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没有文化中枢的文化

 《美国人:开拓历程》

  “一个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北美大陆上的民族,就象是从同一个体点散射出来的光线,所有的光线依然存在,但是热度已经消失。”——塞缪尔·约翰逊

  “如果身为哲学家或诗人而无其它事业,最好是在故国终老。”——本杰明·拉什

四十四、“从同一个焦点散射出来的光线”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质量低劣,促使市场向外国书籍敞开大门,从而使进口书籍的方式也变得重要起来了。从来没有一个分布如此辽阔而又人口众多的民族,能够这样普遍地接受教育,也从来没有一个如此普遍受过教育的民族居然创作出这么少的纯文学作品。美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整个社会都受过教育和统治集团缺少文化素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在现代西欧文化中,印刷文字的使用,当然以出版神圣的宗教文献为殊荣,除此以外,就是特权阶层的观赏文学了,这种文化的价值是根据它们所产生的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来衡量的,而这些作品犹如官殿和庄园主的住宅,是贵族文化的丰碑。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根据创建这类丰碑的能力来衡量我们的文化吗?难道我们希望引导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钻到贵族纯文学的神秘境界里去吗?

  印刷文字在美国遭到的命运截然不同,这种作用是文字考古学家按传统标准所难以理解的。美国人特别强调关联性、实用性、“读者兴趣”和广泛感召力。这使印刷品在美国成了一种与别处印刷品不同的东西。具有美国特色的作家不是文学家,而是报刊撰稿人,不是散文作家,而是撰写指导工作手册的著者;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他们的读者不是生活在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市场上;不是在修道院或学院式四方建筑物里,而是坐在理发店或普通市民家中的壁炉旁。他们这种印刷品内容“通俗易懂“,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目的,而不是作品本身。它更重视的是目的,而不是形式。它无意造就一个专业的“鉴赏者”阶层,或培养一批重视为形式而形式的初学者。在这里,美国生活所强调的是事物的进程,而不是其结果。人们不大把印刷品看作“文学”作品,而把它看作相互交流的手段。这种倾向在我国过去的历史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部分原因是殖民地时期,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在西欧,统治阶级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就使用已经死亡的陌生的“古典”语言。这种语言生涩难懂,从而助长了那些掌握古老学府钥匙的人们的威望、权力和自尊。在贵族文化的领域里,人们至今仍然认为,现代的作品永远不能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对英国统治阶层进行标准教育所用的一直是古老的古典作品,在牛津,人们干脆把这些作品称之为“大作”。一般都认为,统治集团的未来成员在懂得他本身的通俗文学之前,还该先懂得深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而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大多相反。一些最有教养的人反而鼓吹不以“古典”标准来衡量学问,除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乔治·桑迪斯在弗吉尼亚翻译奥维德的作品这类富有浪漫色彩的事例,在我国文化中,古典语言知识从来没有象在英国那样受到广泛的崇敬。我们是以通俗文学起步的,这种文学由于其实用性而受到欢迎。

  由于书籍不象口头语言那样,它必须装在人们的行李里才能携带,所以从某个角度说,可以在殖民时期的美国(或者在它的不同地方)得到的书本文化都是交通设施发展的产物。因为书籍是某些特定地区生产出来的实物,所以它们一般都集中在产地的附近,或者至少是在一些发行中心的附近。所以,在叙述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问题时,把它描绘成好象各处的情况都一样,那是很大的误解。

  在殖民时期,进口和出售书籍的中心,甚至阅读书籍的中心,都集中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在水路上旅行一千英里比在陆地上旅行一百英里要容易得多,同样,坐船携带十几本书籍旅行六个星期比携带着这些书籍在内陆旅行十夭肯定要容易得多,书本文化当时基本上是从国外进口的文化。美国生活许多经久不变的特点都源自这一简单事实和书焙进口的独特方式。书籍是一种城市商品。而在独立革命之前,内陆地区并不存在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即使晚至一七九○年,人口在六千人以上的八个城市仍是集中在沿海地带,向西移民的洪流和内地小镇发展的结果之一是那些地区城市中心的兴起。欧洲文学不容易进入这些城市。一直到几十年之后,美国当地出版的第一批书籍才开始取代从英国进口的书籍。

  美国城市隔着海洋向往着伦敦。卡尔·布里登博写道,“由于美国城市的视野是向着东面,而不是向着西面,它们更象是在美国大地上的欧洲社会。”特别是,美国人口分散流动的几条主要干线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一些东部滨海城市开始的。沿海的几个主要城市分别形成一条条渠道,英国的书本文化通过这些渠道源源不绝地涌向内地,并向广大乡村扩散。殖民时期美国的文学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始终是经过城市扩散开去的,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吉尼亚,在那里,无数的河流和烟草种植业的发展使书籍涌向许多私人庄园的码头。但是,整个弗吉尼亚的文化还是经过伦敦输入的。

  总的来说,五个最大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在文化上建立起足以影响殖民地生活的无可争辩的地位。尽管它们在政府形式。旅馆客店和社交娱乐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互相间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地方性差异,这对于美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关系重大。人们惯于认为波上顿在十七世纪的美国文化生活中具有统治地位,然而。早在一六八○年,纽约(那个时候仍然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和纽波特的城市生活已可以与波士顿相匹敌。虽然波士顿是早期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城市,但到了一七六○年,它已经落在纽约和费城的后面。十八世纪时,几个殖民地城市都在竞争首要城市的地位,即使早几十年,费城和波士顿就已是不相上下,纽约市同它们也相差无几;至于纽波特和查尔斯顿,按照英国的地区标准看,也可算是大城市了。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城市逐步出现,这里只列举其中的几个:朴茨茅斯、塞勒姆、哈特福德、纽黑文、新伦敦和奥尔巴尼。大小先后顺序不断发生变化。当费城一跃而成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时,人们井没有忘记,仅在不久之前,这个位置还是由波士顿占有的,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纽约人开始盼望他们的城市能够取代费城。但是,从来没有出现美国的伦敦或巴黎——一个在历史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商业上都无可置疑地居于核心地位的大都会。

  结果之一是,尽管美国文化同伦敦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但它已开始带有反映当地问题和北美大陆各种各样生活的特色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这一点也发展成为这个国家书本文化的特点。殖民时期的这分遗产的形成基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各地不同的谋生方式以及数以百计的地区性差别,这一切使任何一个地区都难以取得支配性地位,结果,由于几个殖民地城市里进口书籍的生意兴旺起来,致使决定书价(以物有所值为准)的权力也随之而分散了。

四十五、波土顿的“虔诚而有益的书籍”

  英国的各大图书馆,例如那些大学的图书馆,其藏书都是经过多少代逐步积累起来的,在乡间小屋的祖传书库里,最新出版的书籍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在运往殖民地的书籍中,新出版的书却占有显著的地位。一六三八年,约翰·哈佛留给哈佛学院的四百册左右的书籍中。四分之一以上是一六三○年以后印刷出版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带来了他们家庭的古老藏书,但是在整个十八世纪,最新出版的书籍的比例还是不断增加。(殖民地经常发生的火灾也增添了对新书的需求,例如,一七六四年的大火就摧毁了哈佛图书馆。)这样一来,以波士顿为典型的那种选择进口书籍的方式,其重要性就随之而增加了。

  在早期的波士顿,书籍是一种卷秩浩繁而又有利可图的商品。在一六八六年,当这个城市还只有五十年的历史,而其人口还不足七千人的时候,书籍买卖已经十分兴旺发达,有不止六、七家书店,其中至少有一家在书籍买卖中发了大财,把这一事实同美国当今同等大小城市的书籍买卖作比较,就可以看出书籍在十七世纪波士顿生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约翰·邓顿是一位伦敦书商,一六八六年他因业务原因访问波士顿,写下了一篇纪事,其中显然有些夸张之处,但却反映了当时书籍市场买卖兴旺,竞争激烈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我犹如夏天的索尔麦酒一样受欢迎……他们充分体现了那句古老格言的精神:只有利益才是不诓骗人的。”邓顿说,他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回了人们买书欠他的五百英镑旧账,并且售出了随身带来的大量书籍,他还收到很多书籍的订单,准备回英国后寄去。买卖书籍的业务继续兴旺。丹尼尔·尼尔在一七一九年指出,交易所(今天州议会大厦的旧址)“周围都是书店”,生意兴隆。

  波士顿所处的商业中心地位影响了邻近几个殖民地的文学爱好和阅读兴趣。托马斯·哈钦森州长谈到十七世纪末叶的情况时曾经说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其它地方政府……根本不直接从英国进口货物,或者进口得非常少,几乎等于零;货物是由马萨诸塞商人供应的。”新英格兰的书籍市场虽然比印刷业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也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风气的约束。科顿·马瑟在一六八三年写道,”有一个小商贩,如果我给他一些指导,他就愿意大量进口虔诚的和有益的书籍。因此,我将给他以指导,尽力协助他这样去做。”精力充沛的马瑟和他那些统治波士顿的同辈竭尽全力鼓励书籍流通,并努力确保它们都是正经书籍。一七一三年,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了一项“反对商贩、小贩、行商”的立法,当时波士顿以外有地位的商人怀疑这些小商贩出卖偷来的书籍,并且干扰他们的生意,但是马瑟却同波士顿的书商联合起来,“向议会提出,最近通过的反对小贩的立法不应妨碍商贩们向乡下运送虔诚的书籍。”

  当马瑟写到“虔诚的和有益的书籍”时,他确切地指出,那是指波士顿的舆论主宰者和书籍购买人为城市和内地进口的印刷品。据我们了解的情况,那时候波士顿市场充塞着宗教的和教诲性的书籍,这一点可以从一位波士顿书商约翰·厄谢尔的发票上得到很有意思的证明。一六八二年,厄谢尔从伦敦收到了大约八百本书,看样子是英国书商专门为他选择的。其中大约一半是宗教书籍,约五分之一是浪漫故事和纯文学,另外五分之一是学校课本,唯一引人注目的其它书籍是属于航海(六十本)、历史和旅行(四十五本)、医药(十二本)方面的。这大致反映了当时伦敦书商对新英格兰区居民兴趣的估计。但从三年以后的发票来看(这是厄谢尔自己选定的购书单),波士顿爱好教诲性的非文学书籍的倾向似乎比伦敦书商所想象的还要强烈。那一年,在厄谢尔自行订购的八百本书籍中,宗教书籍和学校课本几乎是各占一半,只有少量其它书籍——五十本航海书籍,三十六本法律书籍,而浪漫故事或纯文学书籍不过六本。

  其它方面的线索也表明,约翰·厄谢尔所购进的书籍中宗教书籍的分量很大。这一特点在十六世纪末叶的波士顿是相当典型的,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间,情况一直如此,波士顿书商迈克尔·佩里在一七00 年去世以后,他财产的清单反映出,他手中的约二百本书籍中,三分之二是宗教性的。当然,最重要的私人图书馆都是属于著名牧师的。规模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科顿·马瑟的图书馆了。热情的约翰·邓顿在一六八六年感叹他说:“我确实认为,他拥有我迄今所见到的最好的私人图书馆。而且,我还可以进一步肯定他说,正如牛津的著名博德刊图书馆,即使不能说是全欧洲的光荣(它的规模已超过了梵蒂冈的图书馆),也应是牛津大学的光荣一样,马瑟先生的图书馆即使不能说是整个美国的光荣,也应是新英格兰区的光荣。我敢肯定,这是我在波士顿所看到的最美好的地方。”可惜,我们没有这座图书馆的目录。科顿的儿子塞缨尔描述说:“我家财产中最值钱的部分是大约七八千册精选作家的最奇妙的作品。”毫无疑问,藏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宗教书籍。

  在早期那些年月里,哈佛学院所遵循的办学宗旨仍是学院创办时的理想,即为新英格兰培养一批有学问的牧师。约翰·哈佛留赠给学院的书籍中,近四分之三是神学书籍。那个世纪后期的赠书,使这种神学气息更加浓厚了。尽管偶尔也有人抱怨说图书馆的藏书面太狭窄了(一六四七年哈佛学院院长亨利·邓斯特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但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为止,波士顿没有任何可观的非神学书籍的馆藏。

  即使到了一七二三年,乔舒亚·基伊的图书目录册表明,哈佛大学三分之二的藏书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书籍,最显而易见的薄弱环节是现代文学和纯文学书籍不多。图书馆里确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诗人的作品,但是如果想看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的作品,想看《闲谈》杂志或《旁观者》杂志,那就得自己去想办法了。在许多方面,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同英国一些小型学院的图书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倾向和局限性,在新英格兰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在这里,学院早就控制了知识界的生活。这种局限性也反映出当地社会的主要文化口味,因为书本知识基本上是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在布道时和无数其它场合中传播的。

  虽然在新英格兰,接触文化的机会肯定要比伦敦有限得多,但是不一定比英格兰北部或西部的边远地区更为有限。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的文化不能同整个英国的文化相提并论,而只能同英国文化的一小部分,即各地清教徒的文化相比较。即使如此,它们相形之下也是狭窄的。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人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早期英国文化那种比较轻松而充满冒险精神的痕迹。除了极少数例外,书籍弄到新英格兰来卖,都有明确的目的。伦敦桥头的廉价书店敢于摆出的一些书,波士顿书商如敢出售,就有被处罚款或绑在柱子上受鞭答处分的危险。那些渗入伦敦市场的足以刺激(有时是激励或扩大)人们心灵的轻浮、玩世不恭、淫秽和非正统的书籍极少流入波士顿的市场。在这里书商的发票上,很少出现当代富有想象力的伟大作品,确令人深感失望。在清教徒势力下的新英格兰,没有什么东西比宗教更为“实际”的了。那里的人们关注宗教的实用性,这有助于宗教书籍的流行,但是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把宗教文学(即使不是全部文学)排除在观赏的、贵族的和纯理论的领域之外,就会使得他们的兴趣带有乖戾的、讲求实用的特色。当时出现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是,这种热心公共教育的精神既使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成为那个时代教育最为普及和人们最爱读书的社会,也限制了早期这里人们的爱好和兴趣小因为那时的人认为,读书识字是主要用来帮助阐发正教教义的,其次才是作为汲取有益知识的手段。“虔诚的和有益的书籍”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应该拥有的全部藏书。“轻松的和趣味性”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英国文学的精华——在这种论点下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能以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牧师的眼睛去领悟上帝的教诲,一个人必须有阅读的能力。对此,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法院曾作过如下的解释(一六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古老的骗子撒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人们获得圣经的知识,把他们置于早先没有语言时那种境地,现在应该劝说他们充分利用语言,至少使原文的真义和内涵不致于被那些以圣人面目出现的骗子的虚伪说教所蒙蔽,使学问不致于埋没在教堂和本州的祖辈墓地里,愿上帝保怕我们所作的努力。

  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凡属本辖区之内的城镇,在上帝使当地居民人数达到五十户之后,就应该指定本城镇的某一个人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教育,使他们部能写,能读……马萨诸塞义务公共教育的主要课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这种书在十七世纪末之前是新英格兰最为畅销的学校课本,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共销售三百多万册。对新英格兰,乃至对北美殖民地的其它地方,这些书是普及教育的主要工具,就象后来诺亚·韦伯斯特的蓝色封面的拼字课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的主要工具书一样。但是,韦伯斯特课本的目的在于造就一代普遍受过教育的人民,使他们能说和能拼写同样的语言,而《新英格兰初级读本》一书则具有比较专断的目标。新英格兰的孩子们从他们学会字母和能读初级读本中的第一个音节时起,就被迫去学习当地社会所信奉的教义。在独立革命之后,某些特点有所改变,非宗教的世俗倾向加强了。到了十八世纪,押韵的字母课本的内容不再是从“Adam”(亚当)到“Zaccheus”(札丘斯),而是有时从“Apple”(苹果)到“zany”(小丑)。过去学习的重点是劝勉人们读懂圣经和进入天国,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有些课本提醒孩子们:

  不读A、B、C

  永远是愚蠢:

  学会念字母,

  展翅能高飞。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些细小的变化。宗教的核心内容——使徒信条、主祷文,以及其它形式的教义问答集——仍继续保留,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级读本》才最终为诺亚·韦伯斯特的拼字书和课本所取代。

  随着十八世纪的消逝,这种强有力的实用主义和着重教诲内容的倾向才逐渐淡薄了下去,即使在新英格兰,情况也是如此。新英格兰也和北美殖民地的其它地方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兴趣越来越趋于一致,因为在殖民地的大多数地方,书本文化往往由城市室的有钱人控制。这些土生土长的贵族生来就有商业气质,而商业是依靠交换而昌盛起来的。进入十八世纪,几乎所有美国沿海城市的文化部变得大同小异了。到了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传播书籍的机构除了书商、私人图书馆、学院图书馆外,又增加了“社会图书馆”(富兰克林在费城首创的那种读书会,参加者交了费就可以获得借书权)、商业性图书馆和公众流动图书馆。后几种图书馆很少有神学方面的书籍,它们向读者提供历史、文学、旅行、法律、科学、小说等类书籍,内容之广泛,足以满足北美任何地方的城市居民。

  但是,书呆子气息浓厚的波士顿的早期特点——狭隘的实用主义精神——仍然长期存在着。如果波士顿的文化更柔和一些,少一些地方清教徒的辛辣味儿,这个城市本来是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的文化首府的。可以想象,如果真是这样,美国的知识生活将会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

四十六、为庄园生活服务的袖珍读物

  虽然弗吉尼亚由一个贵族阶层统治着,它的首府却并不是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不但对弗吉尼亚的书本文化,也对它的政治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七六六年的时候,弗吉尼亚是各个殖民地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比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或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几乎多一倍,占整个北美殖民地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别的殖民地都有大城市。费城有四万人,甚至查尔斯顿也有一万五千人,而弗吉尼亚的法定首府威廉斯堡,常年居住在那里的却只有一千五百人,虽然这里是政府所在地,又是威廉一玛丽学院的所在地,也算殖民地文化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中心,但威廉斯堡在全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座沉睡的村庄。在一年两度的所谓“处理公共事务的季节”,即当立法机构或议会开会的时候,威廉斯堡才迅速延醒过来,其人口也猛增一倍,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正如欧洲中世纪时期许多集市城镇一样,威廉斯堡一直是个季节性集会的地方。

  因此,在整个殖民时期,那些辗转进入弗吉尼亚庄园图书馆的书籍,并不是来自附近城市的书店,除了那些定居者初来时随身携带的书籍,以及以后偶尔到欧洲旅行时带回的书籍之外,其它大部分都是从伦敦直接订购来的。每个庄园主自行决定,或者更为通常的情况是让伦敦的代理人代他决定需要订购一些什么样的书。富兰克林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回忆道,在一七二二年的时候,“从波士顿往南的任何一个殖民地里,都没有一家象样的书店。”对于中部地区各个殖民地来说,他的这种说法是夸大了的,旨在突出宣扬富兰克林本人在图书馆和书店事业上的开拓精神,但他的这种论断对于弗吉尼亚的实际情况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在多年之内,情况也一直如此。在一七三六年之前,威廉斯堡大概连一家书店部没有。到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一八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杰斐逊还在向约翰。泰勒抱怨:“在我们蒙蒂塞洛,要买到新书实在困难之极,我们这里是内地,连一家书店都没有。”但是,书籍买卖不发达只是反映了弗吉尼亚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非反映当地的人对书籍没有需求。

  私人图书馆藏书的内容表明,在书籍问题上,也象进口其它物品一样,弗吉尼亚绅士们都在追随英国绅士的榜样。按英国的标准,他们可以有学问,但不能书呆子气十足,应该象回避瘟疫那样避免带有自炫博学和藐视专家的习气,他们对各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知识,以显得举止得体,并能解决他们个人的一些疑问。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爵士所警告的,“不要使用会使有学问的人和他们的书籍及朋友感到为难的新字。”在培养绅士风度方面,主要应该是彻底讲求实际。人们衡量一个绅士,不大着重他内心的充实程度,而着重他家里家具的摆设;不太着重他的智慧和学识,而是着重他的宽厚侍人的品德和落落大方的仪表。

  以英国的模式而论,没有什么东西能鼓舞弗吉尼亚的仿效者成为一个有文学素养或一个有藏书痹好的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接近弗吉尼亚社会下层的人很少读过书,大多数弗吉尼亚人可能根本不识字。如果我们提问题的话,不是问有多少人识字,而是问有多少人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这样问才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回答。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大·布鲁斯审阅了十七世纪的县志,看了一下有多少人在签名时只能画押,而无法正式笨名。在他所审阅的一万八千个例子中,几乎有一半男性弗吉尼亚白人(包括少数法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四分之三的白人妇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即使这些数字也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识字程度,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会书写自己名字的人,有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在社会的上层有少数庄园主贵族,即使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藏书量很大的图书馆,但是,人们显然夸大了诸如威廉·伯德图书馆(到一七四四年时,该馆藏书已超过三千六百册)这类罕例的意义。威廉·伯德是一个天才人物,在弗吉尼亚,他的藏书最多。其次可以与他匹敌的,只有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詹姆斯·洛根的图书馆。其他“弗吉尼亚第一流绅士”,诸如威廉·菲茨休、李氏家族、卡特家族和沃姆利家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但是,在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这些头面人物从来不是特别爱好读书的人或博览群书的人。对大约一百个私人图书馆的调查表明,这些图书馆总的来说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接近一半的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二十五册。在一七○○年之前,在弗吉尼亚罕有藏书超过一百册的图书馆。即使到了十八世纪,弗吉尼亚各主要庄园主的财产清单上,藏书只有十余册的现象也并非少见。要说比杰弗逊图书馆更具典型意义的,则是华盛顿所收藏少量具有实用目的的论文以及约翰·奇尔顿的产业。后者的产业虽然估计价值达一千七百英镑,但其中属于书籍类的只有“二本旧的小开本圣经和另外八本大部分是很古老的旧书”。

  所有这些藏书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实用性。较大一点的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宗教和通俗文学书籍,其中必然有的书则是圣经和《公祷书》,这是凡有书之处一概都有的。但是,即使这些“宗教”书也都是实用的和强调虔诚的(如贝利的《虔诚的实践》或《人的全部责任》),而不是有关伸学理论的或推理的。这些藏书的内容很广泛,从正统的清教主义一直到自然神论都有,显示了藏书主人主张统括一切的宽宏大量和容忍信仰自由的品德。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在藏书中占有最大的比例。不但象罗伯特·卡特这样一些人的大图书馆(拥有藏书三百册,其中一百册是法律书籍)是如此,甚至在一些小图书馆里,情况也是如此。阿科马克县一位很有地位的庄园主索塞·利特尔顿上校在一六八○年去世的时候,留下十七本书,其中四本是法律书籍。安妮公主县的克利斯托弗·科克上尉一七一六年死时遗留下一个拥有二十四册藏书的小图书馆,其中九本是法律书籍。到了十八世纪,法律书籍的比例看来是有增无己,不仅在律师的藏书中是如此,而且在医生、牧师,特别是在大庄园主的藏书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新兴地区,所有的财富都与土地有关,在涉及合法权利的问题上经常出现争执,律师供不应求。弗吉尼亚所有头面人物,如县法官、地区议员、教区代表等等都面临司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大量法律问题,他们如果不掌握一些有关英国法律惯例的知识,就无法执行最起码的公共职务。这种法律传统正是他们社会的基石,它构成了弗吉已亚的政治体制和新国家结构的基础。

  特别是一些小图书馆,或者藏书只有二十余册、甚至更少的“图书馆”(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图书馆”)里,人们还可以发现医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是用来帮助庄园主或其妻子治疗庄园里出现的疾病的。他们收藏农业、建筑、养马、打猎或捕鱼等方面的手册并非是出于个人的嗜好,而是由于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即使是关于马术或园艺的手册,也是为了使弗吉尼亚人能够具体地再现英国的田园生活。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建议他们如何过基督教绅士的生活,看来肯定不如指导他们怎样治疗天花来得切合实际,甚至他们重视“经典著作”,主要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有教养的绅士们的一种装饰,而是作为汲取有关人类、历史、自然、事务等各方面知识的一种工具书。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主要来源是古希腊的蒲鲁塔克、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普林尼。到了十八世纪,人们拥有的经典著作己有所增加,但数量从来不大,弗吉尼亚人主要依赖别人来阐释这些书的内容。“他们这里没有几位学者,”约翰·克莱顿牧师在一六八四年从詹姆斯顿写回英国的信中这样说道,“因此,每个人都学会做半瓶醋的医生,半瓶醋的律师,尽管一种自然而然的紧迫感促使他们需要多种书籍,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人去了解事物的。”从英国来到弗吉尼亚的人往往难以置信,这里欣欣向荣的统治集团宁愿直接从经验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这里的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在这里,即使是买得起书的绅士也宁愿通过人去了解事物,而不是通过书本。即使当他们看书的时候,他们也是怀着具体的目的进行阅读。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时注意到,“不管怎样,通过他们快速理解事物的本领,他们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口语流利,虽然他们的学习大多很肤浅。他们倾向于通过处理事务和口头交谈去了解人,而不是钻到书本里面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去学最绝对需要的东西。”他们整天在外面奔波,缺乏消遣和松弛,庄园骨理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他们居住的地方僻远、孤寂,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感到与人谈话比读书更有意思。乔治·华盛顿有一件闻名后世的事,他曾派一个奴仆守候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邀请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和他一起进餐,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所以,许多旅行者不禁感到,所谓的“南方人好客”,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慷慨,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感到孤寂。

  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象新英格兰的牧师一样,控制了他们所在地区的书本文化。在那里,牧师和世俗人士在文化中的作用刚好调了一个位置,因为弗吉尼亚的许多圣公会牧师(有些实际上是大庄园主的私人牧师)完全依靠他们所服务的庄园贵族的图书馆。基督教会的教区长如果不到罗伯特·卡特在科罗托曼搜集的藏书中去寻找阅读的材料,那他又能到什么地方去找读物呢?这样一来,庄园主这种多方面的“宗教”活动使他们成了所在教区牧师的书籍供应者(因而也成为他们所读书籍的审查人)。由于缺少流通图书馆,他们还成了比较贫穷的邻居和教区居民们的图书馆员。托马斯·布雷牧师一六九六年以后担任马里兰的英格兰教会的代理主教,他认为缺少书籍对于南方牧师的能力和独立性是一种威胁,成立基督教知识促进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要补救这种状况。布雷在马里兰、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卡罗来纳都设立了图书馆——但他没有在弗吉尼亚设立图书馆。这种情况使得庄园主的个人爱好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加强了,他们所处的偏僻环境并没有使他们培养出对文学品味的独立和多样化的见解。相反,却形成惊人的同一性,即庄园主所在的地方越是偏僻,他们越是顽固地坚持旧的英国生活方式。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书籍基本上只是一种工具,是庄园里的存货。在庄园主寄给伦敦代理人的订货单上,偶尔也可以发现他们订购的书籍。一七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威廉·纳尔逊指示约翰·诺顿父子公司说:我已在这趟装运货物时,寄给你关于运出六大桶我所种植的烟草的装货单,现答复你五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对于你费神送来上好的鲱鱼,我深表谢意。但可能是由于它们配制得不如过去那么好,或者是由于我的胃口变了,所以请你以后不必再寄,因为我实在不想吃了。但我期待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能够收到我庭园所需要的花草种子、干酪等物以及我信中提出的书籍,并请你再增购以下几种物品: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一顶价值六先令有丝带镶边的素色便帽,八岁大男孩穿的八双结实的鞋子和浅口无带轻便鞋,以及另外两个十二岁和十五岁男孩所需的同样数目的帽子和鞋子。弗吉尼亚人的实用主义和新英格兰人的实用主义具有不同的特点。弗吉尼亚人不愿意由一个新英格兰首府来主宰文化,即使从地理角度来说可以这样做,他们也不愿意。与此同时,这些庄园主的文化口味既不够浓烈,也不够强劲,不足以左右北美其它殖民地人民的口味。格调的多样化促使美国文化生活产生一种反对崇尚书本的倾向,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弥漫分散的特点。如果说,弗吉尼亚人的思想不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乖戾和执拗,他们也同样讲究实际、墨守陈规、平庸而毫无诗意。在弗吉尼亚人中间,不可能产生专攻文学的阶层、或出现文人集居的格鲁伯街、或形成彬彬有礼的文学家集会。他们不是有教养的精英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把传统体制移植过来并使之发军作用的事务主义者。

四十七、费城:书籍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

  从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的角度看,殖民时期的费城在书本文化方面所达到的规模和自由程度使该地区显得有点异国情调。它那种教友会教派的奇特作风,更使它别具一格。因此,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费城终于没有能够成为美国文化的首府。在这个教友会教徒控制的大都会里,书籍的进口、买卖、阅读和写作的情况使你感到不是身在赞助人的客厅里或放荡文人的顶楼上,也不是身在文化界欢宴聚会的场所,而是处于医生、实业家、店主和机械工人零散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伦敦市塞缪尔·约翰逊的圈子和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圈子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书籍在较为古老的文化中和在较为新颖的文化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在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著名信件中,表达了他对他的赞助人那种傲慢态度的极度蔑视;要是在费城,绝对不可能写这样的信。你能想象富兰克林去寻求一位赞助人,在爵爷府高贵的客厅里不耐烦地恭候良久,然后把时间浪费在写信斥责这个喜爱奉承的人的无礼吗!?在约翰逊博士的圈子里,常见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本等人,照传统的说法,他们都是文人逸士。与此相反,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会社”里,那些年轻而名不见经传的成员中,有一个装玻璃的工人、一个测量员、一个细木工、一个补鞋匠和几个印刷商。

  奇怪的是,费城教友会信奉的教义崇尚内向、厌恶教条和强调个人的作用。这一切使教友会教徒不善于妥协,也不善于统治一个庞大的社会,但是,在对待知识的问题上,他们却很讲求实际。神秘主义的态度是无法预测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教友会教徒拒绝同主动进攻的印第安人作战,他们要攻击的是卖弄学问的坏习气。威廉·佩恩教导他的孩子们说:

  看书不必太多。对要读的书必须精心挑选,认真阅读,不论是宗教题村的还是世俗题材的书……读的书多了,意味着沉思的时间就少了。通过与人的交往和为人处世去了解自己和了解自然,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智慧。只有了解人的内心,才能了解世间人事。真正的知识更多地是来源于沉思和内省,而不是来自读书。因为,读书太多意味着心灵的压抑,意味着扑灭自然的火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无聊文入学士的缘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英国清教主义的广博教义熏陶之下,要求人们博览群书:而费城的教友会则以同样的热情敦促人们注重实践经验。新英格兰的教条可能把博览群书的嗜好局限于建设天堂这一实际目标之上,而费城的教友会教徒却不重视读神圣的经典之作,他们更注意内心世界的活动和社会的罪恶现象。如果说他们信奉的宗教并没有鼓励他们去进行学习,至少也没有限制他们去进行学习。

  教友会教徒和清教徒不同,他们永远也不习惯于进行妥协。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步消逝,他们只是稍微有一点变化,这一点微乎其微的越轨在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威廉·佩恩尽管提出了上面所说的那段警言,他本人却拥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其他教友会的主要头面人物也都拥有“供消遣和求实利”的藏书。在十八世纪初期,北美殖民地三个最大的图书馆中,有一个属于詹姆斯·洛根(与科顿·马瑟的图书馆和威廉·伯德的图书馆齐名)。洛根是教友会教徒,曾任威廉·佩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他在去世之前,几乎担任过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重要职务。洛根预料,那个为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汉堡商人,在“发现一个美国熊皮商人居然会对这类书籍感到兴趣”时,一定会深感惊讶。他热爱书籍,把读书视为进入老年之后的一种消遣。

  费城的文化生活为思想活跃的人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这里的人不象新英格兰人那样,他们不太受正统教义的束缚;也不象弗吉尼亚人那样局限于狭窄的实用主义和政治考虑;更不象伦敦人那样受到文化贵族痹好的影响。这些特点使费城丧失了作为全美国文化首府的资格,但它确实使混杂的殖民地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费城涌现出许许多多教派和不同的信仰方式。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六○年期间对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作过一次非正式的统计:其中包括“一座属于共济会的精致会议厅,八所至十所专门进行宗教祈祷的建筑物,即两座教堂、三幢教友会教徒集会的札拜堂、两幢长老会的礼拜堂、一幢路德教派的教堂、一幢荷兰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一幢瑞典教会的教堂、一座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一幢再浸礼派教会的礼拜堂、一幢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礼拜堂;还有一所学校或学院,原来是为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建来作聚会所的”。这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也鼓励了其它许多方面书籍和思想的交流。

  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一大中心,随着十八世纪的逐渐消逝,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在一七四二年的时候,城里只有五家书店,到了一七六○年、营业的书店达到五十家之多;而到了一七七六年、整个城市的书店又增加到七十七家。十七世纪末叶,在整个讲英语的世界里,波上顿的书籍交易的地位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领先地位已转移到了费城。

  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垄断殖民时期北美的全部市场,但它已不断发展和繁荣起来。进口书籍的分类也随之而越来越细了,有些书店发现专门销售某些书籍更为有利。举例而言,詹姆斯·查廷书社主要经营教友会的小册子;斯帕霍克和安德顿书店则主要经营“内容极为广泛,专供北美少爷小姐们学习和娱乐用的书籍”;威廉·伍德豪斯书店专门经营罕见的贵重图书;查尔斯·斯塔汀书店主要经营古典著作和精装书籍;亨利·米勒书店经营德语书籍。到一七七○年,城里已有五分之一书店出售德语书籍。这种自由竞争的气氛也吸引来自法国的书籍,到了该世纪的后期,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中,没有任何地方的书店有象费城书店那么多的法语书籍。

  书商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籍买卖是最先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并运用现代引人注目的推销手段的美国行业。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报纸上已普遍充满书商的广告(有时是整版的广告)。这些广告有时还连同专门为打开内地书籍销路而偶尔散发的传单和书籍目录,一起流入外地的城镇,书商就是通过这种宣传手法把文化传播给他们的殖民地同胞的。美国早期从事商业推销最为成功的人要算是罗伯特·贝尔了。他是苏格兰人,他的宗教信仰和品德都很“可疑”,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并且公开养一个情妇,但这些缺点看来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更有办法的推销员。他是首创“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在北美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他都刊登广告,宣传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述》美国首版以及其它这样书籍的出版。他在北美大陆上到处旅行,收购精选的珍贵藏书,把它们带回费城,然后转手出售或运送到北美殖民地其它地方去。他最著名的一次收购是买下了威廉·伯德在弗吉尼亚的图书馆,用了“多达四十辆大篷车”,把图书馆的藏书浩浩荡荡地运回费城。他配合着拍卖人敲打槌子的节奏,运用他那生动活泼的机智和幽默,把费城的群众逗弄得兴高采烈。他使拍卖书籍发展成美国一种重要的生意。书籍拍卖在欧洲大陆上早已流行,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才传入英国,波士顿的书籍交易虽然很兴旺,也是到一七一三年才出现书籍拍卖活动的。只有在繁荣而又自由自在的费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这种通俗的书籍推销办法才取得最大的成功。

  一七四四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通过广告拍卖精选的书籍,每本标上最低的售价,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拍卖,拍卖的书不仅限于旧书,出版商还用这种办法直接向读者出售积存的书籍。贝尔在一七七○年通过广告进行拍卖,列出了他的新书的零售价格,并宣布每本均以半价出售。北美殖民地一位印刷商解释说,运用这种办法,他可以“把死的存货变成活的现金,并可能再购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把知识传播到美国各地去。”

  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贝尔相匹敌,他的机智和幽默成为费城一项重要的消遣内容。”许多人去看他拍卖只是为了凑热闹,”报纸这样报道说,“他们出于对幽默感的欣赏,向他买一本书,听他的拍卖犹如看一场好戏……他几乎对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他们的一段逸事,使得听众哄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一罐啤酒,诙谐地为健康干杯,他说的笑话五花八门、海阔天空。”十八世纪中期,在这个一度是教友会控制的大部会里,书籍成为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商品。很难想象一个波士顿的牧师或者一个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会参加这种滑稽表演。对他们来说,书籍是为某种较狭窄和更重要的目的而服务的。但是,如果说贝尔在向城镇里“机械地工作的人们”和过路顾客推销书籍时,表现了他对日益发展的费城书籍市场有着精明的判断力,那也是过于夸大了。

  在美国,还有一种组织形式也是首先在费城站稳脚跟的,它使阅读进口书籍的读者增多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图书馆”,是美国早期自学进修的例证。虽然它并非美国首创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种形式的图书馆在英国并不少见),但它在这个美国城市的生活中却拥有特殊的地位。“社会图书馆”’是一种读书会,其成员付款入会,然后再缴纳一定的年费就可以使用集体的臧书。在北美殖民地,最早的这种组织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于一七二七年创建的“会社”发展而来的:这种由青年工匠和商人建立的以“互助提高”为宗旨的团体,是以热心的科顿·马瑟创办的邻里互助会计划为蓝本的,马瑟本人就参加了二十个这种互助会。互助会所宣布的宗旨有点象以后的一些美国“服务”组织,如扶轮社和吉瓦尼斯俱乐部。富兰克林组织的“会社”并没有就幽逢的文学作品进行附庸风雅的讨论,它有规定的“辩论”题目:“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安宁,把一个没有犯任何罪行的人置于死地;例如,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而弄死一些人,或者在这里处死威尔士人,这种行为是否正确?”如果国家权力机关企图剥夺一个公民的权利,(或者,他本人认为是他的权利),该公民是否应该进行反抗(如果他能够的话)?”“在夏天时,装着冷水的大杯子外面的露水是从哪里来的?”当“会社”的成员由于缺少书籍而在辩论中搁浅时,他们并不向有钱的赞助人要求捐赠,而是把他们私人的少量藏书拿出来。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把社员个人所有的书籍搜集到一起,放到俱乐部的书架上。但是,这样做仍然不够。一七三一年,富兰克林提出了费城图书馆协会的计划,“通过‘会社’朋友们帮助,我们发展了五十名会员,每人开始时缴纳四十先令,以后每年再缴纳十先令,为期五十年,这是协会预定活动的最长期限。后来我们制订了章程,会员增加到了一百人。”费城图书馆协会在它存在的长时期内(比富兰克林乐观估计的半个世纪要长得多)鼓励进行“有目标的读书”,这成了美洲殖民地从北到南全体人民的共同特点。

  正象后来成立的“书社”的成员们一样,富兰克林所创办的“协会”的成员也不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判断能力,“委员会推崇洛根先生为博学绅士和书籍的最佳审定人,指示戈弗雷先生等候听取他的意见,请他为大家提出一份适当的书目单。”洛根选择的书籍价值四十五英镑,于一七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向伦敦订购,总共四十多本。书目里没有一本关于神学的书籍而是词典,文法,一本地图,几册多卷集的历史、旅行和传记书,还有几本关于政治和道德的书:书目中三分之一左右是着重实用题材的书籍:解剖学、生物学、化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农学,以及丹尼尔·笛福的《英国各行各业全书》。只有很少几本古老的经典著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荷马所著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德赖登翻译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和寥寥无几的纯文学作品。十八世纪英国杂志《旁观者》、《卫护者》、《闲谈》和约瑟夫·艾迪生的作品),显示出对伦敦文化界阅读口味的尊敬。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图书馆的范围扩大了,但它藏书的特点和吸引力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雅各布·迪歇牧师在一七七二年声称,“图书馆馆员向我保证说,经常到图书馆里来的,每二十个人中间,属于有钱有地位的高贵人士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两年之后,图书馆八千册藏书中,只有八十册是属于“虚构、机智和幽默类题材的著作”。这种须要缴费的图书馆和许多类似的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中十分盛行。在以后半个世纪里,成立了五十个这样的图书馆。在费城,图书馆协会还合并了其它几家图书馆,到独立革命时期,这个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费城文化生活中的主要机构。一七五一年,詹姆斯·洛根去世,他的丰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公众,这使图书馆协会的藏书更扩大了。后来,富兰克林吹嘘说,他的图书馆协会已是“目前北美为数众多的缴费图书馆之母”。实际上,它只是殖民时期美国文化普及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但是,当他说“这类图书馆提高了美国人的一般对话水平,使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和农民同其它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睿智,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维护他们权利的立场作出了贡献,”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夸大。

  本书这几节描述了各地对于书籍的不同态度,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还要繁杂得多。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从来没有对书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独立革命之前,纽约不象波士顿或费城拥有那么多书店,它的书籍交易规模大致相当于英国一些地方性城市,如纽卡斯尔、利物浦和巴斯。由于追求实际的商业利益,以及存在令人迷乱的荷兰文化残余和好几种语言文字的竞争,书籍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巴尔的摩在十八世纪中期兴起之前,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是费城以南的最大城市,它反映了一种贵族生活的特色,这在北美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上层社会因经营大米、靛青和奴隶买卖而迅速致富,他们享有完全属于私人的俱乐部,在仿效伦敦富人的生活方式方面,比美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为成功。他们整天忙于参加音乐会、舞会、打猎、赛马、斗鸡、打扑克,各个城市也以漂亮而衣着入时的女人而闻名于世。但这些到处胡乱花钱的贵族却不愿意在书籍上多花钱。直到一七五四年,查尔斯顿才有了第一家书店,那是罗伯特·韦尔斯开的,主要是出售“消遣娱乐性的”书籍。这个繁忙、欢乐、不爱读书的社会颇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肯定没有资格充当殖民地的文化首府。

四十八、没有诗人的诗

  沿海各城市出于本身各自不同的理由,为美国普遍识字但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民有选择地吸收母国的书本文化。有意思的是,相距颇远的各个地区对书籍的爱好竟然全都集中于既具实用价值又有明确目标这两点上。殖民时期美国的居民几乎完全依赖伦敦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书籍,因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思想方法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照搬英国的情况而形成一个文化阶层。

  当时美国的城市生活多姿多采,相互进行着平等的竞争,这使各个殖民地不可能自然形成产生文化阶层的环境。这种文化阶层除非是处于各种事物的中心,否则是不可能成长的,但是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

  处于英国文字语言顶峰地位的,当然要算是伦敦了。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的书籍基本上全部是从英国进口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对于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来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阶层,不仅可以容忍,甚至这倒是他们所希望的。实际上,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从海外进口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的纯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使美国人能够享受这一伟大文化的优秀果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一切坐享其成,而不必拥有产生这些优秀作品的体制。简而言之,殖民时期的美国人既能够充分欣赏最佳的诗作,又不需要容忍一个诗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随意取笑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某些文雅而毫无意义的作品,却不必去养活一个散文作家阶层;他们可以自得其乐地领略格鲁伯街的作品,但无需自行建造这样一条街。总之,殖民地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几个世纪来贵族阶级优闲文化的果实,而又不必承受这种文化所造成的社会鸿沟以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一些留心观察事物的殖民地人士注意到,这种状况既提供了机会,也有不利的一面。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七四四年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在伦敦的一位经营书籍生意的朋友威廉·斯特拉恩说:“你们那里的作家很少了解他们在大洋这边享有的声誉。我们尊敬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后辈。”这些后辈的处境是相当舒服的,他们可以享受过去社会里人们最喜爱的果实,却不需要忍受那个社会的特殊习俗:他们可以拜读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而不需要亲身经历曾经是希腊社会基础的奴隶制度,他们可以重温意大利雕刻家本维努托·切利尼的丰功伟业,而不需要到文艺复兴时期该国充满仇杀的道路上去冒险。这些后辈可以进行选择,他们置身于那个环境和发生的事件之外,这使他们能够具有兼容并蓄的品味。“当你挑选要寄送给我的小册子时,请不要过多费神,”富兰克林在信中对斯特拉恩这样说,“我什么样的书都要,好的或者坏的,只要能引起争论和畅销就行。因为我这里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什么样的书都有人看,”他解释订购六套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著作的新版本时说,美国人对所有最著名的英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兴趣,“我们公正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完全不抱任何成见,因为我们之间相距太远,不可能受你们那里存在的派别、党派和偏见的影响。我们对他们个人的失败毫无所闻,他们个人的缺点也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他们作品中那些灿烂的、亲切的部分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他们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或者我们的任何朋友,我们同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竞争,因此我们赞美和爱慕他们时也无所顾忌,不论汤姆森写了些什么,都请给我寄十几本来。我已经有多年没有读到诗了,直到我看到他的《季节》时为止,我几乎忘记读诗是什么滋味,”但是,美国的文人不是文学家,他们是牧师、医生、印刷商、律师、农民。他们都是一些大忙人,他们越忙,留下来可供考证的记录也就越少。关于十八世纪早期美国生活,我们拥有比较丰富的文字资料,但对十八世纪后期动乱年代的情况,则留下的资料较少。恐怕在所有现代的伟大事件中,没有一次象美国独立革命那样,参加者留下的记载是那么少得可怜。在美国,这种不存在一个文学阶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诸如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这些作家真正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之前,这种情况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在我们国内,并不明显地存在什么文学阶层,”杰斐逊在一八一三年写道,“每个人都在勤勉地从事某种专业,科学只是第二位的工作,经常是从属于主要的实业活动。因此,称得上是够格的人中间,有空闲进行写作的寥寥无几。”约翰·皮克林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美国很难说得上存在什么“职业作家”。“在这里,把各种才能充分地运用于职业或某种事业上的需求太大了,”约瑟夫·斯托里法官一八,一九年指出。”其结果是,我们中间那些能干的人很少有闲暇全力从事文学或美术的创作……这个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职业作家竞是如此之少,而且作家也不是我们中最能干的人。”耶鲁学院的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对美国作为一个依赖输入外国文学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曾经作过明晰的描述:

  几乎涉及所有题材的各种各样的书籍,都为我们写好了,现成地摆在那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由于我们说着和大不列颠人民同样的语言,而且一般说来,我们同该国又一直和平相处,因此,我们与该国的贸易往往带来不少数量的书籍,简直是泛滥成灾。所有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的书,我们都能获得,而且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我们自己动手写书的必要性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写出几本书来。少数抱有恋乡情绪而又喜欢仿效的人,渴望美国也能够产生英国那样的文学。迟至一七六九年,《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一位自称“严肃的蒂莫西”的作家曾警告说,费城人在忙于生产的同时,再也不应该忽视那九位缪司女神了:“看来,那九位女神,没有一个早期同我们的祖先一起从欧洲移居到这个大陆来。”这位评论家热切盼望:”我们再也不应该象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完全依赖我们的母国供应诗歌店里的全部货物了。我们自己终归会创作出足够的诗歌,那将是我们自己劳动和努力的成果。”但是,即使是在费城——这里比北美大陆上任何其它地方更具有大都会的气息,在创作优雅文学方面,也是僵硬的、不自然的和没有结果的。例如,费城学院院长威廉·史密斯牧师曾企图用“绅士学会”的名称组织一个诗人团体,但结果他只找到几个自封为诗人的傢伙。在殖民时期,甚至还可能包括以后的一些年代,美国最佳的诗歌作品不是存在于讲究韵律的诗歌或优美的散文之中,而是夹杂在上千种其它形式的作品里面:法令全书、宣扬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工程计划、推销产品的小册子、教堂的讲道、立法机构中的演说、报纸的专栏文章、科学团体断断续续的会议记录。这种文学作品对旧世界的文人说来是根本不能满足需要的。

  美国的印刷品就是在没有强大的文学贵族阶层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起来的,它们是分散的,可以说到处都是它的中心,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心。每个人都接近于印刷品内容所表达的水平,每个人都能讲印刷品使用的语言。它创造了一个忙忙碌碌、流动性很大的开放社会,而其本身又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喜爱与它有关的真理,而不是天堂里的真理,它对于来自沙龙的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夸张而诙谐的私人作品,始终抱有一种彻底怀疑的态度。圣公会牧师雅各布·迪歇是美国最早期受人欢迎的一大批讲道者之一,他于一七七二年作过这样的评述:

  特拉华海岸那些最穷苦的劳工认为,他们与绅士和学者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有权对宗教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实在的,费城市民相互间的差别,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城市要少得多。财富并没有产生差别,因为每个人部认为,有朝一日,他也会和他最富有的邻居一样处于同等的地位……同样,现在普遍存在着对各种书籍的爱好,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读者。他对阅读的各种书刊都进行判断(故不论是正确或错误),因而在知识方面。他已把自己置于和作者同等的水平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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