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化中的法律概念

 《法律、立法与自由》

从规则中不能推论出何谓正义, 相反, 规则渊源于我们关于何谓正义的知识。——尤里乌斯·保罗

法律先于立法

立法, 即以审慎刻意的方式制定法律, 已被论者确当地描述为人类所有发明中充满了最严重后果的发明之一, 其影响甚至比火的发现和火药的发明还要深远了。[1]然而, 法律本身却从来不是像立法那样被“发明”出来的, 因此与这种法律不同, 立法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要相对晚出一些。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善所需要的工具, 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 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立法向人类开放出了诸多全新的可能性, 并赋予了人类以一种支配自己命运的新的力量观或权力观。然而, 那些关于谁应当拥有这种权力的讨论, 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即这种权力应当扩展至多大范围。只要我们还以为这种权力只有被坏人操纵时才会产生恶果,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 它仍是一种极度危险的权力。[2]

那种在强制性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 无疑是与社会相伴而生的;因为只有服从共同的规则, 个人才可能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人和平共处。[3]早在人类的语言发展到能够被人们用来发布一般性命令之前, 个人便只有在遵循某个群体的规则的前提下, 才会被接纳为该群体的一员。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样的规则也许还不为人所知道且有待发现, 因为从“知道如何”(knowing how)0.2行事[4]或者从能够辨识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公认的惯例, 到能够用文字陈述这类规则,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 发现并陈述那些已为人们公认的规则(或详尽阐释那些一旦为人们所遵循便会被认可的 规则)乃是一项需要特殊智慧的任务, 然而却还没有人认为法律是人们可以任意创制的东西。

直至今天, 我们仍然运用同一个术语即``law''(法律或规律)来同时指称下述两种规则:一是那些支配自然界的恒定不变的规则, 二是那些支配人之行为的规则;当然, 这种做法绝对不是偶然的。无论是自然界的规律还是人类社会的法律, 最初都被认为是某种独立于人之意志而存在的东西。虽然原始思维的拟人化取向往往会使当时的人们把这两种law都归之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造物, 但是它们却仍然被奉为永恒的真理:人只能努力发现它们, 而不能改变它们。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有关支配人之行动的所有法律都是立法的产物的观点, 其正确性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 那种关于法律先于法律制定(law-making)或立法的论辩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一种吊诡的性质。然而, 毋庸置疑的是, 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 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那种认为人类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的观点的出现, 不太可能早于古希腊时代, 甚至就在那个时代, 这种观点也因其他思想的发展而被淹没了;直到中世纪晚期, 这一观点才重新凸显出来, 并且逐渐赢得了较为广泛的赞同。[5]这种信念在当下所盛行的形式乃是所有的法律都是、能够是、也应当是立法者随心所欲发明的产物;但是, 这种观点在事实上却是一种谬误, 亦即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一个谬种。

一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见的那样, 那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立法者意志的产物的整个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观点, 就是建构论所特有的那种意向论谬误(the intention list fallacy)的一个结果。它深陷于那些“人类制度设计理论”之中;而一如我们所知, 这些设计理论与我们关于法律和大多数其他社会制度之进化过程的知识是完全不相融合的。

我们关于前人类社会和原始人类社会的知识, 使我们就法律起源和决定因素等问题揭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人类制度设计理论所设定的认识路径, 因为那些人类制度设计理论把立法者的意志视作是法律的起源。尽管实证主义教条还与我们关于我们法律历史的知识大相抵触,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史却是在一个极晚的进化阶段才开始的, 所以我们很难澄清它们的真正起源。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假设, 人依凭其智慧业已设计出了或完全有可能设计出整个法律规范系统或道德规范系统;而如果我们希望把自己从这一假设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那么我们就应当首先对原始社会生活甚至前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做一番考察。

就此而言, 社会理论当可以从两门新兴的学科即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两门学科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以18世纪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最早提出的那种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在法律领域, 这两门新兴的学科更是进一步证实了爱德华·科克、马休·黑尔、大卫·休谟、埃德蒙·伯克、F. C. 冯·萨维尼、H. S. 梅因和J. C. 卡特的进化论观点, 而完全与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杰里米·边沁、约翰·奥斯丁的唯理主义建构论或从保罗·拉班到汉斯·凯尔森那些德国实证主义法学家的观点相反对。

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启示

有关行为的比较研究已为人们揭示和廓清法律进化的问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其要点可以表述如下:首先, 这种研究业已表明, 早在行为规则能够被人用文字加以表述以前, 个人就已经学会了遵循(并实施)这些规则;其次, 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渐渐形成, 乃是因为它们使整个群体的活动构成了一种秩序;尽管这种秩序是个人行动之常规性的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把它与其所遵循的那些规则明确地区别开来, 因为正是这种作为结果的行动秩序所具有的功效, 将决定那些遵循某些行为规则的群体是否会胜出而存续下去。[6]

一如我们所知, 人类在大约一百万年的岁月里都是生活在由共同的行为规则凝聚而成的群体之中的, 而人类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完成了演化成人的过程并培育出了人的理性和语言;再者, 理性和语言的最初用途之一必定是用来传播和实施这些业已确立的规则的;鉴于这两个事实, 我们极有必要在讨论这些行为规则逐渐被形诸于文字的问题之前, 首先对那些只在事实上为人们所遵循的规则之进化问题进行探究。我们竟然在进化水平极低级的动物中也发现了那种以极为复杂的行为规则系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尽管在这些较低级的进化水平上, 大多数规则很可能都是先天的(或经由遗传而传播的), 且极少的规则是习得的(或经由“文化”而传播的), 但是对于我们此处的讨论来说, 这种差异则是无甚要紧的。现在可以十分肯定的是, 就高级的脊椎动物而言, 学习在传播这些规则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新的规则可以在较大的群体之间得到迅速的传播, 并使分立的群体产生独特的“文化”传统。[7]但是同样毋庸置疑的是, 人类不仅一直受着习得的规则(learned rules)的指导, 而且至今还受着某些先天性规则(innate rules)的指导。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乃是习得的规则和它们的传播方式;但是在探讨行为规则与作为结果的整个行动秩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时候, 我们所必须处理的究竟是习得的规则还是先天性规则, 或者(一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这两种规则是否会产生相互作用, 可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有关行为的比较研究表明, 在许多动物社会中, 优胜劣汰的进化(selective evolution)过程已然形成了受这样一些行为规则支配的高度仪式化的行为模式, 它们能够减少暴力和其他耗力过大的调适方法, 从而确保一种和平的秩序。这种秩序往往是以那种对地盘范围或“产权”所做的界分为基础的, 而这种界分的作用不仅在于消除不必要的争斗, 甚至还在于以“预防性的”手段替代“抑制性的”手段来控制自身数量的增长, 比如说它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即未占据地盘的雄性动物不得进行交配与繁殖。我们还频繁地发现, 在高级动物的复杂秩序中, 只有最强壮的雄性动物才能够进行生殖繁衍。有一位研究动物社会的论者曾论及淡水小龙虾的“财产所有权的精微体制” 以及维护这一体制的礼仪性演示[8];而另一位论者则在结束他关于知更鸟争斗的描述时指出, “胜利并不属于强者, 而属于正义的一方——正义的一方当然是产权所有者”[9];至关紧要的是,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有关动物社会的文献的论者会在看到上述两种说法时认为它们只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

正是通过上述诸项研究, 迷人的动物世界才一点一点地展示在了我们的眼前。[10]然而,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再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而必须把我们的关注重点转向对那些与生活在由各种规则支配的群体中的人紧密相关的问题的讨论, 亦即人在逐渐培育理性和语言并运用它们来传播和实施这些规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就此而言, 我们只要认识到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人类社会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规则, 它们不仅承担着一种为维续某群体所必需的功能, 而且也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实施, 尽管它们从来就不是“发明出来的”, 从来就没有形诸于文字, 也从来不具有一种为任何人所知道的“目的”。

此一意义上的规则, 意味着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偏好或倾向, 它呈现于我们所谓的惯例[11]或习俗之中;因此, 这样的规则乃是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规则未必呈现于每个单项行动之中, 而只会存在于大多数行动之中。任何一项这样的规则在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 都一定会与其他的规则或倾向并与特定的驱动力相结合, 而且还常常会与它们发生竞争;再者, 一项规则是否会在一个特定的情势中胜出, 将取决于它所指向的那种倾向所具有的力量以及同时也在发挥作用的其他倾向或驱动力所具有的力量。在即时性欲求与那种固有的规则或抑制力量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 而这一点已在对动物的观察中得到了明证。[12]

这里必须予以特别强调的是, 高级动物所具有的这些偏好或倾向往往会具有一种高度一般的或高度抽象的特性, 亦即是说, 它们所指向的乃是一类范围极为宽泛的行动, 尽管这些行动在细节上可能会极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讲, 它们肯定会比极不成熟的语言所能表达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抽象。为了理解那些长期被遵循的规则逐渐得到阐释或阐明的过程, 我们就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 即抽象远非语言的产物, 因为它们早在心智发展出语言之前就已经为心智所获致了。[13]因此, 这些既支配行动又支配思想的规则的起源和功能的问题, 乃是一个与它们如何被人们渐渐地以文字的方式予以阐明的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 即使在今天, 那些以文字的方式得到阐明而且能够经由语言而传播的规则, 也只是那个支配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之行动的整个规则系统的一部分。举例而言, 我本人就怀疑是否有人曾成功地阐明过“公平竞技”(fair play)这个说法中所隐含的全部规则。

阐释或阐明惯例的过程

立基于上文的讨论,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即使是一个部落的头人或酋长为维续秩序而做出的那种最早的刻意努力, 也必须被视作是发生在一个给定的规则框架内的事情, 尽管这些规则只是作为一种“知道如何”(knowledge how)行事的知识、而不是作为那种可以用如此这般的术语予以表明的“知道那个”(knowledge that)的知识而存在的。语言当然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被用来传播这些规则, 但它也只是作为一种手段, 用以表明特定情势中所要求的或所禁止的特定行动。正如学习语言本身的过程那样, 个人不得不通过模仿那些符合语法规则的特定行动来学习依照语法规则运用语言。只要语言的发展还不足以表达一般性规则, 就不存在任何能够传播这些规则的其他方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一般性规则在这一阶段并不是以阐明的形式存在的, 然而它们却无论如何在它们支配行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那些最早尝试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一般性规则的人并没有发明新的规则, 而只是努力表达他们早已熟悉的东西。[14]

尽管以上所述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极为陌生的, 但是有关语言往往不足以表达心智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完全能够考虑到的因素的事实, 或者, 有关我们常常不能够用文字来传播我们完全知道如何实践的东西的事实, 却在诸多领域已为人们明确认识到了。[15]这种情况乃与这样一个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 即支配行动的规则常常要比语言尚能表达的任何东西更一般且更抽象。这种抽象规则是通过模仿特定的行动而习得的, 因为通过模仿, 个人“经由类推”而获得了在其他场合根据同样的原则行事的能力, 尽管他根本无力把这些原则当做原则加以陈述。

就我们的讨论而言, 这意味着, 不仅在原始部落中, 而且也在较为发达的社会中, 酋长或统治者都会用他的权力去实现两个颇为不同的目的:第一, 他会用他的权力去传播或实施他认为业已确立的行为规则, 尽管他有可能并不怎么知道这些规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也可能不知道做什么事情须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循;第二, 他也会用他的权力去发布命令, 要求人们采取在他看来对于实现特定的目的所必要的行动。人们始终拥有着自己的活动范围, 而只要个人遵循这些为人们所公认的规则, 酋长或统治者就不得干涉为个人所拥有的那种活动领域,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 比如狩猎、迁徙或战争的场合, 酋长或统治者就不得不以命令的方式来指示或要求个人采取特定的行动。

上述两种用以实施权力的方式所具有的不同特征, 甚至在较为原始的社会里也会呈现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 即在前述第一种情况下, 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可以被质疑,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其合法性则不得质疑;这是因为酋长或头领要求采取特定行为的权利取决于人们对某一相应的规则的普遍承认, 而他对一次联合行动的参与者所发布的指令则取决于他的行动计划以及为他所知道而未必为他人所知道的特定情势。可能正是对上述第一种类型的命令做出正当性论证所具有的必要性, 才导使人们努力去阐释或阐明这种命令所旨在实施的那些规则0.3。用文字来表达规则所具有的这种必要性, 还可能会在需要酋长或头领去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产生。把业已确立的惯例或习俗明确表达为一项成文的规则, 其目的乃在于求得人们对该项规则之存在的同意, 而不在于制定一项新的规则;而这种做法只能够对人们在实践中明确知道的东西做一种不充分的且只是部分的表达。

把确立已久的惯例用文字逐步加以阐明的过程, 必定是一个缓慢且复杂的过程。[16]人们最初在用文字表达大多数人于实践中遵循的惯例的方面所做出的那些相当笨拙的尝试, 一般来讲, 甚至在仅仅表达或详尽表达个人在决定其行动时切实考虑到的因素的方面都无法取得成功。因此, 这些未阐明的规则(the unarticulated rules)总是要比文字程式所能成功表达的东西包含有更多或更少的内容。另一方面, 阐明规则的努力也常常会因“直觉的”知识无法为某一特定问题提供一明确答案而成为必要。因此, 阐明规则的过程有时也会在实际上(尽管是非意图地)生产出新的规则。但是, 阐明的规则(the articulated rules)却不会因此而完全替代未阐明的规则, 而只能在一个尚未阐明的规则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并得到理解。

尽管阐明先已存在的规则的过程会因此而常常导致这些规则系统内部的变化, 但是这却不会影响人们所持有的这样一种信念, 即那些阐释规则的人所做的不过是发现和表达业已存在的规则, 而且他们也只有权如此行事。尽管作为一种易犯错误的动物, 人在担当这一任务的时候常常会误入歧途, 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随意选择的自由。因此, 这项任务被认为是一项发现某种业已存在的规则的任务, 而不是一项创造新规则的任务, 尽管如此努力的结果可能会创造出某种在以前并不存在的规则。

以上所述即使在下述场合中仍是有道理的, 即那些被要求对纠纷进行裁决的人被迫对人们在此前并不依其行事的规则给出阐释的场合;毫无疑问, 事实也往往如此。这些人所关注的不仅是一个规则系统, 而且也包括那个因遵循这些规则而形成的行动秩序:这个秩序乃是人们在一个持续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发现的, 而且对这个秩序的维续也需要人们遵循某些特定的规则。显而易见, 要维续那个所有公认的规则都旨在为之服务的现存的行动秩序, 还需要有某种其他的规则以解决这些公认的规则未能提供答案的纠纷。在这个意义上讲, 一种从任何角度来说都还不存在的规则, 仍有可能“隐含于”现存规则的系统之中:这倒不是说它可以用逻辑的方式从现存的规则中推导出来, 而毋宁是说, 如果其他的规则要达到它们的目标, 就还需要有一种附加的规则 (an additional rule)做支援。

事实性规则与规范性规则

在我们必须处理未阐明的规则的场合, 一种在阐明的规则方面原本似是极为清楚且明显的区别则会变得不再那么清楚了, 有的时候甚至还可能无法对它们做出界分。认识到这一点,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而这就是在描述性规则(descriptive rules)与规范性规则(normative rules)之间的区别:前者宣称事件(包括人之行动)的某些序列会有规则地重现, 而后者所陈述的则是这些序列“应当”发生。从人们在意识完全不及的状态下遵循这种未阐明的规则到人们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的渐变过程中, 很难说上述区别究竟是在哪个特定阶段开始具有意义的。一种阻止一个人或一只动物采取某种特定行动但却为他或它所完全不意识的先天性抑制力量, 是否是一种“规范”(norm) 呢?或者说, 这种抑制力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被视为一项“规范”呢?这些情况至少包括:一、一个观察者能够看到一种欲求与一种抑制力量发生冲突的方式(这种情况颇类似于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所描写的狼的事例:他在描写狼的态度的时候这样写道, “你可以看出它很想咬它的对手伸出来的喉咙, 但是它恰恰不能这样做”[17];二、这种抑制力量在一种特定的驱动力与“人不应当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感觉之间导致了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三、这种感觉被形诸于文字(即“我不应当”)但却依旧只适用于表达者本人;四、这种感觉虽还未被阐明为一项成文规则, 但却为该群体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并致使他们在这种感觉遭违反的时候做出反对的表示甚或采取阻止和惩罚的做法;五、这种感觉被一个公认的权力机构所实施或被它用文字的方式规定下来。

人们一般认为, 那种通常被认为是“规范”所具有的并致使规范归属于一个不同于事实陈述的话语范畴的具体特征, 只属于阐明的规则, 而且只是在阐明的规则的情况下, 人们才可能提出有关他们是否应当遵守这些规则的问题。如果这种规则只是在事实上(无论是始终一致还是在大多数场合)为人们所遵守, 而且对这种规则的遵守也只能根据事实性行为加以确认, 那么它们就会与描述性规则毫无差异;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 亦即一种我们可以从我们所遵循的东西当中推知其作用的倾向或抑制力量。如果这种倾向或抑制力量是由一项阐明的规则所产生的, 那么它对事实性行为的影响还仍然只是一个事实而已。对于观察者来说, 指导一个群体中的个人行动的规范, 乃是他所认识到的事件之决定因素中的一部分, 而且也是使他能够解释他所发现的整个行动秩序的一部分。

当然, 这井没有改变这样一种情况, 即我们语言构造的那种规定性使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只含有事实描述的陈述中有效地推断出一个有关应然的陈述。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从上述情况中推出的结论, 并不都是确信无疑的, 因为它所表明的只是人们不可能仅从一个事实陈述中推出有关确当的、可欲的或权宜的行动的陈述, 也根本不可能从中推出是否应当采取行动的任何决定。只有当某个目的在被认为是可欲的同时, 其论辩又采取“如果你想要这个, 你就必须做那个”的形式, 人们才能够从有关实然的陈述中推出有关而然的陈述。但是. 一旦人们把这样一种有关可欲的目的的假设包含在相关的前提之中, 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这些前提中推论出各种规范性规则了。

对于原始人的心智来说, 在能够达致某一特定结果的惟一方式与应当达致这一结果的方式之间是不存在任何明确界分的。有关因果的知识与有关行为规则的知识, 也没有能够得到界分, 因为当时只存在一种有关人们为了达致任何结果而必须采取的惟一的行动方式的知识。对于学习加法或乘法的孩子来说, 应当采取的方式也就是获得被预期的结果的惟一方式。只是当他发现, 除了人们教给他的那些方式以外,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使他得到他所欲求的结果的时候, 有关事实的知识与该群体中业已确立的行为规则之间才有可能发生冲突。

在一切有目的的行动与规范指导的行动之间的区别, 只存在于下述情形之中:就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有目的的行动而言, 我们假设行动者知道其行动的目的, 而在规范指导的行动方面, 行动者之所以把一种行事方式视为是实现某个预期结果的可能方式而把另一种方式视为是不可能的方式的原因, 则往往是他本人所不知道的。然而, 把一种行动视作是确当的而把另一种行动看成是不确当的, 也同样是一个对何者更为有效的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所导致的结果, 而不论它是那种产生了个人所欲求的结果的特定行动所造成的后果, 还是有助于或无助于整个群体之正常运行的那种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因此, 一个群体中的所有成员之所以在做某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都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 往往不是因为只有依此方式, 他们才能够实现他们所意图的结果, 而毋宁是因为他们只有依此方式行事, 那个使个人行动有可能取得成功的群体秩序才会得到维续。该群体之所以得以存续, 也许只是因为它的成员发展并传播了一些使该群体在整体上比其他群体更富成效的做事方式;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他们之所以依照特定的方式来做特定事情的原因, 则是该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所无须知道的。

在某个特定的人群之中存在着规范乃是一个事实;这一点当然不曾为人们否认过, 受到质疑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 即人们可以从规范在事实上为人们所遵守这个情势中得出结论说, 这些规范应当得到遵守。当然, 只有当人们以默会的方式假设他们欲求其群体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 上述结论才是可能的。换言之, 如果该群体的继续存在被认为是可欲的, 甚或该群体作为一个实体且以一定的秩序在未来的存续也被预设成一个事实, 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某些行为规则(未必是现在得到遵守的所有的规则)必须得到该群体成员的遵守。[18]

早期的法律

我们现在应当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所有早期的文明中发现一种诸如“米堤亚人和波斯人所具有的恒定不变之法”这样的法律的原因了, 也应当比较容易理解所有早期的“法律给予”(law-giving)之所以都致力于记载那种被认为是不可更改之给定的法律从而使人们知道该项法律的原因了。当时, 一个“立法者”可以努力祛除他认为法律中所存在的讹误, 也可以努力使法律恢复其原始的纯正, 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制定新的法律。就此而言, 法律史家们一致认为, 所有著名的早期“法律给予者”(law-givers), 从Ur-Narnmu[19]和汉谟拉比到梭伦、Lykugus以及《罗马十二表法》(the Roman Twelve Tables)的作者们, 都不意在创制新的法律, 而只是要陈述法律是什么及其始终是什么。[20]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即使任何人都无权或无意改变法律, 而且先行存在的法律被认为是善法, 那也不意味着法律没有得到发展。它所意指的实际上只是法律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立法者之意图或设计的结果。如果一个统治者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一种预期为基础的, 即他所实施的乃是一种被认为独立于他而确立的法律, 那么对于这个统治者来说, 这种法律与其说是一项实现其有意识的目的的手段, 还不如说常常是他在力图刻意组织政府方面的一个障碍。正是在统治者不得直接控制的臣民的活动中, 一般来讲主要是在这些臣民与外人的交互关系中, 新的规则才会在统治者所实施的法律以外得到发展, 而由统治者所实施的法律则趋于在严格符合它的原意的情形下保持不变。

因此, 那种能够产生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且目的独立的行为规则(the purpose-independent rules)的发展, 常常会与统治者的目标相冲突, 因为这些统治者倾向于把这些普遍行为规则所管辖的领域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首要侧重点置于万民法(ins gentium)、商事法和港口与集市的惯例之中, 以探寻法律进化进程中的那些最终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步骤。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 即普遍行为规则的发展并不是始于有组织的部落社会之内, 而是始于最早的无言交易 (silent barter)事件:当时, 某个原始人把他的一些物品放在其部落的边界上, 并期望回报的物品也能以相似的方式被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习俗。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有一点则是显而不争的, 即绝不是通过统治者发布的指令, 而是经由个人预期能够立基于其上的那些习俗的发展, 一般性行为规则才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接受。

古代传统与中世纪的传统

虽然那种认为法律乃是一刻意的人之意志的产物的观点, 最早是在古希腊得到充分发展的, 但是这种观点对当时的实际政治实践的影响却是相当有限的。有论者指出, 对于处在民主制度巅峰状态的古雅典人来说, “只根据公民大会的一项律令去改变法律, 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法的。提出这一律令的人应当对那项众所周知的‘对非法行为的指控’负责;如果法院确认了这一点, 那么该项律令就会被取消, 而且还要在当年内对他提起诉讼并处以重刑”。[21]对基本的正当行为规则即“内部规则”进行修正, 只能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程序而展开, 而且这个程序的实施还有赖于一个经由专门选举而产生的机构, 即nomothetae。然而, 我们在雅典民主制度中也发现了“享有主权”的人民所具有的不受约束的意志与法治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rule of law)之间发生的最早的冲突[22]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转而反对雅典所实施的这种民主制度, 甚至认为它无权被称之为一种宪政, 主要原因就是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拒绝接受法律的约束。[23]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 我们发现了人们在界分法律与统治者特定意志方面所做出的最早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对所有西方法律都产生了极为深刻影响的罗马法, 就更不是刻意立法的产物了。就像所有其他早期的法律一样, 罗马法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形成的, 当时, “法律和各种社会生活制度被认为一直存在着, 而且也没有人会追问它们的起源。那种认为法律可以由人创造出来的观点, 对于远古时期的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24]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以立法为基础的观点”, 只不过是“后来较为先进的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幼稚想法”。[25]实际上, 查士丁尼最终完成的法律汇纂所赖以为基础的古罗马私法, 几乎完全是法律人(jurists)发现法律的产物, 而且也只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才是立法的产物。[26]经由一个与此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的过程, 古罗马私法这样一个法律系统通过法律人对那些居于支配地位的正义观念的阐释而不是通过立法的方式而渐渐发展起来了。[27]当然, 古罗马私法的这一发展过程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也存在着区别, 而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在古罗马私法的发展过程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法律学者(the jurisconsults)所提供的意见, 而不是法官所做的判决。只是在古罗马私法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 即在拜占庭时期而非罗马时期, 而且是在古希腊思维方式的影响下, 这一发展过程的成果才在查士丁尼皇帝领导下编纂成了法律汇编;但是颇为遗憾的是, 查士丁尼的这项成就却在日后被错误地视为是统治者所创造的并反映了统治者“意志”的法律的模式。

然而, 在13世纪西欧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一书并在15世纪接受查士丁尼法典以前, 西欧诸国可以说又经历了另一个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法律再一次被视为是某种独立于人之意志而被给定的东西, 亦即某种有待发现而非创制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近千年的岁月中, 那种认为法律可以被刻意创造出来或刻意改变的观点几乎变成了一种渎神的观念。就这个已为许多早期论者[28]注意到的态度而言, 弗里茨·克恩(Fritz Kern)给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描述, 而我们的最佳方法则是比较详尽地征引他的主要结论[29]:

一旦发生了一个没有有效的法律可被援引的案件, 法定 者或判决者(doomsmen)就会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去制定新 的法律, 即他们所制定的实是先行存在的善法——这种法律 的确不是以明确的方式传至他们的, 而只是以一种默会的方 式存在着。因此, 他们并没有创造法律, 因为他们只是“发 现”法律。法庭所做的任何一项特定判决, 对于中世纪的人 来说, 无论如何都是与该社会的立法活动分不开的;然而在 我们看来, 这种判决只是从一项一般性的业已确立的法律规 则那里做出的一个特定推论。无论是在法庭做出特定判决的 情形中, 还是在社会立法活动的情况中, 人们只是发现了一 种隐而不显但是已然存在的法律, 而不是创造出了一种全新 的法律。在中世纪, 根本就不存在“首次适用一条法律规 则”这种事情。法律是古已有之的;所谓新法律乃是一种语 词矛盾, 因为新法律要么是从古老的法律中以明确的或默示 的方式推导出来的, 要么就是与古老的法律相冲突的——就 此而言, 此时的新法律便是不合法的。那个基本观念一如既 往、毫无改变:古老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 而真正的法律就 是古老的法律。因此, 从中世纪的观点来看, 制定新法律是 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所有的立法与法律改革也只是对那些蒙 遭违反的善的古老的法律的恢复。

自13世纪以降, 主要是在欧洲大陆, 人们有关立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且渐进的发展过程, 而最终被确认为是一种统治者刻意且不受约束的意志的行为。这一思想发展的历史太长、也太繁复,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详加讨论。对这个思想进程所做的详尽研究业已表明, 此一思想进程的展开与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勾连, 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种种在此后支配民主诉求的观念。[30]与此一思想发展进程同时展开的, 则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把这种制定新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新型权力融入统治者一直行使的较为古老的权力——亦即他们组织和控制政府机器的权力——之中, 直到把这两种权力融为一体, 变成一种难分难解的最终被称之为“立法”权的东西。

当时, 对这个思想发展进程的主要抵制力量, 来自于“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传统。一如我们所知, 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把“自然的”这个术语当做一个专门术语, 用以描述那些绝非“发明出来的”或绝非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应对情势之需要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东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是这个自然法传统, 也因人们在17世纪时将“自然法”渐渐理解成“自然理性”之设计(design of ``natural reason'')而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那种抵制力量。

惟一一个成功守成了中世纪的传统并将现代的法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观念建立在中世纪所获致的诸“自由权项”(liberties)之上的国家乃是英国。英国之所以能够达致这项成就,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即英国在当时没有全盘接受晚期罗马的法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那种视法律为某个统治者之创造物的观念;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可能是因为另一个事实, 即英国的普通法论者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念, 它们多少有些类似于自然法传统的观念, 但又没有用自然法学派所具有的那些极具误导性的术语予以表达。然而,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 英国的政治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结构尚无根本的区别, 只是那时的英国人似乎还没有肯定英国是否要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31]阻止英国在此后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展的力量, 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普通法传统, 因为英国人当时认为普通法并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 而毋宁是对一切权力(包括国王的权力)的一种限制——爱德华·科克就是为了捍卫这一传统而与詹姆士一世和弗朗西斯·培根展开斗争的, 而马休·黑尔于17世纪末在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过程中所精彩重述的也正是这个传统。[32]

因此, 令18世纪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羡慕不已的英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 并不像英国人自己最先相信并在后来由孟德斯鸠告诉全世界的那样, 原本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进行分权的产物, 而毋宁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 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乃是普通法, 亦即一种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而且既约束独立的法院又为这些法院所发展的法律;对于普通法, 议会很少会加以干预, 即使做出了干预, 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系统内的疑点。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 权力分立制度之所以在英国得到确立, 并不是因为仅有“立法机关”立法, 而恰恰是因为它并不立法:这是因为在英国, 法律是由那些独立于指导和支配政府的权力——亦即那个被错误地称之为“立法机关”的机构所具有的权力——的法院决定的。

从习俗和先例中产生的法律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对法律进化过程的理解达致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 即从此一进化过程中生成的规则必定会拥有某些为统治者所发明或设计的法律可能会拥有但却未必会拥有的属性, 而且只有当这些法律的制定所仿效的是那些从阐释先已存在的惯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则的时候, 它们才可能拥有这些属性。鉴于本章论题的局限, 我们只能在下一章的文字中详尽描述那种以进化方式形成的法律所特有的全部特征, 并且指出这种法律已为政治哲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提供了评断标准;而这些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其含义已隐含于诸如“法治” 或“法律主宰”(reign of law)、“法律下的政府”或“权力分立”这样的表述之中。在这里, 我们只想强调这种内部规则所特有的一个属性, 而对于它所具有的其他属性, 我们只做一些极为简要的论述, 以为后面的讨论做些铺垫。由那些支配个人行为(即涉及他人的行为)的目的独立的规则所构成的法律, 不仅旨在适用于无数的未来事例, 而且还能够通过对每个人的确受保护的领域(a protected domain)的界定而使一种行动秩序得以型构自身, 其间, 个人能够制定出可行的计划。这些规则通常被称之为抽象的行为规则;当然, 抽象行为规则这个定义是不充分的, 然而为了讨论的便利, 我们先暂时使用一下这个定义。当然, 我们借用这个定义, 主要是想阐明一个关键的要点, 即这些像普通法一样生成于司法过程的法律必定是抽象的——这当然是在那种由统治者的命令所创造的法律未必是抽象的意义上所讲的。

这种认为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要比成文规则所表达的法律更抽象的论点, 由于与人们广泛持有的一个观点(欧洲大陆法律人要比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人更广泛地接受了这个观点)相悖, 所以需要给出更为详尽的论证。关于这个论点的核心要义, 在很大程度上讲, 最佳的阐释乃是由18世纪伟大的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在他的一段名言中做出的;他强调指出, 普通法“并不是由特定案例组成的, 而是由一些一般性原则构成的, 当然, 这些原则从那些案例中得到了证明和解释。”[33]这段名言的意思是说, 普通法法官所必须具有的技能当中包括了这样一种能力, 即他们要有能力从那些指导他们的先例中推导出能够被适用于新案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

普通法法官的主要关注点必定是一项交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所可能合理形成的那些预期, 亦即当事人根据一不断展开的行动秩序所赖以为基础的一般性惯例而形成的那些预期。在裁定哪些预期在这一意义上是合理的过程中, 普通法法官所能够考虑的只是那些实际上决定当事人之预期的惯例(习俗或规则)以及那些假设已为当事人所知道的事实。再者, 这些当事人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从某些方面来讲必定是独一无二的情势中形成共同的预期,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根据那种被认为是合适的行为标准来解释这一情势的, 而这种合适的行为标准则未必是以一种阐明的规则的形式为他们所知道的。

那些被认为在以往的诸多相似的情势中指导人们预期的规则, 必定在下述两个意义上是抽象的:一是它们所指涉的乃是无数的相关情势, 二是不论对这些规则的适用现在看来会导致何种特定的后果, 它们都是可以适用的。在法官被要求对某个案件进行审判以前, 该纠纷的当事人已然实施了追求他们各自目的的行动, 并且多半是在任何权力机构所不知道的情势中实施这些行动的;再者, 那些不仅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而其间的一方当事人又未能实现的预期, 实是以他们认为业已确立的惯例为依据的。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告诉他们那些本应当指导他们预期的惯例,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在这种惯例指导他们以前先已告诉了他们这种惯例就是规则, 而是因为这是他们本应知道的业已确立的惯例。法官在这个时候绝不可能考虑这样的问题, 即事实上所采取的某一行动, 从某种更高的层面来看, 究竟是权宜的, 还是有助益于权力机构所欲求的某个特定结果的, 而只能考虑这个有争议的行动是否符合公认的规则。法官所能关注的惟一的公益, 就是要求人们对个人能够合理信赖的那些规则予以遵循。法官并不关注其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必定不知道的任何隐而未宣的目的, 尽管某人希望这些规则能有助益于这种目的的实现;再者, 即使在特定情势中, 适用这些规则的已知后果在法官看来是完全不可欲的, 他们也不得不适用它们。[34]在履行这项职责的时候, 一如普通法法官所时常强调的那样, 法官不得考虑统治者的任何愿望或任何“国家理由”(reasons of state)。那种必须用来指导法官审判的知识, 并不是任何有关整个社会在特定时刻所提出的要求的知识, 而只能是有关持续展开的社会秩序所赖以为基础的一般性原则所提出的要求的知识。

人们一般认为, 为了在那些指导普通法法官的先例中界分出相关性的东西与偶然性的东西, 就有必要阐明规则;而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必要性使这些法官养成了一种发现一般性原则的能力, 然而, 那些依赖被视为无所不涉的规则大全面进行审判的法官, 却很难获得这种能力。在没有现成的一般性原则可适用的情况下, 构造抽象规则的能力当然会不断地得到发挥, 而机械地运用文字程式则会扼杀这种能力。普通法法官肯定会充分意识到, 文字始终只是对其前任的法官想要阐明的东西所做的一种不完善的表达。

如果说立法者的命令在今天也常常采取了那些从司法过程中产生的抽象规则的形式, 那是因为它们的型构仿效了抽象规则的模式。但是, 任何一个旨在组织其臣民的活动以实现某些明确且可预见的结果的统治者, 极少是通过制定一些旨在平等地支配每个人的行动的普遍性规则而达致他的目的的。一如我们所知, 为了实施这种普遍性的规则, 统治者就得像普通法法官那样对自己加以约束, 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自我克制;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惯于发布具体命令且常常用即时性的需求指导其决定的人会进行自我克制;再者, 某个一心想获得特定结果的人也不可能发明出抽象规则。正是由于需要维续一种并非任何人所创造的但却会被某些类型的行动所破坏的行动秩序, 才使得我们有必要对那些必须予以制止的行为类型进行界定。

自发生成的法律为什么需要立法对它加以纠正

一如前述, 所有生成于阐明行为规则之努力过程中的法律, 都必定具有一些未必为立法者所发布的命令所具有的可欲的特性;然而, 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法律在其他的方面就不可能朝极不可欲的方向发展, 也不意味着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以刻意审慎的立法对其进行纠正就不是惟一可行的方法。鉴于各种原因, 自生自发的发展过程有可能会陷入一种困境, 而这种困境则是它仅凭自身的力量所不能摆脱的, 或者说, 至少不是它能够很快加以克服的。判例法(case-law)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讲乃是一种单行道:当它在一个方向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时候, 即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了前此的一些判决所具有的某些涵义是极不可欲的, 它也往往不可能再顺着原来的方向退回去了。因此, 以此方式演化生成的法律都具有某些可欲的特性的事实, 并不能证明它将永远是善法, 甚或也无法证明它的某些规则就可能不是非常恶的规则;进而,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否弃立法。[35]

我们之所以不能完全否弃立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法律发展的司法过程(the process of judicial development of law)必定是渐进的, 而且也可能被证明为发展得太慢, 以至于不可能使法律对全新的情势做出可欲的且迅疾的调适。然而, 最为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 由司法判决来扭转那个业已发生且在后来被认为具有不可欲之后果或者被认为是根本错误的发展趋势, 不仅是困难的, 而且也是不可欲的。如果法官使人们依此前的判决而产生的合理的预期落空, 那么他就显然不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虽然法官可以经由裁定那些真正的疑难问题来发展法律, 但是他却不可能真的改变法律, 或者说, 在一项规则业已稳固确立的场合, 他至多只能以极为渐进的方式来改变它;虽然法官有可能明确认识到了另一项规则会更好或更公正, 但是要把这项规则适用于那些在一项不同的规则被视为有效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交易, 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样的情形中, 可欲的做法应当是使一项新的规则在其实施以前就广为人知;而只有把一项仅在未来才会适用的新规则加以颁布, 才能使它广为人知。如果需要对法律施行真正的变革, 那么只有当新的法律在它被适用之前就广为人知的时候, 它才可能确当地履行所有法律应予履行的适当功能, 亦即指导人们预期的功能。

对特定规则施以如此彻底变革的必要性, 可能因各种情况所致。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识到, 以往的某种发展乃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或者, 这种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后来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但是, 最为常见的原因则很可能是, 某项法律的发展掌握在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手中, 而他们的传统观点则促使他们把那些不可能满足更为一般的正义要求的东西视作为正义者。毋庸置疑, 在一些法律领域中, 比如在有关奴隶与主人之关系[36]、地主与佃农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关系方面的法律领域中, 以及在现代社会中, 在有组织的商人与其顾客之关系方面的法律领域中, 这些规则的型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上述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的观点及其特定利益而完成的——尤其在前述有关奴隶与主人及地主与佃农这两个事例中, 亦即几乎完全由其间的一方群体供养法官的情势下, 就更是如此了。然而, 一如我们所见, 这并不像凯尔森所说的那样, “正义乃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想”, 而且“从理性的认知角度来看, 所存在的只是人之利益以及利益间的冲突”[37];我们至少可以指出, 当“利益”所意指的并不只是特定的目标而是不同的规则为不同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长远机会的时候, 类似于凯尔森上述断言的观点是错误的。一如可以从凯尔森的上述断言中得出的结论那样, 也有论者认为, 某一规则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公认的偏袒, 只有通过使它偏袒于另一个群体的方式才能得到纠正;然而在我们看来, 这种推论更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当人们认识到某些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接受的规则依照更为一般的正义原则乃是不公正的时候, 所需要加以修正的很可能不只是个别规则, 而且也包括业已确立的判例法系统中的某些组成部分。显而易见, 这项任务实乃是那些根据现存先例对特定案件所做的判决力所不及的。

立法机构的起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很难断定人们究竟是从哪个时刻开始把那种刻意变革法律(亦即我们意义上的那种法律)的权力明确授予权力机构的。但是确信无疑的是, 有权制定一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即政府组织的规则)的权力机构却是始终存在的, 而且也正是这些现行的公法制定者因人们对修正正当行为规则之必要性的认识而又逐渐获得了变革这些规则的权力。由于那些正当行为规则不得不由政府组织加以实施, 所以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以为, 那些决定这种组织的人也应当能够决定它所须实施的那些规则。

因此, 立法权——亦即决定政府规则意义上的那种权力, 早在人们认识到需要有一种权力来改变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些担当着实施某项特定法律以及组织防务与各种服务活动的任务的统治者, 早就意识到了为其官员或下属机构制定规则的必要性, 而且他们也不曾对这些规则究竟是行政规则还是附属于实施正义之职责的规则的问题做出界分。但是, 一个统治者却会发现, 宣称组织规则也具有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所具有的尊严, 对他是有利的。

然而, 如果制定政府组织规则的任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该组织的首脑所享有的“特权”, 那么有关由代议机构(representative body)或法定机构(constituted body)批准或同意他的措施的需求, 则往往是因人们认为统治者本人应当受制于业已确立的法律而产生的。再者, 当统治者不得不以一种未曾得到业已确立的规则所明确规定的形式运用强制权力的时候, 正如他在为了治理的目的而征收费用或动员劳力的情形中那样, 他就必须确使自己至少得到较有权势的臣民的支持。然而, 就此而言, 要确定统治者寻求他们的支持究竟只是让他们来证明何者是业已确立的法律, 还是要他们批准一项被认为是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所必需的特定的征税办法或措施, 则往往是很困难的。

因此, 把早期的代议机构视作为后来理论家在论述中所意指的那种“立法机构”, 是极具误导性的。当时, 那些代议机构所首要关注的并不是正当行为规则或内部规则。正如F. W. 梅特兰所解释的那样[38]:

我们越是往前追溯我们的历史, 我们就越是不可能在国 家的各种功能之间做出严格的界分:同一机构既是一个立法 委员会, 又是一个政府委员会, 还是一个法庭……。在过去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 政治理论家都坚持要对立法与政府的 其他职能做出界分, 当然, 这一界分是颇为重要的, 尽管要 精准地做出这一界分, 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但是, 似乎有 必要指出的是, 一项制定法的力量绝不会局限于法学家或政 治哲学家所认为的那个立法范围;这是因为他所要类分的一 大批制定法, 与其说是法律(leges), 倒毋宁说是特权 (privilegia);制定法所规定的并不是一般性规则, 而只是 针对一个特定案件的。

正是与政府组织的规则相勾连, 刻意制定“法律”才成了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日常之事;政府所承担的每一项新使命或政府结构的每一次变化, 都需要有一些新的规则对它进行组织实施。因此, 早在任何人设想以制定新规则的方法来改变业已确立的正当行为规则之前, 制定新规则就已经是一个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当人们萌发了要采取这种措施的想法以后, 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权力机构去实施, 而这个机构就是一直在制定另一种法律的而且也常常被要求对何者是业已确立的正当行为规则做出证明的那个机构。

效忠与主权

从立法是法律的惟一渊源这个论点中演化出了两个观念, 它们不仅在现代社会渐渐被人们当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道理, 而且还对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这两个观念完全是从早期拟人化谬误植根于其间的那种错误的建构论那里推导出来的。其中的第一个观念认为, 一定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立法者(a supreme legislator), 而且他的权力也是不能加以限制的, 因为不这样的话, 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立法者, 如此循环往复, 就会无穷无尽。第二个观念则宣称, 那个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所制定的任何东西都是法律, 而且也只有反映他意志的东西才是法律。

这种认为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必然拥有无限之意志(unlimited will)的观念, 自培根、霍布斯和奥斯丁始, 就一直被认为是有关绝对权力(先是君主的绝对权力、尔后是民主议会的绝对权力)之正当性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论证。实际上, 只有当法律这个术语被限于意指那些指导一个组织所采取的刻意且一致行动的规则的时候, 上述观念才有可能是不证自明的或无可辩驳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对法律做这样的解释, 只会把那种原本在内部规则的意义上意指对一切权力进行设限的法律, 变成一种运用权力的工具。

人们是否能够对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呢?法律实证主义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但是, 只有当所有的法律真的都始终是立法者刻意“意志”的产物而且除了另一种同样的“意志”以外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有效地限制这种立法权力的时候, 法律实证主义的上述回答才有可能令人信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立法者的权力所始终赖以为基础的那种东西, 却必须与其在处理即时性的特定问题时的意志行为明确区别开来, 因此, 这种立法权力也能够受到它本身得以产生的那种渊源的限制。这种渊源便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见(opinion), 即有关立法者被授予的只是规定何者是确当的权力的意见;就此而言, 这种意见所指涉的并不是某项规则的特定内容, 而是任何正当行为规则都必须具备的一般属性。因此, 立法者的这种权力所立基于的乃是一种有关他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拥有某些属性的共同意见, 而且也只有当他的意志表示(will's expression)拥有那些属性时, 他的意志才能够获得这种意见的支持。当然, 我们会在下文再对意志与意见(will and opinion)之间的区别做较为详尽的讨论;而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这样一个限定也就足够了:我们将用“意见”这个术语——与特定问题上的意志行为相区别——来指称这样一种共同倾向, 即趋向于根据意志行为是否具备那些持有特定意见的人士所通常无力列举的那些属性, 来赞同某些特定的意志行为并反对其他意志行为的那种倾向。只要立法者的决定满足了人们的预期(亦即须具备上述属性), 那么就其决定的特定内容而言, 他将是自由的, 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还将是“至高无上的”或“享有主权的”。但是, 这种主权(sovereignty)所赖以为基础的效忠(allegiance), 却取决于该主权者是否满足了人们就那些规则的一般性特征所提出的预期, 而一旦主权者没有满足这种预期, 那么对这种主权的效忠也就会随之不存。在这个意义上讲, 一如大卫·休谟最为明确指出的那样, 一切权力都以意见为基础, 并受意见的限制。[39]

有关一切权力都以此一意义上的意见为基础的洞见, 不仅适用于独裁者的权力, 而且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力。正如独裁者本人在任何时候都再清楚不过的那样, 一旦失去了公众意见的支持, 即便是最强大的独裁制度也会土崩瓦解。这也正是独裁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通过控制其权力范围内的信息而操纵人们意见的原因之所在。

因此, 要对立法机构的权力作出有效的限制, 并不需要另一个能够在立法机构之上施以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的权力机构;换言之, 这种限制可以经由一种意见来实现, 因为这种意见能够表明, 在立法机构所发布的命令当中, 只有某些命令才能被视为是法律。这种意见所关注的并不是立法机构所做决策的特定内容, 而只是立法者旨在颁布且人们惟一愿意给予支持的那类规则的一般属性。这种意见的力量, 并不是以这种意见的持有者是否具有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为基础的, 因为它只是一种拒绝给予支持的否定性力量(negative power)——而这种支持则是立法者的权力所最终依凭的基础。

当立法者服从一般性规则的时候, 这种意见会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他, 而当立法者命令人们采取特定行动的时候, 这种意见则会要求人们拒绝服从他;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再者, 立法者的一项特定决策是否可以被承认为一有效的法律, 也未必只取决于该项决策是否是以一种法定的方式做出的, 而且还须取决于它是否是由一项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构成的。

因此, 我们在逻辑上并不能必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终极性权力(ultimate power)必定是一种全知全能的无限权力。实际上, 不论在什么地方, 所谓的终极性权力(亦即使人们产生了效忠的那种意见), 都是一种有限的权力, 尽管它反过来又限制着所有立法者的权力。因此, 这种终极性权力乃是一种否定性的权力, 但是作为一种拒绝给予效忠的权力, 它却限制着所有的肯定性权力(positive power)。在一个所有的权力都以意见为基础的自由社会里, 这种终极性权力并不直接决定任何事情, 但却能够经由界定肯定性权力的实施方式而对所有的肯定性权力进行控制。

如果某个可以被用来确定一项特定的决策是否能够成为一项法律的标准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那么对一切有组织的权力尤其是对立法者的权力所施以的上述约束, 当然就能够更有效且更迅速地发挥作用。但是, 长期以来, 对立法机构所施以的种种实际性限制, 却甚少以文字的方式得到过表达。因此, 努力对这些限制做出阐释, 将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注释

1. Bernhard Rehfeld, Die Wurzeln des Rechts(Berlin, 1951), p. 67:"立法现象的出现, ......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一种艺术的发明, 即规 定合法与不合法的艺术。在此之前, 人们认为, 法律是不能制定的, 而法律只能作为某种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来加以适用。根据这种观念, 立法作为一种发明, 就可能产生某种严重的后果, 与火的发现或火药 的发明所具有的那种严重后果一样。这是因为, 越加强立法, 人类的 命运就会越依赖于法律。"

2. 这种幻想乃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思想家的特征。凯恩斯勋爵在1944年6月28日写给我的信中就曾表达过这种幻想。在R.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 1951)一书中(p. 436)征引了凯恩斯的这封信。凯恩斯在这封信中是这样评论我所撰写的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的, 即"在一个思想与感觉都正确的社会中, 即使是危险的行为也会安然无事;而如果危险的行为是那些思想与感觉都错误的人干的, 那么其恶果就会不堪收拾。"

3. David Hume, Treatise Ⅱ, p. 306:"但是, 尽管人们有可能维护一个没有政府的小型且朱开化的社 会, 但是他们却不可能在没有正义或法律(justice)的情况下维护任何 一种社会;所谓正义或法律, 亦即对财物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 让、允诺的践履这三项基本法律的遵循。它们因此是先于政府而存在 的。"

亦请参见Adam Ferguson,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Edinburgh, 1792), vol. Ⅰ. p. 262:"就人而言, 协作与约定的首要目标, 并不是建立社会, 而是要完 善他天生就被置于其间的社会;并不是确立隶属关系, 而是要矫正那 些对业已确立的隶属关系的滥用:政治天才们所运作的这种社会, 并 不像诗人所形容的那样, 是一盘散沙的东西, 是有待音乐的魅力或哲 学的课程而使其聚集在一起的那些彼此处于孤立状态的东西;相反, 他们是一种接近于政治行为可以施以影响的且凭纯粹的本能而聚集在 一起的人群;人们被置于父子、贵贱(如果不是贫富)之类的从属关 系或其他偶然性的从属关系之中, 尽管这种关系有可能不是初始的差 别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强权与依附之间的关系, 而根据这种 关系, 少数支配着多数, 部分胜过了整体。"

另请参见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Urbana, Ⅲ., 1963), 尤其是P. 227:"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就其最初的形式而言, 国家法(national law)并不是一项契约的结果, 也不是以确保公共福利为目的而进行思 考所造成的结果。的确, 法律对于国家来说, 也不像历史法学派所断 言的那样, 是给定的;相反, 法律先于国家而出现。诚然, 法律是把 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组成一个民族并建立咸一个国家组织的最为强大的 纽带之一。"

4. 参见Gillbert Ryle, ``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45-6, and The Concept of Mind(London, 1949), ch. 2;又参见拙文:``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lviii, 1962, 重印于我的论文集: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London, and Chicago, 1967)。

5. 参见Stgl Gagnèr, Studien zur ideengeschichte der Gesetzgebung (Uppsala, 1960);A1an Gewirt, Marsilius of Padua, Defender of Peace(New York, 1951 and l956);and T. F. T. Plucknett, Statutes and their Interpre t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Cambridge, 1922).

6. 参见拙文:``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rules of conduct'', in S. P. P. E. 。

7. 在同种但却彼此独立的动物群体中, 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方面材料最为详尽、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研究的实例, 乃是日本猕猴的例子。在晚近的一个时期, 由于人工垦殖范围的不断扩大, 日本猕猴也被分割成了生活在不同地方的群体;然而没过多久, 各个猕猴群体就获得了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有关这个问题, 也请参见J. E. Frisch, `` Research on primate behavior in Jap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xi, 1959;F. Imanishi, ``Social behavior in Japanese monkeys: 'Macaca fuscata', '' Psycholoyia, Ⅰ. 1957;and S. Kawamura, ``The process of sub-cultural propagation among Japanese macaques'', in C H. Southwick(ed), Primate Social Behavior (Princeton, 1963).

8. V. C. Wynne-Edwards, Animal Dispersion in Relation to Social Behavior(Edinburgh, 1966), p. 456;也请参见该书p. 12:"用一块土地本身而不再用这块土地上实际生长的食物作为生存竞 争的目标, 以便使每个个体或家族单位拥有自己可资利用的资源, 乃 是(动物)有可能具备的最为简单且最直接的自我控制(成员数量的) 习俗。......在后面几章里, 我们将用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几乎是无限多 样的限制成员数量分布密度的因素。......刚刚讨论过的觅食区域问题 足够具体了。......我们可以发现, 抽象目标乃是群居动物所具有的一 个特别显著的特征。"

另见该书p. 190:"就人类而言, 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多少新东西, 除了复杂程度以 外;所有约定性行为, 原本都是社会性的和道德性的行为;并且, 为 防止成员分布的密度超过最合适的程度而演化出来的初级习俗体系, 不仅源出于最低级的脊椎动物, 而且在无脊椎动物中也得到了相当稳 固的确立。因此, 这样的习俗远非人类所独有的属性。"

9. David Lack, The Life of the Robin, revised edition(London, 1946), p. 35.

10. 除了Konrad Z. Lorenz与N. Tinbergen所撰写的名著以外, 另请参见I. Eibl-Eibesfeldt, Grundlagen der vergleichenden Verhaltens- forschung--Ethologie(Munich, 1967);and Robert Ardrey,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New York, 1966).

11. 参见J. Rawls, ``Justice as faimess'', Philosophical Review, lxvii, 195.

12. 例如, 可参见Konrad Z. Lorenz在其著作King Solomon's 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1952, p. 188)中所做的描述;而这段文字, 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段落中加以引证。

13. 请参见拙文:''The Primacy of the abstract'', in A. Koestler and J. R. Smithies(eds)Beyond Reductionism:New Perspectives in the Life Sciences (London, 1969).

14. 参见Noam Chomsky的著作, 尤其是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The Hague, 1966);and Kenneth L. Pike,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The Hague, 1967).

15. 参见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London and Chicago, 1958), 尤其是chs. 5 and 6关于``Skills''和``Articulation''所做的讨论, 并请参见拙文:``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in S, P. P. E.。

16. 我们或许应当明确指出的是, 在阐明的规则与未阐明的规则之间的那种区别, 与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间所存在的为人们较为熟知的那种区别, 并不是一回事--无论是在这些术语的字面意思上, 还是在"制定法" (statute law)有时被描述成与普通法(common 1aw)相对照的成文法 (written law)的意义上, 都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口头流传下来的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 很可能是得到充分阐明的(articulated)规则, 而且也常常是阐明的规则。然而, 像普通法体系这样的法律系统, 却允许人们考虑那些尚未阐明的规则--最初, 这样的规则常常是由一个想表达那种被他视作是现存法律的东西的法官将其形诸于文字的。

17. Konrad Z. Lorenz, 上引书, p. 188.

18. 参见我的演讲辞:Die Irrtümer des Konstruktivismus und die Grundlagen legitimer Kritik gesellschaftlicher Gebilde(Munich and Salzburg, 1970), pp. 24以次。

19. 参见S. 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New York, 1952), p. 52.

20. 当然, 这并没有妨碍后人们因这些人编纂过那种法律而把他们视作, 是那种法律的制定者。参见John Burnet, ``Law and nature in Greek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ⅶ, 1897, p. 332:"但是, 由一个著名的'法律给予者' (law-giver, 比如像 Zelenkos或Charondas、Lykurgus或Solon这样的人)所编纂的一部法典, 却并不能使这样的法典按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恒久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法典显然是'制定出来的', 并因此而从s(希腊语词)的角 度来看, 完全是人为的和专断的。据此, 法典看来是被制定出来的, 否则就根本无法存在。曾经亲眼见过法律制定过程的一代人难免会问, 所有的道德规则难道不是都以与此相同的方式被'制定出来的'吗?"

21. 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Oxford, 1957), p. 52.

22. 参见Lord Acton, History of Freedom(London, 1907), p. 12:"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场合, 集会的雅典人竟宣称, 阻止他们做他们 自己选择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邪恶的;既存的任何力量, 都不能约束 他们, 而且他们做出决议认为:没有任何义务能够约束他们, 而且他 们也不受任何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正是经由这一方式, 得到解放的雅典人成了暴君。"

23. Aristotle, Politics, Ⅳ, iv, 4, 1292a, Loeb edition, p. 305:"这种说法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批判: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根本就不是 一种宪政(a constitution);法律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方, 就没有宪政 可言, 因为法律应当支配所有的事情, 而执政人员只能控制特定事情, 而且我们应当视此为宪政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如果民主 制度真的是诸种宪政中的一种类型, 那么显而易见的是, 这样一种万 事以议会决议予以决定的组织, 甚至连确当意义上的民主制度都不是, 因为一项经投票而形成的决议不可能成为一项普遍的规则。"

24. Max Kaset, Romische Rechtsgeschichte(Gottingen, 1950), p. 54.

25. 上引书。亦请参见Max Rheinstein, ``Process and change in the cultural spectrum coincident with expansion:government and law'', in C. H. Kraeling and R. M. Adams(eds), City Invincible(Chicago, 1960), p. 117:"那种认为有效的行为规范可以通过立法而得到确立的观点, 乃是 希腊和罗马历史晚期阶段所特有的观念;然而在西欧诸国, 直至罗马 法的重新发现和君主专制确立以后, 这个观念才占据了支配地位。有 关所有法律都是主权者的命令的主张, 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所 引发的一个设定, 亦即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由那些经适当程序当选的人 民代表来制定。然而, 这并不是对现实情况所做的真实描述, 而对于 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国家里的情况, 就更不真实了。"

关于古罗马的情况, 尤可参见Theodor Mommsen, Abriss des romischen Staatsrechts(Leipzig, 1893), p. 319:"执政者除了与平民团协商和根据业已存在的法律秩序以外, 不能完全自由地进行决策。法律秩序被认为是永恒的且不可变更的, 它既不是由(古罗马的)公众议事会制定的, 也不是依附于执政者的意志的"。
26. Peter Stein, 上引书, p. 20:"在私法问题的方面, 古罗马人一般都不会诉诸立法手段"。
27. 参见W. W. BucHand and A. D. McNair, Roman Law and Common Law(Cambridge, 1936).

28. 除了我在拙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and Chicago, 1960, p. 163以及notes 5 and 6)征引过的论者及其论著以外, 另请参见R. Sohm, Frankische Reichs-und Gerichtsver fassung(Weimar, 1871), p. 102, "私法是德国法律的法律。私法是民族习惯法, 立法权并不存在于国家主权之中。"J. E. A.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from the English Settlement to 1485, secondedition(London, 1947), p. 334:"在13世纪以前, 那个认为社会乃在继受的法律构架中存续的早 期观念, 一直剥夺了国王作为立法者的身份, 并把commune consilium 也严格限定在对习俗的承认, 且只允许它以法令的形式参与对权利和 程序的调整。毫无疑问, 13世纪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但是, 这些 变革却是以一种遮蔽它们作为立法变革这个真正本质的方式而实现 的。"

Jolliffe为这段文字所做的注解指出, Bracton认为只有legern in melius convertire才是许可的, 而legem mutare则是不许可的。相似的结论可见之于F. Fichtenau所撰写的Arenga, Spatantike und Mittelalter im Spiegel von Urkunden formeln(Grax and Cologne, 1957)一书之中, 他在该书中指出 (p. 178):``Fruher war dem Herrscher allein das lege custodire aufgegeben gewesen. Recht und Gesetz standen ja uber ihm und das Neue musste stets im Alten seine Begnmdung finden''.
29. FritzKem, 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S. B. Chrimes(London, 1939), p. 151;G. Barraclough, Law Quarterly Review, lⅵ, 1940, p. 76, 他在这里把Fritz Kern的这部著作描述为"两部出色的论著"之一, "其结论虽然可以再加以修正或做出限定, 但却可以肯定地说, 它们是永远不会受到质疑的"。

30. 尤请参见Sten Gagnèr, 上引书。

31. 我已找不到这段话的出处, 但是我相信这段话出自F. W. Maltland的著作。亦请参见A. V. Dicey,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ninth edition (London, 1939), p. 370:"完全从法律角度看问题的法律家, 倾向于做出这样的论断, 即在 像Bacon和Wentworth这样的政治家作为一方与Coke或Eliot这样的政 治家作为另一方之间争论的真正焦点是, 像欧洲大陆那样的强势行政 制度是否也应当在英国得到永久性地建立。"

32. 参见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ol. 5(London, 1924), p. 439:"正是在Gke的论著中, 这个观念(亦即普通法至上的观念)以 及其他一些中世纪的观念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形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在他的论著的影响下, 这些中世纪的观念变成了我们现代法律的 一部分。即使它们对我们现代法律的某些部分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尽如 人意, 那么我们仍需要牢记的是, 正是它们使英国人不再受一种允许 使用拷打的刑事程序的折磨, 而且也是它们为英国和全世界维护了法 治这一宪政原则。"
33. 转引自W. S. Holdsworth, Some Lessons from Legal History(London, 1928), p. 18.

34. 参见David Hume, Essays(London, 1875), vol. 2, p. 274: "所有调整财产权的自然法和私法都是一般性的, 它们只关注案件 中的某些基本的情势, 而不会考虑相关人士的声望、地位以及人际关 系的问题, 也不会考虑这些法律在任何特定案件中的适用所会导致的 任何特定后果。如果一个人是因过错而获得(亦即因没有充分的资格 而获得)某些财产, 那么, 即使他是善意, 这些法律也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的这些财产全部剥夺掉;甚至还会把这些财产给予一个已经积累 起巨额资产的自私自利的吝啬鬼。公共利益要求用一般且确定的规则 对财产进行调整;而且, 尽管这些规则是作为最有助于公共利益这一 共同的目的而被人们采纳的, 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消除所有特定的苦难, 也不可能使每一个案件都产生有益的后果。如果整个计划或整个架构 乃是支撑市民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如果善也因此而在一般意义上大大 压倒了恶, 那也就足够了。"

35.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 法律的发展也需要依赖司法先例和学理解释这个渐进过程;关于此一主张的理由, 已故的Bruno Leoni在其所著Liberty and the Law(Prlnceton, 1961)一书中做了极有说服力的阐释。但是, 虽说他的论辩对于那种深信只有立法才能够或应当改变法律的极为盛行的正统观念的人来说, 是一服有效的解毒剂, 但是它却未能使我相信, 甚至在他主要关注的私法领域里, 我们也能够完全否弃立法。

36. 参见W. S. Jevons, 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r(London, 1882), p. 33:"我们[从英国议会650年的立法史中]所得到的重大教训是, 有关劳工的立法几乎始终是一种阶级立法(class-1egislation)。这种阶级立法乃是某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在一个地位较低的阶级开始提出令人烦恼的诉求的时候对其所采取的一种压制手段。"

37. H. Kelsen, What is Justice?(Berkeley, Cailif., 1957). p. 21.

38. F. W. Maitl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1908), p. 382.

39. 参见David Hume, 上引书, vol. Ⅰ., p. 125:"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支配的, 但是甚至利益本身, 以及所有的人类事务, 都是完全受意见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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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2) - 来自《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4.1(三,九)俄军扰新疆阿尔泰,与新疆我军冲突(苏俄将阿尔泰区大部及哈密以北划入外蒙古区域,藉口哈萨克扰边,派陆空军进攻,至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始停,及华莱士离华,战事又起,数月不停)。  4.2(三,一○)  甲、苏俄塔斯社库伦消息,诬我新疆军队侵入外蒙境内。  乙、俄军攻入罗马尼亚,俄外长声明无政治领土目的。  4.3(三,一一)  甲、罗斯福电蒋主席,促滇西远征军出动,策应史迪威军。  乙、蒋主席认为对俄人之暴横,惟有忍痛自制。  4.4(三,一二)  甲、中央社奉命驳斥4.2塔斯社关于新疆外蒙之消息。  乙、蒋主席颁奖予驻桂林空军。……去看看 

译者后记 - 来自《宋庆龄》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愉快和光荣。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去看看 

第二章 长沙激战 5、计赚左宗棠 - 来自《曾国藩 第1部 血祭》

门外站的正是陶府的家人陶恭,左宗棠出门亲迎。陶恭随着左宗棠来到客厅,只见客厅两边楹柱上一副联语甚是引人注目:“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陶恭出入过不少诗书官宦之家,还没有见过气魄这样大的联语,心中暗暗称奇。坐定后,陶恭将陶桄的信交给左宗棠。陶恭虽然早闻公子丈人的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他趁着左宗棠拿着信边走边看的机会,悄悄地仔细打量了一眼。见左宗棠四十来岁年纪,五短身材,背厚腰粗,面白略胖,眼圆鼻直,下巴饱满。陶恭想起别人议论左宗棠时,常说他燕颔虎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再转眼看客厅,尽管是避……去看看 

毛泽东为什么让美国作家斯诺上天安门与他站在一起? - 来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象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去看看 

第三编 交换 第01章 论价值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绪言  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占有非常重要和令人注目的地位,因此,某些思想家以为,它的界限就是这门科学本身的界限。一位杰出的著述家曾建议将政治经济学称为“Catal-lactics”,或交换学,另一些著述家则建议称之为价值科学。如果我认为这些名称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我就必定在我们的研究开始时讨论有关价值的各种基本法则,而不延缓到第三编才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长久地展缓讨论,就充分证明,有关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这种看法过于狭窄。确实,在前两编中,我们就不得不预行讨论价值理论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