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性与进化(下)

 《法律、立法与自由》

理性与抽象

笛卡尔传统中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建构论的方面, 也往往被称之为唯理主义(rationalism), 0.5而这极容易导致误解。例如,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那些批判建构论的早期论者, 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和大卫·休谟等人, 称之为“反唯理主义者”(anti-rationalists)[45];然而这一看法中却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 即这些“反唯理主义者”对于最为有效地运用理性的关注, 远不及那些特别名副其实的唯理主义者。然而, 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所谓的反唯理主义者坚持认为, 为了尽可能有效地运用理性, 要求人们拥有这样两个洞见:一是对有意识理性的力量所具有的限度的洞见, 二是对我们从自己并不意识的过程中所获致的助益的洞见;这两种洞见正是建构论唯理主义所无法达致的。因此, 如果唯理主义所欲求的乃是尽可能有效地运用理性, 那么我本人就是一个唯理主义者。然而, 如果唯理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有意识的理性应当决定每项特定的行动, 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唯理主义者, 而且在我看来, 这种唯理主义恰恰是极不理性的。毋庸置疑, 理性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确定理性控制的范围或限度, 或者是要确定理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其他力量。因此, 就此一问题而言, 较为妥当的做法是不对“唯理主义”与“反唯理主义”进行界分, 而是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的理性主义进行界分, 或者套用卡尔·波普尔的说法, 对幼稚的唯理主义(a naive rationalism)与批判的理性主义(a critical rationalism)进行界分。

与“唯理主义”一词所具有的不确定含义紧密相关, 人们在对“唯理主义”所特有的“抽象”的态度方面也普遍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唯理主义”甚至还经常被用来描述那种对抽象的过分迷恋。然而, 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典型特征却毋宁在于它不赞成抽象——亦即它不承认抽象概念是为了应对我们的心智不能够充分把握的具体事物的复杂性而必须使用的一种工具。与其不同, 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则认为抽象概念乃是心智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正是这一工具使心智得以应对它所不能充分理解的实在者(reality)。这一点乃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 即在建构论者那里, “抽象性”被认为是只有有意识的思想或有意识的概念才具有的一种特性, 然而, 事实却绝非如此, 因为“抽象性”乃是所有早在其表现为有意识的思想或为人们用语言加以表述之前就决定着人之行动的过程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当某种类型(a type)的情势使一个人倾向于(disposition)做出某种特定模式(pattern)的回应的时候, 那种被称之为“抽象的”基本关系就已然存在了。毋庸置疑, 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所特有的能力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特定的刺激并不会直接引发特定的反应, 而只有某些类型的刺激才可能使人们产生趋向于采取某些类型的行动的特定倾向, 再者, 也只有许多这样的倾向的重合(superimposition)才能够确定将要采取的特定的行动。我曾在另一篇论文中[46]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抽象的首位性”(primacy of the abstract);当然, 本书的讨论也将自始至终以这种“抽象首位性”为前设。

因此, 抽象性在这里将不仅被视为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过程(mental processes)都多少拥有的一种特征, 而且还将被视为是人所具有的使其在他知之甚少的世界里成功地进行活动的那种能力的基础——亦即对他就其环境中的大多数特定事实所处于的无知状态的一种调适。我们对那些支配我们行动的规则进行强调, 主要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所有思想过程的抽象特性所具有的核心重要地位。

这样看来, 抽象并不是心智以逻辑推理的方式从它对实在的认知中产生出来的某种东西, 而毋宁是心智运作所依凭的范畴的一种属性一一换言之, 抽象并不是心智的产物, 而毋宁是构成心智的东西。我们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充分考虑了某一特定情势中的所有特定事实以后才行事的, 而始终是在把此一特定情势中的某些只具相关性的方面挑选出来加以考虑的情况下行事的;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这种选择, 也不是依凭那种有意识的选择或刻意的挑选而完成的, 相反, 它所凭靠的恰恰是那种我们并不刻意控制的机制。

至此, 我们或可以明确指出的是, 我们反复强调我们许多行动都具有的这种理性不及的(non-rational)特性, 并不是要贬低或批判这种行动的方式, 恰恰相反, 而是要揭示出这种行动方式得以成功所依凭的诸项原因之一;再者, 我们对此一特性的强调, 也并不旨在表明我们应当尽全力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而是要指出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 我们还可以明确指出的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运用如此之多的经验, 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种经验, 而是因为,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经验, 但是它们却已然融入了那些指导着我们行动的思想图式(the schemata of thought)之中。

关于我们所采取的上述立场, 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误解, 对此我们必须努力予以廓清。其中的一种误解源出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人们常常把那种由我们并不意识的规则所指导的行动视作是“本能的”(instinctive)或“直觉的”(intuitive)行动。这两个语词并没有多大的负面意义,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 因为这两个语词, 尤其是“直觉的”这个术语, 一般意指的乃是对特定的和相对具体的东西的认知, 然而,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则是那些确使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极为一般的或抽象的特性的能力。一如通常的用法所表明的, “直觉的”这个术语意指一种我们在行动中遵循的抽象规则所并不具有的属性, 因此, 我们最好还是在这里避免使用这个术语。

对我们的立场所存在的另一种可能的误解则是这样一个看法, 即我们对调整我们行动的许多规则所具有的那种意识不及的特征(non-conscious character)的强调, 乃是与那种有关无意识的(unconscious)或潜意识(subconscious) 的心智的观念勾连在一起的, 而这一观念则是精神分析或“深度心理学”(depth-psychology)理论的基础。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尽管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旨在解释同一种现象, 然而它们实际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有论者认为, 无意识的心智与有意识的心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无意识的, 而在所有的其他方面, 无意识的心智则与有意识的心智一样, 也以理性的和追求目的的方式运作着。因此, 我们不能使用这样一种有关无意识心智的观念, 而且我们在事实上也把它视作一种毫无根据的错误观念。无论是设定这样一个神秘的实体(即无意识的心智), 还是把所有作为一种结果的秩序所具有的属性都归因于那些不尽相同但却共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心智的倾向或规则, 都是徒劳无益的。就此而言, 精神分析理论只是炮制出了另一个幽灵, 而它反过来则被认为支配着笛卡尔二元论“机器中的那个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47]

为何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极端形式总是导致对理性的反叛

在结束这一导论性的章节时, 我们有必要对下述现象作一些考察;尽管这一现象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但是我们认为,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对于理解本书所直接关注的问题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所指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 即那种根本不知道有意识的理性之适用限度的建构论唯理主义, 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对理性的反叛。的确, 这种结果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对理性力量的高估, 会经由人们幻想的破灭而导使他们对抽象理性的指导作用作出强烈的反抗, 进而导使他们对特定意志的力量给予盲目的吹捧。

那种导使建构论唯理主义者趋于崇拜意志的幻想, 乃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 即理性能够超越抽象王国(the realm of the abstract), 而且理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决定特定行动的可欲性问题。然而, 理性永远只有在与那种特定的且理性不及的驱动力相结合的情况下, 才能够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 再者, 它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也是对情绪进行约束, 或对其他因素所驱使的行动做方向上的把关。一旦我们试图把建构论唯理主义者所持的这种幻想——亦即理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告诉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 从而所有具有理性的人也都应当能够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而加入到追求共同目的的奋斗行列之中——付诸实施, 那么它即刻便会破灭。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那种试图用我们的理性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由理性指导或控制的机器的欲求并没有彻底泯灭, 而且为了实现这一欲求, 有的人甚至还把那些并不能经由理性证明的而只是根据某些人的意志而决定的共同目的强加给所有的人。

唯理主义对理性的反叛(如果我们可以称其为反叛的话), 通常都是对思想的抽象性所进行的反叛。它不承认一切思想都必定保有着不同程度的抽象性, 从而永远不可能仅凭其自身的力量就完全决定特定的行动。理性仅仅是一种戒规, 亦即对成功行动之可能性的限度所达致的一种洞见, 因此它往往只是告诉我们何者不能做。这种戒规之所以是必要的, 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智识无力把握实在的全部复杂性所致。尽管运用抽象这个工具扩大了我们能够从智识上把握的现象的范围,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限制我们能够预见我们行动之结果的范围, 进而把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偏好构造这个世界的程度也限定在某些一般性特征层面。因此, 自由主义主张, 对整体社会秩序的刻意控制必须限定在对一些一般性规则的实施方面, 因为这些规则对于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来说是必要的, 尽管这种型构的细节是我们所不能预见的。

关于自由主义与那种有关抽象思维只具有限力量的洞见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也许没有人比黑格尔看得更清楚了。黑格尔是一个极端的唯理主义者(ultra-rationalist), 他的理论后来成了大多数现代非理性主义和全权主义的源头。黑格尔指出, “那种信奉抽象的观点就是自由主义, 但是具体的观点始终会优于自由主义, 因为自由主义在反对具体观点的斗争中始终落败”。[48]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实际上真实地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自己时刻受到理性之严格戒律的制约, 而且我们也时常会因一时冲动而打破理性的约束。

因此, 对抽象的依赖, 并不是对我们理性的力量的高估所导致的结果, 而是对其有限力量的洞见所产生的结果。其实, 正是对理性的力量的高估, 才导使人们反对服从抽象的规则。建构论唯理主义之所以拒不承认需要对理性进行规戒, 实是因为它自欺欺人地认为理性能够直接把握所有的特定细节;再者, 建构论唯理主义之所以由此而更偏好于具体者而非抽象者, 亦即更偏好于特定者而非一般者, 乃是因为它的信奉者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因此而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理性真正能够控制的范围。理性的狂妄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凸显无疑, 这些人竟然相信自己无须借助于抽象就可以完全把握具体者, 进而可以肯定的方式把握或左右社会进程。那种试图根据个人的想象来重建社会的欲求, 自霍布斯以降就一直支配着唯理主义的政治理论, 而且还把只有个人或刻意创建的组织才能拥有的属性强加给了大社会。这一欲求不仅要求他们自身成为理性者, 而且还力图使所有人都成为理性者。尽管我们必须努力使社会成为在我们喜欢生活于其间的那种意义上的好社会, 但是我们却无力使社会成为在它会按道德行事的那种意义上的好社会。把有意识行动的标准适用于个人行动所产生的那些非意图的且真正具有社会意义的后果之上, 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要使这种适用具有意义, 那么别无他途, 就只有扼杀那些非意图的后果, 而这将意味着扼杀所有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

大社会及其使之成为可能的文明, 都是人之日益增长的传播抽象思想的能力的产物;当我们说人们所共有的东西乃是他们的理性的时候, 我们所意指的实是他们同样具有的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人们在运用这种能力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明确知道那些指导他们行动的抽象规则;而且他们也并不完全理解他们之所以受这些抽象规则指导的原因。这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 其间, 对于人们意识到的理性所具有的那些力量的高估, 只会使人们蔑视真正使理性获致如此强大力量的因素, 亦即它所具有的抽象特性。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抽象这一工具有助于我们的理性达致它在力图把握所有细节的情况下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才使得一大批对抽象理性(abstract reason)怀有敌意的哲学流派应运而生——这就是那些关于具体性的哲学流派、关于“生命”的哲学流派和关于“存在”的哲学流派, 它们都大肆鼓吹情绪、特定者和本能者, 而且也随时准备去支持诸如种族情绪、民族情绪。阶级情绪这样一些情绪。

因此, 建构论唯理主义在努力使所有的东西都受制于理性控制的过程中, 在偏好具体者并拒绝服从抽象规则的戒律的过程中, 渐渐与非理性主义携手联合起来了。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只有在为那些归根结底必定是理性不及的特定目的服务的过程中, 建构才是可能的;再者, 如果这种目的不是一开始就存在, 那么任何理性的论辩都不可能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

注释

1. 任何断定某件事情不可能的说法, 在今天, 都会受到人们的嘲笑;而且人们还会举出大量的事例来证明甚至连科学家都曾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在后来成了可能的事情;而这两种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当下的一种时尚。但是无论如何, 科学知识的一切进步, 最终都在于对某些事件的不可能性所做的洞见。数理学家Edmund Whittaker爵士曾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无能原理" (impotence principle), 而卡尔·波普尔爵士也系统地提出了一种观念, 认为所有科学定律在根本上都是由禁令构成的, 也就是由一些宣称某事不可能发生的断言构成的;尤请参见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 1954).

2. 关于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 参见我以他为题所作的演讲;参见本章的星号注释。

3. Alfred Espinas在其所著Descartes et la morale, 2 vols (Paris, 1925)一书中, 尤其是在第二卷的开篇, 对那种就笛卡尔认识进路所作的最为广泛的诠释在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的意义进行了详尽且明确的讨论。关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对整个法国启蒙运动所起到的支配作用, 可参见G. de Rugiero,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R. G. Collingwood译(London, 1927), p. 21以及下文: "在18世纪, 几乎所有较高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解释者, 都属于笛 卡尔学派;其中包括科学家......和社会改革者, 他们把历史谴责成运 用和滥用非理性的博物馆, 并力图重构整个社会制度;当然, 他们当 中还包括法律专家, 而在这些法律专家的眼中, 法律是, 而且也必须 是一个可以从少量普适且不正自明的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体系。"

另请参见H. J. Laski, Studies in Law an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Haven, 1922), p. 20: "(对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来说)理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 它意味着把笛卡尔主义的原则运用于对人类事务的解 释的努力。理性主义把那种对根深蒂固的常识所作的不可否认的证明 视作当然的前提, 并且从这些前提中以逻辑的方式推导出它们所隐含 的结论。所有的哲学家都相信, 不论在何处, 这种常识都将导出相同 的结论:Ferney的哲人所认为的, 就是北京或美洲森林中的人士所认 为的。"

4. 对于这种态度, 笛卡尔本人是这样表达的, 亦即他在其所著 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一书第二部分的开篇所说的:"斯巴达的伟大并不在于它所拥有的法律中的每项特定规则的卓越, ......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些由一个人所制定的法律规则, 全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的目的。"最为典型的是, 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18世纪的统治者的运用;关于这个问题, 请参见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做的一段陈述。弗里德里希二世主张, 如果牛顿不得不与莱布尼茨和笛卡尔合作, 那么他就不可能设计出他的万有引力体系;同理, 如果政治体制不是单个人的心智的产物, 那么它也不可能把自己创造出来并维续下去。这段陈述转引自G. Küntzel所著的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rn(Leipzig, 1920)一书(vol 2, p. 64)。

5. 就此而言, ``pragmatic''(实用的)主要是Carl Menger在较早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表达法, 参见他所著的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n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Leipzig, 1882);该书由F. J. Nock译为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并由Louis Schneider(Urbana, Ⅲ., 1963)为此译本撰写了导论。可以说, 该书是早些时候对这些问题处理得最好的一部著作;

6. 关于笛卡尔对卢梭的决定性影响, 参见H. Michel, L' Idée de l' état(Paris, 1896), p. 66(其间还包括对早期论者的观点的引证);A. Schatz, L' Individualisme économique et social(Paris, 1907), p. 40以次; R. Derathé, Le Rationalisme de Jean - Jacques Rousseau(Paris, 1948);并请参见R. A。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Princeton, 1959 and 1964), vol Ⅰ, p. 114;他在该书中做出了极有见地的评论, 他指出, 对于卢梭来说, "除了活着的人的意志所创制的法律以外,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法律--这是他(卢梭)与包括基督教观点在内的许多观点的最大悖逆之处;这也是他在政治理论中做出的最重要的断言。"

7. 尤请参见R. S. Peters, The Concept of Motivation(London, 1959), p. 5: "人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他的行动并不是简单地指向目的;他 们也遵循社会准则和惯例, 而且人也与计算机不同, 因为他是因知道 规则和目标而行事的。例如, 我们把某些品性归于人, 如诚实、信用、 细心和吝啬等。这些术语, 与抱负、饥饿、社会欲求一样, 并不意指 一个人所意欲追求的那类目标;它们毋宁是指他施于他自身行为的那 类规章, 而不论他的目标为何。"
8. 参见拙著,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秩序原理》, London and Chicago, 1960), 尤请参见ch. 2.

9. J.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 1954), p. 241.

10. 参见我就``Economics and knowledge''("经济学与知识", 1936)与``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1945)所发表的演讲, 这两份演讲辞均重印在拙著之中: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London and Chicago, 1948)。

11. 当然, "大社会"这个表述在18世纪时已为人们所熟悉;就此而言, 可参见Richard Cumberland,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Nature, London, 1727, ch. 8, section 9, 亦可参见亚当·斯密以及卢梭的著作。在现代, 该表述则是经由Graham Wallas的使用而重新得到了人们广泛采用的, 当时他曾把这个术语用作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即The Great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 1920)。在本书中, 我们也将频繁地使用这个术语, 而其意义与我们所使用的卡尔·波普尔爵士的"开放社会"一词的含义相同。虽然晚近的一届美国政府曾把"大社会"用作一项政治口号, 但是它很可能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适当。
12. Lewis Mumford在为P. Mackenzie(ed), Planned Society(New York, 1937)一书所撰写的导论中(p, ⅶ)指出, "我们仍然不得不培育 Patrik Geddes有时称之为'同时性思维的技艺':亦即一种同时处理大量相关现象的能力, 并且把这些现象的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属性同时纳入一幅图式之中的能力。"

13. Jame Jo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 1961),

14. 也许时下对计算机的盲目热衷使得我们有必要指出, 无论它们整理输入进去的事实的能力有多大, 它们都无助于我们探明或确认这些事实。

15. 参见A. M. Carr - 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Oxford, 1922), p. 223: "人与人群因其奉行的习俗而接受自然的选择, 恰如他们因其精神 与生理特征而受到选择。在相邻群体之间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中, 那些 遵循最有利的习俗的群体要比那些奉行不那么有利的习俗的群体更具 优势。最有益处的习俗乃是那些把群体内的人数限制在一可欲的数量 之内的习俗, 而且人们也不难理解个中的原因--一旦这三项习俗 (堕胎、杀婴、禁欲)中的任何一项习俗得到确立, 那么, 通过一个自 然选择的过程, 人们就渐渐会在遵循该习俗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接近可欲人数的群体。"
关于这个基本观念的极为明确的阐释, 可见之于W. K. Clifford所撰写的两篇论文, 即``On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morals''(1873)和``Right and wrong:the scientific ground of their distinction''(1875);这两篇论文均重印在他的Lectures and Essays(London, 1879)论文集的第二卷中, 尤其是pp. 112-21和169-72。就此而言, 我们只能在这里征引其间最有关联的文字段落: "我们现在知道, 手段对于目的(end)的适应, 可以经由两种方 式达致:一是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二是经由一种智识的力量, 根据 这种智识, 一种关于目的的意象或观念乃先于手段的运用。在上述两 种情形中, 适应的存在, 可经由目的的必要性或效用而得到说明。然 而在我看来, 在这两种情形中, 以及在此后可能会为人所知的任何其 他情形中, 用purpose一词指称某些手段为之适应的目的, 都是较为方 便的, 除非根据目的的必要性对这种适应进行说明。关于"终极原因" 这个术语, 如果要保留的话, 只能在该术语的广义上加以使用, 而人 们也似乎不存在什么反对意见。因此, '设计'一词可以用来指称那种 经由智识而进行适应的特殊情形。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由于自然选择 过程已得到了理解, 所以purpose已不再是指给接受指令的人们的design , 除了人的力量有可能是独立的那些情况以外[p. 117]。从整体 上说, 这样一些部族生存下来了, 其间, 良知所允准的乃是那些趋向 于完善人作为公民之品格的行动, 从而也是那些有助于部族之存续的 行动。因此, 正是个人的道德良知, 才是纯粹直觉的, 尽管它们是以 部族经验为基础的:良知并不提供理由[p. 119]。我们关于正确与错 误的感觉, 乃源出于那种我们所能够观察的秩序[p. 121]。"

16. 参见A. M. Carr-Saunders前引书第302页:"精神品格所适应的乃是整个传统的(有别于自然的)环境。人最终是依社会组织的需求而被选择的, 并且随着传统在量上的增加, 也是依照吸收传统的能力而被选择的"。也请参见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New York, 1968), p. 13: "在形成各种各样的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社会并不做有意识的选 择。相反, 它们只是做无意识的适应或调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并 不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得到相同系列的外部条件, 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在 这些选择出现时都处于同样的阶段。出于各种各样的缘由, 某些社会 会以一定的方式去适应各种条件, 某些社会则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 适应它们, 而其他社会则根本就不去适应它们。适应并不是一种有意 识的选择, 而且那些组成社会的人也并不十分理解他们自己的所作所 为;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某个特定的选择会发挥作用, 即使这种选择对 外人来说显得极为古怪。"

进一步的文献, 请参见Alexander Alland, Jr,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NewYork, 1967)。
17. 这一关键的洞见, 早先由Adam Ferguson在其所著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cence(Edinburgh, 1792)一书中进行了讨论。在现代, 这个观点则是由Otto Jespersen在其所著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London, 1922)一书中(p. 130)首次做出强调的。Adam Ferguson在他的著作的第一卷第7页这样写道, "表述中优美的类推, 乃是与人的天分相适合的;而语法规则则正是建立在这种类推之上的。孩子们往往会受到类推的误导, 甚至在日常的做法实际上与类推相背离的地方, 他们仍遵循类推。因此, 当一个小男孩被问及他是如何得到他的玩具的时候, 他就会说'父亲给他买的'。"

18. )参见F. Heinimann, Nomos and Physis(Basel, 1945);John Burnet, ``Law and nature in Creek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ⅶ, 1893, and Early Greek Philosophy, fourth edition(London, 1930), p. 9;尤请参见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 and Princeton, 1945 and later), especially ch. 5.

19. 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London, 1767), p. 187:"民族偶然发现了制度, 而这些制度的确是人之行动的结果, 而不是任何人之设计的制品。"在为Ferguson这本书最新版本(Edin burgh, 1966)所撰写的导论中, Duncan Forbes指出(见该书第ⅹⅹⅳ页): "弗格森就像斯密、米勒(Millar)以及其他论者一样(但与休谟 不同[?]), 完全否弃了'立法者与开国者'的说法, 而涂尔干 (Durkheim)也认为, '立法者与开国者'乃是一种迷信, 而且这种迷 信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然而, 颇 为遗憾的是, 我们甚至在孟德斯鸠那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迷信。 ......立法者这一神话是在18世纪时因各种各样的缘故而兴盛起来的, 而摧毁这一神话, 或许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的社会科学最具有原创性 的、最具胆识的成就。"

20. 参见Sten Gagnér, it Studien zur Ideengeschichte der Gesetzgdrung (Uppsala, 1960), pp. 208 and 242。因此, 在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之间的争论中所牵涉到的全部含混之处, 看来都可以直接追溯至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这一错误的二分法。

21. 同上, p. 231;对Guillaume de Conches及其他的观点的讨论, 请参见:``Et est positiva que est ab hominibus inventa ut suspensio latronis. Natu ralis vero que non est homine inventa''。

22. Louis Molina, De iustitia et iure(Cologne, 1596 - 1600), tom. Ⅱ, disp. 347, no. 3:``naturale dicitur, quoniam et ipsis rebus, seclusa quacumque humana lege et decreto consurgit, dependetur tamen eb multiis circumstantiis, quibus variatur, atque ab hominllm affectu, ac aesimatione, Comparatione diversum usum, interdum pro solo hominum beneplacito et arbitrio''。而关于Molina, 可参见Wilhelm Weber, Wirtschaftsethik am Vorabend des liberalismus (Münster, 1959);以及W. S. Joyce, ``The economics of Louis Molina'' (1948), 未发表博士论文, Harvard Universify.

23.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Works (London, 1808) vol. 5, p. 437.

24. Johannes de Lugo, Disputationum de iustitia et iure tomus secundus (Lyon, 1642), disp. 26, section 4, No. 40: ``incertiutdo ergo nostra circa pretium iustum Mathematicum. . . provenit ex Deo, quod non sciamus detetminare '';亦请参见Joseph Hoffner, Wirtschaftsethik und Monopole im fünfzehnten und sechzehnten Jahrhundert(Jena, 1941), pp. 114 - 15.

25. 就像约翰·洛克所理解的那样。参见他的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1676)一书, ed W. von Leyden(Oxford, 1954): "所谓理性, ......我并不认为它在此处的含义是指那种构成了思想 之链以及推论证据的领悟能力, 而是指一些明确的行动原则, 正是从 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产生了所有的德性以及对于确当养育道德所必要 的一切东西。......理性与其说是确立并宣告这种自然法, 倒不如说是 在探寻并发现自然法。......理性与其说是自然法的制定者, 倒不如说 是自然法的解释者。"

26. 参见Joseph Kohler, ``Die spanische Naturrechtslehre des 16. und l7. Jahrhunderts'', Archiv für Rehchts -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 ⅹ, 1916 - 17, 特别是p. 235;尤请参见A. P. D'Entreves, Natural Law(London, 1951) pp. 51以次, 以及在第56页对"我们是如何突然间面对那种有意识地把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解释成该社会的组成者经由刻意的意志行为而达致的结果的教条"所做的评论。亦可参见John C H. Wu, ``Natural law and out common law,'' Fordham Law Rewiew, ⅹⅹⅲ, 1954, 21 - 2:"现代社会所盛行的那些思辩的、唯理主义的自然法哲学都背离子经院传统的正途。......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从几何学出发的。"

27. 有关Matthew Hale, 尤请参见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 1957), ch. 7.

28. 参见J. M. Guyau所做的极为重要的评论:La Morale Anglaise Contemporaine(Paris, 1879), p. 5: "边沁的弟子们把他们的老师与笛卡尔作了比较。笛卡尔曾经指 出, '给我物质和运动, 我就能创造世界';但是笛卡尔在这里所指的 仅仅是物理世界, 它是一件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作品......而边沁别 指出, '给我人的情感、欢乐和痛苦、悲伤和愉快, 我就能够创造一个 道德世界。我不仅能够创造出正义, 还能够创造出慷慨、爱国主义、 博爱精神和一切纯洁且崇高的、可爱或高尚的品德。'"

29. 有关埃德蒙·伯克通过汉诺威学者Ernst Brandes和A. W. rehberg而对德国历史学派形成的间接影响, 参见H. Ahrens, Die Recht sphilosophie order das Naturrecht, fourth edition(Vienna, 1852), p. 64, first French edition(Paris, 1838), p. 54;更为晚近的文献, 则请参见Gunnar Rexius, ``Studien zur Staatslehre der historischen Schul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vii, 1911;Frieda Brau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1966).

30. 参见Peter Stein, Regulae Iuris(Edinburgh, 1966), ch. 3.

31. 参见Paul Vinogradoff, The Teaching of Sir Henry Maine(London, 1904), p. 8:"他[梅因]主要是在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指导下展开法律研究的;而德国历史法学派则是围绕着萨维尼与艾希霍恩(Eichhorn)而形成的。《古代法》中对遗嘱、契约、占有等问题所做的专题讨论, 无疑显示了他对萨维尼与普赫塔的研究的追随。"

32. 有关社会人类学从18世纪与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及法律哲学家中发源的情况, 请参见卫E. E. Evans - Pritchard,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 1915), p. 23;以及Max Gluckman, Politics, 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New York, 1965), p. 17.

33. 此一方面的新近研究, 请参见J. W. Burrow, Evolution and Society: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Cambridge, 1966);Bentley Glass (ed), Forerunners of Darwin(Baltimore, 1959);M. Banton(ed), Darwin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London, 1961);Betty J. Meggers(editor for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Evolution and Anthropology:A Centennial Appraisal(Washington, 1959);以及C. C. 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Cambridge, Mass., 1951), 此外, 有关大卫·休谟对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所产生的影响, 尤请参见H. F. Osborn所撰写的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 second edition(New York, 1929), p. 217;F. C. Haber in Bentley Glass(ed), 上引书, p. 251。进化论的三个独立发现者查尔斯·达尔文、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赫伯特·斯宾塞, 都得到了社会理论的启示;关于这一事实, 亦可参见J. Arthur Thompson, ``Darwin's Predecessors'' in A. C. Seward(ed) Darwin and Modern Science(Cambridge, 1909), p. 19;有关达尔文, 尤请参见E. Radl, Geschichte der Biologischen Theorien, Ⅱ(Leipzig, 1909), p. 121.

亦可参见C. S. Peirce, ``Evolutionary love'' (1893), 重印于他的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C. Hartshorn and P. Weiss(Cambridge, Mass. 1935), vol 6, p. 29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仅仅是把政治-经济上的进步观扩展到了动物与植物生活的整个领域而已。"Simon N. Patten极为精彩地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全部论点, 请参见他的著作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hought(New York, 1899), p. xxiii:"正如亚当·斯密首先是经济学家、其次才是道德学家那样, 达尔文则首先是生物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Fredrick Pollock爵士的两段著名文字也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引用;其中的第一段出自Oxford Lectures and Other Discourses(London, 1890), p. 41: "进化论无非是一种被应用于自然事实之中的历史方法, 而这种历 史方法则不外乎是一种被应用于人类社会与制度之中的进化论。当查 尔斯·达尔文创立自然历史哲学(因为对于一种把关于有机自然界的知 识从一系列特定事实转化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观念来说, 它也应得到 '自然历史哲学'这一名称)的时候, 他是以一种与伟大的国际法专家 相同的精神进行工作的, 而且他的目的也与这些国际法专家的目标相 同。当然, 这些国际法专家并不关注达尔文研究的领域, 正如达尔文 也不怎么关注他们的领域一样。这些国际法专家们乃是在耐心地研究 历史事实的过程中, 为严谨且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奠定基础的。 我们对萨维尼的关注还不够, 或者说, 我们给予他的尊重还不够。我 们了解而且也尊重我们国家的伯克, 但是对他怎么尊重也不会过分。 萨维尼或伯克都是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 我 们也可以这样看待伟大的法国人盂德斯鸠, 然而他所具有的难以匹敌 的、而又光辉灿烂的才华却被整整一代形式主义者所遮蔽了。"
Fredrick Pollock爵士的第二段文字则出自于他所著的Essays in the Law (London, 1922), p. 11:"《古代法》与《物种起源》的的确确是同一个智识运动的不同分支的结果--亦就是我们将其与进化一词相联系的那个运动。"

语言学家August Schleicher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过"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这个说法;请参见他的著作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Weimar, 1867);也并可参见Max Müller, ``Darw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raser's Magazine, ⅶ, 1873, 662.

34. 的确令人颇感担忧的是, 在社会人类学方面, 进化论的某些最为热心的鼓吹者, 比如Leslie A. White的弟子们;他们通过把合理且"具体的"进化与上面所论的那种被他们称之为"普遍的"进化结合起来, 而可能会再一次使复活了的进化论认识进路名誉扫地:尤可参见M. D. Sahlins和K. R. Service, Evolution and Culture(Ann Arbor, Mich., 1960).

35. 参见C. H. Waddington, The Ethical Animal(London, 1960);T. H. Huxley and Julian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 - 1943(London, 1947);J. Needham, Time:The Refreshing River(London, 1943);and A. G. N. Flew, Evolutionary Ethics(London, 1967).

36. 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Louis Schneider(Urbana, Ⅲ., 1963), p. 95.

37. 就这一传统的源头而言, 人们很可能应当提到斯宾诺莎以及他所撰写的Ethics(Everyman edition, p. 187)一书中经常被引证的一句话, 即"自由人就是只按理性的命令生活的人"。

38. 伏尔泰,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哲学辞典》), 参见"法律"篇, in Oeuvres completes de Voltaire, edited by Hachette, tom. xviii, p. 432:"如果你想要好的法律, 那么就烧掉你现有的法律, 并去制定新的法律。"

39. R. A.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vol. 1(Princeton, 1959), p. 114.

40. Edmund Burke,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Preface in Works (London, 1808), p. 7.

41. 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edited by I. Berlin(London, 1956), pp. 28 and 141.

42. Hans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Berkeley, Cadlif., 1951), p, 141.
43. 转引自John Maynard Keynes, Two Memoirs(London, 1949), p. 97。

44. 参见J. Piaget,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London, 1929), p. 359:"孩子们首先会到处寻找目的, 然后才会去关注把目的界分为事物自身的目的(泛灵论)与事物之创造者的目的(人为论)"。

45. 就像我自己在过去追随先前的论者的时候所做的那样。有关我为什么现在认为这一表述极具误导性的原因, 请参见我的演讲辞 ``Kinds of rationalism'', 载于S. P. P. E.

46. 参见拙论文, ``The Primacy of the abstract''in A. Koestler and J. R. Smithies(eds), Beyond Reductionism(London, 1969).

47. 参见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London, 1949).

48. 参见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ed G. Lasson, third edition(Leipzig, 1930), 重印于Gesellschaft, Staat, Geschichte, edited by F. Bülow(Leipzig, no date), p. 317:"那种信奉抽象的观点就是自由主义, 但是具体的观点始终会优于自由主义, 因为自由主义在反对具体观点的斗争中始终落败"。在Hegel的Werke(Berlin, 1937), vol. 9中的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的相应位置, 或在Jubilaumsausgabe(Stuttgart, 1928, vol. Ⅱ, pp. 556 - 7)的相同地方, 却没有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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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 来自《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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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 来自《永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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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形势险左调稍敛 - 来自《人祸》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去看看 

第73章 - 来自《苍天在上》

即便是午觉,曲三春县长的习惯,也还是要舒舒服服地脱了衣服,躺到大床上,盖上厚厚的棉被,拉严实了窗帘,里外三道都不许出一点声音地睡。为了使这怎么也不可少的午觉睡好,他甚至午饭都吃得很简单,只是象征性地点上一点。等到午觉睡起后,再由老伴给炒上两三个菜烫上二两老白干,蒸上一个四两重的白面馍馍,最后再来一碗蛋羹,吃饱了,最后用手里剩下的一块馍用力擦去碗边蛋羹,去喂被他取名为“黑子”的那条大狗,悉心地摸着黑子那软软和和的肚子和奶头,笑着骂一句:“你狗日的今儿个又多吃多占了,去吧去吧。”便打着响响的饱嗝,慢慢地向县政府走去。……去看看 

第四编 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 第01章 财富增长状态的一般特征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绪言  在前三编中,我们已在本书篇幅所容许的限度内,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所谓静态理论(这一称呼巧妙地借自数学用语)。我们考察了大量的经济事实,考察了这些经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考察了生产额、劳动雇用额、资本额和人口数量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考察了地租、利润和工资是由哪些法则规定的;还考察了各种商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比率,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的。因此,对于一般认为是同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我们已有了概括的了解。我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弄清了有关这些现象相互依存关系……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