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教育全社会

 《美国人:开拓历程》

  “古希腊有个人当上了城邦某项公职的候选人。有人反对选他,说他不是学者。他回答说:不错!按照你们对学问的理解,我确实不是学者。但是,我懂得如何使贫困的城邦富强,使弱小的城邦壮大。”——贾雷德·埃利奥特

二十八、社会参预大学管理

  在欧洲,“文科教育”被认为是把一个人从他那时间和空间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教育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科教育的传统标志(如果说确有任何标志的话)是“文学士”学位。这种学位根据国会的授权,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才能授与。应该说,这种古老的由牧师和贵族牢牢掌握的垄断确实维护了学术的传统,并且产生了欧洲思想的大量光辉结晶。但是,只有某些类型的思想才能在大学的温室里成长壮大。大学的古老围墙具有双重的限制作用:它把校园里的成员同社会隔绝了开来,与此同时,它也使外面的民众同书本知识隔绝了开来。

  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期间,英国确曾出现过某种变革的迹象。在十六世纪的时候,特别是一六六二年的《一致性法案》明确规定所有神职人员、大学教授和学校老师都必须遵守《公祷书》中的一切内容之后,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新教徒们便建立了所谓“持不同信仰的学院”,培训他们自己的教士,并为持不同信仰者的子女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英国知识界的活动便集中到诸如伦敦皇家学会这样一类组织之中或是绅士们的乡间别墅里。这一切使英国思想潮流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同时也使思想潮流和宗教分了家。但是,至少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学术的堡垒仍然是在“牛津”和“剑桥”。爱德华·吉本曾经把”‘牛津”说成“沉浸在葡萄酒和偏见之中”,这种众所周知的描述固然夸大其词,但大学在十八世纪确实一度显得死气沉沉。然而,由于大学具有古老的传统,拥有捐赠基金,垄断颁授学位的权力,数量庞大的不断增加的藏书(根据特许状法,所有在英国准许出版的书籍,两所大学都能得到一套),并且掌握出版大权(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在伦敦以外地区有权发行书籍的极少数印刷出版代理机构),再加上它们牢牢控制着政治的和教会的晋升途径,因此它们很难失去对英国高等教育实行统治的地位。十九世纪初叶英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并不是通过“持不同信仰的学院”,升格为大学而实现的,它主要是通过对“牛津”和“剑桥”入学考试中宗教测验采取宽容态度和通过吸收更多领取奖学金的学生而实现的。即使到了今天,“牛津”和“剑桥”仍然是在英国生活中把学问和贵族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关键。

  但是在美国,许多客观事实从一开始就塑造了独特的美国生活方式,使高等教育广泛传播,在这里,我们仅只探讨一下其中两个事实:

  第一,美国的立法含糊不清、学院与大学的界线划分得很不明确,这有助于打破教育上的垄断。

  虽然“牛津”和“剑桥”源远流长;笼罩在中世纪的雾霭之中,但它们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控制主要渊源于它们所享有的法律上的明确垄断地位。从法律上讲,它们无可辩驳地是英国唯一的两所大学。“牛津”在一五七一年,“剑桥在一五七三年,分别获得组成法人的特许状,在整个英国,只有它们两家拥有颁授学位的权力,它们的垄断地位是全面的。直到一八二七年,经过一番斗争,才成立了非正统的伦敦大学。

  在英国,“学院”与“大学”之间的界线或多或少总是严格的,并且有实质性的含义:学院主要是学生住宿和进行学习的地方,大体上是自己管理自己,但没有进行考试或颁授学位的权力。大学则是颁授学位的学府,通常除了七门文理科课程和哲学之外,还教授法学、医学或神学这三门高级课程中的一门,大学拥有特别的法律权威(起初是以教皇训偷的形式,后来则是以王室或国会特许状的形式)。因此,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有许多所“学院”,但“大学”却只有两家——“牛津”和“剑桥”。所有想增加几所拥有颁授学位权力的高等学府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的命运。例如,创建于一五四八年的格雷沙姆学院,拥有七位教授,以后发展成为伦敦皇家学会,成了一大学术中心,但它始终未能成为一所大学。那些“持不同信仰的学院”,曾经造就了象丹尼尔·狄福、约瑟夫·巴特勒主教、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和托马斯·马尔萨斯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物,却只能具有中学(“公立”学校)或神学院的地位,都没有取得颁授学位的权力。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英国人的生活和学习空气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虽然情况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但它们始终广泛存在。至少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以来,大学在学术上尽管逐渐退化,但在社会上却始终保持着——甚至是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声誉地位。到了十八世纪,“牛津”和“剑桥”都已变得死气沉沉,成了人们的笑柄,就象二十世纪初叶美国高等学府里乱糟糟的情况一样。正如一七五二年左右“牛津”马格达莱学院伟大的爱德华·吉本所描述的,“在进行阅读、思考或者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也摒弃了他们的良知。谈话的内容始终离不开学院的琐事,保守党的政治、个人的轶事和生活中的丑闻:他们极端无聊地暴饮,使一切青年人的放纵生活都变得可以宽恕的了。”没有几个教授是称职的。在一七二五至一七七三年之间,剑桥大学里国王钦定的近代史讲座教授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讲过课。不过倒有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教授,那是因为他喝醉酒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了。但是,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却从未受到忽视,“牛津”和“剑桥”始终是贵族子弟的时髦场所,这些人有时甚至带着自己的家庭教师、仆人和猎狗来上学。尽管如此,这些有名的古老大学远远没有死亡。艾萨克·牛顿爵士、埃德蒙·哈雷(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威廉·布莱克斯通勋爵和爱德华·吉本等伟大人物都是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牛津”和“剑桥”一直都是全国高等文化的博物馆和堡垒。

  处于海外殖民地地位的美国却是多么不同呀!英国这种古老的垄断性教育制度,无论是它的长处,还是它的缺点,都未能移植到大洋这边来,英国“学院”和“大学”之间由来已久的区别,正象旧世界其它许多区别一样,一到美国就变得含糊不清,甚至丧失了任何意义。例如,各个殖民地政府所拥有的法律权力,特别是它创建法人和确立垄断的权力,就各不相同、容易变动和不明确。没有任何东西比美国法律这种含糊不清的特点更为有利了。根据殖民时期的英国法律,一伙个人一般是不能成为一个法律单位进行活动的,不能拥有财产,不能上诉或被起诉,成员死后它们也不能存在下去。除非政府授与它们以特权,否则它们不能作为一个“法人”进行活动。法学界的泰斗科克勋爵宣布了一条正统的英国准则:“除国王之外,任何人无权组织或创建法人。”这是从法律理论上讲的,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根据“时效”或“习惯法”创建的法人,以及达勒姆主教在他“领地”范围内创建法人的权力),但是,创建法人的权力一直是政府控制最严密的一项特权,许多法人的存在,取决于国王或国会是否乐意发给一纸法人特许状——人造的不朽证明。

  然则,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谁——如果真有这种人的话——拥有创建法人的权力呢?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因为实际上有好几种类型的殖民地——“特许的”,“皇家的”和“专有的”。这几种殖民地在法律上的性质各不相同。专有特许状(诸如缅因州)一般都包含“达勒姆主教条款”,该条款使英国主教对这些殖民地领主拥有钦授的特有权力。但是,实际上很少发现有明文规定授权殖民地机构以创建法人,因此,这个领域成了法律玄学家们争相逐鹿的场所,除此之外,殖民地总督同殖民地议会之间,以及所有殖民地政府同伦敦之间,在有关法律权力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正是在这一谁都管不着的法律领域里,产生了大量杂乱无章的、前后矛盾的和不可预测的体制。

  美国第一所学院就是在典型的美国法律迷雾中诞生的。现在一般都认为“哈佛”是一六三六年成立的,当时的马萨诸塞议会拨款四百英磅,旨在建立“一所学校或学院”,但有关该校的法律结构和权限的规定写得非常含糊不清。“哈佛”实际上开始颁授学位是在一六四二年,虽然直到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授予它颁授学位的法律权力,它甚至还没有正式获得法律认可为法人。当该学院于一六五○年终于获得马萨诸塞议会颁发的特许状时,在特许状中仍然没有提及颁授学位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议会本身也不敢肯定它是否有权批准颁授学位权。“哈佛”的第一任校长是精力充沛的亨利·邓斯特(一六四○至五四年担任此职),他最果敢的行动就是不顾一切擅自颁授了学位。正如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说,这一行动“无异是向查理国王宣告独立”。但是,即使是一六五○年的议会特许状在法律上也显得很不保险,所以在一六八八年革命以后,当英克里斯·马瑟在英国的时候,他曾试图获得一纸英王的特许状,但未获成功。“哈佛”的法律基础:它有权颁授学位的渊源;以及它是否算是,或在何种法律意义上(如果有的话)算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学院”或者“大学”,所有这一切直到二十世纪,仍是不明确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从一开始,”哈佛”的校长和教授们就利用这种不明确的形势,充分地行使了他们的权力。

  “耶鲁”成立的时候,正是“哈佛”的法律基础最为动摇不定的时候。但那时,“哈佛”的实际情况却是十分兴旺发达,颁授学位已有整整六十年之久。当然,“哈佛”法律地位的这种特殊问题是由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颁发的特许状本身的不可靠性引起的,很明显,从一个本身可能就不合法的殖民地政府那里,是不可能获得可靠的法律权利的。又有谁能指望既遵守古老的英国法律形式,又适当顾及当时殖民地的情况,同时还要满足殖民地议会、总督和不断更替的英国历届政府的要求呢?这里还存在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当一个殖民地超越它的法律权限——譬如说,在它不拥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去创建一所法人形式的学院或大学,这难道不是违反其本身的特许状的规定吗,这样一种违反行为很可能招致不友好的英国政客们的攻击,从而危及整个殖民地的合法存在。而在那些年月里,无论是马萨诸塞也好,还是康涅狄格也好,在英国本土都不乏这样的政敌,这些政敌都巴不得有这种把柄可抓。一七○一年,塞缨尔·休厄尔和艾萨克·阿丁顿两位法官在谈到他们起草创建“耶鲁”的法案时曾解释道,“由于害怕做得过头而不知所措……我们有意尽可能使该校的名称不很显眼,这样它才能经受风雨,我们不敢在法律上正式使之注册为法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被抓注把柄,成为追究权利根据的诉讼手续传令状。”出于谨慎的谦虚和暧昧,他们决定称呼该校为“一所高等程度的学校”。直到经过将近半个世纪(一七四五年),在“耶鲁”已经颁授了几十个学位之后,该校才正式在法律上注册为法人。

  殖民地创建高等学府的历史是法律实践战胜法律理论的最杰出例子之一,也是社会实际需要战胜职业律师深奥的条条框框的最光辉典范之一。到独立革命爆发的时候,至少已有九所殖民地高等学府(这些学府都一直办到二十世纪)已在颁授学位。而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全国还一共只有两所能够颁授学位的大学——“牛津”和“剑桥”,它们历史悠久的垄断地位仍然得到律师们精心策划的法律条文的保护。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哈佛”、“威廉—玛丽”和“耶鲁”——今天在探索它们颁授学位的法律权力的渊源时,都必须运用律师们称之为“时效”的概念,即它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早已在颁授学位而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如果英国那套经过正式注册成为法人、拥有颁授学位“垄断”权力的“大学”和所有其它类型的学校之间的明显区别被成功地移植到了美国,如果当初为全美殖民地创办了一所单一的皇家大学,或者如果明确而直截了当地禁止所有殖民地颁授学位的话,那么,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可能还有美国文化的许多其它领域〕将会出现绝对不同的面貌。

  第二,外部控制使学院和社会打成一片。

  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大学和它们所属的学院是杰出而高傲的学者们的集中地。中世纪教士的传统使他们成为学术性的自治群体。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欧洲许多地方高等学府的特点。聚集在大学里的学者们控制着那里的书籍、校舍、捐赠的基金以及挂名的职位,决不愿意丢失他们的权力。对于他们来说,大学几乎就是他们的私产。且不论这一切对于“学术自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使大学完全脱离社会,并使大学和社会互相脱节。这一点在英语的对偶词“town”and“gown”(市民和学者)中,迄今仍可以得到反映。

  殖民时期美国普遍存在的新教精神对于“世俗”(即非学术界的)人士日益控制大学,自然是抱同情态度的。中世纪的大学是教会属下的机构,它们的“自治”纯粹是效法牧师的自治,宗教改革使世俗人士有权参与管理他们的教会,破除敦士阶级权力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吸收世俗人士参与大学的治理。一位美国作家在一七五五年写道,“自从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革以来,高等学府和天主教修道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已经荡然无存……人们的目的并非要毁灭学院和大学,也不是要把缨斯女神掠夺一空,而是把它们从天主动的弊端中解救出来……英国在创建新的大学和学院时,根据天主教时代流行的习俗,可能做得有点华而不实。这些习俗源远流长,他们却甘愿自讨苦吃,一直沿用迄今。但是,新教的巨头们、共和主义者以及北美各州(在它们的领土上过去从没有过什么大学)却根本无视天主教在创建学院和大学方面的任何习惯和惯例,而只是授与学院和大学以正常学校所应该享有的特权和权力,并为之配备各种人员。”在古老的英国,尽管也存在基督新教,大学各个院系却依然盘踞在中世纪围墙的后面。而在美国则根本不存在这种围墙。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容易认识到“世俗人士”控制美国高等学府,决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智慧或远见,而是由于客观的需要和美国高等学院一无所有的实际情况。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大学都拥有大量土地、房产、捐款、政府拨款以及各种无形资源,而第一批美国高等学府却正如霍夫施塔特和梅茨格所指出的,完全是崭新的“人工制品”。它们是由社会创建的,由世俗人士组成的校董会协助安排和使用有限的资源,使高等学府和整个社会一开始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没有社会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等学府。

  在欧洲,大学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具有教士学识的人组成的一种行会性质的组织。但在美国,却根本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行会组织,理由很简单,这里有学问的人不多。新的高等学府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整个社会的代表们手中。领导欧洲大学各个院系的是博学而杰出的学者,或至少是年迈的长者,他们可以貌似有理地取得管理大学的权力,但是在“哈佛”——一六五○年,亨利·邓斯特校长刚刚年满四十,他的财务主管才二十六岁,他的“教职员”(当时大多数是准备当牧师的一批处于过渡阶段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二十四岁。这样一群学院教职员根本不可能赢得周围社会人士的尊重或得到他们的授权。

  于是,美国从殖民时期起,就形成了由外界控制高等学府的体制,这始终是美国高等学府的一个特点。“哈佛”和“威廉—玛丽”在早期的管理体制中,曾出现过某种双重控制的迹象。根据这种制度,教职员可以自行进行管理,但外界人士享有否决权。但是,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威廉—玛丽”,这一制度都没能坚持下来。早在一六五○年,“哈佛”就明显地不是在教授的控制之下,而是在地方长官和牧师的控制之下,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当威廉—玛丽学院盛极一时的时候,绅士们的地位明显地是在学者们之上。

  美国高等学府管理体制的原型,实际上是在“耶鲁”和“普林斯顿”形成的,在那两个学校里,社会代表们组成一个单一的校董会,既是学校的合法主人,又有效地控制着学院。校董并非各个院系的成员,他们是牧师、地方长官、律师、医生或者商人。美国的高等学府并不是学者们的行会自治组织。

  外界控制附带地产生了一个职务:美国高等学府的校长,在古老的欧洲体制中,学院的教师们或大学的教职员进行自治,由历史悠久的捐赠基金维持,不需要有这样一个职务。但是,美国由外界人士治理高等学府的制度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校董们经常缺席,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高等学府进行管理。而在校教师们又往往十分年轻,并且流动性很大。为填补这一权力真空,就产生了高等学府校长的职务。他一个人既代表着学校的教职员,又代表了公众,因为他既是常驻校内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又是校董会聘请的专职人员,由于他最熟悉校董们的情况,很肉然地就成了他们中的领导者。而且,作为教职员中的主要成员,他又代表教职员说话。学校的声誉,甚至学校能否存在,都有赖于校长的进取精神和能力。他集学术和事务于一身,他把学问运用于日常事务,反过来又在学术领域中作出事务性判断。在旧世界不存在类似他那种职务的人,他是中世纪修道院围墙最后崩溃的活的象征。

二十九、普及重于提高的高等教育

  在美国,高等学府主要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开拓知识领域或使知识永恒不灭的地方。出于各种实际需要,“大学”教育在美国变成了对大学本科生的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分布很广,其原因多种多样,没有一个是独特的,但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足以抵制法律上的垄断和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现象。

  宗教的派别和多样性。三个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哈佛”、“威廉—玛丽”和“耶鲁”)的建立都是为了支持各该殖民地的教会,直到一七四五年,美国一共只有这三所高等学府。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大觉醒”唤起了人们的宗教热情,各个宗教派别的歧见日趋尖锐化,经济繁荣使人们有钱送子女上大学和兴建校舍,这时殖民地的高等学府才如雨后春苟,纷纷涌现——这就是“耶鲁”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所称的“学院热”。在英国,令人尊敬的“持有不同信仰的学院”甚至连颁授学位的权力都没有争取到,而在美国。各个教派办的学院却全都自行取得了历史悠久的欧洲大学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到独立革命爆发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基督教的教派都有了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新派长老会创建了普林斯顿大学,教会复兴派浸礼会创办了布朗大学,荷兰归正教会复兴派创办了拉特杰斯大学,而一位公理会牧师则把一所印第安人的教会学校改办成了达特默思学院,英国国教人士和长老会人士又合作创办英王学院(后来发展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和费城学院(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一个教派每创办一所高等学府,都成了其它教派创办自己的高等学府的借口,谁都强调要把更多的美国人从竞争对手的虚伪教义中解救出来,而所有这些教派创办的高等学府又成为世俗人士筹办高等学府的正当理由,他们所强调的则是要挽救年青的一代,以免青年陷入愚昧的教条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加速运动,一旦开始便难以停止,只是在独立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发展速度才有所减缓。一七四六至一七六九年期间创办的高等学府,比过去一百年所创办的多一倍。一七六九至一七八九年期间创办的高等学府,又比前二十年多了一倍,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着。这个运动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力,看来还远远没有完结。

  这种竞争附带产生的后果便是自由化。虽然每一个创办高等学府的教派都希望获得对该校的控制权,但谁也不敢绝对垄断自己的学校,在美国的具体条件下,十八世纪后半期不断尖锐化的宗教歧见,实际上促成了好几个教派共处的管理委员会的诞生。校长一般都来自占统治地位的教派,但为了调和同对立教派的分歧,有必要在校董会里包括几个不同教派的代表。英王学院是由英国国教创办的,但在它的第一届管理委员会中,就拥有四个其它教派的教士。布朗大学的管理委员会虽然由浸礼会一手控制,但也包括了相当人数的公理会、英国国教和教友会的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由不属任何教派的学院改办而成的)二十四名校董中,有六名校董代表了所有主要教派,包括罗马天主教会。新的高等学府为数众多,形成了用互争夺学生的激烈竞争。美国人口十分分散,单独一个教派能够向自己创办的高等学府提供全部学生的情况几乎绝无仅有。因此,在殖民时期,没有一家美国高等学府敢在入学考试中加进宗教测验。这样一来,无宗派主义就成了美国教育的理想。显而易见,这种无宗派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信仰自由理论的产物,对于这一点,埃兹拉·斯泰尔斯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斯泰尔斯在一七七八年开始担任“耶鲁”校长,当时“耶鲁”仍深受固执的托马斯·克拉普(一七四○至一七六六年任耶鲁校内教会主持人兼校长)的狭隘正统学说之害。斯泰尔斯主张信仰自由的态度使学校重新获得了活力。他本人承认,凭良心讲,他更倾向于公理会,但他不敢完全受这种信仰支配。

  在新教的所有各个派系中都存在着大量圣洁的基督教义,我乐于融合所有这类教义于我的爱心。所有这类教义也部有其不足之处,大家都需要容忍和相互谦让。我不想在派系斗争中打发日子,极而言之,我将摒弃一切为任何一个教派的霸权或优势效劳的要求,此外,我将为促进和平、和谐和仁爱而努力。

  那个时候,美国作为海外殖民地,已开始发现多样性是大有好处的。仅仅十年之后,《联邦主义者》(第五十一期)的几位作者就怀着睿智的预见性评论道,“在自由政体之下,保障民权与保障宗教信仰权利同样重要。前音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利益,后者则可容纳各种不同的派别。”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宗教热情的增强和宗教教派的增多,产生了意想不到和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人们所不希望出现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任何教派都缺乏强制力的地方,它们明智地“选择”了说服教育的做法。

  地理距离和地方自豪感。地理上相距遥远使宗教热情分散,也冲淡了求知的热情,否则,这种热情可能会形成一两个高等教育的中心。在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力的运动来号召建立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数量众多而又多样化的美国高等学府相距遥远,从未能形成一个自觉的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十九世纪之前,企图采取统一的入学标准或建立大学联合组织的所有努力均沦于软弱无力井以失败而告终,类似ФBK 联谊会(成立于一七七六年)这种旨在促进各高等学俯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友谊的团体,并没有能产生多少影响。美国的高等学府主要是属于地方社会的机构,哈佛、威廉—玛丽、耶鲁都是由它们所在的殖民地创建的,为本殖民地服务,对它们的支持也来自当地社会。

  美国高等学府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大陆培养更多的人材,而是为了向本地区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在英国传统的学术界,大学集中地远离伦敦这样一个大政治和商业中心。但是,美国早期的高等学府则多半处于各殖民地事务的中心。威廉—玛丽学院设在威廉斯堡,布朗大学、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址也雷同。在这样的学校里,象杰斐逊这类学生课余时间可以随时去公民代表院旁听议会的辩论,把学习和公众生活联系起来。这显示美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互相交融,也使具备领导才干的人有机会熟悉他们所在地区的特殊问题。

  在英国,名门望族都把孩子送到少数几家最好的“公立”学校去读书,然后,这些青年绅士就全部聚集到——即使只是为了打猎和欢宴——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所有出得起学费的人就这样一概到一所遥远的“全国性”大学里去学习。“即使他一旦荣归家乡工作,他也已不是一个本地人了,”乔治·基特森·克拉克曾经阐述道,”他说起话来腔调同当地大多数居民不同,他建立的友谊纽带使他身在家乡心在外,尤其重要的是,他同他们故乡人士缺乏在青年时期建立起来的亲密情谊,也许这种情谊正是最亲密的纽带,恐怕正是这种情况妨碍了英国乡下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英国过去和现在都十分需要的,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造就了 一个特殊阶层,激化了社会的横向分裂,在财富不断增长和社会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时刻,社会的横向分裂是特别危险的。”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地域性的,这个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为整个联邦的团结一致奠定了坚实的地方基础。学校离家近,学费比较低廉,这两条看来是美国独立革命前的年代里学生们选择高等学府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人很快就树立了一种观念,认为一个没有高等学府的社会是不完全的社会。一七八五年的土地法令和一七八七年的西北地域法令,都包括了有关教胄用地和基金的著名条款,它们后来成了创建州立大学的基础,而当初人们制订这些条款时可能己有这种用意。十九世纪早期的地产开发商在他们的经营规划中无不规定了设立高等学府的内容,藉以吸引人们来新城市定居。

  社会和地理领域的流动性:争夺学生的竞争。这些立足未稳的新建高等学府相互间竞争十分激烈,争名誉,争资助,还有,最为关键的是争学生。新泽西学院和罗得岛学院(后来分别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收费最低。达特默思学院的学生甚至可以在学习期间工作赚取学杂费,所以该数校入学人数激增。费城学院和英王学院(有时人们称之为“绅士学院”)则没有从外地吸引来多少学生,入学人数最少。

  几乎所有现代争取学生入学的办法(除了足球明星奖学金之外),在殖民时期结束之前都已经用上了。这方面有许多实际的例子,诸如发行吹牛皮的小册子,使用毕业生作为招募新生入学的代理人,与此同时,还降低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的水准,设立“大众化”课程以吸引学生,原因不外是迫切需要这些人的学费。康涅狄格的约翰·特朗布尔在一七七三年写道,“除了一个邻近的殖民地,我们的高等学府到处充塞着无知,考试沦为纯粹的形式主义,完全是走过场,学生浑浑饨饨虚度四年光阴,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因迟钝和成绩不佳而得不到学位。”

  美国的高等学府早就开始把钱大量倾注在建造外观华丽的校舍上(这些钱是它们本身出不起的),而不是把钱花在购买书藉或拨给院系。在独立革命前的二十五年内,殖民地五所高等学府在建造或改进校舍方面花了一万五千英镑。这种花费据说带来的宣传效果极佳,结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但费城学院和罗得岛学院,由于这类花费过大,以致尚未正式开张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尽管高等学府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受高等教育仍然所费不赀。在十八世纪中叶,伙食、住宿和学费加在一起,每年大约需要十英镑(新泽西学院或罗得岛学院)到二十英镑(英王学院),有钱的学生甚至可能一年花五十英镑。而在那个时候,一个木匠的年收入不超过五十英镑,一个高等学府的教师大约是一百英镑,一个生意兴隆的律师也不过五百英镑。不甘现状的父母虽然可以去借钱供他们的子弟上学,但穷人的孩子肯定没有进高等学府的份。那时还没有经常性的或包罗广泛的奖学金制度,除了达特默思学院以外,学生半工半读唸完大学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但是,整个来说,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比英国要好多了,在英国,一年不花个一百英镑,根本就休想上大学。  

  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学府相互竞争所产生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学位数量大幅度增加——尽管不是质量的提高。在一七四七年以前的三十年里,殖民地三所高等学府共毕业了大约一千四百人,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高等学府共计颁授了比这个数字多出一倍的学士学位,其中一半是由新创办的学院颁授的。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在四年之内每年花得起十英镑的钱,都能得到一纸受过“高等”教育的证明——如果他需要的话。美国的高等学府不仅仅是向多数人分发在英国只有特权阶层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东西,而且简直是在发行一种通货膨胀的知识货币。

  殖民时期早就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散布各地的模式一直保留到现在。独立革命之后,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一种宏大的愿望,希望国会支持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高等学府,这所高等学府将设在国家的首都,招收国外具有共和思想的学生,并集中全国的智力资源,这样可以消除地方性的偏见。这种议论甚至在联邦制宪会议上也曾有所反映。查尔斯·千克尼的草案明确提出授权联邦立法机构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创办一所全国性的大学,麦迪逊看来是赞成这样一种授权的。但是,在最后付诸表决时,这个倡议遭到否决。可能制宪会议的成员们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授权早已有了默契,也可能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我们不得而知。乔治·华盛顿也曾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吸引,主张在国家的首都创办一所高等学府,“以便学生们有机会旁听国会的辩论,这样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和更好地了解法律和政体的原则”。但是,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最后还是支持了全国各地广泛兴办的地方性高等学府。

  直到十八世纪末期,典型的美国高等学府总是由一位校长(通常是神职人员,有时是附近教堂的牧师)和几位导师(很少超过三人)组成,这些导师,一般都是正在从事研究、准备当神职人员的年青人。“教授”(指熟悉专业的成熟学者)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等学府的课程与其体制迥然不同,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一些传统的科目,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英国持不同信仰的学院和苏格兰大学的某些影响外,殖民时期的美国高等学府一直死抱住旧课程——导师们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课程,这种课程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英国的大学和它们中世纪时代的祖宗那里。美国高等学府的突出之处并不在于它所传授的知识的主体,而在于这些知识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传授给何人。

  由于高等学府散布得越来越广,并且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得到发展,高等学府同各个特定职业之间的联系反而不太明显了。十八世纪期间,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生当牧师的比例不断下降,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即使是为传教目的而创办的哈佛也越来越多地招收工匠、商人和农民的子弟入学。到了十八世纪末,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生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当牧师。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和医学训练,这些行业本身受到了影响,迫使它们不得不越来越依赖非正规的学徒培训制。美国高等学府的宗旨在于造就良好的公民,它只是偶然培养出几位学识渊博或具有进取精神的学者。夏特吕侯爵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曾到美国各地作过一次广泛的旅行,他认为,在这里,哲学家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教育机构,而是排除它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针对英国的弊病提出警告说,“让猫头鹰和蝙蝠在模模糊糊的薄暮微光中鼓翼吧,美国之鹰的目标是飞向太阳。”美国高等学府的光明前景在于数目众多。从一开始,美国的高等学府就同英国的不同。它更急于普及,而不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美国当时人口只有二百来万,分散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大陆的漫长沿海地带,这样一个社会的人如果要有效地相互激励和鼓舞,就应该把它们有学问的人集中在美国的几个雅典城里。但是,实际上美国并不存在这种雅典城,美国人所珍视的是在普及中得到发展并以理性为重的美德:人们互相关联与互相依赖的观念,社会经验和大学教师经验之间的自由交流。如果说,按照古旧的标准,美国人的学问可能要少一些,但他们是在从事一种探索学问新价值的试验;如果说他们对神圣的经典著作了解不多,他们却为自己打开了成千扇窗户。

三十、一种理想一一造就无显著差别的人

  欧洲文化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把人类的知识和职能进行分割,使之专门化,并加以垄断,而美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允许所有这一切知识融合在一起。美国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于知识和对于自己的认识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一种崭新的、内容不是十分明确的教育理想——造就无显著差别的人。这种理想是从深深扎根于殖民地时期的许多事实中发展和培育起来的。美国社会的阶级界限模糊不清。如果说,中世纪教育的理想没有什么特点,至少它的内容是十分明确的。早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前,人们已把传统的“通。才教育”规范为攻读七门(不是六门、也不是八门)文理科课程,认为对一个自由人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学习内容一一所以才称之为“通才”教育。“高等”大学的各个院系也同样明确地在教学内容中纳入了神学、法学和医学。而在美国的具体条件下,无论是通才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全都失去了它们古老的明确性。一个人在新世界里地位和身分都是如此之不确定,流动性又是如此之大,他根本无法预先知道哪一种学习内容对他特别适合,在欧洲文化中,社会身分和地位的区别反映在学习题材的区别上:“文理”科课程适合“自由”人,属于劳心阶层;“劳作”科课程则是干具体体力活的人所必学的。这种区别长期以来把科学同技术分割开来,而打破这种区别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同样,以“哲学家”为一方和以实际的“发明者”(这些人被故意贬称为“机械师”、“设计者”或经济“冒险分子”)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严格而具有分化作用的,这些在欧洲由于习惯、法律和语言的缘故已经被神圣化了的区别,一旦到了美国,就变得模糊不清和不自然了。

  虽然殖民地社会比我们想象的无疑要贵族化得多,但客观的现实又很难使这种贵族化具有明确的定义——可能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北方的纽约州除外。在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教职员很少,而流动性又很大,教授传统科目只能是粗枝大叶和马马虎虎。高等学府学位的成倍增加(这表示在不同领域里有非常多的不同科目)进一步把历史悠久的欧洲标准搞乱了,使人们更加不清楚到底权威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

  人人都要担当多面手。“文理”科的传统科目——这在欧洲也已开始动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美国人的需要。在美国,人们发现很难为自己今后所担当的角色预作准备,甚至受过“通才”教育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人们所要担当的种种角色根本没明确的定义。同样,在各种行业中,没有哪一种传统的训练课程能够使一个人具备条件在美国担负牧师、医生、律师或教授这类崭新职务。在这里,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组织松散,几乎每一个人都兼做医生、律师或教师的某一部分工作,各种行业之间的界线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一个事业上有成就的英格兰牧师肯定同时也担当着医生、政治家和教师的职务,可能还兼做其它工作。

  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妇女在美国生活中所发挥的崭新而多样化的作用。十八世纪时,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文化的普及已经改善了欧洲妇女受教育的状况。虽然我们今天了解的情况仅仅是一鳞半爪,但有充分证据表明,以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妇女跟英国妇女相比,她们在厨房以外的活动中起着更加多样化、更加活跃、更加出色的作用,而且总的来说,也更有成效。在家庭手工业的体制下,丈夫就在家里或住家附近进行劳作,因而妻子或女儿便有了学习手艺的机会。在殖民地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妇女从事印刷业和报纸出版业,人数惊人,而这些妇女并不都是继承丈夫事业的寡妇。妇女还从事药剂师甚至是开业全科医师的工作。特别是在南方的种植园里,男人更需要妻子帮同推进他们的事业。威廉·伯德的私人日记曾戏剧性描写了有一个能干的、精力充沛的贤内助是多么重要。在新英格兰,以航海为生的丈夫经常成年累月地撇下妻子孤身一人过日子,这些妇女中很多人成了兴旺发达的商人和从事贸易的行家。

  到处都缺乏劳动力,这有助于消除社会的偏见。在新英格兰的早期年代,一个良好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外出做女仆的井非罕见,显然也并没有遭人白眼。塞缨尔·休厄尔法官就曾提及他的妹妹打算到波士顿一家人家去当女佣的事情。威廉·谢弗(一七七一年是波士顿的副关税员)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一个名门人家的女儿——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杂货铺。由于人们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社会上和地理上的流动性很大,为不断上升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学校又少,这一切都使妇女们的志趣变得开阔起来,促使她们担负起家庭教育的责任。例如科顿·马瑟便亲自教他女儿凯瑟琳学习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尽管这种事今天听起来并不那么奇怪。乔治·威思是独立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领袖人物之一,杰斐逊曾在他的手下学过法律,他以“精通希腊语”而著名,而他的希腊语就是“他在边远地区时母亲教他的”。杰斐逊在一七八三年谈及他自己教女儿帕葫学习的计划时,认为它应“比我想象的最适合美国以外任何国家女孩子学习的内容有所不同,我需要超越她本人的身分,把她看作是她自己的小家庭的一家之主。我估计,在婚姻问题上她会爱上一个蠢人的可能性大约是十四比一,当然,她的家庭教育可能要靠她本人的智慧,要她自己去进行指导,而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因此,我除教她学习最美好的诗句和散文之外,还要教她一点严肃的科学。”即使是上述一鳞半爪的证据也足以表明,殖民地时期的妇女比其后时期的妇女在许多方面更有成就,她们在职业生涯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才又重现,殖民时期的法律倾向于消除男女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别。已婚妇女的权利、她们从业以及离婚的权利都大为增强。当时,美国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均保护妇女的权益,这在欧洲的习惯法中是前所未见的。一般地说,美国的男人也象妇女一样,同欧洲的男人比起来,专业化的程度固然要低一些,但由于客观条件使然,却皮得更加多才多艺,也更加多营博能。他们并非“精深的专才之士”,而是“万能先生”。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使他们的兴趣变得广泛而多变。美国多营博能的典型人物是“生意人”,而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因为生意人善于抓住各种机会的苗头。蒂莫西·德怀特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曾评论道,“所有的新英格兰人,除了由于疾病或遭遇其它不幸事故者外,都是生意人,无一例外。……在这里,一个牧师的任务在于拯救他的教徒,而不是用超人的知识来充实他本人的心灵。这种超人的知识也许可以装饰门面,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用处,但它肯定和上述拯救他人的目的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这里的牧师很少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足以使他具备超人的知识。”在其它需要专业知识的行业中也有雷同情况,人们总是根据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而不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深浅来评价他。高等学府的教师被视作是进行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知识的贮藏库,他们首先是“教师”。当妇女对他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机会作出反应时,她们最关心的东西也是纯粹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因为他们有好几种工作可干。女性传统的优雅仪态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着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它源自这样的信念,即知识也象新世界本身一样,刚被发现了一半。英国的一些小册子,诸如理查德·布拉思韦特著的《英国绅士》,曾警告那些将要成为绅士的人不要在任何一种专长面前(无论是跳舞、击剑,还是阅读或写作)显示出自己精通此道,以免使人误认为,他因为没有万贯家财,才被迫以此道为生。如果说,早年弗吉尼亚某些未来绅士由于担心对某些专长显得太精通而有意留一手,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那种带着绅士味道的愚昧无知是不合美国人本性的。在美国,无论精通哪一行——可能除了腐儒或垄断者的所谓专长——都是受欢迎的。

  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于一七八二年描述来到美国的移民时曾经写道,“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你拥我挤的社会,不象欧洲那样,什么地方都挤得满满的。他没有感觉到派系之间持久的冲突,没有感觉到创业的难处,也没有感受到那种使多少人惨遭灭顶之灾的竞争。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立志勤奋苦干,他就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只要他发军才能去勤奋谋生,他就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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