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慈善事业的牺牲品佐治亚的移民们

 《美国人:开拓历程》

  “当新鲜劲头过去之后,所作的服务又得不到金钱的报酬,做好事的热诚就减退了,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 ——埃格蒙特伯爵

  佐治亚地区青葱翠绿的美丽风貌和丰盛多产的热带富源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使得那些想开发这块土地的人把计划制订得既不切实际而又不够灵活。这块被认为是非常富饶的土地,诱使人们相信他们能按自己的格局对之任意切割。这些早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方面对佐治亚的真实生活迷糊不清,另方面却又为这种生活订出十分精确的方案。如果说对宾夕法尼亚产生影响的是世界主义和自我纯洁,那么对佐治亚产生影响的却是温情主义和慈善博爱。佐治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它的施恩者的牺牲品的?而这段故事又向我们说明美国生活的哪些特征?这就是下面几节要讲的主题。

十二、一个平凡时代的利他主义

  任何时代的美德,正如这个时代的罪恶一样,都有其特色。华尔特·罗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各项计划所提出的不可一世的宏图伟略,就表现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的种种愿望和大胆冒险的精神。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思罗普所订目标中的明确、简朴和顽强的特性,则显示出伟大目标和平凡手段的一种特殊结合,而这种结合乃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特征。与此相似,一七三二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正是当时英国有限愿望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叶是异常平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自己的精神和知识范围内如何生活,而不是孜孜于开拓生僻的领域。那时候的美好理想是清醒节制和通情达理:人们从来没有那样满足于“力所不及则不为”的哲理。他们完全彻底地安于生活的狭窄现状。就象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在作叙事诗的对句时受制于一定的规范一样。那个时代选择了戴维·休姆作为真理的主宰,塞缨尔·约翰逊博士作为美的主宰,而塞缨尔·理查逊的名著《帕美拉》和亨利·菲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则是史诗的代表作。以前大概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却又能如此彻底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以前大概亦从未有过象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如此狭窄,却又能如此坚定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就英国国内政治而言,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是腐败和欺诈的时代。以执政效率而言,如果说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首相”,那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其它政治才能,还要归因于他随时准备用补贴、爵位以及教会中的悠闲圣职来进行劝诱的能力。一七三七年皇后去世时有一则滑稽可笑的流言,表达了当时流行的嘲讽:传说在皇家葬地还备有第三个空位——“这是国王陛下为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设计的;以便两人都逝世后,三个人可以长眠在一起,即国王、皇后和无赖。”当时,议会政治的机制是靠腐败的政治交易、相互包庇和权势来运作的。

  那个时代慈善事业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某些形式的贫困和罪恶,因为它们对一位在伦敦街头漫步的绅士来说有碍观瞻,或对大城市生活来说会增加费用、危险和难闻的气息。当时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就是所谓的“仁爱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七○七年,开始时资本为三万英镑,后来通过向穷人和小商贩进行小额贷款而把资本增加到六十万英镑。一七三一年,发生了该公司的出纳和仓库管理员为一己之利而卷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的事件,由于下议院一些议员的亲属本身就是案中罪犯,这使下议院在辩论此事时有些束手束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愤世嫉俗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便怀着希望转向西面。当时的欧洲似乎是真正不谋私利的慈善事业的任何崇高举止的典型对照。乔治·伯克利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鼓吹者。他于一七二六年作诗曰:

  人们将歌颂又一个黄金时代来临,

  庆祝帝国和艺术的勃兴;

  优美而振奋人心的伟大英雄史诗的狂热之情,

  激荡着最聪慧的头脑和最崇高的心灵。

  不是欧洲衰亡时期产生的苦果,

  而是青春少艾的岁月里培育的花朵;

  那时天堂的火焰确曾使大地生机蓬勃,

  让未来的诗人们齐声唱和。

  帝国所走的道路引领西向,

  前面的四幕已成绝响;

  第五幕也将随着一大过去而全剧终场,

  举世悉力以赴才是最后的乐章。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三○年提出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奥尔塔马霍河和萨凡纳河之间建立一个名为佐治亚的殖民地时,这一建议在英国人的脑海中会留下如此受人欢迎的印象:在所有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中,只有佐治亚是由一些保证不谋私利的人们倡议建立的。这是一个具有彻底利他主义动机的宏大事业,这一罕见的范例成了不少诗篇和自赞自颂的主题。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热心支持者们都乐于把那个时代罕有的英雄品质加诸他的身上。任何一位敏锐的观察家都必然会注意到佐治亚托管人的无私热诚,与许多英国社会名流的愤世嫉俗精神恰成对照。我们在一本据说由奥格尔索普亲自撰写的宣传性小册子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为了人类的利益,他们放弃了由于他们的财富及其本国当时盛行的习俗而享有的种种安逸和闲适。”在十八世纪殖民和创建帝国的过程中,很难再找出另一批冒险创业的领导人能比他们更为无私和更没有不纯动机。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们的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却仍很明显地带有当时的世俗色彩。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现实的、有局限性的、而且没有老殖民地那种神学的狂热和夸张的味道。佐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应该如实地由其力量和繁荣程度来衡量。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对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建立一个殖民地的计划就充满着奢望,期待这块殖民地能成为“人间乐园”。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在一七一七年就公布了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的蓝图。有可能进行投资的人们得到保证说,“大自然从未赋于这个世界以任何可与媲美的土地,即使是美若处女的乐园最多也仅堪与这一人间瑰宝相提并论。”十五年以后另一份关于佐治亚的宣传性文件,看来是对这种奢望进一步作了描绘并使之更为确凿可信。那就是《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两殖民地新纪实》(一七三三年出版),作者保证说那里的气候无比温和,“土地上什么都能繁茂生长……在同样纬度的最宜人之处所能找到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丛林可以很容易铲平,橙桔、柠檬、苹果、梨、桃和杏子的味道“如此之鲜美,谁品尝过后都会对英国那些淡而无味的水果嗤之以鼻”——而且数量又如此丰富,人们甚至把它们用来喂猪。要在餐桌上摆满野味、家禽、鲜鱼简直轻而易举。“只有诗人的妙笔才能恰如其份地描述出这样好的气候和沃土,因为无论怎样形容也不会言过其实。”

  看到新英格兰清教徒抱着教条式的明确意图来建立他们的“山巅之城”,又看到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建立和平友爱社会那种带神秘色彩的宏伟愿望,读者在阅读佐治亚的历史时必然会感到兴趣和迷惑,那就是:当时人们对佐治亚的热切期望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混合体,即情感上含混不清而细节上却是具体详尽。其它殖民地的创建者们试图照着真理的宏大蓝图去做,但推动佐治亚创建事业的人们却一开始就注重周详的、几乎是琐碎的具体细节。

  珀西瓦尔勋爵,即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在日记中对于佐治亚创建者们的动机有着出色而发自内心的记载。这位勋爵与奥格尔索普一样,也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之一。他的私人日记展示了在华尔普尔时代推动英国生活的那种令人烦腻的形形色色动机所凑成的画面:腐败、谄媚、美德、顽固不化、荣誉以及慈善的不调和的组合。日记有一页还透露了他如何花了很大力气想巧妙地为自己谋得一个爱尔兰的伯爵之位,以便自己的孩子可以与富贵门第通婚;在日记另一页上他又为当时的宗教没有生气而忧心忡忡。有一处他描述了自己试图为一个表兄弟在东印度公司里买个官做;另一处,他谴责首相的行为没有原则。他还对威尔斯亲王的桃色事件不怀好意地絮絮谈论;此外,他又披露了自己如何想得到亲王的青睐。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展示出这样令人讨厌的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

  从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嘴里道出了当时人们真实的想法:既暧昧、俗气、而又合乎常情,实实在在。他曾对女王说:“啊,尊贵的女士,做好事只能由那些身居高位而手中又有钱的人来做。”这样的想法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神学理论来加以作证。当时明智的英国人,被克伦威尔时代把英国闹得不亦乐乎的那种异想天开的狂热所激怒,看到有一批改革者站出来宣扬中庸之道和通情达理的观念,颇感欢欣鼓舞。在华尔普尔时代的特别词汇中,做好事就是做一些非常特殊的事情。尽管人们对开发佐治亚的计划可能有所指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计划乃是详尽的、具体的,而且是所有通情达理的人所能理解的。

  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位自傲而意志坚强的军人,对人友善,天生好动而且体格健壮,他一直活到九十高龄。用博斯威尔的话来说,他有着“不寻常的活跃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游宴伴侣圈中赢得了一席位,坐在埃德蒙·伯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旁边。约翰逊热烈地赞佩奥格尔索普;他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比奥格尔索普更有意思。他甚至提议为这位将军写传记。很多人赞赏奥格尔索普,认为他兼有积极好动的脾性与诗人亚历山大·波普所称的“灵魂中炽烈的仁爱”。这种仁爱异乎克伦威尔的刚烈,也没有约翰·班扬的激情或者约翰·密尔顿不可捉摸的敏感性。在平凡的年代里,这样一种美德确能给人好感。

  开发佐治亚这一事业的前景和弱点都象征性地体现在两位领袖人物身上:一位是珀西瓦尔勋爵,这位富有的贵族,热衷于为其同胞做些好事和加强英国国力,只要这样的目的可以坐在市内住宅的靠背软椅上、在国会会场或在咖啡馆里,或者在他爱尔兰庄园舒舒服服的环境中达到便成;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一个喜欢行动的人,目标明确而具体,处事专断而又缺乏耐心,同时具有“实干家”那种教条式刻板的百折不挠精神。珀西瓦尔和奥格尔索普两人合在一起,体现了笼统性和具体性的结合,这正是十八世纪人道主义的美德和缺陷之所在。他们的事业后来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既在于他们做好事的目的模糊不清,同时又在于他们着力要做的那些具体的好事过于细致烦琐。与请教徒或教友会教徒相比,他们两人很明显是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人,既不为神学的教条弄得迷迷糊糊,也不为神秘的热情搞得昏头昏脑。实际上他们致命的错误是所制订的具体计划远远超越了时代并且远远脱离了施行计划的实际环境——他们还把那些计划当成好象是基本原则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在一七三二年佐治亚特许状中列名的二十一位托管人,早期全都曾活跃于纯粹是慈善性质的事业之中。其中有十个人曾是下议院监狱状况调查委员会(一七二九年)的委员;有些人并十分关心国会中关于解救受监禁负债人的委员会的活动。所有这些人都曾与托马斯·布雷博士共事,参与他为改变英国殖民地黑人的宗教信仰所作的努力,同时有些人还是当时基督教新教布道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但当为这块新殖民地制订的计划要从梦想成为现实时,计划的执行需要谨慎这一点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萨凡纳河(此河标志着卡罗来纳的南部疆界)上建立一个由英国人定居的强大的殖民地,将可保护边疆地区使之不受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侵犯,而这些土地的开拓发展又能使英国致富。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奥格尔索普与琅西瓦尔勋爵可尊敬的同事们事先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兹建议定居于该地的家庭种植大麻和亚麻,并将之作为原料送往英国,到时将有许多现金储存于英国,随时可以此向它国采购物品。而他们电能给我们供应大量上好木材。再者,他们还可以种桑养蚕,并送回上好生丝到英国。即使把情况设想得最差,他们也能在那里生活,并保卫该地不受恶邻之侵犯,而伦敦则可免于负担众多虽已出狱但其目前生计尚无着落之家庭。

  奥格尔索普本人一直强调他的事业的实际目的。他在现已成为经典的陈述目的声明中(见一七三一年五月致伯克利主教的一封信),吹嘘自己的动机是出于“慈善和人道”;但他也宣称,“英国人将把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增加商品的消费以及加强他们在北美的领地,归功于这项开拓大业。而为了扩大文明社会,开拓蛮荒,建立殖民地,使子孙后代有很大可能成为强大而有文化的民族,人类也将感激这项开拓大业。”在一七三二年六月九日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皇家特许状序言中便有一项陈述目的的正式声明,记载了英王陛下的期望,想要减轻他的穷苦臣民“由于不幸、失业、急需救济”而造成的苦难处境,其办法就是给他们在一块新的土地上舒适地谋生的机会。而在卡罗来纳以甫地区进行殖民,将可同时“增加贸易、航运以及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财富”。每当佐治亚的托管人定期请求拨款时,他们总是以单调的声明在下议院全体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些目的。

  有时候那批托管人所写的宣传性文章,看起来象是露骨地在打算盘。在一篇可能是奥格尔索普撰写的题为《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两殖民地新纪实》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殖民可能得到的巨大利益”,就使用了简单的算术。“一个能力上只及普通劳动者四分之一的男人,(这样的人很多),假定在伦敦这个地方每天可收入四便士,即一年五英镑,他的妻子和一个七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又收入四便士;按正常假定,他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什么钱也赚不了(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家人一年花费二十英镑,过着悲惨的生活,而这笔开支当中只有十英镑是他们自己赚得的;所以对于英国富裕和勤奋的那部分人来说,就意味着他们每年要为这一家人损失十英镑。”但在佐治亚,同样的一个家庭则可以种植稻子、玉米并饲养家畜,每年可从异常肥沃的土地上收入不少于六十英镑。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当你花不到二十英镑的钱把一个家庭送到佐治亚去,让他们永远自食其力井成为英国经济的一项资产时,这远比每年通过慈善救济的途径花十英镑去养活一个家庭要划得来!“把穷人送往国外,英国将会富强起来。”

  罗马帝国的先例也给了大英帝国的创建者们很大启发。“罗马帝国不仅把陷于贫困而难以管理的大批百姓,而且也把荣休人员和久经战阵的士兵们遣送到帝国边疆的殖民地去。正是采用了这一政策,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才迫使周围所有国家就范。”从佐治亚这个前哨阵地出发,英国人也可向外扩张。尽管与他们偶而的坚决声明相反,但他们仿效的古代典范肯定不是那稣而是凯撒大帝。

  佐治亚的托管人和共同委员会在挑选定居者时真是煞费苦心。尽管他们公开声明的目的之一是为国外的新教徒提供避难之所,但却不信任那些“热心肠的人,他们把所有重要事情全部当作上帝精神直接推动的结果。”他们之同意把受萨尔茨堡大主教迫害的新教徒送往佐治亚,也只是对后者的刻苦勤劳和谨慎节制感到满意才决定的。只要有可能,他们都要面晤有意移民的人。他们小心翼翼,不鼓励已经能够谋生的人们向外移居(因为这些人在英国已是有用之材);他们只从贫困的申请者中挑选那些会增强边疆前哨实力的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再地把某些申请者拒诸门外,而这些人的唯一过错是他们“已能在本国谋生”。他们没有忘记英国国会之所以支持他们的计划(这一资助最终达十三万英镑以上),正如一位议员所说,乃是希皇他们能够“减少充斥于伦敦街头的穷孩子和其他穷人的数目”。

  这班托管人固然不愿使富者更富,但也同样注意不让坏蛋受到资助。用奥格尔索普的话来说,他们希望帮助“那些最贫困潦倒、品格优良而刻苦勤劳的人们”。他们对申请者的品德以及所以贫苦的情况都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甚至把可能成为移民者的姓名在离境两周前就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以便债权人和受遗弃的妻子们能够预先充分知道这一情况。只有很少一些在狱中服刑的欠债人,可能不超过十二人,被送往佐治亚;而这些人所以被挑上也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说明他们可能成为坚强的海外拓居者。

十三、伦敦为佐治亚乌托邦设计的蓝图

  一七一七年当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提出建立一个阿齐利亚边境领地的带浪漫色彩的计划时,他坚持认为,以前在那块“具有自然气息的又甜又美”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之所以令人失望,其原因纯粹是由于“对殖民定居的形式缺乏适当的事前准备工作”。“人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要把他们井井有条地安排,并适当注意到秩序、美观以及社会的种种方便设施,就象任由他们愚蠢地胡乱安顿并听任他们使性子毁掉自己的利益一样地容易。”因此,蒙哥马利便为日后成为佐治亚殖民地的那个地区,提出了一项几何图形式的定居计划,并在图样中加以详明勾划,附在他的小册子中。

  再也没有什么计划能比这个更干净利落、更具体和更奇妙的了。每个区都划成精确的正方形,再分成四块,每块中心有一个正方形的公园供放牧牛群用。然后再把区里其余地方分为许许多多的小方块。“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块中有一所房子,方块的每一周边长一英里,或者说,除去隔开各块的公路之外,每个方块为六百四十英亩。这就是田庄,属于区内的绅士阶级;他们的土地面积全都相等,所以要想超过对方,唯有力求改进才行,因为这是使他们比自己的邻居富有的唯一办法。”总督府则位于辐射形道路系统和开恳地的中央:“用这些方法,劳动人民(其所以如此安排,是要对敌人的进逼一直保持警惕)本身就处在管理他们的人们的注视之下,而所有的人又都处于其首长的监督之下。”蒙哥马刊期待着有一天整个殖民地都能布满这种象棋盘一样的村庄。以前还没有人能把一个梦想中的地理格局规划得比这更好。

  奥格尔索普和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计划与早些时候蒙哥马利的计划的不同之处,不在于精神方面而在于如何付诸实施。他们坚信所做的事对当地定居者、对邻近的殖民地以及对整个大不列颠都有好处,这就使他们更顽固地无视佐治亚殖民地生活的现实。

  那些托管人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佐治亚的首要资源——土地的拥有、使用、出售以及继承的规定过于死板,从而引致许多其它弊病。由于不让土地自由积累、交易和开拓,他们遂使殖民地的生活陷于矛盾之中。

  在新世界那个偏远的地方种植什么最能获利?一个人需要多少英亩土地才能维持生活?佐治亚殖民地那帮托管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而且事实上对他们的殖民地的任何其它关于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的基本问题也同样一无所知。他们的罪过主要并不在于他们的无知(尽管他们原本可以更多地使自己了解一些事实情况),而是在于他们装得好象确实了解情况似的,这样他们就通过法律把他们自己的无知强加于定居者的头上。倘若他们愿意多吸取一些新世界的教训,则他们的事业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计划对于蒂姆巴克图边疆上的殖民地本来也同样适用。他们认为在任何边疆殖民地内,居民们必须准备进行自卫。因此,在每块土地上都应有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居住。为了不让敌人有空于可钻,每个人只应拥有一小块土地。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勤劳的,所以他的土地面积不应大到让他依靠别人的劳动而懒散地生活。而且为了防止投机倒把和移民外流,土地不能买卖。

  在这些具体考虑的指引下,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制订了一个关于土地保有期的制度,井把它强加于该殖民地。他们限定个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五百英亩。每个“依靠慈善赈济”前往殖民地的家庭可获赠五十英亩的土地,但不准出售或分割。被当时的律师称为“限定男嗣继承”的土地保有权不能凭遗嘱转让;土地只能由男性继承人继承。如死者只有女儿,或其儿子不愿自己种由,则土地就归还给殖民地托管人。

  身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把黑人看作是对他们计划的一种威胁。“他们认为蓄有黑奴的白人一般不大愿意自己干活;其全部时间将用于驱使黑人干活,用于提防他和他的家庭可能从奴隶那里招致的危险,并且防止这位庄园主一旦去世或一时不在,他的妻儿们可能陷入任凭黑人处置的境地。”伦敦的人们认为,拥有黑奴会造成土地所有者根本不在当地居住的现象;而在战争时期,黑人必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威胁该殖民地安全的任何入侵者的盟友。此外,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还认为:“殖民地所计划种植的农作物,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力以至于非要使用黑人不可。”因此,禁止蓄奴和不准进口黑人就成了整个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

  身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对殖民地那种父执般的关注,使他们的眼光超越了土地和劳动而注视到定居者的品德行为,为了使殖民地居民不致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他们便力图防止他们受烈酒之害。身为士兵的定居者必须头脑清醒才能保卫疆土。在伦敦还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新的殖民地却很容易解决。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目标是按一七三五年的法案来处理这个问题。该法案明定“不准朗姆酒、白兰地、酒精或烈酒”进入佐治亚,在该殖民地中发现这类酒则须予公开销毁,出售烈酒应视作犯罪并依法惩处。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为了保持殖民地居民的力量和品德而制订的计划,确是出奇地干净利落,只有他们为佐治亚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而拟订的计划堪相媲美。按照鼓吹开拓佐治亚的宣传家们所阐释的重商主义理论,“尽可能把别国的产品引进来使之转化为本地自己的产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尤以那些我们用现金或在不利条件下从外商那里购得的产品为然……因为这样做我们不仅为本国的穷人赢得新的生计,以增加就业来增加人口,而且由于自己生产原料,制成品可以便宜些,从而能在国外市场上与别国周旋,同时又叮避免这种在国内消费的产品成为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按照他们计划的推论(并不是就他们事业的未来而言),幸而有一项产品——丝,看来非常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产品,在《从大不列颠贸易的角度论佐治亚殖民地的建立》(一七七三年在伦敦出版)这类小册子中,佐治亚殖民地的支持者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指出:每年从意大利、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输入英国的丝绸总值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生产足够的生丝,这一大笔外汇或金锭就能节省下来。况且,这种规模的丝绸工业在佐治亚四个月的生产季节中至少可安排两万人就业,而且在英国全年尚可再安排两万人工作。他们强调说,由于在佐治亚,土地唾手对得,而宝贵的桑树又是野生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意大利人的竞争。他们甚至还希望英国出口丝绸,最终占领欧洲市场。

  到底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这些希望不至落空呢?那就是传统的说法,这种说法象传奇故事一般言之凿凿,即佐治亚有着极为丰富的野生桑树资源,可是那些宣传家们却没发现在他们的殖民地内生长繁茂的是黑桑(它的叶子给蚕吃太粗糙了)而不是白桑。早在一六○九年,前往弗吉尼亚的探险者们列举“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美好的果实”时,曾经提到有“蚕和很多桑树,因此夫人、淑女和儿童们(被安排来做此类工作)全都可以愉快地就业,生产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其它地方媲美的丝绸。”曾经大肆宣传的一件事是:一六六○年查尔斯二世加冕时所穿的长袍就是用弗吉尼亚的丝织成的。为佐治亚进行鼓吹的宣传家们说,“那里的气候不仅对人体有益,而且对蚕也是适宜的(接近北纬三十二度)。”一七一八年曾只身潜入一家意大利丝厂并窃取其机密带回英伦而闻名的托马斯·隆姆比爵士,是所谓的英国生丝业的第一流权威。作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顾问,他曾写过一篇强有力的证词,阐明在佐治亚发展养蚕产丝业的可能性——这篇证词热情洋溢之程度恰与其对第一手知识了解之贫乏形成对照。

  从这些传奇般的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线索中,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编织了自己的幻想。在其后从事生丝生产的四万亲人中,有很多是本来不会被雇用的人。“干这种活儿的人并不一定非得是人类中最强壮或最勤劳的人不可,事实上他们还真是无能之辈,竟然在蚕和白桑树如此充沛的地方无法挣钱养活自己。在英国依靠慈善赈济为生的穷人多数还是能干这种活的,虽然他们干不了更重的活。”

  殖民地托管人把这些幻想寄托于佐治亚不幸的定居者身上。他们不仅保证提高价格,并且还对运到英国的产品给予奖励和奖金,以此来鼓励养蚕业,他们甚至把这样的规定写入土地授予法:每个获授土地者需在每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五十株白桑,才可使自己的产权生效;每个获授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二十年内必须种植二千株白桑。当他们对那些不得拥有黑奴的法律进行修正时,还要求每个垦殖者每拥有四个男性黑奴必须同时拥有一名受过良好养蚕训练的女黑奴。后来殖民地托管人建立代议制的殖民地议会时,他们还要求每个在议会服务的居民必须在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一百株白桑。如果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能成功地按照他们自己的蓝图去建设佐治亚,那么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干净、纯洁、有效率而又彻头彻尾索然无味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将会沿着边界定居在大小相等的土地上,每块土地都由一名适于担任民兵的壮汉负责防卫。人们都不会酗酒、不忌妒他人、勤勤恳恳地以同样的热情干活,但他们也必然缺乏雄心壮志去积累更多的土地、迁往更好的地方或者奋发向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一种乐天和勤奋的老百姓,将不知疲劳、厌卷或失望为何物,因此也就不需要烈酒。同时也不会有来自邻近殖民地的商人来贩卖黑人、朗姆酒或上等的土地。老百姓们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之下,甚至连脾性也相同,并都会让自己家里的妇女、孩子和老年人去养蚕,因为生丝对于帝国的经济毕竟大有价值了。而佐治亚人对其它事业的利益和好处则将会变得既无知又漠不关心。

  这样一个计划的唯一缺陷是,它必须由具体的人在地球上的某个具体的地方来实行。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人或这样一个地方适合于这一目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十八世纪的伦敦被送往佐治亚长满松林的贫瘠土地上的郁郁不乐的难民们了。

十四、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想使佐治亚实现一个欧洲的梦想。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北美洲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而是欧洲一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理想中的新殖民地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必须如此这般的殖民地,它应该是疆土的保卫者,伦敦的不幸者和失业者的托庇之所,以及珍贵的亚热带产品的来源地。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的理想也是由欧洲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神学上的共通性。

  十八世纪的英国最珍视的社会特性莫过于安全感与依赖性。安全感来自确保人们能在一个熟悉的、可以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老爷和韦斯顿老爷,就象征着英国中产阶级能够自己享受到、并能顺便赐予依赖他们的各个阶级的那种安全感。一位殷实的乡绅老爷,既是治安官、受尊敬的社会支柱、大善人、弱者的保护神,又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他所象征的安全感的反面就是依赖性。诚实的农民依赖他的老爷,老爷依赖贵族地主,教区长依赖主教,作家依靠赞助人,甚至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把对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和皇室的依赖视为荣誉和利益的源泉。就是上述这些再加上成千种其它的依赖关系,赋予英国生活那种令许多人感受得到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当然,这样的制度也要求每一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分配给他的角色。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一整套确保无虞的关系更能说明英国生活的特色,也更鲜明地使之有别于新世界的生活。除了那些因生意倒闭或早期工业化而脱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们,以及偶有发现的流浪汉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期望他干什么;而他这样做就能有把握地按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受人尊敬地生活。对于被束缚在这一古老的关系网中的人来说,北美洲的吸引力就在于可以使他们逃出网外。富兰克林在劝说那些有可能当移民的人迁往北美洲时,不是象一个正直无私的雇主那样,以慈父施恩的口吻来打动他们,而是以这里的生活的流动性和充满希望为号召。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在该世纪后期点燃了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的热情之火:在北美洲,一个卑屈的欧洲人可以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世界上——当然这样做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使他成了一个美国人。美国生活的气质是由好凡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以及迎合潮流、流动性大和充满机会。甚至美国的平等的理想也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但是佐治亚的定居者却吃了苦头,因为他们被捏在施恩者手心之中。如果说投资者谋求的是利润,那么施恩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抽象的目的。投资者对企业如何经营并不过分根究,只要企业能赢得可观的利润。但是施恩者的报酬却寓于按自己的特定方式做好事。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不例外。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的慈善动机,写进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它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得在佐治亚担任公职、拥有土地或谋取私利。托管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是为了定居者或大不列颠的利益。尽管发生过攻击佐治亚托管当局的抗议浪潮,但却从未有人提出过可信的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位托管人哪怕在精神上违反过托管的条件。

  托管人本身对支持殖民地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奥格尔素普有一次便声称:他曾经“不仅冒着生命和健康”以及自己信誉的“风险”,而且在建立殖民地最初的五年内还花费了个人所有的三千英镑;到一七四四年,他已经垫支了(大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九万多英镑,这笔款子后来由国会以一致同意的表决全数偿还给他。英国人民也作了很多小额捐款而且并不期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一七三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无名氏派人给我送来了三十英镑捐款给佐治亚的穷人。”在英国各地都进行了呼吁捐款的布道会。一次又一次,殖民地托管人得到了爱德华·德鲍弗刊爵士那样的人的捐助;德鲍弗利爵士的父亲曾大方地留下五百英镑那样的一笔款子供慈善救济之用,他把这笔款项连同自己差不多数额的一笔钱一起作了捐助。在头八年中通过私人捐助得到的一万八千英镑,表达了成百上千教区民众的友好情谊,他们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少许几个先令放进了募捐的盘子。但是还需要更多的钱。私人捐助无法支持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慈善目的,连同它对保卫帝国的重要性,促使国会议员们一再以国会的直接补助金支援佐治亚——到托管结束前总数已达十三万英镑以上。在此之前,除了为纯军事目的之外,英国政府还从未以公款支援过任何一个殖民地。这些补贴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由于佐治亚的公共开支全由乐善好施的个人捐款或英国政府的拨款支付,殖民地的居民便无需交纳税款,因此也无需设立代议制的议会来征税。许多年来,佐治亚都没有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的定居者本来是会被囚于伦敦监狱或因失业而流荡街头的,现在却成了公共事业的受益者。作为社会的被保护者,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抱怨。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地提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东西。从当时一位商店掌柜弗朗西斯·穆尔,所记录下来的“一七三五年规定”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这种关怀的程度:

  托管人拟于今年在佐治亚设立一个县,并建一新的城镇。

  他们将发给那些受慈善赈济来此的每个人一件厚上衣、一支滑膛枪和一把刺刀、一把斧子、一把锤子、一把手锯、一把铲子或铁铣、一把宽锄、一把窄锄、一把锥子、一把木工用的刮刀、一个铁锅、一对锅钩、一个油炸锅,以及给每一个小居住区或村庄一台公用的石磨。每个干活的人为了在这个殖民地维持生活,每年还可得到下列物品(将由托管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分批发给):三百一十二磅中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每个男子干活时每天可给一品脱浓啤酒(不干活时就不发给)、丑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上述人们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孩子,也即十二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也可获得下列物品(发给方式如前述):二百六十磅生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每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人,作为半口发给上述物品之半数。每个两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三分之一口发给上述物品的三分之一。托管人并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去佐治亚的船费;旅途中他们每周将有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大吃鱼……。

  发给前往佐治亚的移民这些物品,看起来更象是对待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中的囚犯或一支雇佣军,而不是对待一批去新世界谋求幸福的自由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与他们的共同理事会(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佐治亚行政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便充满着家长对待晚辈的态度。据说,殖民地的官仓管理员托马斯·考斯顿就曾公开宣称:殖民地的居民们“既无土地、权利,又无财物;托管人给他们东西,也可以随时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一名军官的勇敢表现超过了职责要求,奥格尔索普就会向托管人请求给予奖励,因为”不奖优惩劣,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萨凡纳需要一名校长或产婆,伦敦的托管人就必须在当年的预算中列入一笔薪酬。殖民地托管人在拨付一个有柄的平底锅的费用时,其庄严程度就象在给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发放做紧身胸衣的料子一样。总而言之,托管人亲自掌握着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却是他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并且住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在一七三五年七月的一次会议上,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致宣称:“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人们应当对我们有信心。”这种统治者的高做态度,说得最好听也是一种恩赐的口吻,使被统治者滋生了依赖性和不满。佐治亚的定居者对食品、住所、设备诸多抱怨,他们等待着、或者要求在遥远的伦敦的好家长们给予补救。在第一年享有保障的生活过去之后,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定居者便要求再将此等待遇延长一年。殖民地托管人除了同意外别无它法。托管人为了使定居者们生活愉快、供应充足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就延缓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立生活。

  早在一七三九年,琅西瓦尔勋爵就已看到,如果这种象家长照看孩子一样的政策再继续下去,将会发生财政困难。当殖民地的赞助者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事业时,殖民地的定居者还是既不富裕兴旺也没有什么希望。这些英国的城市贫民在佐治亚之所以搞不好,不仅是由于性格上的共同弱点,而且也由于他们缺乏开垦荒地所需的特殊技能。不久,殖民地托管人就不得不承认“在英国无用的穷人,在佐治亚看来也同样无用。”

十五、福利计划的夭折

  即使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确曾发现有一些定居者相信“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他们还是会失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立起来的将是一个任由支配的封邑而不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殖民地。

  这个殖民地的居民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的危害:繁琐、专横和贪污腐化。答应作为“慈善救济”给予定居者的配给物品,被藏在商店的仑库里并且由那些中饱私囊的人来分配,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考斯顿的家伙,他是奥格尔索普于一七三四年留下来作这个殖民地的区镇地方官兼仓库管理员的。由于他有权发给或不发给供应物品,他成了佐治亚最受憎恨的人之一。处在考斯顿那种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诚然没法既使伦敦的雇主又使佐治亚被治理的居民都感到满意,就这样不久他便成了众矢之的:说他给的牛肉是变质的,配给物品缺斤少两,牟取私刊以及受贿。这些指控多数看来是有根据的,但因为考斯顿作为伦敦托管人的代表,拥有管治的权力,故他仍能免于受罚。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诸多计划中最基本、最欠考虑和最具灾难性的乃是有关土地的计划。在佐治亚,五十英亩长满松树的瘦地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而清除树木并且种上庄稼这种活却超出一个只有其家人帮忙的粗壮汉子所能承受的程度。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更崇尚苦行的、更勤劳的或更为英雄式的人物能否干得了,而在于殖民地托管人已给他们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即把一种特殊的人送去拓殖。

  他们为了在该边远地区配置人力而作的硬性规定,却连带地扼杀了不少提高殖民地生产率的激励因素。一个定居者如没有男嗣或者他的儿子不愿种地,就会发现干了多年活之后却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为了托管人的利益来增加肉己的财产呢,由于定居者是要在“边境卫戌部队”中当兵的,土地的交易就成为一项政府的政策问题,这只能在被证明符合公共利益后才会得到伦敦的批准。伦敦的会议记录就充满着为了五十英亩土地的转手而模梭两可的说法。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逐渐发现他们承担了一项既不能完成又不能放弃的责任,他们的制度每执行一次就使以后每一项例外情况看起来更欠公平。例如,一七三八年佐治亚的小镇罕布斯特德的老百姓抱怨他们的土地是长满松树的瘦地,因此请愿要求掉换好一些的地,各托管人便在伦敦奥格尔索普家里考虑了这件事:

  他说他非常了解罕布斯特德那里土地的情况,确实大部分是长满松树的瘦地,但如果花点力气是可以成为沃地的,就象别人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顺着这些人的心意,那个殖民地所有的入就都要想迁往好地了,而很多人目前还没想到这点。换地这种要求,将会在殖民地内引起无法形容的混乱。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迁往新的土地,他们将会提出每年给予新的补助物品,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况且其他人也将纷纷效法。愤愤不平的殖民地居民就这样发现自己已被束缚在瘦之上,由于法律不允许他们增加新的土地或出售、交换土地,唯一的选择就是一走了之。尽管定居者们同意有必要限定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因为这能防止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很不利的土地垄断,这种情况已大大地阻碍了其它地方力量的发展和处境的改善”——但这远不等于同意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他们提出疑问:一个勤劳而没碰上好机会的人又能有什么激励因素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呢?有一位名叫普里的船长于一七三三年刚到佐治亚就向殖民地托管人报告说,”这里有很多懒汉,还有不能干活的人,而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则认为别人坐享他们劳动的成果是不合理的,当土地清理出来后,抽签决定每人分一块土地时,那些不干活的人却享有同样的机会分得一杯羹。”

  当佐治亚传来的吵嚷之声有增无己时,奥格尔索普便力图让其他托管人相信这些抱怨只是来自那些无能的懒汉、谋取私利的人以及受到南卡罗来纳的土地投机者煽动的“不满之徒”。直到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才开始对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作出一系列的修改,并认为每作一项改动都是一次原则性的让步。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允许佐治亚的妇女有权继承土地;翌年,允许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佃户可以为自己的土地立遗嘱;一七四○年,允许土地出租并且不要求人们对土地状况作多大的改善;接着于一七四一年,又允许个人可拥有的土地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至两千英亩。在承认地块之间质量有差异的基础上,殖民地托管人还逐步允许比较自由地以长满松树的瘦地来换取较好的地,并对那些在原先授予土地上筑篱耕种的人再赠予五十英亩土地。免役地租先是减低,后来则干脆废除。但一直到一七五○年,殖民地托管人快要放弃特许状时,才允许把殖民地的土地保有条件提高到可以绝对继承的程度。至此,佐治亚居民终于可以象任何其它北美殖民地一样买卖、出租、交换或把土地列入自己的遗嘱内。但奥格尔索普仍然很恼恨并采取抗拒态度,他争辩说,正是因为对土地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才使佐治亚殖民地得以免受外来的入侵。

  奥格尔索普认为,如果摈弃一部分制度则整个制度都会分崩离析,他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幻想是相互交织着的,要拆开就会全部同时拆散。例如,一旦增加个人拥有土地的数字,许多反对使用黑人劳动力的论据马上就站不住脚,而强有力的赞成引进黑人劳动力的新论据就会冒头。由于土地的拥有量提高,就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居民在卡罗来纳贩卖黑人的商人鼓动下,便纷纷向伦敦提出抗议,强调缺乏黑人劳动力已引起殖民地的发展停滞和不满。一七四八年三月,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在伦敦作出决议:“永远不允许把黑人引进佐治亚殖民地,原因是由此而必然会在一个边境城镇产生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至于那些继续叫嚷要求使用黑人劳动力的人们宣称,如不使用黑人劳力殖民地就永远不会取得成就,这只不过证明他们不想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为殖民地的成就作出贡献罢了,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必然是促退而不是促进。”托管人告诉那些认为没有黑人就不能有所成就的人尽可以到别处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在一七五○年,托管人不得不全线退却了;他们阐明殖民地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之后,便为奴隶经济打开了大门。

  在为佐治亚树立道德规范方面,殖民地的托管人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通过一个措词妥贴的“压制令人憎恶的酗酒劣行”的法令是一回事,而对分散在山区和沼泽地的老百姓执行这一法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位记者提醒殖民地托管人说,贫困、灾难和受挫失望往往驱使人们酗酒,“以图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大多数人遇到这些情形也别无选择,“只有陷于绝望或发酒疯。如要把他们(佐治亚的定居者)带到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里,就要让他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由指望以后能过好日子,并提出确切的、对他们最有用的观念来迎合他们。”

  对于禁止贩运朗姆酒,也有一些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因为殖民地最适于出口的商品是木材,而木材的合理市场则是英属西印度群岛那些产糖的岛屿:而能从这些岛屿交换回来的东西除了朗姆酒以外就别无他物了。所以,禁止进口朗姆酒实际上等于切断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一来,大英帝国便不能得到所需的木材,而佐治亚居民也被剥夺了有利可图的生意。除此之外,也还有“医学方面”的论据:”根据北美洲所有居民的经验,证明在水中搀些酒是必要的(可以很肯定他说,在北美殖民地中没有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搀酒的了),这种做法的效果对佐治亚所有能买到酒并能有节制地饮酒的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最后,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论据反对这些无法执行的法律:贩卖私酒的人大赚其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进入正正当当的市民口袋里的。此外,“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本性乃是;越想要的东西,如果越禁止,人们就越会毫无节制地滥用;在佐治亚殖民地,朗姆酒就是这种情况。”而卡罗来纳那些甘于冒险的私酒贩子的所作所为,比任何论据都更具决定性意义。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吵吵嚷嚷的反对,终于作了不体面的退却。一七四二年,他们一方面把反对朗姆酒的法令保留在书面上,一方面又下令其派驻殖民的官员停止执行。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更废除了禁令,但仍只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酒以换取佐治亚的土产。

  在为佐治亚规划的各个项目中,最后一个取消的项目是生丝。有一位殖民地的官员于一七四○年报告说,“在生丝戈为商品以前,本殖民地唯一的贸易就是把木材和鲜肉运往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托管人确实不时地过问一下酒类生产,但是蚕丝——也许正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它——却只凭他们脑海中的想象。无论来自伦敦的贫民们对殖民地托管人的种种计划如何顽强抵制,都及不上在养蚕方面所进行的抵制来得更为顽强。伦敦的慈善家们的命令对养蚕一事来说毫无作用。佐治亚丝绸业的大事记只是一部徒劳争吵和希望落空的记录而已。

  要在北美洲蛮荒之地搞养蚕产丝这种新的、脆弱的行业确实难乎其难,这是毫不令人惊讶的。养蚕和缫丝是一项细致的手艺活,可是与脾气暴躁的皮德蒙特山区人打交道,也同样需要这种细致的态度,而殖民地托管人正是依靠这些人来训练移民们掌握养蚕和缫丝技艺的,第一次失败与一个名叫尼古拉斯·阿马蒂斯的人有关。这个人是在佐治亚殖民地建立后不久与其他几名皮德蒙特山区人一起被送往佐治亚的,但伦敦方面连其中一些最简单的事实也弄不清楚。有些人报告说,阿马蒂斯的助手们打坏了蝉丝机,毁了蚕种和桑树,逃往卡罗来纳;另一些人则说,阿马蒂斯临终前自己烧掉了所有的蚕种和机器,因为当地的地方长官在他病笃时拒绝请天主教神父来为他祈祷。阿马蒂斯死后,教授养蚕之道的任务就落到了雅克·卡缨斯及其妻子手中。卡缨斯的妻子原本是应该教佐治亚人如何缫丝的。但这位卡缨斯夫人却害怕把这个殖民地的妇女教得太好,从而使她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变得无足轻重。

  同时,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也夸大了他们所获得的小小成就的意义。从一开始,这些开拓殖民地的发起人就为获得有利的宣传效果而付出了极不相称的努力,实际上他们却成了自己宣传的牺牲者。他们大肆宣传送给卡罗琳女王的长袍是用佐治亚的丝绸做的,而女王曾宣称这是她所见过的质地最佳的丝绸。但佐治亚的丝绸供应很不正常而且数量很少。甚至到了一七四○年,殖民地托管人还听说卡缨斯夫人教给当地人的东西非常之少,假如一旦她去世,整个养蚕和缫丝技艺就会在佐治亚失像唯一重大的进展,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底下在萨尔茨堡人中间取得的,他们非同寻常地勤劳、坚强并独立自主,而且他们还对养蚕业产生了一定的热情。一七五一年,全佐治亚所产的六千三百零一磅蚕茧中,除了三百磅以外,其余不是来自怀特菲尔特的孤儿院,就是来自艾勃耐泽的萨尔茨堡人。早于一七四一年时,一些心怀不厂满的人便曾在英国散布谣言说,送给卡罗琳女王的真丝长袍即使含有佐治亚所产的丝,那也只是很少一点而已。

  一七四二年五月,萨凡纳几乎有一半的蚕死掉,这证明了佐治亚的气候不宜养蚕。如果说佐治亚有哪一部分适宜养蚕的话,那就是内地,那里气候变化不大,但离开最初殖民定居的地区却有相当一段路程。此外,还有些强有力的经济因素也不利于在佐治亚养蚕。

  如同世界其它地方的经验已显示的那样,要合乎经济原则地生产生丝,需要技艺熟练而又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对于这个新殖民地的居民来说,这两条连一条也谈不上,生丝业的工人很难找,因为一个普通的佐治亚工人如干别的活每天可得二先令,而于生丝这一行每天所得却超不过一先令。在世界上主要的产丝区,农民们一天的收入都不超过三便士。

  尽管如此,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仍熟视无睹并且执拗地一味乐观:他们仍然希望在佐治亚塑造出一个第一流种桑能手的阶层。在一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制订的法律中,他们宣布:一七五一年六月四日以后,谁家如不能在每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一百株桑树并妥善地围以篱笆,谁就不能在佐治亚议会中当代表:一七五三年六月四日以后,谁家如一个教授绰丝之道的妇女都没有或每五十英亩土地不能至少生产十五磅丝的话,那就不能当议员。一七五一年,当托管人终于宣布要放弃对佐治亚的管理而把这块殖民地归还给英国皇室时,他们在列举的理由中也还没有指出佐治亚不宜养蚕缫丝,而只说由于缺乏足够的钱“来鼓励生产生丝”。有位反对佐治亚计划的国会议员提议,治疗对佐治亚种种幻想的最佳良药是要求当地的居民只喝自己酿造的酒,只穿自己织造的丝绸服装。但幻想是很难消失的,而且它们越是光采夺目就越需更长时间才能消失。在美国独立革命的年代里,佐治亚的生丝生产继续缩减;佐治亚议会便把旧日的丝厂改为跳舞厅和礼拜祷告的场所,直至半世纪后一场大火把它烧光为止。

  佐治亚早年的政府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殖民地托管人把没有人能够在伦敦英明地行使的权力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结果便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暴政的奇特结合。最为混乱的情况以及最令人恼火的滥用职权出现在各个法庭上。法例固然在伦敦制订,但却只在佐治亚的法庭上应用于某些人。而在执行英国的法律时,殖民地托管人又混淆和揉合了不同的英国法庭的司法权限,并把法院的行政管理付托给以偏见和询私来断案的外行的法官们。至于奥格尔索普本人,不论他具有其它什么品德,他几乎不具备任何司法方面的秉性:而他的副手们则单纯根据他的意思行事。殖民地的居民们悲叹道,作为一个英国的臣民足以夸耀的种种自由究竟在哪里?

  怨言越来越多:小册子、请愿书和抗议书令人厌烦地似雪片般纷纷而来。即使是殖民地托管人自己派驻那里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反对所有重要法规和政府治理基本精神的抗议,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居民的心声。随着问题层出下穷,英国国内公众对佐治亚殖民地的热忱一落千丈,而托管人自己的志趣也随之减退,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志愿者。一七四四年,奥格尔索普由于在管理佐治亚的军队时涉嫌行为不检而受到军法审判(其后获无罪开释),他自己对佐治亚这番事业的献身精神也就有减无增了,他与其他托管人的关系也变得很不融洽,一七四九年初之后,他也就再没有出席会议。一七四二年,埃格蒙特怕爵又辞去殖民地管理机构中的职务,部分原因是健康不佳,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公众对佐治亚殖民地的支持减退。几年前他便尖锐地指出:“当新鲜劲头过去以后,所作的服务又得不到金钱报酬,做好事的热诚就减退了,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如果政府给我们哪怕是一年只有二百镑的薪金,我们这班托管人就很少会出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于一七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甚至在二十一年期满之前,就把特许状归还给皇室,并放弃了他们在佐治亚的权益。这个一度得到过许多个人慷慨支持以及公共慈善事业大力赈济的计划,至此竞落得如斯凄惨的下场!到十八世纪中叶时到底有多少人离弃佐治亚而去卡罗来纳和其它殖民地寻找较为自由的机会,实无法加以确定。在此十年之前,不满的人们曾声称原有居民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夸大其词:但很多人确实离开了,人们说佐治亚正在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殖民地,这可不是什么夸张之词或恶意中伤。

  那些不幸的殖民地居民们悲叹道:“佐治亚的穷苦居民散布到全球各地;庄园荒芜;市镇被抛弃;村落一片衰蔽;改善生活成了口头禅,而自由则沦为笑谈;朋友们视之为怜悯的对象,而敌人则视之为侮辱、轻蔑和耻笑的目标。”到了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之时,佐治亚——慈善家们的骄子和大慈大悲的伦敦的宠儿——已成为各个殖民地中最不繁荣和人口最少的地方。

十六、利他主义的危险性

  如果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缺乏激励马萨诸塞清教徒的那种宏伟的想象力或者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那种神秘的激情的话,那么他们却有着一种精确而又平实的构想,希图以此去建立起一个殖民地。他们之所以陷于困境,并不是因为缺乏计划,而恰恰是由于计划过多。他们有着种种问题和机遇,其成因并非由于他们的原则有着教条式的明确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念逐渐消减,甚至也不是由于他们的打算含糊不清。他们主要的弱点是一种窒息人们自发性和实验精神的心态,而这种自发性和实验精神却是美国真正的精神财富。无论珀西瓦尔、奥格尔索普和他们的某些同事们的动机多么崇高,但这些动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计较琐事和谨小慎微。假如他们的愿望更为远大和更为抽象一些——或者更为自私一些也罢——就会为新世界生活中的种种机会带来发展的余地。

  但是,正象殉道者、传教士和做善事的使徒们一样,慈善家也从不以注重实验精神而著称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慈善家,正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事和怎样才能做好事。他们的本性就倾向于对任何情况部抱有过分明确的和教条式的态度。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正是这样的人。心怀不满的定居者们的抱怨是有理由的,北美殖民地所需要的是从事实验的意愿:“开始不过是试一试,现在则是一项实验:由于难以预见的各种意外情况,人们的假设总是会出差错的,任何个人或社会当然无须为此而负恃;而且,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建议本来就成败未卜而指责你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某人或某个社会,出诸真诚的错误想法或大过自信而硬要推行一项既无可能成功又会毁掉参与冒险者的试验时,则全世界都会哗然反对的。”佐治亚的这段故事给予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带讽刺意味的训诫,也不仅仅是失败的教训。因为托管体制失败的启示也就是其它形式的社会在北美洲取得成功的关键。佐治亚殖民计划之所以最终被搁置,井非由于那里的定居者认为北美洲没有前途,相反,而是由于他们缺乏机会——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风险——他们得到的只是一项妥善安排的计划。而任何按旧世界的想象力制订出来的计划,不论多么无私或崇高,部不能把新世界的种种机会包含在内。在殖民地中所要实现的梦想,比十八世纪伦敦所能够相信的更富于奇异色彩,在北美洲可能做的事与在欧洲不可能做的事不是一样的;它们部各有其自身的特性。即使要对这里的生活作一番多姿多采的美梦,也需要把英国的梦想同北美洲的经历掺在一起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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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 来自《黄祸》

如果有谁盼着主席死的话, 最迫切的莫过于眼前这位慷慨激昂的白司令了。苏副参谋长站在一旁。主席夫人伏在白司令肩头痛哭了很久。白司令用铁棒般的短臂牢牢搀扶着她, 脸色如同酱猪肝一样又紫又黑, 额头疤痕锃亮地跳动。苏副参谋长经常听见他破口骂人, 但哪次也赶不上这次骂得充满杀气。奇怪的是无论什么脏话从他嘴里骂出都不显得低级, 反而正气凛然, 让人感动。主席夫人的眼泪浸湿了他的中将肩章。一个受尽委屈的寡妇需要听的不就是这种嗓门, 这种痛骂和这种顶天立地的保证吗? “老大姐, 主席去世了, 我就是你的亲人! ……去看看 

第三版序言 - 来自《小逻辑》

在这第三版里许多地方都有了改进,特别是力求陈述得清楚和确定。不过因这书既是一种教本,目的在于撮要,文字仍不免紧凑、形式而且抽象。为了完成它的使命,还须在口头的演讲里予以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自本书第二版以后,有了许多对于我的哲学思想的批评出现。这些批评大部分表示他们对于哲学这一行道很少作专门研究。对于一个经过多年的透彻思想,而且以郑重认真的态度、以谨严的科学方法加以透彻加工的著作,予以这样轻心的讨论,是不会给人以任何愉快的印象的。而且透过充满了傲慢、虚骄、嫉忌、嘲讽等坏情绪的眼光来读书,……去看看 

第八章 - 来自《胡长清的“忘年交”》

丁某回到家里,父母发现她神色异常,似乎心事重重,就不断追问,但丁某心情十分矛盾,什么也不说,越是这样,丁某父母越觉得有问题,很可能与周雪华有关,就苦口婆心地对丁某晓以利害,丁某终于道出了实情。丁某父亲立即带着丁某向警方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周雪华脱逃案的侦破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详细听取了丁某的情况反映,迅速调集警力将傅某兄弟密捕,顺藤摸瓜,查明了周雪华的确切下落。6月16日深夜,丁鑫发厅长亲自率领数百名公安民警和武警直扑南昌县黄马乡阆里村。   阆里村离马路有一里多路,汽车开不进去。……去看看 

第一部死灰复燃 11、阿比西尼亚蒙难 - 来自《二战全景纪实》

墨索里尼在1922年11月6日上台执政之后,公开宣布法西斯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秩序,重整纪律,发展经济和扩大财政收入。  其指导思想是:信任、服从和战斗。  这就是说,他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强化法西斯统治。  墨索里尼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强化专政力量。  为有效地控制国防军,他上台伊始就调整了军队的领导班子,任命支持法西斯夺权的前陆军上将迪亚兹为陆军部长,任命亲法西斯的前海军上将达翁达·瑞维尔担任海军部长。  1923年初,他又对庞大的法西斯黑衫军进行了整编,特意挑选其中具有实战经验或擅长……去看看 

廿五 - 来自《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现在西西已经开始进入这种失控状态:“还有,你们凭什么每天晚上问都不问一声就抢在别人前面洗澡,害得小蓓天天晚上九点钟才能洗上澡,天天觉都不够睡。还有,每天早上你都给小蓓吃冷鸡蛋,喝冷牛奶,害得小蓓天天胃疼……”  苗岭秀先是听着,突然冷笑一声截断话头:“你最好把这些话拿到干休所大院去说给大伙听听,人家要是问,小蓓是谁的女儿,她天天吃冷鸡蛋,喝冷牛奶,她妈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说?和着人家好意帮了你,回过头来还要受你的指责吗?这就是你们家的教养吗?我们又是谁?我们是你们家雇来的保姆吗?”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西西。见到了从……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