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博学之士丧失了垄断地位

 《美国人:开拓历程》

  “这是一个没有人类三害一一牧师、律师和医师一一的地方……人民还太贫苦,养不起这类博学的绅士们。”——威廉·伯德

三十一、行业的流动性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美洲殖民地各自为政的时代,并非一个人材辈出的时代,而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留给人间的并不是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种崭新的群体思想。旧的一套动摇了,在新的形势下,旧的知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实际运用。

  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是第一个冲破旧模式的时代或地方。欧洲的新教徒进行了宗教改革,他们反对神职人员同世俗人士地位不同,反对那些掌握通向天堂钥匙的人同希望进入天堂的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鸿沟。但是,由于因袭的体制上的原因,改革者所能取得的成就终究有限。例如,在英国,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经对英国的高等文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两所大学就是中世纪教会的遗物,在那个时候,教士同世俗人士截然不属同一类人。这些名牌大学的继续存在于世,也就使许多古老的差别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那些神圣学识的监护人和广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殖民地时代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一切束缚,因此它可以任由生活和思想更自由地出现新的变动,在美国,所有信徒都等于神职人员,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各种学术思想已经按行业分类并固定下来,分属于不同的同业公会、城市团体和工匠行会的势力范围。行业分割了学术思想的领域。每一种行业的学术领域都打上了由立法的或习俗的权威树立起来的“禁止逾越”的标志。而在美国的新文化中,很少有这种标志,由于不存在有组织的垄断者,旧的垄断形式也就无从长期存在下去。美国破除了种种差别:美国的生活中充满意想不到的事件、未经勘探的蛮荒之地、难以预料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无法整齐划一地通过立法加以分类,任何希望四平八稳地生活的人,希望进行持有营业执照的贸易而不受到行外人士、不速之客或无业游民竞争的人,或者不愿在没有获得合法批准的条件下从事工作的人,都还是留在英国本上为好。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至少有四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促使人们对于本身和自己知识领域的想法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情况并非出自某人的远见卓识,而是新世界客观环境的产物。

  复旧。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回到了早先时代的环境之中,他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问题。他会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按照原始时代的粗略类别去对待它们。早先人们用来砍杀的锋利石块和用来割裂东西的石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由于它们的用途趋于专门化,社会上出现了“武器”与“工具”的区分。于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火器大多已被当作武器使用。但是对于殖民时期美国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必须保卫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不受抢掠暴行的危害,又必须经常去打猎以获取饭桌上的肉食,“武器”和“工具”的区别就很少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在工具问题上是如此,在分工体制和职业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文明程度落后的条件下,对于那些采用不同医疗方式的人——唸咒治病的人、开刀动手术的人、调制药剂的人,是很少加以区分的,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些行当都已各司其职、界线明确:每一行都发展成为一种专业一一兼做外科手术的理发匠、内科医生和药剂师。而在美国,就很难再保持这种分工,医师(有时是一位律师、一位总督或一位牧师)同时兼负上述几种任务。

  意料不到的情况要求人们具有多营博能的本领。当多少代的人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居住,日常生活的方式早已固定下来之后,人们只能墨守祖先的成规。但是在新世界,这样做就行不通。在这里,经常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人们必须时刻准备面对这样的现实。外行人必须准备执行律师、建筑师和医师的职务,干各种手艺活,尽管别人(只在大洋的彼岸有这种人)在这些方面比他高明得多。多营博能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一个人如果不是什么都会一点儿,他就不配做一个美国人。

  社会机构稀少。当社会机构十分稀少的时候,它们相互之间也就很难明显区分了。甚至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也逐渐趋于同化。清教教义不再象原来那么严谨了;圣公会教派不再高高在上,而变得更大众化了,象教友会这样的教派,由于总是和新世界格格不入,终于难以持久地生存下去。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在一七八二年评论道,“因而,正如各个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那样,各个教派也互相融合到一起了。对于教派的无所谓态度不知不觉地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成为目前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至于将来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楚……。”

  在殖民地,最后一次企图根据中世纪的模式建立一个同业公会的努力于一七一八年出现在费城。在旧世界,垄断知识的最重要机构,除了同业公会之外,要算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了。但是在美国,这类机构是不存在的。新世界使学术思想分门别类的现象瓦解了。

  劳力奇缺,土地甚多。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劳力和手艺都很缺乏,人们得亲自动手干许多事情,原因很简单,他们雇不到别人替自己干活。这样一来,他们只好降格以求,否则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一个木匠同时又是箍桶匠、制造精致家具的工匠和补鞋匠。印刷商同时成了作家、造纸工人、装订工人、油墨制造者、邮政局长和知名人士。土地多,意味着美国人即使是当一个农民,也不需要怎么精耕细作就能维持生活。在人们可以把自己土地“耗尽”的地方,在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有大片备用地的地方,象十八世纪英国进行农业改革的那种推动力就不复存在了。在任何东西包括田园在内部可以出售的地方,人们就不会特别恋栈于某一片特定的土地。一旦某片土地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他们就进行迁移。土地丧失了它许多古老的法律和社会特性。在这里,维持生计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或技能。至少对于殖民地的白种移民来说,谋生之道很多,改行和迁居也很容易。

  “我们欢迎陌生人,”富兰克林在《移居美国指南》(一七八二年出版)一书中解释道,“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所有的人,所以,原来的居民不会妒忌新来的人。”由于土地很便宜,任何一个勤劳的青年人都能发家致富。“因此,需要更多的各类有用的工匠,为那些土地耕作者提供房屋、家具和各种器皿。这些东西不容易从欧洲运来。任何技术还过得去的机械手艺工人,肯定都能找到工作,待遇也会很好。对于陌生人来说,在这里施展他们的手艺不存在任何限制,也不需要获得什么批准。”富兰克林指出,在美国,任何人都有指望成为一个掌握技术的工匠师傅,因为任何一个勤奋的青年人都有机会学习手艺。而在欧洲,他可能花不起钱这样做。“在美国,居民人数增加很快,从而消除了人们对竞争的顾虑。工匠们都愿意收徒弟,因为在学徒期满之后的规定期限内,工匠们能从学徒的劳动中得到不少好处。所以,贫寒之家也都有条件送他们的孩子去当学徒。工匠们非常愿意带徒弟,他们中间许多人甚至愿给学徒的父母贴一些钱,接受十至十五岁的孩子当学徒,期限规定到二十一岁。许多贫苦的家长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就靠这笔钱购置土地,安家立业,以农耕为生。”

  这样,美国社会便出现了一种新颖而颇有好处的模糊不清的现象。“从事一种事业”这种古老、熟悉、受尊敬的概念被“寻求机会”的概念所代替。近年来,历史学家围绕据说在欧洲新教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变化写了许多书。据麦克斯·韦伯说,同中世纪的天主教观点相反,新教所有教派对人们的职业抱着了一种新的态度。行。但实际上,欧洲的生活现实使大多数人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是只能从事他们的家庭境况限定他们干的工作。在欧洲,所谓“敬业”,只不过是尽力把自己的传统工作搞好而已。

  能够指望从自己的家庭继承固定职业的美国人很少,他们只能靠自己寻求机会,从美国现实生活中寻求难以预见的机遇,在飞速发展的生活现实不断向人们提出新要求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死抱住固定的职业,他注定要失败。在美国,任何谨慎的人,对于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到底能干些什么,从来也不敢过分肯定。任何人都必须时刻准备成为另一种人。为这种充满风险的转变作好准备,才能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三十二、非专业的律师

  一七五八年,当约翰·亚当斯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向波士顿律师协会负责人请教作为一个美国律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的答复是对亚当斯受过的教育和他的雄辩才能进行考核。“然后格里德利先生从律师的业务和学习科目着手,把英国律师协会成员和美国律师协会成员作了比较: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律师,必须学习习惯法、民法、自然法、海事法,必须同时执行法律顾问、律师、事务律师、初级律师,甚至一个公证人的任务。因此,在美国从事这个行业要比英国难得多。”亚当斯的这位良师知道,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律这个行业组织严密,并形成许多不同的等级,这种划分既反映了英国的法律思想,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偏见。

  在这个行业的最上层,是“大律师”。他们是法律行业的权贵,他们的大本营就是高等法院附近古老的伦敦法律协会的四个律师学院,他们垄断了在这些高等法院出庭的资格授予权。这四个学院——林肯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和格雷律师学院的“主管委员”从大约十五世纪起一直拥有授予律师资格的决定权,也就是授予作为一个辩护律师出庭辩护的权利。十六世纪的英国内战使得四大律师学院的成员流落四方,他们的正式教育活动也中断了。到十八世纪结束之前,人们甚至想在学院见习一段时期也不可能,徒然望洋兴叹而已。四大律师学院仍然保持着它们的垄断地位。但是,这四大律师学院的绅士派头十足的大律师只能承担社会上一小部分的法律事务,日常的法律事务至少还要有其他两种大不相同的人来承担,一种是“事务律师”,他们无权出庭辩护,但他们可以代表诉讼委托人要求法庭进行审理,他们由所在的法院委任,每个法院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事务律师,他们不一定有权到其它地方去执行任务。另一种叫做“初级律师”,纯系私人的法律代表,这些人既无权在法庭上进行辩护,也无权要求审理诉讼案,但他们可以代表诉讼者料理日常法律事务。这种初级律师很杂,有的人本身也是事务律师,有的人则不是,有的人还在大法院崭露头角。随着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商业阶级的兴起,他们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十七世纪初期,有一位对初级律师有反感的大律师抱怨说,这些家伙“就象埃及的蝗虫,把地上的东西都啃光了”。他们又是公证人,组织了公证人同业会,他们专为人草拟各种盖上图章即可生效的法律文件,他们还是专利代理人,也从事一些其它业务。

  只有大律师或”“法律顾问”才算得上真正的绅士,因而也是一种正道“行业”的成员。他们和所有其他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社会界限。一六一四年,英国法官的指令写道,“应当把法律顾问同事务律师和初级律师严格区别开来。前者在执行司法任务方面是仅次于法官和皇家法庭高级律师的主要人物,后者仅仅是从事行政事务的次要角色。”初级律师是从一般的代理人或服务人员当起的,而事务律师则近似商人,因为他们靠个别顾客交纳的费用生活。法官则是从大律师队伍中选拔,他们不象商人或手艺人那样收“手续费”,而是收“酬谢费”,但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这是不可以依循合法程序来收取的。

  要把这些精微的差异搬过大洋,移植到美国来,这是连对英国制度最虔诚的崇拜者都无法办到的事情。美国人对于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才算是“绅士”,不甚了了,这使得所有高等“行业”和其它行业之间的界线全都模糊了。由于美国不存在一个上诉法院中心,所以,那些雄心勃勃的青年辩护律师和见习法官也就缺少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地方。殖民地的高等法院分散在十三个殖民地里,每个殖民地都有它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内容又稍有不同。根本不存在一个“美国的伦敦”,可以让律师们巩固他们的垄断地位,但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法律业务不多,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专家。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总之,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北美各殖民地的律师行业并不发达。英国古代对律师的那种偏见在美国夏活了。在英国,尽管偶而发生反律师的骚动(最早的一次是一四五○年的杰克·凯德叛乱,最近的一次则是十六世纪的内战),但律师始终保持他们的势力和特权,四大律师学院、公证人同业会和其它一些古老的行会一直是他们的据点。美国则不同。在这里,一开始就没有这类垄断性的据点,法院都是临时成立的,组织松散,连法官一般都缺乏法律方面的训练,对律师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到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富有经验的律师行业,但这时却已有明文规定,在美国有法律知识的人,不可能具有英国那种上层阶级的垄断地位。

  各个殖民地新形成的统治集团宁愿亲自拥有这些特权,如果法律行业一旦确立地位,这些特权就可能从他们手中被夺走。举例而言,在弗吉尼亚,拥有土地的贵族宁愿亲手办理大部分法律业务,而不愿在殖民地培养新的律师阶层;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牧师们利用请教徒对律师的偏见,压制了训练有素并且意识到本身作用的律师队伍的成长。该殖民地涉及律师的最早条例(一六四一年《自由权法》第二十六款)禁止任何人以给酬金的形式请另一个人代表他本人出庭;在纽约,商人和大土地所有主也不愿意把他们手中的任何权力交给一个法律贵族;至于宾夕法尼亚,那里的教友会教徒干脆尽一切可能避开法律程序,请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固然,各殖民地可以在没有大律师、初级律师或公证人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甚至兴旺发达,但它们却不能没有法律。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加,越来越繁荣,以及商业活动日趋复杂化,就出现一些以法律为专门职业的人。到殖民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各殖民地在实际上已形成某种形式的法律行业。并没有任何人有意识地策划这种后果,各个殖民地都以各自的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但结果各个殖民地却是殊途同归,最终在新世界形成一种共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同伦敦酒气熏天的四大律师学院在法律理论上的差距,犹如它们在地理上的差距一样大。缺乏行业性的机构,又没有具备许可证书的同业公会,导致了非正规的见习训练制度的发展。英国的初级律师和事务律师很早以来就是通过某种见习制度培训出来的。一七二九年议会的一项法案明文规定,初级律师或事务律师要根据过去制订的条款经过五年见习培训,才能出庭。但是,绅士派头十足的大律师始终是我行我素,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些具有社会地位而且家财富足的人被接受进入律师界的垄断圈子,犹如被偷盗的物品失而复得,是“没有人过问的”。对于那些人来说。甚至一般的见习规定都没有。可是,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虽然见习制度不如英国对事务律师和初级律师的见习规定那样正规,但却是通向所有法律行业的必经之路。

  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到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新英格兰和中部各殖民地已自然地形成组织松散的法律行业,但一时还没有什么生气。在比较大的殖民地里,进入法律界服务的实权操在各个法院的手里,各个法院按照各自的标准吸收一些开业律师。在比较小的殖民地(诸如罗得岛、康涅狄格和特拉华),那里的法官和开业律师一般都是相识的熟人,举凡得到一个法院承认的律师,一般也就可以在所有的法院里出庭。在北卡罗来纳、纽约和新泽西,由王室任命的总督名义上握有任命所有事务律师的权力,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根据一个法官或一个法庭的推荐进行任命事宜。美国最早的律师协会恐怕要算是一七四八年前某个时候在纽约成立的那个了,但该组织在一七六五年之后很快又销声匿迹。马萨诸塞直到一七六一年才出现第一个律师协会。在十八世纪,所有这些殖民地的开业律师都具有高出一般居民的教育水准,但他们受的并不是专门化教育,而且往往都是在殖民地的大学里受的教育。

  在南方,特别是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城市很少,对英国的制度更为推崇,也更加自觉地加以仿效。在那里,对事务律师的任命控制在最高级的法院手中,虽然这种控制有时是间接的。主要的开业律师都在伦敦的四大律师学院受教育。大约在一七五○年以后,进四大律师学院之风曾莫名其妙地盛极一时,一八一五年以前,在大约二百三十六个美国出生的四大律师学院的成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一七五○年至一七七五年期间进这些学院的。这中间近三分之一的人来自南卡罗来纳,近四分之一的人来自弗吉尼亚,来自马里兰的人也比来自宾夕法尼亚、纽约或马萨诸塞的人多。所有这一切和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南方领袖们的法律保守主义相吻合;有谁比他们更了解英国律师的古老方式方法和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呢?

  在当时的美国,不同的气候条件、经济状况、地理环境和地方习俗,为法律行业缔造了多样化的标准。由于没有统一的商业中心或政治首都,又使这种多样化进一步发展了。这里不存在一个进行垄断的大部会。南方的贵族们想使伦敦四大律师学院成为他们法律行业总部的企图终归失败,伦敦距离他们实在太遥远了。

  但是,确实还是出现了一种比较简单的、不那么势利眼的等级划分制度。它不是把这个行业严格分成等级或使之专业化,而是根据律师的教育水准和经验作些非正式的级别划分。在有些地方,最高级的法院只准许受过较好教育的和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律师出庭,有人曾经好几次力图照搬英国的一套等级划分制(如早期弗吉尼亚那样的做法),但都未能持久。从四大律师学院出来的南方青年大律师曾一度支配了殖民地法庭里的辩护工作,但独立革命中断了到四大律师学院学习的途径,并使这种等级划分在它尚未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前就夭折了,即使在一八一○年的弗吉尼亚,那里的法院也明确宣布,大律师和事务律师的职务“不可分割地融合于一人身上”。

  在古老的英国,法律知识和一般民众是无缘的,就象有一堵高墙把他们隔绝开来。在美国,这堵高墙垮了。这件事的意义大大超过了大律师、初级律师和事务律师之间界线的消失。在美国,土地主要是一种商品,而不是继承的遗产,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出于需要,都得学习一点法律知识。当殖民地的人掌握了有关英国人法律权利方面的知识之后,他们对持有开业执照的律师行业垄断者也就更加不信任了。

  对于殖民时期的美国法律,我们了解甚少,其原因之一是当时有许多法官纯粹是法律的门外汉。这些人看来对英国的惯例——它们在当时的殖民地也不太流行—一毫不在意。他们对美国的惯例也不在意,这些惯例在文字记载中根本就没有反映。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一般地也不作报道。我们很少了解法官们对一些实质性法律问题的观点,因为即使在记录中记载了法庭作出的判决,但对作出这种判决的理由却很少阐述。殖民时期结束之前,在美国所有的殖民地中,没有一个殖民地法院的多数法官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律师担任的。即使是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最高法院——整个十八世纪,那里一直拥有较大的组织得较好的律师协会,这是任何其它殖民地所没有的——受过法律教养的人也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从一六九二年到独立革命期间,马萨诸塞九个大学院中,只有三人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两个人出身伦敦四大律师学院,另一个人是在殖民地受的教育。其他人都是牧师、医生、商人或者只受过一般教育。在这一时期工作的二十三个陪审法官中,只有三个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其他人都是牧师或门外汉。海事法庭的两个法官则是受过英国大律师那种培训的。至于马萨诸塞的一般法官则没有一个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其它殖民地的情况也差不多。受过专业训练而当法官的律师,如果有的话,也很少,到处都是门外汉当法官,这简直成了一条规律。杰斐逊回忆道,十八世纪中叶后不久,当他在地方议会的法,庭执业时,弗吉尼亚的检察长约翰·伦道夫拥有三大卷该法院在一七三○年至一七四○年间判决案例的原始档案。虽然这是弗吉尼亚的最高法院,但在涉及英国法律的一些问题上,它的决定(据杰斐逊的看法)“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这个法院的法官全部是由国王枢密院的成员组成,这些人都是根据其财富和地位从英国绅士中选拔出来的,根本不问他们有没有法律知识。在同样一个问题上,他们作出的决定和英国法院的类似决定比较起来,不是增加了点什么,便是减少了点什么,因此都无法加以引述。但是,根据我们特定的法律,他们作出的判决——不管根据的法律原则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都具有绝对的权威。”

  按照英国的标准,殖民地的法律书籍实在太少。约翰·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为了想在美国受法律教育,他“因极度缺乏书籍而吃了不少苦头”。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英国出版了一百五十卷法律案卷,其中只有约五分之一在美国得到普遍使用。论文和课本的比例更小。直到一七九○年才出版了第一卷美国法律案卷。

  由门外汉担任的法官很难推动辩护人,使他变成有学问的律师。实际上,具有专门法律知识可能还是一种不利的条件,因为一旦辩护人显示出他的学识渊博,就会暴露出法官的无知,从而引起陪审团的怀疑。在马萨诸塞总督和议会发生争执时,约翰·亚当斯“大量援引”《穆尔报告》的内容,该报告被公认为“在马萨诸塞是没有任何人读过的法律权威著作”。托马斯·赫钦森(他担任马萨诸塞首席法官达十余年之久)虽然没有受过法律的专业训练,但他读的法律书要比坐在法官席上的大多数人多得多。亚当斯报道说,甚至赫钦森对这一权威著作也一无所知,“他想方设法地避开它,但他除了说这是‘科克勋爵矫揉造作的辩解’之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殖民地极端反对专业化,这种精神的代言人要算是大法官塞缪尔·利弗莫尔了。他在十八世纪末叶主持新罕布什尔法院的工作,当时少数几位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之一抱怨说;“利弗莫尔法官本人没有学过法律,但在法庭上又不愿听取律师的解释。当韦斯特在辩护中想念几段法律书时,大法官责问他为什么要念这些书,‘难道他认为,他和他的伙伴们还没有这些发霉的生蛀虫的古老书籍懂得多?’”就在英国律师极为推崇过去案例原则的那个年代,利弗莫尔法官拒绝参考一项他本人原先作出的截然相反的判决,说什么“凡事都应有自己的根由。”陪审法官约翰·达德利(他原先是农民和商人,与利弗莫尔坐在同一个法官席上)责备陪审团说,“我们的责任是,用人与人之间的常识去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争端,而不是引用科克或布莱克斯通法律书籍上的遁辞,我从来没读过这些书,也永远不会去读它们。”当博学的杰里迈亚·梅逊提出一项“抗辩”一一茎是英国法律辩护中一种最为人们熟知的做法——时;达德利法官竟然嘲笑这一外国方式说:“毫无疑问,这是律师的一种发明创造,旨在阻碍公正地解决问题。”

  如果说有时美国律师的法律知识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少一些,那么,美国那些有文化的门外汉倒懂得更多一些。有些非科班出身的法官,如一六九二至一七○一年担任马萨诸塞首席法官的威廉。斯托顿和一七一八至一七二八年担任同职的塞缪尔·休厄尔两人都广泛涉猎各种法律书籍,与许多当代的英国法官相比并不逊色。威廉·道格拉斯博士曾指出,“一般说来,在我们北美殖民地,特别是在新英格兰,人们对法律书上的遁辞很上瘾,一个普通的新英格兰乡下人,几乎有资格充当英国乡下的事务律师。”

  在英国,十八世纪是对法律专业知识进行大规模整理使之系统化的年代。一七三六年发表了马修·培根著的《法律节本》一七四二年至一七五三年出版了查尔斯·瓦伊纳著名的法律百科全书(共二十三卷);一七六二年出版了科明斯的《法律类编》。瓦伊纳著作的巨大成就帮助威廉·布莱克斯通勋爵在牛津获得了第一个英国法学教授的称号,布莱克斯通在那里讲授了他著名的“法律评述”课。他的《英国法律评述》一书(一七六五年至一七六九年出版)可以说是最雄心勃勃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尝试,使杂乱无章的英国法律变得清晰可懂和易于学习。毋庸赘述,殖民时期的北美并没有能够产生伟大的法学体系或百科全书。但它的确产生了数以百计各种各样的、分散在各地的非科班出身的法律界人物、准律师、假律师以及少数具有渊博法律知识的人。一七八八年之前在北美各殖民地出版的所有著名法律论文(共约六十篇)中,没有一篇论文是为专业律师写的著作。相反,它们是《警官袖珍手册》之类的小册子,用来帮助门外汉从事律师的业务。

  埃德蒙·伯克在他主张同美国和解的著名演说中曾经指出,“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法律知识如此之普及……所有能看书的人和大多数确实看书的人,都努力从这门科学中获得一星半点的知识。”他从律师垄断地位在美国解体这个事实中看出它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样的人民是不会俯首让人压迫的。对法律权利的共同理解(不管正确与否)必然使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伯克从一位著名的书商那里得知,到一七七五年,布莱克斯通所著《英国法律评述》一书在美国的销售册数和在英国的销售册数一样多。这竟然是事实!

  布莱克斯通把习惯法纳入一个体系之内。这是违背习惯法精神的。但是,他首次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任何粗通文字的人都能掌握法律传统的概貌。布莱克斯通的著作流行一时,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在美国多次再版,反映了美国的法律知识既普及而又肤浅。布莱克斯通对美国法律的贡献,犹如诺亚:韦伯斯特的蓝色封面拼字课本对于普及美国文化的贡献一样。任何人只要手头有四眷《英国法律评述》,不管他距离古老的法律行业中心、法院或议会有多么遥远,都可以成为业余律师。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人来说,对于雄心勃勃的边远地区的人们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来说,布莱克斯通是“天赐的瑰宝”。美国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而令人愉快的一件事是,一位趋炎附势的保守党大律师;曾经粉饰太平以迎合那些年轻的牛津绅士们的需要,后来竟成了林肯以及象林肯那样数以千计的人的良师。布莱克斯通使得法律思想和法律术语在边远地区的居民中普及开来,他为造就一批新世界的自学成材的领袖人物作了很大的贡献。

三十三、法律与政治融为一体

  在整个殖民时期,如果按照严格的英国标准来衡量,美国可能连一个学识渊博的律师也没有培养出来。美国人倾向于成为粗通法律或尊崇法律的人,而不是成为大律师。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对于财产或其它权益转让的法律事务、法院的起诉和律师的实际 活动能真正做到应付裕如.得心应手。但是,即使是法律书籍匮缺和法律研究贫乏,也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偶然弄到几本书,就十分重视,奉为神圣经典,仔细阅读,潜心学习。杰斐逊就是通过布雷克顿、科克和布莱克斯通等人的几本经典著作获得法律知识的(正如他的读书札记所说,他一再反复阅读这几位的著作,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他把自己湮没在图书馆中那些杂乱无章的陈年法律知识堆里,反而是可能掌握法律知识的概貌。例如,杰斐逊从科克勋爵的身上,不仅看到了一个性情乖戾的法律工作者,而且看到一个紧持开明豁达和实事求是态度的人,这种态度是:“真正的辉格党人从来不写什么东西,也从来不深入钻研英国自由的正统体系。而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律师都是辉格党人。”杰斐逊显然更喜欢科克,而不是“布莱克斯通甜密的曼斯菲尔德主义”,他认为这种主义甚至在一些自称为辉格党人的年轻美国律师中间培育了一种诡滴的保守主义。杰斐逊对英国盎格鲁一撒克逊式习惯法——这种法律很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一的尊重,使他有可能合情合理地简化法律,并将英国人的法定权利加以翻新。

  现代一些有见地的律师指出,参与联邦宪法起草工作的律师正因为缺少书籍而得以发挥作用。米勒法官是十九世纪末叶最高法院中最为能干的法官之一,他描述道,无知是形成我国西部各州法律的主要因素之一,据说他曾经提出如下论点,第一代的法官们“法律知识太少,干不出愚蠢的事,结果反而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新世界,法律问题成堆。对于这些问题,英国法律根本无先例可循,要不就是大西洋这一岸不掌握这些先例。因此,美国法官们只能大胆揣测一知半解的原则,或巧妙地把略有联系的英国法律改头换面加以引用。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以上这种倾向在布莱克斯通所著《英国法律评述》一书出版之后进一步加强了,这本书也使殖民地的律师们摆脱了危险的诱惑,不再自搞一套法律了。

  在美国法律知识进一步简化和大众化的同时,法律概念本身也具有了新的涵义,这一点在长时期内影响美国的法律思想和政治结构。任何一部习惯法部研究事情一贯是怎么做的,从而肯定它们应该怎么做才对:它所尊重的是社会机体实际运行的事实,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的职能,而不是急于立法或完成一部法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倾向在殖民时期的美国竟有所加强。“法律”(它曾一度是有学问阶级的垄断物)同其它知讽之间的具体界线变得不很明显了。

  对于象杰斐逊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法律似乎同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杰斐逊在写给有抱负的法律系学生的许多封信中,告诫他们要争取良好的基础教育,广泛阅读,不要忽视语言、数学或自然哲学。“一旦奠定了上述基础,你就可以从事正规的法律学习;掌握相互联系的科学也有助于精通法律,这方面主要有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纯文学、评论、修辞学和演说才能。兼学几种学科是有好处的,多才多艺可以开阔胸怀和眼界。”高等学府设立了“法律”课程,其目的不是因为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它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英王学院第一张课程表上列明了第四学年应在学习“宗教和世俗的历史的同时,要学习法律与政体的主要原理”,而且该学院不久就设立了专门讲授自然法的教授职位。杰斐逊本人为威廉一玛丽学院以及后来为弗吉尼亚大学制订的课程规划中,就包括了密切联系人文学科学习法律的内容。美国法律研究的广泛涵义显示了美国对这一行业的概念同英国律师公会的历史背景相距甚远,这种情况在埃兹拉·斯泰尔斯校长关于那鲁学院设立法律教授职位的规划(一七七七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

  设立法律教授职位同设立医学教授职位同等重要,问题不在于培养律师或大律师,而在于教育国家的公民。在高等学府学习的年轻绅士中,不到四分之一的人选择了神学、法律学或物理学,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完成学业回家之后就会投身社会,经营商业或打理自己的庄园。可是,他们中间多数人,在一生中可能响应国家的号召进入民政部门和政府机构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应该十分重视训练和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成为合格的有用的社会成员,以便担任市政委员、地方治安推事、立法议会成员、法院法官、邦联议会议员。一个社会如果拥有大量充分理解他们权利和自由的人,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呀!这方面的知识能够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影响那些非通才教育的人,培养他们适合于从事政府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这样一些学习研究中心,在目前严峻的冲突之中,美国才能够有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些人胜任制订新的政策或组织政府,承担军事和政治部门以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各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任务。这些人的智慧和高尚品德早已使欧洲赞叹不已,并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奴役一个通晓法律、权利和自由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以后的年代里,当美国法律行业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时,人们常常吹嘘“律师”在缔造这个国家和政体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名者中,有二十五人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成员中,有三十一人是“律师”;在第一届国会里,二十九位参议员和六十五位众议员中分别有十人和十七人是“律师”。但是,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反,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专门知识在缔造我们国家的过程中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历史经历并没有造成对法律专家或任何其他专家的敬畏心理。美国所有行业的特权界线是模糊的。上述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在不断变化中的美国,美国的事务家确实普遍具有法律方面的才能,而且法律同其它知识之间的界线确实模糊不清。杰斐逊仅仅在乔治·威思的办公室里见习过很短一段时期,把这样一个自学成材的“律师”称作专业“律师”,这又怎能说明杰斐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安德鲁·杰克逊的经历就很典型他说明在美国成为一个律师是怎么一回事。杰克逊二十岁的时候,随同一个巡迴法院做见习生,嘻嘻哈哈地旅游了一圈,又在爱好吃喝玩乐的约翰·斯托克斯上校教导下工作了一段时期,一七八七年即被法庭宣称为“一个具有洁白无瑕的品德和……丰富的……法律知识的人”。

  在美国,把专业法律知识与外界隔绝的那堵高墙早就塌了,这一事实力研究其后几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活提供了一条线索。正是出于对律师的不信任感,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重视法律的习惯。美国的独立革命之所以能用法律语言进行解释,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为整个粗通文字的社会说话的。十九世纪南北战争整个时期和二十世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之所以能用法律语言进行表达(这是对“法治”的神圣考验),正是由于美国人把崇高的法律结构看作他们社会发展成长的基础。在这种用法律来考验政治的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在发达国家中罕见的自我陶醉精神。在一个幻梦可以成真的世界里,社会开始根据它的愿望铸造自己的实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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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海政变是怎样发生的 - 来自《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份特别有价值的证词,那就是其塔罗夫在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发言。他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目覩者。从中国回来时,正赶上党代会,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公开发表时被删掉了,其塔罗夫本人也同意这么做: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牠证明了反对派对官方路线的一切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怎样,还是听听其塔罗夫的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的第一道大伤口,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号对上海工人的屠杀。关于这个……去看看 

第六章 结构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 - 来自《结构主义》

18.整体性结构主义还是方法论结构主义   1,如果说结构是一个转换体系,它含有作为整体的这个体系自己的规律和一些保证体系自身调节的规律,那末,一切有关社会研究的形式,不管它们多么不同,都是要导向结构主义的:因为社会性的整体或“子整体”,都从一开始就非作为整体来看不可;又因为这些整体是能动的,所以是转换的中枢;还因为这些整体的自我调节,能用社群所强加的各种类型的限制和种种标准或规则这样一个有特殊性的社会事实表现出来。但是,这种整体性结构主义比起真正的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来,至少有两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在于从……去看看 

第四十六篇 比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影响 - 来自《联邦党人文集》

原载1788年1月29日,星期二,《纽约邮报》第四十六篇(麦迪逊)致纽约州人民:在继续讨论前一篇论文的题目时,我要接下去研究在获得人民的袒护和支持方面,究竟是联邦政府占优势,还是州政府占优势。虽然两种政府被任命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实质上都是依靠合众国全体公民的。我接受这种观点,因为它重视前者,而证明则留在其它地方提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事实上只不过是人民的不同代理人和接受委272联邦党人文集托的单位;它们具有不同的权力,旨在达到不同的目的。反对宪法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据,似乎对人民完全视而不见,而且把这……去看看 

后记 - 来自《妞妞》

1992年底,在妞妞死后一年,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开始写这本书,于1993年 7月写出初稿。1994年7 月,完成第二稿。此后,我便把稿子搁了起来,一搁又是快两年。我对它不满意,想再改一改。然而,我终于发现我无法把它改得使自己真正满意了,决定只作必要的删节,便立即交付出版。   我不知道这本书该怎样归类。它不像小说,因为缺乏小说的基本要素——情节的虚构。它也不像散文,因为篇幅太长。它好像也不能归入报告文学一类,因为它的主角只是一个仅仅活到一岁半的婴儿,并无值得报告的事迹。最后我对自己说:就让它什么也不像吧,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去看看 

第二章 - 来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挑战。迎接挑战。   这个问题,从毛选上就可以得到答案。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挑战,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一生都是强者。就我所见,他从不认输,从来不曾在任何屈辱的环 境下低头。干任何事情,不获全胜他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战争年代,他总是以最大的勇猛精神去迎接挑战。他藐视敌人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未来。他为自己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驱使,常常会有惊人之举。1947年元宵 节后,胡宗南调动23万人马、分五路进攻边区,并在西安集中一支伞兵,准备突袭延安。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