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正义的探求(下)

 《法律、立法与自由》

“自然法”

致使法律理论产生混乱不堪之局面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所有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都一概被贴上了“自然法”(natural law)这个极具误导性的标签,进而被捆绑在这个称号之下;实际上,在这些理论当中,一些理论除了都反对法律实证主义这一点以外,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可言。就目前的情况看,坚持这种错误二分法的论者,主要是一些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们所持的建构论的认识进路只能使他们信奉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即法律要么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要么就是一种超人智慧所设计的产物。[74]但是,一如我们所见,“自然的”(natural)这个术语在早些时候主要是被用来意指这样一种观点的,即法律并不是任何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进化和自然选择过程的产物,或者说,法律乃是一种未意图的产物(unintended product),我们可以经由学习而理解它的功能,但是它现在所具有的意义却有可能与它的初创者的意图完全不同。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坚持的观点,也可能被法律实证主义者视作是一种自然法的理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由此一立场而提出的那种解释在过去一直被它的某些捍卫者称作是一种“自然的”解释,然而考虑到“自然的”一术语在当下的用法中所隐含的极大的误导性,所以我们打算避免使用这个术语。的确,即便是在今天,论者们也是在诸种颇为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然的”(natural)和“自然”(nature)这两个术语的,而这正是我们在科学讨论中力主避免使用它们的又一个原因。当我们用“自然”或“自然的”这两个术语来描述外部世界或物质世界的永恒秩序并用这种秩序与那种超自然的(supernatural)东西或人为的(artificial)东西加以对照的时候,我们所意指的东西,显然不同于我们在用这两个术语来指称某种属于客体之自然属性一部分的东西时所意指的那种东西。[75]在前一种意义上,文化现象显然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却显然是某些文化结构之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些文化结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正当行为规则说成是这样一种自然的规则:第一,正当行为规则乃是一种外在且恒久的物理秩序中的一部分;第二,它们还是那种永久植根于不可变更之人性中的东西;第三,甚或人之心智的型构也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必定会采纳那些特定的行为规则。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那些实际上指导着人们行动的行为规则就必定是人之刻意选择的产物;同理,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人们能够经由采纳他们自己所确定的任何规则而构造出一个社会;当然,我们更不能得出结论说,人们不可能在独立于任何人的意志的情况下而习得这些规则——进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可能“客观”(obective)存在的。人们有时候认为,只有那些普遍为真的东西才能够被认为是一种客观事实,因而为某个特定社会所特有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客观事实。[76]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客观”,却肯定与“客观”一术语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不相符合。那些型构一个社会之秩序的观点和意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秩序本身,都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决定,而且往往也是任何具体的意志行为所不能更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那些并非由人之设计所产生的人之行动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也完全有可能是客观给定的。

立基于前述所论,我们可以说,本书所捍卫的那种进化论的法律观(以及对所有其他社会制度所抱持的进化论认识进路),既与唯理主义的自然法理论(the rationalist theories of natulal law)无甚关联,亦与法律实证主义毫无关系。因此,我们所持的那种进化论认识进路,既反对把法律解释成一种超自然力量的构造之物,也反对把法律解释成任何人之心智的刻意建构之物。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讲,进化论认识进路都不居于法律实证主义与大多数自然法理论之间,而是在一个维度上与它们中的任何一者相区别——当然,这个维度也同法律实证主义与大多数自然法理论相区别的那个维度不尽相同。

纯粹法律理论的倡导者很可能会从方法论上对我们所持的上述进化论立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种立场并不是一种有关“规范”的法律“科学”,而只是那种他们所谓的法律社会学(a sociology of law)。[77]囿于本书的论旨,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他们的上述反对意见进行详尽的讨论,而只能对纯粹法律理论倡导者的这种反对意见做一简要的答复:即使是对某个特定社会中事实上的法律究竟为何的问题进行确认,法律人(无论是法律科学家还是法官)也需要有一种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并不能以逻辑的方式从某种拟制的“基本规范”中推导出法律的有效性,而只能对这种法律的功能作出阐释;这是因为他们经常不得不去发现的那种法律有可能是一种尚未阐明的规则(当然,这种尚未阐明的规则所具有的作用必须与那种为人们完全接受的法律规则所具有的作用基本相同——这就是说,它们都有助益于一种实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不断型构)。[78]

法律与主权

众所周知,主权(sovereignty)概念在实证主义法律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当然,关于这个概念,我们已在前文(本书第一卷第4章第92-93页)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之再做赘述。然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重新强调这个问题,则主要是因为法律实证主义把主权解释成某个最高立法机构所必然拥有的无限权力的那种观点,业已成了支撑人民主权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r sovereignty)或民主立法机关无限权力(the unlimited powers of a democratic legislature)理论的一个主要理据。对于那些把法律界定成如此这般以使它的实质性内容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志行为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来说,上述观点确实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法律这个术语,那么对最高立法者的权力所施以的种种法律约束在定义上就先已被完全排除在外了。但是,只要立法者的权力并非源出于某种拟制的基本规范,而是从人们对立法者有权制定的规则种类所持的普遍意见中推导出来的,那么在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的能够明确表示意志行为的权力机构施以干预的情况下,立法者所享有的那种权力便完全能够受到限制或约束。

法律实证主义宣称,所有的法律皆源出于立法者的意志;然而,只有当它的这一断言(正如它在凯尔森的理论体系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意味着法律的有效性源出于某种刻意的意志行为,而且还意味着法律的内容也同样源出于这种意志行为的时候,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论辩逻辑才会具有说服力。但是,事实却常常与此相反。一个立法者,在努力维续一种日益扩展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中,只要还想实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不能随意挑选规则并赋予它们以有效性。立法者的权力之所以不是无限的,乃是因为他的权力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他使之有效的某些规则不仅被公民们视作是正当的规则,而且他采纳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也必定会对他赋予其他规则以有效性的权力构成限制。

主权概念,就像“国家”(state)概念一样,实是国际法不可或缺的一项工具——尽管我并不能确定,如果我们把这种主权概念视作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是否就不会因此而使国际法这个观念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法律秩序国内属性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主权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实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它们的误导性太强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整个宪政史(至少自约翰·洛克以降,乃与自由主义的历史一样),就是一部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主权观念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全能国家(the omnipotent state)观念的斗争史。

注释

1. 参见 Franz Boehm,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 und Marktwirtschaft'', 载于 Ordo XVII, 1966, pp. 75-151, and ``Der Rechtsstaat und dersoziale Wohlfahrtsstaat'', 载于 Reden und schriften, ed. E. S. Mestm?cker (Karlsruhe, 1960), pp. 102以次。

2. 有关把正义解释成一种事实性事态的一种属性而非人之行动的一种属性的论述,主要请参见 Hans Kelsen, What is Justice?(California, 1957)p.1 :从首要的意义上讲,正义乃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社会秩序可能 具有但却并非必然具有的一种属性。只是在次要的意义上讲,正义才 是人的一种德行,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与那些被认为是正义的社 会秩序的规范相符合的时候,他才是正义的。......正义是社会的幸福, 是由社会秩序保障的幸福。

A. Brecht也做过相似的论述;参见他的Political Theory (Pinceton, 1959), p. 146:"正义的要求通常都是用某些可欲的事态来表述的,例如,要求建立一种平等或'更为'平等的状态。......即使当正义的要求没有用这样的事态来表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转换成这样的事态来理解。"

3. 参见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1961), p. 195:"禁止人们在并不存在有组织的中央制裁体系的地方适用'法律'一词的原则,是根本不存在的。"Hart对"首要规则"与有关"承认、修正、判决的次要规则"作了重要的区分:根据首要规则,"人们被要求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而不论他们是否情愿"(p. 78),次要规则则是为了实施行为规则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规则。尽管这一区分极为重要,但是我仍感到很难把这一区分所取得的进展视作是"从前法律世界(pre-legal world)迈向法律世界的决定性步骤"(p. 91),而且也很难把那种视法律为"强制性的首要规则与次要规则之结合"的观点(p. 91)看做是有益的。

4. 有关法律是不是一个"规则系统" 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可以无休止争论下去的问题,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如果把"规则系统"理解成一系列业已阐明的规则的集合,那么,这种规则系统就肯定不会是法律的全部。在一篇题为 Is Law a System of Rules?(载于 R. S. Summers,ed. , Essays in Leagal Philosophy, Oxford and California, 1968)的论文中,Ronald M. Dworkin不仅把"系统"一词与"集合"一词等而视之(p. 52),而且也似乎只把业已阐明的规则接受为规则;这种观点明确表明,按照这种观点解释的一种规则系统是不完整的,并有待他所称之为的"原则"来补充。(亦请参见Roscoe Pound, ``Why Law Day'', Harvard Law School Bulletin,vol. X, no. 3, 1958, p. 4:"法律之根本且恒久的部分,存在于它的原则--推论的出发点--之中,而并不存在于它的规则之中。相对而言,原则维续于恒定,或者说依恒定路线而发展。规则的生命相对来说要短一些。规则并不发展演化,因为它们不是被其他规则所废除就是被其他规则所替代。")我本人则倾向于用system一术语来指称彼此相适并拥有一种等级序列的规则整体;当然,我所说的"规则",不仅包含了业已阐明的规则,而且也包括了那些蕴含于规则体系之中或为了使各个规则协调一致而有待发现的尚未阐明的规则。因此,虽说我完全同意Dworkin教授的论辩的实质性内容,但是用我的话来说,我更认为法律乃是(业已阐明的与尚未阐明的)规则的一种系统(而不只是一种集合)。

5. 从一般的角度来看,这个观念早在18世纪的英语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尤其得到了William Paley的阐释;他在其所著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785, new ed. London, 1824), p. 384中指出:"在制定一般性法律的时候......并不会预见到谁会受到这些法律的影响";后来,C. K. Allen又以一种现代形式阐发了这个观念(Law in the Making, 6th ed. , London, 1958, p 367):"一项法律规则,就像所有其他的规则一样,旨在对属于同一种类的无数事例确立一种普遍的阐释。"这个观念在我们于上文(第6章注释[24])所论及的那场发生在欧洲大陆(主要是在德国)的讨论中,得到了最为系统的阐释;这场讨论的论题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与纯粹"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之间的区别。此外,在德国,这个观念似乎还经由 Hermann Schulze的努力得到了确立,请参见他的Das Preussische Staatrecht (Leipzig, 1877), Vol Ⅱ, p. 209:"如果法律规则只是作为不可预见之情势的某种逻辑表示,那么,(它只需具有)一般的特征也就足够了。"(亦请参见上引书第205页中有关早些时候出版的相关论著的参考书目。)有关此后出版的论著,尤请参见 Ernst Seligmann, Der Begriff des Gesetzes im materiellen und formellen Sinn (Berlin, 1886),p. 63:"事实上,实体法是法律的实质性组成部分,它是抽象的,并且是对不可预见之情势的规定。"M. Planiol,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 (12th ed. , 1937), p. 69:"法律永远都是根据无数行为和事实而制定的......它是对于某种出现了无数次的固定的行为方式的强制性规定。" Z. Giacometti, Di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des Schweizerischen Bundesgerichts (Zürich, 1933), p. 99:"抽象地说,一项法律规则乃是对不确定的人和不确定的情形所作的规定";又参见该论者的Allgemene Lehre des rechtsstaatlichen Verwaltungsrechts (Zürich, 1960), p. 5:"国家行政机构的义务是同一般且抽象的法律规则勾连在一起的,而这种法律规则只适用于不确定的人和不确定的情形,而不对某种特定的情形作具体的规定,也不针对某个特定的人......。" W. Burckhardt,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2nd ed. , Züirich, 1948), p. 200:"法律所规定的个人的义务(相对于公务员的义务)必须是事先对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情况的规定。"H.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2nd ed. , Vienna, 1960), pp. 362-3:"如果某种规范......适用于不确定的同一种情形,那么一般来说,它便属于一种法律规范,而且从这层关系上看,它和抽象的概念相类似。" Donato Donati, ``I caratteri della Legge in senso materriale'', Rivista di Diritto Publico, 1911(并重印于Scritti di Diritto Publico, Padua, 1961, vol. Ⅱ),单行本的第 11页:Questa genrealitá deve intendersi, non giá nel senso, semplcamente, din pluralitá, ma in quelle, invece, di universalitá. Commando generale, in altre termini, sarebbe, nongiá quelle che concerne una pluralitá di persone o di azioni, vale a dire: non quello che concerne un numero di persone o di azioni determnato o determinabile, ma quello che concerne un numero di persone o azioni indeterminato e indeterminabile.

6. 法律所具备的所有这些狭义上的属性,都已在欧洲大陆有关"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与纯粹"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之间的区别的广泛讨论中得到了阐释,但是这些属性却往往被错误地视作是评断"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任选其一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标准。参见p. Laband,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5th ed. , Tübingen, 1911-14), Ⅱ, pp. 54-6;E. Seligmann, Der Begriff des Gesetzes im materiellen und formellen Sinn (Berlin, 1886);A. Haenel, Studien Zurn deutschen Staatsrecht, vol Ⅱ:Gesetz im formellen und materiellen sinne(Leipzig, 1888);L. Duguit,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el (2nd ed. , Paris, 1921);R. Carré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Paris, 1931);and Donato Donait, `` I caratteri della legge in senso materiale'', Rivista di Diritto Publico, 1911, 重印于该作者的 Scritti di Diritto Publico(Padua, 1961)。有关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最有名的定义,很可能是Georg Jellinek给出的定义。参见他所著的Gesetz und Verordnung (Freiburg, 1887), p. 240:Hat ein GesetZ den nachsten Zweck, die Sphare der freien Tatigkeiten von Personlichkeiten gegeneinander abzugrenzen, ist es der sozialen Schrankenziehung halber erlassen, so enthalt es Anordnungen eines Rechtssatzes, ist daher auch ein Gesetz im materiellen Sinn; hat es jedoch einen anderen Zweck, so ist es kein materielles, sondern nur ein formelles Gesetz, das seinen Inhalt nach als Anordnung eines Verwaltungsaktes, oder als ein Rechtsspruch sich charakterisiert.

7. 除了参见本章开篇所征引的p. Vinogradoff的文字以外,尤请参见F. V.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 vol. Ⅰ(Berlin, 1840), pp. 331-2:Sollen num in solcher Beruhrung freie Wesen nebeneinander bestehen, sich gegenseitig fordernd, nicht hemmend, in ihrer Entwicklung, so ist dieses nur moglich durch Anerkennung einer unsichtbaren Grenze, innerhalb welcher das Dasein, und die Wirksamkeit jedes einzelnen einen sichern, freien Raum gewinne. Die Regel, wodurch jene Grenze und durch die dieser freie Raum bes timmt wird, istdas Recht.

亦请参见p. 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4th ed. , Tübingen, 1901), vol. Ⅱ, p. 64;在这里,他认为国家的任务"是通过人类共同生活中个人自由交往而产生的限制和界限来确定的"。J. C. Carter, Law, Its Origin, Growth, and Fun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07), pp. 133- 4:"以这种方式形成并得到实施的习俗成了法律的起源。这种限制措施所具有的直接而必然的倾向就是搞清楚个人行动的界限,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事,而不会招致他人的反对。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法律功能的最早且最简单的形式。"J. Salmond, Jurisprudence (10th ed. by G. Williams, London, 1947), p. 62:"正义的规则根据人类普遍利益所设定的限制来决定个人自由的领域。在正义的规则按照这样的方式为每个人确定的自由领域的范围内,个人可以自由地根据智慧之箴规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H. Lévv-Ullman, La Définition du droirt(Paris, 1917), p. 165:"我们是这样定义法律的:它乃是人或群体愿意做的和不愿意做的事情的界限,而在这一界限内,他或他们既不会受到谴责和拘禁,也不会受到强制性牵连。" Danato Donati, ``I caratteri della legge in senso materiale'', Rivista di Diritto Publico, 1911并重印于他的Scritti di Diritto Publico (Padua, 1961), vol. Ⅱ,该文的单行本的第23页:La funzione del dirritto e infatti sorge e si esplica per la deliminazione delle diverse sfere spettanti a ciascun consociato. La soeietá umana si transforma de societá anarchica in societá ordinata per questo, che interviene una volontá ordi natrice a determinare la cerchia dell'attidtá diciascuno:dell'attivitá lecita come dell'attivitá doverosa.

8.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801), Part VI, sect. Ⅱ, introd. Vol. Ⅱ, p. 58:每个国家或共同体的智慧, 都在竭尽全力运用社会的力量去约束 那些受制于权力机构的人,使他们不致伤害彼此或干扰彼此的幸福。 这种智慧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确立的规则,构成了每个特定国家的私法 和刑法。

9. 对不正义这个主要特征的强调,早期的文字可见之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参见J. Burne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4th ed. , London, 1930, p. 166),并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明确阐释(Nicomachean Ethics, 1134a):"法律为那些彼此之间存有着不正义的人而存在。"在现代,这种观点一再为论者所强调,比如说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1665) no. 78:"人们之所以热爱正义,只是因为他们对蒙遭不正义而深感恐惧";当然,这个观点在休谟、康德和斯密那里变得更加明确起来;在他们看来:正当行为规则的作用主要就在于界分并保护个人的领域。L. Bagolini在其所著的La Simpatia nella moral e nel diritto (Bologna, 1952, p. 60)一书中甚至还把处理``il probleme de diritto e della giustizia del punto di vista del ingiustizia''视作是亚当·斯密思想所独有的一种特征。参见斯密: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part Ⅱ, sect. Ⅱ, chapter I, vol. I, p. 165 of ed. of 1801:"纯粹的正义,在绝大多数场合,不过是一种否定性的德性(a negative virtue),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我们的邻人。仅仅不去侵害邻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肯定没有多少肯定性的品行。然而,这种人却遵循了所有被特别称之为正义的规则,而且还做了与他地位相等的人能够正当地要求他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说,这种人做了其他平等者能够在他未做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惩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往往可以静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便践履所有的正义规则。"另请参见Adam Ferguson, Institutes of Moral Philosophy (Edinburgh, 1785), p. 189:"根本的道德律,在其最初适用于人的行动的时候,乃是禁令性的,它禁止人们做错误的事情";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London, 1787),转引自W. C. 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Cambridge, 1960), p. 340:"正义只要求我不去伤害我的邻人";与此相似,卢梭在《爱弥尔》(1762, bookⅡ)中也指出,"最高尚的道德都是否定性的,它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对任何人做任何一种坏事"。这种观点似乎还在法律家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比如F. C. von Savigny就在其所著System des Heutiger R?mischen Rechts (I, Berlin, 1840, p. 332)一书中做如是说:"许多人从相反的观点出发,亦即从不合法的角度出发探寻合法的概念。不合法乃是指一个人的自由因其他人的自由而遭到了干涉,而这种不合法乃是阻碍人类发展的,并被视作是一种祸患。" 在19世纪,明确阐明这个观点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哲学家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和经济学家巴思蒂(Frédéric Bastiat),而巴思蒂很可能间接地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参见叔本华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Ⅱ, 9, "Zur Rechtslchre und Politik'', 载于Samtliche Werke, ed. A. Hübscher(Leipzig, 1939), vol. Ⅵ, p. 257:"法律的概念就像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概念,它的内容完全是一种否定。Der Begriff des Unrechts才是肯定的,并且在广义上和伤害一样,也就是Laesio。"F. Basfiat, La Loi (1850), 载Oeuvres Complétes (Paris, 1854), vol, Ⅳ, p. 35:"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我的一位朋友向我指出的那样,声称法律的目的在于确立正义的支配地位这个说法,严格来说并不确切。我们应当这样来定义:法律的目的乃在于阻止不正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确,具有自身存在形式的并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其间,正义只是在不正义消失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亦请参见 J. S. Mill, Utilitarianism (1861, ed. J. Plamenatz, Oxford, 1949), p. 206:"正义,就像许多其他的道德特性一样,最好用它的对立物来界定它。"

晚近,在哲学家当中,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参见他所著的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elle Wertethik (3rd ed. , 1927), p. 212:"法律命令从来就不规定(完全根据原来意思)应当如何(或什么是合法的),相反,它总是规定,不应当如何(或什么是不合法的)。ALles, was innerhalb der Rechtsordnung positiv gesetzt ist, ist reduziert auf pure Rechtsein-und Unrechtseinverhalte, stets ein Unrechtseinverhalt. "亦请参见Leon bard Nelso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ohne Recht, (Leipzig, 1917), p. 133:关于"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法律是某种否定的意义,即只是对人们可能产生的肯定性目的的价值进行限制的条件";另见上引书第151页:有关"Einsicht in den negafiven(Werte nur beschrankenden) Charakter des Rechts. ''

在当代作家中,请读者再参见L. C. Robbin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London, 1952), p. 193:古典的自由党人"仿佛在提议一种劳动分工:国家将规定个人不得做什么,使他们不致彼此妨碍,而公民可以自由地去做国家没有禁止的任何事情。给一方分派了制定形式规则的任务,而给另一方派定了采取具体行动的责任"。K. E. Boulding, The Organisation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53), p. 83:"困难似乎在于'正义'乃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这就是说,并不是正义导致了行动,而是不正义或不满导致了行动"。 McGeorge Bundy, ``A Lay View of Due Process'',载于A. K. Sutherland(ed. ), Government under Law (Harvard, 1956), p. 365:"然后,我设想,要最好地理解法律程序,就不能把它理解成一种纯粹且肯定性正义的渊源,相反,我们应当把它理解成对严重过错所做的一种不完善的救济。......或者,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法律并不是一种本身就是善的东西,而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的价值与其说源出于它所肯定规定的东西,不如说源出于它所禁止的东西......。人们要求法院所做的,并不是实施正义,而是提供某种保护以阻止重大的不正义。"Bernard Mayo, Ethics and Moral Life (London, 1958), p. 204:"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情形以外,......法律的功能乃在于防止某些事情的发生。"H. L. A. Hart, The Concept og Law (Oxford, 1961), p. 190:"法律与道德的共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讲,并不是由应予提供的肯定性服务构成的,而是由忍耐或克制构成的--这些忍耐或克制通常是通过禁令这种否定性形式表达出来的。"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the Law (Yale, 1964), p. 42:"在那些可以被称为社会生活之基本道德的东西中,对他人所负的义务,一般来讲......通常只要求忍耐或克制,或者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在性质上是否定性的。"J. R. Lucas,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s (Oxford, 1966), p. 130:面对人的不完善性,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程序的角度来阐释法 治的,这些程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保绝对的正义得到实现,而是为 了防止最糟糕的不正义。在政治哲学中,"披着外衣"的是不正义而不 是正义,这是因为,作为会犯错误的人,我们无力事先说出什么样的 判决将始终是正义的,再者,由于我们生活在自私的人当中,所以我 们也无力始终如一地保证正义将得到实现;据此,从明确性这个角度 来考虑,我们采取一种否定性的认识进路,并确定一些程序以避免某 些可能产生的不正义现象,而不是去追求各种形式的正义。

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讨论,尤请参见E. N. Cahn, The Sense of Injustice (New York, 1949);他把"正义"(pp. 13以次)定义为"救济或防止那些会引发不正义感的东西的积极过程"。亦请参见Atkin勋爵的名言,转引自A. L. Goodhart所撰写的English Law and the Moral Law (London, 1953)p. 95:"你要爱你的邻人;这一规则在法律中变成了:你不得侵害你的邻人。"

10. 参见A. L. Goodhart, English Law and the Moral Law (London, 1953), p. 100, 以及J. B. Ames, ``Law and Morals'', Harvard Law Review, XXII, 1908/ 9, p. 112。

11. 参见《德国刑法典》1935年增补的para. 330c条款;该项条款规定,要处罚"任何一个在意外事故、共有危险或危难场合不提供救助的人: 如果有人需要他的救助而且也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他的救助,尤其是,如果他能够这样做而又不至于使他自己蒙遭实质性的危险或不至于使他违反其他重要的义务"。
12. Max Gluckman在其所著的Politics, 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 (London and Chicago, 1965, p. 54)一书中把"互相帮助和彼此支持这项普遍的义务"描述为部族社会尤其是血缘群体的典型特征,而缺失这项义务,也正是大社会受到普遍指责的一个方面;当然,这项义务乃是与大社会不相容合的,而且否弃这项义务,也是我们为达致一种更为广泛的和平秩序所付出的部分代价。这种义务只有当指向特定且熟识的人的时候才可能存在--虽说在大社会中,这种义务也完全可以是一个人针对其选择的人所尽的一项道德义务,但是人们却不可能根据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而强制实施它。

13. 参见Paul A. Freun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Law'', 载于Richard B. Brandt, ed. , Social Justic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62), p. 96:"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讲,合理的预期乃是法律的基础而非法律的产物,这是因为合理的预期乃是对实在法施行批评的基础,因而也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法律的基础。"

14. I. 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I. 2, para. 9: ``Bürgerliche Verfassung ist hier allein der rechthche Zugstand, durch Welchenjedem des Seine nur gersichert, eigentlich aber nicht ausgemacht oder bestimmt wird. --Alle Garantie setzt also das Seine von jedem(dem es gesichert wird)schon voraus. ''这段文字在John Ladd的英译本(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Justice, Indianapolis, 1965, p. 65)中是这样表述的:"一部民权宪法只规定确保和保障每个人的财产的司法条件,但是它却并不对每个人享有什么财产的问题做切实的规定,而且也不对这个问题进行决定。"

15. R. L. Hale, Freedom through Law (California, 1952), p. 15.

16. 惟有经过这样的诠释,乌尔比安的著名原则(Dig. I. I. 10)"Iustitia est constans et perpetua voluntas auum cuique tribuere(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其应有权利的稳定且恒久的意志)",才不至于变成一种同义反复的说法。颇具意味的是,乌尔比安在这段文字中明确地用voluntas这个术语取代了另一个更为悠久的用以描述心智态度的术语:参见Cicero, De Inventione, Ⅱ, 35, 160:``Iustitia est habitus animi, communi utilitate conservata, suum cuique tribuens dignitatem. ''

17. John W. Chapman, ``Justice and Fairness'', Nomos Ⅵ, 1963, p. 153.

18. 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Works IV, p. 274. 所有调整财产权的自然法和私法都是一般性的,它们只关注案件 中的某些基本的情势,而不会考虑相关人士的声望、地位以及人际关 系的问题,也不会考虑这些法律在任何特定案件中的适用所会导致的 任何特定后果。如果一个人因过错而获得(亦即因没有充分的资格而 获得)某些财产,那么,即使他是善意的,这些法律也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的这些财产全部剥夺掉;甚至还会把这些财产给予一个已经积累 起巨额资产的自私自利的吝啬鬼。公共利益要求用一般且确定的规则 对财产进行调整;而且,尽管这些规则是作为最有助于公共利益这一 共同的目的而被人们采纳的,但是它们却不可能消除所有特定的苦难, 也不可能使每一个案件都产生有益的后果。如果整个计划或整个架构 乃是支撑市民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如果善也因此而在一般意义上 大大压到了恶. 那就足够了。

19. 参见John Rawls, ``Constitutional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Nomos Ⅵ, Justice (New York, 1962), p. 102:换言之,在已知特定的人的要求的情况下,正义的原则并不会把 某些对需求之物进行的具体分配方式挑选出来当作正义的分配方式。 这项任务因在原则上被人们视作是一种错误的安排而遭到了否弃,此 外,这种安排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明确答案的。更为确切地说, 正义的原则所界定的乃是制度安排和联合行动所必须符合的若干限制 性条件--假如要使那些参与其间的人不对这些安排和行动大肆抱怨 的话。如果这些限制性条件得到了满足,那么由此而确立的分配方式 (无论是怎样的分配方式),都可以被当作是正义的安排(或至少不是 不正义的安排)接受下来。

20. 参见上文注释16。

21. 参见D. Hume, Enquiry, Works Ⅳ, p. 195:"所有这些制度完全都是从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中产生的。"

22. D. Hume, Treatise, Works Ⅱ, p·293.

23. J. WalterJones所描述的Leon Duguit, 参见Jones所著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Law (Oxford, 1940), p. 114.

24. 见M. J. Gregor, Laws of Freedom (London, 1964), p. 81;另请参见此段文字前数几段的另一段陈述:"司法之法......只是禁止我们采用某些我们用以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不论这些目的为何";并参见第42页,她还把康德检测正义法律的否定性标准的特征描述成"只是通过正义法律自身的彻底一致性这一形式条件而对自由施加的限制"。

正是这本出色的著作(Laws of Freedom),使我意识到了我的结论与康德的法律哲学是多么接近,但是除了偶尔征引以外,我自学生时代以来却从未认真研究过康德的法律哲学。在我阅读Gregor小姐所撰写的这本书之前,我未曾认识到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在康德的法律哲学中,他始终是把绝对命令当作否定性标准来使用的;二是康德并没有像他在道德哲学中那样,试图把绝对命令当作演绎过程(经由这个过程,可以推衍出道德规则的实在内容)的一个前提。这使我非常强烈地联想到(尽管我给不出这方面的证据),康德很可能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先是在道德规范中发现了绝对命令的原则,尔后再把它适用于法律规则的,而是相反,他乃是从休谟对法治的讨论中发现了这个基本的观念,尔后再将其适用于 道德规范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德对法治理想的发展所做的精彩讨论以及他在讨论中对法律规则之否定性质和独立于目的的性质所给予的强调,在我看来乃是他作出的诸项永恒成就之一,但是他试图把法律领域中那个应当用来检测现行规则系统的正义标准转换成一个前提并通过演绎手段而从这个前提推衍出道德规则系统的努力,则注定是要失败的。

25. Karl R.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c Discovery (London, 195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esp. 4th ed. , Princeton, 1963), 以及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2nd ed. , London, 1965).

26. 例如,读者可以参见下文注释[69]中征引的C. Radbruch的文字。

27. 对这个发展过程的全面阐释,请参见John H. Hallowell, 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 as an Ideolog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 Politico-Legal Tbought (California, 1943), 尤其是pp. 77和111以次。Hallowell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发展的进程:19世纪晚期,德国自由主义法律理论家中的领袖人物经由接受法律实证主义而使他们自己失去了抵制法律实证主义者用纯粹"形式的"法治国(Rechtsstaat)替代"实质的"法治国的任何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因与这种从根本上与自由主义不相容合的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种种瓜葛而使自由主义的信誉受到了损失。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立法者刻意创造的产物,而且还认为立法者只应当关注一项立法法案的合宪性而不应当关注他们制定的规则的特性。这个事实还可以在 Carl Schmitt的早期著作中得到确认,尤请参见他的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deutschen Parlamentarismus (2nd ed. , Munich, 1926)p. 26:Konstitutionelles und absolutistisches Denkenhaben also an dem Gesetzesberriff ihren Prufstein, abetr naturlich an dem, was man in Deutschland seit Laband Gesetz im formellen Sinn nennt und wonach alles, was unter der Mitwirkung der Volksvertretung zustandekommt, Gesetz heisst, sondern an einem nach logischen Merkmalen bestimmten Satz. Das entscheidende Merkmal bleibt immer, Ob das Geselz ein genereller, rationaler Satz ist, oder Massnahme, konkrete Einzelverfugung, Befehl.

28.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new impr. , New York, 1940)p. 222:"简而言之,'真实的' (the true)只是我们思考过程中的权宜说法,就像'正确的'(the right)只是我们行事过程中的权宜说法一样。"

29. John Dewey and James Tuft, Ethics (New York, 1908 and later);John 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New York, 1922 and later);and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1963 edn).

30.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35), para. 1210:"当一个人说:'那件事是不正义的';他的意思是说,那件事伤害了他的情感,因为他的情感乃根植于他业已习惯了的社会均衡状态之中。"

31. 参见H. L. A. Hart, 上引书, p. 253。

32. 参见本书第一卷, p. 20。

33.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h. 26, Latin ed. (London, 1651), p. 143.

34. Thomas Hobbes, Dialogue of the Common Laws (1681), 载于Works, vol. Ⅵ, p. 26.

35. Jeremy Bentham, Constitutional Code (1827), 载于Works, vol. Ⅸ, p. 8并参见The Theory of Legislation, ed. C. K. Ogden(London, 1931), p. 8:"法律一词的初始含义,以及法律这个词的通常含义,都意指......一个立法者的支配性意志。"

36. John Austin, Lecture on Jurisprudence, 4th ed. (London, 1879, Vol. I, pp. 88 and 555. 亦请参见I. C. , p. 773:"政治下属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公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同一个创造者即主权国家的创造物";另请参见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H. L. A. Hart(London, 1954), p. 124:"严格说来,能够以此方式被确当地称之为法律的东西,都是实在法。这是因为它是由它的单个或集体创造者确定或制定的,或者说它是因它的单个或集体创造者的职位或机构而存在的。"

37. Hans Kelsen, What is Justice?(Califomia, 1967), p. 20. 由于我们将在下文中频繁地论及Kelsen的著作,所以我们在下文注释中只用出版年代来代表,即:1935, ``The Pure Theory of Law'', Law Quarterly Review, 51.

1945,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Harvard).

1957, What is Justice?(California).

1960, Reine Rechtslehre, 2nd ed. (Vienna).


38. 凯尔森本人也不断地强调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欲求'(will)自己所不知道的某种东西"(1949, p. 34, similarly l957, p. 273), 但是后来他还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想方设法规避这种事实会给那种粗糙的实证主义造成的困难,而他使用的方法就是把立法者的"意志"限定在为一项规则赋予有效性的方面,这样,那个已经把某种东西塞进一条"规范"里面去的立法者也就不必知道他所"制定的"的法律的内容了。 采取这种方式以规避真实问题的第一个作者,显然是Thomas Hobbes, 请参见Leviathan, ch. XXW:"立法者之所以是立法者,乃是因为他拥有这样一种权力,即他的权力能够使法律继续成为法律,而不是使法律最初被制定出来。"

39. 至少自梅因以来,法律史学家就一直在反对把法律视作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例如,读者可以参见U. Kantorowicz, The Definition of Law (Cambridge, 1958), p. 35:"如果把法律视作主权者的命令体系,那么法律科学的整个历史,尤其是意大利法律注释学派的工作和德国法律汇纂学派的工作,就会变成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了。"

40. 又请参见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6th ed. , Stuttgart, 1963), p. 179:"任何人都不希望将何为正义者及何为正确者的问题确定下来,而且人们也不必对此加以确定。"亦请参见A. Brecht,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1959), p. 147:"科学......根本就无法确定何种事态是真正正义的事态。人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而科学则无力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对它们作出决断。"

41. Gustav Radbruch, ``Vom individualistischen zum sozialen Recht''(1930), 重印于Der Mensch im Recht (G?ttingen, 1957), p. 39:"对于一个社会的法律秩序来说,私法中的个人因素只是在无所不涉的公法范围内暂时保有但却逐渐消亡的一个领域。"亦请参见他的Rechtsphilosophie, p. 224:"社会主义将意味着私法完全融于公法之中。"

42. H. A. L.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1961), p. 35, 他在这里征引了H.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Harvard, 1945), p. 63中的一段文字:"不得偷盗;偷盗者将受到惩罚。......如果这样的规范存在的话,那么前述第一个规范就蕴含于第二个规范之中,而第二个规范才是惟一的真正规范......。法律是首要规范,它规定惩罚措施。"亦请参见Kelsen, 1957, p. 248,在那里,他把私有财产权称之为"一种典型的公共功能",还把"一个'私人'利益的具体领域"的观念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

43. Glanville Williams, ``The Controversy conerning the Word `Law' '',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XXII, 1945, 修定版载于 P. Laslett(ed. ),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1956); and ``Language and the Law'', Law Quarterly Review LXI and LXII, 1945 and l946.

44.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apter VI.

45. H. Kelsen, ``The Pure Theory of Law'', Harvard Law Review, LI, 1935, p. 517:"任何内容, 都可以成为法律的内容;任何人的行为都可以作为一项法律规范的内容";另见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Harvard, 1945), p. 113:"法律规范可以具有任何内容。"

46. 参见我在本书第一卷第4章开篇语之注释中所征引的 Paulus 与 Accursius 的文字。

47.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Pt I, ch. 13.

48. H. Kelsen, ``The Pure Theory of Law'', Law Quarterly Review, vol. 50, 1934, p. 482.
49. E.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Harvard, 1962), p. 169, 他颇具理由 地把这种滥用术语的做法称之为一种语词的矛盾。

50. 当然,这种用法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律的用法,而且经由韦伯的使用而使之在社会科学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他对"法律秩序与经济秩序"(该文刊于Max Weber of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d. Max Rheinstein (Harvard, 1954), ch. I, sect. 5;又参见ch. II. sec. I)间关系所做的极有影响力的讨论,对本书论旨来说,乃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而毋宁是一种广泛传播的概念混淆的典型。对于韦伯来说,order完全是某种"有效的"或"有约束力的"东西,是有待实施或包含在一个法律准则中的东西。换言之,order对他来说,只是作为组织而存在的,因此,在他的视域中,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生自发的order之存在的问题了。与大多数实证主义者或唯社会论者一样,他在这个方面也是按照拟人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而且也只知道作为taxis的order而不知道作为kesmos的order,因此,他把自己有可能探及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真正理论问题的通道给堵上了。

51. 请参见Kelsen, 1945, p. 3:"法律乃是人之行为的一种order, 而 `order'则是一个规则体系";另见该书第98页:"一种order, 就是一种规范体系。正是这种order--或者与此相同的东西,亦即是这种组织--......";1960, p. 32:"`Ordnung'意指一种法律体系,而这个体系又是因每一项法律都具有自己的效力而构成的";又见Demokratie und Sozialisnms (Vienna, 1967), p. 100, note: ``So wie, ja die Jurisprudenz nicht sanderes ist als eine Ordnungslehre. ''

至少在一篇论文中,凯尔森对-种"自然的"秩序做出了颇为充分且相当有道理的描述,但是显见不争的是,他确信经由这种描述他已经证明了这种自然秩序所具有的形而上的且非事实的特性。在一篇有关``Die Idee des Naturrechts''(1928),重印于他的it Aufs?tze zur Ideologiekritik, ed. K. Topitsch (Neuwied, 1964, p. 75)的论文中,他写道:"自然"秩序所意指的乃是一种并非以人之意愿为基础的秩序(而 且这种人的意愿也往往是不完美的),或者说这种秩序不是人的"意 志"创造出来的,相反它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是从某种客观事实中发 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从独立于人之主观意愿而存在的客观事实 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人类对这种客观事实是可以把握和认识的);这种 秩序产生于人类可以再创造的基本原则,但却不是从人类思维本身的 基本原则中产生的。这些客观的事实和基本原则就是"自然",或者以 宗教的拟人化的说法就是"上帝"。

如果"秩序"在这里被解释成一种事实性的行动秩序,"客观的"则被解释为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的给定之物,而"不是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又被解释为不是人之行动而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我们在上面征引的凯尔森的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以外)不仅成了一种从经验上来说 有意义的陈述,而且也成了对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所作的一种实际上真实的陈述。

52. Kelsen, 1945, p. 40:"一条法律规范的存在. 就是它的有效性之所在。"参见该书第30、155、170页,以及他的1957年:的著作的第267页:"如果我们说一项规范'存在',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说一项规范有效。"此外,他还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第9页)指出:"我们用'有效'来表示法律的具体存在。"

53. Kelsen, 1945, pp. 115-22.

54. Kelsen, 1960, p. 9:"通过人之行为而确定的习惯,经由这些习惯而形成的规定又通过人之行为变成的法律,由此而通过立法形成的主观意义上的法规,就是实在的法规。"

我在下面这样一些句子中,把一些字词标成了黑体字;但是我发现,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字词在指称赋予一项规则的有效性或确定-项规则的内容的方面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使用:1945, p. 113:"一条规范因它是根据一项明确的规则创制出来的这个事实并且也仅仅因这个事实而成了一项有效的法律规范";另见该书第392页:实在法的规则"源出于人之权力机构的专断意志";1957, p. 138:"实在法......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该书第25页:"只有当一条规范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时候,它才会属于某个特定的法律秩序";该书第251页:"习惯法--亦即经由一种具体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法律";该书第289页:"被称为'法律'的社会秩序,力图促成一定的行为,亦即促成在立法者看来是可欲的行为";上述这些黑体字所指称的显然是对法律的内容的确定;``On the Pure Theory of Law'' Israel Law Review, Ⅰ, 1966, p. 2:"为了成为'实在的'法律规范,一条法律规范......就必须被'创制出来',这就是说,它必须被表述出来,被确立起来--或者以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来表述--被一个人的行为'创造出来"';另见Aufs?tze zur Ideolo giekritik, ed. E. Topitsch(Neuwied, 1965), p. 85:"它们是实在意义上的权利规范......因为这些法律规范是以特定的方式制定出来并适用于特定的人。"我承认,我自己完全被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搞糊涂了,这句话可见之于Kant Festschrft der Iaternationalen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 (Berlin, 1924), p. 220:``Auch das sogenannte Gewohnheitsrecht wird gesetzt, ist 'positiv', ist Produkt einer Rechtserzeugung, Rechtssch?pfung, wenn auch keiner Rechtssatzung. ''如果逐字翻译这句话,那么它的意思说的是,尽管习惯法是"制定的",但它却不是制定法律的产物。

55. 这样一种考察表明,凯尔森有关"寻求发现法律自身的本质" (1957, p. 226)的"科学"观,完全是以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而所谓"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乃是意指"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科学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本质并通过定义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本质" (K.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ewed. Princeton, 1963, Vol. 1, p. 32)。立基于这种"科学"观,凯尔森不仅把那些纯粹由一个定义中引发出来的后果都称之为"认知",而且认为他的法律定义乃是惟一正当的法律定义,甚至还认为自己有资格把所有在与其定义不同且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一术语的陈述都视作是错误的(或没有意义的)陈述。因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律理论"乃是诸种伪科学中的一种,而这些伪科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实是因为它们的所有陈述从定义上讲都是真实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这类陈述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事实的东西。据此,凯尔森也没有权利(一如他经常所做的那样)把那些在与其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一术语的陈述都说成是错误的或没有意义的陈述。

56. 在凯尔森的整个思想中,他强调次数最多的断言之一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法治国(Rechtsstaat),或者说,法治必定会在每个国家都得到兴盛;读者可以参见他的 Hauptprobleme der Staatsrechtslehre (Tübingen, 1911), p. 249, 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sbegriff (Tüibingen, 1922), p. 190;1935, p. 486;1960, p. 314.

57. Kelsen, 1946, p. 392.

58. Kelsen, 1957, p. 20.

59. Kelsen, 1957, p. 295.

60. 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Oxford, 1967), p. 63, 其主要依据是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Ⅺ, para. 142:"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61. Hans Kelsen, Vom Wesen und Wender Demokratie (Tübingen, 1920), p. 10:关于"基本且不可替代的个人自由"这一说法,在该书1929年的第2版上变成了"基本且不可能的个人自由"。

62. Kelsen, 1957, p. 23:"民主,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自由。"

63. Kelsen, 1957, pp. 21以次。从字面上来看,这段陈述与他1945年著作第13页中的陈述几乎完全相同。

64. 参见Kelsenl957年著作的第295页:"谁否认这种[即任何实在的]'法律'的正义性,谁断言这样的法律不是'真实的'法律,谁就必须拿出证据来;而这种证据实际上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因为客观的正义标准,原本就是不存在的。"

65. 例如在``Was ist die Reine Rechtsleher?'' i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 Festchrift, für Z. Giacometti (Zürich, 1953), p. 155:``Von den vielen in der traditionellen Jurisprudenz vorgetragenen Doktrinen, die die Reine Rechtslehre als politische Ideologien aufgezeigt hat. . . . ''

66. 参见编者为Hans Kelsen Aufs?tze zur Ideologiekritik. ed. , E. Topitsch (Neuwied, 1964)所写的导论。

67. 例如在International Vereinigung für Rechts-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 (Berlin, 1924)所编辑的Kant-Festschrift zu Kant's 200 Geburtstag一书中,他在一篇题为``Die Lehre von den drei Gewalten oder Funktionen des Staates''的文章中写道(见该书第219页):"相反,必须这样来理解,在行政管理学所说的概念中,'法律'仅仅是一般性规定......。对于'法律',人们想到的要么是一般性的法规,要么是抽象化的法规,仅此而已";另见1945,p. 270:'''立法'作为一种功能,除了创制一般性法律规范以外,我们很难作别的理解。''

68. E. Brunner,Justic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1945),p. 7:"全权性国家乃是法律实证主义在政治上的彻头彻尾的实践。"

69. C.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4th ed. by E. Wolf, Stuttgart, 1950), p. 355:"这种对法律和法律有效性的理解(我们称之为法律实证主义),使法律工作者无法反对法律的任意性和它在内容上的无法五天状况。结果,法律和权力成了一丘之貉,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是法律。"另见该书第352页:"法律实证主义事实上有它的理论,即'法律就是法律'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却使法律工作者无法反对法律的任意性和它在内容上的无法无天状况;由此出发,法律实证主义仅凭自身的力量也就不可能解释法律的有效性。于是,法律实证主义宣称,法律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法律本身具有强制性而能够使法律得到实施这一点得到证明。"

70. Hans Kelsen in Das Naturrecht in der politischen Theorie, ed. F. M. Schmoelz(Salzburg, 1963), p. 148.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上每个从法律上讲并不独立而且服从专制国王的命令从而只能按照一种有悖于普遍公认的正义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的法官,仍不得不被说成是在依法行事。纳粹统治下的那些法官,便处在被他们视作是权力的压制之下,因而也只得服从纳粹的命令;这些法官也许值得我们同情,但是要说他们的行为是受法律支配的,那只能产生混淆。

极为典型的是,这个观念就被H. J. Laski(可能是通过英国的唯社会论法律家--参见拙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apterl6, section 5)采纳了。参见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34), p. 177:"希特勒德国,与英国或法国一样,在独裁权力是经由法律秩序而转交给元首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法治国。"

71. 有关参考资料和进一步的征引文字,请参见拙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and Chicago,1960),p. 240及其注释;而有关Kelsen对这个观点的评论,参见他的The Communist Theory of Law (New York,1955)。

72. 主要与英国的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 (London, Cmd 247, 1957) 有关,而该项报告则以 Wolfenden Report 之名而广为人知;另见 Devlin 勋爵在 British Academy Lecture 上所作的题为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的讲演中对该报告的讨论,该讲演文本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LV, 1959 (该讲演亦有单行本)。尤请参见 H. L. 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Oxford, 1963), 以及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Yale, 1964)。

73. R. M. Dworkin,``The Model of Rule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 35,1967,重印于Robert S. Summers,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 (Oxford,1968).

74. 除了由人的心智去发明规则的观念和由一个超人的智者去创造规则的观念以外,哲学实证主义者不可能想到第三种可能性;这个观点在孔德的一句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参见他的Systéme de la Politique Positive (Paris,1854),vol. I,p. 356:"实证道德对启示性道德必定具有优越性。"

当我们发现凯尔森在``On the Pure Theory of Law''(Israel Law Review,I, 1966,p·2,note)一文中做如下断言时,他所表述的乃是与孔德相同的观念;凯尔森断言说,"自然法是--归根结底是--神法,这是因为如果有人设想自然创造法律,那么自然就必定有一种意志,而且这种意志也只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在他创造的自然中显现这种意志"。凯尔森在这里提及的一篇论文甚至更为明确地表明了这个观念,该论文即``Die Grundlage der Naturrechtslehre'',?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ffentliches Recht,Ⅻ,1963。

75. 参见David Hume, Treatise Part II, sec, II,Works II, p. 258; 在创新是明显且绝对必要的时候,这种创新也许可以像从初始原 理中直接推出的任何东西一样,被恰当地认为是自然的,亦即是没有 受到思考或反思这种干预的。尽管正义的规则是人为的,但它们却不 是专断的。把正义的规则称之为自然法也不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述,只 要我们认为"自然的"乃是任何物种都共有的东西,甚或只要我们用 "自然的"这个术语指称那种与物种不可分割的东西。

另请参见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4th ed. , Princeton, 1963), I. pp. 60以次,尤其是第64页:"几乎所有的误解实际上都源出于一种根本性的错误认识,即认为'约定'就隐含着'任意无据'【原译:亦即那种相信'习俗'意味着'专断'的观念。"】

76. 例如,可参见E. Westermarck,Ethical Relativity (London,1932),p. 183:"客观性意味着普世性(universality)。"

77.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必须去查阅凯尔森的早期著作,以更好地把握他的法律"科学"观。这些著作包括:Uber Grenzen juristischer und soziologischer Methode (Tübingen,1911),Der soziologische und der juristische Staatsbegriff (Tübingen,1922)。

78. 参见Maffeo Pantaleoni, Erotemi di Economia (Bari, 1925), Vol. I, p. 112. ``Quella disposizione che crea un ordine, é la disposizione giusta;essa é quella che crea un stato di diritto. Ma, 1a creazione di un ordine, or di un ordinamento, é appuntoc ció stesso che esclude il caso, l'arbitrio o il cappricio l'incalcolabile l'insaputo il mutevole senza regola. ''亦请参见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Yale, 1957), p. 54:"终极性的正义标准有助于维护社会合作";以及Max Rheinstein. ``The Relations of Morals and Law'', Journal of Public Law, I, 1952, P. 298:"正义的法律,便是理性告诉我们的那种有助于促进(或者至少不会妨碍)实现并维护一种和平的社会秩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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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论意志与直接情感(二) - 来自《人性论(第二卷 论情感)》

第七节 论空间和时间的接近和远隔  我们很容易举出理由说明,为什么与我们接近的每一种事物(不论是空间上接近或时间上接近),都以一种特殊的强力和活泼性被人想像,并且它对想像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对象。我们的自我是密切地呈现于我们的,而且凡与自我有关系的任何东西都分享着那种性质。不过一个对象如果是那样远隔,以至失掉了这种关系的优势,那么为什么它越是再远隔一些,它的观念还会变得越是微弱而模糊呢?这一点或许需要一种较为详细的考察。  显而易见,想像永远不能够完全忘记我们存在其中的空间点和时间点;想像总是由情……去看看 

第10章 心智模式 - 来自《第五项修炼》

在管理的过程中,许多好的构想往往未有机会付诸实施;而许多具体而微的见解也常常无法切入运作中的政策;也许组织中有过小规模的尝试成果,每个人都非常满意,但始终无法全面地将此成果继续推展。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不是根源于企图心太弱、意志力不够坚强,或缺乏系统思考,而是来自“心智模式”。更确切地说,新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常是因为它和人们深植心中、对于周遭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和行为相抵触。因此,学习如何将我们的心智模式摊开,并加以检视和改善,有助于改变心中对于周遭世界如何运作的既有认知。对于建立学习型组织而……去看看 

导读 - 来自《权力伙伴》

秉承调查记者最优良的传统,罗杰·莫里斯由表及里,深入探查美国政治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将那一次次标志着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崛起历程的道义妥协——列举出来。历经三年艰辛的调查和上百次采访,作为获奖的历史学家,作者准确地剥离和揭示出这对儿当代最有野心的政治家许多引人注目的、闻所未闻的细节和秘密。  从旧南方客栈里的暴民政治开始,《权力伙伴》一步步将读者引人那个导致并说明克林顿政权如何产生的,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裂痕的,有时还是见不得人的隐蔽的大背景中去。莫里斯将三个主题连缀在一起:克林顿夫妇政治……去看看 

作者简介 - 来自《致加西亚的信》

阿尔伯特·哈伯德1859年6月19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父亲既是农场主又是乡村医生。哈伯德年轻时曾供职于巴夫洛公司,是一个很成功的肥皂销售商,但他却不满足于此。于是在1892年,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进入了哈佛大学。然后,他辍学开始徒步旅行英国。不久他在伦敦遇到了威廉·莫瑞斯,并且喜欢上了莫瑞斯的艺术与手工业出版社,即凯姆斯科特出版社。  回到美国后,他试图找到一家出版商来出版自己那套名为《短暂的旅行》的自传体丛书。当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后,他决定自己来出版这套书,于是罗依科罗斯特出版社诞生了。哈伯德不……去看看 

第二章 分层 - 来自《法律的运作行为》

分层是社会生活的纵向方面。它是物质生存条件如食物和住房及其生产资料——土地、原材料、工具、家畜和奴隶——的不平均分配。它还包括其他财产、甚至奢侈品和过剩物资——只要这些东西最终被用来交换物质生存条件——的不平均分配。因此,分层包括流通货币的不平均分配,不管流通的货币是牲畜、粮食、贝壳还是金钱。在广义上讲,分层就是财富的不平等。分层本身有几个可变的方面。一个是财富差别的程度,或称之为纵向差别。另一个是财富分配到各个层次的程度,各个层次之间是互相分离,而不是彼此相联的;这是纵向的分割。这些层次……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