在人们追求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又一种新学说诞生了。其基础就是梅奥的这项发现,如果工人们发现雇主把他们作为人来关心,他们就会生产更多产品的话,那么就必须找出最有效的方法让工人感到雇主对他们的关心。这样,人就朝着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从凭权势控制过渡到凭操纵控制”的转变又迈出了一步。在实行科学管理之后,出现了作为催化剂甚至解毒剂的“人际关系科学”,以及“人员管理”这样一门新奇的职业。但是,这种科学尽管表面上旨在更加充分考虑人的人性,仍然注定(借用埃尔顿·梅奥的话)会成为“人类实行控制的新方法”。

四十二、让往事再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德卡唱片公司做的广告宣传说:“听吧!听吧!他们就在这里,全是诸位喜爱的广播、电影和舞台上的明星。诸位足不出户,随时可以听到他们表演和演奏的最精彩节目。”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已经完善了任意重现图象和音响的许多新技术。事物只能存在一次,这曾是注事的表征。在过去,生活据认为是无法再现的。一个人的音容笑貌与他的短暂生命同在。人死了。音容笑貌也就烟消云散,过去的形象要靠画家和雕塑家的艺术作品方能保留,以往的动作也只有通过演员的模仿方才得以再见。文学作品对于故人的描述算是最为生动的了。

  后来,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批大大小小的发明和创造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手段,使人能够完全抓住过去的往事。人仍旧难免一死,但是生活的内容已经改变。人人都可在有生之年享受的图象和音响丰富得多了。

  具有决定作用的创新是摄影。人们经常谈起摄影起源、完善和简化的历程,却无人指出摄影推动了生活的变革。在旧世界的文化中,要想往事重现,主要是通过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之类的贵族艺术,或者吟唱、民间传说、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之类有限的民众艺术。只有通过语言本身、国家典礼和宗教仪式,凭靠反复出现的文字或手势,才能把人民和过去的时代联系起来。摄影的出现使平民百姓都能体验往事再现,这实属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摄影无需假借语言和文学,因此,任何人,甚至不一定识字,都能随意摄取经历中的重要时刻,留作日后纪念用。促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性发现也是来自旧世界,美国人只不过发挥其聪明才智,找出各种办法把它运用于实际,并组织、推广和扩大其用法,使之大众化。

  自法国人L.J.M.达盖尔一八三九年公布他的银版照相法后的整整半个世纪内,甚至在英国人W.H.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以一张负片洗印多张正片的方法以后,摄影仍然是一种神秘的技术。法国艺术家保罗·德拉罗奇在看到达盖尔的照片后惊呼:“从今日始,绘画已宣告死亡!”摄影已经开始取代并改变艺术家的某些传统作用,但是,在美国,摄影则将走出艺术家的殿堂而在民众中普及。

  到了南北战争时期,许多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摄影的法力。早在南北战争以前,马修·布雷迪在纽约和华盛顿开设的照相馆已经生意兴隆。南北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布雷迪、亚历山大·加德纳等人拍摄的照片曾送美术馆展出,并在书籍和报纸上发表。那些照片既生动又真实地展现了那次战争的景象,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任何战争都不曾有过这样深刻的感受。虽然当时动作摄影尚不可能,但是照片已令人震惊地以崭新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中建筑物的坍塌和人员的伤亡。

  但是,摄影在当时仍是一件既复杂又累人的事。布雷迪在穿越战场时需要一辆专用大篷车装运器材。直到一八八○年前后,摄影师的装备除了照相机、若干镜头和一副三角架外,还包括装有负片涂层、感光、显影和定影溶液的各种瓶子,以及玻璃板、圆盘、量具、漏斗和一只盛清水的桶,有时还得带上水,和一顶便携式黑帐篷(以便就地完成基本化学程序)。一天所需器材通常重达一百磅以上,没有摄影器材专用大篷车的摄影师就得把器材装在特制的手推车或者摄影用四轮车上推着到处跑。

  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当时采用的是“湿版”。只要硝棉湿版法仍是印制相片的最快最好方法,摄影师就必须就地制作照相底版,曝光后立即显影。这套设备的关键是含碘化钾的珂……酊溶液(溶于乙醚的火棉)。拍照之前把这种溶液倒在玻璃版上,然后来回晃动玻璃版,直到溶液形成一层均匀的粘膜,再把粘湿的玻璃版浸在硝酸银溶液里,使其具有感光性。必须在底版仍旧潮湿时拍照,因为珂……酊的感光性能随着溶液的干化而逐渐消失。为此,照片须在玻璃底版变干之前显影。当然,这就意味着摄影师必须随身携带整套暗室设备,这也意味着除非你是个摄影师兼化学家能够熟练地制作照相底版并加以显影,否则就当不了摄影师。由于印像纸感光度不高,照片很少能放大,所以真心搞摄影的人不得不使用大底版(12×16 英吋大小是常用的)。大底版很沉重,不易携带而且需要一架庞大的照相机。尽管装置很巧妙,但是摄影师离了黑帐篷就一筹莫展。

  除非出现更加简便的照相方法,否则摄影无法普及。一八八○年前后,英国化学家发现一种用光敏化学药品在玻璃版上涂膜的方法,这种化学药品在干燥后也不会失去感光性能。不久,商用玻璃底版就上市了。摄影师无需就地进行任何化学操作即可用这类“干版”拍照。但是这种方法使用的玻璃底版还是很沉重,而且易碎,难于装运。

  几个世纪以来,化学在旧世界取得的进展为摄影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但是,摄影的大众化仍然有待于极其实际并且显然比较浅易的改进。在摄影大众化的进程中尚缺少一个环节,这就是发明一种后来被称之为“赛璐珞”的新的人造物质。

  约翰·韦斯利·海厄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美国英雄。他是纽约乡下一个铁匠的儿子,一八五三年十六岁时西行到伊利诺伊谋生,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到二十四岁时,他搞出一种新方法,用以制造磨菜刀用的砂轮,从此开始了发明创造生涯。后来,海厄特听说纽约一个厂家愿奖赏一万美元征求一种新物质,能够完全取代制作台球用的象牙,于是他就把夜晚和星期天都用来钻研这个问题。最后,他把纸屑、虫胶、和珂……酊混合在一起,终于获得成功并赢得了那笔奖金。海厄特注意到珂……酊干化后会留下一层可揭掉的“人造皮”,于是又开始研制别的新物质。他不是化学家,因而不知道在压力下加热火棉(硝化纤维)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同时,他也不会由于英国塑料化学家的早期失败而气馁,因为他甚至对这些化学家都一无所知。当时,牙科医生苦于“橡胶业垄断”带来的橡胶制品价格高昂,很想找到一种较便宜的代用品制造假牙模型,这种情况也推动海厄特去试制新材料。

  一八七三年,海厄特发明了一种新材料,并以“赛璐珞”的名称注册。他发明的并不是一种新化合物,而是铸造塑料制品并保持其硬度的新方法。以后若干年,海厄特只用赛璐珞制作坚固的物体。

  海厄特一生搞了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是个多面手。一八八二年,他同兄弟一起试验成功一套新的滤水装置。原来的滤水装置是把水引入储水罐,再加入凝结剂清除杂质,杂质要十二小时后才沉淀到罐底。海厄特的巧妙设计是在把水引入过滤器的过程中添加凝结剂,这样就不需要大型储水罐和长时间的沉淀期。他发明的新的甘蔗榨汁机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榨出的蔗渣十分干燥,可用作燃料,他搞的改良缝纫机一次可走五十个双线连锁针脚。他还发明了供学校用的石板的新制作法以及把制作保龄球和高尔夫球棒棒头的木材加以硬化的办法。此外,他还设计了一种滚珠轴承,通用汽车公司后来以这种轴承为基础,对汽车作了多项改进。

  海厄特的赛璐珞在得到另一位北纽约州人的采用之后,才大显身手,促使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此人便是乔治·伊斯曼。他是一位热衷于发明创造,同时又具组织和销售才干的人。他的父亲是书法教师,在罗彻斯特创办了第一所商学院。伊斯曼最初在一家银行供职,对摄影发生了极大兴趣。一八七七年,他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却花了九十四美元购置一套摄影设备。伊斯曼预见到新的“干版”将为照相器材开辟一个崭新的市场,因此不到两年就发明了给玻璃版涂层的新机器并取得了专利。他还预见到于版照相术的完善,其作用不仅是方便职业摄影师而已,因为这种技术首次使拍照可以向制作及冲洗底版分开进行。但是,他也看到,要扩大摄影业的市场还须找到代用品替代沉重易碎又难于装运的玻璃底版。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摄影同“胶片”一词并无特别联系(因为相片通常都用乳剂涂层玻璃作底版)。伊斯曼需要一种既柔韧轻巧又不易破碎、同时可以用感光乳剂涂层的物质。一八八四年,伊斯曼获得纸带涂层法的专利,这种纸带可在照相机内使用。以此作为起点,他掀起了一场摄影大众化的革命。

  伊斯曼为了突出他设计的照相机的新颖独到之处,决定制造一个字,它要简短、鲜明而且讲任何语言的人都能念得出来(这是着眼于世界市场)。据说他一开始即选定用他母亲娘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K”作为这个字的字头并终于创造了“柯达”(Kodak)这个字。一八八八年,伊斯曼以“柯达”作产品商标注册并把他的新式照相机投放市场。他的小黑匣子只有后来流行的“布朗尼”盒式照相机那样大小,特别小巧而轻便。伊斯曼做的第一个广告宣传说:“柯达乃是最小、最轻、最简便的侦探相机!别的照相机完成一次曝光多数需要十项操作,而我们的只需三项简单动作。毋需调焦,也毋需取景器。尺寸3 12×3 34×6 12英吋。曝光次数100。重量35盎司。”

  这种照相机没有聚焦装置,快门只有一种速度。当然,由于照相机没有取景器,摄影师无法把所需要的一切都精确地摄入相片,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必为调节相机装置和焦距而操心。伊斯曼使得人人都可成为摄影师:“你只需按动快门——剩下的我们全包了。”在此口号下,他的“柯达”照相机风行一时。

  伊斯曼把柯达相机称为“侦探相机”,这一精明之举为他那小巧的相机平添了几分魅力。其它厂家也源源不绝地把各式各样的较小型照相机投放市场,有的相机的机身象看歌剧用的望远镜,有的象纸包、皮包、书本和手表,有的甚至可以隐藏在帽子里或领带下。这些相机就叫“侦探相机”,因为它们同老式的大箱子式照相机不同,据说,使用者可以象侦探一样偷偷模模地拍照。这种想法不那么光明正大,但实际上除柯达外,这类产品都同玩具相去无几。

  伊斯曼的照相机也是“侦探相机”。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照相机在当时说来价格便宜,而且真正能用!伊斯曼奉献给美国人的摄影装置,完全可以同十九世纪的毛皮商或二十世纪的生产线创造者在组织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伊斯曼设计的那种简便小黑匣售价二十五美元,还包括第一卷胶卷及冲洗一百张相片的费用。物主拍完整卷胶卷后,可把照相机送到工厂。工厂给相机装上新胶卷,收费十美元,再退还相机和裱贴好的全部拍得成功的照片。乔治·伊斯曼的装置同埃利·惠特尼的互换体制一样,都是一种技能的替代。任何美国人,只要有二十五美元,伊斯曼就可以使他具有拍摄照片的才能(即使此人对于化学和摄影一窍不通也没关系)。

  伊斯曼装置的薄弱环节是胶片。在柯达工厂里,工人必须把已载有影像的乳胶从纸卷上剥去,然后压印在一张清亮的明胶片上,再行干燥。免除这种吃力的精细操作需要更好的胶片材料,最好是一种既柔韧又透明的材料。投放市场已有十五年的赛璐珞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伊斯曼是最早发现这个事实的人之一,同时其他人也抓住机会,竞相争取找到实用的底片。那时,海厄特的赛璐珞仍旧仅限于制造坚实的物体。后来,在一八八八年,费城一位照相底版制造商要求海厄特制作厚度均为1/100 英时的清亮的赛璐珞薄片,他再把感光乳胶涂在这种薄片上。这种赛璐珞仍然太厚太硬,无法卷曲成胶卷。

  第一个申请赛璐珞透明胶卷专利的人是六十五岁的汉尼伯尔·古德温。他是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圣公会牧师,一直在寻找比玻璃更好的材料,以便制作向主日学校提供的《圣经》故事相片插图。古德温经过十年的努力于一八八七年五月二日申请“摄影薄膜”的专利。与此同时,伊斯曼也布置一位研究人员从事此项研究。两年以后,伊斯曼获得“摄影软片制造”专利。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熟知的关于专利权的漫长诉讼。十五年之后,古德温才真正获得专利(不久他就去世了)。在这段时间里,精力充沛的伊斯曼始终在大规模制造赛畸咯胶片。他生产的胶片已占全部成卷胶片的近百分之九十,而且垄断了世界市场。

  伊斯曼以易于装卸、便于冲洗(再也不需要精细的剥离程序)的新式赛璐珞胶卷开辟了业余摄影的广阔天地。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评论的:“柯达的新特点使得照相机象自行车一样丰富了许多人的闲暇活动。不久,拿着相机拍炔照的美国人便成千上万,摄影俱乐部在全世界兴起。早期的摄影以照像馆人像摄影和职业摄影师偶而在户外拍摄重大场面而兴盛,新兴的大众摄影都对准新的景物。以前宣扬的“绘画捷径”现在成了大众化的艺术之路。人人都可以成为自我服务的艺术家。许多年以前,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看到布雷迪在南北战争战场拍摄的逼真的“立体画”时,把照相机称为“记忆的镜子”。现在,人人都可以为自己配备这样一面镜子,捕捉自己的日常活动,供日后随时观看。现在,美国人不仅拍摄人像或者特别值得纪念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而且随意拍摄,而景物一经摄入镜头,便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摄影术成了一种手段,使值得怀念的事物得以再现。一八八八年十月八日,托马斯·爱迪生向专利局提交了一项声明:我正在试制一种仪器,它之于眼睛就如留声机之于耳朵,这就是录制物体动态的仪器,它既便宜又方便实用。我把这种仪器命名为“Kinetoscope”,即“活动景象机”,……这项发明旨在连续拍摄一系列间歇出现的景象……这一系列景象是以连续螺旋形的形式摄制在圆筒或圆盘上的,与留声机录制声音的原理完全相同。

  爱迪生在着手试制“活动景象机”后不久就提出了某些基本的发现。例如,爱迪生发现,他发明的录音机必须不停地运转才能录下完整的声音,而记录物体动态的摄影机则必须断断续续地工作,这样视觉的持续就会使观众产生物体在运动的错觉。因此,以短促的间隔拍摄,再连续地、清晰地放映,这应该是办得到的。但是,爱迪生最初的设想总是摆脱不了还很原始的留声机的影响。他发明的这种留声机把声音录在一个圆筒上,而小相片也是在一个圆筒上排成系列,然后通过放大镜直接观看的。

  爱迪生很早就意识到赛潞瑶的重要性。实用的摄影机和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映影片的放映机能否达到完善的程度全部取决于能否找到适当的柔韧材料做胶片。很难设想离开赛璐珞或者类似的材料,爱迪生还能够设法造出他的电影摄影机。爱迪生首次看到感光乳胶涂层的赛璐珞薄片时,这种薄片仍然过于坚硬,无法成卷。他把一些薄片绕在活动景象机的大圆筒上。但是,他仍然希望找到具有合适特性的赛璐珞,以便放弃这种圆筒设计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让长条胶片连续穿过机器(采用玻璃底版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爱迪生不再在所谓的“留声机装置”上下功夫了(“留声机装置”——这是伊斯曼为爱迪生早期试制的装置起的名称,因为那时的设计纯系仿照留声机的原理),而是着手研制一种完全新型的摄影机,供拍摄和放映影片之用。当他得知伊斯曼改进了成卷胶片以后,便竭力鼓动伊斯曼生产柔韧的长条胶片,协助他制成电影摄影机。一八八九年年底,爱迪生看到他的助手给他送去第一卷五十英尺长的胶片时,他真诚地露出“天使般的微笑”,高声欢呼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得到了——现在豁出去拼命干吧!”

  爱迪生采用这种新型长条胶片制成了第一台实际可用的活动景象机,这就是后来各种电影摄影机械的祖先。印在长条胶片上的正片在机箱内从一个片轴转向另一个片轴,观看着通过装在机箱固定目镜上的放大镜直接观看灯光照亮的胶片。这是一种一次只供一人观看的西洋镜。屏幕还是后来的事,但基本概念已经成形。一八九一年八月,爱迪生以一项“展现活动景物照片的器械”申请专利时,仍未提及放映器械和白色银幕。他那时使用的相片非常粗糙,无法放大和放映。爱迪生仍然认为影片在娱乐业的前景同留声机一样,那时留声机的用途就是在人们往机器里塞进一枚硬币后放出他们喜爱的音乐。号称“智多星”的爱迪生,对于这个西洋镜似的玩具仍旧漫不经心,他的律师建议他花费一百五十美元在欧洲申请专利,他甚至拒绝了,理由是“不值得”。

  爱迪生虽然有时对于自己设想的商业前景判断有误,但确实具有发明家的天才,能够认清问题本质,从而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他在研制影片时就展现了这一天才,凭直觉避免陷入其他人已走进去的死胡同,虽然这些人因死胡同般的发明已小有名气。英国和法国的发明家试图沿着物体运动方向设置许多摄影机,每个摄影机取一个镜头,一个接一个地拍摄,录下物体的运动。爱迪生了解他们这种设想。出生于英国的埃德沃德·米布里奇是在加利福尼亚工作的一名摄影师,他在一八七八年以“运动中的马”为题发表了系列照片,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他最初拍摄这些照片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利兰·斯坦福心血来潮,要为他那匹获奖的千里马“奥克西登”做广告,米布里奇无意之间解答了一个老问题,他的照片证明一匹奔跑中的马在某一瞬间确实是四蹄腾空。一位对动物动作感兴趣的法国生理学教授,从米布里奇的工作中得到启发,想设计一种可以在同一块玻璃版上连续曝光的摄影机,从而能从单一的角度拍摄物体的运动。爱迪生决定不按米布里奇的路子走,从而作出了关键性的简化决定。他受到法国教授的启示,决定制造能从单一角度拍摄物体运动的机器,而不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一系列运动照片。爱迪生在另一件事上也表现了对基本问题的远见卓识,他想搞一个简单的统一装置,使用一模一样的胶片制作供人观看的影片(这一点现在是不言自喻的,简直算不上远见卓识)。拍摄在一卷胶片上的一系列照片能否通过某种方法用动态的形式放出来供人观看呢?对于实际可用的电影装置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伊斯曼把拍摄照片与冲洗照片分开的想法是普及静物摄影的关键一样。按照爱迪生的设想,一架摄影机拍下什么,观看者就能见到什么。

  爱迪生大胆采用一种标准宽度的赛璐珞胶片,可同时用于摄影机和放映机。然后,他又有一个惊人而又十分简单的想法:在胶片边沿打孔。过去从无人这样处理摄影胶片。他在每帧画面的两边各打制两个矩形小孔,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爱迪生在摄影胶片或放映胶片的两边各用一个牙轮带动胶片,胶片就可以有控制地间歇转动了,这是前人所不能办到的,而要使观看者产生物体在运动的假象,又非做到这一点不可。爱迪生设什的胶片成了标准胶片。尽管世界各地的铁道轨距各异,尽管有些国家采用华氏温度计而另一些国家采用摄氏温度计,尽管人类无法一致同意用一种计量制喧丈量土地和称土豆的重量,爱迪生的三十五毫米胶片却走遍世界。这本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电影是美国的发明,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过去任何事物都不曾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电影成为伟大的大众化艺术,当然也是典型的美国艺术。再现往事的技术本身在推动着这项技术的发展。为了捕捉、记录和重现经历的某一片断而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促使人们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爱迪生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也是因为他决心利用摄影和留声机来制作会说话的图片,而留声机,甚至比照相机更能体现美国的活力和智慧。这也许是由于声音是一种比景象简单的现象。声音录制问题基本上是机械问题,几乎不需要什么新理论和化学知识。

  在当代,象留声机一样重要的发明中,几乎没有哪项发明是由一个人单独搞成的,而留声机的诞生则归功于一个人。国外也曾有人设想制造能录制并播放声音的机器,但爱迪生制成了第一台实际能用的会说话的机器。爱迪生在研制能记录并重现电报点划电码的仪器时开始想到制造留声机那样的设备。一八七七年,他在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机发明一种传活器以后,又担心电话的高昂费用会限制电话之使用。他想如果有一种他称之为“电话复述器”的机器,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从电话中受益。爱迪生的设想是,如果一个人能把口述信息录制下来,那么就可把录音送到电话局,在那儿重放并通过电话传送给受活人。用这种方法,装不起电话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传送信息。一天,爱迪生有了灵感,想出了这种机器的外形,于是创造了一个模型。那是一个刻有沟槽的金属转筒,上面包一张锡箔来录音。爱迪生对着机器高声朗诵“玛丽有只小羔羊”然后机器放出了他的声音,他和助手都听到了。爱迪生后来回忆说。“我一生从未如此震惊过。人人都惊奇万分,对于一试就成的东西,我总是感到害怕。”爱迪生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申请专利,两个月之后就获得了专利,时间异乎寻常之短是因为专利局从档案中根本找不出任何哪怕略微相似的设备。

  爱迪生再一次大显神通,这消息引起了一场轰动。这项机器被当作一种新奇之物在全国各地到处隆重展出。在波士顿,一台“展览”用留声机展出一周,门票收入即超过一千八百美元。人们喜气洋洋地付入场费,为的是一饱耳福,听那台机器用各种语言说话,象狗一样地吠,象雄鸡一样地啼。那机器咳嗽起来“非常逼真,以致于在场的医生本能地开起处方来了。”

  在一八七八年六月的《北美评论》上,爱迪生预言他的留声机具有十大用途:

  1.用于撰写书信和口述各种函件而毋需速记员的协助。

  2.留声机可当作书本,供盲人轻松自如地听读。

  3.教人演讲。

  4.音乐——留声机无疑将为音乐作出贡献。

  5.家庭录音:保存家里人的谈话、声音和临终前的遗言,就象保存伟人的声音和谈话一样。

  6.制造可以奏乐的匣子和玩具等——家长可向孩子们保证在即将来临的圣诞节送给他们一个能说会唱、会哭会笑的玩具娃娃。

  7.制钟,这种钟用语言报告钟点,提醒你去午餐,或在十点钟送你的情人回家,等等。

  8.复制象华盛顿、林肯、格莱斯顿那样伟大人物的言谈,以便把语言保存下来。

  9.用于教育目的:例如把教师讲课的内容录下,供学生日后随时重听;或者用留声机学习拼写。

  10.用留声机改进电话技术,使电话成为传送永久录音的辅助设备。爱迪生有十五年之久坚持认为唯一有希望开辟广阔市场的是他所说的第一项用途——口述函件。爱迪生或者由于音乐知识贫乏或者由于缺少乐感,(他半失聪),开始时很难相信,大批量制作音乐节目录音会赢利。然而到了一八九四年,爱迪生决定推广娱乐用留声机。他着手设计一种人人买得起的廉价留声机。一八九七年,他制作了一种售价只有二十美元的留声机。但是,有一段时间,留声机的最大用途还是放在公共场所,供人投一枚镍市,听一段录音。

  爱迪生的留声机圆筒制作不便,费用昂贵。正如玻璃版妨碍了照相机一样,圆筒也妨碍了留声机的发展。留声机的普及和录音的巨大市场有待于新的设计和新型材料的发现。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不是爱迪生,而是埃米尔·伯利纳。他爱好音乐,是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法典学者的儿子,十八岁时移居美国。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找到了工作,开始研究声学和电学,伯利纳未满二十六岁时就根据一项新原理发明了一种电话传话器,后来的扩音器也是按照这项原理搞成的。他的这种传话器比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一八七六年在费城建国百年纪念展上展出的传话器优良。一八七八年,伯利纳把他的电话发明高价出售给贝尔公司。然后他的兴趣转向留声机,并研究出一种新的录音方式。

  爱迪生最初搞出的留声机是垂直式工作的。声音造成录音针上下振动并形成深浅不一的垂直槽纹。针头重新移动时,听众就会听到复制的声音。随着蜡制留声机圆筒的转动,录音针就沿着这一槽纹移动。为了使录音针的吸音箱沿圆筒的长度,顺着爱迪生的旋转蜡筒移动,需要一种特别的螺旋装置。伯利纳简化了录音和放音的机器,从而方便了唱片的大批量生产。他用一个平面圆盘来代替原来的圆筒。在爱迪生的垂直式装置中,录音针上下移动,而伯利纳的装置在录音时针头作z 字形侧移,一八八八年伯利纳的设计被成功地应用于留声机,它有许多优点。这种留声机不需要特制螺旋装置,因为转动着的唱片上的螺纹可使唱针以适当速度自动移动。同圆筒相比,圆盘易于播放,便于保存。

  如果没有复制唱片的廉价办法,单靠这些进展仍然无法使留声机大众化。伯利纳很快便提出了这种办法。他不是用全蜡盘而是用涂蜡的锌制圆盘制作母片。音乐录制在蜡面上之后,再用酸把独特的z 字形槽纹蚀刻在锌盘上,这样就制成了供复制的“母片”。用原版唱片翻制金属铸件(或负母片),然后把它们压入适当的材料,这样制成的唱片看来就象原版唱片一模一样。用这种方法,一张原版唱片可以制成成千上万张复制唱片,但仍然需要找到复制唱片的合适材料,经过六年的试验,伯利纳终于找到了这种材料,他使用硬橡胶,然后又用虫胶制成一种新的耐用材料。开始时人们把这些产品称为“圆盘”,到一八九六年,它们就以“唱片”这个新名称而闻名于世了。后来出现的巨大的美国唱片业就建立在伯利纳的发明创造和他所简化的留声机及唱片之上。然而伯利纳的天才和想象力并非就此枯竭。一九一九年,这位杰出的人物已年近古稀,还帮助设计了一架真正飞起来的直升飞机。伯利纳的留声机“Gramophone”(此乃其注册商标)激发了新泽西州坎登一个人的想象力。此人二十九岁,开了一家小小的机器修理店,伯利纳曾把最初搞出的机器拿到他那儿去改进发动机。埃尔德里奇·约翰逊后来回忆说,“这台机器听起来就象一只曾受过部分训练,但喉头发炎,脑袋着凉的鹦鹉。可是这台沙沙作响的小机器却引起我的注意,令我久久不能忘怀。”正是约翰逊的技能和生产上的专门知识使得这台昂贵的“受过部分训练的鹦鹉”在一八九七年成为大批量生产的“改良式留声机”。不久,有人画了一幅插图,图中一只黑白花的小狐狸狗在聆听约翰逊留声机播放的声音。这幅题为“主人的声音”的图画使这只毫不相干的黑白花小狗成为美国插图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形象。约翰逊创建了“胜利唱机公司”,这家公司促进了新市场的形成并在一段时期内支配了这个市场。一九○四年,圆盘唱片显示了人们不曾料到的优越性,当时一位雄心勃勃的纽约人想出一个新奇的主意,他在唱片的两面都压制槽纹,并开办了一家经营这种唱片的德国公司。一九○六年九月《阿普尔顿杂志》上一篇题为《录制音乐造成的威胁》的文章,刮起一阵狂风恶浪,反对刚面世的往事再现的技术,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全国最受喜爱的作曲家约翰·菲利普,索萨。他是一位葡萄牙移民的儿子,曾经为奥芬巴赫交响乐团创作了在一八七六年费城建国百周年展览会上演奏的《国际幻想曲》,并且在一八八○至一八九二年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的指挥,有些人认为索萨对进行曲的贡献可以与约翰·斯特劳斯对圆舞曲的贡献相提并论。一位乐团经理资助他创建了索萨乐队,在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展览会上演出,并在美国各地定期巡迴表演。索萨由此而变得十分富有,并且蜚声全国。他从最著名的作品《星条旗永不落》(一八九七年作曲)活页乐谱的销售中获得三十万美元。索萨警告说:“我已经预见到美国音乐和美国人的音乐鉴赏力有明显堕落的迹象,由于各种音乐复制机器的大量繁殖所造成的影响,或者不如说所造成的破坏,使我国音乐的发展有中断的危险,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会受到多种多样的损害。”索萨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他想象“音乐自动演奏装置”今后造成的各种恐怖。他先描绘了钢琴自动演奏装置带来的威胁,他想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惊叫着冲进妈妈的房间,恳求道,“啊,妈妈,快到客厅来,有人在用手弹钢琴!”

  曾经有个时期,北方的松林是避暑胜地,人们去那里过上一段简朴的生活……但是今天,北方已经开始遭到入侵,狡黠的唱片音乐商敦促远足人踪罕见之地的人除了携带猎枪、渔杆和独木舟外,还要带些唱片、曲柄和齿轮。这样,当他在篝火旁静坐时,机器就可以为他歌唱。每想到这里,我便想到放在一条鲜鱼出没的小溪边的罐头鲑鱼,那是多么不协调而又令人不快啊。

  展望今后的录制音乐天下,我们将看到一个男人携一位少女在阿迪龙达克的湖上泛着轻舟,夏日的月光洒在他们身上,独木舟中留声机轻轻播出情歌。西班牙骑士只得放下心爱的吉他,夹着留声机走到意中人的窗下,为她播一支小夜曲……士兵们再也听不到震憾人心的战场号角,历史的记载必须改成:

  “各位近卫军先生们,请先打开你们的留声机。”

  而未来的杜得洛契将军会这样回答:

  “先生,我们决不会先打开自己的留声机,请先打开你的吧。”

  令索萨怒不可遏的是,将来人从灵魂深处自发的声音,人的真实心声,将被机器阻塞,“这种机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一故事,单调乏味,冰冷无情,再也没有若狂欣喜,再也没有似火激情,因为这种热情唯有人才能发出来。”他问道:“如果妈妈开留声机就象开电灯那样容易,那未她会低声哼着甜蜜的催眠曲哄孩子入睡还是让机器哄孩子入睡呢?儿童生来爱模仿。婴儿时期只听留声机,长大之后就算还唱歌,他们怎会不去模仿别人的歌声呢?他们最终怎会不成为既无思想又无情感的人类留声机呢?”索萨最后指出,看来一九○六年的版权法没能对作品被制成唱片出售的作曲家提供保护。如果这类新机器将剥夺作曲家应该获得的收益,那么还会有音乐家创作乐曲吗?

  一九○九年的版权法为作曲家提供了保护。由于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协会(一九一四年成立)的强烈要求,对作品的使用要征收版税。还没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动演奏音乐装置”就如洪水般涌向全国。一九一四年,美国一年生产五十万台留声机,五年之后,年产量已达二百二十五万台。到一九二一年,唱片年产量超过一亿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四七年,唱片销售量已超过四忆张。录音和复制技术的改进(一九二五年,一种电动装置取代了机械或“声学”装置)和声音保真度的提高使需求量大增,并且很快又造就了新的听众,他们对录制的声音有严格的要求和高水平的鉴赏力。

  英国空军海防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需要新的技术制作训练唱片,来显示德国潜艇和英国潜艇的不同声响。这导致了“全频段复制”的产生,并为复制音乐的保真度树立了新的标准。一九四八年又出现了慢转密纹唱片,这种唱片使转速从每分钟七十八转减少到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而播放时间则从四分钟增加到二十三分钟。

  正如柯达相机使人人成为自我服务的艺术家那样,留声机使人人成为自我服务的音乐家。因此,歌舞杂耍表演中出现了这样的笑料:“你弹钢琴吗?”“不,但是我玩留声机。”留声机当然会使更多人欣赏到古典音乐作品,然而留声机也给予流行音乐的创作者以新的“动力”。原先,著名的音乐家都是那些在富有的贵族资助下创作或演奏礼乐、交响乐、歌剧音乐或者室乐的人。现在,广大的美国公众可以做资助人。音乐正在大众化,这不仅仅是由于全国千百万人可以欣赏那些一度只有少数人才能欣赏的音乐,而且由于千百万群众已成为最有利可图的音乐市场的主宰,他们有力量促进音乐风格的形成,他们能够使作曲家或演奏者感到,创作千百万人欢迎的作品是值得的。如果没有留声机,很难想象在无线电时代以前,美国流行音乐如何能够传遍世界。一九一七年五月,胜利公司推出“音乐发展中的最新创作”——第一张爵士乐唱片。那是由新颖迪克西兰爵士乐队灌制的布鲁斯舞曲和一步舞曲。众所周知,二十年代早期唱片公司之所以获得优厚利润,主要是来自年销售千百万张爵士乐唱片。过去的任何音乐形式都不曾在一个大国如此盛行,或者如此普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一九二一年八月《妇女家庭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质问道:“爵士乐把罪恶揉入了切分音?”而妇女俱乐部总会的全国音乐主席则痛斥爵士乐:

  那是一种反抗法律和秩序的表现,那是一种急于在音乐中表现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歪门邪道……随着莫札特的小步舞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和索萨的两步舞曲翩翩起舞的人决不需要紧身褡更衣室,而这种更衣室如今在旅馆、俱乐部和舞厅比比皆是。其实。当年穿紧身褡的姑娘们决不会因此而被叫作“老铁甲”,也不会被孤零零地留在舞场一角,受人歧视……总之,这样的音乐是一种邪恶的势力。

  留声机使流行音乐能以崭新的规模风靡全国。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个在音乐界成名的人的知名度取决于他灌制了多少张“金唱片”,即发行量起码为一百万张的唱片。留声机普及了古典音乐作品。一方面,随着每周销售率的变化,“十大”流行唱片的命运成为人们一时注目的新闻;另一方面,前几个世纪最优秀的音乐作品终于有可能在普通人家的起居室内复兴。雅克·巴曾在一九五四年指出,“我们时代的机械文明创造了奇迹……这种文明通过机械手段使西方音乐的全部宝藏重放光芒……从前,一种音乐的兴起会湮没它之前的所有音乐,只有几十部任意选定的作品可流传于世……现在作为艺术之一种的音乐作品全集出现了,犹如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古代经典著作井依靠印刷机使它们流芳百世。”

  重现往事的技术矛盾在美国最为突出。一周前还名列前十名的唱片几星期之后可能无人问津。然而,一九五四年,美国人保存的唱片中出现了五种版本未经删节的巴赫《马太受难曲》、十种版本的莫札特《d 小调钢琴协奏曲》、二十一种版本的柴柯夫斯基《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任何人坐在起居室或者汽车里便可欣赏未曾亲耳聆听过的许多节目,这归功于各种机器,这些机器既能丰富人们的音乐生活,又能使其变得俗不可耐。

  哪种力量更为强大呢?唱片制造商通过许多新方式用新的音乐作品为普通人的生活增添色彩,并且创造了崭新的音乐形式。一九五六年《窈窕淑女》在百老汇的上演完全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助,该公司因而获得出售《窈窕淑女》唱片的专有权。事实证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钱用得完全是地方,最初制作的《窈窕淑女》唱片集售出五百万套,盛况空前。从此以后,百老汇的音乐剧通常得到唱片公司的资助,这些公司希望出售已上演节目录制成的唱片,收回投资。

  音乐变成重现往事的另一种普及形式之后,就丧失了作为一种事物的特色。音乐不过是大气和环境中的另一种因素,同温度、湿度和照明度无异。到了一九六○年,由于各种新技术的采用,音乐变得无所不在。生意最兴隆的是经营用电讯设备传送音响的马札克公司,它的发言人宣称:“我们不出售音乐,我们出售节目。我们认为,只要你考虑时间、环境和活动诸因素,你就会取得最佳效果。”在五十年代结束之前,人们己可在许多场合听到马札克音响调节设备播放的音乐,在“扬基体育馆”、“芬威公园”、“斯伦德里拉健美厅”、洛杉矶和德克萨斯州圣安吉洛的公墓,在堪萨斯城的木偶工厂、芝加哥的腊肠厂、爱畜医院、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辛辛那提的橄榄包装厂和丹佛的铀公司,甚至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的伊登汽车旅馆游泳池的水底。无处不有的音乐还成其为音乐吗?人们是否真正在听音乐?对自己是否在听音乐,美国人真清楚吗?

  由于冲洗照片和制作唱片需要时间,照相机和留声机重现往事和声音的能力仍然受到限制。“即时放送”的诞生是又一个决定性进展,它使往事只能存在一次这种现象消失了。所谓“即时放送”是用可立即重放的形式录制事物的技术。

  起了关键作用的新设想是磁性录音。如果声波可以转换成磁脉冲,并且导线可一次磁化一小段,那么导线就可记录声音。然后只需把磁脉冲再转换为声波,就可立即放送录音。年青的丹麦工程师瓦尔德马尔·波尔森的发明使这一新设想成为现实。波尔森首先在一八九八年取得丹麦为他的装置颁发的专利,两年后又在美国获得专利。新设想似乎同当时人们有关磁体的经验相矛盾。例如,一根条形磁铁破碎后就成为许多小磁体,所有这些小磁体都经过同等程度磁化,每块磁体都有两个磁极。如果把小磁体粘合在一起,那么只能制成一块磁铁。这在当时已是普通常识。有无可能不去磁化整根条形磁铁,而仅仅磁化导线上的一点呢?也许让导线快速穿过电磁体,使得不同的点受到不同程度的磁化,就能够实现这一点。如果这个设想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实现,就会优于所有已知的录音方法。磁性录音可以使用无数次而不丧失其音质,而且只需退磁,录音材料便可反复使用。波尔森把这种装置定名为“录音电话机”,井在一九○○年巴黎博览会上获最高奖。波尔森的装置在这次博览会上引起的轰动不亚于电话一八七六年在费城引起的轰动。后来美国录音电话机公司破产,磁性录音的设想似乎也就销声匿迹,整整二十年之后方才复出。按照波尔森原来的设计,录音导线穿过磁体的速度非常快,因此需要大量导线,而且重绕导线也需很长时间,从而延误收音。另外,这种装置的放音音量过低,不实用。但是美国海军研究实验所继续进行这项研究。由于他们的工作,磁带在三十年代开始取代导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磁性录音再度兴起,并得到实际应用,因为磁性录音具有明显优点,在高温、高寒和震动幅度很大的情况下仍能录音,而圆盘录音则不行。导线录音装置很快就小型化,出现了袖珍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磁性录音在许多种用途中都优于圆盘录音。人们发现,一条磁带可以播放成千上万次而不会出现明显的磨损。扩音和录音材料的改进,如厚薄均一的纸张和涂磁塑料带的出现,为磁性录音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新用途。

  视觉形象的磁性记录更加复杂,但是,由于电视的兴起,不久,它便成为现实。影像的即时放送不仅使人们看到刚刚发生的事情的即时图像,而且意味着节目制作人在摄取画面的同时可以对画面进行监控。但是最初的录像机存在同录音机相似的问题,录像机的速度太快,使用的磁带过多。一九五六年研制出同录音机速度相同的录像机。次年,第一台实际可用的录像机由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安派克斯公司造出,并得到普遍应用。这种录像机图像清晰,但录制设备相当笨重。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改进型“螺旋扫描录像机”的图像清晰度稍差些,但采用可随身携带的轻便录制设备。

  到了六十年代,“即时放送”已不足为奇了。观看拳击比赛、赛马以及垒球或橄榄球比赛的美国人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重播的场面,当然,重播的内容和次数取决于节目制作人的意愿。但是悲剧和戏剧性事件也可重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杰克·鲁比枪杀李·哈维·奥斯瓦德(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的电视录像几个小时内就在全国重新播放。

  自从无线电广播问世以来,美国在辞旧迎新之际都要收听关于纽约时报广场狂欢盛况的现场报道。标志美国人有了新的时间观念的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之夜,对那晚的情景《纽约人》周刊的“街谈巷议”栏怀着眷念之情作了报道:

  神圣的时刻来到了:隆巴尔多开始计时倒数:“九、八、七、六、五……”随着联合化学公司大厦楼顶光芒四射的大球的落下,小小的奇迹果真发生了。号角声、欢呼声、电视测试图案和旋球,还有“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刚刚过去的那半分钟又在即时重播中展现。“七、六、五、四……”号角悄悄地响着,刚才那几个旋球又飞逝而过。似乎有人叫我们仔细查看球赛中的某些细微差别。刚才是中卫的巧妙过人还是双反向传球真的出现了某些值得重播的事物?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物,那么第二次播放的画面是否不如第一次真实?难道我们疯了不成?还是重播画面的人疯了?我们思考着这些深奥难解的问题,带着小小的狂热蜷作一团,在睡梦中进入了一九七二年。家用磁带录像机使得美国消费者有机会随意重新体验自己经历过的种种时刻。家人团聚庆祝生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时,再也不必追忆旧日情景,拿这次的聚会同过去的聚会做一番比较。录像机的发展使得追忆成为多余之举。

  照相机的一个诱人之处在于给人一种悬念:不知照片能否拍成?如果能够拍成,又不知道拍得象样不象样?由于这种悬念,人们常常反复拍摄同一景物,以保证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一九四七年,一个聪明能干的新英格兰开拓者埃德温·兰德搞成了一项发明,他称之为“曝光后能立即出来一张成品照片的相机”。摄影史家和评论家们以及兰德本人都认为这项新成就主要有益于摄影艺术。他们指出,早期拍摄银版照片或铁版照片的人在拍照后几分钟就可见到成品正片。但是,后来的底片一正片系统使拍摄照片的过程和制作照片的过程相分离,从而推迟了人们比较相片与实物的时间。兰德的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是一种新颖的一步摄影技术。现在,使用宝丽莱即拍即有相机的摄影者象任何其他艺术家一样,可以在观察景物的同时,就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否同实物相似。正如兰德所说:

  人们希望,如果摄影师能够同时观看自己的作品和所拍摄的景物,而且那些对摄影师和相片起隔离作用的大多数操作程序也去掉了,那么,新的一批摄影师就能够享受早期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体验的种种满足感。……摄影师必须闭目无视制作照片的过程,对于摄影师来说,制作照片的过程是不存在的,因为根据定义,摄影师只应考虑拍摄的艺术而毋需考虑制作相片的艺术。……简而言之,要想得到一张好照片,所需要做的事就是拍摄一张好照片,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它能够实现。

  那些急于看到反映当时景物照片的人发现宝丽莱即拍即有相机非常方便,一分钟后便可见到再现自己经历的照片(先是一怔,然后才明白)。一九七二年五月,宝丽莱即拍即有相机又推出一种照相机,相片一出相机曝光后两秒钟就可得到正片成品。

  重现往事的新技术一开始就开拓了生活的新领域,人们的经历更加丰富,连细枝未节都一清二楚。法国小说家爱弥尔·左拉在一九○○年指出:“人们不能声称一切都已尽收眼底,除非拿到照片,看到许多如果不拍出来就会忽略的细节,而在多数情况下,人是不可能识别这些细节的。”人人都能摄影,录音机问世后人人又都能录音,摄影和录音成了人们业余生活的第一大乐趣。这种新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意识。

  群众满腔热情地通过艺术和业余爱好来丰富生活,但却容易忽略这种技术的广泛意义。照相机和留声机转瞬之间便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重现往事的这些机器以及其它机器是否可能使生活乏味、意识迟钝和感觉平淡化呢?要预测这一点就难了。最初,照片和留声机唱片由于新颖独特,也由于拍出好照片或灌制好唱片极其不易而令人着迷。然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技术就普及了,变得快速、费用低廉、操作简便,对于美国人的生活,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呢?扩展经历的技术日益完善,特别是那些使往事得以重现和传播的技术的完善——所有这一切,难道在普及的过程中竟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平淡了吗,难道举凡大众都能体验的生活,无论多么丰富和高雅终将变得索然无昧吗?难道在民主的目标(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现代手段之间必然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吗?难道丰富生活的手段一旦为大众所掌握,就必然会使生活变得呆板和毫无生气吗?在民主化(这是过程)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民主(这是产品)必然遭到削弱,难道果真如此?这些新奇、令人跃跃欲试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将会始终纠缠着美国的民主生活。

  所有这一切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问题也许是条线索,有助于人们了解在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后面隐藏的基本道理。可不可以说,在美国所能获得的更加光明、更为多姿多采和更加开放的生活不是高生活水准的产物,而是仍在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的产物?可以不可以说,在美国民主生活中,人们的富足不是由于获得财富而是来自获取财富所付出的努力?也许美国技术力量的使命和命运在于不断发现新技术。也许民主生活中最好的事物不是来自占有,而是来自不断的追求,不是来自舒适的现状,而是来自状况的不断改善。可否这样认为,一种高生活水准,不论多么高,它所展示的前景终将丧失其丰采和活力?为了让前景永远广阔,永远开放,永远有新趣,是否就必须不断提高生活水准呢?

四十三、扩大生活经历,却带来新的隔离

  爱弥尔·左拉说,“人们不能声称一切都已尽收眼底,除非拿到照片。”这段话更加适用于电视的时代。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在现场目睹某一事件演进的人开始感觉受到限制和束缚。似乎只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才能领略那一事件的全部情趣。猛然间,感觉自己在千里之外作壁上观的电视观众身未动膀未摇就被迅速带入事件之中。电视摄影机使电视观众成为无所不在的目击者,亲临现场的人反而受空间的限制,周围尽是拥挤的人群,而电视观众则可从各个角度,越过人头,并且从幕后观看。真正身临其境者是观电视者吗?

  记录往事,(既包括声音也包括图象),以备日后之用是一回事,征服空间和时间,以便人们及时观看则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更加具有革命性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以前,莫尔斯的电报曾使商业往来和新闻报道得以加快速度。事情发生后一天之内消息就可传到了报社。一八七六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获得他的第一项电话专利。同年,他的电话就在费城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那时,电话仍是极新奇的东西。仅仅两年以后,第一部电话便出现在白宫,当时那里的主人是拉瑟福德·海斯总统。包括托马斯·爱迪生和埃米尔·伯利纳在内的许多发明家对电话作了改进。到了二十世纪初,电话已成为家庭日常用品,贝尔公司也超过美国钢铁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在遥远的农场和牧场里,许多儿童的生命由于医生的电话诊治而得救,并且医生也不必长途跋涉了,而在那个年代,医生通常都是出诊的。当时,开拓者们建立了许多新的工商业,全都通过电话出售货物,因为他们发现,顾客习惯于把寄给他们的商业广告信随手扔掉,可是每次打电话给他们,总还是能够得到答复的。电话(与同一时期趋于完善的打字机一样)为妇女提供了一项崭新的职业。

  到了美国第五千万部电话机隆重地安放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书桌上的时候,不通电话的美国家庭已属罕见。政府的公务通过电话办理。美国的电话占世界半数以上。一九七二年,美国人每天分别进行的电话交谈近五亿次。然而,电话仍不过是一件日常用品,有了电话,美国人做起事来比过去容易,而且更加省力。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更为方便。

  电视则是一场革命,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一场剧变,因为最初无人需要电视,电视只是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开辟了自己的市场。电视使得更多的人得以同时体验某一事件。不知名的电视观众甚至比不知名的广播听众还要多,分布也更加广泛。同时,电视也在无意之间造成新的隔离。人们知道,在二十年代,年青的戴维·萨尔诺夫费了很大力气才使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同事们相信无线电能够在美国全国普及。早期的商业通讯只是把信息传送给特定的收件人。萨尔诺夫认为,无线电信息却可以传送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平民百姓,从而使通信事业大众化,无线电的这一新颖之处将成为无线电的特殊优点。他想必是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这种通信方式的长处。纽约的沃纳梅克百货公司为招沫顾客曾建立一个无线电台同费城的分店保持联系。一九一二年四月,萨尔诺夫在该电台值班时,无意中收到了这样的无线电信号:“泰但尼克号巨轮触撞冰山,在迅速沉没。”他马上同另一艘轮船联系,得知泰但尼克号确己沉没,一些幸存者已被救起。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岛统命令所有其它电台保持缄默之后,二十岁的萨尔诺夫继续坚守岗位七十二小时,收听和记录幸存者的姓名。结果,萨尔诺夫的名字同幸存者的名字一起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五年之后,已在美国马可尼公司工作的萨尔诺夫敦促销售“一种简易的‘无线电音乐匣子’”。他指出,他的计划“会使无线电同钢琴或留声机一样成为家庭日常用品。”一九二○年,他建议大批量生产无线电音乐匣子,每台标价七十五美元,并且预言三年之内至少会有一百万个家庭购买这种无线电音乐匣子。他提议由每月载有广播节目预告的《无线电时代》(美国无线电公司买过来的一种杂志)刊登广告,收取广告费。事实证明,萨尔诺夫生产一百万台无线电的乐观计划还是保守的估计。无线电问世,使得美国的娱乐业、广告业及新闻报道业都大为改观。

  到一九三○年,广告商每年要花费六千万美元做无线电广告。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等于原来的十倍。一九二○年KDKA 电台(匹兹堡)获得首项商业广播许可证。三十年后电台已逾两千,收音机则超过七千五百万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收音机的年产量为一千万台。到一九六○年,全国平均每户拥有三台收音机。

  无线电基本上是“娱乐”和“新闻”媒介。通过无线电,人们可以欣赏逐日连播的肥皂剧,杰克·本尼、弗雷德·艾伦和鲍勃·霍普的笑话,平·克劳斯贝的歌声以及格兰特兰德·赖斯惊心动魄的体育报道。象H.V.卡顿伯恩或洛厄尔·托马斯这样的新闻报告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演员,他们有时以庄严的语气、有时又以生动的声调向听众传达身临其境的感受。

  电视开创了另一个世界。电视不仅仅扩大了新闻来源,增加了娱乐活动,也使生活更为丰富多采。电视观众可以真正立即看到和听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的同时观众正在观看,这就是精髓之所在。拍照的人需要等到照片冲洗之后才可看到拍摄的景物。购买留声机唱片的人事先已知道唱片的内容。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却可以体验事件发展本身给人造成的悬虑。这足不出户便体验天下事的新鲜事物给美国生活带来了极其剧烈的变化,其影响是除汽车以外的所有其它现代发明部难以匹敌的。

  从表面上看,电视似乎就是把电影和留声机的技术同无线电技术综合在一起。但是,电视并非如此简单。这是大量传播瞬间变化的新方式,以供范闲无法确定并且可能遍布世界各地的观众即时观看。五个世纪以前,印刷术开始把学识传八千家万户,使之大众化,现在,电视机将使千家万户部能同时体验同一事情。这样,电视也就改变了人们刚刚同时看到的事物的本质。从前,希望体验同一事物的人会走出家门,聚集在一起(在躯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但是,电视却在人们共同体验事物的同时,使人们彼此隔离。电视将使更多的人同时体验同一事物,但是,电视也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同一电视既扩展了美国人的经历又使美国人间于狭小的大地,彼此隔离。对于这种隔离,最高法院的裁决无法纠正,诸联邦委员会也不能管治,因为这种隔离与电视机同时存在。

  这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集中供应自来水和电力,并扩大供应范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现在以这种方式供应的已不仅仅是自来水和电力了。当年的丽贝卡今天已不再需要上村头水井去打水(同时也听不到说三道四的闲话),现在她呆在自己八层楼的小厨房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图象,有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也有叫人不寒而傈的情景。一九七○年以前己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如今参加集体活动的通常方式竟是坐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电视。

  从前,看表演意味着坐在现场观看。在音乐会上,在教堂里,在球赛场或政治集会中,如果没有听众或观众,活动的趣味也就丧失一半。你在观众席上发现了什么或者见到了谁,至少同舞台上的表演一样引人注目,从人的感受来说,往往比舞台上的东西还要有吸引力,孤独的丽贝卡在观看电视的时候就被抛回到自我的小圈子里。她尽可以感叹、鼓掌叫好或者报以嘘声,但是,除了正在厨房里的孩子或者在起居室的家人之外,没有人能听到她发出的声音,而家里人对她的情感早已了如指掌了。至于其他观看节目的人们,她是根本看不见的,仅仅只是电视机里偶而传出来的笑声和掌声才使人意识到还有这些人存在。无线电广播的听众已经是未知数了,现在电视观众则更是神秘莫测。过去置身于观众之中就感到集体的温暖,现在这个集体已被根本看不见的电视观众取而代之。真的还有别的人在那里吗?还有谁在看电视呢?而且就算人们都打开了电视机,他们真的在观看吗?

  成千上万的美国电视观众同表演者隔离开来,而表演者据认为是要给观众带来欢笑的。电视象一扇只能向外看、不能向里看的窗户。电视播放什么,看电视的人就能看到什么,但是,除了起居室里的家人之外,无人确知看电视的人对节目的真实反应。每当夜幕降临,人们便缩在小孤岛般的住所里,同家人一起坐在闪烁亮光的电视机前,这同穴居时代的祖先围火而聚的情形一模一样,那时人们聚在火堆旁为的是寻求温暖和安全,也为了团聚。在这些新的部落里,家长知道每个孩子对于电视节目的爱好,就象他们了解孩子是爱吃加番前酱的汉堡包还是爱吃加芥末的汉堡包一样。随着拥有两部电视机的家庭日益增多(甚至在一九七○ 年以前,就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掬有两部电视机),常常有人避开家中其他人,独处一隅观看他本人喜爱的电视节目。当然,电视台的人大胆而巧妙地对这些秘密穷追不舍,希望弄清楚每个人真正观看的节目、真正喜欢的节目和真正想看的节目。但是,电视台都是根据抽样调查,以某些事例为基础进行推论以及从估计和推测做出判断的,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间接证据。

  在看与不看之间有了新的相交地带。“出席观看”球赛、交响音乐会、舞台演出或者电影已经十分随便,孩子可以边做家庭作业边观看,大人可以边玩扑克或边读杂志边观看。在厨房或地下室干活的人也可以边干边看。观电视者自己也无法肯定是在看电视,还是仅仅开着电视机而已。人的体验给弄得茫然难解了。观看精心排练并耗费巨资的节目再也不是需要筹划和购买门票的生活中的特殊大事了,就象空调机终年开着一样,电视机整天都开着,收音机也如此,人们听着广播,但不一定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节目的安排全都针对边做其它事情边听广播的人:同时开汽车的,同时摆弄喜爱之物的,同时洗盘子的,等等。装在汽车上的收音机一九五○年为一千五百万台,一九六○年就超过四千万台。半导体兴起后,人们可以象戴钢笔或者钱包那样随身携带微型收音机,随时打开听听,聊解寂寞。

  公民被隔离开来,他们同政府分离,同税务机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分离,同那些可对和平与战争作出抉择的关键决策人分离,他们发现,政治领导人的信息可以经常地、生动地传达给他们,而他们的信息却不能经常和生动地传达给政治领导人。公民感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沮丧的新的不平衡。除通过民意测验间接了解以外,美国人没有可与电视相比拟的新渠道来了解对他们信息的反应。私人电报开始过时。公民只好靠电话交流信息(有时你打通电话,听到的却是“事先录好的话”),或者靠始自十九世纪的老机构:邮局。

  电视能够即时把人带往各个地方,电视一开,人们的眼前便满是各种生活,各样事件,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因此,电视使美国人对过去的感觉淡薄了,与更加遥远的过去则更是有隔绝之感。如果美国人没有目送宇航员登上月球,他们就得于次日早晨阅读有关此事的文字报道,而这种报道必然是从回忆的角度写的。但是,在电视荧光屏上,美国人目睹过去的事情就象此时此刻身历其境。这样,电视造成时间上的近视,人们把兴趣全都集中于时而令人兴奋,时而叫人不安,时而振奋人心,时而又使人断肠消魂的此时此刻。

  电视广播时间收取高昂费用,同时,节目制作人还要设法迎合所有人的口味。因此,电视节目的编排往往首尾不能呼应,变来变去。人们体验到的生活变得断断续续、零乱不堪。每项逆潮流而动的举止都能博得一片新的喝采声,暴力行为或破坏行为则尤其如此。人们不再感到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对此,电视的解救办法是播放旧时的老电影,但也无济于事。

  电视使日常生活更为模糊:屏幕上出现的无非是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事,电视观众已习以为常。不过,这些事件都是以鲜明的色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的。真正的亲身经历(也是陪审团希望证人提供的普通事实,足以证明证人在他所说的事情经过中确实在场)的标记已开始消失,或仅只模模糊糊地存在于观看电视时的体验中,而这些标记本是普通常识。美国人由于可以通过电视体验生活,因此毋需专门外出观看某件事。他们只需转动旋钮,然后边看边想——这个节目是实况转播,还是预先录制的?是动画片还是真人扮演的?是重播节目吗?来源是什么呢?如果是真人真事,那么又发生在何时呢?是演员遇到的,还是真人遇到的?那是商业广告呢,还是对某商业广告的嘲笑?是纪录片还是纯属虚构?

  几乎从来没有观众是从单一的个人角度观看电视的。电视节目总是处于众目腰腰之下,制作人尽量避免节目显得单调乏味,因此就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有限见解。录像机传送的每一图象都比现实生活里的大,也比现实生活里的清楚,并且无人挡住视线。电视屏幕上尽是特写镜头,因而中距离消失了。比起戴着太阳镜坐在看台的人,起居室里的观众甚至看得更加清楚。位于左外野的运动员、本垒上的击球手或者远远角落里喧嚷的观众,全都历历在目、毫不遗漏。象亨弗莱·鲍嘉那样放荡不羁的怪人或者象尼克松总统那样昙花一现的名人整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观台电视节目就象置身剧院,任何演员,甚至一个观众都可以占据中心舞台。由于电视展现了新的前景,美国人自然不愿重返看台,坐在后排或边角的座位上。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电视舞台,莎士比亚打的比喻已成了严峻的现实。

  在这个出售代人体验事物的物品的超级市场里,旧时货架上的小格子不见了。上教堂,去听讲,看戏,看电影,观球赛,参加政治集会,或者在路上停下来听成药推销员兜售商品,都成了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身穿睡衣、手捧啤酒罐便可看到几乎所有的世界大事。从电视频道传出来的事物包罗万象,有文娱节目、课程教授、新闻报道、布道说教等等,随你去猜测选择。编排巧妙的节目寓乐于教,或者寓教于乐,广告宣传中隐含政治说教,戏剧的魁力则用作广告宣传,从前没有机器曾发出这样的毒气,这种毒气在电视世界弥漫,又散布到“真实”世界。美国人已开始习惯于在迷雾中生活,他们呆在家里,在模糊一片的云雾之中感到安然自得,而现实则有些恼人,因为现实的棱角过于尖利,现实中的人物、地点、时间、气候也过于分明。

  随着播放技术的改进,观众对于事物的体验更加间接,观众也更多的处于看不见的制作人和技术员的控制之下。从前,出席政党提名大会的公众想看什么,把头转过去就是了。但是,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的人却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摄影师、导演和解说员左右了他的视线,镜头时而对准一位凶相毕露的警察,时而又转向一个衣冠楚楚的代表。这些大会便成为摄影机导游下的旅行,因此,解说员获得了可左右公民政治生活的新力量,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为最生动的例证。美国人的间接经验尽管显得更加真实和可靠,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无形的手和导游们的左右,这些人抢主角的戏,使自己成名。

  人们要看电视就象要生活一样,除生活外,任何事物都难与之匹敌。如果电视机没有打开,美国人总感到错过了什么“真正发生”的事情,活着总比死了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看点儿什么总比什么也不看强。如果“今晚电视没什么可看的”,那人们就会感到空虚和无聊,毫不足怪,美国人已经修改了他们的生活体验标准。即使亲身经历的事不值一提,一旦搬上电视,也会轰动一时。

  电视创造了许多奇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电视便征服了美国人,美国感到困惑,它的茫然失措甚于它敢于承认的程度。印刷术用了五百年才在民众中普及学识。而一旦人民的知识不亚于比他“强”的人物,人民便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甚至到了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还为了印刷术尚未传入他的殖民地而对上帝感恩戴德(印刷术是煽动异端邪说和抗拒上级的祸首),他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印刷术传入弗吉尼亚。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贵族和学者已可通过托马斯·卡莱尔记述这样的历史事实:活字版印刷术曾使雇佣军瓦解,王冠落地,并且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现在,电视又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使大众都能体验曾经只有少数人能够体验的事物。同印刷术一样,电视也遭到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其他主张循传统途径获得生活体验的卫道士们的冷遇,这是毫不足奇的。

四十四、海内孤本和保密文件失却原有价值

  “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政府机密不断泄露给新闻界?”《纽约时报》广见博识的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这样的疑问。自从五角大楼文件(即有关越南战争的多卷背景材料)未经批准便公诸于众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美国。对此,赖斯顿既未从政治的角度,也未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提出了纯科学技术性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的泄密者是切斯特·卡尔森,他发明了静电复印技术,或称·施乐’装置,这种装置现在左右着联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影响了我国各大机构的信息流通。”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可立刻复制任何文件。接着赖斯顿的说法,制作这种设备原是为了“扩展信息和真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政府官员已不敢轻易以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

  实际上,已经无法确定哪份文件没有复制件。照相平版术及其它类似技术问世后,珍贵的文学手稿孤本及其初版本就面临复制和翻印的危险。一九六五年,人们只需花十五美元即可买到头版莎士比亚著作集对开本的照相平版印刷件(原本售价三万美元)。复制书籍或书中的部分章节已成轻而易举之事,并且费用低廉,版权法日益变得不起作用。

  “施乐”和其它静电复印装置为事物的再现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只要有台简便的机器,任何人都能把孤本文件或机密文件复制出来。现在,宝丽莱即拍即有照相机、录音机、磁带、录像带及其它装置可以即时放送复制品,把日常生活变成充斥着大批量生产的“瞬息时刻”的世界,现在,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差不多就是无数人的所见所闻。

  制作多份副本的问题同书写一样,历史悠久。印刷机和活字版印刷术的出现开始把学识传遍千家万户。但是,除非大量印刷,否则排版不合算。印得越多,每份印刷品的成本就越低。显然,印刷机的最高效益在于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印刷品,爱迪生在普及电灯的过程中遇到如何分割光源的问题。复制技术也面临同样问题,在普遍采用印刷机后的几个世纪里,抄写员的行当仍然不衰,这是因为缺乏复制单份手稿的办法。十八世纪发明的“复写器”是项创造性的装置,联结在钢笔上即可在另一张纸上夏现写作者的书写动作,这样,写作者一边写信,一边也就写出了信的副本。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装置很感兴趣,并做了某些改进。然而,复制单份副件通常还是用复印器把写好的信夹在吸墨纸中间滚压,原件上的墨迹就印在另一张纸上。杰斐逊时代尚不存在的复写纸为人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复写纸毋需机械装置,便宜,原件和副件可同时完成。

  进一步便利人们少量复制清晰副件的机器是打字机。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发明家们就己在制作书写机器方面获得一些进展。一八四五年,即实用手动打字机问世前的二十年,塞缪尔·莫尔斯及其合伙人推出通过电磁作用书写长篇文字的机器,采用的键盘很象日后打字机的键盘。有位威斯康辛的开拓者莱瑟姆·肖尔斯在密尔沃基当印刷商和编辑。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研制一台印字机,那时,他正在研究自动编码机。一八六八年,肖尔斯获得若干项关键性的打字机专利,”打字机”(typewriter)一词也作为美国创用词进入语言。但是,现代形式的打字机直到二十世纪才问世。这种打字机的键盘上有大小写两种字母,打出的文字完全“可见”(即打字者边打字边可从滑架上看清所打内容)。

  最早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是雷明顿·阿姆斯公司大批量生产的打字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家公司的打字机由其缝纫机部门生产,所生产的打字机都饰有花纹,安装在缝纫机的机座上,下面则装有踏板,以带动滑架来回移动。打字机的买主一开始都是作家、编辑和牧师,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机器主要是文人的工具。马克·吐温曾说他十分愿意使用这种新奇机器。《汤姆·索耶历险记》就以第一部根据打字稿排印的著作而闻名于世。(到一九三○年,工会印刷工人拒绝排印打字稿以外的任何底稿。)起初人们对打字机能否在商业上得到推广非常怀疑,因为打出来的文件实在太缺乏人情味,又过于标准化。前文已经提到过,由于农民拒收西尔斯一罗伯克公司“机器写的信件”,公司只好雇用秘书,手写商业信件。

  然而,打字机注定会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打字机使妇女能够在商界找到一项获得社会承认的工作,从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办公室职业。打字机连同电话一起帮助妇女走出厨房。投身于事务世界。但是,机器书写还给日常生活带来其它更加微妙的影响。随着打字信件成为商业通信的标准文书,手写信件日趋减少,这也意味着文书所体现的个人风格在逐渐消失。在整个十九世纪,清楚秀丽的书法始终是心怀大志的青年所应掌握的一项有用之技。当时书法学院的地位同日后教授速记和打字的商业学院一样重要。

  在扩大打字机的使用范围和效果的过程中,复写纸起了其它发明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复写纸的设想很简单,给一张纸涂一层石腊和颜料的特别混合物,用钢笔在上面书写或把铅字打在上面时,混合物便转印在另一张纸上。一八六九年颁发的专利或许是有关复写纸的最早专利,专利证书中写道,“复写纸制作方法的这项改进有突出的长处:人们可用这种纸张同时书写信件原本和副本。”但是,制作这种复写纸的主要目的仍然还是用来替代只能复制手书文字的复写器,因为后者过分笨重。一八七二年,在打字机问世之初,同时出现了专用于打字机的“复写纸”(Carbon Paper)。这个新的词汇进入美国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引诱人们去填塞那无底洞般的文件柜。从长远的观点看,复写纸的特长(副件与原件同时完成)恰恰限制了复写纸的应用。

  在楼版印刷法得到应用之后,少量复制整份原件的简便方法便出现了。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油印机”。“油印机”(mimeograph)一词系艾尔弗雷德·布莱克·迪克于一八九○年创造的。该词来自“mime”(模仿)和“graphein”(书写)。迪克先在芝加哥经营木材生意,后又销售节省劳力的办公室装置。他把几年前取得专利的工艺同托马斯·爱迪生过去的专利工艺,以及另一位发明家已获专利的滚筒式复印机工艺结合在一起,才使“油印机”臻于完善。迪克出售的装置复制文书的费用低廉,不仅有助于商界人士,也有助于教会人士、政治家、改革派,以及其他许多人。

  制作一份同己写好的信件一模一样的副件要靠摄影,这既费时又费钱。人们需要的是既省钱省时又可靠的新复制方法。在历史上以间谍工具著称的缩微胶卷,已于二十世纪中时以前得到学者、档案保管员以及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人士的应用。但是,微缩胶卷技术过于复杂,无法用于日常工作需要的单份副件的复制。

  接下来的进展实际上是由一批开拓型的实业家在探索新产品的过程中取得的,这一点非同凡响。一九四六年,纽约州罗彻斯特一家名叫哈洛伊德公司的小商号正为公司的前景担忧。那年,该公司生产了约七百万美元的影印设备,利润却下降到十五万美元。公司领导人约瑟夫·威尔逊和约翰·德索尔博士断定公司非得推出一种新产品不可,虽然他们对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心中也没有底。德索尔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他偶尔在一本过期的《电台新闻》杂志(一九四四年七月)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一项名为“静电照相”的新技术,文章的作者和这项工艺的发明人是切斯特·卡尔森,一个西雅图人,靠半工半读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在贝尔公司实验室供职。卡尔森根据自己在专利方面的经验和他对专利权律师所碰到的问题的研究(他当时正在纽约法学院上夜校),认为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办公设备,用以复制各种文书,他并不相信出路在于使用化学品记录图象的摄影术,因为大公司的巨额研究经费预算已经把摄影术的研究推到了极限。卡尔森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许多漫长的夜晚,刻苦钻研那相对而言尚无人探索的光电导性领域。能否通过某种方式用电取代光制作图象呢?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斯的阿斯托里亚,卡尔森在一位来美避难的德国物理学家协助下,制出第一个静电照相图象。他们在一块2×3英寸的锌片上涂一层硫,然后用一块手帕在锌片上摩擦使之产生静电,再把锌片对着一块题有“阿斯托里亚,1938-10-22”字样的玻璃版曝光十秒钟。曝光后,他们给锌片撒上石松粉,这样,潜象便显现出来,然后再用一张腊纸紧压在撒有石松粉的图象上,图象也就印在腊纸上了。为了同摄影相区别,这项技术就叫“静电复印术”(Xerography)(希腊文,“xero”意为“干”,“graphein”意为“书写”)。

  最初,卡尔森未能取得资助。他找过二十家公司,走访过“全国发明家理事会”和陆军通讯兵团,但无人对此有兴趣。一九四四年,他终于引起“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注意。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这家研究基金会同意研制这一装置,但要求以大部分专利使用费作为交换条件。该研究所只愿意投资几千美元。这笔钱用完后卡尔森又需要获得更多资助,以便继续研究。这是一九四六年的事,威尔逊同德索尔也正是这时来到巴特尔研究所,他们看到了实验情况,选定卡尔森的装置作为他们公司的新产品,并投资一万美元。此后六年,哈洛伊德公司为研究这项装置筹资三百五十多万美元,公司名称也改作“施乐”(Xerox),并在本世纪中叶创造了工业奇迹。施乐公司为了从巴特尔研究所购买该项装置的专利使用费而卖给该所的股票,在一九六五年市面价值即逾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

  第一台以生产线工艺制造的自动复印机“施乐914”(复印面积为9×14英寸)于一九六○年投入市场。这种“施乐”复印机可放在办公室的中心位置,供工作人员大量复制各种文件,并且费用低廉。人们可直接用普通纸张在该机复制文件,毋需腊纸或通过任何中间环节,这是该机优于竞争对手之处。“施乐”公司出租“施乐914 复印机”,复印的份数越多,单位租费越低。崭新的办公体制发展起来了:粮食与药物管理局不必把标签从瓶子上揭下便可用“施乐”复印标签;警官可以很快记下嫌疑犯包里所装物品。必须让人们看到这种奇妙的机器确实管用。但是,复印机的重量有六百五十磅,推销员不能带着到处做示范,于是“施乐”转向电视。这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靠电视做广告,并资助电视台摄制了一系列严肃的、有时引起争议的节目(“克里姆林官”、“总统的诞生—一九六○年”、“古巴导弹危机”和“罗浮宫”等等)。

  哈洛伊德公司在采用“施乐”作名称时曾说:“大量处理信息的能力;提供清晰可读的信息的能力;快而省地印制书刊的能力;以低费用复印文书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把业务飞速发展的单位和尚未开始这一进程的单位区分开来。”“施乐”公司在发展和完善了符合上述各项要求的复印技术之后,就以复制天下万物为目标开始了新的探索。不久,协作者和竞争者便纷纷仿效。

四十五、寻求自然形成的事物

  美国人的生活经验越来越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为了给生活增添情趣,现代美国人在一心寻求,有时是不顾一切地寻求独一无二的、自发的、令人兴奋的事物。难道这值得奇怪吗?二十世纪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猖獗。然而,这种状况的形成井非仅仅由于报刊出版人的贪婪或者病态的公众趣味。一种社会性陋习的产生是由于对人类某种需要——在这里是指社会普遍对“耸人听闻的消息”的需要——作出了反应。这种需要在若干方面得到了满足。通俗新闻的兴起掀起一股对犯罪行为和体育运动感兴趣的新浪潮。对于道德家来说,大众化报刊的这两大支柱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认为犯罪新闻体现了对社会法律的巨大破坏,而体育新闻则过分强调人们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

  美国新闻学中出现了一种新风格,强调新颖独特和耸人听闻,这种风格是匈牙利移民约瑟夫·普利策创立的。他于一八八三年接办纽约的《世界报》。普利策向他的读者宣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伟大城市里,有一种报纸是大有可为的。这种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精采,不仅精采,而且规模大销量大,不仅规模大销量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替权贵卖力,它主要报道新世界的新闻,而不是旧世界的新闻,它将揭露所有虚伪和欺骗行为,反对一切邪恶势力和滥用职权者;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战。”普利策的《世界报》被公认为全国第一家大量发行的现代日报,该报每份售价两美分,十五年之内发行量便从一万五千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份。

  耸人听闻的消息意味着以突出和生动的新手法来报道罪行、灾祸、艳闻和丑事。旧《世界报》最后一期的头条新闻题为,“美国斗鸡会选举执委”,说明了普利策接办前该报的新闻手法。而在普利策接办后的第一期《世界报》中,头版头条新闻是“致命的闪电”,报道新泽西州的一场火灾使六人丧命,十万桶原油毁于一旦。另一项大新闻描述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临刑前的最后时刻,文章详细报道罪犯如何辩称自己无罪,如何摇撼牢房的门,如何拒绝见牧师,以及在听死刑判决书时的反应。该期头版还刊登一项同类的消息,报道匹兹堡一个死囚受刑的情景,标题是“沃德·麦康基被绞死,从黑帽子下面大喊行刑者是凶手。”其后凡年普刊策使他的报章充斥着有关堕胎、性骚扰、伤害他人身体罪、谋杀罪的报道藉以吸引读者。他的报道通常都有插图,而且少不了犯罪现场图(以“X”标志出事地点)。

  为吸引读者并保持发行量,普利策在报纸上搞了许多噱头,发起各种讨代征战,并四处搜索(或者编造)会引起轰动的丑闻。一八八五年,“人民的报纸”《世界报》呼吁人们每人捐献几美分修建自由女神像的基座。结果,该报收到十二万份捐款,集资十万美元,普利策的记者内莉·布莱(她的真名为伊丽莎白,科克伦)假装成精神病患者住进布莱克韦尔岛上的精神病院,然后发表一篇揭露该院骇人听闻黑幕的新闻报道(该文后来收入她所著《疯人院里的十天》一书)。接着,普利策又派她去打破儒尔·凡尔纳笔下人物菲内亚·福格创造的八十日环游世界纪录。《世界报》宣布,谁的猜测最接近内莉·布莱环游地球实际所用时间,就能获《世界报》免费招待游欧洲。报社收到近一百万人寄来的猜测。普利策偕同内莉·布莱乘专程火车从旧金山到纽约,终于以七十二天六小时十一分十四秒完成旅程。

  在突出罪案和各种噱头的同时,普利策还提高了体育新闻的地位。当然,体育早就是新闻报道的主题,但普利策却进而设立了一个体育部门。从前有关赛马的报道是放在牲畜行情栏内的。肯利策任命一位赛马权威人士担任他的体育部主任,表明了报道上的新重点。十九世纪末,其它日报也起而效尤,设立报道体育的专门部门。

  即使不能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更谈不上直接参加比赛的人,也能天天读体育“新闻”,感受猜测鹿死谁手的乐趣,逐步培养对各项运动的狂热感情,而这正是他们的生活中所缺少的。赛马、自行车赛、竞走、旱冰赛、拳击,所有这类消息都有助于《世界报》增加销量。南北战争以后,新兴的棒球运动大行其道,而且看来往定宜于报纸报道。新闻中累积的统计资料为球迷和记者了解球赛冠军和棒球高手(而不仅仅是比赛结果)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料。棒球的起源至今仍笼罩着一片神秘的色彩。流传最久的说法是:纽约州库琅斯敦的艾布纳·道布尔戴于一八三九年发明了这项运动。库珀斯敦后来成为“全国棒球名人纪念馆”的所在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纽约市的绅士们把棒球当作一种业余消遣。但是,发明棒球的人是把棒球作为一项大众化体育运动的。棒球不象赛马、马球或网球,它毋需专门场地,只需准备几件器材,业余爱好者也可以玩。南北战争期间,棒球在战线后方的士兵中(至少在北军的士兵中)盛行起来。并在这些士兵返回家乡后得到普及。一八六五年时的棒球运动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投球手仍从肩下投球,接球手在球第一次回跳时把球接住,外野手不戴手套。

  “辛辛那提红色长袜队”是第一支职业棒球队。这支球队在全国巡迴比赛,行程超过一万一千英里,经五十六场比赛而保持不败。一八七六年,来自八个城市的球队成立了“全国职业棒球会联合会”,该组织负责编纂比赛规则和安排赛程,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棒球运动。按照该联合会制定的规则,小的棒球协会成立时,必须得到批准。“美国棒球协会”于一九○一年成立,尽管“全国职业棒球会联合会”最初表示反对。一九○三年,两大协会握手言和,共同举办首届棒球冠军队大赛。从此,这项全国性的运动便具有二十世纪的形式。

  职业棒球赛成了美国历史上一项组织最为严密的全国性运动。在一九一九年的棒球冠军队大赛中,八名芝加哥“白色短袜队”队员受贿,故意使该队败北,这件芝加哥“黑色短袜”丑闻披露之后,两大协会雇用一位名叫凯内索·蒙顿·兰迪斯的联邦地方法官掌握它们的事务,兰迪斯禁止犯规球员参赛,为棒球比赛规定了很高的道德标准。

  一九二○年,这项运动的一场变革吸引了更多观众,人们也更关心棒球比赛的统计数字了。巴尔的摩孤儿院出身的贝贝·鲁思一九一九年为波士顿“红色短袜队”创造二十九次全垒打从而打破所有纪录之后,大大激发了公众的兴趣。两大协会发现全垒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便重新设计棒球。由于新球弹性好,优秀击球手更加容易成为全垒打球手。这种新式“全垒打赛”,进一步扩大了观众队伍,改变了打球风格,使棒球更具吸引力。贝贝·鲁思在一九二○年创造五十四次全垒打,一九二一年五十九次,一九二七年达六十次。棒球的影响年年扩大。当赫伯特·胡佛总统出席观看一九三一年棒球冠军队大赛时,观众对他报以嘘声,而一个名为佩琅·马丁的“圣路易斯红色队”的新手却因创造棒球冠军大赛五成的打击率而赢得观众的欢呼。居民对于本地棒球队热烈拥护的程度是美国体育运动史上前所未见的。成千上万的市民定期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他们时而兴奋异常,时而又因胜负未卜而焦虑不已,对于这项运动所表现的体育精神,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科技的发展很快使棒球运动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重大的棒球协会比赛都由电视转播。在五十年代以前,由于旅行工具是火车,两大主要协会球队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东边的少数城市。在乘飞机旅行兴起之后,两大协会棒球队才跑遍全国。一九五三年,波士顿勇士队移师密尔沃基;一九五八年,布鲁克林的道奇队和纽约的巨人队则移师加利福尼亚。到了一九六九年,两大协会旗下属会已各增至十二个,因此,全国所有城市的棒球队都可以参加协会。加拿大蒙特利尔球队加入了“全国职业棒球会联合会”。一年一度的日本全明星棒球赛也通过卫星向美国实况转播。

  其它体育运动在与棒球争夺观众,但是至少在二十世纪后期以前,尚无球类比赛具有棒球那样的吸引力。篮球也许是唯一的无可置疑地起源于美国的主要群众性体育运动。一八九一年,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一位基督教青年会体育指导员发明了篮球,当时是作为天气不好时在室内玩的球类运动。橄榄球是从一种英国体育运动派生出来的球类运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东部八所名牌大学的“常青藤联盟”中开展起来。一八八○年,校际橄榄球协会对橄榄球做了一些规定,类似以后二十世纪的规则。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橄榄球观众一次可达五万人,他们都是哈佛队、耶鲁队或普林斯顿队的忠实球迷。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橄榄球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盛行。那时,大学橄榄球教练的薪金比大学校长的高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事。橄榄球“奖学金”也比其它奖学优厚(有时还给人带来更大的荣誉)。

  但职业橄榄球则有不同的发展史。一九一○年前后,职业橄槛球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工矿城镇里兴起,球队队员包括在大学时就参加学校橄榄球队的。一九二○年成立的职业橄榄球协会很快就成为一个联邦性的组织,并为橄榄球规定了类似棒球规则的独家规则。全垒打给棒球运动注入了生命。同样,前进传球给橄榄球运动增添了生气,根据有关橄榄球的说法,在一九○六年韦斯利扬大学橄榄球队对那鲁队的比赛中,这项运动从单纯在前锋队员中推来推去的竞赛变成采用前进传球技术的竞赛。到了一九七○年,职业橄榄球战术之复杂已超过棒球。电视向全国千家万户转播球赛实况,安坐家中的观众可从很近的角度反复观看比赛。每年购票入场观看职业橄榄球赛的观众达一千万人左右。橄榄球赛已成为全国的盛典,感恩节的宗教礼拜和盛餐都为之失色。

  二十世纪的美国人是否真正能够在体育运动中获得解脱,甩掉他们那种越来越千篇一律的会重复再现的生活呢?即使在体育运动中也很难保持自然的感觉和令人激动的悬虑。

  棒球已成为一项严肃的统计科学。一九六九年出版的《棒球百科全书》共二千三百三十五页,提供了仔细列出的一万九千场比赛的统计资料一览表,从打击率到至少参加一百场重大协会比赛的每个球员的详细职业生涯统计分析,从比赛中止的原因到打击手位置的代打,以及诸如全垒打百分数(每百次打击手所创全垒打次数〕等新指数,一应俱全。这部书是信息概念公司编纂的。该公司运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建立了棒球数据,电视收益和棒球的日益普及使得遍布各地的公司取代了过去运动员的老板。

  美国人还希望通过其它几个领域找到残留下来的不会重复、不可预言的生活。其中之一便是天气与天气预报,美国人对于该领域有了新的广泛兴趣。在一个农业人口每年递减,靠天吃饭的人日益减少的国度里,在日常主要交通工具汽车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行驶的国度里,在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暖气、空调、湿度调节器的国度里,这种重新唤醒的对于未来天气的兴趣是难以解释的。也许这是了解美国人追求自然发生的生活的另一条线索?

  天气预报对于空中旅行是重要的,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居住在城市的美国人对于气象数据和气象预报重新产生如此大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六百家商业广播电台每日定时广播(有时每小时或每半小时广播一次)气象报告。电视兴起之后。天气预报已成为每晚不可少的节目,电视台还同时播映气象图,单人杂要演员的噱头笑料更为这个节目增色。这些演员就通过这种有关天气的杂耍表演而发迹。一九五○年,电话自动预报天气的做法(电话询问天气)首先在克利夫兰和费城采用,后在其它城市普及。高效率的全国气象服务的发展有着许多原因。气象学同自然科学的其它学科一起,在十九世纪获得进展,但是,由于气象学必须收集各遥远地区在同一时间的气象情报,在电报发明之前,这门学科难有大的发展,也不能用于日常生活。一八四九年,刚成立不久的史密森学会的秘书约瑟夫·亨利收到首批通过电报传送的气象学观测资料,在此之前,他已经组织了一个观测员网。一八五四年,这些史密森学会的观测员分布在三十一个州以及加拿大、新斯科舍和巴拉圭,南北战争爆发时,全国已有五百个气象站。南北战争期间,人们为军事目的收集天气观测资料。因此,国会一八七○年设立国家气象台时,便把该机构置于陆军通讯兵团管辖之下。天气预报由电报传往气象站、火车站和美联社,再复制分送给邮局。在午夜作出预报后五小时,邮局便可收到。

  天气预报对于农民特别重要。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一次气象台提前三十六小时向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发出霜冻警告,农民本是有充分时间采取防冻措施以保护已成熟烟叶的,但由于一个电报员玩忽职守,未能尽快转发情报,烟叶全部遭到损失。一八九一年,气象局划归政府管辖,置于刚成立的农业部之下。在农业部的领导下,气象局的工作得到改善,业务范围扩大。一九○一年开始有预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有关寒流和霜冻的预报也有了改进。扩大的业务包括飓风和洪水报警,向公众报告森林火灾的新系统,以及为保护游艇驾驶人而发布的大风暴警告。一九四○年,由于航空日益重要,气象局又划归商务部。一九六○年四月一日,作为航天计划的副产物,“泰罗斯”气象卫星发射进入轨道,这颗卫星上的两部摄象机第一次给气象学家送来了大范围天气模型图。

  生活在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千篇一律的、可预知的、可重复的世界里,气象的变幻无常和神秘莫测蛤人一种新的刺激。呼风唤雨和左右室外天气的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气象学家面前已出现了预告天气的前景,居民们仍旧对于阳光的照耀或雨雪的来临感到有些难以预料。权威们曾说过:“天气的变化就象愚人的言谈。”但是,现在对于天气的兴趣已成为联结过去的纽带,提醒人们思索:人类随心所欲制造和重视生活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 们之所以关心天气,是想借此体验神秘的、自然形成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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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戈洛夫金——半途而废的使团 - 来自《停滞的帝国》

(1805年秋)  不是荷兰,而只有俄国才能在北京同英国人竞争。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追击逃往中国的原住伏尔加河两岸的鞑靼人,派过一支军队警戒中国边界,并收容被天主教国家驱逐出来的耶稣会教士。她做这些好事时,当然在亚洲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  当马戛尔尼坐船航向中国时,一个由拉赫曼中尉率领的使团在北海道登陆,想潜入日本,但未成功。伦敦就像圣彼得堡关心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仔细地关注着这个规模极小的使团的一举一动。我们还记得松筠在陪马戛尔尼去杭州前刚在蒙古同俄国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会谈。  叶卡捷琳娜二世死于1796年……去看看 

第三章 工业社会的政治 - 来自《现代社会冲突》

1.变革的因素和动机   社会阶级的结构和由它们所开展的、为争取公民权利的冲突,经由政治的途径,进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写进史书。也许同一般人比,这甚至还更适用于史书。人们在其公开表示之前很久,对于不公正和对于特权,就有敏锐的感觉。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采取行动,不管是否有政治党派来组织他们。也就是说,社会力量比一种社会学幻想的发明要来得多。但是,只有当它们表现在政治辩论和决策中时,它们才变成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首先是变为有作用的。然而,在同一时刻,它们也遇到其他的力量和影响,后者使得局面复杂化。阶级归属永……去看看 

第七章 层级组织学与政治 - 来自《彼德原理》

人类历史充斥着各种错误,但或许能从错误中找出一些隐涵的真理。   一C·第·贝卡利亚   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知彼德原理如何在某些简单的层级组织(如学校、工厂、修车厂等)中运作,现在让我们检视比较复杂的政治和政府层级组织。   在我的一场演讲中,一名拉丁美洲学生撒尔·依诺森问道:“彼德教授!我恐怕所有研习课程都不能解答我心中的疑惑。我怀疑这个世界是由你们美国人所说的‘聪明人’统治着,还是由真正的笨蛋们所统治着?”依诺森的问题扼要表达了许多人心中的感受,然而社会科学却无法提供一致的解答。   直到目前为止,……去看看 

六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 来自《党在我心中》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城乡到处响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喧天锣鼓。这锣鼓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报喜锣鼓,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场锣鼓。以后的路怎么走?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去看看 

第十章 东北大结局 - 来自《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

33.廖耀湘陷入重围  对国民党军可能从营口海上逃窜,料敌如神的毛泽东就有准备和部署。10月18日,他致电林、罗、刘:“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他提议东北野战军攻长春部队,“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19日,毛泽东得知郑洞国愿投降,即坚决命令林彪、罗荣桓,停止5、6、12纵去长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