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追求新奇事物

 《美国人:民主历程》

  “创新。”——埃兹拉·庞德

  “到处都把对新奇事物的狂热追求与进步精神混为一谈。”——亨利·福特

  “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健康的不满足感。”——查尔斯·凯特林和阿伦·奥思

  美国人组织起来追求新奇事物,并将它大众化,直到最后把它变得平凡无奇为止。曾经用来铺设大陆横贯铁路的一切资源,曾经用来发展形形色色美国生产体系的一切资源,现在全部投入了美国的发明体系。在现代美国,所有一切都成了刺激发明的因素。

  社会发明家,即那些着眼于市场的发明家,看到了一种需要便想方设法满足它。于是,出现了一个发明家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动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发明本身自发的需要。他们是按照新奇事物的内在逻辑生活的。对于他们来说,每一件新东西部会产生对另一件新东西的需要。至于为新东西找用途和市场,则是别人的事了。他们的工作远离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有力量要求社会改变其需要,来使他们的发现变得有用起来。他们完成了看来不可能办到的事,因而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去思考那些显而易见但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以及那些仍然很陌生却是实际可行的问题。后来,生产本身的趋势出人意料地成为一种促进革新的力量。美国的生产体制、大量相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昂贵的新奇产品的消费大众化,产生了一种需求,希望生产一些不那么相同的产品。这条革新之路,也就是每年一个型号的道路,它并非出于社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革新而革新,而是由于需要人们不断购买。第二年的型号必须有一定的不同之处。流水生产技术、装配线社会,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定期改变生产线上的产品,不论这种改变是多么微小。但是多大的变化才算适度呢?

五十六、社会发明家:为市场而发明

  一八七六年春天,不满三十岁的托马斯·爱迪生带着十五个工人迁到新泽西州一个名叫门洛帕克的偏僻村庄。他的工厂宽三十英尺,长一百英尺,全部镶着白色的护墙板。马车拉来了成卷的金属线,成箱的化学制品,书籍,一台褐色的蒸汽发动机和一台燃汽油的煤气灯。人们很难凭这些五花八门的什物猜出爱迪生想做什么,因为他已经决定致力于“发明”了。

  “发现并非发明,”这是爱迪生所说的话。“我不喜欢人们把这两个词混为一谈。发现多少带有点儿偶然的性质。”美国人不是想要新产品吗?那么他们就不能等待“发现”。他们就必须去追求,组织起来去追求,就象组织起来做别的事情一样。爱迪生认为,发明不是凭头脑漫无目的地探索,发明并非碰运气的结果,而是有目的地追求的产物。他相信,合适的人材在合适的组织下,就可以定期地、有目的地搞出种种发明,就象工厂生产其它任何产品一样。

  在门洛帕克,爱迪生的目标是“每十天搞出一项小发明,每半年左右搞出一项大发明。”爱迪生所说的“发明”,是指一件社会性的产品,或者更确切他说,是指一件可销售的产品。这使他的“发明”概念带上了明显的美国色彩。

  爱迪生是一个社会发明家。他的第一批发明工作是集中在电报方面,电报在当时是电学最重要的实际应用。爱迪生最初与电报打交道完全出于一次幸运的偶然事件。那一年他才十五岁,在大干线铁路的列车上卖报。一次,密歇根州芒特克莱门斯火车站站长的三岁儿了差一点被火车轧死,幸亏爱迪生把他从轨道上救了出来。孩子的父亲为了表示感谢,邀请年轻的爱迪生与他们住在一起,并把他训练成一名报务员。正是这一事件把爱迪生带入了神秘的电的新世界。

  爱迪生未到二十一岁就获得了他的第一项专利——电传投票尼录器。他在报道国会表决情况的新闻时发现,用唱名方法计算投票情况浪费很多时间,于是他就发明了这种机器,这种每次表决时,议员们只要按一下座位上的按钮,议长的桌上就能立即显示出他投的是什么票,并能自动把总数计算出来。但是如果使用爱迪生的投票即时记录器,就会废除了一个传统上受人珍惜的机会,这就是议员用冗长的演说或其它方法阻挠议案通过的机会。国会某个委员会的主席看完爱迪生的表演后说:“年轻人,这正是我们不欢迎的东西。你的发明使少数派失去了影响立法的唯一希望……而执政的多数派知道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变为少数派,所以他们也会象自己的对手一样反对这种变革。”这个教训使爱迪生终生难忘,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从此之后他的目标再离不开“商业上的需要了”。

  南北战争后的十年是金融投机活动的黄金时代。爱迪生一八六九年来到纽约市,这时电报已经在为“黄金交易所”服务了。新的“金价标示器”把数字变为电脉冲,并立即把市场波动的情况传到遥远的地方。一次在投机狂热达到高潮时,金价标示器出了故障,爱迪生很快就找到了毛病,修好了机器。金价标示器公司以当时颇为可观的三百美元月薪雇用了他。此后,他作出了一系列对黄金交易市场有用的发明。后来,爱迪生和儿个朋友又自称“电气工程师”,进一步改进电报装置。实力雄厚的西联电报公司发现了他的才能。便聘用他加入该公司的发明专家队伍,并给了他一张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定单:制造一千二百台他新设计的证券行市自动收录器。一八七一年,爱迪生已经可以向母亲报告说,他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已经是一个“趾高气昂的东部制造商了”。

  当时电报技术中最急需的是用一条电报线路同时发送几份电讯。一八六九年,爱迪生已经在发明“双向”发报机方面取得进展。这种发报机可以同时在同一条线路上向相反两个方向各发出一份电讯。一八七四年,他研究出更了不起的“四路”发报机(“四路”这个同也是他的发明),即可以同时向两个相反方向各发出两份电讯。这一发明使西联电报公司原有没施的效用倍增,节约了以百万计的美元。杰伊·古尔德买下了爱迪生的这个发明,但这笔交易复杂万分,他们之间竟然打了十年的官司。在由此引起的诉讼中,爱迪生听到律师们在法庭上称他为”‘双向和四路教授”。

  到年轻的爱迪生创办门洛帕克实验所时,他已经是公认的“发明家”了。除了改进电报术外、他还发明了“电笔”、油印机和其它一些小东西。爱迪生的发明工厂实际上就是一座工厂,他的目的是把发明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尽管那实验所是位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其目的却不是要成为一所研究机构或一处隐居之地,以便人们进行科学构思。就象炉子工厂把工人聚在一起,各人制造火炉的不同部件一样,爱迪生也想把能够制造一项发明物的各个不同部件的人集聚在一起。他拥有负责制造、维修和校准机床的技工,不久又增加了一位数学物理学家。爱迪生认为,搞发明的最好途径是集中足够的人才,尽量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设备,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讲求实效的爱迪生实际上并不注重“灵感”或什么发明“天才”。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他是一个“认为世上根本没有天才的天才”。

  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成功的发明家很少是孤独的幻想家。尽管人们称爱迪生为“门洛帕克的巫师”,但炼金术士在神秘的小屋中炼金的传说已经开始过时。爱迪生的钻研帮助人们认识了这一点,但是孤军奋战的发明家却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对二十世纪欧美六十大发明进行的研究表明,确实有些发明是出自孤军奋战的发明家,他们虽然缺乏资金,却不顾大企业的漠视,竭力奋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发明。他们的发明有:喷气发动机,回转罗盘,使液态油脂凝固以便制造肥皂和人造黄油的工艺、动力操舵装置、磁带录音、酚醛塑料、直升飞机、彩色照片工艺、拉链和自动手表。

  但单枪匹马的发明家的发明方式并无新颖之处,而组织起来进行发明却确实有其新奇的特点。在现代美国,最富裕、最会算计的公民,规模最大、最受人尊重的企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发明的主要支持者。在美国,发明是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

  就爱迪生本人而言,发明是一种爱好。他有时抱怨说,到门洛帕克来找工作的所有年轻人都只想知道工资的数额和工作时间的长短。而他却告诉他们:“哼!我们不付工资!我们成天干活!”但也有不少年轻人象他一样酷爱发明,参加了他的工作。

  一八七八年爱迪生电灯公司成立时这家发明工厂正式跨进了美国经济领域。电灯照明系统改变了二十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电灯照明系统就是爱迪生的新机构中事先策划好的产物。

  早在爱迪生迁到门洛帕克前的十年,就有人开始研究用电照明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沿海的灯塔已使用弧光灯。一八七六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建国百周年展览会上,三盏露天的弧光灯放射出令人目眩的白色光芒。在一八七八年的巴黎博览会上,明亮的电弧灯给西联电报公司的总顾问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回美国就劝爱迪生探索电弧灯运用在商业上的可能性。爱迪生以前也曾有很短一段时间试验过利用电来照明,但当时他由于专心致力于搞留声机而暂时将那工作搁在一边罢了。

  弧光灯当然是指电弧发出的光亮。把两条状如铅笔的碳棒接通电流,当电流通过两根碳棒的尖端时,就能发出强烈的耀眼白光。一八○八年,汉弗莱·德维爵士就曾用两千节电池构成的电池组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燃亮弧光。但是在发明直流发电机之前,弧光一直未能普遍应用于实际生活,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流发电机才取代了电他组。

  在日益成长的城市中,总会有某种形式的照明成为公共安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当时,弧光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煤气灯。到一八三五年,巴尔的摩、波士顿、纽约、布鲁克林和新奥尔良的一些街道、少数工厂和小量富豪的私人住宅都是由煤气公司的煤气灯照明的。四十年后,全美国已有四百多家煤气公司。但是街道用煤气灯照明还只限于大城市,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里,经营中心站才能赢利。需要煤气灯的偏远工厂非得自设煤气厂不可。小城镇和农村中的美国人只能靠蜡烛和煤油灯照明。人们仍然认为,更广泛的人工照明还得依靠煤气来提供。

  一八七八年爱迪生电灯公司成立时,弧光灯井没有显示出能为家庭、办公室和小商店提供照明的任何可能性。弧光也象煤气一样由燃烧产生,因此只能在火焰不会引起危险的地方使用,同时碳棒也必须经常更换。限制弧光灯广泛应用最突出的因素是它发出的光过分刺眼,而且这种强光又不能减低,因此,即使最小的弧光灯也不适于空间较小的室内照明。此外,弧光灯的电路是“串联电路”,即是说,所有的弧光灯必须同时开关。甚至只要有一盏弧光灯短路,整个系统就有危险。相比之下,煤气灯则有许多优点,因此,煤气公司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收入乃是来自办公室与家庭的照明。爱迪生之所以重视电灯照明这一问题,绝不是简单地由于“美国佬异想天开”,当然更不是出自天真的发明小玩艺的人的直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市场问题。一八七八年九月,他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了八盏五百支烛光的弧光灯,这是弧光灯方面的最新产品。我看到已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实际用途,未能将强烈的刺眼灯光减弱以便装在私人住宅内使用。现有的电灯光芒过分强烈,而(单位)量却很低。我回到家里,连续做了两夜实验,我终于发现了其中奥秘,非常简单,就连一个以擦鞋为业的人也会明白。我突然恍然大悟,就象突然明白了留声机的奥秘一样。这是实实在在的,并非幻觉……将强光分细是可以办到的。

  他对纽约《太阳报》的一位记者透露了他对整个照明系统的设想:中心电站通过电力网向各家供电,电流点燃千家万户的电灯。他急不可待地预言,仅在纽约闹市区,很快就会有五十万家用上电灯。即使仅是在刚刚开始实验的阶段,他这夸张的预言就已使他获得范德比尔特以及德雷克塞尔一摩根公司的资助。

  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爱迪生心中仍然只有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但是他坚信,只要具体确定了需要,他的发明工厂什么都能设计出来。不到两个星期,他就打电报给在欧洲的代理商:“电灯事业出现大突破——光的无限细分。”美国的资助者一直致力于使梦想变为现实,而爱迪生所描绘的也只不过是“尚未发生而必将发生的事情”而已。

  然而,他已从商业角度为他的梦想作了精确的计算。他知道,到一八七八年,庞大的煤气照明工业中只有百分之十用于路灯;他相信,弧光灯也只能取代照明市场的这一小部分,因为弧光灯的特性使它基本上只能用于户外照明。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的煤气照明市场仍然是向某种新的竞争开放的。爱迪生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

  在一般照明中电与煤气的对比目标:(E)精确地模仿煤气所具备的一切功能,用电力取代煤气照明。改进照明设备,力求满足自然条件、人工条件和商业条件的一切要求。以前的发明都失败了,但它们是爱迪生获得商业成就和奠定胜局的基础。爱迪生巨大努力的目标不是为了制造耀眼的强光,而是制造象煤气灯那样柔和的光线。

  既然煤气灯用起来有许多不便之处(爱迪生指出:“……极不舒服,在新麦迪逊广场剧院,每一盏煤气灯的喷嘴都装有一些小管子,以便带走燃烧产生的气体。”),却仍然需求如此之大,那么一个既有煤气灯的所有优点,又没有它的不便和危险的照明系统,将会产生多大的利润呢?爱迪生从过期的煤气业杂志中,清楚查出前五十年煤气照明的各种实况。他认为这些情况向他展示了他打算为电灯争取到的市场。

  爱迪生设想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电力网。他比较了从煤中获得煤气(当时使用的系统)的费用和把煤和蒸气转变为电力的费用。他注意到,在城市里,商店和小工厂需要大量的电力来开动马达,但它们对电灯的需求却可能不大。”而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不需要用多少电力来开动马达,但对电灯却有更大需要。”因此他断定:“最不需要电灯照明的区域恰好就是最需要电力的区域,因此这就平衡了整个城市对电的需求。”如果要将电产生的光“细分”,以便它进入每一个家庭,首先需要有一种新型电灯,然后需要有一种新型的电路,以便每盏灯都可以单独开关;最后,当然还需要一个用电线与成千上万个电源插座相连的中央发电厂。于是,爱迪生开始同时进行这几方面的工作。

  显然,第一步本来应该是集中力量研究如何将弧光分细,但是爱迪生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另一条途径。他着手研究一种在封闭的灯泡里发出柔和光亮的电灯,这就是“白炽”光,即是不利用电来产生火焰(象煤气灯的火焰或弧光灯里消耗碳棒的火),而是利用它使某种细丝发出灼热的白光。人们过去在弧光灯方面的成就无助于这种研究。

  至少有半个世纪之久,发明家们一直尝试搞出一种完善的“辉光灯”。他们把导电的金属丝或碳丝放进一个抽掉空气的玻璃容器中,但是发光的时间都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专家们由此得出坚定的结论:白炽灯照明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以前这些失败的试验使用的都是碳丝或铂丝,通电后,碳丝和铂丝产生的电阻很低,因此相对地就需要较强大的电流(假设电阻为一欧姆,就需要电压为十伏特的十安培电流),于是电路就需要大量昂贵的铜线,就是因为铜线的价格昂贵,加上其它因素,专家们才认为这种系统是不经济的。

  爱迪生并没有走前人的老路,因此不必担心灯丝的性质和铜丝的价格。他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待整个问题的。实际上,他把整个问题颠倒了过来。假设通上电流的灯丝电阻很高,那么每盏灯就可以只用很少的电流(假设电阻为一百欧姆,就人需要电压为一百伏特的一安培电流)。由于使用了高压电流,这样一个系统的电路就只需要原来百分之一的铜丝。这种节省的本身就有助于使整个计划变得切实可行。

  由于用这种方式重新考虑整个问题,爱迪生随即规定了他必须找到的那种灯丝的性质。他先用铂做试验,但是并没有成功。此后,他又试验其它各种材料。最后在一八七九年十月,用碳化棉丝做灯丝的试验灯泡终于显示出成功的希望。它实际上发光达四十小时。这还要归功于爱迪生改进了灯泡的真空情况。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一日,爱迪生申请碳丝灯泡的专利。同时,他设计了一种并联电路,这种电路上的成千上万个电源插座部可以单独开关。他还改进了直流发电机。因此,爱迪生不仅“发明”了新的白炽灯泡,而已正在为整个社会组织一种新的电力照明系统。

  象半个世纪前组织毛皮商定期集会的先驱者或牧畜小道的开路人一样,他也考虑了时间、地点和人的问题。他必须立即全线出击,提供电源、线路网,来为他的新式电“蜡烛”服务。但是爱迪生的行动是有根有据的,因为煤气照明业已经测验了他的市场,而煤气业由于能够为办公室和家庭提供“分散的”照明,确曾兴旺一时。因而只要能够提供一种更便宜、更好的代替品来取代煤气灯,他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的事业会昌盛起来。

  爱迪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全面有效运作的照明系统,因此他知道,解决一两个问题是不行的,必须全面解决所有的问题,才能结出硕果。但是爱迪生还知道,只要得到一些能够说明他取得进展的证据,就可以鼓励纽约的投资者继续资助他的研究。因此,他开始利用自己制造戏剧性气氛的本领,来宣传自己所作的探索的伟大意义和成就(包括实际的和想象中的)。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纽约《先驱报》的头版新闻宣称:

  爱迪生的电灯是伟大发明家在电力照明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只需一张纸,不用煤气,不要火焰,价比油廉,棉丝能产主明亮光线!

  这位了解情况的记者描述了爱迪生魔术的传奇内容:把电流通到一张“一吹即飞的小纸条”上,就会产生“明亮而美丽的光,恰似意大利秋天柔和的落日”。爱迪生并不想对他的发明保密,他宣布门洛帕克将在一八八○年除夕用神奇的新灯照明。从圣诞节到新年这一个星期里,人们纷纷涌到门洛帕克,观看爱迪生那神奇的“未来之光”。由一台直流发电机供电的四十盏白炽灯使参观的人们惊叹不已。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电灯本身,更重要的是可将它们随时开关。

  第二年夏天,爱迪生宣布,他正派遣代理人到世界各地去为他的白炽灯丝寻找完美的植物纤维。仅仅几年前,出版了朱尔·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世界》一书,其时在美国仍然风靡一时,这样,爱迪生引人注目的研究就有了一个现成的陪衬,足以保持投资者的兴趣并唤起未来顾客的兴趣。他派了一名代理人去日本和中国,一名去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还有一名去亚马逊河上游地区。后来,他的一个代理人在古巴死于黄热病,这可不是他想搞的那种宣传。去亚马逊河的那位代理人则送回大量耸人听闻的新闻供日报登载,此人回纽约后得到一笔报酬,在纽约最高级的饭店吃了一餐宴席,从此销声匿迹,渺无踪影。报界把爱迪生的代理人称为“文明世界无畏的骑士”。为了寻找“谨慎的大自然藏在它最秘密堡垒里的宝贵原料”,他们甘冒风险,不畏古巴的黄热病、亚马逊河的毒箭和死亡的威胁,帮助爱迪生用电灯去照亮美国的千家万户。

  正在此时,一位刚开始经营航运业的铁路公司老板给了爱迪生安装完整电灯工厂的第一次机会。一八八○年五月,一艘三千二百吨的钢制轮船“哥伦比亚号”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的码头,进行绕合恩角到加利福尼亚的首次航行。它是历史上第一艘由电灯照明的船只。两个月后,“哥伦比亚号”抵达旧金山,船上一百一十五盏白炽灯经过四百一十五小时的照明后仍然亮着。翌年,爱迪生在伦敦的赫尔本·维亚达克特经营了第一个城市白炽灯照明系统。两台由爱迪生设计的庞大发电机由纽约运来,为该区的两千盏电灯供电,其中包括英国中央邮政大楼的电灯。

  根据这个经验,爱迪生设计了在曼哈顿岛南部建立的美国第一个中央发电厂。爱迪生早在一八七八年就许诺,“电灯在经济和其它方面都完美到肯定立即就能胜过煤气灯以前,我是决不会让它面世或供人使用。”在一八八一年的巴黎博览会上,爱迪生展览了他的照明系统的模型。一位德国专家报道爱迪生的展出说“该系统的结构连最微小的细节都经过周密思考,其设计之完整,好象已经在许多城市进行过几十年试验一样。插座、开关、保险丝、灯座和其它所有附件一应俱全。”一个曾在英国爱迪生公司工作的二十一岁英国青年塞缪尔·英萨尔承担了与煤气公司竞争的任务。他帮助爱迪生取得计划中珍珠街电厂所需要的资金和特许权。爱迪生和英萨尔找到一块长一百英尺、宽五十英尺的场地,准备修建一座能为半平方英里地区供电的电厂。在珍珠街一带建发电厂是很精明的选择,因为它包括华尔街金融区的大部分。爱迪生的电灯一旦在那里取得成功,立即就会赢得许多人的支持,而正是这些人的支持可以在下一步把电力照明推广到全国。这一地区还有许多住宅和小工厂,而电厂就位于该区的中心。爱迪生在市政官员和资助人的抗议下,决定不把电线架在空中,而是将它埋在地下,虽然这样做需要花很多钱。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研制成新的管道,规定了新的绝缘标准。这些绝缘标准后来部列入纽约最早的关于电力的法规中。

  每当爱迪生遇到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时,他总是利用它作为发表又一个乐观声明的机会。“我不断通过报纸作出许诺,纽约的庞大中央电厂将在何时竣工。这样做的目的尤其是为了保住我的股东们的勇气,他们当然盼望快些发财,要比通常的合理速度更快。”珍珠街工程大约耗资六十万美元。爱迪生回忆说:“这是我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责任最重的一项工程。它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所有的装置、设施和零件都在国内设计和制造。我们的人员都没有建立中央电厂的经验。谁也不知道把巨大的电流输入纽约街道下面的导管会产生什么后果。……在那些岁月里,煤气公司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们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只要有一点儿微小的失误,它们就会攻击我们。”

  一八八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爱迪生的主任电气技师板动了开关。八十五家用户的四百盏电灯大放光明。《纽约时报》评论说,“直到七点钟左右夜幕降临时,电灯才真正显示其威力,人们看到它是那样明亮,又是那样稳定。”该报办公室里装了五十二盏爱迪生的电灯,“这里光明如昼,人们好象在计光下工作。”这是美国城市第一次用电灯照明。

  爱迪生当时述只有三十五岁。由于他有机会为千百万美国人将黑夜变为白天,促使他宣布自己无可置疑地成了一个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不再进行发明”。由雄心勃勃的塞缪尔·英萨尔组织的爱迪生电厂遍及美国全国。很多书籍和文章把这位年轻有力的爱迪生描述为“发明家之王”、“现代魔术师”,取得了强烈的宣传效果。

  一八八三年,著名的纽约音乐厅——尼布罗花园为庆祝爱迪生普降光明、战胜黑暗,演出了一场“大型芭蕾摹拟剧”。这可以说是公众的最高奖励了。舞剧的背景是灯火辉煌的新布鲁克林大桥模型,每个女演员都挥舞着一根尖端安着爱迪生灯泡的魔棍。最后彩排时,一位记者看到多才多艺的爱迪生(他刚刚给整个城市的住宅区拉上电线)正在给女演员的服装上拉线。“爱迪生在姑娘问穿来穿去,调整她们的紧身胸衣”,以便电线发挥作用。他在每个演员胸前装一小组电池,这样她们额前的灯泡就可以发出光亮。这个节目骄傲地宣布:“这种新颖的照明效果是在托马斯·爱迪生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由爱迪生电灯公司提供的。”

五十七、发明家的社会:为答案寻找问题

  “研究与发展”事业在美国成为举国一致关心的焦点,那是在它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体制之后很久的事情。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担忧美国教育制度是否有效,担忧美国是否有能力把科学知识的疆界向前推进。人们担心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质量,有时甚至担心政府的研究工作,但以整个国家来说,美国似乎还没有理解到工业研究实验室日益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了解到科学进步、就业与繁荣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之前,根本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全年开支总额接近八十五亿美元,比同年全国用于全部高等院校的开支总额高一倍多。到了六十年代, 代表研究与发展的缩略语“R&D”已编入辞典,成为一个正式的美国创用词。尽管全国高等教育经费剧增(一九六○年约为七十亿美元,一九六五年增长到约为一百三十亿美元,一九七○年又增长到二百三十亿美元),每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仍稳定地一路领先,到一九七○年达到二百七十亿美元。用于这一目的的联邦资金所占比例一直在增加,但至少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私人企业在这方面的支出足足占总数的一半。

  工业研究实验室并非美国人的发明。自古以来,哲学家和幻想家就设想有一个科学界人士相互合作的理想社会。十七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所罗门之家”,贤人们在那里积累知识,探索其用途。实际生活中的学者团体,如一六三五年成立的法兰西科学院和一六六二年成立的伦敦英国皇家学会,最初都是文学方面的和荣誉性质的,它们从未产生过培根所希望的那种积极的科学协作。现代首个大规模的工业研究出现于德国。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德国的化学和光学公司已经充分显示出把科学应用于工业能够创造出多少利润。德国也有很多美国所拥有的那些看来不利、其实有利的条件。由于工业发展比英国迟,德国没有把科学和技术分开的僵化传统。况且德国新兴的合成染料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实验室中的发现,尤以合成靛蓝等产品为然。由卡尔·蔡斯领导的德国新兴光学工业,也成功地控制了这个领域里的世界市场,从而阻碍了其它国家工业研究的发展。一九一一年成立的威廉大帝研究所最初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合办下非常昌盛,但后来被纳粹所摧毁。

  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最终在美国找到了可以得到空前发展的土壤。在这里,它还将成为二十世纪特有的一种现象,无论在规模和宗旨上都与美国以前的努力大相径庭。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个别科学冒险家怎样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建立起实验室。开采石油的先驱曾雇用小本杰明·西利曼来分析他们的油样。曾向塞缨尔·莫尔斯介绍电报原理的查尔斯·杰克逊于一八三六年在波士顿开办了一所化学实验室,他在那里试验火棉和高粱糖浆,并建议把乙醚用于外科手术。大约在同一时期,费城的化学家詹姆斯·布思成立了一所化学实验室,对糖、蜜糖和铁进行研究,并对有进取心的青年进行指导。

  十九世纪期间,足智多谋的发明家们孤身奋战,不怕牺牲,甘冒受公众嘲弄的危险。埃利·惠特尼、奥利弗·埃文斯、伊莱亚斯·豪、盖尔·博登、塞缨尔·莫尔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乔治·伊斯曼、约翰·韦斯利·海厄特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为把一些发明创造变为可销售的商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他们是发明家式的企业家。他们先有发明一台缝纫机的设想,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将它造出来,并向人们表演它的操作方法,说明如何制造,并最后说服别人去制造它,除非他们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然而也有一些企业家式的发明家。这些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而且愿意拿自己的精力和资本去冒险。这群人包括弗雷德里克·图德、埃德温·德雷克、艾萨克·梅里特·辛格、古斯塔夫斯·富兰克林·斯威夫特和约翰·亨利.帕特森。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发明家的某种气质,但他们主要是组织者和促进音。所有这些人的特点都是锲而不舍,用美国学生的话来说就是“坚持性”。他们不顾疾病、贫穷或公众的嘲弄,追求一个固定的目标。象勘探者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只是不能肯定在哪里找到它。但是组织工业研究实验室是为了以一种新的精神进行探索。新的体制和新的人员将出现,他们对自己的目的、时间、费用和“需求”将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他们常说“可行性”和“实验工厂”之类的新惯用语。在这些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人是属于新一代的人物。很难说他们是众所周知的英雄,因为他们研究的往往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一无所知的边缘科学。他们不再是业余发明家,也不是完全凭经验工作的人。他们不再是踡缩在阁楼里进行研究的工匠,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全国最高学术机构里用深奥的语言夸夸其谈的科学家兼政治家。他们不再着眼于寻求某一特定事物。而是既探索又发明。早期在美国各地寻找新边疆的人的那种集体感,那些模糊的希望和创业者的乐观精神,今天又都在神秘的科学荒原中重新出现了。

  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为华盛顿联邦车站的题词中这样写道:“电——光和力的运送者,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把人们的声音带过山川海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仆人,而本身却是那样的神秘莫测。”探索这一未知世界,发现它的价值,是通用电气公司于一九○○年成立的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自定的使命。

  这一新机构的倡导人和创始人是威利斯·惠特尼。此人是纽约州最西部的詹姆斯敦城一个椅子制造商的儿子,家里曾希望他学一门手艺。但是在上高中期间,他在当地一位喜爱科学的商人开办的夜校受到了启发。他在那里第一次使用显微镜。后来,他说服父母也给他买了一架。惠特尼升入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该院是政府拨地创办的)学习化学,一八九○年毕业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两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又到巴黎大学学习六个月。他回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化学,探索电学与化学之间的分界,提出了侵蚀的电化理论。通用电气公司决定设立一个研究实验室,就来求助于三十二岁的惠特尼。他们后来回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宁愿教书,就是让我当总统,我也不愿意!”

  惠特尼不愿离开大学去通用电气公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直到那时,除了几个象史密森学会这样由政府主办的研究单位外,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教学都集中在高等院校。由爱迪生的公司发展而成的通用电气公司需要惠特尼这样的人才,因为爱迪生本人已成为一个企业家。公司的顾问工程师是才华超群的德国移民查尔斯·斯但梅茨,他已在交流电的理论方面取得进展,但只是单枪匹马,而且他的气质也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爱迪生最初的电灯专利己在一八九四年到期,他以前获得的其它专利如非已过期,就是因为后来的发展而失去价值。通用电气公司此时仍控制着美国白炽灯的大部分市场,但是煤气灯和弧光灯仍然在与电灯竞争。德国的公司已经研制出由锇、钽和其它新材料制成的灯丝,其优越性远远超过最初的碳丝。通用电气公司也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材料和新的产品。正如惠特尼所回忆的:

  一九○○这个年头很有利。……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的混乱与萧条改变了人们的固有看法。最初的偏见已基本消除。我们已经知道,电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不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例如用于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车的电。我们正忙于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一般人似乎认为,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新发展了。人们认为铜是最好的导体;铁是可保持最强磁性的材料;碳是用作弧光灯和电灯丝的电极以及换向器电刷的最好材料。就我们认识之所及,这些材料对各自的用途来说似乎永远是最好的材料。至少这是大多数工程师的意见,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看法……。

  惠特尼刚到通用电气公司设在斯克内克塔迪的工厂时,是在斯坦梅茨房子后面的谷仓里工作。后来,他设立了实验室,有了一幢新房子,并聚集了一大批科学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惠特尼逐渐确定了自己的事业。威廉·库利奇是惠特尼早期合作者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是马萨诸塞州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也同样靠奖学金唸完了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然后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学位,再回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九○八年,也就是在与惠特尼合作三年之后,库利奇发明了钨丝制造法。钨丝(与其它改进相结合)可以使灯泡的效能提高一倍半。库利奇还研制了一种阴极管,从而展开了研究X 射线的新时代,并使通用电气公司在这一年轻的学科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样在德国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的欧文,兰米尔发现,如果灯泡中充满惰性气体,钨丝的功能还会发挥得更为有效。后来,兰米尔从研究灯泡转到研究收音机真空管,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原子理论。后来证明,这个理论对于原子能的利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打算甚至想象到,事情会有后来这样的结果,就象四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一心只想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捷径,却在途中发现了新世界一样,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探索者们也同样触到了一些未知大陆的边缘。对这些探索者的资助已成为美国企业计划和预算中的一个经常项目,即使普通人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惠特尼认为,美国工程师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废弃商品。他解释说,象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不能只靠生产最好的老牌产品生存。

  我们的研究实验室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思想:大工业组织既有机会也有责任对自己的寿命进行保险。新的发现就可以提供这种保险。而且,对这种保险的需要以及它所提供的机会应比工业组织规模的扩展更为快速。因此,由于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价值得到普遍承认,制造业各工厂企业的寿命可以远远超过最初创办人的寿命。目前,一个管理得当的企业的寿命究竟可能有多长尚无人知晓。

  惠特尼实验室无定向的研究工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如“卡尔罗德”(calrod,一种用于制造电炊具的新绝缘线)、探测敌方潜艇的水下听测器,改进扩音系统的装置,高频电介质加热以便引起治疗梅毒、关节炎、疖、滑囊炎所需要的人工发热。

  于是,惠特尼成了美国的赫拉克利特。他宣传并教诲人们,只有变化才是真实的。他把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的信仰引进了他的科学世界,即各种陈旧的知识与需要,甚至发明和新奇这两个词的众所周知的定义,都是生活与进步的敌人。他说,他虽然是实验室的“主任”,他却不想领导什么。“主任只是指方向,象公路旁的路标。对研究的指导就是追踪已经出现的可接受的新思想,就是观察谨慎的研究者的思想和行动的发展。甚至一个单枪匹马的思想先驱者,得到研究资金后,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而所谓的主任却仅仅是愉快地沿着他所提供的新道路走下去。所有新道路在前进过程中都会产生或分裂出更多的新道路。”在研究实验室里,人们不是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而是(用兰米尔的话说)运用“一种艺术,以便从意外事件中得到某种收获”。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习惯、程序,甚至“科学”本身都或多或少是个障碍。

  惠特尼喜欢引用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的活,“一切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对于惠特尼来说,这意味着“生命的有趣进程仍将继续下去,永远千变万化”。“新发明的伟大目标就是产品的逐渐陈旧淘汰,换言之,我们可以每天都有所进步。”他回忆那时人们曾武断地预言,电车有一天将开进所有城镇的大街小巷,电灯将是最好的路灯。他不知人们是否能预料下一种形式的交通工具,或是否会有某种办法把“黄磷”掺进铺路的水泥中,使它吸收和储存无须交费的日光,并在晚上把这些光反射出来,从而淘汰过去一切形式的路灯。

  工业研究实验室在所有新发现领域(电和电子、摄影、石油、橡胶和玻璃、化学合成物)的边缘兴旺发展。一九一一年,杜邦实验室问世;一九一二年,乔治·伊斯曼成立了柯达研究实验室。此后,美国橡胶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一三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一九年)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二五年)相继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已有二百所大型工业研究实验室和两千个其它类型的实验室。柯达实验室除了在摄影方面的发明创造外,还有其它一些与摄影明显无关的附带发现,如发现从鱼肝油中可以提取浓缩维生素A。美国橡胶公司实验室除了在橡胶技术方面取得进展外,还发明了胶乳线、胶乳纺织品、胶乳绝缘线、新型纸张和新的粘合剂。这些实验室的创办者和资助者也同美国千百所高等学府的情形一样,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的。除了工业公司设立的实验室外,还有许多政府办的实验室。这方面的先驱是农业部成立的和商业部标准局成立的政府实验室。一九三○年,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经费虽己超过各大学用于科研的全部开支,但当时这种联邦经费的数额只有二千三百万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研究经费飞速上升到七亿五千万美元。战后,由于在原子能、飞机、太空探索和无数其它方面继续进行研究,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继续上升。同时,大公司企业也成立并资助了许多技术研究机构。一九一三年在匹茨堡大学成立的梅隆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办法,资助研究人员工作的企业,可以将该研究人员的发现作为公司的财产。已特尔纪念研究所是一九二九年在一位钢铁巨头的资助下成立的,“其宗旨为从事教育、创造和研究性的工作,并为工业作出发现和发明。”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该研究所在施乐(Xerox)静电复印机发明之初为它提供了资金,并以资助冒险性研究而闻名于世。各行业公会也开办自己的实验室。首先是全国罐头食品业公会(一九一三年)。接着,全国油漆清漆和天然漆同业公会、纸张化学研究所、纺织研究所和美国石油研究所等也都纷纷办起了实验室,并且卓有成效。有些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公共关系,但是到本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大工会和行业公会都在支持真正的工业研究了。

  除了威利斯·惠特尼外,另一位提倡这种新型研究的重要人物是私人咨询实验室的创始人阿瑟·利特尔。此人出身马萨诸塞州一个世家,曾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偶然又对文学产生兴趣。一八八六年,他和另一位青年化学家宣布,“我们已在波士顿市米尔克街一百零三号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格里芬先生和利特尔先生在发展具有商业规模的新化学工序方面有多年实践经验。他们准备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或在现场对工序的改进和产品的完善进行研究。”一八九三年,利特尔的合伙人死于实验室的一次事故。此后利特尔就独白经办这一实验室了。

  一八八九年,利特尔在巴黎博览会上看到了由硝化纤维素制成的“人造丝”,顿时被人造纤维种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迷住了,他在美国取得了利用新的粘胶工序增溶纤维素的许可证。当时没有几个企业家愿意向如此无把握的事业投资,但是一九○○年利特尔终于为他的纤维制品公司找到了支持者。尽管这家公司在财务上遭到挫折,但它在解体前还是成功地为纤维制品开辟了新领域。伊斯曼·柯达买下了该公司第一卷不燃性电影胶片的专利;勒斯特朗公司则买下了“人造丝”的专利,从而成为美国制造醋酯人造丝的先驱。利特尔与别人合著了一本关于造纸的教科书后,又迷上了纤维素化学。一九一一年,联合果品公司雇用他研究用蔗渣(古巴甘蔗制糖时产生的废纤维副产品)造纸的方法。利特尔设计了一台试验性造纸机。这就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工厂”(pilot plant,美国创用语)之一。利特尔的这些试验及其它试验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惯例,即在冒大规模生产的风险之前,特别先建厂对新技术进行试验。实验工厂反过来又刺激了人们追求创新。

  一九一六年,利特尔把他的实验室搬到坎布里奇一幢新的大楼里,这是美国专为工业研究设计的第一批建筑之一,人们很快就把它称作利特尔研究宫。利特尔和他的研究人员在这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石油化学产品;各种气味和香气的生产和分类;装香水、牙膏和其它东西的玻璃容器;蜡纸;以及经过改进的电池盒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特尔实验室改进了飞机用胶并设计了更有效的防毒面具滤器。

  当然,利特尔所研究的前人未探索过的领域,也象十九世纪的美国西部地区一样,是产生骗子的温床。利特尔热衷于揭露这类人物。利特尔的一位主顾曾向一个直接通过碳极氧化发电的发明项目投资了五十万美元。利特尔揭露这个“发明家”只不过是个聪明的骗子,他偷偷地把发电机的绝缘套接在普通的动力线上。

  利特尔在遗嘱中把他公司的所有权赠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九三五年他去世后,他实验室的工作继续进行。一九四二年,该公司帮助波多黎各政府设计了促进波多黎各工业化的“自力更生行动计划”。这一内容广泛的建议包括改进蔗糖种植和朗姆酒提炼的方法,改进波多黎各的税收结构以及一项促进旅游业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克兰施米特蒸气压缩法,现在人们仍然用这种方法把海水变为饮用水。他们还发明了使氧气和其它气体液化的新技术,并发展了研究低温现象的新学科“低温学”,他们协助研制了一九五二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的辅助设施,他们帮助设计了航天导弹使用的液体燃料载荷系统,并改进了宇航服的设计。他们发展了放射性示踪剂在医学和制造业中的新用途。一九六六年,利特尔公司根据标准城市计划,为东克利夫兰设计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划,从市政、交通、学校、商店门面建筑设计到托儿所、垃圾处理和电线杆的颜色,无所不有。

  利特尔曾一再教导人们:“研究是工业之母。”利特尔认为,在我们这个基普林称之为“一切恐怖的事都可能出现”的世界上获致无限的进步也是可能的。他宣称“美国是一些未开发的帝国的集合体,稀稀拉拉地住着世界上最浪费的人。”

  由于提倡创新的人把新颖、可能和必要等同所代表的意义改变了,常识自然而然也就夫去了说服力。“你不可能用猪耳朵做出一个丝钱包来。”这个谚语使阿瑟·利特尔感到十分恼火,为了证明在现代美国一切事情都可以办到,利特尔便在一九一二年开始进行谚语中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他从芝加哥的威尔逊屠宰公司买来十磅“完全由猪耳朵做成(据一份附带的宣誓书所称)”的动物胶。他用这些动物胶纺出人造丝线,再把这些线织成织物,最后做成一个十分雅致的钱包,“与中世纪大家闺秀的钱包一模一样———边装金币,一边装银币。不论是欧洲大陆高贵的女王,还是低贱的牧猪女,都会为它感到骄傲。”利特尔向公众展览了他制造的钱包,然后在一篇名为《对哲学的贡献》的小册子中阐述了他的制造过程。他也可以称它为“对哲学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所有使人与未来隔绝的思维方式的一个警告。利特尔式的探索是有代价的。一旦新奇的东西不再使人感到震惊和奇异,因而成为普通和可预料的东西,寻常与不寻常、一般与新奇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利特尔写道:“新事物接踵而来,以致昨天的奇异今天已变为平常事。”在意外和奇迹已可预料的时代,人们的期望还有什么鼓舞和安全可言呢?当发明成为工业之母时,它也很快就会成为需要之母。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观察周围技术的发展,依靠看报纸上和电视上的商业广告来发现他们的“需要”。

  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先找到答案,再发现问题。他们已经打开了追求新奇的闸门,他们会不会、或者能不能关上这个闸门呢?

五十八、流水作业技术:每年一个产品型号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促进新奇事物(或被视为新奇事物)的涌现并使之成倍地增加的另一种力量,来自一种原本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体制。正相反,发展生产装配线系统,原来是为了能够最经济、最大量地生产彼此雷同的产品。美国之所以到处都是汽车,其它物品也很丰富,都要归功于这一系统。

  但是装配线的一个富有讽刺意味而已自相矛盾的特征当初并没有暴露出来。装配线生产就是流水生产。为了使装配线以持续不变的速度运行,就需要把每项工作分解为各种小动作,而且这些使生产线保持流动的每个小动作的范围、管理方法和完成时间,都需要经过前所未有的精确计算。这当然需要广泛的规划,并且还需要为那部制造不同组件的机器花费大量的钱。它还需要对“机床”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所谓机床,就是制造那些使流水生产顺畅进行所需的复杂机器的母机。以前,一个制造马车的人如果想改变他正在制造的马车的设计,或者使某辆马车带有某种吸引人的特征,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只要改变一下使用工具的手法,或在车轮、座位、弹簧或任何引起他发明兴趣的地方下多下些功夫就行了。但使用流水作业技术后,这种做法就不可能了。如果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个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或发明想象力而耽搁了整个进程,生产线就会停上流动,所造成的浪费将是难以容忍的。况且生产线上的工人手里掌握的只有一把扳手,或者他只能开动一台车床或压床,而这些机器又是预先调校好的,只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某种特定的操作,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改变最后的成品,他们可能玩忽职守,可能没有拧紧螺丝或忘了剪去多余的材料,但这只能使成品变为次品,因而带有危险性或难以出售,但不会把它变为一种新的好东西。

  随着装配线生产的成功,它开始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人对新颖事物的需要和他头脑中有关新颖事物的概念。令人奇怪的是,流水作业技术所用的机器昂贵而且复杂,但结果却是使生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僵化。一家工厂一旦装备了生产某一型号汽车的设备,其生产方式便非常僵化,那是旧世界任何一个守旧的工匠都望尘莫及的。甚至对工厂产品作最微小的改变,也需要一年时间设计,半年时间制造机床。因此,制造商所面临的诱惑,也就是亨利·福特必然对它屈服的诱惑,与旧世界行会受到的诱惑十分相似.这就是永远生产同样的东西。

  随着生产的飞速发展,装配线技术这种内在的守旧倾向很快就使生产变得极度单调,从而产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并且形成一种新的体制。结果出现了另一种诱惑力:定期革新,对原产品进行微小的修改(在这方面,汽车发展史再次成为富有哲理性的典型),但是现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产品需要进行某些改进,也不是由于某些新发现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象其它任何动机一样,每年推出一个型号纯粹只是为了减少单调气氛,吸引顾客定期不断地对装配线的新产品发生兴趣。

  流水作业技术也是十分适于实现这个目标的。经过巧妙的规划,现在可以在下一年型号的车子上换一种车门把手或挡风玻璃的雨刮,但是产品的其它设计则原封不动。既然流水作业技术可以生产一切东西,那么这种技术本身总能适应下一年的型号的。革新的需要不是来自产品本身,不是来自产品实际功能方面的要求。产品的设计只不过是一种基本课题,设计师有责任要每年创造一个新花样,这些不同的式样(为了销售,就必须把它当作革新来宣传〕究竟变化多大,是何性质,全取决于生产的节奏和结构,受到消费者趣味(真正的或假定的)的制约。

  亨利·福特的梦想是制造一种新的、更好的家庭用骏马一种所有人都能买得起、而且永远不坏的汽车。当然,这个计划的关键首先是完善他的T型汽车。最初他只是对研制这种车进行试验,但是他相信,一旦设计固定下来,下一个目标就又是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成百万辆地大量制造这种汽车。因此,所有汽车式样雷同是必要的。大批量生产(福特称之为“汽车大众化”)需要标准化。福特在一九○三年解释道,“制造汽车的方法就是使所有汽车完全相同,出厂的汽车应该是一个模式,就如同针厂出产的针和火柴厂生产的火柴一样。”对于福特来说,这意味着找到了生产千百万辆T型汽车的方法。他确信自己能够成功。一九○九年,一位朋友警告福特说,汽车会因为“吓坏了公路上所有的马”而造成一种“社会问题”。福特回答道:“不,我的朋友,你错了。我根本不是在制造社会问题。我是在使汽车大众化。如果我成功了,人人都能买得起汽车,那么,就能使几乎人人都拥有汽车。马就会因此而从我们的公路上消失,汽车将被人们作为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东西,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问题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福特集中全力使他的汽车售价尽量便宜,修理起来既简单又省钱。他仍然相信造出许多同样耐用的汽车是他的使命。直到一九二二年,他仍坚持认为:

  我们必须尽量为顾客造出经久耐用的产品,否则就无法想象我们怎样为他们服务。我们想造出某种永远用不坏的机器。买主的汽车坏了或式样过时了,部会使我们感到难过。某一型号汽车的零件不仅应该可以与其它所有这一型号汽车的零件互换,也可以与我们已经生产的所有汽车的同类零件互换。

  亨利·福特无与伦比的成就与其说是设计出了一种经久耐用的汽车,不如说是找到了制造千百万辆相同模式汽车的更新颖、更廉价的方式。他把制造汽车的作业从一种不稳定的、时断时续的过程变为一种平稳的,流动不息的过程,他的理想(从未完全实现)是从原料到成品,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永不停止的流水线,甚至不停顿地送进仓库储存。如果福特完全成功了,那么一块铁从矿石开采一直到它成为一辆完整汽车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商人陈列室为止,始终没有停止过运动。

  因此,福特的格言是“不断流动”。他寻觅并找到了使原材料不断流入,并使逐步形成中的汽车如流水般移动的方法。工厂不再是由技术工人把许多零件安装成一台机器的地方,而是一台机器在笋配线上逐渐形成的地方,在这条装配线上有计划地安排工人进行操作。

  过去,按照老办法,汽车的每个部件都由一个工人组装起来。例如,一个工人约需二十分钟安装好一台磁电机(汽车的点火装置)。一九一三年,福特开始在他的海兰帕克工厂把磁电机的制造分为由二十九个人操作,这二十九人各自相隔一段距离站在一条载有逐渐成形的磁电机的传送带旁工作。结果制造一台磁电机的平均时间缩短到十三分十秒。一年后,福特把传送带升高到更合适的高度,制造一台磁电机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七分钟;后来经过更仔细的研究,又把时间再缩短到五分钟。流水线技术最初用于发动机,后来又用于变速器。要把它用于庞大的汽车底盘则需要挂钩和吊车系统,并且操作时间要经过周密计算,准时无误。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底盘的装配时间也从十二个半小时缩短到一个半小时。

  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装配线并非福特的发明。他说:“总的来说,这个想法是来自芝加哥屠宰场对牛肉进行分割加工时使用的空中吊运车。”大胆的新兴管理学专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已经非常巧妙地把每件工作分成最小的物质和运动单位。福特所强调的独创性在于流动,在于设计连续不断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注意生产的整个过程。在他的心目中,汽车有其自己的孕育过程,为了保持这一过程不致中断,工人要做的只是照应装配线,给它添料就行了。问题是使所有原材料的移动速度最大限度地适应汽车的逐渐形成。

  福特自己解释说,新的“批量生产”不仅是“量的生产”,而是集“力量、精确、经济、体制化、连续性、速度和重复性诸原则于一身的制造工程”。一旦福特把生产从许多互不相联的动作转变为不断流动的流水线,它就不再适合为单个工匠操作而设计的旧作坊了。流水作业技术需要新的厂房来适应、限制、引导和加速流动。于是,工厂设计这门新的科学便问世了。这一新科学的先驱是德国移民艾伯特·凯恩。他十二岁来到美国,在这里成为一名精于混凝土构造的建筑师。一九○三年,底特律市街上还只有八百辆汽车时,凯恩就对帕卡德公司的新工厂进行了创新的设计。尽管当时帕卡德汽车的生产并没有使用流动装配线,但凯恩设计的厂房可以使从工厂一端输入的原材料一直向前流动到生产汽车成品所需要的每一个操作岗位,并把装卸运送简化到最低限度。一九○九年,凯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铁路车场旁设计了一个新型的装配分厂,帮助福特解决了铁路运费的 问题。福特汽车因此可以拆开来运输,这既节省空间,又不需要专用的货车,可以在到达目的地后再把它们重新装配起来。同一年,也就是在装配线臻于完善前很久,凯恩就开始建造新的海兰帕克福特汽车厂。那是一幢通风很好的建筑,阳光透过五万平方英尺的玻璃窗照入四层楼高、八百六十五英尺长、七十五英尺宽的厂房,这在当时已是密歇根州最大的一幢单屋顶建筑了。里弗鲁日的福特汽车厂厂房于一九一七年建成时,其设计实际上就是为了容纳流动不息的生产线。福特亲自监督建厂的每一步骤,因此帮助形成了一门新的工业建筑学。

  那是路易斯·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伟大建筑师辈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凯恩及其合作者创立了一个伟大建筑的新流派。他们根据新的生产逻辑设计的厂房,为美国的景象增添了一层人工创造的壮丽新色彩。查尔斯·希勒笔下的里弗鲁日福特汽车厂,其壮观堪与托马斯·莫兰巨大画布上黄石公园和大峡谷带有神秘色彩的景色媲美。

  为了使生产线流动不息,必须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福特汽车。一九一四年一月,福特宣布他的工人每日工资为五美元,全国为之震惊不已。福特解释说:“这既不是施舍,也不是工资,而是分享利润,提高效率。”的确,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就会购买更多的T型汽车。

  福特是在一九○八年开始生产T型汽车的。第二年,他宣布以后只生产T型汽车,还将用同一种底盘生产小型车、旅游车,公共汽车和运货车。三年以后,他宣布“每个顾客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选择汽车的颜色,只要这辆汽车是黑色的。”这一著名的声明成为描述美国消费者似是而非的新自由的双关语。福特不顾“改进”T型汽车的引诱,仍然固执已见。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千五百万辆T型汽车出厂。那年,仍然拥有牌照(因此推测可能仍在路上行驶)的T型汽车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五百二十一辆。但是T型汽车已经遇到了麻烦。

  到一九二○年,亨利·福特在使汽车大众化和制造几乎永远用不坏的廉价汽车方面取得的成功,促使一个巨大的旧车市场出现了。商人们面对着一种新的竞争,但这竞争不再是来自马车,而是来自千百万辆仍然可以使用的旧福特汽车。同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愿望的提高(当然是受到福特五美元日工资的鼓励)以及对速度和新奇的热爱,激起了美国公众的购买欲望。美国人要求花样翻新了。

  但是亨利·福特的辉煌成就只表现在一种固定的汽车型号上,他很少考虑式样或顾客的爱好。他制造新产品的天才表现在生产千百万辆同样的汽车——T型汽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对T型汽车的信仰是一种旧世界的信仰:即相信完美的产品,而不是新奇的产品。正是由于他这样一成不变地坚持工匠的高超技术和作用,而不是坚持顾客的要求,使他终于落伍了。过去,他是在无意之中开创并组织了一个既超出他的想象、又非完全符合他胃口的新时代。

  一九三二年,查尔斯,凯特林和阿伦·奥思所说的“新需要”反映了这种新时代的精神。他们从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工作的有利地位出发,说道:“我们不能期望反复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最简单办法就是不断将产品改变——新产品的市场是无限灵活的。……研究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培养一种健康的不满足感。”小艾尔弗雷德·斯隆把制造商的注意力转向顾客,促使美国人向这一新的理想迈进。斯隆到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后,就发展了一种新的典型美国式惯例。到本世纪中,美国人已很熟悉这种惯例,认为它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就象季节的变换一样不可避免。这就是每年一个型号。每年一个型号的精神和宗旨当然是与福特及其T型汽车的精神和宗旨截然相反的。斯隆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写信给费希尔本身的制造商劳伦斯·费希尔说:“未来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汽车每辆各不相同,每年各不相同。”因此可以说,每年一个型号的做法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规划的一个部分。这种做法的基础是创造一种“新奇产品源源而来”的美好但却往往模糊的希望。

  斯隆及其在通用汽车公司中有才干的合作者建立了一个设计部(该部到一九六三年时已雇用一千四百多名工作人员)。他们对颜色格外感觉兴趣,“发明了”新的颜色,并给旧颜色起刺激欲念的名称。这时妇女第一次跻身于汽车设计师的行列。斯隆解释说,“巴黎服装商的‘法则’已经成为汽车工业中的一个因素,忽视这个因素的公司肯定会倒霉。这样说一点也不过份。”

  每年一个型号这种独创性行动,加强了吸引力,丰富了每年都有新东西问世的戏剧性色彩,但它也为规划和生产造成新的问题。买家要求新奇,但他能容忍新奇到什么程度呢?怎样挑动和吸引买主而又不致因为在太短的时间里有大多的新奇产品而吓住他?一九二九年庞大的毕由克牌汽车(绰号“孕妇毕由克”)从功能上说是值得称道的,但在市场上却是一个大失败。据斯隆认为,这是由于设计有错误,车身曲线没有超过一点七五英寸所造成的恶果。

  每年一个型号这种做法不仅是对美国人日益追求新颖事物的时尚的一种答复,而且它在树立推陈出新习向的同时,还满足了美国人其它明显的需要。在一个金钱至上的民主国家里,人们怎样证明自己正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爬呢?斯隆设想的每年一个型号的汽车,提供了表现个人成功的一个显而易见和简单明了的象征,并从而造成了所谓的“消费阶梯”。当T型汽车变得便宜、可靠和大众化后,仅仅便宜和可靠就不够了。大众化和一致性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不利的因素。T型汽车帮助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周游全国,却越来越无法帮助美国人表明他们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斯隆是为了保持汽车工业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繁荣才想出每年一个型号的主意,但他却在无意中使汽车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一种新的、更广泛的象征作用。小艾尔弗雷德·斯隆进入通用汽车公司时,该公司生产多种牌子的汽车,各种牌子没有明确划分的市场,甚至出现市场对象重复的现象。斯隆决定弄清楚通用汽车公司每种牌子的汽车会引起哪种人的兴趣,以便(举例而言)把毕由克牌制造得比雪佛兰牌高级。他的目的是为每一个收入阶层的人设计一种汽车,在各种不同牌子的汽车之间确定明显的差价。然而,这种差价又不能大到使许多拥有雪佛兰牌车的人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加入拥有毕由克牌车的阶层,或使许多拥有毕由克牌车的人不敢奢望有一天能跻身于拥有卡迪拉克牌车的阶层。

  这一消费阶梯开始主宰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计划。斯隆最初制订了一个由六种不同价格组成的价格表,最低价格为四百五十美元到六百美元,最高价格为二千五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然后,他就开始按照这些价格来设计汽车。这样一来,“价格序列”(F.W.伍尔沃思曾把它当作其“廉价商品帝国”的基础)便扩大到了美国最昂贵的消费品领域,并成为金钱至上的民主国家中表明人们地位的一种架构。“总的来说,我们建议通用汽车公司将它生产的汽车放在每个价格范畴的最高一档,使那些汽车的质量能够吸引原来准备买价格较低产品的买家,亦即卖给那些可能愿为较高的质量多付一点儿钱的顾客;同时还要吸引原来准备购买价格较高产品的买家,亦即卖给那些只要付较低价格就可买到质量接近定价较高汽车的顾客。这等于既与较低价格的车竞争质量,也与较高价格的车竞争价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斯隆发展了一种新型的工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巨大的公司分成半独立的一个个分公司,它们之间有时相互竞争(例如雪佛兰牌与庞提阿克牌在其价格范畴的边缘进行竞争)。

  斯隆的目标象福特一样明确。但是斯隆给自己制造的生产问题甚至比福特更为复杂,需要另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协调能力。斯隆现在所要争取的目标是他所谓的“大众阶级”的市场。他看到,美国经济的前途不仅在于能否提供新机器去做以前未曾做过的工作,因为美国人所想得到的是用更好一点的、吸引一点的、更新一点的机器来做已经在做的事情。因此,美国的经济必须通过淘汰那些仍然可以使用的东西来获致增长。这一需要植根于美国生活的母体组织,植根于不断扩大的财富、个人的易变性和未明确划分的社会等级。放弃新东西荫追求更新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人沿着消费阶梯向上爬的方式。

  正如斯隆本人解释的那样,实际上正是因为福特在满足人们对便宜、耐用、可靠的汽车的需求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才迫使他想出这种新的需求。

  一九二一年,福特拥有百分之六十的小轿车和卡车市场,而雪佛兰车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福特几乎占据了廉价汽车的全部市场,这时与他作正面竞争无异于自杀。采用与他相同的办法来使他的销售量下降会造成巨大损失,弥补这些损失所需的资金除美国财政部外,谁也支付不起。我们的战略是占领他上面的那一级,即把它当作一个价格等级,并通过这种做法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增加雪佛兰车的销量。此后多年,随着消费者的选择逐步提高,通用汽车公司的新策略变得非常符合美国的历史进程。斯隆的每年一个型号的做法和伴随而来的“消费阶梯”的形成,比美国以前任何体制都更有助于在民主的美利坚合众国制造一个明显而普遍的等级制度。

  但是从长远观点看,每年一个型号的做法在美国经济中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却实际上成了新奇事物的敌人。它比任何别的习尚都更加促使美国人怀疑新东西的新颖性。到二十世纪后期,新型号的所谓新颖之处已经只表现在诸如隐蔽的车头灯和高速挡风玻璃雨刮之类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了。要想每年都设计出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汽车是熟悉式样的设计师和具有想象力的工程师难以办到的。

  他们绞尽脑汁,却打乱了消费阶梯的等级,因为他们搞出的某些雪佛兰车看起来比某些卡迪拉克车更有气派。经济的豪华型与豪华的经济型开始混淆起来。那些并不每年明显地改变产品式样的少数制造商(多数是象大众牌和梅塞德斯一奔驰牌汽车这样的外国汽车制造商),反而发现这种拒绝改变的做法已成为一种很有销售魅力的难能可贵的“特征”,其本身就很新颖。到一九六○年,为追求新奇而拼命进行的竞争使美国某些制造商甚至每半年便推出一个新型号;尽管由于生产机制十分庞大,改变任何细节部已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现在一种新的型号需要两年时间来规划和更改机器。随着人们的趣味越来越多变,买主们越来越追求新奇,越来越渴望与众不同,要生产一辆能够真正满足买主一时奇想的汽车也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了。每个大制造商开始至少提前五年制订自己的设计目标,以便有步骤地达到这一目标。从这个角度说,“新颖”反而成了小心、谨慎、千思万虑才计算出来的商品。

  每年一个产品型号的做法成为美国的一种习尚后,其最深刻的影响表现在美国人对所有新奇物品的态度方面。未来的买主往往对设计、推销和检验的情况更感兴趣,因此这方面的宣传往往多于对产品用途的宣传。当新颖性不再是自发形成的事物时,未来就变得越来越与现在融于一体。下一年的型号不过是某些人有计划的推销策略的下一个阶段。如此一来,任何东西也不如新奇产品这样容易预测了。

  福特虽然害怕新奇,但他实际上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为明智。他在一九二六年曾抱怨说:“变化不一定总是意味着进步……到处都把对新奇事物的狂热追求与进步精神混为一谈。”但是即使福特也没有想象到,对新奇事物的狂热追求会使新奇事物本身变得令人生厌。一成不变的T型汽车的成功促成了对每年一个型号的需求。现在每年一个型号又被成功所毁灭。以后又会出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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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燃向东方 - 来自《丘吉尔传》

到1941年5月,尽管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也越来 越明白,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三岛的可能性已日趋渺茫。德国人无法得到亦难以集结大 规模渡海作战必需的船舶和登陆艇;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将使已经在质量上 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 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了苏联。丘吉尔分析说:“一经看出英国不 能像法国和低地国家那样被吓倒和制服时,这两个专制暴虐的大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便又显现 出来了。”在丘吉尔看来,……去看看 

200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 来自《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各位代表:  从今年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根据《建议》的精神,国务院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报告,请各位代表连同《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去看看 

第七章 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 来自《海耶克》

一、海耶克与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乎?   聚讼纷纭,毁誉交加,海耶克是本世纪争议最多的思想家之一。   有一个长期流行于部分知识圈子的定见,即,把海耶克归类为保守主义者;缓和一点的说法是,海耶克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属於保守的一翼。但是,海耶克本人并不同意这一指称,他并不自认是保守主义,并强调这是严重的误解。   这就引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本来,保守主义并无褒贬色彩,无非一个相当大的思想流派的名称而已。用海耶克的说法,保守主义本身乃是对於激烈变迁的合法反对态度,它有其必要性。以海耶克对於标签的无所谓态度,对于……去看看 

1-1 北美的外貌 - 来自《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北美分为两大地区,一个伸向北极,一个延向赤道——密西西比河大河谷——见于这个流域的地球变迁痕迹——建起英国殖民地的大西洋沿岸——南美和北美在被发现时的不同外观——北美森林——大草原——到处漂泊的土著部落——这些部落的外表、习俗和语言——一个早已消失的民族的遗迹。北美在外貌上有一个一看即易于分辩出来的总特点。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在这种简单而壮观的安排中,既有景物的杂陈,又有景色的多变。两大地区几乎各占北美的一半。一个地区北抵北极,东西各临大洋。它向南伸展,形成一个三角形。……去看看 

3-16 美国人的民族自负心为什么比英国人的轻浮和喜欢沽名钓誉 - 来自《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所有的自由人民都是自豪的,但民族自豪感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D)美国人在同外国人交谈时,一小点批评都忍受不了,而对赞美之词则总嫌不够。一句微不足道的褒语,他们都听得顺耳;无论把他们捧得怎么高,也很少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总是纠缠你,让你赞美他们几句;要是你置之不理,他们便会自我赞美一番。有人说过,由于他们自己都怀疑本身的优点,所以总想让别人在他们面前称赞他们几句。他们的自负心不但贪婪,而且轻浮并有嫉妒情绪。这种自负心喜进不喜出,既想沽名又想钓誉。我曾对一个美国人说他的国家很好,他立即回答说:“不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