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下)

 《法律、立法与自由》

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与组织的规则

我们的一个主要论点认为,尽管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会始终共存,但是这两种秩序的原则仍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混淆起来。如果这一点尚未得到人们较为普遍的理解,那实是因下述事实所致:为了确定这两种秩序,我们必须依凭规则,然而这两种不同的秩序所要求的规则种类之间所存在的那些重要区别却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

在某种程度上讲,每个组织也必须依凭规则而非仅受具体命令之约束。组织之所以需要遵循规则的理由,实是与那种使一个自生自发秩序必须只依凭规则的理由完全相同:根据规则而非具体命令来指导个人的行动,有可能使任何人都无法从整体上拥有的知识得到运用。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只要其成员不是组织者的纯粹工具,那么,该组织经由命令所确定的就只能是每个成员所应履行的职能、所应达到的目的、以及应予采用的方法所具有的某些一般特征,而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交由个人根据他们各自的知识和技术去决定。

组织在这里遇到了任何试图把复杂的人之活动纳入秩序之中的努力所会遇到的问题:组织者肯定会希望个人以合作的方式去运用该组织者自己并不拥有的知识。只是在最为简单的那种组织中,人们才可以想象由单一心智支配所有活动的所有细节。然而,确凿无疑的是,任何人都不曾成功地对复杂社会中所展开的所有活动做到全面且刻意的安排。如果有什么人能够成功地把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完全组织起来,那么该社会也就不再需要运用众多心智,而只需依赖一个心智就足够了;再者,即使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这种社会也肯定不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而只是一种极端原始的社会-而那个以其知识和意志决定每件事情的心智,也很快就会变得极端原始。这是因为那些能够被纳入这样一种秩序之设计中的事实,只能是那些为这一心智所知道和领悟的事实;再者,由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决定采取何种行动并从中获得经验,所以也就不会存在惟一能使心智得以发展的众多心智之互动的状况。

那些支配一个组织内部的行动的规则,有着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们必定是履行组织所分派的任务的规则。它们的预设是,每个个人在一个确定的结构中的位置乃是由命令所决定的,此外,每个个人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仅取决于他在该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而且也取决于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为他所规定的特定目的。因此,这些规则所调整的只是政府任命的职能机构或执行机构的行动细节。

据此,组织的规则必定依附于命令,而且只能调整命令所未规定的事项。对于组织内部的不同成员来讲,这样的规则会依他们各自被分派的不同角色而有所不同,而且人们也必须根据组织命令所确定的特定目的来解释这些规则。在这样的组织中,如果特定命令不分派职责,也不确定所应追求的目的,那么完全抽象的规则就不足以告诉每个个人何者是他所必须做的事情。

与组织的规则构成对照,支配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则必定是目的独立的( independent of purpose )和平等适用的:即使未必对所有成员都同样适用,至少也要对整个成员阶层同样适用。一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见的那样,它们必须是那些适用于在数量上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人和事的规则。它们也必须由个人根据其各自的知识和目的加以适用;再者,个人对它们的适用亦将独立于任何共同的目的,而且个人甚至无须知道这种目的。

用我们所采纳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自生自发秩序立基于其上的一般性法律规则( the general rules of law )所旨在实现的乃是一种抽象秩序( an abstract order ),而该秩序所具有的特定的或具体的内容则是任何人所不知道的,也是任何人所不能预见的;然而,那些支配一个组织的命令和规则所服务的则是那些控制着此一组织的人所旨在达到的特定结果。规则所旨在维续的秩序的复杂程度越高,那些必须由指导全局的人所不知道的情势来决定的分立行动的范围就会越大,而且控制也就会越发依赖于规则而不是具体命令。一如我们所知,在最为复杂的组织类型里,由最高权力机构发布的命令所决定的只是具体职责的分派或一般目标的确定,然而这些职责的履行却只能由相应的规则加以调整。当然,这些规则对于分派给特定人士的职责来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相当具体的。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必须致力于实现一系列严格限定的且明确无误的具体目的;然而,只有当我们从这个规模最大的组织( 即政府 )转向整个社会的整体秩序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一种完全依凭规则且在性质上完全是自生自发的秩序。

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并不依赖于组织而是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演化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才达致了它所拥有的这种复杂程度,而且它所达致的这一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刻意建构的组织所能够达致的任何复杂程度。当然,那些使这种复杂秩序的发展成为可能的规则,事实上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根据人们对这一结果所做的预期而设计出来的;真实的情况毋宁是,那些因偶然的缘故而采纳了妥适的规则的人们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文明,此后这种文明又不断扩展到了其他族群。因此,那种因现代社会已变得如此复杂而主张我们必须刻意规划现代社会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也是在完全误解了这些发展进程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结果。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维续如此之复杂的秩序,所凭靠的并不是操纵或控制社会成员的方法,而只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亦即对那些有助益于型构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予以实施和改进的方式。

一如我们所见,人们不仅完全不可能在以组织替代自生自发秩序的同时,又欲求尽可能地运用其成员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而且也完全不可能在以直接命令的方式干涉自生自发秩序的同时,又达致对这种秩序的改进或矫正。显而易见,以这种方式将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混合在一起的做法,绝不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尽管用依附性规则( subsidiary rules )来补充那些支配一个组织的命令,并且把组织视作自生自发秩序的要素,都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用孤立且辅助性的命令来补充那些支配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助益,因为在这些孤立且辅助性的命令所涉及的活动中,人们的行动原本是由一般行为规则所指导的。这就是反对"干预"或"干涉"市场秩序之论辩的要旨所在。这些要求自生自发秩序中的成员采取具体行动的孤立的命令,之所以绝不可能改进而注定只能扰乱这一秩序,乃是因为这样的命令所指涉的只是相互依赖行动之系统的一部分,而大多数这种相互依赖的行动却是由只为诸行动者所知而不为管理机构所知的信息和目的所指导或决定的。自生自发秩序源出于每个要素对作用于它的一切因素所做的平衡以及每个要素对彼此间的一切行动所做的协调,然而,如果这些行动中有一部分由另一个机构依据不同的知识并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来决定,那么上述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因此,那种反对"干预"的一般论辩认为,尽管我们能够经由修正自生自发秩序赖以为基础的一般性规则而努力改进这种秩序,而且也能够用各种组织的努力来促成这种结果,但是我们却不可能以发布具体命令的方式来改进这种结果,因为这样的具体命令会完全扼杀其成员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

立基于上文的讨论,我们还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始终关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这两种规则是如何为两种全然不同的法律观念提供典范的;二是这种状况又是如何使那些运用同一个"法律"( law )术语的论者实际上却是在意指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个问题在下述两种观点间的冲突中可以说是最为凸显:一些论者认为法律与自由不可分离,[11]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法律与自由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在古希腊人和西塞罗[12]经中世纪[13]到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伊曼纽尔·康德等古典自由主义者[14]以及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直至19世纪及20世纪的许多美国政治家[15]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对于他们来说,法律与自由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然而,对于托马斯·霍布斯、杰里米·边沁、[16]众多法国思想家[17]和现代法律实证主义者来说,法律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的侵犯。在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所存在的这一明显的冲突,并不意味着他们达致了相反的结论,而只意味着他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法律"( law )这个术语。

关于"有机体"与"组织"这两个术语
本章所考察的两种秩序间的区别在过去已为人们做了相当普遍的讨论,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对其间所涉及的一些术语再做几点评论。自19世纪初叶始,"有机体"( organism )与"组织"( organization )这两个术语就一直被频繁地用于指称两种不同类型的秩序。由于我们反对采用"有机体"这个术语而主张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组织"这个术语,所以对这两个术语的历史做一些讨论也许是颇为必要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用有机体来类比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而这可以说是极为自然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机体乃是惟一一种尽人皆知的自生自发秩序。有机体的确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且它本身也显示出了其他自生自发秩序的许多特征。因此,从有机体论中借用诸如"增长"( growth )、"适应或调适"( adaptation )和"功能"( function )这样一些术语的做法,在当时也是颇为盛行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有机体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生自发秩序,因为它还拥有一些未必属于所有其他自生自发秩序的特性;因此,用有机体来类比所有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与其说是一种帮助,还不如说是极具误导性。[18]

把有机体与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区别开来的首要特性乃在于:在一个有机体中,大多数个别要素都占据着固定的位置,至少当该有机体成熟的时候,这些要素就会一直占据它们已获得的位置。一般而言,有机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种恒定的系统,它们由一定数量的要素组成,尽管其间的某些要素可能会被相等的新要素所取代,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会维续一种经由感观而易认知的空间秩序( an order in space )。因此,套用我们所采纳的术语来说,与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相比较,有机体乃是一种较为具体的秩序;因为就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而言,即使是要素的总量发生了变化,而且个别要素也改变了它们的位置,但是该自生自发秩序仍会得到维续。有机体秩序所具有的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具体特性,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反映出来,即它们作为独特的整体的存在,可以经由感官而直觉地认知到,但是抽象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结构秩序,通常只能经由心智而重构。

那种把社会解释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用来支持等级制的观点和威权主义的观点,然而更具一般性的自生自发秩序观念却并不支持这两种观点。的确,自 Menenius Agrippa在罗马平民首次分裂的事件中用有机体这个隐喻来论证一个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特权为正当以来,人们为了达到相似的目的,也肯定无数次地使用了这种隐喻法。有论者认为,应当根据特定要素所具有的独特的"功能"来分派它们所应占据的固定位置;而另有论者认为,与自生自发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抽象特性相比较,生物结构具有着更为具体的确定性;这两种观点业已明确表明,有机体的观念对于社会理论的价值是极有疑问的。此外,当有机体的观念被解释成一种人造的秩序或外部秩序时,它被滥用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秩序"这个术语本身;再者,这个观念还被不断地用来捍卫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的必然性以及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甚至还被用来捍卫特定个人所具有的既得地位;正是由于所有上述的缘故,有机体这个观念也就当然变成了一个颇具疑问的观念。

另一方面,"组织"这个术语的使用,只是相对晚近的事情。该术语在19世纪时主要是作为"有机体"这个术语的对应词而存在的:人们常常把它与"有机体"术语放在一起来表达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人造秩序"与"自生自发秩序"之间的那种区别[19];当然,我们在这里仍将用"组织"这个术语来指称一种人造的秩序或外部秩序。"组织"这个术语似乎只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才得到普遍使用的;康德在论及这个术语时曾经指出,"在最近展开的那个把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构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过程中,组织一词被频繁地而且相当妥适地用来指称地方行政机构乃至整个国家"。[20]这个术语后来成了拿破仑时代[21]的精神特征,并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圣西门主义者( the Saint Simonians )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22]之"重构社会"(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计划中的核心观念。在"社会主义"一术语得到普遍使用之前,"组织整个社会"(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s a whole )的说法,实际上乃是当时的人们用以指称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的一种公认方式。[23]这个术语在当时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它对于19世纪早期的法国思想所具有的作用,已为当时颇为年轻的欧内斯特·勒南( Emest Renan )所明确领悟到了;他在 1849年甚至把"科学组织人类"( a scientificorganization of mankind )的理想视作是表述"现代科学及其勇敢但却合理的宏大抱负的最为时髦的一个术语。"[24]

在英语中,"组织"一术语大约是在1790年的时候才得到普遍使用的;当时,这个术语乃是人们在表达"为实现一明确的目的而做的系统安排"之意思时所使用的专门术语。[25]但是,德国人却以一种特有的热忱采纳了这个术语;在他们那里,这个术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指称一种特殊能力的术语,而他们则坚信自己在这一能力上优于其他民族。后来,这个问题甚至导致了法国学者与德国学者之间的敌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打了一场有点滑稽的跨越战线的笔墨官司,就两个民族中何者更有理由声称拥有组织之秘诀的问题大动干戈。[26]

在本书把"组织"这个术语的含义限定为一种人造的秩序或外部秩序的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乃是它在社会学、尤其是以"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27]而闻名的理论中所形成的那种普遍用法。此一意义上的组织之观念,乃是对人之智力的力量的发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尤其是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一般态度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组织似乎成了人们能够刻意达致一种有助益于实现人之目的的秩序的惟一手段;当然,组织也确实是人们达到某些已知的且可预见的结果所可诉诸的一种明智而强有力的方法。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组织的发展是建构论所达致的诸多伟大成就之一,对组织之局限性的无视也同样是建构论所具有的诸多最为严重的缺陷之一。建构论所忽视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能够指导一个组织的心智的成长,以及组织在其间得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宽泛的秩序的成长,都依赖于它们本身对那些不可预见的情势的调适;第二,超越个人心智之能力的惟一可能性,就在于对那些创造了自生自发秩序的超人格的"自组织"力量( super-personal ``Self-organizing'' forces )的依赖。

注 释

1. 参见我的论文``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 载拙著:Studies in Philosophy ,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London and Chicago, 1967,以下简称S.P.P.E )。实际上,我之所以重新采用"秩序"( Order )这个颇令人讨厌的术语,最初完全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亦可参见拙著:The counter - Revolution of Science ( Chicago,1952 ),p 39:"如果社会现象除了经由刻意而被设计出来以外,就不会显现出秩序,那么,有关社会的理论科学也就的确毫无立足之地了,而且一如人们时常主张的那样,所存在的也就只是心理学上的问题了。"在最近的讨论中,论者也时常在我使用"秩序"( order )一术语的那种意义上使用"系统"( System )一术语,然而在我看来,"秩序"( order )仍不失为一个较为可取的术语。

2. 人们在政治理论中之所以通用秩序这个概念,其渊源似乎可以回溯到圣·奥古斯丁,尤请参见他的对话OrdO,载于J. P. Migne(ed)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c. lat. 32/47( Paris,1861-2 ),德文版 Die Ordnung, trans. C. J. Peel, fourth edition(Paderborn, 1966).

3. 参见 L.S.Stebbing,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Logic (London, 1933 ),p.228:"当我们知道一系列要素是如何得到安排的,我们也就有了推论的基础。"另请参见 Immanuel Kant, Werke(Akademie Ausgabe), Nachlass, vol 6, p. 669:"秩序就是彼此依法律所进行的合作"。

4. 参见 E. E. Evans - Pritchar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1951 ),p 49;亦可参见该书第19页: "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肯定存在着一致性和常规性的东西, 而且社会也必定拥有着某种秩序,否则社会的成员就不可能生活在一 起。完全是由于人们知道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中其他人期望他们采 取什么行为、又知道自己预期其他人采取哪些种类的行为,也完全是 由于人们会依照规则协调彼此的行为并只遵循价值观念的指引,所以 每个人或所有的人才能够干好自己的事情。人们之所以能够做出预测。 预料事件、并与他们的同胞和睦相处,乃是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我 们可以称之为系统或结构的形式或模式;而社会成员正是在这种模式 中,以及在与这种模式相符合的情况下,过自己生活的。"

5. 参见L. S. tebbing,上引书,p. 229:"在人们工作的场合,秩序最为明显"。

6. 参见J. Ortega y Gasset,Mirabeau o el politico(1927),in Obras Completas(Madrid,1947),vol. 3,p. 603:``Orden no es una presión que desde fuera se ejerce sobra la sociedad, sin un equilibrio que se suscita en su interior.''

7. 参见H. von Foerster and G. W. Zopf,Jr(eds)Principles of Self - Organization(New York,1962). 有关亚当,斯密预见到了控制论的主要概念的情况,可参见G. Hardin,Nature and Man's Fate(New York,1961), p. 54;and Dorothy Emmet,Function,Purpose and Powers(London,1958), p. 90.

8. 参见H. Kuhn,``Ordnung im Werden und Zeffall'',in H. Kuhn and F. Wiedmann(eds),Das Problem der Ordnung(Sechster Deustscher Kongress Für Philosophie),Munich,1960,publ. Meisenheim am Glann,1962),尤其是 P. 17.

9. 参见WemerJaeger,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trans. G. Highet,vol. 1,second edition(New York,1945),p. 110;有关"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把dikè的概念从城邦的社会生活转向自然领域......乃是哲学上的内部秩序观的雏形:因为dikè一词的原意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的确当秩序";另见该书第179页:"这样,宇宙机械论者的内部秩序 (cosmos),通过思想上的一种奇怪的倒退,反而成了人类社会中的eunomia模式。"也可参见同一作者的``Praise of law'',in P. Sayre(ed),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Legal Philosophies:Essays in Honor of Roscoe Pound(New York,1947),尤其是p. 358: "以此方式得到'论证'的世界,可以确当地以另一个取自社会秩 序中的术语来指称它,即'内部秩序' (cosmos);该术语最早出现在 爱奥尼亚哲学家的语言之中;经由采取这一步骤并将dikè的规则扩展 至整个实在世界,他们明确地揭示出了希腊法律思想的实质;他们也据此表明,希腊法律思想是以正义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

另见上引书第361页:"城邦[the Polis]赖以为基础的乃是法律。这样的法律并不只是律令,而是内部规则(nomos);内部规则的原初含义所意指的乃是所有为有关正确与错误方面的'活'习俗所尊重的规则";又见该书第365页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论述,即甚至在古希腊人对法律的信念崩溃的阶段,"内部规则(nomos)与内部秩序(cosmos)之性质之间的严格关系也没有受到普遍的质疑"。

然而,亚里土多德却把内部规则(nomos)与外部秩序(taxis)而不是与内部秩序(kosmos)联系起来,请参见Politics,1287a,18,尤其是 1326a,30:ho te gar nomos taxis tis esti。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源自内部规则(nomos)的秩序会超出秩序的安排者所能了解的范围,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战争中谁将来命令或指挥他的那些自高自大的群众呢? 或者说,谁会作它的传令使者呢?除非他有Stentor(荷马叙事诗Iliad中声音洪亮的传令使者)的肺活量。"在这样的人群中创造秩序,对亚里土多德来说,乃是一项只有诸神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其他的场合(Ethics,Ⅸ,x,§3),他甚至辩称说,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亦即一个拥有10万人的有序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10.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ited by E. Cannan,vol. Ⅰ,p. 421.

11. 参见G. Sartori,Democratic Theory(Detroit,1962),p. 306: "西方人在2500年的岁月中,一直都在法律中寻求自由......。[然 而)人们普遍对于用法律保护自由这种做法所具有的价值进行的怀疑, 却没有得到否证。事态之所以发展至此,其原因乃在于我们的法律观 念发生了变化;因此,法律不再能向我们提供它在过去确实给我们提供过的那种保护了。"

12. 参见Philo of Alexandria,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452,45, Loeb edition,vol. Ⅸ,p. 36:``hosoi de meta nomou zosin, eleuterio''. 有关古希腊的自由,尤可参见Max Pohlenz,The Idea of Freedom in Greek Life and Thought(Dordrecht,1962). 关于西塞罗以及古罗马人的自由观念的一般文献,请参见U. von Lübtow,Blüte und Verfall der romischen Freiheit (Berlin,1953);Theo Mayer - Maly,``Rechtsgeschichte der Freiheitsidee in Antike und Mittelater'',O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Cfür offentliches Recht,N. F. Ⅵ,1956;and G. Crifo,``Su alcuni aspetti della 1ibertàin Roma'',Aechivio Guridico `Filippo Serafini',sesta serie,xxiii,1958.

13. 参见R. W. Southern,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1953),p. 107以次: "对那些不是由规则支配而是由意志支配的东西的仇恨,在中世纪 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人们在自由上达到的程度越高,受法律支配 的行动领域也就越为宽泛,进而受意志支配的行动范围也就越小。 ......法律并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自由的范围则是由各种各样在我 们的时代缓慢演进的法律所描述出来的。......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 下层人士,都是通过坚持扩大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数量来寻求自由的。 ......只有当自由的质量是通过与骑士、市民、贵族的地位联系在一起 而得到阐明的时候, 自由的质量才能得到人们的观察、分析和评估。 ......自由乃是法律的造物,而法律则是行动中的理性;正是理性创造 了人,一如我们应当指出的那样,理性也终于人自身。无论是约翰王的暴政,还是魔鬼的暴政,都是法律缺席的表现。"

14. 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也许是Adam Ferguson,请参见他的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Edinburgh,1792),vol. 2,p. 258以次: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一如该术语的起源所意指的那样,并 不是对一切约束的豁免,而毋宁是最为有效地对一个自由国家中的所 有成员施以每一项公正的约束,而不论他们是执政者还是臣民。 惟有在公正的约束之下,每个人才是安全的,并且也不可能受到 侵犯:无论是他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还是他的无害行为的自由, 都不会受到侵犯。......建立一个公正而有效的政府,是市民社会的所 有条件中,对自由最具根本性的条件:即如果每个人所置身于其间的 政府强大到了足以保护他的地步,那么人们就可以确当地说他是自由 的,而与此同时,这个政府还须受到充分的约束与限制,以防止它对这种权力的滥用。"

15. 据说Daniel Webster就说过这样的话,即"自由乃是法律的造物,它与得到授权的放任自由截然不同,因为这种放任自由会践踏权利";据信 Charles Evans Hughes也说过这样的话,即"自由与法律乃是一:不可分割且紧密相伴"。上个世纪有许多大陆法学家都说过类似的话,例如Charles Beudant,Le Droit individuele et l' état(Paris,1891),p. 5:"法律,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自由的科学。"此外,还有KarlBinding,他在某一论著中辩称,"法律就是关于人之自由的秩序"。

16. 参见J. Bentham,``Principles of thecivil code'',in Theory of Legislation,edited by C. K. Ogden(London,1931),p. 98:"除非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否则就不可能制定法律"。又请见Demntology(London and Edinburgh,1834),vol. 2,p. 59: "没有几个术语比自由及其衍生语义更可恶的了。如果它的含义不 是指纯粹的奇思怪想和教条主义,那么它指的就是好政府;如果好政 府曾有好运在公众心目中占据着自由所一直占据着的那个位置的话, 那么,那些玷污并阻碍了政治改革的罪行与蠢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 了。自由的一般定义-亦即自由是指做法律并不禁止的一切事情的 权利-表明,在日常言说或写作的时候,人们在用词时是极其粗心 大意的;这是因为,如果法律是恶法,那么自由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如果法律是善法,那么自由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善法都有一个明确的 且可以理解的含义;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显然合适的手段而追求显然有益的目的的。"

17. 就此而言,可以参见Jean Salvaire Autoritéet liberté(Montpellier, 1932),p. 65以次,他论辩道,"自由的完全实现,事实上,无非就是法律的完全取消。......法律与自由是相互排斥的"。

18. Edmund Burke,``Letter to W. Elliot''(1795),in Works(London, 1808),vol. 7,p. 366: "在自然机体与政治机构之间所做的这些类比,尽管有时可以用来 作为说明论据的事例,但是却无法为自身提供论据。在一种貌似有理 的哲学的幌子之下,这些类比却当我们国家因紧急状况而召唤人们作 出努力的时候,常常被有些人用来为那种囚懒惰和怯懦而造成的绝望寻找借口,并且也常常被用来为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寻找托辞。"

19. 对"有机体"与"组织"进行对比的典型用法,请参见Adolf Wagner,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Ⅰ. Grundlagen der Volkswirtschaft(Leipzig,1876),§§149and 299.
20. 参见Immanuel Kant,Kritik der Urteilskraft(Berlin,1790),Part 2,sectionl,§65n. :"因此,在最近展开的那个把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构成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过程中,组织一词被频繁地而且相当妥适地用来指称地方行政机构乃至整个国家"。

21. 参见H. Balzac, Autre étude de femme, in La Comédie Humaine, Pleiade edition,vol. 3,p. 226:"例如,组织是帝国时代的用词,它笼罩了整个拿破仑时代。"

22. 例如,可参见由H. de Saint Simon与Auguste Comte编辑的杂志,而这本杂志的名称就是Organisateur;该杂志重印于Oeuvres de Saint Simon et d' Enfantin(Paris,1865-78),vol. 20,尤其是p. 220;在这里,该书的宗旨被描述为"给19世纪烙上组织的印记"。

23. 尤请参见Louis Blanc,Organization du travail(Paris,1839),以及H. Ahrens,Rechtsphilosophie,fourth edition(Vienna,1852);有关"组织"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咒语的论述,亦可参见Francis LieDer, ``Anglican and Gallican liberty''(1848),in Miscellaneous Writings(Philadel phia,1881),vol 2,p. 385: "法国天主教的自由观期望从组织中得到一切东西,而英国国教的 自由观则倾向于发展。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制度的改进与 扩展在法国是如此之小;但是,当人们试图改进制度的时候,(在法国 就意味着)完全消除先已存在的事物状态-意味着一切重头来过 -亦即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进行重新探讨。"

24. 参见Ernest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1890),in Oeuvres compltés(Paris,1949),vol. 3,p. 757:"科学地组织人类,乃是现代科学的胜利;而这就是科学所具有的宏大且合理的抱负。"

25. 参见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然而,"组织"(organization)这一词条表明,约翰·洛克早就使用过这个术语。

26. Jean Labaie (ed),L'Allemagne, a - t - elle le secret de l'organisation?(Paris,1916).

27. 参见Dwight Waldo,``Organization theory:an elephantine proble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XXX,1961,而且重印于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of the Society for General System Research,Ⅶ 1962,该年鉴的前一卷收录了一系列有关组织理论的文章,这一选编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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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向 - 来自《第三波》

从1974年到1990年间,在几乎30个国家的民主化,及在另外几个国家的自由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基本问题之上。这些民主化是持续的和不断扩展的“全球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吗?这场民主革命会最终席卷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吗?或者说,只是一个有限的民主扩张?即只是在过去有过民主经验的多数国家重新引入民主?如果第三波终止与一旦会出现一个重大的第三波回潮,这种回潮将会消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民主的许多收获吗?会回归到民主化的谷底吗,当在这个谷底中,在世界上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国家有民主政府?社会科学不能给这些问题提供可靠的……去看看 

山本五十六年表 - 来自《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

1884年4月4日 生于新县长冈,为旧日本武士高野贞吉之第六子。   1901年11月 进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   1904年11月4日 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以海军少尉候补生身份参加日俄战争。   1905年5月27日 在“日进”号战舰参与日本海海战时负伤,左手手指被炸掉两根。   1905年8月31 日授海军少尉衔。   1906年4月1 日根据日本海海战中的表现,被授予六等功勋单光旭日勋章、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从军纪念章。   1907年8月5日 入海军炮术学校。   1907年9月28 日授海军中尉衔。   1907年12月16 日海军炮术学校……去看看 

第廿一章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 - 来自《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一节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   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拓展了各种新的生活空间领域,或者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如果举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识的日趋自觉,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旅题材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敌我斗争意识的艺术表现转向了对军人深层个……去看看 

第05部分 “一切皆流”的宇宙观 - 来自《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5.1 “一切皆流”的直观   以弗所(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城市Ephesus)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走进那个笼罩着阿那克西曼德的生成问题的神秘夜色里来了,并用神圣的闪电照亮了它。他喊道:“我凝视着‘生成’(becoming),还没有人如此仔细地凝视过事物的这永恒波浪和节奏。我看到了什么?合规律性,永不失堕的准确性,始终如一的法则常规,审判着一切违背法则的行为的复仇女神,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公义以及服务于它的有如魔法一般的常存自然力量。我看到的不是对被生成之物的惩罚,而是对生成的辩护。什么时候罪孽和堕落会发生在坚定的形……去看看 

系统化的企业家精神 - 来自《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1"企业家",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800年左右这样说过:"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但是萨伊的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企业家"是谁。而且自萨伊创造这个术语200年以来,人们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一直混淆不清。例如,在美国,企业家往往指创建自己的、新的小企业的人。事实上,最近盛行于美国商业学校的"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就源自30年前的"如何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课程,这二者在许多方面并无显著的不同。但是并不是所有新的小型企业都是企业家的,或代表企业家精神。夫妇俩在美国的某郊区开了一……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