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问题及出路(1)

 《道路通向城市》

  然而,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的“商量办事”的非制度化思路完全正确或永远正确。毛泽东倡导的地方与地方之间“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如果说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还可能行得通,至少在今天就很难落实了,因为分权后的地方利益更为突出了,目前在中国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此外,非制度化的分权也带来了预期不确定,带来了“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道走”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对中国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利。

  对此,许多法学学者,依据欧洲大陆传统法理学和宪法学关于法律的普遍性特点或传统的主权至上、立法权统一和三权分立的观点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法律的回答。就针砭时弊来说,这些批评是正确的,有助于唤醒人们包括领导人对法律的特别是立法的统一性的重视。但是对此开出的药方--立法权集中(包括制定立法法和法典化以及准法典化)--未必是良药,特别是如果过分强调立法权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法律的位阶,强调法律普适性,并且把法律制定得非常详细,乃至剥夺了对某些必须予以考虑的地方因素的考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为了保证司法的统一而推出来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据我的调查,去年这一考试的结果导致了在西部某些地区甚至无法保证司法人员的正常更替。尽管这一考试制度的推出是有很多正当理由的,并且我在原则上也是支持的。那么问题就有可能更大。这些批评和药方的最大弱点是对这一问题的当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缺乏足够的理性把握,其关注一方面具有太强的功利性(这是我赞成的),但另一方面又太理想化,缺乏对问题的综合、实证和现实的理解(这是我不能赞同的)。它们依据的理论资源不仅更多是传统的理论,而且更多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宪政和法学理论,而不大注意中国的现实以及从我们当代历史中提升出来的理论,甚至对美国(而不是英美)在这一方面的相关经验也关注不够。简单说来,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贯穿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大国,没有把这个背景问题作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宪政结构必须考虑和处理的根本问题之一而给予充分的思考。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一旦被作为国策采纳并强行推行,不无可能重新导致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管得过死,社会缺乏活力、缺乏积极性和民间首创精神的现象,而一旦允许开太多或太大的口子,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有可能使这样的集中立法形同虚设,沦为纸面的法律。

  因此,在“统得过死”与“法律不统一”这两害不可能同时根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必须意识到,不可能有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宪政架构,不要以为立法权的高度集中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并且总是对社会有利。就总体而言,集中统一多就必定造成地方的灵活性少,自主性、积极性少;而地方主动性高则必定规则的普遍统一程度低。任何分权的制度结构都无法完全消除这个权力统一和分散之间的悖论以及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这就是制度的局限性,这也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因此,中国的宪政体制应当在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同样值得追求的极端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寻找一个黄金分割点。至少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应当允许地方立法的发展,给地方更大的灵活性。这并不是要姑息迁就地方主义,因为从制度的演化来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利益最终会使人们逐渐放弃地方保护主义,接受统一的市场;政治手段只是辅助。因此,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央地方分权问题上的基本方向和框架是正确的,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国情,而且从长远看,这可能是一种更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分权制,因为它允许了更大的地方性秩序生发、形成、竞争的自由空间。这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改革乃至对中国这样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中国法学界的另一派观点也同样值得注意。这一派大致强调中国的改革就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总是强调弱化中央的权力,甚至有人主张明确的采取联邦制。这种批评也是有理由的,中国确实目前在一些方面政府(但有时并不完全是中央政府)还管得太多,管得太死,有必要放权,让更多的由市场去管,由地方政府去管。但是,这并不能变成一种口号,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教条,认为“政府或中央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其实,“小政府”的前提是要先有一个“大社会”;但在现实中一个“小政府”并不必然导致、伴随或等于有“大社会”。只要想一想中国的传统社会,那时的政府显然很小,但是老百姓却只能属于一个个比今天更小的“社会”--村庄和家族之中。也许我们不应将“帝力于我何有哉”理解为百姓对其在最小国家下的生活现状的一种赞美,其实--至少在另一种语境下--完全可能理解为一种哀怨甚至怨愤!如果一味强调小政府,即使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弄不好也会出现“弱政府、小社会”的问题。而已经有许多经验或研究都表明,一个弱政府不但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例如国防和治安、社会福利,甚至很难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人们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地方宗法家族势力或地方群体(小社会)。换言之,就总体来说,没有一个良好的强有力的全国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一个重要的基于实证的理论研究成果,请看:Stephen Holmes and Cass R. Sunstein,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 Norton, 1999.该著作特别提到了俄罗斯的例子。又请看,刘世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能力”, 《中国经济评论》,创刊号,1999年。中国的近代史以及俄罗斯前些年黑社会势力猖獗的现象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当代的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请看,徐昕:《论私力救济》,博士论文,清华大学2003年。

  联邦制的建议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不应当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和管制都视为不当。不仅中国当代的历史表明,至少在一些时候,恰恰是中央政府在推动地方政府的改革(例如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WTO的制度改革);而且我们必须重新回想一下,为什么20世纪初期许多人强调“地方自治”的建国思路,尽管用意是好的,全都以失败告终。说实话,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地方自治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只会是军阀混战,只会是国力薄弱。此外,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也已经表明,在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上,重要的在于公共权力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恰当分配,而不必定是某种形式的分配;同时也表明,联邦制国家并不一定比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自治程度更高。正如一位学者在比较的经验研究后发现至少在欧盟国家中“广泛分权的单一制国家可能比为联邦政府单方主导的联邦制国家具有更大的地域自治”. 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同前注5,页3. 另一位学者的研究则发现,“较之于20世纪前的联邦制宪法,20世纪后制定的联邦制宪法更趋向于将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为紧密的整体,中央政府在其中起主导性的作用”; “单一制[国家并]不排斥适度的联邦主义因素”. 杨利敏:“关于联邦制分权结构的比较研究”, 《北大法律评论》卷5辑1, 2003年,法律出版社,页53-54, 64-65. 我们也许并不一定要把“联邦制”的名看得那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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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和平是我的地狱 - 来自《狗娘养的战争》

1945年5月14日日记   迎接我的是乌克兰前沿第三线指挥官马修,……提出给我奖章,库图佐夫一级勋章,……他是一个下三滥的角色,任何时候都被弄得狼狈不堪。   他们当然是搞了一场极其盛大的表演,那条路,我想也就是从我们与他们见面的那座桥,到我们抵达原属奥地利国王法朗西斯·约瑟夫的别墅为止的那间英里的路程,整整一条路都被清扫过了,每隔一百码,就有一些士兵全副武装地守卫着,还有很健壮的女宪兵。   我们到达别墅后,他们让士兵们用一种皮鞋乌亮剂把我们的长靴擦得亮晶晶的。他们还有一大群女佣。这些女人只差没给你洗脸了……去看看 

第八个时代 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 - 来自《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凡是没有思考过无论是在科学真理的、还是在工艺方法的发现中人类精神的进程的人,都会惊讶何以有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分隔开了雕版印刷术的知识和活字印刷术的发现。  毫无疑问,有些版刻家曾有过要应用他们的技术的想法;但是他们却被实行起来的困难(而不是被成功的便利)所吓倒了;而且更幸运的倒是,人们并不曾疑问过它那全部的领域;因为教士们和国王们会联合起来,从它一诞生起就扼杀这个将会戳穿他们并推翻他们宝座的敌人。  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去看看 

第四编 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第04章 论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资本竞争学说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提到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利润会趋于下降。论述工商业问题的作家很早就看出了这种趋势,但当时人们不了解支配利润的法则,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抱有错误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由所谓资本的竞争决定的,并断言,当资本增加时,这种竞争也必定会加剧,因而利润必然下降。亚当·斯密在这里所指的是哪一种竞争.不十分明确。他在“资本利润”一章中是这样说的:“当许多富商的资本转入同一行业时,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自然会趋于降低资本的利润;当同……去看看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 - 来自《思痛录》

(上) 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去看看 

廿七、告别母校 - 来自《走出迷惘》

1976年并没有像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右上角发布的主席诗词中所描述的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相反那是很不吉利的一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迷信的人说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到天怒人怨。那年1月 8日上午,我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恶耗时,不由地落了泪。我说不清为何那时候这个人的存亡会那么牵动我的心。我只是隐隐地感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冲击力就会像山崩地塌似地跌入深渊,而我能想及的人之中,他当时似乎是最关乎这个国家命运的人物。他的逝世加重了我内心的茫然若失。草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