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们弗吉尼亚人

 《美国人:开拓历程》

  “因而,在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就是美国,关于这一点:当时比今天更加明显……”——约翰·洛克

  “在最初阶段,整个美国就是弗吉尼亚。”——威廉·伯德

  弗吉尼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宏伟的规划,也没有要按某一种思想来进行治理的打算,有的只是为移植各种机构和制度所作的平凡的努力。如果说其它殖民地的人们力求不沾染英国的恶习,那么弗吉尼亚人则希望尽力体现英国的美德。建立一个理想的“山巅之城”来炫耀于世,以一个“兄弟友爱之州”来唤醒世界,或者以广泛的人道主义实验来鼓舞世界,所有这些事业都让其它殖民地去干吧,弗吉尼亚人头脑里想的是按照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实际特征揉合而成的模式:这个社会就是英国,特别是十六、十八世纪田园式的英国,如果说弗吉尼亚有某些方面优于英国,那并非因为弗吉尼亚人追求英国人所没有的理想,而是由于弗吉尼亚具有实现英国理想的新的机会。中产阶级的英国人跑到弗吉尼亚来,是为了寻找新的地盘,好成为新式的英国乡村绅士。但是,一股预料不到的魔力却把英国式庄园大宅那套生活方式转化成了新世界共和国的生活习惯。英国的斯夸尔·韦斯顿们和霍勒斯·沃波尔们,横渡大洋,经历变化,成了埃德蒙·彭德尔顿、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之类的美国人。使他们从英国人变成美国人的,并非他们原来所寻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来此之后所建立的业绩。

十七、美国式的英国绅士

  在十六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一旦发财,其雄心壮志就是成为乡村绅士。从店舗柜台后面或从职员办公桌前一席地退隐到位于广阔庄园中心的宽敞住宅,是地位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那个时期的这种理想,就象二十世纪实业家所追求的拥有城郊豪华别墅、成为乡村俱乐部会员以及到佛罗里达过冬一样。然而,还不止这些。当时,成为一名乡村绅士就意味着挤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拥有一座庄园住宅同时也意味着成为治安推事,具有统治地方宗教界的权限,相当于当地农民的保护人和忏悔神父,以及穷人的监工,或许迟早还将成为国会议员、爵士、男爵,甚至可望成为上议院议员。乡村邸宅因此成了地位正在上升之中的英国人通天坦途中的一站。乡村住宅虽然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但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沉溺于奢侈和懒散生活的地方。根据英国民间传说,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重担都落到那些舒适地占据着绅士地位的人身上。理查德·布拉思韦特在他所著的弗吉尼亚人广泛阅读的手册《英国绅士》(一六三○年出版)中写道:“拥有最大财富的人,自由最少。”“这些人为人楷模而若犯罪,就等于加倍犯罪:意即他们应该在警觉、远见和勤奋方面都成为大家的榜样,他们不应在无所事事的安逸中虚度光阴。(有人说)居于高位的人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仆人:他们是君主或国家的仆人,他们是荣誉名声的仆人,也是白己事业的仆人。就自己的人身、行为或时间来说,他们都没有自由。”因此,英国绅士的理想虽然肯定不是禁欲主义,却肯定是符合道德和社会标准的。正处于上升地位的英国商人渴望成为绅士,他们所争取的不仅是优裕的生活,而且还争取承担更大范围和更为崇高的责任。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年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一七○○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比较高;一六二三年,乔治·桑迪斯就曾抱怨说,弗吉尼亚人除了吃的以外,每天还要一磅烟草的工钱。每磅烟草以一先令计,则弗吉尼亚人每天所挣的工钱等于在英国的同胞一周所得的收入。此外,他们还有发迹的希望。根据《弗吉尼亚全面情况介绍》(一六四九年出版)一书作者所述,充其量只能当学徒的青年人,来后只要干上几年就可以指望“成家立业,拥有土地和牲畜”。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所研究的土地转让记录说明,十七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二十至五百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的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多的社会地位。根据“按人头”曾予土地的制度,每多带一个人到殖民地来就可得到五十英亩土地。这样,人们就能轻易买进一大帮人作为随行家属。要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这样一个新地方占一个有权势的席位,当时尚不需要挤掉别人才能办到。如果你没能在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取得领导地位,你可以建立另外的社会,许多弗吉尼亚家庭是由商人或手工业者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具有特殊才能,财运亨通。他们得到人片土地之后,很快就过着相当于乡村绅士的生活方式。至于谈到上流社会的教养,如果说那套标准是人们有意识地从英国那里抄袭来的话,那么这些标准必然是既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死板的。社会各阶级在许多方面都是变动不定的。有一个时期,所有男性白种自由民部有权投票选举公民代表院成员而没有财产限额的规定。《弗吉尼亚的治理》(伦敦,一六六二年出版)一书是由一位爱挑剔的作者所著,他在书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很少通过明智的法案,因为公民代表中的大多数人“一般都是作为佣工到弗吉尼亚去的,虽然由于时间长久和勤奋努力,他们可能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所受教育实在太低劣、太平庸,因此他们对于教会或社会中的优越地位以及产生这种地位的原因缺乏判断的能力。”但是,只要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白种契约佣工,就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奋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一七○○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

  但是好景不常,临近十七世纪结束的时候,一系列客观条件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绅士的幻想世界彻底破灭。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一七○一年十二月二日在他写给贸易和庄园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对有才华的男人来说,现在已经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吸引力使他们到这里来了。”“过去这里有良好的土地可以拨赠,还有相当有钱的寡妇,可以吸引有才华的男人前来。但现在全部或绝大部分好地都已被占用,而且如果说还有略具钱财的寡妇或女子的话,也大都被当地人娶走了,她们对其他人已开始产生某种反感,称之为陌生人。”

  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了。一六七○年,仿效英国的立法制度确立了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为参加选举的必要条件:只有“动产和不动产拥有者”享有选举权,“他们才是与公益事业利害相关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又有了进一步限制,把土地租借人和终身佃户排除在外,一六九九年之后,只有“不动产持有人”,即确实拥有上地的人才有选举权。或是拥有无人定居的土地一百英亩,或是拥有带一幢宅院和一个庄园的土地二十五英亩,才能参加公民代表院的选举。弗吉尼亚参加选举的条件实质上已与英国雷同。这不仅是因为最肥沃的土地部被占用,最富有的寡妇己被娶走,使不定期来到的移民已经无法沾光,还因为劳动阶级的性质已经开始起变化。到一六八○年,越来越多的黑奴被贩运进来;十八世纪头九年运进了六千名黑奴,这一数目可能超过了上一世纪运进黑奴的总数。黑奴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日益取代白种契约佣工。到了十八世纪初叶,奴隶制在弗吉尼亚加速发展,因为奴隶使大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而小种植园主所面临的困难又不断增加,使自种佣工移民知难而退;白种佣工的减少又反过来使这一殖民地更加依赖黑奴。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小种植园主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一六六○年以后,为了控制大英帝国重商主义体制下的纺织品,《航海条例》得到了更加严格的实施,这就降低了殖民地利润的幅度并给各类种植园主制造了新的问题。小人物经常处在负债累累的境地。一六七六年纳撒尼尔·培根在弗吉尼亚发动了一次为时很短的暴动。其原因至少部分是源自上述一系列困境。培根本人就曾公开宣称,小农场主负债累累,依靠“劳动和勤奋”已经无法自救。到了一六六○年前后,契约佣工在契约期满后继续留在殖民地已成惯例,为的是取得一块土地并希望能爬上社会阶梯的较高地位。尽管可以取得的土地越来越少,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公民代表院仍然不时(象一六二七年那样)专门提供一些小块土地。但到了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自由的佣工所希望得到的是更为肥沃的土地,这在其它一些殖民地是可以提供的。

  十八世纪初期,对于大部分较穷的自种移民来说,弗吉尼亚只不过是一个进口港,由这里向甫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荒芜边疆、翻越大山前往西部,或向北前往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西部。这些比较穷的白种移民本可能按英国模式形成一个稳固的自耕农阶级,他们的大量流徙使弗吉尼亚人产生了不安情绪,但他们对此事的根源的看法并不一致。十七世纪结束之前,英国贸易局指示尼科尔森总督找出阻止移民大量流徙的办法。此后几十年,贸易局和总督一直就如何使以后的自耕农不离开弗吉尼亚的问题展开辩论。尼科尔森总督抱怨说,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特别优待手工艺者,把他们安置在毛纺业和其它技术行业中。爱德华·伦道夫在一六九六年解释说:“政府中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人不时取得大片赠予的土地,因此多年来就没有什么荒废的土地,可以拨赠给那些带着佣工前来的人或那些忠实地为主人干活而契约期已满的佣工。土地早已预先被占用。”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总督否定了这一解释。他举例说,斯普茨夕法尼亚县实行的是大量拨赠土地的规定,而布伦斯威克则实行拨赠小量土地的做法,但前者的人口却比后者多得多。

  尽管人们对形成上述状况的根源意见不一,但其后果却是一清二楚的:弗吉尼亚已成为一个少数贵族统治的殖民地。据沃顿贝克的看法,十八世纪初,新来的人变成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到了该世纪的后期,统治弗吉尼亚的绝大部分家族——菲茨休、伯德、卡特、沃姆利、李、伦道夫、哈里逊、迪格斯、纳尔逊等,都已经在一七○○年以前实行大片土地拨赠之时为自己的财产打下了基础。这些“最优秀”家族之间又互相通婚,因此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这块殖民地的财富和政权已由大约不超过一百个家族所控制。弗吉尼亚已变成一个酷似英国农村的社会,但其相似之处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似乎弗吉尼亚占有土地的家族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把英国舞台上早已演过的戏剧剧本带来,现在这些剧本要在美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帮稀奇古怪而在某些方面又很不合适的演员在演古老的英国角色:英国乡村绅士(埃芬厄姆·布兰克勋爵或古代地主布朗老爷)的角色现正由美国种植园主扮演;英国农民由黑奴扮演;管家则由白人监工扮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突出的特征认出这些角色。弗吉尼亚乡村绅士象英国乡绅一样,外出时乘坐马车,用冶时使用的银具所刻家族纹章是由伦敦的宗谱纹章院批准的,他们俨然坐在治安推事席上,在当地英国国教的教会里当教区委员,读绅士们该读的书,甚至在谈话或信件中偶尔也点缀上一个古文中的文学典故。至于那些只是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前才从非洲原始森林贩运来的粗野黑奴,则教他们扮演农民的角色。

  这里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客观环境相似之处颇多,但是所形成的差别却很大,这也很说明问题,在西印度群岛,旷工现象盛行。种植园主处处按西班牙的模式办事,希望建立蓄奴的殖民地,把奴隶象在西班牙式封地里的印第安人一样对待,关进棚屋,每天驱赶到地里干活。但弗吉尼亚人则处处以英国乡绅的模式为先例,他们安排奴隶们演另一种角色以便使自己演的角色也演得维妙维肖。约翰·巴西特提醒大家说,“弗吉尼亚人希望住在自己庄园里,并把他们的奴隶集合在周围,好去了解他们,给他们治病,让他们结婚,并以温厚方式逐个进行训练和斥责。”有作为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所过的生活同懒惰的西印度种植园主大不相同。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工作时间长,对一切都严加督察。种植园主的妻子也担负起种种新的而不是装饰性的任务。

  新的弗吉尼亚模式是古老的英国模式的翻版,其相似之处多得惊人,尤其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更是如此。起初,美国的客观条件提供了一些英国绅士式的特权和消遣。例如,设立鹿苑一直是若干世纪以来高贵文雅的象征:猎鹿和法办偷猎者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但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原野上,鹿并不是圈在绅士老爷的庄园内的。《弗吉尼亚新情况介绍》(一六四九年出版)和《弗吉尼亚同马里兰关系真相》(一六六九年出版)一类的宣传小册子大事鼓吹说土生的麋鹿遍野皆是。威廉·伯德迟至一七三七年还吹嘘说,“人们经常可以一次看到数百成群的鹿。它们虽不象欧洲麋鹿长得那么大,但味道要鲜美得多,一年到头都是那样又肥又壮。”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北美己使偷猎的概念彻底过时,此外,实在没有多少事比这更为重要了。如果说弗吉尼亚绅士被剥夺了机会,不能接触象鹿苑那样古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玩意儿,他们在发明别的更加美国化的娱乐方面,脚步并不慢。典型的例子便是赛马,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帝王的运动项目,但已局限于绅士的范围。一六七四年,约克县法庭曾作出如下判决:

  詹姆斯·布洛克,职业裁缝,曾以其母马同马修斯·斯莱德先生的公马进行比赛,井以两千磅桶装烟草作赌。鉴于赛马是专属绅士的运动,而布洛克作为一个劳动者进行此项运动是违反法律的,因此罚以一百磅桶装烟草。

  当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爵士于一六九一年宣布举行每年一度的有奖体育竞赛活动日时,规定参加竞赛者“只限于弗吉尼亚人中地位较优越者”。另外还有一些证据说明当时社会阶级分野十分严明。甚至那些十七世纪后期曾经当过“佣工”(不一定是终身的)的黑人也逐步被强迫终身处于奴隶的地位。十七世纪中叶带有普遍性的男性成年人选举权利也逐步受到限制,到一七○○年,在弗吉尼亚具有选举权的条件已经同英国一样了。

十八、从乡村绅士到种植园主资本家

  在英国,人们一直相信绅士具有某种神秘性。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乳母请求国王使她的儿子成为绅士,国王回答她说,“虽然我可以册封他为勋爵,但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使他变为绅士。”在弗吉尼亚,正如我们听谈到的那样,绅士也被某种神圣的光辉所笼罩。不过,在那里,贵族家庭更容易用金钱制造出来。这样,作为殖民地的弗吉尼亚就预示出美国是如何以粗俗而又健康的态度对待贵族的。只要盾形纹章可以用现款买到,人们对所有贵族的特许证书就一概都会抱怀疑态度。社会地位在美国显然是可以出售的,这就促使人们对欧洲世袭贵族的神秘观感烟消云散。如果穷人看到生活条件比他们好的人能用金钱购买名位,他们怎能相信上帝加盖了印章的证书有什么奥秘呢?

  在弗吉尼亚,即使在日趋僵化的贵族阶级中,商业的进取精神仍很旺盛。弗吉尼亚一些名门望族(诸如:勒德韦尔、斯潘塞、斯蒂格、伯德、卡里和丘等)只不过是不久前的商人的后裔。由于多种因素,有成就的种植园主往往保持几分商人的气质,不断为自己的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途径。首先,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业具有其特色。弗吉尼亚人从不施肥来补充烟草生长过程中从土里吸收的氮和钾,因此只有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种植烟草才能长得茂盛;通常都是第二茬烟长得最好。种过四茬之后,土地一般就改种玉米和小麦,最后复原到种植野松、酸模和薹属植物。根据这样的耕作制,一个谨慎的种植园主每次用于种植烟草的土地不敢超过一定的数量,譬如说,他的土地的百分之十。出于预见性,他必须不断增加自己的土地,因为按弗吉尼亚的土话说,他年复一年地“会把土地用光”。因此“烟草地”这一名词很快就成了“新地”的同义词。那些被认为已无利可图的“酸地”或“老田”在滨海的弗吉尼亚便成了学校的校址或用于建教堂,正因为如此,谨慎的种植园主就得充当土地投机商,需要机灵地利用时机,随时准备买进新的土地。地位显赫的家族拥有的土地在不断增长,而且常常变换地方,最古老的庄园住宅,如卡特、伦道夫和伯德家族的宅邸,一直保持在原地不动,并成了家族传统的源泉。但是一旦作为这些家族财富来源的土地己不再能获得合理的利润,这些土地便成了被摒弃的固定设备,或只能用作交换的筹码。在此情况下,大种植园主便发现奴隶劳动力具有特别的好处,因为当某一块土地有希望赚得更大的利润时,奴隶劳动力是可以在乡间来回转移的。这种浪费土地的制度,至少从弗吉尼亚民政机构的观点来看,并不是纯粹的坏事,因为该制度可以使富有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同时也是政界领导人)的警觉性和进取心受到无情的考验。

  第二个刺激种植园主的重商和进取精神并形成庄园制本身特点的因素是缺少大城镇。法国旅行家弗朗西斯·米歇尔在一七○二年写道,“居民住地分散,即使在农村里也形成不了村庄,因为每隔二十或三十年就非得开垦新地不可。”这并非唯一的原因。地理上的现实情况也同样是重要的。滨海的弗吉尼亚朝东南伸向切萨皮克湾,是一片富饶的低地。这片低地被好几条可以通航的纵深河流切割成指状,这些河流是波托马克河、拉帕汉诺克河、约克恻和詹姆斯河。每个指状地块又被若干条小河象脉络一样分割为小片土地。这些小河有许多也不大小,船只可由此直通大洋。这些都是经济生活循环的渠道。逆河而上的船舶主要装载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贩运来的黑奴和从伦敦运来的服装和家具;顺水而下的船舶则满载着来自李家、卡特家和伯德家大种植园的成桶成桶的烟草。

  从商业观点看,城市在当时是多余的。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的私人码头。烟草种植者可以把桶装的烟叶直接从自己的码头装船,运给他在伦敦的代理商:他的进口物资也可以在他自己的进口港卸货。由于这种原因,弗吉尼亚在殖民地时期没有商业首府,没有它的波士顿或费城;弗吉尼亚的商业就寓于散布在河流两岸的许多私人码头。约翰·克莱顿于一六八八年在其致皇家学会的信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弗吉尼亚具有更稀奇古怪的河道条件了。这种方便条件今后可能使弗吉尼亚发展成为象荷兰那样的地方,成为全美国最富庶之地。但是当前我认为这是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极大地妨碍了它向前发展。因为众多的河流和稀少的人口使贸易分散,以致所有船只都得在相隔百英里远的上下游各自装卸货物;因此开展得最好的贸易也不过是苏格兰式的小交易;因为这些船只部得运载各色各样的小车到当地进行交易,以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商品。河流多正是没有市镇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年之后,《弗吉尼亚现状》一书的作者问道,种植园主商人舒舒服服地呆在乡下而他们的主顾又在附近,他们为何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招市镇上的商人来竞争呢,当陆路运输还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在几乎不存在公路的新兴地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那些能在他们的码头上进行交易的人就显得得天独厚了。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指出,“大部分房子都建在船舶装卸处附近,任何东西部可从英国的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地发出,并在此地向某位绅士交货,比在英国向距离五英里之遥的乡下人交货还更省事和更便宜。因为你无需为来自伦敦的货物交付运费,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货物只需交付一点运费;货物所有人只需装些烟叶到船上,运往英国给船主。”那些批评弗吉尼亚的人经常抱怨说,弗吉尼亚的文化、宗教和商业水平之所以低下是因为那里缺少市镇。由于英国家具制造者的产品能够如此廉价地放在船舱底部运到弗吉尼亚的农场来换取大量的桶装烟草,当地的工匠只好却步不前了。河流运输畅通,实际上促使许多种植园主的思想圃于本土,变得偏狭起来。斯普茨伍德总督一七一○年写道,“人们初到此地定居时,是沿着大河两岸安顿下来的,对他们种植园范围以外的内地情况毫无所知。他们惧怕印第安人,因此不敢进一步深入内地,书信来往除通过水路外也别无他途。”持批评态度的人说,促使人们在城镇里“集居”就可以形成较高形式的文明。有些人建议制订立法,使城镇居民在税额方面沾些便宜,此外又提出了其它有吸引力的方法,但这一切部未能奏效,地理因素还是占了上风。直至十八世纪后期,弗吉尼亚的商业(以及随之产生的商业价值观念)仍然分散掌握在许多较大种植园主的手中。正因为弗吉尼亚没有城镇,因此那里的乡绅比起英国乡绅更需要具有城镇生活的才能:进取精神,做精明交易的能力,并具有城里人判断得失的眼光。

  烟草不象许多英国乡村绅士种植的作物,它并不属传统的糊口经济的范畴,而是一种经济作物,是为获取利润而种植的作物。种植园主在奴隶、土地和设备方面的投资是通过巨额的现金贷款来进行的。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帐簿都令人沮丧而生动他说明了此种情况。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上的殖民地”,而杰斐逊和他以前的不少人都曾主张建立一种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范的种植园制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在大规模商业性农业方面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英国乡绅一贯关心自己农场上的具体细微事宜。甚至象第八世德文夏尔伯爵地位这样高的勋爵,(几十年以后)当他养的猪在斯吉普顿赛会上得了头奖时,他也还感受到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时刻”。但是,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却不满足于在当地赛会上得奖。他们的烟草加入了世界市场上的严酷竞争,他们同时还是保持敏锐的眼光来处理大量各式各样的事务,井关心其开支情况。当迪朗·德·多芬先生于一六八六年访问沃姆利富丽堂皇的名为罗斯吉尔的庄园时,他以为他正步入“一个相当大的村庄”。大种植园的生活同简单的农业经济生活截然不同,那里有数以百计的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以及经纪人。他们种植烟草来赚取利润,生产粮食,并制作工具、农具和服装。所有这些东西,既供自己所用,也在当地和外国市场上出售,有时就用种植园主本人拥有的船舶运送。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是一座十八世纪版本的现代化“公司城镇”,而不是富于浪漫情调的乡下村庄。种植园主要经营一个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兼而有之的小世界,需要具有商业上的敏锐性和大量的实际知识。象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他们涉猎既广且又多能。这是十八世纪较大和较有成就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身上常见的本领:他们对自然历史深感兴趣,他们掌握受人敬羡的医疗和机械学知识,他们熟悉气象学,还必须了解法律。如果把种植园所必备的这些东西解释成好象是从遥远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范例及其抽象教导引发出来的,那该是多么荒诞不经!这些东西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种种问题的一个索引。

  如果说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具有新世界某些特有品德的人,那么所造就的仍是不折不扣的贵族式人物。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企业颇有劲头,做买卖时也不那么怕弄脏自己的双手,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比较资本主义化,他们对现金资产负债表也具有相当敏锐的眼光,知识兴趣也更加全面,但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小撮特权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础在十八世纪开始前就已经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在一七○四年向英国贸易部正副大臣们报告说,弗吉尼亚四大河流中每条河沿岸都住有十至三十个“靠手艺和勤劳而拥有雄厚实力的庄园的人”。到了该世纪的中叶,这类人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些是杰斐逊和华盛顿之类的新贵。但是大种植园主增多的过程也是小种植园主减少的过程。弗吉尼亚富裕的种植园豪绅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之深到一七五○年可谓已达顶峰。

  十八世纪中叶是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全盛时期,也是该地几乎所有主张独立的领导人以及即将登上新生联邦政府“弗吉尼亚王朝”宝座的那些人的青年时期。这批人中的第一位是华盛顿,生于一七三二年,最后一位是门罗,生于一七五八年。这些人的自传和书信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层“四百家”互相密切通婚的情况。亚力山大·斯普茨伍德总督于一七一三年三月九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填补总督行政委员会三个空缺的人。他们“有才能,素以忠厚诚实力原则;并拥有富庶的庄园”。他还抱怨说,除此三人外,他再也找不到合格的人了。其他人都已经占了政府的肥缺,“或者都同一个特定的家族(指伯韦尔家族)有某种亲戚关系,目前总督行政委员会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己同该家族结了盟。”从一六八○年到美国独立革命,先后被任命为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中,只有五十七个不同的姓氏,其中九个姓氏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又占了另外三分之一左右。有五位委员姓佩奇,姓伯韦尔、伯德、卡特、卡斯蒂斯、哈里逊、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的各有三位。委员会的成员往往一人不止担任一个官职。人们抱怨说,“委员会里一官多职的现象往往引起巨人混乱,尤其是当这些官职的性质相互矛盾时更是如此:例如,一个人既是税务官,又兼任法官,作为前者,就应该为后者提供资料以查明税务方面的违法真相,或以委员会参事的身分,执行法官的职务,开会审议并通过他们本人身为税务宫所提交的帐目。”这种大量垄断官职的状况不局限于总督行政委员会;地方上层层都是如此,富有的种植园主往往同时是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团司令官和公民代表院代表。

  托马斯·杰斐逊遗留下来的青年时代的凡封书信(写于一七六○和一七六四年间)提供了目前我们所能得到的他二十一岁以前几乎全部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书信读起来很象社会专栏:他交往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部属于弗占尼亚的名门望族。他第一位恋人丽贝卡·伯韦尔就是出身五十年前统治总督行政委员会的那个伯韦尔家族。他在给年青的弗莱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威尔,我已想出了一个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去换取埃奇山庄,我拿我的地去换取弗尔田庄,你娶萨克基·波特,我娶丽贝卡·伯韦尔,弄一把高背椅和一对骏马,在同一个法庭上当律师,一起坐车去参加当地所有的舞会。你看这样的生活如何?”这位社交界青年名流所写的这类信中出现了佩奇、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那茨等家族成员的名字。所有这些人在弗吉尼亚社会名流册中全部榜上有名。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世界同一七七六年的世界之间并没有一堵隔墙,也没有天翻地覆的思想变化使十八世纪后期的想法与同一世纪中期人们的想法出现根本性的差别。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看到独立革命期间那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生活方式的连续性。我们越观察弗吉尼亚人思想的地方传统性,我们就越感到根本不需要去探索什么普世的哲理根源,也没有必要把这些思想解释成并无地方色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独立革命的动力势必融化在弗吉尼亚的平凡事物之中。某些历史学家把欧洲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硬封为美国独立革命之父,这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好象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最后一幕突然出现一个毫不相干的该负全部罪责的人物似的,在独立革命中势必发展到顶峰状态的那种革命动力和行动模式,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在弗吉尼亚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形成了。

十九、绅士政府

  如果认为弗吉尼亚社会恰然自得的风气和贵族气质同当地公民的品德毫无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事后的阴差阳错才使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治体制成为美国民主平权的萌芽。当乔治·华盛顿担心地方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会维持下去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只能是十八世纪中时弗吉尼亚的政治常轨,因为他并不了解其它的情况。这些常轨也就是弗吉尼亚孕育出来的贵族阶级代议制,正是这一代议制所特有的贵族气质从根子上哺育了美国代议制政体。追根求源,这要回溯到弗占尼亚的黄金时代。

  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比弗吉尼亚贵族阶级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政治义务。他们强调掌握权力就要负起治理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时期一方面对选举权有限制,另一方面又有一项强制进行投票的法律。还有几个殖民地偶尔也制订法规,对符合条件而又不参加投票的选民进行处罚,我们并不了解这条法律在弗吉尼亚贯彻执行的严格程度,但鉴于弗吉尼亚从最早期一直到独立革命后始终坚持这项立法,仅此一点就足以证实人们一贯的看法:参加治理是一种义务,如果说对一般选民的要求是必须参加投票,则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就得要求他们承担更重的责任。杰斐逊在一七八一年特别郁郁不乐的情况丁怀念“私人生活的独立性”的时候,他所说的“解脱”实际上也就是弗吉尼亚名门望族中许多人所渴望的东西。一个大种植园主必须妥善规划自己的园地,决定何时种植和收割烟草,物色做鞋和做衣服的材料,并关心他所拥有的奴隶的健康——这些种植园管理工作他是回避不了的,非承担不可。同样他也必须担负起他的政治义务,这也是推卸不掉的。有成就的种植园主必然养成发号施令的习惯。在他管理殖民地事务时,他同样表现出非凡的自信心,如同他经营自己的种植园一样。如果说种植园等于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需要凭机智、权威和审慎来进行治理,那么弗吉尼亚殖民地就象一个大种植园,要象经营种植园一样来精心管理,重大决定都有赖于那些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人来做,显赫的职位也应归于他们。

  公民代表院的花名册实际上就是主要种植园主的人名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事到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这条政治晋升的道路,从下到上、一层一层全由当地绅士一手控制。没有他们点头,要晋身政治生涯绝无希望。公民代表院的权力在殖民时期有增无减,最后达到操纵总督行政委员会的地步。但公民代表院也只不过是居统治地位的贵族的政治作坊,有关烟草的价格和质量的规定以及税收、教育、印第安人事务和宗教诸方面的重要决定,一概都是在这里拍板定案的。所有谋求更高职位的人都得先在这里见习,然后才有博得青睐、飞黄腾达的可能。公民代表是不动产所有主选出的,但只有公民代表才有权授予弗吉尼亚人以更高荣誉,公民代表们以认真态度在弗吉尼亚上层人士中挑选合格者担任政府职责。虽然十八世纪中叶公民代表院只有不到一百个席位,但生活在那个世纪的几乎所有弗吉尼亚名人全部在公民代表院见习过。

  公民代表之间的意见分歧比我们想象中要少得多,他们进行的讨论也同现代立法机构的辩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虽然直言不讳的冲突是《印花税法》年代的特征,但公民代表院的政治并未激化到形成不同的政党路线,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弗吉尼亚人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政党这一概念。随着十八世纪逐渐逝去,占统治地位的公民代表似乎变得更加和谐,他们的思想也更加一致了,他们愿意接受不同政治见解的人参加领导班子。因此,当公民代表院在一七七四年召开弗吉尼亚代表会议,选举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时,他们既选出了不久前在《印花税法》争端中的保守派佩顿·伦道夫、理查德·布兰德和埃德蒙·彭德尔顿,也选出了他们的对立面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

  恐怕近代还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象他们那样采取把公职视为己有的态度。在独立革命的年月里以及独立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间,弗吉尼亚总督、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法官、军事长官和出席联邦会议的代表,全都由公民代表选出,并且还全部是从他们内部挑选的。他们对弗吉尼亚统治阶级每个成员的了解,使他们有资格凭出色的智慧(尽管不一定绝对正确)来分配显赫的公职和重要的职责。

  处于统治地位的弗吉尼亚人的舒适生活当然也有其不那么舒服的一面,这在臭名昭著的鲁宾逊事件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当代任何新闻记者都不可能编造出比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更加轰动的新闻了。当这块殖民地的公民代表院议长兼司库约翰·鲁宾逊逝世的时候,珀尔迪的《弗吉尼亚公报》(一七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无意中流露出讽刺的口吻,宣称鲁宾逊之死是“那些不幸和贫困的人感到悲痛的一场灾祸。这些人经常受到以仁慈和开明为怀的鲁宾逊的安慰和爱护。”鲁宾逊所表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慷慨大度虽然早就有人怀疑,但一直到他的庄园管理人员把帐目结算出来,事情才算得到彻底暴露。管理人员发现鲁宾逊担任殖民地司库时期支取的公共基金有十万零七百六十一英镑七先令五便七之多。他把这些款项借给他的几十个朋友,借出的数目不等,多的有借给威廉·伯德第三的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一英镑(伯德缺乏其祖上经营商业的敏锐性,赌牌又不走运),借给刘易斯·伯韦尔的六千二百七十四英镑,借给卡特·布拉克斯顿的三千八百四十八英镑,借给阿奇博尔德·卡里的三千九百七十五英镑;少的有借给理查德·亨利·李的十二英镑和帕特里克·亨利的十一英镑,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共欠鲁宾逊一万六千英镑;公民代表们则欠他三万七千多英镑。庄园管理员埃德蒙·彭德尔顿花了整整十二年的韶华时光力图摆平此事,他自己也得到了一千零二十英镑的好处。庄园的帐目越往深处查,越暴露出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在周转不灵时没有得到过鲁宾逊用公款慷慨相助。这一庞大的负债关系网暴露了多年来公民代表们不愿把代表院议长和司库的职务分开以及不愿彻底审查殖民地帐目的真实原因。和蔼可亲的鲁宾逊把公款库变成了救济统治集团的金库。

  这一事件中有两点很不寻常,足以为人们了解弗吉尼亚统治者道德和习气提供颇有价值的线索。第一点是鲁宾逊除了受到朋友们感恩戴德以外,并没有用公款来谋取私利。第二点是,当上述事件暴露出来之后,处于领导地位的公民代表并没有指责鲁宾逊滥用公款;他们几乎要赞扬他具有的美德过多。当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接替鲁宾逊担任司库)暗示有某些不当之处时,竟遭到了谴责;因此,他从政治上考虑,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影射,并宣布说,鲁宾逊当时借钱给人“更多是出于对那些处于困境的人抱有某种不恰当的仁慈和同情”。福基尔总督在听完彭德尔顿关于鲁宾逊庄园问题的报告后,表达了一种当时普遍具有的感情。他说,“呀,这就是他过分慈悲的心灵所具有的情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鲁宾逊其人,他的经历充分揭示了一个公共权力属于少数特权者的社会的特征。

  这一权力带来了相应的义务,一种有时成为累赘的义务。几乎从一开始,公民代表院就严格要求全体公民代表在每届会议开幕时必须全体到会。根据一六五九年至六○年一项法案及其被撤销的一项重订法,公民代表未经批准而不出席会议就要罚款,罚款数为:无故缺席每二十四小时罚三百磅烟草。会议开幕时,由公民代表院议长宣读缺席代表为解释事因而写的请假信,他们申述的理由有可能得到认可,也有可能遭到拒绝。人人都知道,如同一六九一年詹姆斯·布雷案那样,一旦公民代表的解释得罪了公民代表院,议长完全可以发出逮捕令将其拘留至作出适当道歉为止。会议要完成特别任务(如选举议长)时,会议开幕时出席的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但公民代表院对一般性例会的缺席问题也仅是略为宽容一些而已。十七世纪结束之前,每缺席一次会议的罚款数额已从两先令六便士提高到一桶烟草。一六八四年会议期间,曾有五名代表在点名时缺席未到,原来他们未经同意便回家去了。公民代表院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命令他们所在各县的行政司法长官对每人罚一千磅烟草。直到道歉以后才允许他们重新参加公民代表院。

  公民代表院早在一六六六年就不承认任何当选代表有不出席会议的权利,即使其选民正式提出要求也不行。这一原则在整个十八世纪一直持续着,并在一七八二年五月一度使失意的杰斐逊陷于困境。当时他刚刚在一片指责声中从弗吉尼亚总督一职引退,阿尔伯马尔县人民选举他为公民代表。杰斐逊由于对担任公职感到厌倦,又因公众对他不怀感激之情而感到懊丧,因此颇想谢绝此职,当他向公民代表院议长约翰·泰勒表示拒绝出任时,他接到的不祥的回答是通知他,“本院根据公民代表的意见,不同意接受你的辞职。”泰勒还告诫杰斐逊说,”善良的能人最好还是去治人而不是治于人,因为如果善良的能人都从社会中引退,则昏庸的蠢才就会得逞。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非常可能的。”最后杰斐逊终于在敦促之下“进入公民代表院以免招人非议”。

  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当然是“选举出来的”。这选举与同时期的英国议会成员的选举相似,不那么腐败,并且也比较重视对人材的开放。它完全不是任何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不择手段谋求政治资本的自由场所;选举实际上是不动产所有者从绅士中选择能人的过程。从技术上讲,当选公民代表的资格与选民资格并无不同,但在实践中公民代表院的候选人必定是绅士阶级的成员。

  选举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气氛强调候选人的慷慨和不动产所有主的权力,完全是礼宾和欢宴的奇特结合。很少有人把竞选演说当作一回事;只有自负和迟钝得出奇的绅士才会跑去对自幼就了解他的邻居发表演说。对“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也是少有的事,但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候选人也不能指望一定当选,除非他已经主动地同其选民打成一片。大会禁止候选人拉选票,甚至不许自己投自己的票,而且也不存在政党组织。然而,候选人却可以使用间接(一般是通过吃吃喝喝)的手段来做说服诱导工作;谁也不能指望不经“招待”选民而当选。大量的朗姆甜酒、薑汁点心、烤牛肉和猪肉可以劝说犹豫不决的选民,让他们感到这位候选人具有开明的品德和拥有大量财富,足以在公民代表院的会议上合适地代表他们。这样的款待花费相当大。汉诺威县的塞缨尔·奥弗顿估计他在两次选举中所花费用为七十五英磅;乔治·华盛顿竞选公民代表时,每次的开支从未低十二十五英磅,其中有一次还达到五十英磅左右。这个数目比一个人购房置地以取得选民资格所花费的金钱要多好几倍。当然,弗吉尼亚确有一条法规禁止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以“金钱、酒食……馈赠、礼物、酬金或款待……来赢得选举或被选入议会”,但这条法规似乎极少付诸执行。实际上,众所公认的慷慨好客的名声就是一面挡箭脾,足以防止别人怀疑你行贿。

  选举是在县政府里进行的,如果天气好则在室外草坪上进行。当时的选举与现代美国选举不同,主要在于每个选民的选择都是公开的,因而候选人和其选民彼此间都有机会表示感激或遗憾之情。按照基本上未被打破的习惯,候选人都要在选举地点露面。在场就座的有行政司法长官、候选人和书记员(每位候选人配一名)。选民们逐一上前宣布各自的选择并被公开记录下来,象在球赛牌上记分一样因为每个在场的人从头到尾都能看到最新的计票情况,所以候选人完全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拉一些支持者来增加所需的票数。当每个选民宣布选择何人时,有一帮人便发出赞许的呼声,而另一帮人则响起嘘嘘声。赌博各方的差距一变,新赌注又押上了。被选的候选人会站起来,向选举人鞠躬表示感谢:“布坎南先生,我会衷心珍惜这一票。这一票将永远被视为荣誉的标志。”候选人当场亲自对选举人的信任表示感激是惯常的做法。因此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万一候选人因故不能到场,他必然会委托一位友人代他对选举人表示敬意。一七五八年选举时,乔治·华盛顿正在坎伯兰要塞指挥弗雷德里克民团部队,因而只能由他的友人、全县最有影响的人物詹姆斯·伍德坐在投票站,代替这位缺席的上校向投赞成票的选举人一一致谢。还有一些用得较少的选举办法,诸如:举手表态、鼓掌或其它非正规的表达方式。

  绅士阶级对选举的控制决不仅仅在于他们有能力赢得选民的好评。因为行政司法长官是绅士阶级从他们自己行列里挑选出来的,而选举全由行政司法长官一手办理。他有权决定谁有资格投票,甚至选举日期和投票站开门和关门的时间也由他确定。如果不同意他所作出的决定,除向公民代表院提出上诉外,别无他途可循,而公民代表院通常总是不顾意否定地方官员的决定。最后由行政司法长官在县政府办公处门前正式宣布:“各位拥有不动产的绅士先生,请你们进来投票,不然投票站就要关门了。”有时选举进行到下午两点钟就宣告结束,但是如果行政司法长官看到由于“下雨或河流水位上涨”而使许多选民无法到场,他有权把选举延长到第二天。现代的候选人必然会非常羡慕弗吉尼亚的绅士先生们,因为他们有权使投票站一直开门,直到把取胜的票数全都收齐为止!

  弗吉尼亚法律还允许持不动产的绅士们在他拥有财产的所有县份投票,如果他在三个县都具有合乎选举条件的资格,那他就有权选三批公民代表。由于一个人可以在公民代表院内代表他有权投票的任何地区,这就进一步扩人了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机会。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最有机会当选的地方去竞选。许多弗吉尼亚的大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约翰·马歇尔和本杰明·哈里逊都利用他们散布各地的大片土地去获取政治资本。

二十、乡亲邻里们的共和国

  弗吉尼亚的共和主义具有贵族性质,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象杰斐逊和华盛顿这样的弗吉尼亚人比来自全国其它地方的许多有头脑的同时代人对代议制政府更有信心。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古维诺尔·莫里斯来自别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城市群氓——“一帮大畜牲”。对弗吉尼亚人来说,一个“共和制”的政府是一种合乎传统的、经过精密平衡的安排。

  任何现代历史学家若想用一种比喻来叙述这件事,首屈一指的要数《候选人——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一剧了。这出三幕喜剧是梅克伦堡市的罗伯特·芒福德在一七七○年创作的,这出小戏也许是第一部表现美国人嘲弄政治的才能的作品。戏中,一小群选民扮演了一种随遇而安但决非愚蠢可笑的角色。包括候选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深信这些选民有能力判断人的品格,他们会看透一个居心叵测、怀抱野心或者不诚实的候选人。

  有希望的先生:啊,我已经摸准了所有领导人物的脉搏,发现他们都倾向于称职的先生和我自己。那位高视阔步的先生和那位希望渺小的先生,为了能够得到几张选票,竟如此低上下四地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我预料他们不久就会被彻底唾弃。正是:那谨慎小心、希望冉冉上升的候选入,

  从不妄自菲薄,卑贱地隐瞒胸怀。

  而是稳步前进,迈向自己的目标,

  赢得胜利,或者顺应潮流。

  但那追求锦绣前程、荣耀职位的笨蛋,

  却往往大喊人叫,喧闹嘈杂,乱成一片,

  终归失败。

  持有不动产的绅士们自然看不起那位高视阔步的先生和希望渺小的先生,以及那位家财万贯的酒鬼约翰·托迪爵士。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要尊重有希望的先生和称职的先生。

  称职的先生:我对公职没有多少兴趣,有希望的先生,你知道我是讨厌担任公职的生活的,而且我很少为了老百姓以前强加于我的烦人的职务而去讨好他们。

  有希望的先生:我相信你同任何人一样喜欢享受家庭乐趣,而且你之所以讨厌公职生活,正是由于你在家里可以享到清福。但是,先生,每个有能力的人当然都有责任为国效劳,担负重任,任劳任怨。

  油光滑亮的贵族统治机器决不会压制人民的意志,而只是挽救人民不要犯错误:行政司法长官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准备在适当的时刻关闭投票站的大门。有理智的乡亲邻里最后以鼓掌通过的形式选举了那两位能干的候选人。有希望的先生高兴他说,这就是“与弗吉尼亚人的称号相符合的独立精神”的可喜明证。

  弗吉尼亚乡村的这些习尚在公民代表中培养了类似的独立精神。所有一切使弗吉尼亚的选举带有贵族化色彩的东西,如公民代表院的席位可以继承的倾向日增,大种植园主们的自信和地位稳固,都促使公民代表们在作出决断时保持理性和独立精神。他们一旦进入立法机构,便很少回过头去观察本区选民的喜悦或是不满。这种习气往往使现代的代表们跟那些选举他的人脱节,不再完全代表他们了。

  在当时的弗吉尼亚,人们普遍接受的一条原则是,出身良好家庭的种植园主统治者,按传统习惯有权成为登上统治地位的公民代表,当然,只要他们能取得实力较差的乡亲邻里的好感的话。迟至独立革命时,约翰。史密斯还写道:“这里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比北美殖民地其它任何地方存在着更大的差别。渗透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平等精神和平权原则,在弗吉尼亚也没有流行到同样程度。”大种植园主忙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愿意竞选公民代表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怕冒失败的风险,倒不如说是怕稳操胜券。

  由于社会地位巩固,产生了一股勇于作出决断的活力,从而使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院成为现代立法机构中少见的进行协商和讨论的场所,公民代表近似埃德蒙·伯克所设想的代表的理想形象,他们并不紧紧追随自己选民的一时之念,而是根据本人的判断。殖民时代弗吉尼亚的选民仅有足够的力量防止他们的代表不负责任,而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但它对立法机构的有效性却大有关联。在芒福德所作《候选人——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一剧中,那位道貌岸然的有希望的先生严格避免承诺做人民希望他做的事情,因为除非人民认为他的判断比他们的强,否则他们便不会选中他。这种“伯克式独立性”最著名的例子,见诸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在一七八八年为批准新的联邦宪法而召开的弗吉尼亚会议上,至少有八位代表违背他们选民的意愿,投票拥护新政府。

  美国独立前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的情况与现代州立法机构的情况的不同之处,只有部分能从代表的才能这方面得到解释。在讨论《印花税法》的关键性年月里,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所进行的讨论被称为是“最白热化”的辩论(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杰斐逊只能在会场门口旁听),公民代表们讨论问题时充分表现出认真、睿智、正直和辩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物和问题重要。这些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选民们奇思怪想的代言人。他们的发言是严肃的,有时是针对同席代表而发的精辟论点。他们的辩论没有现代国会记录和地方议会记录里那种漫无中心、杂七杂八和逗乐而言不及义的内容。那时的习尚是让公民代表(至少是在弗吉尼亚)多花时间在公民代表院讨论问题,少花时间去答复选民的来信、在立法委员会里创造“新闻”、或者为忠实的支持者谋求工作。美国俗话说:与现代州立法机构相比,独立前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是天国诸神的集会,此话并不太过份。

  这些人是在互相交谈,他们当中没有谁对花俏的言词感兴趣。除了明显的少数例外(如帕特里克·亨利),弗吉尼亚的代表们都以朴素和交谈的风格讲话,在这种类型的代议制政府时代,演说的力量并不重要,这实属十分罕见。当时公民代表院里有一种亲切感,直到今天,任何人到保留着殖民时代风貌的威廉斯堡去参观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在那里起首要作用的是能够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点,煽动性的演说则毫无用处。杰斐逊并非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这个事实使他后来把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呈交国会,而不是亲自去宣讲。华盛顿和麦迪逊在这方面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十八世纪公民代表院里的著名人物,诸如理查德·布兰德、佩顿·伦道夫和约翰·鲁宾逊,也都不是出色的演说家。公民代表院(相当于英国下院)好似一个外人不得入内的俱乐部,绅士们就在那里严肃地讨论着国家大事。

  弗吉尼亚是由当地拥有财产的人治理的。家底殷实的人家都有成员在总督行政委员会、公民代表院、县法院或其它政府机构里任职;而这块殖民地的每个政府机构里也都是有实力的人物占居优势。这些人都被认为是而且也往往确实是最了解该地区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烟草的价格和生产成本,重要进口货的质量,不可或缺的市场的地点,必要的航运的特点,主要道路的路线,最有用的码头的所在地等。

  土地是弗吉尼亚所有掌握治理权的家庭和该地财富的基础。土地可供使用,可供浪费,可以分给一个人的子女。授于或者剥夺土地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特别是在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手中,由他们来处置那些将在以后几十年里产生最大效益的广阔处女地。

  公民代表们还对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享有重要的例行权力,而在英国这些权力是由法院拥有的。在英国,如果一个土地持有者继承了一块限定继承权的土地,并想成为全权的主人,他需要依循一定的复杂然而是例行的司法程序,这些程序是由聪明的法律工作者制订的。在弗吉尼亚就不然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继承人想要绕过这些限制,就得以自己的名义为那块特定的土地在公民代表院通过一项私人法案。从一七一一年到一七七四年,一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类法案,其中近四分之三是为主要的名门望族的成员通过的,例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普家族、佩奇家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那茨家族。所有这些家族,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成员,或者是通过亲戚,都在公民代表院享有代表席位,经过他们提出请求,公民代表院就立法行事。公民代表院的这类私人法案对殷实的大种植园主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没有这些法案,他就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也不能任意转移他的劳动力或者处置掉肥力耗尽的土地,以便在更注西的地方取得土地。更重要的是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对西部这座宝库所拥有的权力,这两个机构掌握着宝库的立法钥匙。对此没有任何秘密或见不得人的事。在当时流行的耗尽肥力另谋新地的制度下,伴随着烟草价格升降不定,伦敦的商人又要求苛刻,烟草种植主只得另作精明打算,纷纷变成土地投机商。乔治·华盛顿虽然精明敏锐和雄心勃勃,却不是尚赌之徒,但是他也抓住机会扩大自己占有的土地。他看到人口不断往西推移势必提高肥沃土地的价格,体会到心眼机灵和及早下手取得良好土地至关重要。当时华盛顿的不幸朋友约翰·波西上尉正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债务而不能自拔。一七六七年六月,华盛顿便劝告波西“向弗雷德里克看齐,看看海特家族和最先取得那些土地的人发了多少财;不仅如此,你看我们这块殖民地上最大的种植园主是怎样发家致富的。难道不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当年那些不值钱的肥沃的穷乡僻壤买过来,而如今居然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最值钱的土地了吗?”在十八世纪中叶,当华盛顿和布雷多克拆伙而尚未担任革命军司令官之前,他和许多弗吉尼亚贵族一样,按照道格拉斯·弗里曼准确的描述,简直就是一个“拼命猎取土地的人”。

  一个人要在弗吉尼亚满足猎取土地的欲望,不仅需要有坚强的体魄,而且需要有精明的政治嗅觉。通向土地财富的道路,不仅要穿过无主的广阔荒野,而且要穿过威廉斯堡政府大厦的走廊。这才是通向无人定居的南部和西部肥沃土地的“内部通道”,是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早已踩得稀烂的捷径,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一笔财产不是通过这条道路取得的。当威廉·怕德于一七二八年被政府任命去测量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分界线时,他看到肥沃的低洼地蕴藏着大量财富,于是把这片土地命名为“伊甸园”。这片土地是北卡罗来纳的官员们为政府工作而得到的酬劳。伯德抓住机会从他们手中买了两万英亩,这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一七四二年,他再次抓住了“幸运”的机会,独吞了十万五千英亩土地,本想可以分文不付,但结果还是付了五百二十五英镑的贱价。这个人死的时候共拥有这个殖民地最肥沃的土地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英亩,这是他服“公职”同时也是经营私人生意赚取的果实。华盛顿早年在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服务的时候,最吸引他兴趣的“公众事务”莫过于为他本人和他一七五四年的老战友们设法取得大块土地,舍此没有更能使他积极的事了。本来,罗伯特·丁威迪总督一七五四年二月的紧急公告似乎已经把“英王陛下在俄亥俄的土地二十万英亩”犒赏给这些老战士了。但只是由于华盛顿的活动,才在十八年后使他们真正得到成千上万英亩土地。这些活动包括在公民代表院推动法案的通过,写信向总督呼吁,到总督行政委员会发表讲话。华盛顿带头取得批文,确定土地的地点,并按级别把应得的亩数分配到各人手中。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二万四千一百英亩,其中一万八千五百英亩是他个人所得的分配额,这是他本人确定的,其余五千六百英亩则是别人分得的地,而他却倚仗自己的特殊地位以低价买了过来。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掌握第一手确切的信息,知道哪些土地即将分配,从而能充分知道那些为了褒奖其爱国精神而赏与的土地肯定不会辱没他的身份。在当时的情况下,华盛顿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给自己所谋取的利益是不恰当的。他写道,“我可以略微自夸地补充一句,如果不是由于我持续不断地密切注意一切有利的条件,恐怕连一英亩土地都永远得不到。”无须再进一步自夸,华盛顿也许还可以说他和其他的弗吉尼亚领导人通过大沼泽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取得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也是他的功劳:在每桩交易中,政府机构的协助都是十分重要的。

  弗吉尼亚黄金时代代议制政府的缺点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过分强调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平衡。这些错误是事务家们易犯的,而不是理想主义者。改革家或革命家易犯的。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弗吉尼亚人可以更加富有,但另一方面,处在最低层的白人有时发现要往上升一层也办不到,而黑人更是根本没有机会摆脱奴隶阶层的地位。但是,弗吉尼亚的贵族政治确实也表现出和古往今来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同样高明的治理才能。而一个人一旦登上了青云直上的阶梯,便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了。

  如果要从英国或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如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棱的书本教条中去寻找根由,来解释弗吉尼亚的政治热忱,那该是何等的风马牛不相及!了解现实的美国人并不需要这种幻觉。为维护代议制政府而战斗的弗吉尼亚人,甘愿把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奉献给英国宪法的祭坛,却从来没有在政治理论方面写出一本重要的著作。他们既然懂得代议制政府是什么,那又何必思索它应当是怎样的呢?伟大的弗吉尼亚人与这个利益相互冲突的世界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他们对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是富有感性认识的,但对于不切实际的哲学抽象玄理却没有特殊的天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们为什么看轻普通人民,慷慨激昂地主张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来进行治理呢?他们生活的地方正是人民默默接受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进行治理的地方,也正是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没有过分压迫人民的地方。那些对人民的意志表现无限信任的弗吉尼亚人,他们的信心是建筑在扎实然而狭隘的经验之上的,这经验就是农村的乡亲邻里信任他们非常能干的贵族老爷们的政治才能。做生意,发财致富的机会或沦为赤贫的可能,使这种贵族政治增添了生命活力和机动性。一个人可以参加进去,然而如果没有能力,就几乎必然会被淘汰出来,或者至少无法走向执掌政治权力的道路。

  在十八世纪,对于这里所描叙的治理形式没有多少不满意的证据。人民既然已经默默接受,掌握治理权的公民代表们便没有理由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意,虽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弗吉尼亚搞了一点微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它们基本上仍停留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既有的框框内。在比较有影响的(以及甚至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看来,美国的独立革命本身就是企图维护那个时代的中庸之道的一种尝试。

  由于掌握统治权的弗吉尼亚人崇拜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严格遵循的上流社会教养准则便是中庸之道。与他们的某些同时代英国绅士不同,他们并不鄙视商业或劳动,也不崇拜游手好闲的贵族。同时,与某些后来的杰克逊派美国人或欧洲平权主义民主派也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颂扬粗手粗脚的劳工。弗吉尼亚人可以从理查德·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一书中读到,中庸之道有三个方面,必须在思想、身体和财富三方面同样贯彻实行。他们认识到“中庸之道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品德,身为绅士者必须(应当设想绅士是新来到这块土地的人,因而处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熟谙此道,因为没有别的品德比它更能显示人的身份。”这种古老的品德对于治理社会是必要的,对宗教事务也同样重要,而为了宗教问题欧洲人曾相互折磨了许多世纪。

二十一、“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

  弗吉尼亚不是由宗教难民创建的,弗吉尼亚最早期的宗教既非乌托邦主义,也非“净化”的宗教。当时在英国正常流行的宗教后来成为在美国的英国绅士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弗吉尼亚的历史上,以及通过弗吉尼亚人形成美国的特点方面,没有哪一件事比这点更具决定性意义了。一七二四年,对这块殖民地十分熟悉的休·琼斯牧师评论道:

  “如果称新英格兰为侍反对意见者的招待所和宗教领域的阿姆斯特丹,宾夕法尼亚为教友会教徒的苗圃,马里兰为罗马天主教徒的休养地,北卡罗来纳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为海盗的乐园,那么尊称弗吉尼亚为道地英国人和真正教徒的安乐窝可说是很得体的;这样说既不捧得太高,也不贬得太低,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尊敬和鼓励。”

  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教派都认为,他们的宗教的“纯洁性”要求他们抵制母国的宗教体制。但是,甚至早在别人建立他们的反对派宗教团体之前,弗吉尼亚人就已经开始把英国的宗教生活移植到北美的土地上来了。虽然一些小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从中世纪开始就经常扰乱英国的宗教生活,当弗吉尼亚殖民地于一六○七年创立时,除英国国教外,罗马天主教会是唯一的主要宗教团体。在弗吉尼亚,所谓英国教会实际上是统括一切的,几乎包括整个社会,而不是许多教派中的一个。弗吉尼亚从创立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弗吉尼亚的宗教却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统括一切的性质。这种宗教并不意味着一股炽烈的激情,鼓舞人们重建天国,或者缔造兄弟友爱的城市,而是一种静静地逐渐渲染的感情,它以神的教诫的温和光辉弥漫于这块殖民地的各种机构体制之中。弗吉尼亚社会的结构是由古老和持久的宗教绳索联结在一起的。

  一七二○年七月十四日,罗伯特·卡特从拉帕汉诺克写信给在伦敦监督他儿子读书的代理人说,“别人愿意采取什么办法培养自己的后代就由他们去选择好了,我可是决定把我们神圣的宗教原则及早灌输给我的子孙,既然我属于英国教会,我希望他们也应这样。但是那些浮游在上的高深概念和对仪式的过度重视,一切超出高尚和合适度之上的东西,却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这些只不过是表皮,讲求实际的虔诚才是实质。”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弗吉尼亚,这种中庸的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教会怀着热情而又沉默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种兔疫力,使教徒们不至受到极端分子蛊惑人心的号召的影响。因此,任何教派都很少出现持不同见解者。

  这种中庸之道是如何在弗吉尼亚产生的?第一条解释着眼于历史渊源。英国国教是在妥协的基础上诞生的,并且按照麦考利勋爵的说法,继续“在罗马教会和日内瓦教会之间保持一个中间的地位”。这种调和的精神使英国圣公会有条件成为一个开明社会的国教,并且有助于解释它的非凡生命力。那时候,即使在英国,圣公会教义的重点从传统上说是在机构体制方面而不是在教旨方面。弗吉尼亚教会统括一切的性质只是把上述重点进一步加以突出而已。

  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清教比它在英国时更讲求实际和较少注重教条。从教旨上说,英国的请教徒是处在一种受攻击的状态,但在新英格兰地区,他们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从理论角度反对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对磨快自己的理论宝剑不大感兴趣,统治新英格兰的责任也挫钝了他们那理论教条的锋刃,因而到十六世纪后期,他们开始进行谨慎的妥协,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十八世纪的教会自治主义和十九世纪的上帝一位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注定要比它在英国时更讲求实际和更富于妥协性。弗吉尼亚比新英格兰更缺少理论著作,弗吉尼亚人集中精力处理圣公会的机构体制,处理教区、教区委员会和教区委员,以及如何协助政府、加强道德、救济贫民等问题。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通过他们的教条式的正教教义似非而是地形成了讲求实际的特点,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却是通过他们统括一切的性质和传统主义形成了这一特点。

  举例而言,这种讲求实际的宗教精神在种植园主的图书室里便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图书室藏有大量宗教书籍。埃德蒙·伯克利是一位颇为典型的种植园主贵族,死于一七一八年。他的图书室里共有一百十三种书目,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类(共有三十二种书目)是宗教方面的。再举几例,威廉·费兹休、拉尔夫·沃姆利第二、理查德·李第二、罗伯特·卡特和威廉·伯德第二的图书室,全部如此。在这些藏书中,关于神学论争的书籍非常之少;宗教书籍中最多的是圣公会教徒的指南,如理查德·阿莱斯特里所著《人的全部责任》,或者克莱门特·埃利斯所著《异教徒罪人》,或者《英国的勇敢绅士》。即使偶而有一本关于宗教论争的书,也不会是神学理论方面的,而是关于机构体制,与教会的组织和管理有关。

  虽然英国国教发展成为弗吉尼亚教会的过程并没有丝毫改变它的神学理论,但在机构体制方面却因跨越大洋而颇有变化。海洋把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同伦敦的论争隔绝开来,广阔的荒原则使英国国教会面目一新。英国国教之所以称为“圣公会”,是因为它有主教;但是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它却没有主教。与持不同见解的教会不同,英国国教等级森严,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弗吉尼亚,教会独立自治的特点,也同样是人所皆知。弗吉尼亚人有本领修改英国国教的机构体制,改变其外观形式而不触动其内在精神,上述关于教会的事例最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种改变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一是废除英国主教在殖民地的权力;其二是把圣公会的权力分散给地方教区委员会。弗吉尼亚教会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圣公会”,这就是说它没有一位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七八三年与英国分离。

  在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是否应当有一位主教的问题使大洋两岸的人都为之不安。虽然法律根据很含糊,一般还是认为控制殖民地教会的权力掌握在伦敦主教的手中,但是比较谨慎的主教们却不肯维护自己感到无法实施的控制权。托马斯·夏洛克主教(一七四八至一七六一年任伦敦主教)写道,“让一位主教住在世界的这一头,而他的教会却在另一头,则这位主教执行职务时必然极不方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也没有好处。”由于法律上含糊不清,政治上存在种种野心,再加上人们歇斯底里的恐惧,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始终没有自己的主教;一七七一年,圣公会教派的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采取同请教徒的马萨诸塞一样的立场,反对设主教。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与母国教会的唯一联系是一名权力模糊的官员,称为“主教代表”。

  弗吉尼亚既然没有主教,圣公会神职人员的每个候选人都必须到英国去接受圣职,夏洛克主教在一七五一年抱怨说,“那里的人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为教会人员,因为送他们到英国来接受任命既危险又花钱,他们到了英国往往染上天花,而这种传染病对那里的人民是致命的病症。”英国教会人士主张在殖民地设立主教,他们大肆渲染了希望做神职人员的弗吉尼亚青年人的不幸遭遇。“纵然他们走上好运,平安到达,但在这里又没有朋友,没有熟人,也只好凄凄凉凉捱日子,自己去找人,人家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别人,既没有人推荐,也没有人介绍,只有口袋里的几张证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般勇气的人难道不望难却步吗?最富于冒险精神的人难道不会受到压抑吗?”一位美国作家于一七六七年写道,去英国的路费至少要一百英镑,而且那时去英国接受神职任命的五十二名候选人中,只有四十二名平安回来。

  漂洋过海的这些危险和花费,促使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决定在本地建立美国自己的教会,这种教会与他们企图模仿的英国教会有很大的不同。弗吉尼亚人创建了自己的新机构体制,没有发表宣言,没有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没有新的教义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响亮的神学宣传工具,而且一切都是在可敬的英国圣公会的外衣之下进行的。早在独立革命之前很久,弗吉尼亚就实现了自己的教会自治。它与新英格兰的教会自治不同,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缺少任何明确的神学理论为之辩护。英国教会古老的森严等级制度不过是一种防御性门面,弗吉尼亚人躲在它的后面建立了自己的有节制的自治机构。他们进行得如此顺利,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所做的事的全部意义一直长期不为人们所知。如果他们能够保持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即兴奇迹是他们所不能创造的呢?

  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弗吉尼亚教会已有了一种定型的特点:它是一群独立的教区,在世俗事务方面由公民代表院管理,在宗教事务方面根本没有中央权力机构,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神职人员没有定期的集会,因而在教旨方面也没有统一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对神职人员的监督和界定宗教实践的职责就由教区的非神职领导人物执掌,他们当然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在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是从主教那里得到他的职务的;一旦“就职”,就对他的教区拥有某种所有权。不管教区成员同意不同意,有时甚至是根本不顾教区成员反对,他照样享有这种权力,只能由主教举行审判才能把他撤职。结果就造成十八世纪英国教区生活臭名昭著的双重弊病:其一是“多元性”,即一个神职人员同时兼管许多教区:其二是“缺席性”,即掌管教区的神职人员并不住在该教区,有时甚至从来没有去过该教区。不幸的英国教区成员是无权的。

  弗吉尼亚对此采取的补救办法并不复杂,只是让每个教区有权通过其教区委员会来选举自己的牧师,而且只有教区委员会对他感到满意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任职。弗吉尼亚圣公会的非神职人员并不是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权力的,他们只是利用一项法律手续悄悄地把它变成一项重要的制度。按照手续,弗吉尼亚的牧师只有经教区委员会“引谒”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井正式“就职”后,才能完全拥有他的教区和合法地控制“教地”(归教区所有的农田,用以资助牧师)。就职之后,他对自己的职务拥有某种所有权;但在此之前,他取得职务要取决于教区成员的意愿。弗吉尼亚人是讲求实际的,他们坚持付出多少教区税就应该得到同等价值的回报,因此发明了迟迟不“引渴”或不“任命”牧师的简单办法。这样,牧师就是按一年一度的合同方式任职。一六九七年,哈特威尔、布莱尔和契尔顿在他们的著作《弗吉尼亚现状》一书中厌恶地说,“人们以一种十分粗鲁的名称称呼这种方式,叫做‘雇用牧师’;他们很少引谒牧师,并且通过这种办法使牧师处于更加屈从和依赖的地位。”直到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还在担忧“这帮教区委员会的家伙,他们误认为自己是教区的主人,而且由于只是按年和牧师签订合同,如同有些地方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他们的仆人。”

  但是弗吉尼亚神职人员的大部分恐惧都是没有根据的。到一七二四年时,弗吉尼亚的神职人员平均都已在同一教区任职了二十年。然而,那年回答伦敦主教提出的调查问卷的二十八位牧师中,竟有二十三人从来没有正式“就职”过,因而从手续上说仍然是逐年任用的。

  在英国,当一个富有的牧师不注在本教区而往在远处舒适的庄园中时,便由一位贫穷的副牧师去填补空缺的讲坛。他得的待遇也恰如自己贫穷和卑微的地位:和牧师的管家和夫人的女仆同桌吃饭。但是在弗吉尼亚,即使是低级的神职人员也享有绅士的地位。主教代表詹姆斯·布莱尔曾高兴地报告,“所有想要婚配的青年牧师,只要有良好表现,证明自己是规矩的好人,就不用担心自己不具有优秀条件,配不上我国绅士的女儿。”当然,把弗吉尼亚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都归结为有学问并且道德高尚是令人高兴的事;但事实上我们对牧师们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实在大少。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弗吉尼亚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总的说来都是克尽职守和工作勤奋的。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一七五九年写道,弗吉尼亚的六十多名神职人员“一般都是严肃规矩和能起模范作用的人物”。他们并不比其它时代的牧师差,却肯定比同时代的英国牧师好。

  但是,神职人员的生活充满这块殖民地的特殊味道——烟草的昧道。如果说这块殖民地“建立在烟雾的基础之上”这句话有点夸张的话,那么说弗吉尼亚“社会的基础是烟草”就没有多少夸张成分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羊面上是对的,因为几乎从一开始,伸职人员的报酬就是按烟草来计算和付给的。一六九五年后,一个神职人员的年薪由法律规定力一万六千磅烟草。由于付给牧师的烟草来自他的教区,因此他的工资折合成货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烟草的质量。休·琼斯牧师叹惜说,“某些教区由于烟草质量低劣而长期无人任职。”在种植比较低劣的“俄罗努苦”种烟草的教区任职的牧师,看到自己的同事任职的教区种植味道比较醇和的宽叶子的“甜香烟草”,价格较高,难免要自认倒霉。主教代表布莱尔一七二四年复信给伦敦主教,请求加派神职人员到弗吉尼亚来。他作了个比较,指出在种植“甜香烟草的五个教区”里,空额只有种植“俄罗努苦”烟草的教区的空额的一半左右。对怀有雄心壮志的神职人员来说,古老的弗吉尼亚寓言仍然有用:“取得甜香烟草的最好办法就是说话要带甜香味。”

  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宗教事务成为一项紧迫政治问题几乎只有一次,那就是所谓的“牧师案件”(一七六三年)。那时,年方二十六岁的帕特里克·亨利第一次受到公众注意,开始了他的公职生涯。这件事没有涉及神学,甚至也没有涉及政教关系,涉及的问题只是在烟草价格高昂时期,是否应允许教区委员会按早先烟草只售二便士的便宜价格支付神职人员薪水。一七五九年,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尖锐地指出,“弗吉尼亚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特点或政治特点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特点是一致的:他们傲慢,对自己的自由十分珍惜,讨厌受约束,难以设想能忍受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力控制。”到十七世纪末,由教区人民通过他们的教区委员选择牧师的做法已经确立。实际上,这种做法得到英国总检察长爱德华·诺塞一七○三年一项意见书的支持,但从未为此作过明确的司法裁决。主教代表布莱尔一七一九年不顾斯普茨伍德总督的反对,勇敢地捍卫了这一原则。自此之后,这一原则从未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再次受到真正的挑战:教区继续选择它们自己的牧师,并按年雇用他们。因此,美国独立革命的战斗,如同米德主教所说,实际已经在弗吉尼亚的教区里进行了整整一百五十年。“赋税和代表权只是支持和选举牧师的代名词,原则是一样的。”

  在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宗教和民政事务方面的“自治”当然是掌握统治权的种植园主代表他们的仆人和邻里乡亲的自治。教区是他们在政治艺术上的初级学校。按照法律,教区委员会的委员,为数不超过十二人,应由教区人员选举。但是,由于法律上并没有定期举行这类选举的时间规定,于是掌握统治权的种植园主就养成了一种因便就简的习惯,允许教区委员无限期留任,直到死亡或辞职。遇有空缺,教区委员会臼己就提名新的委员。这种自行延续的权力至关重要,掌握统治权的种植园主部不愿放弃它。一六七六年,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在纳撒尼尔·培根的控制下举行“叛逆性”会议,制订了大量改革措施,其中许多都保存下来了。但是以后各届会议均拒绝重新实施每三年选举教区委员的规定。在整个十八世纪,教区委员会始终是自封的。直到一七八四年,圣公会教派已不再在弗吉尼亚得势,这时才开始要求定期选个教区委员会。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对教区委员的决定不满时,只能向殖民地的总法庭或立法会议提出上诉。

  总的来说,这些自选的教区代表都工作得不错。他们至少每年开会两次,通常是在某位代表的家里。挑选牧师和延长或中止其雇用的权力归他们掌握。他们在教育程度、道德水平和财产方面的条件都是合格的,并且行使权力时表现明智和具有克制能力。如果说,弗吉尼亚明显地没有英国教区那种令人厌恶的缺席任职、一人身兼数职、俯首听命和贪污腐化的现象;如果说,弗吉尼亚的教区拒绝接受那些来自英国的“可以在酒店里高声咆哮、也可以在讲坛上唠唠叨叨”的人担任牧师的话,那么这分功劳应该归于教区委员会。教区通过教区委员或他们的助手教会执事所掌握的权力,有一部分类似现代地方行政司法长官、区检察官和大陪审团的权力。教区委员的职责也包括向法院指控犯有下列道德罪的人,如:酗酒、行为亵读、言语不敬、诽谤、破坏安息日、不参加宗教仪式、未婚私通和通奸。教区委员会征收教区税,评定财产纳税率,确定地界。每四年一次,在县法院的监督下,教区委员指定两个人对土地进行“处理”,即检查和重新树立界标,在教区簿册上记录地界。

  由于教会执事所执行的职责,教区成了主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教区委员会负有全责,促请人们关心极端穷困的人,并在当地没有救济院的情况下为“贫穷无靠”的人提供食宿,把他们安排在愿意接纳的居民家中,费用在公费中支出。教区委员会设法在抚养私生子方面帮助教区,办法是勒令生母规规矩矩,强迫生父交纳保证金,把孩子置于契约保护之下,直到年满三十岁。在西部各县,教区还照顾在印第安战争中沦为孤儿的孩子。受印第安人威胁最严重的奥古斯塔教区,在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二年间为四十六名孤儿找到了新的家庭。一七七六年元旦那天,诺福克市发生火灾,各教区委员会努力减轻人民的痛苦,人皆称谢。十七世纪末,教区赋税常常等于其它各种税总和的三、四倍。独立革命前夕,费尔法克斯县所属的两个教区——特鲁罗和费尔法克斯,均有比县政府开支更大的预算。

  没有一个知名人士可以不参加教会活动,因为教会的责任和公民的责任是统一的。县法院的法官一般也都是教区委员,如乔治·华盛顿、乔治·梅逊和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也都是特鲁罗教区的委员;一七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在威科米科教区集合的九名教区委员中,四名是法官——如此等等。民团的军官们也都是这类人物,他们的职务是由县法官推荐给总督任命的。一七八五年弗吉尼亚教会不再掌权后,教区的许多权力都移交给了县法院,但势力大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官的资格担负教区的工作。

  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都是有势力的圣公会教徒,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怪事了。一七七六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代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只有三人不是教区委员。《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中,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会的成员;六个是神职人员的儿子或孙子。独立革命期间,争取独立的抵抗运动在弗吉尼亚各教区委员会中蓬勃开展。在殖民地时代的立法机构解散,县法院也取消了之后,每个县都要选出一个小规模的安全委员会,来行使政府的实际权力,这时在三分之一的县中,总有一名圣公会神职人员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在许多地方甚至当了主席。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埃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几乎全都是教会坚定的信徒,有些公开效忠英国教会的人士,例如乔纳森·鲍彻尔牧师,是效忠派圣公会教徒,但这并不能逆转上述事实。在弗吉尼亚,悄悄地忠于英国教会——这个现象本身既是维护古老的英国事物的一种屏障,又是争取独立的热情在当地的表现——哺育着对英国宪法和英国人的传统权利的崇敬之情,而这正是鼓舞独立革命的源泉。

  因此,弗吉尼亚的领袖人物几乎全都是圣公会的好教徒,同时也正是这些人领导了独立革命,这两个事实并不矛盾。人们很容易幻想弗吉尼亚的“英国”教会如同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统治权一样,受到理性主义、反教会、反传统的地震的撼动,而其震中是在欧洲某地。但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二十二、“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没有理论基础的信教自由

  弗吉尼亚的各个教区范围都很广,这自然影响了该地传播宗教的具体效果。一七四○年时,即使小的教区也有大约二十英里长,拥有分散各地的约七、八百白种人,大约有一百五十户人家。较大的教区可能有六十英里长,如果它向西南延伸,达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模糊边界,那就面积甚至更大。各个教堂之间相隔约为十英里以上。亚历山大·福布斯牧师(他本人的教区育六十英里长、十一英里宽)在一七二四年埋怨说,“教区范围过大不仅使人们没法做礼拜,而且我发现自己花广九牛二虎之力想为他们做点事,结果却往往徒劳无功。有时我远道跋涉五十英里安排在一户人家讲道,但就在那天,气候忽然变坏,结果参加集会者寥寥无儿,甚至根本无人间津,有时则因为下大雨后河流沼泽涨水,无法渡越而不能前来。于是我只好郁郁而归,既不能为人们做任何有益的事,也不能使我自己满意。”他曾经从数量角度试探人们对宗教的热忱。他认为,教区的人愿意走五、六英里路去教堂,这已经够虔诚的了,但若要他们走十至十五英里,那就实在太远了。而且,由于黑奴和未经同化的自种契约佣工大量拥入,以至谨慎的种植园主不敢也不愿意家里连一名成年男子都不留下,丢下庄园无人照管。

  由于没有一个教会中央权力机构把宗教仪式统一起来,而且教堂礼拜用品奇缺,结果造成一种比较随便的局面,这是与英国教会原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一七一五年,一位参观者星期日去弗吉尼亚近海地区的教掌访问后写道,“在牧师布道完毕后,所有的男人都掏出烟斗,装满烟叶,抽上一袋。”我们不能肯定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如同后来邻州北卡罗来纳的教徒所做的那样,带着狗上教堂,使查尔斯·伍德马森牧师气恼不已。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有些教堂连举行洗礼用的圣水器都没有,有些教堂的牧师没有白色法衣穿,还有一些教堂,人们常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领圣餐,而不是跪在圣坛面前。休·琼斯牧师写道,“在一些具体小节和习惯方面,每个牧师在自己的教区里多少都是独立自主的。”教堂里的许多仪式逐渐改在家里举行了。教区范围很大……许多人死后尸体没法运到教堂埋葬,于是往往把他们埋在庭园或果园里,全家遗骨埋在一个地方,那块地一般都是圈围起来的,样子很气派,栽着常青植物,坟墓维护得相当整洁。这样一来,人们也就习于在家里举行葬礼布道,许多邻居和朋友都来参加;如果你坚持要在教堂举行丧事布道和仪式,那么他们会说不举行算了,除非完全按照他们那一套办。有时为厂好玩、习惯,更经常是由于非如此不可,还在家里给孩子和妇女洗礼,否则的话他们干脆就不受洗了。他们还常常往家里举行结婚仪式,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时候。

  美国幅员如此辽阔,以至英国需要几十年神学论争才能解决的事,在弗吉尼亚却可以迎刃而解。弗占尼亚人按自己的特殊方式,甚至并非存心要干什么,就“清洗了”英国教会等级森严和过分强调仪式的气氛。这些难道不止是马萨诸塞的请教徒们声嘶力竭地攻击的缺点吗?

  当宗教精神在美国广阔天地得到“净化”时,它也就传播开了。我们越是深入理解弗吉尼亚教会的精神,也就越懂得为什么弗吉尼亚在十八世纪不仅能够成为信教自由的庇护所,甚至还能成为既有传统教会又使政教分离的最早几个殖民地之一。在弗吉尼亚,这一过程开始于一七七六年:而在康涅狄格,政教台一持续到一八一八年,在马萨诸寒持续到一八三三年。我们无须亲睹国外有关教旨之争的飓风,便可清楚理解弗吉尼亚人的中庸之道。在弗吉尼亚,能够容忍信教自由的关键是讲求实际的妥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英国老家建立了英国教会,井在这种教会移植到美国之后赋予它新的生命活力。在独立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时期,组织政府并把弗吉尼亚团结成一体的是埃德蒙·彭德尔顿这样一个本地传统教会的忠诚支持者和其他类似人物。据周游各地的佛罗伦萨人菲利普·马齐伊称,彭德尔顿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叫做“中庸人物”。弗吉尼亚人并不热衷于宗教教条,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乔治·华盛顿虽然是一个积极的教区委员,却很可能讲不出弗吉尼亚教会和任何其它教会之间的区别.他只知道本地传统教会在所有事情上主张中庸并且是当地维护高尚情操的堡垒。

  弗吉尼亚人并不是宗教难民,由共同的狂热拧在一起而建立起白己的社会;他们是英国生活方式的崇拜者,希望在大洋的这一岸保存这种生活方式的长处。他们渴望增加人口,对神学则缺乏兴趣,这使他们一般说来在执行针对不同见解者的法律方面比较松弛。他们甚至能容忍罗马天主教徒和教友会教徒,只要这些人保持安宁。威廉·菲茨休是一位忠诚的圣公会教徒;他的邻居乔治·布伦特是一名天主教徒,双方和睦共处,相安无事。菲茨休甚至制订了计划,让天主教徒搬来,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定居。同时:他也力图吸引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许多其他著名的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也部试图使他们的殖民地变成所有高尚的基督教徒的庇护所。尽管法律明义禁止,教友会教徒约翰·普莱曾茨还是当选为公民代表,只是因为他拒绝进行就职宣誓才把席位空了出来。一六八七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发布诏书,停止执行反对非国教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法律。消息传到弗吉尼亚,人民欢欣鼓舞、击鼓鸣枪,表示庆祝。总督行政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表示谢意。公民代表院当即同意接受斯塔福德县一名当选的罗马天主教徒为公民代表。对教友会教徒,弗吉尼亚人仍然准备随时施加压力,因为他们一如既往不愿意帮助保卫社会,而且他们到处巡迴流动,使自己成为弗吉尼亚的敌对者一一法国人和印第安人——获取情报的源泉。但是即使对教友会教徒,弗吉尼亚人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十八世纪初,托马斯·斯托里得到弗吉尼亚人的信任,他们允许他四处自由活动,传播异端邪说。

  那些希望本地公民牢固团结以加强弗吉尼亚实力的人,不可能对神学作过分细致的烦琐分析。弗吉尼亚的公民包括不信奉国教的英国移民、苏格兰移民、爱尔兰移民、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德国移民和荷兰移民。一七五0 年,英国贸易局明智地劝告弗吉尼亚总督行政委员会说:“关于戴维斯先生这位长老会教走的问题,由于信教自由和传播宗教自由是人类真正自由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并且对发展和充实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国家十分重要,因此应当把这点永远作为英王陛下殖民地的神圣原则。”当然,弗吉尼亚也必须时时约束那些威胁殖民地和平和安全的在宗教问题上的捣乱者。弗吉尼亚人在一六四0 年禁止请教徒迁入,一六六二年禁止教友会教徒集会;一七七0 年,即一百年后,他们还监禁了狂热的浸礼会牧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时的紧急措施,并不表示存在普遍的迫害情绪。

  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持不同见解的教派——长老会、浸礼会和教友会一一已在殖民地的生活中取得了公认的地位。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爵士在就任副总督的演说中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经过真正的深思熟虑而仍与本教会具有不同见解,我认为,这些人对自己的信仰执拗不舍,是与基督教的精神相符的,因而决不可能与英国教会的利益不一致。”执行反对教友会教徒的法律看来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而是为了防止暴力或者防止教友会教徒在巡迴传道的掩盖下帮助本殖民地的军事敌人。一七二一年,乔治国王县的法院拒绝受理对不去圣公会教堂的人们的指控。因为被告们声称自己是长老会教徒。一七二四年,同一个县的汉诺威教区为一批持不同见解者建立广一座教堂,并为这些人的牧师提供工资,而不强制他们去教区的教堂做礼拜。一七四四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把这一态度写入法律:那一年的法律虽然仍要求每个人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却允许弗吉尼亚人到他自己选择的教堂去,井认为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好斗的长老会教徒(有时名为“新光”)侵入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牧师(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任汉诺威圣保罗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说:

  他们使用令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和新杜撰的词句,咆哮如雷,叫嚣什么法律恐怖,并且诅咒谩骂,骂老年人是苍头老鬼。还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该死的,杀千刀,人还活在世上,灵魂已进了地狱,下炼狱的货色,魔鬼的化身,比魔鬼还要坏一千倍等等、等等。整个过程中,传道者提高嗓门,进行狂暴的煽动,凶狠地跺脚擂桌于,直到听众中比较软弱的那些人吓得又哭又喊,跌倒在地,好象发羊癫疯症的人那样抽搐着,使旁观者惊讶得无所适从。而如果被吓成这付样子的只是少数人,那么传道音就再次狂暴地激动起来,高喊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更多皈依主那稣基督的人么?他们照样咆哮如雷,直到相当多的与会者都陷入上述状况。传道者居然还夸耀说,这部是上帝的巨人力量在他们的心灵中起了作用……而那些没有反应的人则往往全被谴责为没有心肝的坏蛋

  他警告说,这样的牧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种“狂热激动的传道者”,自称“最终肯定能升入天堂,好象他们本来就已身在天堂似的。”他们可能使犯罪的人受到鼓舞,充满信心,相信没有任何罪恶能使他们得不到拯救。尽管公共秩序受到威胁,亨利牧师仍然没有放弃把“新光”引入正途的希望。他甚至允许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到他的讲坛上传道,条件是在讲道之前先朗读英国国教的公祷书!

  如果弗吉尼亚人在这种鼓动性的福音传教士的古怪动作面前吓得浑身战傈的话,那也不能责怪他们。要求乖癖反常的传道者登记他们传道的地点,这难道不是大专横了吗?许多人根本就拒绝这样做,在这次粗野的福音派运动中,最轰动一时的案件莫过于塞缨尔·戴维斯牧师“案件”。当局曾在一七四八年同意批准他为分布在五个县的七所礼拜堂的牧师,但是他们拒绝批准他主持更多的礼拜堂。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他究竟想搞一种新的四方游荡而不留在个教区的传道方式呢,还是打算搞一个宗教煽动者联络网,由一位超级牧师领导,使他们老是那么疯疯癫癫?

  所谓“分离的浸礼会教徒”是一七六七年左右侵入弗吉尼亚的。“正规的浸礼会教徒”在弗吉尼亚已整整居住了十年,一向用安无事,从未受到法律的干涉;实际上,在后来浸礼会的游荡者们来到这块殖民地之前,弗吉尼亚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浸礼会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过任何处罚。这批新来者中,有许多是非神职布道者,没有资格取得执照,剩下的人是由他们的教派委任圣职的,但是他们拒绝服从要他们登记领取牧师执照以及注明“布道地点”和礼拜堂的简单规定。在一七六八到一七七六年间被投入监狱的有近五十名“分离的浸礼会”传道士,他们被监禁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罪名,而是由于“扰乱安宁”或者拒绝交保保证在以后保持安宁。库尔佩珀县治安推事兼教区委员威廉·格林上校一七六七年二月七日写信给在他的教区传道的浸礼会牧师说:“我体会那稣基督福音只会容忍温文尔雅的论点。任何人如果超出这点,那么不管他对自己的意见是如何欣赏,也无论他是英国国教中人还是再浸礼会信徒,或者以其他任何名义或称号传道,我认为都不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他的解释也许可算作弗吉尼亚“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的宣言:

  就我来说,我自问可以同基督教任何派别的好人和平友爱地相处:我也不认为有必要同一个与我想法不完全相同的人发生分歧或争吵。我宁可由于他的个子或肤色与我不同而和他争吵。不应该把思维活动的差别考虑进去……上帝对人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如果我们自以为上帝的仁慈只限于赐给某一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话,那真是天大的自以为是和傻话。

  仅仅几个月后,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威廉斯堡的约翰·布莱尔上校就敦促他的圣公会伙伴们要克制容忍。他说,因为这些浸礼会教徒还是做了些好事:他们改造了一些罪人,帮助了一些人改过自新,并且制裁懒汉,迫使他们供养家庭。

  在教友会教徒占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对教义的多样性也感到高兴,他认为教义虽然多种多样,上帝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然而弗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想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切人都包括在他们的教会内:把英国人的教会改变成弗吉亚亚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不是一群善行昭著的圣徒们的联谊会,也不是良心纯洁的人们的协会,甚至不是掌握“真正教义”的信仰相同的人们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的讲求实际的联合,参加的人所信仰的基督教精神以各种不同的和无法言喻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高尚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把一切善良的人们集合到一起的一个方便而庞大的组织。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自己的圣公会讲坛借给异教徒乔治·怀特菲尔德使用,这一类型的戏剧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一再重演。面对所谓“伟大觉醒”的发动者和狂热煽动者,弗吉尼亚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把他们拖进弗吉尼亚教会,向他们学习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且用一种富有感染力的高尚人格和端正品行感染他们。毗邻的马里兰的传统教会,在本质上和弗吉尼亚的教会很难区分。休·琼斯牧师于一七四一年在那里报告说,他发现教会里充满了“乐观热情、自然神论和开明的自由主义”。

  在一个没有主教,或者甚至没有教会集会的地方,由谁来贯彻正统的教义呢?弗吉尼亚有许多头面人物,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的宗教主张是难以归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非正统的圣公会教徒:谁也不能肯定要做弗吉尼亚教会的优秀成员心须信仰什么。他们都是统括一切的教会的成员:在这里“统括一切”的意思并不是指它拥有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是指除了狂热分子和煽动家外,所有都可以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准则。这确实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主张各种教派相互交流的前兆。

  英国十八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写了一些书籍,智慧卓著,堪称伟大作品。教会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之一,居然是教会人员撰写哲理著作最为丰富的时代之一。伯克利主教、巴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为创立新世纪而战斗,力求使神学现代化。但是,随着每一位都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和澄清了自己的特点,他也就把自己同邻居伙伴们分隔开了。弗吉尼亚没有这种作品,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主教,而且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对这种声誉不感兴趣。弗吉尼亚知识生活的这种“弱点”,正好拯救了这个社会,使它不致发生神学上的分裂。威廉一玛丽学院是一六九三年经发给特许状创立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牧师”。第一任院长是詹姆斯·布莱尔主教代表,弗吉尼亚教会的业务领导。正统的圣公会神职人员认为该学院是“一个好处甚多和值得称赞的苗圃,是抵制弗吉尼亚不断蔓延的不同见解的坚强堡垒”。但是这所学院从来没有实现它的某些英国创办者所寻求的那种培养神职人员或神学理论的目的。相反,它变成了温和的、统括一切的、世俗文化的堡垒,而这种文化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生活。在这所学院创立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提出了弗吉尼亚成功的神职人员应该具备的要素他们都应该是比常人阅读过更多书和见识过更多世面的人,应该比英国教区所订的要求更高:他们必须是能够谈论和懂得比普通哲学和纯理论伦理学更为高超的学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对人性和事业有一定的造诣,并且博览群书;他们可以有象绅士那样的举止,会开玩笑,富幽默感,而又不过分自由放任;他们可以是优良的学者,但务必不要成为玩世不恭之徒;他们可以是善良的基督徒,但务必不要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们应该在小事上让步而不要造成乱子和危害……。弗吉尼亚在宗教上毫无激烈情绪,但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弗吉尼亚人对宗教没有感情。在弗吉尼亚领导人的心目中,宗教本身就培育信教自由的宽恕之道,他们不愿为神学上的个别小事而争论不休。他们的圣公会教会具有统括一切和妥协宽厚的精神,使信教自由的宽恕之道早在争取通过宗教自由法之前就已成为弗吉尼亚的一项宗教制度。幸运的是,在各种持不同见解的教派从英国国教分离出来之前,在十七世纪英国成为宗教怪物棲居的原始丛林之前,被正确地称为“老自治领”的弗吉尼亚已经成为自成一体的社会了。甚至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也没有染上清教徒时代那种狂热和疯狂劲,而是怡然自得地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而且,弗吉尼亚有充分的时间巩固本地传统教会这种统括一切的精神。

  十八世纪晚期,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美国评论道:“迫害、宗教上的自豪感、对矛盾的爱好,这些就是世上通称为宗教这件东西的精神粮食。在这里,这些动力都已消失殆尽;欧洲的热情只是局限于那个地域,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它就挥发完了;热情在欧洲是一个包装严密的炸药包,到了这里它已在广野里燃烧完了,一点作用都未起就消耗净尽。”人们常常把中庸之道误解为冷漠无情。测量由于神学观念不同而引起的相互仇视,比衡量对上帝的热爱要容易得多,因而那些动辄为宗教而大开杀戒的时代和国家就取得了最富有宗教气息的声誉。

  我们严格信守的这种宗教自由精神在美国是得到支持的,它的圣徒就是伟大的弗吉尼亚人。要把这种精神解释清楚,并不需要任何人谋求以某些新的“开明”的东西来取代传统才能做到。没有教权主义,就不可能有反教权主义。把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同法国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等同看待,是在已有既成事实之后好久才实现的,这样做的人主要是一些象蒂莫西·德怀特这样的神学积极分子,他们不能设想一个高尚的社会可以经受得住教义上的多样性。但是弗吉尼亚的现实生活否定了图书馆式的分门别类的做法。正如许多弗吉尼亚人对共和制政府的信任来自他们与种植园主贵族政治下拥有产业的绅士交往的愉快经验一样,在宽容豁达的弗吉尼亚教会下培育成长的人们,也不可能被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所吓倒。他们在自己秩序井然的社会里早已见识过多样性。

二十三、弗吉尼亚的公民们

  如果有人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同他们那年代以来的所有美国领导人一样,宁愿从解决自己的问题着手。他们的出发点基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位置。

  如果乔治·华盛顿在今天我们的心目中显得缺乏光彩的话,那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偏见使我们闭眼看不见事实真相,视而不见华盛顿时代弗吉尼亚的光彩。要使我们自己相信,那些出身弗吉尼亚的共和国伟大缔造者们,竟然是在贵族政治、奴隶制度和传统教会的土壤上培育成长的人,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据说,现代美国民主植根于某种十八世纪的“民主”,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据说是民主的缩影)而不是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政治去寻找民主的种籽。然而,历史的道路是朦陇不清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们引为自豪的独立精神,难道不是源于他们辽阔的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吗?他们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目睹周围的奴隶制,在鲜明对比下更形加深了吗?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性一一他们“热衷于指挥的特性”以及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社会作出决断的信念,难道没有推动他们起而担任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吗?按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说法,也许革命总是由“贵族式的、自以为比群众更懂得群众利益一一毫无疑问也确是如此的人领导的”。也许,真实可靠的信教自由正是植根于一个并不那么激情的传统教会,植根于它的悄悄统括一切的特性中,而跟理性主义者和反宗教主义者露骨的自由主义无关。

  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了预防一切剧烈病毒的免疫针。

  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不同,总是力求一下子全面掌握真理,无论宗教、政府或社会的真理一概都要掌握。他们的经验主义精神和改革精神都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地上产生的,不是产生于当时欧洲流行的腐朽性绝对上义。从时间上说,传统主义——他们对古老的英国工作方式的忠诚,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从空间上说,地方主义—一他们对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对邻里朋友的忠诚,也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这两种感情(为了精确起见,我们应当称它们为感情而不是哲学)的力量是造成弗吉尼亚特性的主要因素,也是弗吉尼亚在共和国早期关键性年月里对美国作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传统主义的力量不久就在美国独立革命中体现出来,以维护作为英国人所应有的权利。地方主义的力量则体现在教区自治和联邦精神上,也体现在宪法和争取州权方面。尽管他们的传统只是稀稀松松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榜样是英国乡村绅士的生活),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丝毫减弱他们对传统的联系。这个如此模糊而义如此真实的理想触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无一遗漏。他们的传统主义比较狭隘,比较带法律性质,并在日后发挥了它的作用。这表现在独立革命时期,人们要求他们以精确的法律语言说明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如何遭到侵犯。但是,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传统主义却是以静悄悄而又具有强烈渗透性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作为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他们的力量来自他们在移植过程中愿意随机应变,使遥远的过去适应当地的今天。

  他们的地方主义所得到的重视和称赞实在太少了。在那个年代,州权是不时兴的,人们常常说,一个人过分注意他居住地方的习惯只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进步。十分幸运,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并不如此想。他们关心本乡本上的特殊需要,这不仅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期望,而且使他们整个思想都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风味,也把他们的所有社会理想纳入一定的范围。这就是联邦主义的种籽,没有联邦主义,便不会有美国民族的生存,自由制度也不可能繁荣昌盛。杰斐逊生前曾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三项人们对他永志勿忘的成就,其中只有《独立宣言》一项是超越弗吉尼亚范围之外的,其它两项——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和弗吉尼亚大学,都纯粹是地方性的。

  综观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全貌,可以看到一件又一件的事实,把当地社会的领袖同他所在的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甚至比现代英国更为紧密。河流纵横,形成渠道,而陆上交通又十分困难,各种情况使得商业生活局限于种植园邸宅附近的私人码头。文化生活同样如此:文化中心,包括最好的图书馆在内,始终是散布在殖民地各处相隔很远的大宅邸中。家道殷实的种植园主的子女不到城市的学校上学,而是在当地“老庄园”私塾读书,或者在家里请家庭教师授课。

  威廉斯堡虽然一直是政治中心,却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而由于城市很少,使得教区礼拜堂、县法院和乡村宅邸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交集会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弗吉尼亚的治理》一书(一六六二年出版)的作者埋怨说,当地人民“居住分散”,是危险的独立性和偏离严正的圣公会教义的根本原因。他还呼吁说,“治疗弗吉尼亚瘤疾的唯一方法……是兴建城市,在一些县里住满居民。”心怀好意、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们一再谋求通过强制兴建城市的办法,把弗吉尼亚的文化知识和宗教的正统性提高到今人尊敬的英国水平。这种压力造成了两大派之间所谓“共居”的论争,一派入希望弗吉尼亚城市化,象母国英国那样开明和有文化,另一派人则满足于让弗吉尼亚按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开明和有文化的局面。一六八○年的“共居法”企图通过议会立法,象变魔术似地变出一座座城市来。但是这项立法和它后来的一些立法(甚至包括一七○五年十月的法律,该法免除城市居民纳税达四分之三之多)结果仍然是纸上谈兵,真正的城市并未出现。地方精神以及地理条件和烟草业的压力太强大,而且还得到县法院和教区委员会之类机构的支持。种植园主们问得颇有道理,他们说,为什么非得兴建城市来把商业从他们的码头吸引走,把权力从他们的地方法院和教会夺走?

  这种蓬勃发展的地方主义的重要后果就是个人利益与政治活动有效结合。一个人在弗吉尼亚进入政界。不仅因为他要保护巨额的财产和家族利益,而且因为他亲身参与当地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因而希望成为该地的代言人。一七八五年八月,杰斐逊写信劝告他年轻的外甥彼得·卡尔说,个人的雄心壮志应当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审慎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他写道:“你每错过一天,就会把自己进入公共舞台的日期推迟一天,而在那个舞台上你可以开始使自己变为有用的人……一旦你的思想经过科学的洗礼而大大提高之后,你就可以无须借助任何力量而使自己的眼界升华到最高境地,那时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凭着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崇高的荣誉感去谋求你国家的利益,你朋友的利益,以及你自己的利益。“在那些岁月里,以及在很久之后,每当杰斐逊说到“我的国家”时,他指的就是弗吉尼亚。政治人物与他所在地利益的这种一致性,使弗吉尼亚人不是从绝对主义者的专横指令中而是从地方利益的平衡中去寻求正确的政治见解。如同传统主义一样,地方主义也是政治教条的敌人。

  如果没有某些天佑神助的巧合,他们在建立思想体系方面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而这种思想体系正是那种使他们获得非凡成就的驯顺精神。在十六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凡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想到把英国乡村生活的许多特点移植到弗吉尼亚来。然而条件并不十分相似,因而把英国生活方式搬到弗吉尼亚来并非轻而易举,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如果弗吉尼亚与英国的差别更大一些,那么十八世纪时要在新世界尝试重建英国体制将会是荒诞不经和流于幻想的事。如果弗吉尼亚更象英国一些,那么模仿英国事物将不过是东施效颦,而活生生的英国体制也将成为美国化石。没有一个有智慧的弗吉尼亚人希望亦步亦趋地重演英国生活的戏剧,然而也没有人会感觉不到弗吉尼亚的这出戏同英国的传统是一样的。演员、台词和精神也是相似的。

  漫画上英国殖民地行政宫的滑稽形象一一穿着整齐、一本正经地坐在丛林茅草屋里用晚餐,这种不伦不类的事正是弗吉尼亚的乡村绅士力求避免的。十八世纪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定居的许多移民,也希望在那里建设他们的小英格兰。但是,那异国情调的植物和动物群,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热带气候,以及其它各种差别,使人们不可能清醒地设想有任何类似英国生活的事物。不久,那些不能忍受外国生活方式的人就只好回到气候温和的英国。他们把加勒比海上的岛屿留给了居住在那里的经理们和少数移居国外的英国种棺园主,这些人宁愿选择直截了当的异国生活方式,享受着奢侈、懒惰、暴虐和不负责任的特权。与这一切形成对照,弗吉尼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却使那里的人民有可能往在摹拟如真的英国乡村房舍里,井把英国的体制机构移植过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模仿当作一种教条,或者依靠一纸蓝图来建设英国式生活。

  种烟草是弗吉尼亚的主要事业;弗吉尼亚人甘心情愿处于这一事业的统治下,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的弱点。弗吉尼亚人热爱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有时竟为烟草着迷。佐治亚的建设者们顽固不化地坚持在他们那块殖民地上养育异国的蚕。但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却发现烟草在他们的土地上长得很好,于是允许烟草业主宰他们的生活。

  弗吉尼亚的故事中最富讽刺意味的就是殖民地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一幕包括独立革命本身,包括联邦宪法的起草和“弗吉尼亚王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对联邦政府的统治。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十八世纪中叶弗吉尼亚贵族政治最后绽放的花朵,而不是美国民族精伸的第一批花朵。弗吉尼亚贵族努力进行并。且“取胜”的独立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弗吉尼亚贵族政治的自我灭亡。战争造成的动乱,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造成的破坏。教会的瓦解,商业的中断,以及烟草种植业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贵族政治及其体制凋谢。

  联邦宪法是全民族应循的道路,不可逆转。只有当联邦政府仍然象弗吉尼亚那样保持贵族联盟的形式时,弗吉尼亚人在联邦生活中的领导权才能继续存在。当美国不再是放大后的弗吉尼亚时,弗吉尼亚人也就不能再统治美国。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种种美德懿行,放大之后一看,却好象都是邪恶。地方主义变成宗派主义;一个人的住地的特殊利益也变得狭隘和充满破坏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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