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

 《灾变论》

  摩罗
  
  我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持批判立场,一开始可能受陈独秀、鲁迅他们的影响。他们对民族的弱点批评得非常尖刻,这尖刻我读来很认同很过瘾。后来读到来自台湾的那些批判的声音,我也觉得很认同很过瘾。九十年代之初,读到杜亚泉对农民运动,对中国现代革命,对流氓文化的批判,觉得太妙了,觉得他代我讲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种什么感受。九十年代之末,看到王学泰紧紧抓住游民文化作文章,当然也觉得很对路。最近朱学勤新出的书中,他与李辉的对话中有一个说法,把中国历史整个地理解为以流氓文化为主导。无论是杜亚泉还是王学泰,都没有明确到这一步。朱学勤把项羽理解为一个贵族文化的代表,把刘邦理解为一个游民——流氓。刘邦打败项羽以后建立了政权,确立了一个以流氓文化精神为意识形态神髓的政治体制。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一直就是一个以流氓上台执政,以流氓为权力主体,以流氓文化为主导的历史。他以次种方式,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批判与清算。我自己在这两年的写作之中,不断地用“下流”、“无赖”这样的词来描述我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感受和理解,包括对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在需要信仰又找不到信仰的痛苦中,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无赖,出语很重,也有点恶狠狠的。刚才所列举的所有这些表述,都是批判性的,这些批判好象一个比一个更加冷峻。

  但是,读任不寐的《灾民论》这本书,我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新的表达:由于地理、气候各方面生存因素都比较恶劣,资源严重不足,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生存背景之下,中国人逐步养成一种以掠夺有限资源、保证自我生存为基本目的的实用理性。我为什么对这本书赞不绝口,不光是这个提法如何地有创见,我觉得它第一是把中华民族这种恶劣的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跟我们苦难的历史挂起钩来,这个挂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来源上的说法。提供这个说法之后,我对这种民族的情感有着微妙的变化。我感觉到这个民族太可怜了,比我以前任何时候所看到的都更加可怜。它不仅是最需要批判的民族,更是最需要悲悯的民族。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民族,它这么不幸,自古以来都这么不幸,在这不幸的条件之下,它不断地变得更加不幸。这就像一个怎么样的比较呢?就像上次在北大开的一个会上,一位学者讲到我们当下的情况时说,穷人我们不要怜悯他,现在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大家自由平等竞争,你穷你怪谁?怪你无能啊,那是你没用啊。我把这位学者的话引申开来,就想到这么一个不平等的竞争:一个出身贵族的人,他什么条件都那么好,什么学问都有,什么技能都有,人又体面又聪明,说起话来一套又一套;一个平民子女,他随时可能从小就失去爹娘,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谋取生活的条件,只能靠非常贫苦的方式来混得一口饭吃。一遇兵荒马乱,混饭吃作的条件都没有,他只能去要饭。这么一个王公贵族跟这么一个要饭的在一起,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这个要饭的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无能,多么的没出息。我们也不能从人格上瞧不起他,从道德上谴责他,怪他不争气。我以前对中华民族的态度,就有点像那位学者对那个讨饭的人的态度,也有点瞧不起它,有点讨厌它。我刚才讲到自卑感,确实自卑,我就是一个要饭的,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要饭的人,能不自卑吗?可是,任不寐作了这么一个解释之后,我觉得这种自卑感变得更加复杂。我第一次读懂鲁迅的时候,我因为自己以前只知道厌恶阿Q们,不懂得应该爱这些不幸的阿Q们而大哭一场。任不寐的《灾变论》让我感觉到,我们对于这个不幸的民族,仅仅厌恶和批判,那正好体现了我们自己的狭隘、浅陋,体现了我们没有博大的爱心。这个民族确实缺陷太多,可这是由千万年的苦难造成的它不断地在苦难的泥潭中栽跟斗一个苦难的跟斗引发了下一个苦难的跟斗,也就是苦难的原因造成它更加苦难的结果。一切缺陷,一切流氓习气,一切下流的东西,都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今天谈民族缺乏信仰,谈民族需要信仰,我们对于自己应该有一个心态上的把握。我们不是简单地批判它。我们是出于一种发自生命内心的,对自我生命和与自我生命紧紧相连的民族生命的极度悲悯,一种广大的悲悯来谈论信仰的缺失问题,来谈我们如何着手寻找信仰,建立信仰,拯救我们每个个体生命,也拯救这个民族的生命。我们必须怀着这样的态度,做好各种心理准备。我们谈论信仰问题可能得不到好的反响,一个是被误读,一个是被嘲弄,还有可能遭到压制。既然我们对民族有深切的爱和悲悯,我们遇到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不会感到委屈。误读得越多,越能够证明需要我们更多地悲悯它,更努力地为寻找信仰而工作。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一种心理准备,那我们所做的就不只是文化理论意义上的工作,不只是一般的学术工作,也不只是个体生命归属问题、意义认同问题,而是我们出于内心生活的需要,将深心的大爱注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注入每一个需要得到爱、需要唤醒爱的生命个体之中。这个民族在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已经丧失了爱的体验和爱的能力,我们确实需要将爱的血液注入它的苍老的肌体之中。我们有的人还不敢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哪一种信仰,我们还在追求和寻找之中。可是,当我们真正用爱的态度、用悲悯的态度凝望我们不幸的民族、不幸的民人时,我们实际上就是隐隐约约地表达了我们对于爱的信奉,对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信奉。西方世界的无国界医生,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批一批地走进非洲的森林,走进亚洲的战场,从容而又急切地拯救那些不幸的民人。我们实际上是在以他们为榜样做一点可能的微薄的工作,一点爱的工作,一点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工作。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当我们提出这个信仰问题以悲剧告终时,我们就可能感到很苍凉,感到没有能力承受。

  任不寐的《灾变论》对我震撼这么大,它不光是给了我学理上的认知,而且对我的情感确实有微妙的影响。我前一阵子生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全力投入去读。我这几天每天读一点,我每次读都很受震撼。研究它的目录与前言后语,我就觉得这是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因为沿着他的理论这样走过来,这样地来理解中国人的苦难,那最后只能走向上帝才能得到拯救,那也只有以上帝那种广博的爱心来看待这个民族,自己的心理才能安稳些,才对得起这个民族。所以我认为它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写出的离上帝最近的书,它对于中国苦难的关注与承受,它对中国精神文化的痛切的解说与理解,比鲁迅、陈独秀的批判离上帝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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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 来自《宋庆龄》

(一)摆脱国民党官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庆的环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庆龄经过了几乎一年的准备才得以恢复她的工作。她必须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来到了这个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姐夫孔祥熙(蒋的财政部长)家里。他们和政府当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这个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因为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去看看 

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 来自《自由秩序原理》

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O.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当下,在那些有识之士中,大凡珍视个人声誉的论者,只要论及进步,都会极谨慎地在该词上加引号。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先锋思想家的一个特征,却是对进步的助益性笃信不疑;当然,此后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笃信进步的信念也渐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肤浅的象征。尽管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芸芸众生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持续的进步,但是知识分子却已普遍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进步提出了质疑,至少对进步的可欲性提出了疑问。   那种认为进步是……去看看 

第二章 原因的种类与科学的兴起 - 来自《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

自由就是没有拘束,有多种抉择,不受固定的行为进程的限制。当我们谈及政治自由时,行为中的自由抉择这一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自由、独立和权利这类词语里。当然,政治上自由的个人仍必须服从规定其自由的法律上的约束。作为自由公民,我们受国法约束而不去侵犯他人的自由。虽然在本书里我们并不讨论政治自由问题,但政治自由和心理自由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相似之处的。在这两种情形下,自由决不是指要么绝对(100%)自由,要么是另外别的什么东西。自由总有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在讨论自由时,我们实际上关心的是加在我们行为之上的限制的类……去看看 

后记 - 来自《财富对话》

1999年9月27日晚19点38分,′99《财富》全球论坛特别报道的直播电视信号同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的屏幕上。14天后,根据节目素材结集整理而成的书稿送交出版社。今天,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来到了您的手中。     有人说,电视是易碎品。然而,电视也必须对历史负责。     1999《财富》全球论坛是一件牵动中国乃至世界脉搏的大事。也许,稍纵即逝的电视画面,您还没来得及悉心体会;也许,您还希望能仔细研读那些出自世界经济巨子之口的重要言谈;毕竟,我们还有那么多精彩的素材没有足够的时间向您展示。其中,12 场完整的“财富……去看看 

第八章 《数学原理》:数学方面 - 来自《我的哲学的发展》

大家只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数学原理》,怀特海和我对此都表失望。对于关于矛盾的讨论和是否普通数学是从纯乎逻辑的前提正确地演绎出来的问题,大家很有兴趣,但是对于这部书里所发现的数学技巧,大家是不感兴趣的。我从前知道只有六个人读了这部书的后面几部分。其中三个是波兰人,后来(我相信)被希特勒给清算掉了。另外三个是得克萨斯州人,后来被同化得很满意。甚至有些人,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完全一样,认为不值得查一查《数学原理》关于这些问题是怎么说的。我举两个例子:大约在《数学原理》出版十年之后,《数学纪事》发表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