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使命与趋势

 《美国人:民主历程》

  “命运并不是机遇问题,而是选择问题;命运不能靠等待得来,而要靠努力去实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整个生活都是一种试验。即使不是每天,也是每年,我们都不得不把我们的解救寄托于某些以不完善的知识为基础的预言上。”——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美国对自己的前途以及对它与世界关系的看法,从来未曾摆脱过殖民初期的烙印。当时,清教徒“到蛮荒之地去”,并非由于受到英国君主或伦敦商人的派遣,他们是遵奉上帝的使命而去的。不论美国人后来怎样描绘他们历史的方向,不论是称之为“天意”还是“命运”,他们都始终保持着一种使命感。林肯曾告诫人们说:“我们如不能以崇高的气度拯救世界,就会卑鄙地失去世界,这是世界最后的希望。”

  这种使命(源于拉丁字“派遣”),不论是来自天意或命运,还是受命于这个希望之邦本身,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是有权拒绝的。但是二十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成功地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不再仅仅是从外部响应号召,他们己被卷入社会内部,成为社会神秘创造力的一部分。使命感,也即自愿感,已经被一种非自愿感所压倒:这就是趋势感。在物理学中,动量是物体的质量与它的线速度的乘积。但作为社会学术语,则所指的不是运动感,而是被动感,即不是推进,而是被推进。趋势使事物沿着它已经走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一个社会中,趋势的力量同样取决于规模和速度。当然,这些正是使美国历史独具特色的一个层面。美国人夸耀这里的一切是多么庞大,一切事物变化的是多么迅速,而这些正是旧世界视为可笑之处。美国是一个领土辽阔、变化迅速的国家,美国人知道这一点,而且总的来说还热爱这一点。历史上那些推销土地的家伙、吹得神乎其神的家伙、用土地来设置骗局的家伙,以及雄心勃勃的开拓者,全部在为更大与更快而吹嘘。你可能行动迟缓,可能不愿成为这种趋势的拥护者,但你没法制止美国的发展与运动。如今,美国的使命似乎不再来自公民个人的自觉选择,而是来自一系列规模庞大、速度惊人的全国性项目。增长,更快更大的增长,似乎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全部目的。

  人类的自决问题变得更加困惑难解了,因为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已使它的公民在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面前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五十九、对外援助的前奏

  美国人利用传教精神来为爱国主义服务,这种情况在一八九九年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追思礼拜上达到了戏剧性的高峰。当时的妇女参政运动领袖、曾是废奴主义者的朱莉亚·沃德·豪夫人与前南方邦联将军、志愿在美西战争中服役的约瑟夫·惠勒同乘一辆马车,同声高唱豪夫人为“征讨”西班牙暴君而作的《共和国战歌》。半个世纪以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把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题名为《远征欧陆》。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乐于相信他们的移民活动、他们的扩张、他们的外交和他们的战争带有崇高的目标。他们通常把这种目标称为“使命”。几个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就带有促使土著异教徒皈依的明确传教目标。但是,在大英帝国的其它地方,这种目标一点部不受人欢迎。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很敌视传教士,唯恐传教士会引起土著人的对抗情绪,阻碍他们赢利。最早的新教海外传教团体可能是由约翰·埃利奥特于一六四九年创建的,他以向印第安人传教为已任,建立教会的目的是在新英格兰宣传福音书。十八世纪,在英国和美国,由约翰·韦斯利、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鼓动的宗教复兴孕育了一个新的传教运动。这一运动不同于早期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活动,它收到全国各地无数的小额自愿捐款,并从全国各地招诛了许多传教士。后期的新教传教运动无论在经费来源还是在传教方式上,都与早期的传教活动不同,就象现代巨大的、大众化的合股公司不同于其受到严密控制的前身一样。现在的对外援助、和平工作队以及其它各色各样美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组织,均深深植根于十九世纪兴盛起来的美国传教传统之中。塞缨尔·约翰·米尔斯是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先驱。他于一七八三年生于康涅狄格,那正是美国与英国达成和约的一年。米尔斯与其他伟大的福音传教士和扩张主义者一样,并不是一个思想深遵或聪敏过人的天才,甚至他的朋友们也把他形容成“身材难看、举止笨拙、嗓音嘶哑”。但是他有明确的目标、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尽的精力,所有这些使他在短暂的三十五年生命中成为美国的一个奇才。米尔斯是一位乡村牧师之子,从小就相信宿命论,相信人之初性本恶,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不可预测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威力。他十五岁时曾因自己仍没有皈归的经历而悲伤万分。“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这个废物?”他看到了地狱的深渊。按照米尔斯自己的叙述,后来他十八岁时,有一次穿过树林,突然看到上帝的光环,感到自己皈依了上帝,于是便把自己的意志奉献给上帝,不再关心自己,变得“乐于为了上帝的光荣而献出一切”。米尔斯决心献身于“把救世的福音带给可怜的异教徒”这一事业。他进入威廉斯学院,并在那里第一次领导了宗教信仰复兴运动。一八○六年,也就是他入学第一年的八月里,有一天他召集四个同学在附近的小树林中做祷告。据传教士的传奇故事所传,这里就是美国大规模海外传教运动的神奇诞生地。为躲避雷雨,这五个人藏身在一座干草堆下。米尔斯受到不久前听过的关于亚洲地理课的启发,建议到印度去传教,他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做得到。”就从这些后来被称为“干草堆派”的人开始,米尔斯在四年级时又组织了兄弟会。它与其它许多高等学校里的兄弟会组织一样,也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章程是用密码写的,甚至它的存在也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即使“干草堆派”失败了,这种保密的做法也可使传教运动不致名誉扫地。

  兄弟会把它们的运动扩展到其它高等院校。米尔斯在耶鲁大学研究了几个月神学,他在那里遇到一位名叫亨利·奥博基亚的夏威夷青年。奥博基亚当时只有十七岁,他在夏威夷的一次内战中成为孤儿,实际上已开始在那里接受一种夏威夷异教的教士训练,但后来又跑上从纽黑文开来的一艘轮船当水手,最后来到纽黑文,和年轻的耶鲁教师交上了朋友。米尔斯照顾奥博基亚,送他进利奇菲尔德学院念书,然后把他带到马萨诸塞的安多弗伸学院,那里已成为米尔斯及其兄弟会的大本营。一八一○年,年轻的米尔斯急于行动,致信马萨诸塞公理会会议,恳请他们组织到全世界的传教活动。当年,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成立。一八一二年,该理事会派遣十名传教士去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派遣另一些人去锡兰。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传教运动的核心。这个运动的规模和志愿支持者的人数都是前所未有的。到一八二○年,该理事会已派出八十一名传教士。十九世纪后期,从米尔斯的兄弟会秘密组织中又产生了学生海外传教志愿运动,招募了成千上万名年轻的传教士,成为和平工作队和其它青年运动的原型。

  米尔斯本人并不在派往海外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中,据说需要他在国内做招募工作。但是,一八一二年他从神学院毕业后,即被国内的传教团体派去调查美国西部的宗教情况,他两度长途跋涉,或步行或骑马,走过了许多人迹罕至的荒漠之地。他报告说,他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缺乏宗教信仰”的现象。由于他的报告,美国圣经学会成立了。他协助组织了向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和南美各族人的传教活动。然后,米尔斯调查了新的城市贫民区的宗教信仰情况,特别是纽约市的贫民窟。米尔斯一贯反对奴隶制,他在一八一六年协助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支持者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亨利,克莱和安德鲁·杰克逊等人)。这个协会除了支持解放美国黑人外,还进行在非洲建立美国黑人移民地,以便“向非洲传播宗教和文明的福音”。米尔斯亲自到非洲帮助挑选移民地点,并与非洲部落的首领们实际谈判土地问题。这片土地后来成为利比里亚。一八一八年,他在乘船回国途中死于热病,葬在茫茫大海中。

  米尔斯留下的遗产就是美国的传教活动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他对国外传教活动所起的作用,就好象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于毛皮贸易一样,他们都是杰出的促进者和组织者。

  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深入所有各个人洲,并在国内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这些传教活动还获得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干才的参与,其中包括才能卓越而引人注目的艾多奈拉姆·贾德森。此人在安多弗参加米尔斯的兄弟会,是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一八一二年派往加尔各答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在船上潜心阅读了有关浸礼问题的神学著作,准备会见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威廉·凯里。结果,贾德森和妻子皈依了浸礼会的教义。他辞去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信仰公理会教义)的传教工作,敦促成立浸礼会海外传教会,并成为该会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士。贾德森夫妇来到他们自始至终最热爱的传教地区——缅甸。他在那里研究缅甸语言并在那里开始他的事业,这个事业主要是以物质生活艰苦和学术成就卓越而著称,并非以其改变人们信仰的活动而闻名。英缅战争爆发后,贾德森虽由于身患疟疾,体质虚弱,仍被囚禁在缅甸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并有一年多时间带着五副重镣。贾德森的妻子和两个襁褓中的女儿都在迫害中死去,但他却继续留在缅甸传教,直到一八五○年去世。贾德森在缅甸工作了二十年——用缅甸语布道,把圣经全部译成缅甸文,编纂博学的语法,并几乎完成浩瀚的缅英词典。尽管他花了五年时间才使第一个缅甸人皈依,但他去世前已领导着一百六十三个缅甸传教士,而缅甸教会则已拥有七千名教徒。

  几乎在世界各地,劝导人们皈依宗教的工作都进展得很慢。一位传教士在非洲工作了十一年,才使一个人皈依基督。教会在印度西部的马拉蒂传教二十一年,死去的传教士数目超过了皈依教会的印度人。

  然而,仅仅宗教皈依并不足以衡量美国人在海外努力传教的意义。传教已成为神化美国民主和美国生活标准的一种手段。况且在整个十九世纪,海外传教活动实际上有助于使美国国内人民的生活蒙上一层真真实实的宗教色彩。教育在美国国内已成为一种世俗性质的宗教,而在海外则是传教的一种手段。美国的传教士把教育的福音带到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他们用美国人的钱建起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捐献这些钱的美国人形形色色,钱数也有多有少。例如,约翰·富兰克林·古奇尔是宾夕法尼亚一个卫理公会的教士。他娶了马里兰一位富家闺秀为妻,便协助建立巴尔的摩女子学院(后称古奇尔女子学院),后来又率领教育传教团到远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支助了印度当地的一百二十所小学,在朝鲜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还在中国和日本协助创立教会大学。到一九○四年时,他投入这些项目的资金已达二十五万美元。

  美国最杰出、最老练的教育传教士中有一位叫赛勒斯·哈姆林。他出身缅因州一个农民家庭,开始时跟银匠当学徒,后来自学神学,并进入鲍登学院。随后到班戈神学院就学三年,准备做一名传教士。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派他去土耳其办学。他于一八四○年在君士坦丁堡郊区的倍贝克开办了一所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达二十年之久。据哈姆林说,在传教士进行工作的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化中,“几乎一切都象一团乱麻”。因此,他认为,传教士的世俗目标和宗教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一切都迫切需要“解决”,而只有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才能办到。他带来全新生活方式的福音,目的不仅是使个人皈依基督,而且要把铁锹、铁犁介绍给“异教”徒,使他们学会使用汇票,学会“文明生活的整个组织方式”,以便加速“从异教过渡到文明:从彻头彻尾的、毫无指望的懒惰过渡到勤劳:从野蛮人过渡到基督徒。”哈姆林不顾其他传教士的讥笑嘲弄,坚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训练他的亚美尼亚学生制造铁皮炉子和“大量美国式捕鼠夹子”。一八四七年,一位亚美尼亚教授到土耳其来帮助政府建立一所采矿学校,他试图架起一条电报线。哈姆林就在他那神学校的工场里制造电报设施的零部件,还帮助安排了一次在苏丹面前进行的示范表演(线路的一头架在苏丹接见宾客的房间里,另一头架在王宫远处的一个角落)。兴高彩烈的苏丹大声说“赞美真主!赞美真主!”然后,为了表示感谢,他授给塞缪尔·莫尔斯一份皇家证书和一个镶满宝石的勋章。这是莫尔斯得到的第一块勋章。六年以后,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土耳其人架起了他们的第一条电报线,把他们的国家和世界连在一起。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哈姆林看到成堆的英国士兵军服上满是虱子,他就利用空啤酒桶制成了原始的洗衣机。这既为土耳其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又为士兵们提供了比较清洁的服装。

  哈姆林希望他的学生能够自食其力,因此开了一家面包房,很快就因烘制“新教面包”而生意兴隆。和哈姆林一起工作的传教士恐怕他的面包房“会使传教工作失去宗教意义而世俗化”,但哈姆林不顾他们的反对,第一次向土耳其人介绍了用好蛇麻子酵母制造的面包,并附带为市场确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因为他的面包实际上比法定的重量多一点儿。一八五六年,纽约官商、铁路大王克里斯托弗·莱因兰德·罗伯特访问君士坦丁堡。一天,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艘小船上飘来的香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罗伯特知道船上运的是哈姆林的“新教面包”后,便去访晤他,后来两人开始合作,终于创立了罗伯特学院。这所新的教会学校一八六三年在倍贝克开办,一八七一年,学生们迁进可以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壮丽景色的新校址。这所学院直到二十世纪后期仍然享有盛名。

  由哈姆林筹办并在初期由罗伯特提供资金的罗伯特学院,遵照哈姆林改造奥托曼帝国的预言性方针:“和平、时间、教育”的方针,为整个中东培养了领袖人才。当哈姆林回到美国要求富裕的美国人为该校捐款时,他收到很多每笔为一百美元或数目更少的小额捐款,却未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大笔赠款。他写道:“他们(富人)不喜欢解除负担。他们很富裕,但要他们慷慨解囊,就好象是抢劫他们一样。一个每年收入四万美元的人,由于习惯为生活花四万五千美元,又怎能指望他拿出钱来呢?他已经在生活费用中节约了五千美元啊。”

  美国人还在各大洲建立了其它各种传教机构——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医院、教堂。用当时委婉的说法来讲,许多施主“之所以闻名,并非由于他们为取得财富所做的工作,而是鉴于他们的财富分配方式。”南北战争之前,纽约一位商人为五十名去中国的传教士提供路费,然后又捐献一艘船运输一万八千卷基督教文献,以供他们分发。一位身为教友会教徒的企业家,死后为在利比里亚的一个圣公会传教团留下一万美元。一位前南部邦联的牧师因印刷主日学校的课本而发财,他捐献了十几万美元用于宗教活动,包括在墨西哥的科阿韦拉州建立一所女子学校。纽约巨富道奇家族捐钱在贝鲁特建立了美国大学。新伦敦一位银行家一八八九年捐了一大笔钱在日本京都的同治社大学建立了理科研究生部。这样做的人还有不少。

  一九一○年,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成立一百周年,当时的理事会主席塞缪尔·比林斯·卡彭本人就代表了美国新的传教精神。卡彭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贫苦家庭,最初他在一家地毯公司做勤杂工,年工资只有七十五美元。后来他终于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发了大财。他本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十分热心于教育,并努力把“经营企业”的方法引进教育和慈善事业。他把公理会的主日学校出版公司搞成一个赢利率很高的企业。他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任职(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三年)期间开办了手工课,帮助整顿了管理,提出了建筑计划,并成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校董会的主席。卡彭鼓吹:完善的企业管理方法和坚定的宗教信仰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者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都是“忠诚”——“有了这种良心,就可以做好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有了这种诚意就会去清扫地毯下和角落里的灰尘;也会在波士顿郊外十英里的地方铺低级地毯,其工作的认真象在贝肯街的住宅铺高级地毯一样;也会销售用于地窖里的油布,其工作的热诚象销售用于铺主楼地板的地毯一样。”卡彭认为,威胁美国文明的是物质主义。“到处有商业交易在进行,但是不信基督的商业交易却是一种祸害。那意味着武器买卖、奴隶贸易和销售朗姆酒。”他指出,美国出口一百多万加仑朗姆酒,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酒几乎全部出口到非洲。

  但是卡彭说,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是商业的敌人,它不可避免地会为商品带来主顾。“我们的传教士于一八二○年到达夏威夷时,那里的土著不过刚刚脱离原始状态。在传教士的教导下和在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下,他们的发展非常之快,以致二十年后,他们与美国的贸易就象我最近在波士顿商会研究的那些表格所表明的那样:进口额为二十二万七千美元;出口额为六万七千美元;与夏威夷群岛的总贸易额为二十九万四千美元。”他指出,土耳其的一个地区买了十台轧棉机,另一个地区买了一百台扬谷机。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无法说服他那个教区的居民——一位制造铁犁的富商支持海外传教活动。后来,这位富商访问了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同时也为铁犁开辟了市场。这位富商大赚其钱,于是决定为四个传教士提供经费。然而,铁犁的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传教士的工资与他所多赚的利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一九一○年,卡彭对美国海外传教士理事会说:

  企业界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世界向基督教开放后他们所能得到的好处。当一个异教徒转变为上帝的信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同时他就会要求相应地改变他的外部生活和周围的环境。他希望穿上基督教徒的服装,住上基督教徒式的房屋,用上基督教徒的犁和其它一切使基督教文明与异教徒的狭隘和低级的生活有所区别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了解到基督教的进展怎样促进了世界的贸易,他还了解到,随着基督福音的进一步传播,贸易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当然,有人攻击卡彭是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传教士却和他一起对如此有利可图的上帝大唱赞歌。卡彭认为,从长远观点看,基督教会是物质主义唯一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为唯有基督教能够保持物质繁荣的道德性。“发展对外贸易不是传教士的工作,他对推销现代化机器并不感觉兴趣,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帮助人和拯救人。但是,他使人们皈依基督教、教育人和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工作,也产生了其它效果,就象太阳出来浓雾就会消散一样不可避免。”卡彭回顾说,在一个世纪的传教活动中,美国人为此献出了四千多万美元,而仅在前一年内,在外国皈依的当地基督教徒就捐了相当于三百万美元的资金。

  随着美国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医学方面的进步,传教活动越来越多地采取了医院和医疗传教机构的形式。这一新的工作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从卫理公会传教士玛丽,里德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缅甸外科医生”戈登·西格雷夫博士。玛丽·里德一八八四年在印度染上麻风病,但她活了下来,并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办了一座麻风病院。西格雷夫医生出生于美国一个浸礼会传教士家庭。他开办了一所“山地医院”,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部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到了本世纪初,约翰·洛克菲勒成为美国海外传教活动中捐款最多的捐助人。这位虔诚的浸札会教徒拿出大笔资金支助浸礼会的传教活动,但是在一九○五年以前,他一直没有帮助过其它教派。一九○五年初,公理会理事会秘书致信洛克菲勒,请求他捐助十六万美元,支持他们的传教活动。洛克菲勒捐了十万美元。他按照惯例,决不公开宣布自己的捐款。但一九○五年三月,《公理会教友》杂志报道了这件事,跟着就有三十名教会人员,多数是牧师,在波士顿集会,联名签署了一份正式抗议书,要求将这笔钱退还。他们说,“由于近来不断有人对洛克菲勒提出有力的控告,指其运用在道德上不义及有害社会的手段聚敛财富”,接受他的捐款就会使理事会受到“置道德问题于不顾的指责”。公理会的牧师们竞相斥责洛克菲勒,言辞最激烈的莫过于公理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华盛顿·格拉登博士。三月二十六日,他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大肆攻击洛克菲勒:“向我们教会理事会提供的这笔钱,来自一个庞大的财团,而这个财团又是以当代商业史上最残酷的掠夺为基础的。它的成功从开头至今日主要是来自非法操纵铁路票价。”他指洛克菲勒的捐款为“肮脏的钱”,这个词后来值被人们沿用。

  整个美国突然间充满了卫道士。愤世嫉俗的人认为,洛克菲勒这笔捐款的不妥处是在数额太小,而不在其来源。赞成洛克菲勒的人说,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了些错事就贬低他的善行,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况且按照格拉登博士及其同事们所大声宣扬的美国信条,在尚未证明一个人有罪之前,应承认他是无辜的,而洛克菲勒还没被任何法庭判定有罪。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罗伯特·拉福莱特这些有影响的人都加入了格拉登的攻击。拉福莱特在对肖托夸地方的听众演讲时痛斥道:“洛克菲勒用两只手捐钱,却用许多只手抢劫。他即使活一千岁也无法赎回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当代最大的罪犯。”更能说明这种冠冤堂皇的教会道德的就是公理会理事会本身的行动。理事会发现自己请求洛克菲勒捐钱的行动不得人心后,开始一言不发,后来那位实际上劝说洛克菲勒捐钱的秘书詹姆斯·巴顿牧师想逃避责任,就对《纽约时报》说,洛克菲勒这笔钱是“自发、主动地捐献的”。当洛克菲勒的代表弗雷德里克·盖茨牧师威胁要向美联社公布所有来往信件时,巴顿牧师才只得讲出实情,并向公理会理事会取得一份声明,承认这笔钱实际上是他们请求捐献的。在这种竞相虚伪的迷雾下,格拉登博士也改变了立场,理事会最终感激地接受了洛克菲勒的捐款。

  六月二十八日,洛克菲勒向耶鲁大学捐款一百万美元,两天后他又向普通教育委员会捐款一千万美元。当这项宣布发表时,三个月前还称洛克菲勒的十万美元为”肮脏的钱”的一片抗议声突然戏剧性地消失了。《纽约太阳报》说,“一千万美元使它的臭味自动消失。”

六十、乐善好施的外交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美国的外交都是令人不快的、笨拙的,而且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美国政治家在外交政策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因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而变得复杂无比。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国内众多种族和民族集团的手中都拥有某种否决权。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各种人的好恶,曾使美国在有违本身意愿的情况下卷入世界的各种问题之中。

  然而,尽管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人口分布因素曾使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但美国的地理位置却又使它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美国本土处于两个大洋之间,邻国或弱或持友好态度,所以美国没有遭受外国侵略的危险。因而,美国的国际外交表现为一种参与和超脱相结合的奇特产物,这是与任何其它大国迥然不同的。

  如果说美国人不善于办理外交的话,他们却对各国合作充满了乐观的看法和乐善好施的愿望。几乎其他所有民族部有一部分人在美国。美国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除某些明显的例外,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表现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白种人的负担”的最坏特征。美国从未拥有海外帝国,因此美国支持外国建立自治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是殖民时期美国人那种天真幼稚想法的继续。如果威尔逊总统更熟悉现实世界,也就是劳合·乔治、克里门梭和奥兰多生长的现实世界,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也许就会签订一个能够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条约,而不是去创建一个国际联盟了。从长远观点看,美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从购买路易斯安那到建立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往往是美国人天真气质和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世界其它地区的副产品。

  二十世纪中叶,飞机把美国这个两洋环抱之国同世界联成一体。这时,美国已形成了一种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新型美国外交方式。这种美国外交方式也象美国其它政治体制一样,显然是美国具体环境的产物,它不仅植根于那种有助于立国并继续鼓舞大量美国人的传教传统,而且也植根于把美国疆土从一个大洋扩展到另一个大洋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起的某些特殊作用。十九世纪时,许多美国人希望政府是一个服务性机构。产生这种美国式观点的根源是北美的富足:这里有如此之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又有如此之多的处女地由于政府的赠与而变为公共财产,每个人都认为他有权得到自己的一份,而且政府既有权赠与就有义务使其有用及具有生产力。十九世纪时,移民、想分地定居的人、农场主、牧场主、修建运河和铁路的人的期望,到二十世纪时就成为卡车运输业者、公路修建者、航空公司创办者这类人的期望。萧条和危机使美国人的信念很容易就从认为政府必须提供有利可图的土地,发展到认为政府有义务将整个经济搞活并使其繁荣。

  如果说,美国已经创建了一种基于金钱的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不能产生一种基于金钱的外交呢?在外交事务中,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新方针也是新世界神话般的财富和人所共知的乐观主义的产物。

  “对外援助”表达了一种信念,即认为美国政府在国外也是一个服务性机构,它能使外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这种观点尽管在外交界十分罕见,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它来源于传教士的那种希望,即希望美国的生活标准能够(用传教士领袖卡彭的话来说)“使异教徒的世界变为基督教的世界”。到本世纪中,一种新的传教精神开始主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海外支出预算,“对外援助”(foreign aid)一词带着新的特殊意义,于四十年代后期进入美国的词汇,它很快就被人们简称为“外援”,而且很快就在美国语言词典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美国人倾向于把这一卓越的新行动视为单纯的“外交政策”事项,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在方针方面的创新有多么巨大,在精神方面与传统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从古代起,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受到某些大家都熟悉的习尚和惯例的支配,如战争、结盟、邦联、条约和秘密协议等。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进出口贸易,受到关税、赠金、信贷和贷款的影响与控制。当一个强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时,那强国就要敲诈勒索或要求弱国进贡(包括金钱、物品或特权)。当然,偶而也会出现国与国间的善举:为了救济灾民,治疗瘟疫,减轻火灾、地震、火山爆发或其它灾害所引起的苦难,一国人民向另一国人民赠送钱粮、药品或衣物。一八六四年,日内瓦公约规定亨利·迪南的红十字会协会在战时享有国际豁免权,因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慈善性的馈赠只是偶然的,数量也不大,它们在国际政治和世界贸易中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

  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一个个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使这种关系和范畴变得混乱起来。殖民主义使相距甚远的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带有某些国内关系的特征。法律取代了条约,“国际”贸易变成了帝国内部的贸易。十九世纪英国政府用于印度的资金,确切地说,既非进口,也非出口,更不是慈善行为,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帝国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前途与福祉,都与工业进步、开发、发展和慈善行为的强大力量交织在一起。对外援助(即由政府拨款以解除外国人民的困苦、救济灾荒、增进他们的福利)在十九世纪时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把资金用于这一目的,是不符合宪法的。有许多次国会遇到要求这种拨款的压力时,反对意见总是占上风,认为宪法禁止这种支出。例如一八四七年,有人就拨款救济爱尔兰饥民一事向国会施加压力。前已提及,一八四五年及以后几年的马铃薯饥馑使爱尔兰饥鸿遍野,饿殍满道。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爱尔兰后裔,阅读了目击者描写这一场使百万爱尔兰男女老少丧生的大饥荒的文章后,恻隐之心油然而起。这场灾难使美国全国为之震惊,掀起了第一次在全美范围内对海外援助的慈善运动。国会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请愿书,要求联邦政府拨款救济爱尔兰饥民,国会议员中很少有人需要别人提醒此事所包含的巨大政治风险,因为它涉及人数日益增多的爱尔兰裔的选票问题。

  此时,美国由民主党的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执政,正在进行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战争。辉格党反战派主要人物之一的霍勒斯·格里利尖刻地指出,美国政府有权派兵屠杀墨西哥儿童,却无权救济灾民。但是,即使他本人也不肯在一份请求国会为这种“违反宪法”的目的拨款的请愿书上签名。亲民主党的华盛顿《联合日报》赞同他的观点说:“我们同情她(爱尔兰)那些伟大的、受难的人民,但我们不应因此而违背我们的宪法。”有一位国会议员是这样解释他的顾虑的:这里所建议的拨款实际上是“为了向那些贪婪的党棍提供食粮,而不是向爱尔兰饥民提供面包。”波尔克总统本人则向他的内阁宣布,即使国会通过这一拨款,他也会予以否决,因为宪法不允许把公款用于慈善活动。他补充说,当然,他本人对于爱尔兰人的痛苦不乏同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个人将向救济基金捐款五十美元。

  一八九一年,俄国发生饥荒,国会再次受到提供援助的压力。而以宪法为理由(以及其它理由)的反对意见再次占了上风,甚至要求拨款十万美元把捐赠的粮食由海路运到俄国的提案也未获通过。在有关援助俄国的辩论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康斯坦丁·基尔戈回忆说,几年前得克萨斯州遭受严重旱灾时,他呼吁国会拨款一万美元购买种子,总统却以缺乏宪法权力为理由而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时,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这一“放纵慈善感情”的措施,克利夫兰解释说,原因是他“无法在宪法中找到进行这一拨款的授权”。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回忆说,一八九○年夏,内布拉斯加州遭受旱灾,人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也同样因“不符合宪法”而遭到拒绝。相信这些先例都被援引来反对向俄国人提供国会拨款的慈善行动。

  十九世纪期间,在禁止提供政府援助的总趋势中,却也有少数例外,但这种例外情况很罕见,牵涉的款额也很少,而且每一次都能举出独特的政治压力来作解释。一八一二年三月委内瑞拉发生地震,当时正值拉丁美洲革命得到美国人民广泛同情之时,在国会议员约翰·卡尔洪的强烈敦促下,国会终为救济灾民拨了五万美元。一八八○年,爱尔兰又发生饥荒,国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虽然没有拨款,但授权海军部长使用海军舰只把自愿捐赠的救济品运往爱尔兰。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及以后的岁月中,凡是就对外慈善援助的要求进行辩论时,人们总是认为委内瑞拉的事例并不适用,而爱尔兰的事例,则被普遍视作是为了争取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票而对宪法进行的令人遗憾的滥用。

  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对处于危难中的外国人民的援助一般都采取由公民私人及其组织自愿赠与的形式。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甚至这种作用是否合法也受到广泛的怀疑。美国人对外国灾民提供的慈善捐赠数额很难计算,因为募集这些财物的组织很多,运送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仅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到一八四七年七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单是给爱尔兰人的私人捐款大概就有一百万美元。仅一八九二年一艘船载运给俄国饥民的谷物、玉米和面粉就达二十万美元。由于美国人的祖籍遍及全球,因此几乎没有一笔捐款不受到美国国内某一民族集团的反对。英裔美国人说,援助爱尔兰人实际上是对英国人的一种侮辱;许多美籍犹太人对俄国人集体屠杀犹太人感到惊骇,因此把一八九○年对俄国人的捐赠看作是对反犹主义的一种认可。然而到二十世纪初,全世界各国处于危难中的人民都得到数量可观的美国私人捐赠。衣物运往希腊,面包运往爱尔兰,资金送到兰开夏郡贫苦纺织工人手中,衣物和救济品送给逃离土耳其人压迫的克里特难民,粮食和衣服送给亚美尼亚人和近东其他民族,小麦运往加尔各答和孟买,粮食运往古巴和中国。美国人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乐善好施的角色。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然竭力把慈善事业和政府的政策分开。一九一四年,德国人占领比利时后,美国给比利时的援助都是由私人捐赠的。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是比利时救济署的赫伯特·胡佛。一位德国官员疑惑不解地问他:“你们美国人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胡佛反驳说:“你们德国人绝对不可能理解,有些人是出于纯粹博爱、无私的动机来办事的。所以我根本不屑于向你们解释这个问题。”

  一九二一年,俄国在战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束后发生饥荒,而不久之前,美国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却曾大肆逮捕及驱逐共产党员和嫌疑共产党员,美国当时采取的行动进一步表明将慈善事业与政府政策分开的做法。赫伯特·胡佛再次出马领导救济工作。这次国会一反遵守宪法的传统,拨出价值四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药品,送给红十字会救济俄国。但是,总数达八千万美元救济中的大部分还是来自私人捐赠。一九二二年,胡佛发挥其组织能力,将药品、食物和衣服运至一万八千个救济站,分发给一千零五十万赤贫的俄国人。胡佛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例如说服俄国人改变饮食习惯,以便食用玉米等他们不熟悉的美国粮食。他完成了当时史无前例的、最广大的美国慈善工作。当时流亡国外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一九二二年写信给胡佛说:“在人类极需仁爱与怜悯之时,美国人民的慷慨解囊复苏了人与人之间的博爱的理想。”在莫斯科的一次官方宴会上,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千百万得救人民的名义”,向胡佛赠送致谢卷轴。当时美国尚未承认苏联政府。

  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与在海外进行私人救济的那种非政治性慷慨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著名论战,支配了美国就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的辩论达十几年之久。战后,盟国及议和后新建国家欠美国的战争贷款和救济贷款总共超过一百亿美元。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领导的两届美国政府坚持把这些债务作为严格的金钱交易。柯立芝总统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简练口头语:“他们欠了钱,对不对?”这句话概括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不愿取消或减少盟国债务的态度主宰了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防碍了更现实地处理德国赔款问题,因为盟国就是指望用德国人的赔款来偿还欠美国的债务。在国内,这个问题迷惑了美国的政治,加剧了战后美国人退出欧洲和世界的愿望。这场论战表明,当时美国人的思想离对外援助的时代还很远。

  正是孤立主义者敦促美国在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开始对美国人的对外慈善事业进行法律监督。许多美国人害怕向西班牙等内战中的国家提供大规模赈济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在这些人施加的压力下,国务院开始对海外救济工作实行官方监督。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领导的参议院军需品调查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大肆渲染的听证会,似乎要表明,美国完全是受了贪婪的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的诱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跟着,出现了一系列“中立的”行动,旨在限制美国的贷款,监督美国的捐款,以防止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联邦政府已有监督和审查美国对交战国各种形式的援助的法定责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通过的《中立法》只允许以“现购自运”的方式输出武器和军需品。甚至在迟至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通过《租借法案》时,美国人仍试图保持其一贯的区别对待的做法,即将公民出于慈善或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进行的自愿捐赠与政府在国际金融和外交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分开。美国对外援助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它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慈善、财政、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动机交织在一起,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对外援助也偶然会把和平时期的技术、态度和制度与战时的技术、态度和制度混在一起,这促使美国对外关系中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国人民既不处于战争中也不处于和平状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行动在一九四五年就结束了,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美国尚未批准与日本或德国的最后和约。同时,杜鲁门总统在两党的共同支持下,创立了一种新的外交,它或许是第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与遥远国家打交道的模式。它之所以具有美国特色,是由于它并非一种新的外交哲学的产物,而是一系列为眼前需要而精心安排的计划。它第一次企图把美国人的才智,事业心、技术知识和财富用于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一九四三年,战争尚未结束,就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来帮助刚得到解放的人民。虽然有四十四个国家加入救济总署,但美国却支付其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二。美国政府通过救济总署提供了二十七亿美元。但是由于美国正走向新的乐善好施的外交时代,即使这个数额也很快就变得极其渺小了。

  杜鲁门总统从来没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样对于与苏俄长期合作抱乐观的态度。一九四七年初春,他开始相信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马上表明美国制止苏联统治世界的决心。一个又一个的迹象暴露出,斯大林决心利用盟国的胜利来包围和颠覆那些尚未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苏联要求土耳其割让领土,让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新的俄国海军基地,以图进一步在土耳其建立共产党政权,尤能说明这一意图,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的话概括了美国的下一步对策,他了解俄国和俄国人的程度,是他之前的外交官所难以比拟的。他强调,美国和自由世界的生存有赖于“长期而有耐心地,但坚定并警惕地禁制俄国人的扩张倾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美国对世界的意向发表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声明。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起点的杜鲁门主义,将与一个多世纪以前门罗总统的声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尔逊总统的讲话齐名并列,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杜鲁门主义是把两者的目标合为一体的。门罗主义是指美国不能容忍外国干涉新世界各国的内政,现在已将它扩展至全世界;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财富被拿出来保证世界民主制度的安全。杜鲁门总统宣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一小撮武装分子的征服或外来力量的压制……我们的帮助基本上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来进行,那是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运作所不可或缺的。”他要求拨款四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使它们有力量抵抗共产党的接管。他的要求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六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要求欧洲各国政府制订它们的重建计划,并向美国提出它们所需要的援助数额。七月,欧洲非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并于九月提出了一份关于欧洲夏兴的长期计划,要求美国提供二百二十四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第二年春天,美国国会为这一新援助计划的头十二个月拨款五十三亿美元。为支出如此庞大的“和平时期”计划提供这样广泛的支持,是历史上罕见的。这项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方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当时共和党的领袖是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以及各农业集团、工会和全国厂商协会的支持。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三年里,供马歇尔计划支配的美国资金共有二百二十亿美元。人们普遍认为,西欧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兴和西欧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应该归功于这个计划。数字表明,到一九五○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对外援助在欧洲取得的成功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任何其它地区,如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同样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个专门用于非欧洲国家的补充计划。后来,这个计划被人们称为“第四点计划”,因为那是他的和平与自由计划中的第四点,亦即“主要行动方针”:

  为了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先进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必须着手拟定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惨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识和技术……。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过上相当富裕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古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因此,杜鲁门总统请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科学和管理知识”,并提供“产品和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财政援助”。他最后说:“对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我们给了他们通过民主生活方式达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这种前途的意义,这是至为重要的。”

  一九四八年初,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传来苏联爆炸一颗原子弹的消息,这些情况促使美国国会行动起来。“第四点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将援助行动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坏的西欧盟国以外的国家。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复兴”和“救济”的范畴,要在世界范围内为那些最穷国家的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为了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外援(确切数字没有公布)是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向盟国和未来的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这种对外援助的新颖之处则是进一步努力,与世界边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国的技术知识、美国的教育、美国的资源和美元,从而拯救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与美国以前的政策大相径庭:从战债心态一跃而为外援心态,从银行家的语言一跃而为传教士、慈善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谈论的是赔款和“老老实实的债务国”,是利率和各国还债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谈论的却是生活水平,他们把不同国家的卫生情况、繁荣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较,研究个人自由的机会和各国政治制度的正确程度。马歇尔计划表明,美国官方对新旧世界之间关系的想法和感情发生了突然而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吸引他们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复兴和繁荣,而且体现在呼吁各受援国采取主动,进行合作和规划。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于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集中于整个欧洲。

  由于马歇尔计划是为战时的盟国制订的,因此它仍然带有某种战争救济的性质。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帮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重整家园,但是对外援助这一巨大的新事业有一种势头,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这些庞大的新事业一样,也有一种由质量和速变混合而成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当美国的援助计划从战争救济转向那些语言、宗教、习惯和历史都是美国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国,并进而扩展到那些不仅以前不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还是遥远和不熟悉的国家时,美国终于在无边无际的希望之海中启程了。

  除了传教,美国以前从未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对外援助计划。不论传教活动在精神上与此多么相似,规模却要小得多。不论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是按照第四点计划或其它计划,对外援助都表明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财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具有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倾向于热爱和平并对美国友好。另一个不言而喻、有补充作用的假设是,贫穷、困苦、工业落后会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变得不那么热爱和平,不那么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更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连串的推理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些大胆的归纳,然而却井非总是直言不讳的。但不论是否明白讲出来,它都是来自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准宗教信仰,并表现出美国人对“应该如此”与“已经如此”这两种概念是一贯混淆不清的。

  二十世纪对外政策方面所出现的某些比较明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使美国人踌躇不前的。俄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为它的人民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对美国友好起来。俄国的工业化既不是民主的产物,也没有在俄国产生更多的民主。俄国的强大并没有使它变得热爱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俄国人提供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后的冷战时期,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美国。苏联越强大就越好战,在它炮制和支持的许多亚洲小型战争中,它找到了盟国,这些国家也曾是大笔美援的受惠国。

  战后时期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表明,美国人本以为外援必然会宣传民主或促进和平,但实际上纯属空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接受了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战争物资),但是中国大陆却成了共产党入的天下,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蒋介石则一点儿也不民主。朝鲜多年来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离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亚洲另一个大量接受美援的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对外援助计划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四百七十亿美元,东亚二百七十六亿美元,近东和南亚二百五十四亿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亿美元,非洲三十六亿美元。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款额用于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而在经济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额不是以贷款形式,而是以纯粹的赠与形式提供的。

  随着对外援助计划的扩大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年度预算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它给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和平与战争的古老分界带来了新的混乱。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了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六十一、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的一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项目都带有人们熟知的某种传教特色。这些庞大的事业甚至使对外援助的开支也相形见继。除用于军事冒险外,整个国家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如此耗费巨大的壮举还是首次。结果是产生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两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质:使原子裂变并产生自持核链式反应。二是成功地到达了不可达到的地方:征服星际空间和登上月球。这两个胜利都表明美国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两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为典型地象征着一个热爱民主的人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因为,说来奇怪,整个国家的成功却会使个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感到自己软弱无能。

  美国人的这两项壮举表现出某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国外的压力引起的,并且由于这种压力而提高了进行的速度。一是战争期间害怕纳粹德国先获得成功,一是“和平”时期害怕落后于苏俄。促成这两项壮举的是移民的智慧、想象力和精力:一种是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的难民;另一种是因纳粹倒台而流亡的难民,两项壮举追求的目标都很明确,尽管这些目标以前从未实现过。同时,两者都根据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时间表进行。为了达到目的,这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美国民主的这两大胜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点:一个是在战争期间进行,另一是在“和平时期”进行。一个是在如此广泛、雇员如此众多的庞大事业中保密最好的项目;另一个是人类历史上宣传最广泛、目击者最多的事业。

  不论这两项事业有多少明显的区别(探索原子内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和探索外层空间不可思议的广阔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强了人的趋势感,使他进一步感觉到那种无上权威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与此类似的先例。在美国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与此相比较的或许要算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了。南北战争前,政论家们就把这条铁路说成是“一件使全国人民欢欣若狂的艺术品,如同音乐、雕塑、绘画在其各自鼎盛时期达到的效果一样。”亨利·戴维·梭罗在《湖滨散记》(一八五四年)一书中警告人们:“我们并没有驾驭铁路,而是铁路驾驭了我们。”

  尽管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本身只是在长度上不同凡响,但许多人对它所感到的敬畏和惊恐却不下于四分之三世纪后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即将接轨从而使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连成一体时,新英格兰的铁路大王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指出(本书开篇卷首就引用过他的话):“从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到一八二九年,国内交通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的变化。”现在却“突然释放出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发挥着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力:并把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骤然抛到我们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旧事物已在废弃;种族反感尚未消除,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盛衰沉浮,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他认为,铁路很可能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巨大、意义最深远的火车头,这种变革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或祸患。”当时,铁路大王对北美大陆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奇绩。直到一八九一年,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才开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达铁路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就象二十世纪美国科技取得的最惊人成就一样,都是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达到一定目标的。

  二十世纪前进行的各种最伟大的合作探索,其目标多少都有些模糊不清,如十五、十六、十七世纪发现美洲,十八世纪在大洋洲探险,十九世纪对尼罗河的考察和二十世纪对北极和南极的考察。从所有这些比较早的探索事业的性质来看,它们追求的目标能否实现一向没有把握,更不用说何年何月能够实现了。而美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现,他们国家的探索事业规模越大、越集中、意义越深远,这些事业的目标就越明确,日程表也规定得越严格。

  这种为建立帝国——原子帝国和外层空间帝国——进行的新竞赛,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前所未有的特征。当微观世界(原子人们看不见的内部)和宏观世界(宇宙——人们看不见的外界)都成为日程表上探索的目标时,所冒风险是难以想象的,失败是难以估量的,而一旦获得成功,则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为了建立这些新帝国,也象以前为了建立那些老帝国一样,出现了疯狂竞争的景象。但是在以往对土地和领土的争夺中,一国有所得,另一国就必然有所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三年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处划了一道分界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分配新发现的土地),是老殖民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是对地盘、对所要占领和开发的土地,对所要统治的人和领土的争夺。当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向航海探险家敞开大门时,遥远的地域和民族成了神话、民间传说和乐观宣传的主题。当时旧世界知道有美洲这片土地的人并不多。

  但是,二十世纪供人类探索的新天地却无处不在。一切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入太空。一个国家跨进那个新天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不能跨进去。与到处都有社会群体这一现象相呼应,现在到处都可以成为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为了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因逃避希特勒统治而流亡英国的伟大德国核科学家进行军事方面的研究。由于不能从事雷达研究等“实际”工作,他们便有足够时间思考制造原子弹是否可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证明正是现代技术中最富爆炸性的实际问题。

  就原子弹的概念而言,曾经存在着不可能攀登的高峰。“分裂”原子从同意上讲当然是自相矛盾的〔英文原子(atom)一词来自希腊文atomos,意为“不再可分的东西”〕。这些不可分的单位曾经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十九世纪产生了原子理论后,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元素”确实是不能再分解的,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公分母,一种元素的原子永远不可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一九三八年末,柏林市威廉大帝研究所的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当他们用中子轰击重元素铀时,获得了一定分量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较轻的元素钡。这种十分明显地把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过程,第一次公开暗示了“不可分”的原子毕竟可能是并非不可分的;因而完全可以设想,一种元素的原子可“分裂”成为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哈恩的合作者,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及其外甥奥托·弗里希因为是犹太人而被驱赶出祖国,当时正在瑞典避难,他们大胆地接受了原子可分这个新的可能性,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裂变”(来自拉丁语findere,意为“分裂”),类似细菌藉分裂来繁殖的生物过程。

  当然,多少世纪以来,炼金术士和骗徒一直梦想“点石成金”,把铅、铁之类的“贱”金属变质为金子或银子。现在他们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但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在二十世纪,人们对能量的兴趣已远远超过对物质和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的兴趣。如果真的可以完成裂变,那么按照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就会释放出极大的能量。即使一个原子的质量很小,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是以“Cz”(光速的平方)乘出来的一个得数,这是一个增加一亿电子伏的巨大倍数。

  大约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在柏林进行研究的同时,巴黎的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和意大利人恩里科·费米、匈牙利人利奥·西拉德(两人皆因逃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而逃亡美国)都发现,铀的裂变会释放更多的中子。那么结论已很清楚:如果让这些中子分裂更多的铀,就可能释放更多更多的中子来分裂更多的铀,产生一种“链式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裂变部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可以成为工业上的一种新能源,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爆炸物。

  科学界,特别是理论科学界并无国界之分。希特勒和几百万德国纳粹分子把那些才华超群的物理学家驱赶出德国和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认为他们“种族不纯”,但却充实了世界其它地区的科学界。正是这些男女科学家在构想和设计原子弹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开始横扫欧洲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由于有了这些忠于盟国的流亡物理学家而大大加强了。

  那年的八月十一日,罗斯福总统收到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爱因斯坦一九三三年来到美国,一九三四年纳粹剥夺了他的德国公民资格,他很快就加入了美国籍。)爱因斯坦在信中告知罗斯福总统,“元素铀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量来源,”因此需要“提高警惕,如果必要,还需要政府方面采取迅速的行动。”爱因斯坦预见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他提醒罗斯福总统说,美国铀矿石的储量很少,世界上最大的铀矿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属刚果,而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已在德国人手里。因此,他极力主张政府尽力取得铀并储存起来,支助研究和实验工作,并严密注意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方面的一切动向。罗斯福总统收到爱因斯坦的信后,成立了一个关于铀问题的委员会。十一月一日,他批准了一项拨款六千美元的一年研究合同。同时,在几所大学里,欧洲流亡物理学家正与美国物理学家一起深入研究裂变问题。

  此时,实验物理学已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很活跃的学科。尽管美国人在物理学理论研究方面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在设计检验理论的设备方面却是相当出色的。一九三一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已制成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它大大便利了对原子的研究和对放射现象的试验;同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范德格拉夫也设计出了产生亚原子粒子射束的高压静电发生器。美国的实验设备丝毫不亚于任何国家。

  政府对原子研究的大规模支助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开始,但是此后的行动就非常迅速了。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新成立的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瑟·康普顿已经全面调查了最近的研究对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对他的物理学家同事们宣布了一个预定的时间表:(1)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以前确定产生链式反应是否可能;(2)一九四三年一月以前完成第一次链式反应;(3)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前制造出一颗原子弹。这一宏大计划的另一个名称是“研究与发展”,它需要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的全国性巨额投资。

  从开始行动那天起,每个阶段的问题就不再是能否做到,而是何时做到了。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尚无把握的东西并没有冲淡对于原子弹定能制成的信念。但是战争的压力使得这项工作十分紧迫,需要采取一种代价十分巨大的工作方式。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科学家们仍然无法肯定,在想象中的五种能产生裂变物质的方法中,究竟哪一种最为有效。在一般情况下,就会逐一试验每一种方法,从看来希望最大的方法开始,直到找到最佳方法为止。但康普顿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德国人目前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他们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大力实行他们的计划,而我们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作同样的努力。”甚至只是几个月的耽搁也可能使德国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科学家规划委员会决心齐头并进,同时着手对五种方法进行试验,即使这意味着要为每一种试验修建一座耗资巨大的工厂,而且从长远来讲,预计这些工厂中只有一座是必要的,也在所不计。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规划委员会已经可以将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他们建议修建的四个工厂需要约四亿美元的资金。

  这些工厂的规划与修建,以及政府对整个原子弹工程的管理都是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负责的,他曾任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负责监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国防部五角大楼。格罗夫斯是一位随军牧师的儿子,是在军营中长大的。他进西点军校前,曾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读一年半。一九一八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第四。他对物理和原子并没有特殊的了解,但是作为陆军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他要对每月支出的约六亿美元负责,而且还以能够迅速完成任务而闻名。

  在制订原始计划(以及作出花费数以亿计美元的决定)时,试验尚未表明究竟是否会出现核链式反应。以前的实验只表明,铀原子以分裂为其它元素的原子,但并没有表明铀原子裂变后释放出来的中子可以被控制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再释放更多的中子,以至不停地循环下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子不可避免地丧失了,那么原子的裂变不论对物理学家来说是多么有趣,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如果可以产生自持的链式反应,那就是发现了一个无可限量的新的能量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临时从墙球球场改建的秘密实验室里。恩里科·费米进行了第一次核裂变,证明反应确是可以自持的。规划者们决定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的中心,而不是在边远乡村的实验室进行这一危险的试验,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计算(以及费米所作的能够防止反应失控和爆炸的预言)充满信心。

  但是在费米提出他的决定性证据之前,政府业已投入大笔贫金,并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和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修建了新的城市。这些秘密的“荒野之城”就是二十世纪的“山巅之城”:在这些城市里进行的生产和试验对人类充满了威胁,又充满了希望。历史上这项意义最深远、耗资最巨大的技术性工作是为了完成人类对其能触及的范围之内最小物质的控制。

  这项计划基本上是按预定的时间表进行的。为制造原子弹提供可用的原材料所需采取的所有各种措施,全都齐头并进,而且与此同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已开始对原子弹本身进行设计。生产足够的可裂变物质是一项巨大的工业任务。尽管总的来说,各种判断、猜测和预言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但是风险最大的预言莫过于制造出一颗原子弹的可能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也就是康普顿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所指定的时间的六个月之内,第一个原子装置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爆炸了。《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从二十英里外的观察站目睹了这次爆炸,他写道:“就象一部宏大的元素交响曲壮丽的最后乐章,既迷人,又恐怖,既令入激奋,又令人压抑,险恶,毁灭,既充满巨大的希望,又充满灾难性的凶兆……在那一瞬间,永恒降临了,时间停止了,空间变得微乎其微,天崩地裂,人们似乎目睹了世界的诞生——见到那创造夭地的一刻,当时上帝说:‘出现光亮吧!’”仅仅三个星期后,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方圆四英里的市中心区夷为平地,伤亡超过十六万人。三天后,美国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次日(八月十日),日本人投降,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竞争对象德国人,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投降了。

  原子可以再分的新世界既带来了新的灾难,也带来了新的知识层面。美国制造并由美国人首先使用的原子弹的摧毁力,使美国对人类社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但是许多美国人却害怕,在笼罩广岛的蘑菇云中,他们召来了第五种灾难。难道除了《启示录》中的瘟疫、战争、饥馑和死亡外,现在科学也变成了灾难吗?整个世界将要灭亡的感觉超过了对新力量巨大威力的茫然心态。美国人能够制造原子弹,这意味着别人也能制造。铀弹是毁灭性的,那么氢弹或将来其它什么弹的威力必将更大。

  以前的任何发展,甚至历次大移民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美国人感到如此严重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四十年代末,陷入第五种灾难的恐怖也把那些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带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成立厂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后来扩大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试图把人类从他们成功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在美国,他们促成了由文职人员控制原子能,并且组织了一个国际管制原子能的运动。

  奇怪的是,这些证明美国人无所不能的新手段和新论据,却使美国人对前途产生一种无能为力之感。命运、天意和定数已被一种日益增强的趋势感所取代,或者至少说是被趋势所压倒。人们越来越相信,事态将不可避免地沿着它已经走上的道路走下去。“趋势”一词从多方面说明了这种新的感觉。与上帝的意志、自然规律、进展或命运不同,它是中性的。它表示对这种力量的承认,表示面临这种力量时人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表示对这种力量是善或恶无从把握。在现代史中,人类可能从未对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产品所具有的威胁力如此感到恐惧、疑虑和不知所措。人类对事物发展的方向仍然很清楚,也许甚至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但是他们对改变这个方向的自由感,对判断方向的权力和义务感却已萎缩了。

  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未来的浪潮》(一九四○年)一书得到了广泛的宣扬,该书的主题就是暗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未来的浪潮正在涌来,势不可当。”未来是由人们可以预见、但却无法予以左右或扭转的力量所控制的。当美国人丧失了奇迹感,看到组织起来的人的力量越来越无法驾驭,而又突然面对庞大技术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爆炸力后,这种观点就开始形成了。

  原子武器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艾伯特·爱因斯坦、利奥·西拉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就曾敦促罗斯福总统加紧制造原子弹,当时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害怕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制造这种炸弹了。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有些物理学家(据与这些人有私人交往的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后来回忆)就“希望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碍能够证明制造原子武器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这种希望中寻找慰籍。”但是到一九四三年为这项工程聘用大批科学家时,这种武器不可能制造之说看来已不能成立了。于是,“人们反而说,如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担心他们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恶果。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人部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项使基础知识和科学艺术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项工作如果成功,一定会载入史册。这种兴奋感、献身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终于占了上风。”或者象参加这项工作的另一位科学家所回忆的那样,“我之所以为制造原子弹工作,是因为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干这项工作。”

  到一九四五年暮春,某些物理学泰斗已经深信,他们有组织的努力业已大功告成,一颗能用的原子弹即将问世。其中一些人,包括几位六年前最热衷于倡导这一项目的人都被吓住了。面对自己工作的成果,最初倡导和推动制造原子弹的人中,有一些现在竭尽全力想防止它实际用于战争之中。才华超群的利奥·西拉德拟写了备忘录和多份请愿书,在自己的同事中散发。他还不顾一切地试图把自己的不安直接传给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后来又试图传给杜鲁门总统。例如(就象某些物理学家最初预想的那样),他建议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使用原子弹,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它的威力,爆炸显示出来的巨大摧毁力一定会使敌人折服及投降。有一次,他甚至提议,为避免战后与俄国的核武器进行竞赛,美国根本不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应该极力使俄国人相信,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西拉德这些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建议,只使他获得了反复无常的名声。他提出的建议越多,就越没有说服力。当西拉德和另外两位原子科学家呼吁詹姆斯·贝尔纳斯(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顾问,后任国务卿),敦促约束使用原子弹时,贝尔纳斯却认为原子弹可以使俄国人感到美国的威力,他担心的只是怎样向国会证明已经用于原子弹的二十亿美元是合理的。

  詹姆斯·弗兰克是最著名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参加这项工程时是有明确前提的,即如果美国首先制成原子弹,他能有机会就其使用问题向美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他的看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弗兰克向总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上签名的还有他的六位著名的同事,其中包括西拉德。

  因此,即使从“乐观”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就防止核战争达成一项国际协议的话——使用原子弹突袭日本所造成的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和对美国人生命的拯救,也会因随之而来的丧失信心,席卷世界其它地区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国内舆论的分歧而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意义。

  从这种观点看,最好的办法是在沙漠或荒岛上当着联合国所有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进行一次爆炸。如果美国对全世界说:“你们看到了我们业已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它。我们乐于在今后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只要其它国家也同我们一起这样做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这就为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创造了最佳气氛。

  此后,如熊获得联合国(和国内舆论)的同意,或许可以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但最好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或至少疏散某些地区,以免全部毁灭。这听起来似乎异想天开,但核武器的摧毁力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想充分利用我们拥有这种武器所取得的优势,我们就必须采取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措施。

  芝加哥实验室的原子科学家也是意见分歧,而且时有流露,因而主持原子研究的康普顿指示他们就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进行意见测验。一次匆匆进行的意见测验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原子科学家赞成在军事上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百分之四十六赞成先进行有限的军事示威行动,其余的人则赞成对其使用进行其它形式的限制。在有关使用的最后决定作出之前,格罗夫斯将军向陆军部长递交了科学家对使用原子弹的意见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表明。只有极少数人赞成在无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这种趋势的最明显实例是,尽管最先提出制造原子弹的人是那些极其仇恨纳粹并害怕纳粹统治世界的人,但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却根本不是纳粹,而是日本人。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所说,日本人代希特勒服下了这口苦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投降前儿个月,美国人就已不再怕纳粹能制成一颗原子弹来了。而在太平洋,尽管美国军队正向敌人围拢,但人们仍普遍认为,美国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结束战争。然而缩短对日战争时间,甚至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与防止纳粹统治世界仍然是目标不同的。但是一颗原子弹业已制造出来,而且耗资巨大。最后,一切主张谨慎和认真考虑长远后果的声音,几乎都被淹没在周密组织而规模庞大的工作所发出的一片喧嚣的声浪中。

  杜鲁门总统负起把原子弹引入世界的全部责任。艾丽斯·金布尔·史密斯认为,“但是他的决定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作出了一项选择,决定不去制止三个月前业已发展了的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如果他不听信自己最信任的同事们的劝告,而去制止这项工作,那就需要自己单独采取一种惊人的独创性行动。”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回忆说,总统的决定“是一个不干涉的决定是基本上不推翻原有计划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苏联拥有“超级”原子弹(即氢弹)的消息刺激并大大促进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趋势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人们一旦不再怀疑是否可能制造新的、更大的炸弹时,那种囿于道德而犹豫不决的心态(它曾短暂地推迟制造新炸弹的决定)也就随之消失。当制造热核弹(以聚变而不是裂变为基础)看来已有可能时,人们就更普遍地认为着手制造这种炸弹是必要的了。只要“能够”就没有什么“应该”可言。美国的太空事业与原子弹一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科技挑战的副产品。当然,美国探索人空的全部历程可以追溯到飞机的问世,罗怕特·戈达德在新墨西哥州的实验,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飞行,甚至更久远的时候。但是刺激美国人作最新阶段的努力并使其得以贯彻的,则是德国v-2 火箭充分显示了火箭技术在战争中的用途。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军队逼近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场,德国的火箭专家们决定逃往西方。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使美国获得最高级的火箭科学家,并同时得到了记录德国人以前在火箭试验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后者更为重要)的技术文件。于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军队在一次以“回形针行动”为代号的行动中把这批人和文件运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这些人和文件是世界上火箭学和太空探索这两门新兴科学的最宝贵资源。这批因希特勒战败而不是因胜利而逃亡的外国科学家很快就参加了美国的太空事业,他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另一些科学家在原子弹方面发挥的作用。

  美国太空事业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从发射火箭的改进,一九五八年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上天,一九六二年第一个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水星计划)和第一颗美国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一九六五年美国双人飞船(双子星座计划)飞行一直到美国人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这些历史上令人注目的具体事实已在人们中间广为传诵,并将永远传诵下去。本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业绩,不如说是这个事业的本身,这个事业所显示的美国人决心干其所想干和需要干的事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个事业对美国人掌握自己的现状和前途所具有的意义。总而言之,从当时日益加强的趋势感的角度看来,这一事业说明了什么。

  在美国大空事业的初期阶段,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也不是由美国科技人员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晨,全世界震惊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俄国人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按俄文字义讲是地球的同行者)是一个直径不到二英尺、重一百八十四磅的铝合金圆球。然而,如此小型、如此无害的物体竟造成举世这样大的惊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世界竞争的舞台已经揭开序幕。四年的准备活动使世界各国都注目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将是和平探索外太空的一个象征。一九五五年,当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发射一颗卫星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还在争夺对太空事业的控制权。美国人一直认定这不会影响太空竞赛的结果,因为苏联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制度显然不如美国,它的技术也就注定会永远落后下去。这是美国人有一种信念,即百家争鸣的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共产主义”不可能击败“民主”。因此,“斯普特尼克”的突然出现,使美国人震惊和慌乱并使美国人的外国朋友困惑不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感到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则不难于理解。“斯普特尼克”是由洲际导弹发射的,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解释的那样,这种导弹可以从苏联准确地向“世界任何地区”发射。专家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美国目标发射一颗原子弹头或氢弹头。但是美国官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由两个政党的方针决定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通常有先见之明的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卫星“斯普特尼克”说成是“天空中一个骗人的小玩意儿”。他轻蔑地把它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办的一个美国超级市场展览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力量相比较。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局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对一位一起进餐的人说,六个月之内,“斯普特尼克”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对此,珀尔·梅斯塔回答说:“而六个月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全完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则试图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说成是一个对军事实力毫无影响的噱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那颗卫星本身而言,它丝毫没有使我多一分担忧。”

  然而,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一席话却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的想法。他说:“斯普特尼克使美国人面临一种新的、可怕的军事威胁,它也是对我们声望的一个灾难性打击。”过去,美国希望拉拢的一些国家尽管讨厌美国,但美国总是挟其技术上的优势而令人敬畏。现在,即便这一点也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苏联于十一月三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二号”。这颗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磅,上面载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十二月六日,设计来发射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先锋号导弹,刚升离发射台就起火焚毁了。世界新闻界大哗,报纸大标题中屡屡出现毁贬之辞“kaputnik”(伦敦《每日快报》)或称之为“美国科学的珍珠港”(东京《读卖新闻》)。

  这些表明苏联在太空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种种证据,引起美国人对美国教育质量,特别是数学和科学方面教育质量的一连串近似歇斯底里的担忧。苏联的挑战的确影响了某些学校的课程安排,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人们同样歇斯底里地要求降低学术标准,以便大学向所有人“开放”,这种强烈情绪又取代了对美国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心。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虽在压力之下仍对太空事业保持冷漠态度,特别是对登月计划。但在一九五八年,国会为了解决三军之间的竞争,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宇航局)后,发展大空活动的势头开始加强。一九六○年八月,宇航局要求预算局为一九六二财政年度拨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便推进载人太空飞行。总统要求任命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此提出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一九六○年十二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报告说,“在人类进入太空的计划中,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将是登上月球。”他们的费用估计是:完成水星计划需要三亿五千万美元;阿波罗绕月航行计划需要八十亿美元,登月需要二百六十亿到三百八十亿美元。为了说明这一支出的合理性,委员会明确地把它比作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旅程。资助那次旅程的是伊萨贝拉女王。据传,为了取得足够的资金,她不得不典当自己的珠宝手饰。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唇相讥道,他可“不打算当掉自己的珠宝”去把人送上月球。一位与会者后来透露说,从这次关键性会议的气氛来看,“如果任何人考虑进行这件事,那会令人不可理解,甚至滑稽可笑。有人说,‘即使这样做也不会使每个人部感到满足。等他们上了月亮,又会想到行星上去。’这一想法引得人们哄堂人笑。”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认为在军事上和科学上有进行这种太空计划的必要,他认为,为了提高国际声誉而花费这样大一笔钱实在是太轻率了。然而,宇航局的预算还是从成立后第一年的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第二年的九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一九六○年十一月,宇航局实际上又把其预算要求提高了一亿美元,从八月份的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提高到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艾森豪威尔在接近结束其总统任期时,格外重视自己载入史册时的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实现他的信念,即政府应该降低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削减预算,把冒风险的经费(难道还有什么比飞向月球更冒险吗?)保持在最低水平。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着古罗马将领辛西内特斯那种困难时期献身,和平时期让贤的精神,因而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信念。由于他时刻因自己的军人背景而不安,便决心使美国人的生活尽量非军事化、和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仅仅还有凡星期他就要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拒绝批准继续进行登月计划所需的经费。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要“提防受到军火工业界有意无意的不正当影响。处于不适当地位的势力不幸得势的可能性现在存在,今后仍将存在……我们还必须警惕……政府政策本身受到科学技术界控制的危险。”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他对太空事业没有特别的了解,对人空政策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他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关心世界事务,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与共产党竞争的观念,他下了极大的决心:绝不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只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足以证明一项代价高昂的太空计划是合理的,他不相信提高国际声誉这种借口:而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的却是美国的威望和怎样使美国的声誉压倒苏联,我们回忆一下便可肴出,美国的太空事业,特别是登月计划,完全是为了提高美国的声誉,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望。因为尽管太空探索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太空事业完全可以作为美国爱好和平以及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象征。同时,把人送上月球这一行动本身又是如此容易使人倾心,以致它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热烈欢迎,为人们所景仰。经过周密规划和安排的登月壮举会占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肯尼迪总统对登月计划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直到他自己的顾问能够对此作出简要的汇报,美国的太空技术无可争辩地落后于苏联,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声望上的竞争己到达危急关头,他才有所行动。这些紧迫的情况,在他入主白宫后的四个月内迅速接踵出现。国家科学院太空科学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是个献身于太空探索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太空探索在科学上的好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太空探索,肯尼迪总统任命担任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韦布极富观察力,又具有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他很快就彻底了解这件事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并卓有成效他说服了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们和犹豫不决的总统。

  同时,苏联人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宣布:

  四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并已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第一位宇航员是苏联公民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空军少校。赫鲁晓夫在打电话向加加林祝贺时洋洋得意地欢呼:“让资本主义国家来追赶我们吧!”

  四月十四日晚,肯尼迪总统召集其主要顾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会议,并接受了《时代—生活》杂志记者休·赛迪的采访。这一配合行动意义重大。据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统与其主要顾问讨论加加林飞行的意义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据赛迪报道(总统本人曾亲自审阅这篇报道内容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肯尼迪不耐烦地说,“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搞绕月航行?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新星计划和漫游者计划进展如何?土星计划何时能准备完毕?我们能不能向前跃进一下?”

  〔宇航局官员〕德赖登解释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美国搞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应急计划。但是这可能需要花费四百亿美元。即便如此,也只有白分之五十打败苏联人的希望。

  詹姆斯·韦布插话说:“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尽力而为。由于你的领导才能,我们现在进展得比以前快多了。”

  总统沉思着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正是费用问题。”他有所期待地转身去望首预算局长贝尔。贝尔解释说,太空科学的费用已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了……〔总统的科学顾问〕威斯纳告诫说”“现在可不是犯错误的时候。”……

  肯尼迪又转向他周围的人。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如有人告诉我怎样赶上他们……”肯尼迪又停了一刻,端详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然后平静地说:“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加加林上天后的第四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发动了突然袭击,先是从空中攻击卡斯特罗的飞机,四十八小时后在猪湾侵入。但是不到两天,全世界的人都清楚看到,猪湾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人的自尊心和美国在海外的声望一落千丈,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需要提高。正如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解释的那样,总统现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必须拿出别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当时,他可以利用的是一场“太空奇观”。不到一星期,肯尼迪总统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经要求一个以副总统为首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太空事业的投资提出建议,并制订“任何不惜代价的计划”,只要它能够使美国有希望在太空方面胜过苏联。沃纳·冯·布朗四月二十九日对副总统说:“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比苏联人先派一个三人机组环绕月球运行。而在首先登月方面(当然,也包括返回地球的能力),我们极有可能赶在苏联人前头。”其他专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在太空事业上,登月将是美国可以赶在苏联前头的第一个壮举。五月五日,水星计划获得第一次公认的胜利,宇航员艾伦·谢泼德进行了一次载人太空飞行。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副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极力主张:

  最能使整个世界向往的是进入太空的不仅仅是机器,而是人。所有大规模的计划部需要在全国范围调动资源:需要研究并成功地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太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组织能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太空事业上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声望……

  象苏联人刚刚做到的那样把人送入轨道,这项巨大成就可以提高国家的声望,即使用通常标准来衡量,它在科学、商业或军事上的价值都不足称道,或者从经济角度说并不合理……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于美苏两国在制度上的竞争也具有重大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象月球探索和行星探索这类非军事、非商业、非科学但属“民用”的计划,是变化万千的冷战前线的一部分战斗。

  五月八日下午,同一备忘录送交肯尼迪总统。次日,新闻界根据透露的消息得知,总统正批准一项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韦布—麦克纳马拉备忘录成了总统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太空预算增加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数字高百分之六十一),并在以后五年中再增加几十亿美元。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国家的紧急需要》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布了自己的太空计划:“美国应致力于在这个十年结束前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国会几乎未经辩论就批准了肯尼迪总统的太空计划。参议员罗伯特·克尔解释说,这一计划“将使美国人实现自己的宿愿”。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东部时间下午四时十七分,确实有一位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人类技术的这一最雄心勃勃的目标由美国人实现了,而且是按时实现了。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萨金特·施赖弗在“阿波罗二号”发射之时感触地回忆道,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在宣布全国致力于登月计划时曾说过:“我坚信这一努力能够达成。如果在实现之前我死了,在座的各位都要记住,那时我将在天国,坐在现在这样一把安乐椅上,我将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

  在美国人与未来的关系中,趋势的地位已变得愈来愈突出,它当然也主宰了太空事业。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增加太空探索的经费是否明智这一点深感怀疑,尽管他对这一事业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想象力,他仍然批准了超过十亿美元的宇航局预算。回过头来看,肯尼迪总统决定进行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与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战时的趋势已不存在,但还有其它的趋势:与苏联人的竞争,尤其是太空事业本身日益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尽管肯尼迪总统宣称及时作出登月决定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而他本人也确实应该因此而受到赞扬,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决定仍然同过去一样,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决定不去制止另一项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

  由于越来越多的科技渗入美国文明,它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不断发展的知识的内在逻辑的支配。科学技术有其自己的惯性:每走一步都是由前一步决定的。不走这一步就是浪费了以前所有的努力。美国一旦走上了光明的科学之路,也就会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方向和速度的是开辟道路的工具和载人向前的车辆。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家按照知识和发现所引导的道路前进的自由,说明了社会是没有自由为其它原因而自选道路的。人们觉得自己可以使变化的速度放慢,例如可以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推迟一两年,但他们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制止它的出现。

  正是由于美国是如此民主,所以旧世界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所设的界线,即传统上把思想的人与行动的人分开的制度,全部被打破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由抽象大师艾伯特·爱因斯坦敦促而成的原子事业,使理论物理证明了它的实践性,而登月计划却导致了一个根本上是抽象的目标。历史上耗资最多的科学冒险事业(到一九七二年时,耗资已超过原子弹的费用许多倍)竟是由一个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其“实际”目的的国家来进行的。

  这种趋势感使总统们不得不折服,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负担,研究与发展的节奏,广告宣传的节奏,以独创的、遍布全国的和必然出现的新方法生产并向几乎所有人推销几乎所有东西的节奏,使美国文明的前途和日常生活的形式看来不得不取决于已经进行的事业的质量和速度。这种情况渗透到公众对所有工业发展的观念中,例如包装的改良(从纸袋、折叠纸盒、玻璃纸、双层玻璃纸,到以后无奇不有的包装),汽车(从T型、每年一个型号、半年一个型号,到以后各种无法预料的型号),以及其它无数大大小小的发展趋势。

  在社会政策方面,看来有关“是否要做”的决定越来越少,而有关“速度及何时动手”的决定则越来越多。我们难道可以使趋势的速度放慢吗?难道可以阻挡趋势的发展吗?这里所说的是包装的趋势、汽车生产的趋势、通讯交流的趋势、树立形象的趋势、增加大学的趋势、修建公路的趋势或人口增长的趋势。

  这种被动地做出决定的气氛,这种新的不自由,已被工业领域以外的各种力量所证实。因为制造原子弹和进行太空冒险,以及成千上万较小的日常事物——汽车和飞机、收音机和电视、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以及研究与发展的无数产品——都在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是有指导地进行或任其自由发展,都会控制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决定美国人前途的不再是法律或政治家的智慧,而是别的东西。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中,知识的增长仍是最自发、最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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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尔嘉的信 - 来自《哈维尔文集》

哈维尔『捷克』著崔卫平译(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译者前言』从来没有体验到哈维尔如此地绝望和感伤。这次监禁(从1979年10月开始)让他觉得非常无望。看得出来,他反复在考虑和自我怀疑:为什么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非来这里不可吗?而且似乎出路遥遥无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他便不得不从另外一个非同寻常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因为种种现实的利益及其破碎的景象,已经不足以提供为什么这样去做的充分解释。他讨论了责任、信仰、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等问题,他看到了遥远的、唯有此才成为我们存在维度的“地平线”(hori……去看看 

2 政治经济学: 1957-1982年 - 来自《自由、市场与国家》

一 导言我慎重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为本章标题。1957-1982年恰好构成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我的选择并非仅取决于这种时间上的对称,而是取决于这段时间的首尾年份里的事件。正是在1957年,我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正是在1982年,我进行了一场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的新的斗争,而沃伦·纳特是会热情赞同这场新的斗争的。我要追溯一下1957—1982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大量地提到,那些学术界人士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去看看 

第三章 换调子 “双百”出笼 - 来自《阳谋》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去看看 

七 垄断竞争 - 来自《产业组织》

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模型代表价格决定形式的两个极端。在完全竞争模型中,我们假定存在许许多多生产同质产品而对价格毫无影响的厂商,他们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纯粹垄断模型中,我们假定厂商是某种商品的唯一销售者,他们是价格的制定者。这样一来,市场情况似乎陷入了这两个极端的境地(寡头垄断则如前所述)。虽然许多厂商对价格有某些控制,但毕竟不是面对完全需求弹性曲线。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寡头垄断者或纯粹垄断者。30年代,经济学家力图寻找一种介于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两者之间的模型。因此,正是抱着这一热望,经济学界才接受了那些既有……去看看 

23 - 来自《跑官》

司机小王是一早乘班车赶过来的。   刘志春拍着小王的肩膀说:“你辛苦了。你们陈书记有点感冒,不能开车,只好叫你过来了。”   小王说:“不辛苦,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嘛,啥时走?”   刘志春说:“吃过饭就走。”   陈晓南说:“我一刻也不想呆了。现在走吧,饭路上吃。”   小王就赶忙帮陈晓南收拾东西,然后三人一起来到停车场。   刘志春对陈晓南说:“我坐前面,你在后面坐卧铺,枕个包还能睡一觉。”   一路上,陈晓南侧身屈腿躺在后座,一句话都没说过。这使司机小王误以为病得不轻,以致车进了县城,他一打方向盘,就拐向医院去了。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