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语言、知识和艺术(上)

 《美国人:民主历程》

  “知识不再是静止不动的固体;它已经液化了。它正在社会本身的各条川流里活跃地游动着。”——约翰·杜威

  “到了我们美国人与英国语言断绝关系时,英国语言就会象是被淹没在一片音乐喜剧的声浪中。”——芬利·彼得·邓恩

  “要了解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并不容易。多数人在这方面始终是在愚弄自己。”——罗伯特·亨利

  民主制度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试行过,从来没有这样让它对一种全民语言树立学术标准,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重下定义,以及对其艺术概念重新加以改造。由于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衡量一切文化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和捉摸不定了。你们使用的语言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你们的讲话是流畅还是粗俗呢?你们所得到的是真知还是谬论?你们正在受到教育还是被宣传所左右?是在享受还是实际上受骗上当?你们的专业有什么明确的界线,教员与学生各自起着什么作用?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无知?哪种知识是“无益的”?哪种知识又是“有益的”?艺术必须是“美”吗?不然的活,艺术又是什么呢?

  对人们的判断方式和衡量方式进行民主化的改造,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人民”信任,相信他们在不受权威或传统所左右时,内心有着与生俱来的智慧。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一语已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中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格言。即使这种民主信念从未普及全球,而且世界上只有少数人 敢于明确表态,但在美国,这种信念却已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民主已使社会成为一面镜子,人们从中可以观察事物,并且也使它成为一种尺度,以衡量事物理应是什么样子。

五十、语法的没落:口语征服了课堂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科技把众所公认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了。在普遍使用电话之后,人们说话的声音所能到达的范围已自然而然不再受说话者肺部力量的限制。留声机的发明使后代的人不仅可以读到前人所写的文字,也可以真实地听到他的声音。能将声音重复放送的新技术实际上已使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一样,既能长期保存又容易广泛传播。同时,旨在消除学究式和贵族式思想方法的一种新的语言学,则重视口头语言甚于书面语言,给质朴的公民造成新的问题,自从殖民时期以来,美国人由于对语法和拼写颇有把握,因而心安理得,缓和了他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不稳定状态。一方面,美国的口语比英国的口语更加整齐划一,也不具阶级特色,美国土语活泼生动,有创造性,富于预想和夸张;而另一方面,语言教学的目的却是灌输“正确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规则。诺亚·韦伯斯特和其他人所主张的美国语言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净化了的”英语,具有自成一体的规范,韦伯斯特本人指出,民主制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赋予人们以“标准”——“语言本身的规则”。这标准比贵族语言更加整齐划一。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的民主准则进入课堂,改变了关于一个民主社会可能以什么标准(如果有的话)施加于其语言的概念。这就是新的语言学的成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关于语言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一直与神学、哲学、修辞学和逻辑学纠缠在一起。后来当一种描述性的现代语言学兴起时,欧洲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所谓印欧语系各种语言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从假设的原始形式演变至今的情况。为了使这种研究更具“科学性”,便把它与心理学的某些新理论联系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欧洲学者已经开始考察语言实际运用的情况。不朽的巨著《新英语同典(根据历史原则)》(通称《牛津英语词典》,一八八八至一九二八年出版,共十二卷)以及欧洲大陆学者的其它一些著作,为推广普及的新时代提供了素材。

  一个新的美国语言学派利用了美国特有的机会。该学派的两位创始人爱德华·萨皮尔和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都在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找到了他们的出发点。萨皮尔的父亲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曾任教堂歌咏队的指挥。萨皮尔本人五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曾参加“纽约市最聪明的孩子”奖学金竞赛获胜。他年轻时就对语言的本质感觉兴趣,曾赴华盛顿州研究维什兰部族印第安人的语言,于一九二一年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语言:言语研究导论》。布卢姆菲尔德研究过梅诺米尼部族印第安人及大草原克里部族印第安人的语言,后来于一九三三年完成了他那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语言》。欧洲较早期的学者集中研究印欧语言,这些语言有大量文件记载,它们相互间在结构上基本相似。萨皮尔和布卢姆菲尔德从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出发,见到了语言领域的新天地。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口语是居主导地位的语言形式,有时还是唯一的语言形式;他们的大多数语言都没有文字书写形式;有文字的也常常没有语法,没有现成的文本。要研究这些语言,必然要根据口头说话的实际声音来重建语意模式。对于“原始”口语的这种研究表明,实际情况与某种自以为是的滥调相反,这种论调坚持认为,凡是没有精美文学的人民,其语言词汇不过数百而已。但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民的任何一种语言,其词汇数量均超过两万。举例而言,人类学家A.L.克罗伯就发现阿兹特克语系的纳瓦特尔语支的口语词汇达二万七千之多。所以,应该说口头语言已被证实具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丰富内容和灵活性。

  新兴的结构语言学主要就是从研究这些异族的非书写语言而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构语言学家以其学说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的快速教学法,专门培训审俘军官和占领军人员学习欧洲以外的各种语言,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法卓有成效。

  虽然当时只有少数美国人听说过这种新的语言学,但在二十年之内,这种科学却成为对学校中教授美国语言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语言学家马里奥·裴解释说,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对口语极其重视,但对书写语言如果不是轻视也是相应地比较忽视,甚至在书写语言的形式存在并对追溯语言性质、历史和语源具有价值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对语言的语音部分极其注意,而对其同义部分则相应地比较忽视;倾向于接受由多数未受过教育的本族口语使用者通用的语言形式作为该语言的标准形式,而不采用被传统尊奉为‘正确用法’的语言形式。”如果说结构语言学在当时是新的,只传授给少数人,它的概念却是与民主制所强调的人民智慧一致的。

  正当学者们在精研他们严肃的新科学之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以预言者那种锐利而自信的口吻发表意见了。巴尔的摩市出生的新闻记者H.L.门肯在《美国信使》(一九二四至三三年出版)上写文章攻击美国的“蠢材统治”。他的读者十分广泛。他那富于口语化的文体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使他成为美国语言的先驱学者。一九一○年他已在收集英国语言和美国语言两者差别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竟敢于表示怀疑,打败德国和绞死德皇是否就能使这个世界安享民主。他于是埋头于语言的研究,结果是写成了一本巨著《美国语言》(共三卷,一九一九至四八年出版)。该书是一个知识宝库,鼓舞着为大众化的美国语而奋斗的人士。门肯为醇厚的口语呼吁,反对女教师使用的那种精粹的语言。门肯著作的第一卷就预言说:美国语言如此迅速地与英国语言分道扬镳,以至在不久的将来,说两者中一种语言的人将难以和说两者中另一种语言的人互相沟通。二十年后他又评论说,英国语言正在成为只不过是美国语言的一种地方话。门肯这一巨著,和他在《美国信使》上宣扬大众愚蠢的论调相反,他在这里称颂美国语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是美国的拉伯雷,对蒙昧主义和浮华辞藻横加嘲笑,其机智有力的程度,不下于他对知识多方维护的程度,他的《美国语言》一书销售量很大,虽则阅读的人并不那么多。这本书尽管部头很大,却可以说是一本很生动的美国家世小说:主人公就是各种各样忙忙碌碌的美国人民,他们使用词语作为武器与崭新的现实作不懈的斗争。

  门肯本人因而成为自己举办的“美国语研究学会”的光杆司令,他怂恿研究“英语”的美国学者放弃英国文学中的陈词滥调,转而研究他们自己的口语。他协助筹划“美国语言分布图”,成为“美国语言学会”的创始人,并参与创办一本名为《美国语》季刊的富有生气的新杂志。另外一些人步门肯的后尘,树立了一座座学术的丰碑,诸如《美国英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W.A.克雷吉及詹姆斯·鲁特·赫尔伯特,共四卷,一九三八至四四年出版)和《美国用语词典(根据历史原则)(编者:米特福德·M.马修斯,共两卷,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出版,充分显示出美国语言可爱的特色,这里是没有学究式怀疑的余地的。

  当这些关于一般语言,特别是美国语言的新概念正在发展的时候,美国语言教师,特别是中学语言教师的任务也在改变。一九○○年时,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大约百分之十进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美国人只有百分之四上高等院校。到了一九二○年,中学入学率翻了两番;到一九三○年,十四至十七岁年龄组的孩子超过一半进了中学,十八至二十一岁年龄组的青年进高等院校的也达到百分之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中学的平民化是美国二十世纪一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成就,这项成就使越来越多仅受过极少正规教育的家长得以把子女送进中学,语言学家小雷文·麦克戴维指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对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价值不加重视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根本不懂什么叫标准语言,他们甚至可以视标准语言为一种外国方言。为应付由这种新学生,特别是在中学和高等院校里就读的学生所造成的新形势,于是产生了语言分析的新理论;语法与惯用法的旧理论……不断地受到重新审查,这种审查往往是参照其它学科提供的新根据和新见解来进行的。”既然课堂破认为是起纠正作用的地方,对于地位不稳定而力求往上爬的教员来说,就越加倾向于对地位不稳定也想向上爬的学生施加“优秀英语规则”的教育。

  但同时也存在平民化的倾向,讨好人们,肯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好的。教师努力消除新学生的自卑感,向他们表示,他们在家里听到的语言实际上也许并非“不正确”时代日益前进,这种倾向也变得日益有力。十九世纪尚未结束,有些仍自称语言“教师”的人已经认为,他们可以证明“黑人语言”正确,以此增强地位低下的黑人学生的自尊心并缓和其逼人的态度,从而免除其非要学习标准英语不可的负担。

  “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种平民化的论点: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城市学校的英语教师在语言问题上过分天真无知。造成了街上的暴力行动以及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对立情绪,美国在今后十年内是经受不起这种情况的,教师们必须开始抛弃下述这类有关语言的荒诞论调:南方人说话习惯懒洋洋;波士顿市的英语比布朗克斯区的英语更“纯”;说“ain”就意味着语言低级等等。英语教师必须承认:一个学生能拼写或打标点,能写能认复合的复杂句字,能写二百字语气连贯、意思统一的文章段落:把这些能力与他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能听懂别人的讲话,能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并把自己所相信、所思想和感觉的东西都写出来这些能力相比,那只是次要的,后者更为重要。这些潮流——新的语言科学、美国语言习惯的新资料、平民化情绪的趋势——形成一股洪流,把学校女教师的那一套整个淹没了。

  结构语言学家对那些爱卖弄学问的教师的学究气和浮华辞藻感到吃惊,已决心不再局限于充当超然的语言习惯分类者。在他们的词汇里,“语法”成了“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一九五○年,他们发表了一份由小罗伯特·霍尔撰写的宣言,虽然名为《别干涉语言吧!》,他们却不能不干涉搞语法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对这些人发动了一次全面攻势,它改变着公众对既成事物的态度,其规模之广泛、效率之强大,也许是极权国家以外任何相应的运动所不及的。

  密歇根大学杰出的教授查尔斯·卡彭特·弗赖斯向学校英语教师们指出语言科学的意义。他写了两本影响颇为广泛的书,目的是从普通美国人实际上如何讲和如何写的角度而不是从语法家规则的角度,来揭示美国语言的“结构”。一九四○年出版的《美国英语语法》,编写时间几乎长达二十年。这本著作是弗赖斯精心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人家属写给陆军部某一机构的三千封信之后得出的成果,弗赖斯在应允删去信中所有人名和地址的条件下终于获得官方同意,准他使用这些信件作为他的一套新术语的素材,用在“特别涉及社会差距或阶级专用语的今日美国英语语法结构”之中。为查核原写信人的社会阶级,弗赖斯使用了陆军部档案中军人宣誓所提到的家庭出身资料。

  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资助弗赖斯的这项研究,弗赖斯的目的是要告诉学校教师如何改进他们的英语教学。他这本书坚决主张采用“科学的”观点。弗赖斯指出:“语言学家不必处理可以轻易区分为正与误两大类的大量不同的语言形式,他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实际用法,这些用法必须按照名为‘一般用法’的一套并非十分明确的标准,把它们划分到数目不定的类别中去。”因此,弗赖斯在他的词汇中剔除了“错”、“正”、“误”之类的字眼,并力劝所有英语教师也都这样做。他在提出他自己的一套阐述实际用法结构的方法之后作出结论说,学校中实际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今日英语真正语法的研究”。他敦促英语教师改变方法,对学生教导他们生活中的日常语用法,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学生对实际用法进行观察,并为此目的尽量把切实有用的知识提供给他们。”

  弗赖斯第二本书名为《英语结构》。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不是根据书写语言用法而是根据口语用法写的。为了确保他所研究的语言不是有意识地思考过的或矫揉造作的语言,弗赖斯偷偷地录下了五十个钟头的电话交谈,这些都是通过他住房内两部电话的一般日常谈话。当时还没有关于电话被窃听就要发出警告声的法律规定,所以,弗赖斯能在谈话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录。在这本书里他完全抛弃了那套“名词”“动词”之类的旧词汇,代之以他自己的一套崭新的客观系统:类一、类二、类三、类四及其余的“功能词”。他这套体系纯粹是按他实际从电话中听到的词语结构加以分类而形成的。按照弗赖斯和他的合作者的说法,这套体系终于使语言课堂得以现代化,从而使学生脱离他们所谓的“科学前时期”。他们编写了新的课本和教师手册。“英语语法”现在成为“英语语型”。新课本彻底抛弃了旧的语法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把语法当作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一套戒律,正如最成功的新课本之一的教师手册于一九五六年所解释的那样,保罗·罗伯茨的《英语语型》“并不讨论句子谬误本身。它完全是描述性的或试图成为纯粹描述性的,描述好的书写语言而不是坏的书写语言。”罗伯茨一开始就提醒学生,他所讲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因为这种诘言有数约三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使用;但他马上补充说:“所有这些讲英语的人没有一个和另一个说得完全一样,我们全部知道,在我们接到电话时,即使对方还没说出是谁在讲话,我们也能辨别得出我们朋友的声音。”罗伯茨解决一个困难用法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明这种新观点:

  一些受过教育的讲英语的人,在他们愉快而漫长的一生中或许从来不讲“Whom”这个词,当然,在精选英语写作甲Whom-词的地位最牢固,按手册规程经常使用这词。在精选英语口语里,Whom 一词就用得少些;譬如说,许多电台播音员就完全避免用这词,也许他们感到,一般听众会认为这个同表现出一种傲气。在一般英语写作中这个词更是避免使用的,而在一般英语口语里则几乎根本听不到它。

  那些避免明确用Whom 的人有两个处理办法。一是用主格形式,即使句中代问是处于宾语地位也如此:

  a fellow who we used to know

  a girl who I used to go with

  另一更常见的办法是根本就省略掉关系词。

  a fellow we used to know

  a girl I Used to go with

  这种对语言的新态度反映对语法知识的轻视,语法知识现在被人称之为迷信。新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宣称:“语法教师的方法和哲理对语言学家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占星学家的占星术推算方法对天文学家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新语言学家对语亨虽不留情面地采用描述的观点,但他们当然明白,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学校受到的教导,是要他们尊重传统语言的规范。当有人对新语言学家说,“语法不好”可能对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所妨碍时,他们并不表示反对,但是他们坚决认为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据此立下语言伦理学的条规,他们举出理由说:“一个孩子讲‘I didn't see no dog’,你就告诉他,他说的是确实见到了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的话很清楚,一点也不含糊,我们所能对他说的,只是他在社会礼仪上犯了大错,他说的话会使他的社会地位降低。……如果你不说it is not I 而说it am't me,不说I saw him 而说I seen him,人家下次就不请你喝茶,或者你那部门的首长就会对你印象不佳,你想升级也不行了……[但是]就语言本身来说,抛开一切有关社会利弊的考虑,一种方式的言语与另一种方式的言语是一样的,无所谓好坏。”他们提出警告说:讲话讲得大“正确”也可能会吃苦头,譬如,“那些相对来说文化不高但非常讲实际的人,诸如管子工和汽车修理工”就可能会敲竹杠向你滥开价钱了。

  但新语言学家们仍然对课堂发动猛烈的攻势。由于拉丁文教学衰落,使得他们的胜利来得更为容易。《英语语型》及类似的反对传统观念的课本开始取代传统的《英语语法》。父辈学到的是“名词乃一人一地一物之名称”,他们永远也忘不了那枯燥无味的句子图解,而他们的孩子说的却是“名词是一个字,样子就象苹果,美人或书桌,”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人们实际讲话的方式。

  这种毫不妥协的对语言进行描述的观点在词典中却反映得比较慢。因为词典编撰者不同于搞语法的人,他们对语言的态度比较现实,而词典使用者对词典有一种假惺惺的尊崇态度,他们对语法则没有这种态度。人们一辈子都习惯于“查查词典”,搞清一个词的“真正意义”,弄明白自己是“对”还是“错”。除此之外,大词典的编纂甚至修订都是耗资巨大、需时多年的工作,如果词典只追逐时尚、昙花一现,不能受到学术界持久的尊重,慎重的出版商是不会投资数百万美元来出版的。

  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一本未经删节的足本大词典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新观点的力量和新颖之处。这本词典以口语为准,毫不含糊地采用描述法。由带绿色护眼罩的词典编纂者制作的成品能具有这种爆炸性也许是空前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G.&C.梅里亚姆公司出版了《韦怕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这部巨著重十三磅半,厚二千七百二十页,售价四十七元五角。这是二十七年来第一部全新的未经删节的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词典。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词典,但斯普林菲尔德的出版商始终保持着一八四三年逝世的著名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的声誉。如果人们说“查一查韦氏词典吧,”他们总是指“查一下最新出版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足本大词典。”据出版商说,这部新版词典有一个长期雇用的编辑班子,集专家百余人,顾问数百人,耗资达三百五十万美元以上。词汇主体部分共四十五万条,以一千万例证作为基础,包含了以前几版足本梅里亚姆一韦伯斯特大词典从未有过的十万个新词或新义。

  用公共关系学的话来说,这当然是出版界一件大事。出版之前报纸上已经登载了不少有关这本大词典的使人好奇的花絮新闻。出版商颇为自豪地说,这本书的出版“极尽宣传之能事,是任何出版商对任何单独一本书所作的最大广告宣传。”书一出版,各家日报都纷纷以头版报道并发表主要的社论,继之,发行很广的周刊和文学评论刊物又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和社论除极少数例外,都连珠炮似地发动了猛烈攻击。里士满《新闻导报》宣称:“韦伯斯特词典彻底失败。”理查德·埃姆里奇牧师在《底特律新闻》上发表评论文章声称:“新词典粗劣,错误百出,”并解释新的韦伯斯特词典如何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精神”。《纽约时报》副主编向该报工作人员发出通告,说明新闻消息版、星期日版和社论版等各部门的编辑“已一致决定,今后在所有拼写和惯用法方面仍须继续沿用韦伯斯特词典〔早期的〕第二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也告诫读者:“千万不要丢了老韦伯斯特词典。”《大西洋月刊》评论员一本正经地把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名之为“战斗的文献,它要摧毁的敌人是死板语言的一切顽固遗迹,一切坚持规范标准的尚存势力,一切区分优劣用法的准则。”这件二十世纪中叶美国语言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许多人这样说),在当时被人称为“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可敬的新闻界人士和文学评论杂志编辑发出的怒吼,反映了当时已主宰美国课堂的科学语言工作者在学术思想上所进行的未被觉察的革命是多么深刻。当然,这些评论者绝大多数都受过旧的“正误”派语法教育,他们对新的语言科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些有影响力的新闻界人士、传教士和著名评论家对新语言学家的成就虽表慨叹,但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子女却正在受《英语语型》的教育。新语言学家已经在悄悄的胜利中征服了课堂。

  不过大多数语言科学家对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是热烈支持的。很少评论者可以否认,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对英语的美国用法作了最新的全面的准确描述,使外行的评论者最感烦恼的是,这部“权威性”巨著却故意对语言的“正”、“误”用法不加指引,他们所企望于韦伯斯特词典的,不正就是这一点吗?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应当可以拿词典,即神圣的韦伯斯特词典,当作指导的权威,即使社会在所有其它问题上都存在着混乱,至少在语言问题上应当对“正”、“误”有个一致的看法。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持强烈的口语观点,其程度之深,使词典中实际上可以不使用“口语”这个标记,这词典极少用那些常用标明“俚语”、“行话”、“诙谐语”、“非标准语”的标记,在旧版韦伯斯特词典中,所有这些标记是用来标志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标准书写语言中所不用的词汇。新版韦怕斯特词典不仅对旧版未收的十万字加以解说,而且收词标准也是极为宽容的,象“ain’t”(词典注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有教养的人口头使用”)“wiseup”。“get hep”、“ants in one’s pants”、“hugeous”、“passel”(代替“patcel”)之类的词全都收入,不加任何表示贬意的标志。作例证的引用语则选自他们存档的一千万摘句,这些摘句不仅引自政治家和著名作家,也引自电影明星。夜总会艺术,棒球运动员、拳击推广者,不仅引自温斯顿·丘吉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伊迪丝·西特韦尔、雅克·马里顿。艾伯特·施韦策,而且引自詹姆斯·卡格尼,埃塞尔·默尔曼、伯尔·艾夫斯、威利·梅斯、米基·斯皮莱恩、吉米·杜兰特、比利·罗斯和特德·威廉斯。

  几年之内市场上又出现了好几本同典,这些词典对新语言学有所重视,但仍然对读者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近似“权威”的东西。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兰登书屋英语词典》是一本厚达二千零九十六页的巨著,由一百五十位编辑,二百名编外顾问,历时八年完成。出版此书意在与新版韦伯斯特词典竞争,售价仅二十五美元,目的在于扩大销路。出版者解释说,此书是在广泛考察了教师,教授、图书馆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的基础上编成的,这几类人正好就是当年对新版韦伯斯特词典大喊“你这凶手!”的人,这本词典为了避免象新语言学派那样“完全不加评注,不对使用者提供任何指引,至使其感到失望”,因而将传统方式至少保留到这样的程度,即把“长期确立的用法评语”告诉读者。比方说,“ain't”一词就被标作“不标准的”,同时警告读者“凡不欲被别人视为缺乏教养的人均应避免使用此词。“to have antsin one’s pants”则被标为“俚语”,并举例如下“She had ants in her pantsever since she wonthat ticket to Bermuda”(她赢得去百慕大的机票以后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不可耐。)这部词典中的例证没有引用运动员、演员和其他不一定受过教育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以免独犯文人学士:也没有引自学识高深的作家和学者,以免使人觉得他们与新语言学派不和,于是便由编者自己来写。编者解释说,这是一种折衷办法,是在过时的”权威”论点和未来派的“描述”方法之间找出一条“语言学上站得住脚的中间道路”。但即使这样,这本词典的选词也是很宽容的,因为日常生活口语同汇明显地占着主导地位。在对“用法”进行规范时、只是为了使该书“充分具有描述性”。《兰登书屋词典》由于它和新版韦伯斯特词典的差别(这是一部分原因),在销售上赚了大钱。

  不久以后又出了一本规模较小的词典,再次向后退了一步,更趋向于传统的语言“正误”法,这就是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美国英语传统词典》,该书编者说,出版者“本着维护美国语言和历史传统的重大责任感……将忠实地记录下我们的语言,这是每一个词典编纂者的责任,但是,象这充满宽容精神的时代的许多其他词典编纂者一样,其责任远不上于此。不仅不上于此,而且要加上必不可少的指导,那就是,有知识的人希望从词典中找到的关于如何使语言变得精确文雅的指导。”编者比前面几本词典更加放开手脚地使用“俚语”、“粗俗”之类的标记,但他们也避免使用俨然以权威自居的标记,他们采用了大众默认的聪明办法,把他们的“用法注释”弄成一种民意讨论的产物。在这些“注释”中,由一个约一百人的“词语用法讨论会”说明他们对于有疑点的单词的意见,这些人中有许多正好是对新版韦伯斯特同典持苛评态度的人。在“ain't”(标以“不标准的”)条下注明:“除极少数人之外……词语用法讨论会全部强烈谴责……ain't 这种表达法,讨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认为,除非有意表示口语,否则不应使用在书写语中,即使作为口头语言,也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认为不应使用。”

  《商业周刊》报道的一种看法,也许是对美国语言发展所作的最机灵圆滑的历史论断。它说: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是正确的”,不过要是晚三十年问世就好了。口头语言早就在积累其影响。新语言科学家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有意识地在反对真善美,他们也并非糟糕的科学工作者,新版韦伯斯特词典所揭示的原是一场早就在加速进行的革命,其规模之广泛、意义之深刻甚至出乎语言学家中保守分子的意料。美国人在语言科学中,也象他们所采用的其它无数出人意外的方式一样,只是使用他们的新技术来描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如此迅速运行,如此千变万化,描述起来使人感到新奇有趣,而要使之规范化却又如此困难。

  人们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所有地方都可见到,在今天这么急促前进的世界里,认为这个世界理应如何的那些传统标准似乎已变得无关重要了。科学和民主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至少在语言方面是如此。人们仍留恋语言方面“最优秀”分子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审慎的词典编纂者想要保持权威地位;不管这种企图怎样温和及开明,也不过是一种后卫战而已。他们一方面自觉地要“保存”语言,另一方面对新的描述语言学又表示认输,这就暗示着历史潮流的方向。当美国人为词语——这么简单的日常事情——寻求标准的时候,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毫不含糊的权威了。

五十一、从演说到向人民讲话:炉边政治

  一八九六年出版的一本很受欢迎的美国手册说:“演说是自由之父。”它解释说:“事物的构成注定了雄辩术应当是自由的最后依靠和支柱,有了它,自由便得以生存、发展和消亡。摧残并削弱雄辩术有利于暴君。这是他们保障安全的唯一办法。因此培养演说能力是自由国家的责任。”在南北战争之前,上述这段话曾是美国公共生活的格言,当时国内产生一种美国特有的辩论文学,人们认为雄辩术有一定的标准是理所当然的事。凡爱国的公民都熟知美国一系列著名的演说词;伟大的政治家为人民奋斗的同时,也就不断填补了世界演说文献的宝库。在半个世纪内,这种关于演说的观点就象人们穿的高扣鞋一样变得过时了。正是在那些曾经促进演说术成长的民主势力中,有许多竟成了促使其毁灭的因素。由于口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用武之地,它不再象过去那样受条条框框约束,它已经松弛了。随着涉及公共场面的美国政治方式的改变,人民大众也起了变化。甚至在说话的声音能够神奇地传播四方,让人人都能听到,使听众范围更为扩大之时,令人惊奇的却是,话语也变得更加亲切了。在人们崇尚演说之后的这个时期,公民的感觉是:他们与民主领袖之间更为接近但实际距离却更遥远了。

  一位讲授道德哲学的教授编写的《麦克古菲选粹读本》,自一八三六年问世以来几乎控制了课本市场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套读本之所以有名,乃因它在宣扬道德的同时,把某些美国经典文章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作品。但是,带进课堂的一亿二千二百万本麦克古菲读本确是向美国人传播了琅琅上口的作品,同时也使口语艺术平民化了。美国世世代代学童当作课本读的这套书,其目的在于教会孩子大声朗诵,这一点有时倒被人忽略了。《麦克古菲选粹读本第五版》(一八七九年版),一开始就说明“朗诵作为演说练习”的目的,接着提出十二条规则以及关于发音、转调、重音、强调、抑扬顿挫、诵诗停顿等各个方面“正”和“误”的例子。

  规则九:句子中表示比较、对比、否定和肯定的不同成分,或用or作为转折而连接的部分,需要采用不同的语调。一般说来,第一成分用升调,第二成分用降调。但是,这一顺序有时也可以颠倒过来。

  不过,麦克古菲建议,“为了表示庄严或严肃的思想,以及有时为了表示强烈的情感……声调应该一致。”给学生的第一篇练习就是一篇悼词,《富兰克林逝世(用庄重语调朗读)》。

  十九世纪时,小学生要根据他们“从容而正确地朗读”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能否升级。中学里经常举行带有“演说和练习辩论”性质的公开朗读和背诵仪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擅长老式演讲术的最后一批大师之一,他回忆在中学里一个文学团体和一个辩论会中受到的训练,那使他在“辩论技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十九世纪美国高等院校大量兴起,辩论法、雄辩术和演说术成了主要课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哈佛学院上学的亨利.亚当斯对有教养的欧洲人颇为熟悉,他说,“欧洲的大学毕业生往往在大庭广众面前会突然吓得手足无措,这种事美国人听起来会觉得最奇怪不过了。”亚当斯在高等院校受过训练,他可以“站在美国或欧洲任何数量的听众面前神色自若,这种容易令人兴奋的场合反而使他神经更加镇定。”他接着说:“当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是否有话可说还有待分晓哩。”不过对年轻的美国演说家来说,内容问题不会造成什么麻烦。二十世纪初,各个高等院校之间出现校际足球赛之前先就有了校际辩论会,这是高等教育最有组织的活动之一,为这活动成立了专门的辅导组织,出版了教材,制订了计划.还组成了校际“竞赛联合会”。美国高等教育重视演讲术,是由美国某些特殊环境因素促成的。新成立的几十所大学和学院聘请附近教堂的牧师担任兼职教员。当时国家正在蓬勃发展,立法机构日益增多,大学本科生都怀有雄心壮志,争取将来在这些机构中谋得一个席位。由于演说盛行,由于美国人是通过爱国者和政治家的演说(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拟的)来了解本国历史的,于是这便成了美国民主的一个信条,即公开讲演确有其伟大典范和正确标准。人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对“辩才”一同有一致看法,他们对于选择哪些作品编入《世界著名演说集》也并无歧见,这一套布面精装十卷本的书销路很好,那些除了圣经和邮购目录册之外没有什么藏书的家庭,也都在客厅里摆上这部书以壮观瞻。

  成千上万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样的年轻人渐渐认为,演说水平是对他们是否具备政治家伟大素质的一种测试。中学和大学仍然广泛教授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对那些想了解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罗所用词语的学生来说提供了古典范文。学生们习惯于记忆和诵读.些爱国演说家的名篇,诸如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詹姆斯·奥蒂斯的《反对搜查令》;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向海恩质疑》:亨利·格雷迪的《新南方》等等。这种习惯使一代代学生培养了另一种兴趣,坚信历史上的“著名演讲同”确实不同凡响。教师将创作这些伟大范文所须遵循的规则教给学生。在美国中学和大学里,辩论术仍是一门基本课程,古典课程包括西塞罗的“演说术”,贺拉斯的“诗的艺术”和朗吉纳斯的“论崇高”。在语言文学的所有教学中都贯穿了正确演讲方式的训练。休·布莱尔(“其辩才足以使猎犬停下静聆”的苏格兰牧师)所写的《辩论修辞学与纯文学讲义》(一七八三年)早就是“耶鲁”和“哈佛”的课本,此书的费城版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已印刷三十七次。诸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辩论术与演说术讲义》(两卷本,一八一○年出版,是他在哈佛任辩论修辞学和演说术教授的讲稿)之类著作,则将古典范本和英国课本的原则应用于美国的具体环境中去。

  互相竞争的辩论修辞学“各门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信条,并有专门词汇和教学体制,这都有助于让教授提高其课程的地位。詹姆斯·拉什博士(本杰明·拉什博士十三个孩子中的第七个)打算给“辩论修辞学家以生理数据”,他的《人类声音的哲学》一书(一八二七年出版,至一八六七年已出六版、及其一套详尽的词汇风魔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他对“根音”和“弱化音”的区分,以及他对“主重音音节”、“次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的分类,成了其它许多教科书的基础,这些教科书都试图用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来解释古代的辩论术。一派以“发音操练术”为基础。另一派名为“德尔萨特表意系统”,是巴黎声乐教师弗朗索瓦·德尔萨特建立的,用三式动作来解释宗教上的三位一体:一式名为“正常”,即围绕中心的动作,表示“生命”;二式名为“离心”,即离开中心的动作,表示“心志”:三式名为“向心”,即朝向中心的动作,表示“灵魂”,于是演说论辩的一切姿势和态度都可以分入九个细类,从“正常——正常”,到“离心——向心”,再到“向心——向心”。弗朗索瓦·德尔萨特的美国弟子为了要与拉什的课本及“发音操练术”竞争,提出“和音操练木”,这种方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初,不过,对这类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也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不祥迹象。早在一八三五年,“哈佛”第一位教演说术的“科学”教师乔纳森。巴伯(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认他为师)要学生们使用竹条制的球体掌握三百六十度范围内姿态变化的层次时、学生起来造反,竟然强迫这位有才能的教授辞去教职。他的继任者,有名的爱德华·钱宁,在南北战争前那段时期曾培养了许多新英格兰的著名演说家。他提醒学生不要一味模仿古典范式:演说家不应是“群众领袖”而应自认为是“群众的一员,和他们一道讨论休戚相关的事,”但是大家对“著名演说词”的崇敬心理依然不混。

  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表的“金十字架”演说使他在一八九六年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事充分证实了群众对辞藻华丽的重要演说词存在着敬畏之心。当时,有势力的传统型“演说家”在社会生活中居有显赫地位,致使这种传统得以保持下去,这类演说家包括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泊特·拉福莱特、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诸如鲁弗斯。乔特、伊莱休·鲁特、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克拉伦斯·达罗这些律师在美国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似乎是向年轻人保证,辩护及辩论技术是成名致富的途径。旧式大演说家伍德罗·威尔逊恢复过去的做法,以演说方式向国会发表总统年度咨文,再次向全国表明演说家的威力。

  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仍然教授演说辩论术;新的全国性演说课教师团体的成立使这门课程更加流行。到一九三○年时,在规模较大的中学里,正规课程中都包括演说课,这并非因为校方对古典范文重新发生兴趣,而是因为美国教育部门是按照科目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生活并使生活获得成功”来开设课程的。至于通过“新评论”的形式来重振辩论修辞学,则仅限于立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范围,这种“新评论”是由埃兹拉·庞德和T.S.埃利奥特的作品所带动,并由L.A.理查兹和肯尼思·伯克的评论文章使之成形的。

  二十世纪对演说兴趣的日益扩大很难称之为“新辩论修辞学”的发展,因为它与传统的学习没有什么关系,后音是要学习古典范文和受尊崇的原则,现在重点已转移到实际问题上,那就是:如何表现个性并“制造良好的印象”。教师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学会面对广大听众时要“轻松自如”,还要设法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听众的观点。通用的新课本旨在培养“交谈的态度”,自觉的平民化趋势则把这种目标(需要一颗善良的心甚于受过训练的意志)解释为“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因为“语言交流的真本领在于:学生会用适合不同对象的声音和语调讲话,当他有话要说时就会以不吐不快的感情把它说出来。”

  日益发展的关于说话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被应用于纠正诸如结巴和口吃一类的发音缺陷,也应用于治疗各种年龄的人的发音毛病。到一九二○年时,在芝加哥、纽约、克利夫兰及其它地方的公立学校中已开设语言纠正课程,在某些大学中还设立了专门的诊疗所。

  重心的转移非常明显:原来讲究的是“辩才”和“演说术”的模式和标准,现在谈的是人及其问题:原来要求的是“能言善辩”和“辩论技巧”,现在则是自我修养和个人成就。代表这种演说新观点的有名人物是戴尔·卡内基。教辩论修辞学的学究式教师虽对他一向忽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长篇的美国“言语教育”学术史中),然而卡内基写的书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戴尔·卡内基的一生典型他说明了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发迹的。他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进了沃伦斯堡的州立师范学院。他没钱住校,就住在自家农庄里,帮助于点杂活,每天要骑马六英里去上学。因为他体重不够,没资格参加学院足球队,就只好参加辩论组。毕业后,他当过推销员,想碰碰运气。后来,一九一二年在纽约,他参加了一次“社交晚会”,在会上他朗诵(有钢琴伴奏)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的作品《六月夏意浓》和《走吧,拿破仑,看来要下雨啦》。他的朗诵使一百二十五街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卡内基想在该青年会教演说课。正式教师每晚的授课费是二美元,该负责人虽不愿冒险出这么多钱,但让卡内基以分享授课收益的办法来授课。卡内基回顾说,他的学生“希望在业务会议上能站起来讲几句话而不致于怕得发晕,推销员则希望在与难以对付的顾主面对面交谈之前不必在附近街区转三个圈来鼓足勇气。他们希望培养自信心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他们希望在事业上求得发展……如果我要谋生。我就必须现实些,”他在费城、巴尔的摩、威尔明顿开办夜校,教这类人如何“克服害怕心理”.他研究出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并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他所办的“戴尔·卡内基有效谈话处世课程”越来越吃香,为应付这种需求,他在别的城市也设了教学点,他培训教师并控制在全美国和国外各地使用他整套教学方法的特许权。到一九七○年时,卡内基课程。学费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八十五美元,因地区不同而有异)的学生总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卡内基为他的课程撰写的教材《交友待人之道》,在书店创造了销售奇迹。该书由西蒙及舒斯特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的总经理就曾参加过卡内基的行政管理人员课程),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后的头两年内,每天卖出五千册,每本售价美币一元九角八分。该书在十年之内一直是畅销书,到一九七○年时已售出九百万册。

  尽管文人学士嗤之以鼻,公正他说,卡内基的书确是继承了自学文献的古典传统。弗朗西斯·培根和米歇尔·德·蒙泰涅的散文,巴尔达萨尔·卡斯蒂莱昂纳的《邀宠者》,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训儿家书》,都对意欲上进的有志青年提出忠告。在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所写的《工程师的生活》以及他那些关于“自助”、“节约”、“责任”的活泼爽快的文章,开始使这一类文献适应更广大读者的要求,也适应工业时代更为严峻的需求。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的历书》中最为大家所知和最常引用的段落是神父亚伯拉罕的演说,名为《致富之路》,听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讲学和读过他的书的美国人,大多数认为他并非超验论者,而只是向人们指出“自立”之道,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随后美国还出了一个奇特的先知,宣扬自我修养,那就是假波希米亚人埃尔们特·哈伯德。他撰写的《致加西亚书》(一八九九年)是描述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一个足智多谋的美国中尉自力更生的寓言,一共售出四千多万份,主要是售给工业公司,在雇员中间散发,虽然卡内基的书没有文采,它纯粹是用普通文体写的,但却具有最有效力的宣传性文章的优点,他的书包含着精采的心理学见解,切合实用,使自我修养的道德传统适应二十世纪美国特殊情况,就这方面而言,长期以来还没有其它著作能超过这种成就。

  《交友待人之道》一书的问世,正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之际,美国人希望探索功成名就的新途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发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唯一要怕的就是‘害怕’本身。”正是这句话成了戴尔·卡内基课程的中心思想,但文学评论家和学术界人士却嗤之以鼻,辛克莱·刘易斯读了卡内基的“让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包括第二条:微笑)之后,承认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赚到大钱,“当然也有点不利之处。那就是:这些方法也许会……使他妻子没法和他共处。”詹姆斯·瑟伯宣称,卡内基的例子里所表现的“虚情假意”十分明显,“就象宴会中的鬼魂似的”,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在自杀前不久写了长篇大论的讽刺戏滤文章,名为《失友坑人之道》。

  在卡内基课程开办的初期,知名人士或高级主管常常化名参加,到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卡内基课程广泛获得美国有事业的人士的信任。校友中包括一位联邦教育局长,一位肯塔基州的州长,一位马里兰州的州长,好几位大使和海军将领,以及古德里奇橡胶公司的董事长、国民饼干公司的总经理、雷格尔鞋业公司的总经理、邓恩一布雷特兹特里公司的总经理等人。许多大企业,诸如威斯汀豪斯公司、麦格罗一希尔书业公司、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纽约电话公司,都在它们自己的公司内为其雇员和经理人员开设卡内基课程。卡内基显然提供了一种美国人甘愿花钱购买的有用商品。

  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开拓进取传统的国家,戴尔·卡内基成了进取者的进取者。他是靠出卖推销员的才能而成名致富的。卡内基企业通过组织联络、广告宣传以及乐观向上的创业精神吸引了每一个其成功“尚未正式实现的”美国人。卡内基课程与卡内基课本遍及全世界四十五个国家,缅甸的吴努总理把卡内基的《交友之道》(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译成缅文。他访问美国时说,至少缅甸的情况是如此,卡内基著作的销量超过马克思的书,他并说他到美国来最想见的人就是戴尔·卡内基。

  早期美国的自学课程原来只打算作为一个自我修养课程,虽然也教“致富之道”,主要却是修养品德。卡内基的着重点不是放在“品德”上而是放在“为人”上:“微笑”,因为这是“获得良好的最初印象的简单办法”。他和提倡传统自学课程的大多数前人不一样,他强调言语和讲话之道。在二十世纪技术发达的美国,依靠民主实现了象柏拉图这种古代在哲学上反民主的人物的预言,并赋予讲话之道以超常的新力量,美国民主将越来越依靠讲话之道及讲话所造成的印象。

  一九○○年时美国已有将近一百五十万部电话,到一九三二年则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万部。电话问世以前,人们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写或印刷的文字,但在口头交流的新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和几乎任何其他人就几乎任何问题或并非就任何问题进行交谈。于是,交流就成了不那么正式的了。电话已成为办事的手段。过去社交邀请是通过信件进行的,现在则靠电话,过去写的情书现在已由长途电话里的绵绵情话所取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无线电开始面世时,人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把它当作一种“无线电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线电话实际上是不能保密的,不利于个人之间的交谈,这就使许多人认为它没有商业价值,不切实用。谁愿花钱去打任何人都能听到的电话?只有少数抱有幻想的人,象戴维·萨尔诺夫这种人,才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想的是把无线电当作娱乐工具,可是,一九二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决定跨入这个他们称之为“公众无线电话广播”的领域,其原因是害怕无线电的发展会使电话股票的价值下降。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回顾说:“他们电话公司不安排任何节目,公众自己参加进来,任何人如果要想向全世界讲话,或者想作什么表演,都可以到这里来,就象进入公众电话问一样,付了钱就可以讲,讲完了就出去。”他们把它叫做从“空中电话间”发出的“付款广播”。当然,未来的广播事业不是朝这种方向发展,而是利用这种新技术的一些新特性,凭着这种特性,现在已能把信息和音乐传送到无法确定的、既看不到又数不清的听众那儿去。公开讲话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对成千上万的听众讲话,唯一的办法是站在讲台上演说,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规律化的演说方式:演说者站起来,大声讲话,做大动作手势,以便远处角落的听众能够了解,在扩音系统盛行以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他那篇《金十字架》演说之所以极为成功,就是依靠他那强有力的响亮嗓音。无线电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而把美国政治形式也改变了。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都处于新的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说也奇怪,无线电仍是一对一的交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过去带有更浓厚的私人谈话气氛。不管对多少人讲话,都能产生一种新的亲密感,听众人数大量增加实际上已使情况变得非正式了,这一点似乎令人奇怪但却是事实,不过很少有人注意罢了。无线电(后来的电视更加如此)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隔离状态:听讲的人在自己的起居室、厨房,车间、乃至汽车里面,独自一人从收音机里听到广播的声音,他感到而且确能做到和广播者单独共处。在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新的情感。“公开演讲”变成了向你说话似的。电影问世初期,制片人对影片明星的真名保守秘密,深恐一旦人们知道那“电影女郎”是谁,她的名声就会盖过公司,她就要索取高不可攀的报酬。与此相同的是,一九二五年以前,广播电台一般都不透露广播员的姓名,虽则有些电台也允许广播员用神秘的缩写代号签名。有一位广播迷写信给路易斯维尔的WHAS 电台,后来他接到一封正式复函说:“透露广播员的姓名会违反本电台的规则。”但随着播音者与听众之间出现新的关系,广播迷的来信日益增多,听众坚持要求多知道一些电台广播员的情况。研究广播历史的学者埃立克·巴尔诺说,一九二二年广播演员仍然想象他们是在一个大厅里表演,一九二五年的形象就“舒适些”了。“许多艺人喜欢把听众想象成‘单独一个人’。听众来信也鼓励了这种想法;任何其它大众传播媒介都不象广播这样使聆听的人产生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亲密感。”广播迷的来信愈来愈亲密,甚至于表现了强烈的感情。一封给WJZ 电台广播员特德,赫辛的信中写道:“你愿意在一位女士面前出现让她惊喜不已吗?”在这广播“人物”的新天地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部收音机,就可以享受远距离秘密幽晤的快感。

  格雷厄姆·麦克纳米为WEAF 电台的“一九二五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播音之后,他收到了五万封信,诺曼·布罗肯希尔(他父亲是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牧师,曾为救世军到处奔波)为以后的广播人员创了一个先例,即争取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在为家庭主妇作参谋这一首创节目中,在介绍特邀演出的嘉宾时尽量掺夹他本人的轶事趣闻(例如他说:“我要向各位坦白,今早我用房东太太最好的毛巾抹我的剃胡刀”),这么一来,广播迷的信件便源源不绝地写给他而不是写给那演员。他到华盛顿去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就职仪式担任广播工作时,竟搞了两个小时的临时穿插节目,一有机会就报自己的名字。他说:“为那些热诚的听众,我甚至好几次拼读自己的名字。”深夜节目往往使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更感亲密,听众迫切要求这些深夜广播人员“亲自亮相”。

  现在,一个人对千百万人谈话真的成为可能了。对于每个听众来说,公开的谈话不管同时有多少别的人也在听,却可以成为个人与个人的谈话。就广播来说,情况也只能是如此,因为聆听的人没法知道还有谁在听,或者什么地方还有别的人在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最初有圣诞节广播期的一次广播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在电台播音说:“KDKA 电台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又在KDKA 这座无边无际的剧场里重聚,这剧场的后排远在千里之外,观众坐的全都是私人包厢,迟到早退毫无关系,既不会使台上讲话的人难堪,也不会打扰其他观众……”。

  然而这种交流毕竟是单向的。如果是演说,即使会堂很大,听众仍可以大声抗议,欢呼鼓掌,或者嘘声哄赶,演说者都能听见。现在用无线电广播则是听众可以听得到,却没法作出反应。当然他可以写信,有时也真的写了,正如我们所知,要想了解听众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感觉,需要一种研究“听众反应”的复杂技术。

  古代关于民主的那套老生常谈,现在出现了预料不到的新变化。确实,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人能够听到他们领袖的声音。但是,人民已经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再是欧洲社会学经典著作中所说的或者居斯塔夫·勒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所谓的“一群人”。听广播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比较密集地聚合在同一地点的一大群人”,也不再是“面对面的一群群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广大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其他人左右的情况下,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作出他自己的反应。“事先录制的”笑声和广播室观众的鼓掌声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广播中所缺少的应有现象。即使这样,“人民”也已经更加私人化,至少在一种意义上说是更加个人化了,因为“听众”忽然变成了分别处于各地聆听的很多“个人”的总和。这一情况对于有关民主的种种格言意味着什么,对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的众所周知的力量和弱点,又将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广播电台面对的听众是无法归类的——听众既不固定又无法预测——因此电台就必须为所有各类人都准备一些东西。要知道,如果听广播的人不想听某个节目,他只要转一下旋钮就行了,而且鉴于听众很容易发现更加吸引他的节目,各个广播电台部得拼命想办法,千方百计使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不要转钮关掉本台的节目。于是,他们就推出适合各种口味的大杂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广播节目主要是音乐,中间有时穿插一些现场访问、演说,在适当时候也安排政治演说或总统就职演说。最重要的是节目的综合性。纽约WJZ 电台一九二三年的节目包括:莱茵戈尔德四重奏、舒拉夫茶室管弦乐、沃纳梅克管风琴演奏、书评、服装款式评论以及体育新闻。除了这套精神食粮,WGY 电台的演员还和其它一些广播电台的演员一样,迅速增添了百老汇流行剧目的全剧演出(诸如《阿拉之园》、《生财之道》、《有此傻瓜》、《秃头的七种解释》、《野鸭》),接着又出现了广播剧。广播联播公司(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公司”和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广播系列片节目,如《历史的重大时刻》、《圣垒故事剧”和“真实的故事”。其中最成功的是“阿莫斯和安迪”,有人说,这个节目在使广播成为全国性传播媒介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它节目都大(一九二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广播除外)。总之,广播的声浪是传到市民耳里最多样化的声音。

  广播模糊了娱乐和其它东西之间的界线,也使付钱登广告和为公众服务之间的界线含混起来了。如我们所知,在电台上“广播”讲话或音乐,究竟由谁付钱,谁可付钱或谁应付钱,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混乱。戴维·萨尔诺夫一九二○年一月发表的看法是:“应鼓励每个购买‘无线电音乐盒’的人订阅《无线电时代》,该刊每期预告一个月的广播讲话、演说及各种音乐节目时间表。”该刊和享有很大发行量的电影杂志相似,其利润来自登载的广告。最初广播电台试图用减少费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付钱给表演者,他们认为表演者因广播而一举成名,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一九二五年WEAF 电台提出:“如果请来播音的是一位女士,那么可以送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派一辆漂亮的汽车去把她从注所接到百老汇一百九十五号来。”有些公司则认为,他们花在广播上的费用可以通过多销售收音机赚回来。一九二二年沃伦·哈定总统召开了一次华盛顿广播会议,由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主持,会上胡佛曾不大明确地提到“播放广告”的可能性。但胡佛接下去就让人放心地说:“把为大众服务的巨大可能性淹没在一片广告嘈杂声中,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有人建议,按照安德鲁·卡内基捐赠图书馆的办法(他对各城市捐赠款项,但当地须拨出相同数额的经费),广播事业也应得到慈善家的支持,由他们在全国各地捐建广播电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行的办法,但都认为“直接播放广告”,即把广播时间出租,用作纯商业宣传,是不恰当的最后一着。

  到了一九二五年,广播电台开始藉“间接”的商业广告而兴旺起来了,即由想获益于宣传的人赞助一个节目或一系列节目的播出,用这种方式制作的节目有《克立果一克勒勃的爱斯基摩人》、《金沙孪晶》、《佳运乐队》、《伊彭纳的行吟诗人》、《A&P 吉普赛人》等。有一段时间,由于担心广播受到“直接播放”广告的摆市,因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规避现象。达拉斯市的WFAA 电台在广播时就巧妙地把赞助人称之为“监护人”。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直接播放”广告的名声已经不那么臭的情况下,广告在广播中地位含糊的现象仍然存在。好动脑筋的听众在听到“为公众利益”而“赞助”某项节目时,总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搞不清楚(也许这正是广告客户的企图)赞助者究竟动机何在。

  在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口语语体,它既非来自德摩斯梯尼、西塞罗,也非来自帕特里克·亨利、丹尼尔·韦伯斯特,而是来自比较成功的电台广播员。这种语体还是头一次有机会接触千千万万的人。虽则还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这样少数几个在讲台上演说的佼佼者,但那富于手势表情、令人折服的讲台演说所起的作用已远不如前了。第一位在电台发表演说的美国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他继任总统职位后四个月在国会发表开会词(头一篇通过电台广播的这类演说词),为公开演说创立了新的风格,无意之间使柯立芝总统成了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那以典型鼻音发出的无声调变化的演讲,连同他翻讲稿的响声都通过播音器播送出来,清晰可闻。在这以后的十年中,美国人民逐渐习惯于从广播中听到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过去难以听到的声音,政界人物也就与人们更加亲近了。

  一九二四年各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进行了现场广播,全国人民在会议进行的当时就能及时收听到会场的实况报道。担任报道的主要新任广播员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和安德鲁·怀特少校,前者在任体育记者时已颇负盛名,后者则主持过登普西一卡彭蒂埃决战的报道,以他们两人的个性和风格来广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连续进行一百零三轮投票的情况确是十分恰当,但却颇有点讽刺意味。十八个电台以电话线连接起来,接收WEAF 电台的现场播音,然后再由它们转播给广大听众。

  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总统时,人们从技术水平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有充分准备,希望能从广播中听到总统友善的声音。好象是天意的安排,意大利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的演唱天才使唱片在音乐领域里广泛流行,罗斯福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使广播成为政治工具。罗斯福和广播好象是天生的一对,彼此互相合作。甚至罗斯福由于身体虚弱不得不坐着发表广播讲话,竟也成为一件好事。在他之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时向来都是一本正经地站着讲的,现在美国的总统却是轻松地坐在客厅里对那些坐在他们自己客厅里聆听的全国人民发表谈话。他当时称呼一亿五千万人民为“我的朋友们”,气氛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总统已经不再是“对大众发表公开演说”;他只是和其他美国人一道作一次“炉边谈话”。反过来说,无线电广播对增进总统和人民相互间的感情也起了作用。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写道:

  他在发表广播讲话时,就好象看到人们聚集在小客厅里,和邻居们一起聆听。他能觉察到他们的脸部表情和手的动作,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家里的情况。他讲话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就象他是和亲密朋友谈话一样。他担任总统期间,我经常在白宫目睹他发表广播演讲。我感到他完全忘了我们在场的二、三十个人,而全神贯注于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他一边讲话,一边自然地点着头,双手做着简单、自然而舒展的动作。他脸上露出笑容和开朗的表情,就好象真的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和客厅里一样。人们也同样感觉到这种气氛,而这就使他们和总统在感情上水乳交融。有几次,总统发表演说时,我自己也坐在小客厅或走廊里。我曾见到男男女女都聚集在收音机旁边,甚至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和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也都在那儿以友好愉快的心情聆听。他们和他通过无线电的媒介而互相交流了,情景真实感人。当他诉说某个悲惨情况,谈及欧洲被迫害的人所受的痛苦,失业者的贫穷潦倒,无家可归者的苦难,以及阵亡将士家属的悲寂时,我看到听众珠泪盈眶,那泪水发自内心,为总统的话所感动而深表同情。

  我也曾听到他们的笑声,当总统谈到他的小狗法拉被他整得团团转时,他们笑了。他说话的口气是那么自然而又简朴。他对待小狗的态度,体现了一般人在家里对待自己宠爱的动物的态度,全国各地收听广播的人发出的笑声是对这个人的纯真、自然而又充满感情的反应……。

  他的声音传给了每个人,而每个人也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罗斯福发表第一次就职演说后,白宫收到五十万封来信。白宫邮件如此突然剧增,说明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个人政治。对每个从政者来说,也增加了一种新的衡量尺度。评论员都高度赞扬罗斯福的广播技巧,称他为“真正的内行”——很象一百年前美国人可能称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伟大的演说家一样。

  广播一方面造就友善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被煽动家利用的手段。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处在广播时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却都不是靠广播而是靠面对面的群众大会来开展他们的运动,在大会上人群的歇斯底里情绪和纳粹冲锋队员的纪律两相结合,可以产生他们所需要达到的狂热程度。极权国家老是疑虑公民个人所拥有的收音机,认为它可能成为叛国的工具,因为这种东西是私下用来接收传播的。但是,对私人收音机采取压制或限制使用的办法是从来不可能完全奏效的。自由欧洲电台(美国在冷战时期搞的)以及另外一些电台的广播秘密渗透到被压迫的人民家里。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可以私下收听广播,这也有助于那些想当独裁者的卑微小人、散布仇恨的人和蛊惑人心者。他们的话之所以还有人听,是因为听众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内收听,如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让听众参加,人们也许根本不会去参加了。

  早在一九二七年,“广播教士”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每周就在底特律郊外他的小花圣祠收到遥远的热心听众来信四千封。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他发表演说攻击胡佛总统是“有钱者的圣灵,华尔街的护佑天使”后,接到的听众来信超过一百二十万封。这位神父不得不雇用九十六位办事员替他处理每周八万封来信。听众描述他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醇厚、雄劲,如此暖人心窝,使人感到亲密无间,又如此感情洋溢,充满迷人的魔力,以至于任何人在拨频道时如果越过他的声音几乎都会自动拨回来听他的讲话……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演讲之声中的一个。”最初他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有力、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一九三四年罗斯福总统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反对他提出的通过自由铸造银市而使通货膨胀的计划之后,他成了直言不讳的反犹分子,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社会正义全国联盟”,变成了希特勒在美国的喉舌。

  休伊·朗是另一个早期支持罗斯福而后来反对他的人。他的广播讲话具有亲切而粗俗的风格,这使他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按广播系列节目《阿莫斯和安迪》中的人物给自己取名“头子”,并宣称自己是广播时代的产物。在路易斯安那州,收听深夜节目的听众熟知他广播时那种放纵不羁的个人特色,这种节目有时长达四小时。一九三三年三月中旬,他向参议院提交他所拟“关于财富再分配的朗氏方案”(对一切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财富课资本税的方案)后,他确曾向全国广播公司购买播音时间以便在电台上为自己的提案讲话。于是,他成了购买广播时间向全国听众讲话的第一位美国政界人物。他以下面的开场白开始他的广播:“朋友们,你们好。休伊·朗向你们致意。我有重要事情对你们讲,但是在我开始讲话之前,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打电话给自己的五位朋友,告诉他们休伊马上要发表广播讲话了。在你们去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先随便讲点什么,大约四、五分钟左右时间想必够了。”

  类似的人物如休伊·朗班子里的煽动家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领养老金的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等人,他们各自都在广播上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一九三六年激烈的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为对抗罗斯福广播讲话的吸引力,巧妙地改编了各式各样的“日间长篇广播剧”,将“新政”的可怕后果加以戏剧化,名之为《自由处于十字路口》,在电台上广播;此外还搞“广播辩论”;由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出面,对罗斯福讲话的录音片段进行辩驳。到那个时候,广播已实实在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工具了。美国的民主不再意味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的场面。亲临现场的意义越来越小。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人坐在起居室收音机旁就可以成为广大听众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听众比以前最大的会议厅所能容纳的听众还要多得多,也更加公开。大群人变成了“公众”,各个地区形形色色的群体结合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对来自远处的同一刺激物作出了反应。一百年前人们听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演说,总想知道他是否真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尚:现在听众听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查尔斯。库格林神父或者休伊,朗的广播,也往往自问这些人是否真象他们说话的语音那么友善。美国人放弃辩论修辞学和雄辩术的传统标准时,他们再一次拿“世界原来面目”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本应如何”。“一事成功万事顺”这句法国古谚也许可以帮助小说家讲他的故事,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未见得是可靠的指南。美国文明令人神往之处莫过于它有本领把一度难以设想的名言妙语转化为老生常谈。奥斯卡·王尔德说:“表现自然是一种矫揉造作,”他这样说只不过为了说着有趣,但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教人们如何“轻松自在”、如何“从容自如”竟可以赚大钱。“自然一些”这个品质正在成为人你们愿意花钱购买的稀有商品,而表现得自然(或至少看起来自然)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才能,有了这种才能则高官厚禄可以唾手而得。戴尔·卡内基警告说:“对于自然的事情,即兴想干的事情迟疑不干,一般说来是不对的。至于应该如何做,请阅下面这几页……”

五十二、给所有人以深造的机会

  十九世纪的城镇创业者,一方面过早地修建堂皇的旅馆,一方面大量创办他们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表面看来那些院校全都是高等学府,各人创办起自己的新雅典、新罗马或新牛津。但这些院校要具有宏伟规模,尚有待于未来,而这种未来又往往始终未能降临。美国的教育体制是按人们的期望以倒转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次序颠倒的奇特发展至今仍可见其痕迹,它一方面创造了出乎意外的大量机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在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美国,这种现象往往会随之改变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概念。

  如果教育成为美国的一种新宗教,那么大学就是它的大教堂,正如后来中学成为它的教区教堂一样。美国的大学纷纷采用欧洲大教堂式的建筑决非偶然。“学院哥特式”很自然就成为有条件建造这类校舍的院校的标准形式。正如大教堂超越教区教堂一样,大学也高踞于中学之上。而在这种类型的美式教会中,学术界的教区教堂还没有建起来之前倒先建起了学术界的大教堂了。美国教育的特点是:还没有合乎规格的基层就先有上层结构。美国不同于西欧那些比较定型的国家,美国的教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形。创办“高等”院校是要向全国人民提供学习最先进、最困难学科的场所,这些院校象雨后春笋般地空前发展,但这时国家却还没有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广泛而大众化的合适机构。高等教育已经遍及全国,大量使用公款建立雄心勃勃、炫耀门面的学府,而这时,甚至各地法院对于征税开办公立中学是否合法,仍抱怀疑态度哩。

  美国高等院校为何以这种方式发展,没法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其发展顺序并非事前计划好的。那些主张“给所有人以深造机会”的美国热心人士,为了保证这些新的高等学府有足够学生,不得不对高教内容重新下定义。要不然的话,“大学”又怎能为每个男女公民的智力或体力所接受得了呢?如果说,突然兴旺起来的一个西部城镇的“歌剧院”可以设法搞出一些节目来证明其并非徒有虚名,那为什么一所“大学”不能同样搞到自己的学生呢?

  十九世纪初由社区兴办的这类新兴学院成百地建立起来,又成百地消失。南北战争前建立的这类高等院校,到二十世纪中叶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大学和学院,垮掉的却并不多。这些高等院校中有相当多获得公款的优厚资助,谁不同意给它们资助,谁就会在政治上完蛋;至于那些靠大量私人捐款和个人赠予而开办和维持的高等院校,则更获得人们真诚的对待,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抗拒改革,即使在它们 对社会时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民主”要求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时,情况依然如此。

  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已有的体系而言),到二十世纪晚期时也仍然会是颠倒的。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达到了优异水平,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就整体来说,它们掌握的资源多到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可是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的中小学校却是资源不足,一度是它们靠山的地方管理机构已开始把它们搞得每况愈下,就象五十年前大学碰到的情况一样。

  把美国所有高等学府罗列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其发展的速度也同样是任何地方部比不上的。一八七○年时,美国的高等院校不过五百六十三所。到了一九一○年,数目已接近一千所,在校学生约三十余万人。当时,法国十六所大学的学生总数约四万人,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数目就几乎有这么多。一九三五年,美国的高等院校增至一千五百所左右,学生则超过一百万名,一九六○年,又增至二千所,学生超过三百万名;到了一九七○年,高等院校数目接近二千五百所,学生总数超过七百万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提供条件把某些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材。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九五九年指出:“欧洲各国大学设立的院系主要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医生、律师、神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专业学者先在特殊的中学接受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十岁或十一岁的儿童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这类特殊中学,这个年龄组的小学生能获选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进入这种中学也就是进入了大学预备学校……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学生到十四岁就完成了正规教育,接着便是就业。”

  因此将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入高等学府学生的比数对比是会造成误解的。科南特接着还指出:“不错,我国的青年约有三分之一‘上高等院校’.而欧洲国家则只有十五至二十分之一的男女青年是大学生。但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绝大部分不能叫做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是培养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所以,如果由于欧洲的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而美国则普及到多数人因而加以称赞,是不对的,但如果由于美国大学没有提供欧洲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条件因而加以贬斥,也同样是不对的。甚至到二十世纪中期,欧洲的大学仍然主要是对那些准备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教材的教育场所。

  美国高等院校的特点是:与其说它是教育场所不如说它是崇拜场所一一对个人成长的崇拜。大学里课程内容不明确,选择的机会很多,体育与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都界限不清,发生这类现象毫不足奇,因为“成长”这个概念就很难下定义,当然每个美国人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公民如果不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不公平地被剥夺了获得最大限度成长的机会。要想对高等教育的任何其它定义获得一致认识,看来是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外国批评者责备美国人沉迷于“整齐划一”这种陈规旧套,而一些头脑简单、不明情况的美国人也为此而自责;其实这是不相干的。当然,美国也有某种正统观念,那就是重视人的成长和个人的成就。如果一般说来,美国的高等学府是“心灵的旅馆”,给每一个美国社区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大众能运用的许多方便条件,而一般的旅馆则是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条件,那么,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承认。美国的高等学府趋向于公开、大众化的民主。但是这种共同信念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标准,所产生的是狂热地追求适合各人的独特东西,并因此形成了不比寻常的、千差万别的多样化现象。

  美国人从欧洲继承的传统,是把大学视作高等学术的贮藏所,高等学术当然意味着最先进的、最难懂的、最深奥的学科内容,它们是学问阶梯的最上层,但美国人却认为学问阶梯这一概念不符合他们的情况。民主难容阶级制的存在,当然也不能容忍教育搞等级,如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人的成长,那么每个人对自己本人就是个梯子,约翰·杜威的新“事实民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学科民主”。旧大学让人在文学士和理学士两者之间作选择是不够的。必须设立适合各种口味的科目并给人人以学位。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高等学府提供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学位,举例而言:B.Did.(教学法学士)、B.L.S(人文学士)、B.F.(财政学士)、B.N.(护理学士)、B.P.S.M.(公立学校音乐学士)B.S.H.E.(卫生教育理学士).B.S.L.A.(园林建筑学士)、B.N.S.(海军学士)、B.PhiL.(哲学士).B.B.S(商学士).B.c.5.(化学学士).A.B.inL.S.(图书馆学文学士)、A.B,inEd.(教育学文学士)、ABinSocW.(社会工作文学士)、B.S.in P.A.L.(实用艺术文学理学士)、B.VOC.E.(职业教育学士、)B.R.ED(宗教教育学士)B.V.A(职业农业学士)、B.S.in H.Ec(家政学理学士)、B、O(讲演学士、等等,既然大学里什么都教,仅仅按照大学里教什么来给高等教育下个定义是无济于事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就表现在高级和低级、实践和理论、一般性和专业性之间界线的模糊不清。

  这种新式的高等教育是很多美国特殊条件的产物。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大陆的空无所有的状态,这种发展才有可能出现,出乎人们预料,这种状态竞成了建立新高等院校并支持新高等院校的主要泉源。土地为联邦政府所有而为全体美国人民所用,这种制度使大量兴办高等院校成为可能,因为土地是由政府拨赠的。这样的高等学府虽然只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类型;但却发挥了决定性的新影响。因此,新式高等教育的福音来自西部而非来自东部大城市,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当时的东部城市还笼罩在旧世界学术影响的阴影之下。

  乔纳森。鲍德温·特纳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原打算让他留下操持家业,因他的哥哥艾沙已进了“那鲁”,准备培养成为传教士。一八二七年艾沙从纽黑文步行二百四十英里回家,说服父亲让乔纳森也上“那鲁”,当时乔纳森已经二十四岁,年纪很大了。乔纳森在“那鲁”学的主要是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参杂一些论述古代主题的当代课本。在纽黑文他转而支持禁酒运动,井享有十分虔诚的声名。这时他哥哥艾沙志愿参加了七个人组成的。‘那鲁帮”,前往美国西部荒漠地带推动那里的“宗教和教育”事业。一八三三年艾沙回到东部招募人员去进行“殖民和开化”工作。他让乔纳森参加,“那鲁”校长乃豁免乔纳森参加结业考试,以便他立即前往杰克逊维尔参加伊利诺伊学院的工作。

  一八三三年五月,乔纳森·特纳到达伊利诺伊的杰克逊维尔,他发现这所学院只有五个教师,住在一间四十英尺见方的“宽广的砖房子”里。特纳被聘为长期教授,担任修辞及纯文学课程的教学。可是到了一八四七年,由于他直截了当的反奴隶制观点,以及他对正统的命定论学说所持的不同观点,最终使他不得不辞职离校。

  要对伊利诺伊进行“殖民和开化”,就意味着要吸引农民前往该区。但是西部草原不见树木,也就是说没有木头来修筑栅栏,而没有栅栏就不可能有家境富裕的农家。用有刺铁丝网做栅栏还是很久以后的事(直到一八七四年,约瑟夫·格利登才获得这项发明的专利权)。特纳原以为,不管用什么材料给伊利诺伊创业者做栅栏,总得用伊利诺伊土地上生长的东西。他想象中理想的栅栏是一种能耐寒、长得浓密而有刺的树篱,这种树必须随便种在那儿都能生长,不需要修补替换,可以长到“马那么高、牛那么结实、猪也钻不出来”。为寻找符合这些条件的植物,他试验过伏牛花、黄杨木、山植及其它类似的树和灌木,甚至还派人到国外去探求异国植物。

  一八三五年的一天,特纳从一位巡回传道者那儿得知有一种名为桑橙的有刺植物,生长于阿肯色境内的奥萨奇河两岸。他弄来一些这种植物及种子,发现这正是他所要的东西,伊利诺伊农民修筑栅栏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一八四七年特纳所写关于桑橙的宣传小册子说:

  这种植物原来生长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在任何普通草原能长草的土壤中都能生长。洪水泛滥对它下会造成损害,即使全部泡在水中,它也能活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它对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各种气候条件都可完全适应。草原火灾既不能把它完全烧毁,也不能经常对它有所损伤。这种植物每片叶下都有坚实的利刺。它那铁臂似的枝丫很快就纵横交错、紧密相连,任何家畜都休想穿过,甚至普通小鸟也飞不过去。它既有刺,液汁又苦涩辛辣,这就使任何牲口和昆虫都不会以它的枝叶为食。它的种子象橙的种子,根象山核桃的根。它绝不会蔓延到庄稼地里去。在农庄四周种上这种树篱,可以保护果园、水果堆放场、马廐、羊圈、牧场,使之不受盗贼、歹徒、狗及狼的侵犯。造一扇牢靠的门加上锁就能使整个农庄不受任何侵犯。这种植物还可通过整形而长得很高,既可以荫蔽牲口又能挡住草原强风。

  有人把这位教授所说的神奇树篱称为“特纳的傻念头”,但他于的这门生意可真是兴旺了。他从阿肯色进口桑橙的树种;南北战 争结束后他又鼓励伊利诺伊农民种这树以取得种子,并以每蒲式耳五美元的价钱收购。十九世纪末他的一位邻居写道:“由于他的贡献,密西西比河谷才出现了四十英亩乃至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庄,不然的话,这一带便会全是大片种植园或甚至更大规模的庄园。”

  特纳引种桑橙成功,使他深感将来的农民需要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他把传教士的热情转而用到教育事业的平民化上去了。他帮助组成。‘伊利诺伊州教师联合会”,然后到全州各处进行活动,鼓吹使用税款开办公立学校。一八五一年,他正式宣布了“为产业阶级开办州立大学”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文明社会都“必然区分为两种明显的阶级,它们互相合作而不互相敌对”,“专业”阶级(包括医生、律师、文人、传道者)在全体人民中只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余的人都属于“产业”阶级。

  普通学校只教读书写字,所提供的不是教育本身,只是获得教育的手段,因此教育的实质部分——知识和技能——必须由高等学府来提供,可是直到那个时候,高等学府还一直被只占百分之五的专业人员所垄断:

  但专门适用于任何一个产业阶级的大学、仪器设备、教授和书籍文献在哪里?能听到的答复只是空谷回声:“在哪里?”“在哪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旧世界的君主贵族们也曾为他们“隔了十五代的远房表兄弟”办学,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有教养的农民,或称之为农民的监工,我也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老式的专业院校也曾放过几把“迎火”……为的是使产业大众正兴起的思想火焰别燃烧得大厉害了。它们在自己的巨型专业教育轮船后面拖上一只独木舟,让本州所有的农民和技工跨上那独木舟去和它们一起航行;但难处在于大家不愿意上船。即使有这种好意我们也敬谢不敏。

  特纳宣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各产业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大学,至少每州一所。他注意到新近成立的史密森学会己开始研究对人民有用的专门知识,因而甚感满意,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新式的大学应该教农业、制造工艺、簿记;应该拥有试验农场、试验果园、试验牧群;应该对“一定年龄以上所有各阶级的学生开放,教学期则可长短不一。”开学典礼上不应该有拉丁语演说,而应该举办年度产品展览会,把本校试验农场的产品拿出来展览,和全州各地收集来的同样产品进行对比竞赛。

  特纳鼓吹说,这对全社会的影响会和早期任何一次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以这种方式接受教育的人会有一种新的敬仰,尊重“自然法则,而不是浪荡公子制订的法规”。产业阶级将成为“会思考的劳动者”,而专业阶级则会变成“从事劳动的思索者”。劳动一一富有成果、富有民主精神的劳动一一将会得到从未有过的高尚荣誉。“如果本州每一个农民的儿子,每一个技工的儿子,都能在一年之中有机会去这样的学府一天,那就会唤醒并指引他的潜在精力,这对他的好处远远超过由此而付的全部代价,而且比参加多次半年一期的学习,去学那些他不需要和不想知道的东西,更不知要好多少倍。”

  特纳在全州各地组织一系列复兴教育的会议,说服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向国会提出请求,要求拨赠联邦土地在每个州建立一座产业大学。一八五三年,伊刊诺伊州的立法机构正式向华盛顿提出了这项请求。

  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联邦政府仍然掌握大片可以自由赠予的土地,无须征税。独立革命结束后,美国政府曾以土地分给复员军人;十九世纪上半叶,曾低价出售西部大片土地,以吸引人们向该处移居。此外还通过各州拨赠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以鼓励修筑铁路并吸引移民,从而使铁路能够赢利。接着,又兴起了一个分地给定居移民的运动,任何移民均可免费领得一片土地建立农庄。

  贾斯廷·莫里尔是那些关心公地的使用及荒废问题的人士之一,他原是佛蒙特州的一个店主,一八五四年靠辉格党的选票进入国会,但不久就参加了新成立的共和党。他希望使用公地“为农民做些事”,并藉此表明共和党是普通老百姓的朋友,这样一来,他也顺带为共和党效了劳。一八五七年,莫里尔草拟了一项法案,使用特纳的浮华辞藻,建议以赠与各州公地的办法来鼓励每个州建立一所产业大学。每个州可以把出售土地得来的款项用于至少开办一所高等院校,该校应该教授“农业和机械工艺……以便提高产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也应开办其它科目,包括军事战术课程。一八五九年,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否决这项法案,但莫里尔又再度提出,一八六二年七月林肯总统终于签署了《莫里尔法》。于是,这样一项以赠与土地兴办大学和学院的计划在战争烈火中开始实行了。联邦政府把国有公地赠与各州,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数目每人三万英亩分配。境内没有联邦公地的州则可发给临时凭证以便在其它地方取得公地。一个州要得到该项法律的好处,必须在两年内接受赠与。根据这第一个《莫里尔法》赠与各州的土地总数达一万六千平方英里。

  最初,一八六二年已经开办的高等院校都拼命争夺从赠与土地得来的资金。私立院校如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拉特杰斯大学、布朗大学、那鲁大学所属的谢菲尔德理学院、佛蒙特学院以及佐治亚、田纳西、特拉华、密苏里、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诸州的州立大学,还有密歇根、宾夕法尼亚、马里兰、艾奥瓦诸州的现有农学院一一所有这些高等院校(其中一部分还只刚刚成立)都凭土地赠与而得到了巩固。一八八○年以前,土地赠与方案协助建立了另一所著名的私立院校,即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又在另外十一个州里协助建立起州立大学或学院,还协助建立了八所新的农业及机械学院,并专为黑人另建了六所学院。这些早期的统计数字很容易使人误解,其实上述靠土地赠与建立的早期院校,有很多只不过是由几位有经验的农民或技工对邻居的青年们讲讲课而已。

  一八六七年,《美国农学家》杂志就如何自己动手建立这种靠赠地开办的院校作了简单指导:

  找一些能教农艺的热心人士,再找一个有大房子和谷仓的好农庄,然后请一位好农民协助;如果需要,也可盖几间临时房屋作现时用的课室,将来把它们改作马底;发点钱给教师们购买书籍、仪器和设备;告诉他们只要做出成绩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要着眼于未来而进行长期建设;并尽量不干预教师进行的教学和纪律方面的工作,这样,各州便几乎一定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许多科目的教学都是在这样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的,一八七五年堪萨斯州的情况可视作这方面的例子。当时所开的课程有:农庄、养殖场、木工、家具制造、镟制工艺、造车、漆工、锻工、制衣、线锯及雕刻。有些课程如电报学、铜版印刷、照相术则需要较为精致的设备。

  赠地运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能单以按《莫里尔法》而建立的新“农业及机械学院”的数目来衡量,因为其它大学和学院为了要和这些新兴的院校竞争,为了要保持继续获得联邦资助的合格条件,它们中的许多院校都逐渐改变其课程,使之更“平民化”而具有吸引力。

  一八八二年,凭赠地开办的院校在校学生总数不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但到一八九五年已增加到接近二万五千人,比一八六○年美国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总人数还高出一倍。到一九一六年,此类院校学生人数达到约十三万五千名,占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十年后,此类院校在校学生几近四十万名。布坎南总统否决莫里尔一八五九年提出的第一个关于赠地办学的法案时,他反对的理由是:如果联邦政府同意这样赠与,各州就会不断要求联邦政府对它们的教育机构资助经费。他的看法是对的,一八六二年的法案只不过是一连串法案中的头一个。第二个《莫里尔法》(一八九○年)规定联邦政府每年拨款支持凭赠地开办的院校,这种经费支援到二十世纪还在增加。

  联邦的赠与刺激了各州,使它们对新的高教体制给予更为慷慨的支援。由赠地开办的院校在一九一○年时从联邦得到的资助占学校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九三二年,这个比率下降到十分之一。使那些对美国联邦主义感觉乐观的人士最高兴的事实是:那些靠联邦资金建立起来的赠地院校,其乡土气味之浓厚,以及其适应当地需要的程度,很少其它美国院校能与之媲美。早先殖民时期开办“哈佛”、“威廉与玛丽”、“那鲁”这些美国高等学府时所具有的那种地区感情和改善当地社会的愿望,又再度体现在开办“农业及机械”学院上。现在的目的当然不是要造就有学问的牧师,而是要帮助任何地方的农民和技工把活干得更好。这种具有新意义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看地方社会的需要而定。主张在学校中“自然学习”的先驱者利伯蒂·海德·贝利一九○七年解释道:“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生活需要的想法是一种旧观念。我们现在采用略为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应按生活需要来发展教育,使教育基本上是上生土长、具有地方特色。”农业及机械学院已成为研究当地庄稼和改良当地牲口的中心,从那儿衍生出许许多多农业试验站。农业事务所和农民合作社也是从这些学院产生出来的,前者在各地有专人帮助农民解决日常问题,后者则帮助农民解决购销问题。

  人们在强调实际和有用的同时,对传统科目日益产生了怀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能用六、七种语言讲‘我饿了’,但是却赚不到自己吃的面包和黄油,这有什么用呢?”赠地院校的精神以及各种课程须适用于当地和满足当前需要的要求,己将平民化的民主精神体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中,而就在这一领域中,却仍然盛行着修道生活、教权主义和贵族的旧世界传统作风。乔纳森·特纳准确地把这种为人民开办的新式院校称之为“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教育体制”,这种观点使他陶醉于他所谓的“劳动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特纳宣讲道:“万能的上帝把世上第一个人放在花园里而不是放在学院中,让他自己的儿子当木匠而不是当老师,上帝并没有做错。”一八六一年,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曾预言说,特纳的土地赠与方案将是“有史以来人类所想到的最民主的教育方案!”

  在赠地兴办院校的时期开始流行一个美国名词一一“男女同校”,这主要是新教育体制的一个副产品。一八三七年,奥怕林学院(创建于一八三三年)招生时向妇女开放门户,一时公众议论纷纷,认为违背正统,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才有别的学院仿效。西部有几个州(犹他、艾奥瓦、华盛顿)的州立大学早在联邦给以资助之前就已开始招收女生了。但是,对鼓励男女同校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莫里尔对高等院校的赠地法。由赠地而建的新院校既然强调为所有人服务,可以开设新的实用课程,不受旧大学那种势利地把人区分开来的社会传统的影响,自然就很难不让妇女入学。在这以前,妇女只是在专门为妇女设立的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诸如瓦萨学院(创建于一八六一年)、韦尔斯利学院(创建于一八七五年)、布赖恩一莫尔学院(创建于一八八○年)、巴纳德学院或拉德克刊夫学院,这些学院的教育是与男子学院协调一致的。但靠赠地而建立的某些西部学院从一开始就兼收男女生;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东部的高等院校也跟着步其后尘了。

  妨碍男女同校最有力的荒诞论点是:女人是“弱者”,经受不起严酷的学院磨炼。人们估计她们会因过于紧张而晕过去;她们一方面会丧失“女性娇嫩的花容”,另一方面又必然使男生的学术水平随之降低。一向存在的担心——两性“强迫亲近”的危险、道德的沧丧、两性间浪漫关系受到破坏因而预料结婚率下降、“种族自毁”——所有这些都推迟了妇女入学。可是结果人们发现,妇女在学院的气氛中,不但体质抵受得住,而且变得更加朝气蓬勃了。

  还有一种老生常谈认为:高等教育是培训男人搞专业的,对女人没有什么用。这种反对意见也行不通了。这些新院校开设了一些新科目,对家庭主妇非常有用。“家政”(Home Economics,这也是一个美国创用语,最初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了一门高等院校的科目。早在一八七一年,艾奥瓦州立学院就在“女子课程”中列有“家庭经济”,由第一任院长的夫人讲授烹好课。堪萨斯和伊利诺伊随之也开设了缝纫和把化学应用于食物的课程。到了一九○五年,由赠地开办的十八所院校(多半是在西部)已设立了正规的家政系。一九二○年时,男女同校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美国制度,大学授予的学位中已有三分之一为妇女所得,这些妇女大都是男女同校的学生。美国南部白人与黑人种族隔离的现象,表现在赠地办学时为黑人另立院校一事上,因为南方的白人认为,比起把黑人吸收到单一的高等教育民主体制中去,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意见会少一些。一九三八年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一系列裁决,维护黑人公民分享高等教育共同利益的权利。

  现在人们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不仅有权受到教育,而且有权受高等教育。在独立革命结束后,退伍军人都分得土地;新的美国世袭财产则是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按照《士兵权利法》可以获得联邦津贴(每年学费和书费合计五百美元)及每月补助费五十美元(后增至六十五美元),使其能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参加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按照法律(一九五二年公法第550 号),也享受类似权利。这项方案于一九五六年结束时;已有好几百万美国人由此进了高等学府。

  在赠地兴办学院的时期,对于教育这个新宗教,还有其它虔诚的行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是私人大举兴办慈善事业的时期。美国最早的私立高等院校如“哈佛”、“那鲁”、“普林斯顿”、“达特默思”、“阿默思特”,开办之时资金都比较少,后来才得到慷慨的公众赠与以及原创办人忠诚的后代子孙有限的慈善捐款。南北战争以前靠捐资兴办的新兴院校只有教派捐助的少量资金,或者地方社会一些零星的资助。十九世纪末叶,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规模。约翰斯·霍普金斯干过代理商、银行家、船主,也是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公司最大的股东,赚了万贯家财。一八七三年他捐赠七百万美元创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他的这个壮举给美国人大量捐助教育事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许多美国大富翁可以拿他当榜样了。安德鲁·卡内基从他在钢铁业赚得的大量财富中出资兴办“卡内基学会”(一九○二年)以促进科学研究,又设立“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一九○五年)及“卡内基协会”(一九一一年)以推动科学和人文学科,他还帮助在全国各地建立数十个公共图书馆。利兰·史但福由于修筑西部铁路而赚了大钱,他出资创办史但福大学以纪念他的儿子小利兰·史但福,并在临终时再给大学捐资二百五十万美元。约翰·洛克菲勒从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所赚利润中拿出一千万美元于一八九一年创办芝加哥大学,并在后来继续慷慨资助该校。詹姆斯·杜克创办美国烟草公司,于一九二四年成立托管机构,总资金约一亿美元,用以创办杜克大学。诸如此类的人物比比皆是。

  除了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人外一一洛克菲勒中学毕业、史但福上过专科学校一一所有捐款创办高等学府的人都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创业者,他们本人所受教育极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这样慷慨捐献只能说是出自一种信仰。他们捐钱给大学是他们对欧洲人的“大学”概念表示反感的一种方式。马修·瓦萨曾公开表示,他有一种民主愿望,要证明追求知识无损于妇女的健康,因此他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史但福建校旨在“使学生具有能力获致个人成就并在生活中成为直接有用的人材。”一八九一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裁昌西·迪普在德雷克塞尔研究所成立典礼上,表示不满说;古典高等学府的文化已经成了“江湖骗子的虚饰,归根结底是纨挎子弟装磺门面的东西。”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文化,不管是就其崇高意义来说还是就其降低品格的用途来说……旧教育只培养智慧。新教育培养的不仅是智慧,也培养筋肉和感官。旧教育给知识分子以大量知识,这种知识只在图书馆里有用,在商店中却无用处。”

  这种了不起的行动模式一一赚大钱的人慷慨资助高等教育事业——证实了美国的一种正统观念。如果新的百万富翁重新考虑他们聚集财富的手段,如果他们受到平民党人、进步分子及专门报道丑闻者的指责而感到内心不安,这或许正是他们解救自己的途径。正如亨利八世把没收修道院得来的钱财建立“三一”学院一样,现代的巨富想要进入民主天国,或至少盼望得到一个荣誉学位以赦免他们在企业中的罪过,于是便对教育事业这个大教堂慷慨地送一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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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流经济面面观 - 来自《认识经济论》

提 要   (1)交流是以承认和维护信誉为基础的。就此而言,它的部分基本原 则和前提可以用经济报偿加以证明。   (2)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的信息交换是相互受益的过程。   (3)许多有 关科学信息的重要问题都可以根据经济回报来解释。   (4)科学中和日常生活中交流活动的差 异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释。              交流要求承认和维护信誉   在认识活动中,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或力图传递信息的过程。其方法和手段都受经济报偿的制约,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信息交流显然是一个相互受益的过程。以 共享方……去看看 

53 对周秀丽的判决提出抗诉 - 来自《国家公诉》

得知叶子菁在“八一三”大案判决之日,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捅了一刀,林永强大为吃惊。尽管他很不喜欢这个多事的女检察长,更不赞成对周秀丽判决的抗诉,但对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仍是无法容忍的。这不是对叶子菁个人的挑衅,是对政府和法律权威的挑衅,如果容忍了这种挑衅,没准哪一天他这个市长也会吃上谁一刀!   和唐朝阳在电话里简单地通了通气,林永强便驱车赶往市公安局。   这是当晚七点多钟的事,距行刺事件发生过了不到两小时。   赶到公安局值班室时,唐朝阳已先一步到了,正沉着脸听江正流、伍成义和办案人员做汇报。一位刑侦大……去看看 

第十章 展望未来 - 来自《乔治·布什自传》

一位候选人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时,那些政治上喜欢冷嘲热讽的人马上就会朝向反方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位候选人不愿让人提出来的问题。但真正的情况是,很多你想回答的问题好像别人总提不出来。见过数十位来访者后,我自问,这些记者为什么对我想谈的某个问题或题目连边都不沾。我不知为什么如此,甚至想,假如我是一名记者,我会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   问:听了你的生平介绍后,有一点已相当清楚:你的每项工作好像都没干多久。   布什:你同巴巴拉谈过了吧,她也这样说。我们在40年中搬了28次家。实际上,我们结婚以来……去看看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 来自《致命的自负》

除了滚滚财源之外,它还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萨缪尔·巴特勒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孟德斯鸠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  前面说明了产生扩展秩序的某些条件,以及这种秩序为何既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财产、自由和公正,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细致地考察另一些已经有所暗示的问题,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专业分工,以找出某些更为深入的关系。这些发展也对扩展秩序的成长大有贡献,但是在当时,甚至在数百年之后,即使那些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也没有多少理解;当然也没有哪个人曾特意做出这样的安排。  我们所讨论的……去看看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 来自《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对共产国际对在落后国家的任务,列宁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常常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对类似的企图,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列宁去世以后,国民党用「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空头允诺,竟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莫非这就是在执行列宁战略?   显然,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很明显的是,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联合,藉以欺骗和出卖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与城巿小巿民)民主运动,而是与聚集在形形色色组织和派……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