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市场秩序或偶合秩序(下)

 《法律、立法与自由》

正当行为规则所保护的只是物权领域而不是市场价值

任何人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所具有的价值, 以及他由此而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 除了要取决于上文所述的条件以外, 还将始终取决于市场上的其他人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变动不居的可能性而作出的种种决定。据此我们可以推知, 要想确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从总产出中获得一个特定的价格或一项特定的份额, 就必须要求特定的其他人按照一种特定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产品。显而易见, 这种做法实是与自由社会所主张的这样一项原则极不相容的, 即只有在实施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时候, 才能够使用强制。目的独立的正当行为规则并不能够决定任何人所必须做的事情(除了履行他自愿承担的义务以外), 而只能够规定他不得做的事情。因此, 这种正当行为规则所确定的只是一些原则, 并由这些原则去规定每个人所具有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得侵犯的确受保障的领域。

换言之, 正当行为规则使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哪些特定之物属于哪些特定之人的问题, 而不是这些物品有什么价值的问题, 也不是这些物品会给它们所属的人带去什么益处的问题。正当行为规则的作用在于为个人决策提供信息并因此而有助于减少决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 但是它们却不能决定个人运用这种信息去做什么事情, 从而也就无法根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当行为规则告知每个人的只是他所能够可靠且安全使用的是哪些特定之物, 而不是他使用这些特定之物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有关这些结果的问题还要取决于他经由努力所产出的产品与其他人的产品的交换。

显而易见, 那种把上述情形说成是正当行为规则把特定之物分配给特定之人的观点, 是极具误导性的。正当行为规则所陈述的只是一些条件, 而根据这些条件,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或放弃特定之物, 但是这些规则本身却并不会明确规定每个人置身于其间的特定条件。每个人所拥有的物权领域在任何时候都将取决于他是否成功地或多么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条件, 而且还要取决于他碰巧拥有的特定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样一种系统确实是一种使富者更富的系统。但是, 这与其说是它的弊端, 还不如说是它的优长, 因为正是这种系统所具有的上述特征, 才使得每个人都认为值得尽全力去追求即时性的结果, 而且也值得尽全力去提高他在将来向其他人提供服务的能力。正是人们有可能通过获取财富而提高他们在将来获取财富的能力, 这才引发或启动了二个持续不断的整体过程, 其间, 我们无须每时每刻都从零做起, 而可以始于并以前人取得的成就为基础, 进而用我们所掌握的财富去创造尽可能多的收入。

预期的应合乃是经由某些预期的落空而促成的

立基于上文的讨论, 我们可以认为, 抽象的行为规则所能够(以及为了确使自生自发秩序得以型构而应当)保护的只是人们支配特定物品和服务的预期, 而不是他们对这些物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价值的预期——所谓市场上的价值, 乃是指这些物品和服务能够据以交换其他物品的条件。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却常常为人们所误解。我们可以从这个要点出发得出如下若干极为重要的推论。尽管增加确定性(certainty)是法律的目的, 但是法律能够根除的只是不确定性的某些根源;因此, 如果法律试图根除所有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法律就肯定是有害而无益的:法律保护人们预期的方式只能是禁止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对个人的财产权(包括在其他人自愿承诺在将来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向这些人提出履行这些服务的要求权)进行侵犯, 而不能要求其他人采取特定的行动。因此, 法律不可能确使任何人的物品和服务获得某种特定的价值, 而只能够确使他有权获得他的物品和服务所能卖出的价钱。

法律所能够保护的之所以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预期, 或者说, 法律所能够根除的之所以只是不确定性的某些根源而不是全部根源, 实是因为正当行为规则只能够以一种使不同人的意图不发生冲突的方式来限定它们所允许的行动的范围, 但是却不能以肯定性的方式决定个人必须采取什么行动。经由对每个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进行限制, 法律为每个人都开放出了他与其他人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它却并不能够确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正当行为规则乃是经由平等地限定每个人的自由而确使所有的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的;因此, 这样的规则只能够使人们有可能就获得现在由其他人所拥有的产品达成协议, 并据此而把所有人的努力都引向与其他人达成协议的方向。但是, 正当行为规则却无力确使这些努力获得成功, 甚或都无力决定人们能够达成这种协议所须依凭的种种具体条件。

的确, 预期的应合有可能使所有的当事人都实现他们各自追求的目的。当然, 这种预期的应合事实上是由一种试错的学习过程(a process of learning by trial and error)促成的,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这个过程却肯定会持续不断地使某些预期蒙遭挫折。人们在市场秩序中所展开的这种调整适应的过程, 正像所有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 system)所作的自我调整一样, 都是根据控制论所谓的负反馈原则展开的:而所谓负反馈, 乃是对预期的行动结果与实际的行动结果之间的差异作出回应, 以减少这些差异。这种试错的学习过程确实会增进不同人的预期达致应合的机会,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这乃是以下述两个条件为基础的:第一, 时价提供了有关未来价格水平的某些信息, 这就是说, 在一个已知事实相对稳定的框架内, 发生变化的始终只是少数事实;第二, 价格机制作为传播知识的媒介发挥作用, 进而促成这样一种情形, 即某些人所知道的事实可以经由他们的行动对价格所造成的影响而对其他人的决策产生影响。

为了达致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程度的确定性, 我们恰恰有必要使某些极为重要的预期(比如说物品能够在市场上买卖所依凭的条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初看上去,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 只要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目的只能是为人们判断何者必定是不确定的这个问题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 并且为人们对那些在此前并不为人们所知道的情势作出持续不断的调适提供最为牢靠的基础, 那么, 上述那种自我矛盾的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我们所追求的只能是最为充分地运用那些不断变化的局部知识(partial knowledge: 这种知识主要是经由价格的变化而得以传播的), 而决不可能是最大限度地运用一个给定的且恒定不变的知识存量。在这种情形中, 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佳结果并不是确定性, 而是根除那些可以避免的不确定性——而达致这种结果的方式则不能是阻止或遏制那些不可预见的变化去扩大它们的影响, 而只能是促使人们对这些变化作出调适。

常常有论者认为, 听任这类不可预见的变化所造成的负担落在那些无力预见它们的人的肩上是不正义的;因此, 既然这种风险是无从避免的, 那么它们就应当由所有的人来共同承担, 而且相关的损失也应当由所有的人予以平均分担。然而, 我们却很难确知, 某种特定的变化是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预见的。整个市场系统所依凭的基础乃在于向所有的人提供激励, 促使他们运用自己的技艺去探明特定的情势, 进而使他们对行将发生的种种变化做出尽可能精确的预测。如果每一项决策都不承担蒙遭损失的风险, 或者说, 如果必须由一个权力机构来决定预测中所存在的某个特定错误是否可以免除责任, 那么上述激励就会丧失怠尽。[17]

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所能够决定的只是机遇而不是特定结果

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正当行为规则所能够指涉的只是人们采取行动时所依凭的一部分条件, 而不是所有的条件。正是立基于这一点, 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能够向所有个人确保的也只是机遇, 而无力确使他们肯定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我们知道, 即使在一种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机会的竞赛中, 也始终会有一些赢家和一些输家。如果我们向某个人保障他行事的环境中的某些要素, 那么他的未来状况的确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确定无疑的是, 作为他成功之基础的许多其他要素却仍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此, 在为无数的未来情势制定规则的时候, 立法的目的就只能是增进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遇——而他们究竟拥有什么机会的问题, 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拥有的知识和技艺, 甚至还会取决于偶然因素把他们置于其间的那种特定境况。据此, 立法者所作的努力便只能是增进所有人的机遇;当然, 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 立法者的决策对不尽相同的个人所具有的各种微妙且分散的影响乃是明确可知的, 而只是认为立法者能够致力于增进某些不确定的任何人得以运用的机遇。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项推论, 即任何人都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得到全面的平等机会, 而只有理由要求:第一, 那些指导政府所有强制措施的原则应当具有平等增进所有人的机会的可能性;第二, 这些规则还应当在所有特定的场合都得到适用, 而不论这种规则的适用对特定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可欲。这是因为:只要不同个人的地位完全是由他们各自的技艺以及他们遭遇到的特定情势所决定的, 那么任何人就都不可能确使不同的个人获得相同的机会。

如果在一种竞赛中, 个人所得到的结果, 不仅在部分上取决于机遇, 而且还在部分上取决于他们的技艺, 那么我们无论是把这种竞赛结果说成是正义的, 还是说成是不正义的, 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形有点类似有奖竞赛中的情形, 其间, 我们会努力规定一些条件, 从而使我们能够评说谁的表现最好,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却无力确定最佳的实际表现是否就是具有较高品行的证明。的确, 我们无力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 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保证竞赛的结果会与竞赛者的能力相符合, 或与我们想鼓励他们所保有的那些特定品行相应合。尽管我们希望人人都诚实无欺, 但是我们却无力确使人人都做到这一点。当然, 我们会诉诸竞争或者经由竞争以求发现谁的表现最佳, 但是竞争的结果却只能够表明谁在这个特定场合中表现最佳, 而无法表明赢家在一般场合都会表现最佳。我们常常会发现, “跑得快的未必赢得赛跑、强大的未必赢得战争、智慧的未必挣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变得富有、灵巧的未必赢得好感;但是至关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人都有胜出的时间和机会。”[18]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规则的适用对特定的人所具有的影响, 这才使得正义在自由人组成的自生自发秩序中成为可能。[19]

持之一贯的正义甚至还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即在我们行事的时候, 我们要表现得就像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事实上确知的情势一样。自由与正义乃是那种只能在那些拥有有限知识的人当中得以盛行的价值, 而在全知全能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却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持之一贯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对市场秩序这种结构的控制权, 必须以这样一项原则为基础, 即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放弃对一项司法判决所具有的具体且可预见的结果进行考虑。由于法官只有在遵循法律原则且不考虑抽象的法律规则并未指涉的各种情势(但是这些情势却有可能对人们从道德上评价该项行动大有影响)的时候才可能是正义的, 所以正义的规则就必须对那些在所有的事例中都有可能被考虑到的情势做严格的限定。如果说“理解即原谅”(tout comprendre est tout pardonner), 那么这恰恰是法官绝不可尝试去做的事情, 因为法官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情况。我们之所以在维续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中必须依凭抽象规则, 实是因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那种无知和不确定性所致;此外, 也只有当我们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些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并且不把它们只视作是对我们在特定场合中并不具有的那种知识的一种替代品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实施这些行为规则的目的。因此, 致使每个人的机遇得到改进或增进并因此而被人们视作是正义者而加以接受的, 并不是正当行为规则在特定情形中适用的结果, 而只能是普遍适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20]尤其需要强调的是, 对短期结果的全力关注, 注定会使人们更加强调可见且可预测的结果而忽视那些不可见且长期的影响;然而, 那些旨在以平等方式造福每个人的规则, 却决不会允许法官因偶然事件而知道的那些结果在重要性上超过他不可能知道的那些结果。

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不应当落空的预期会落空的事实, 实是无法避免的。预期的落空注定会引起怨愤, 而且还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 尽管在这种情形中并没有人做不公正的事情。那些受到影响的人通常都会真诚地要求采取救济措施, 并会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但是, 如果强制应当被严格地限定在实施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方面, 那么至关紧要的问题便是政府不应当拥有赞同上述要求的权力。某些人为之抱怨的相对地位的降低, 实是他们所拥有的某些机会造成的结果,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同样是依凭着这些机会, 其他一些人现在却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此外, 即使是那些抱怨者本人也是凭靠这样的机会而赢得他们在过去享有的那种地位的。正是由于无数其他人的合理预期会不断地落空, 每个人才得到了他现在所得到的高收入;因此, 每个人在轮到自己倒霉的时候接受这种霉运, 也就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了。当然, 以上所论对下述两种情形也同样适用:第一, 一个大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单一的个人)都产生了——而且还相互支持——这种怨愤情绪的情形;第二, 结果的变化渐渐被视作是一个“社会问题” 的情形。

具体命令对偶合秩序的“干预”造成了失序而且绝对不可能是正义的

一项正当行为规则的作用, 乃在于对众多个人所具有的不尽相同的目的进行协调, 而一项命令的作用则在于实现特定的结果。与一项正当行为规则不同, 一项命令不仅会限制个人的选择范围 (或者说不仅会要求他们去实现它们刻意创生的预期), 而测的结果而忽视那些不可见且长期的影响;然而, 那些旨在以平等方式造福每个人的规则, 却决不会允许法官因偶然事件而知道的那些结果在重要性上超过他不可能知道的那些结果。

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 不应当落空的预期会落空的事实, 实是无法避免的。预期的落空注定会引起怨愤, 而且还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觉, 尽管在这种情形中并没有人做不公正的事情。那些受到影响的人通常都会真诚地要求采取救济措施, 并会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但是, 如果强制应当被严格地限定在实施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方面, 那么至关紧要的问题便是政府不应当拥有赞同上述要求的权力。某些人为之抱怨的相对地位的降低, 实是他们所拥有的某些机会造成的结果,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同样是依凭着这些机会, 其他一些人现在却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此外, 即使是那些抱怨者本人也是凭靠这样的机会而赢得他们在过去享有的那种地位的。正是由于无数其他人的合理预期会不断地落空, 每个人才得到了他现在所得到的高收入;因此, 每个人在轮到自己倒霉的时候接受这种霉运, 也就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了。当然, 以上所论对下述两种情形也同样适用:第一, 一个大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单一的个人)都产生了——而且还相互支持——这种怨愤情绪的情形;第二, 结果的变化渐渐被视作是一个“社会问题” 的情形。

具体命令对偶合秩序的“干预”造成了失序而且绝对不可能是正义的

一项正当行为规则的作用, 乃在于对众多个人所具有的不尽相同的目的进行协调, 而一项命令的作用则在于实现特定的结果。与一项正当行为规则不同, 一项命令不仅会限制个人的选择范围 (或者说不仅会要求他们去实现它们刻意创生的预期), 而且还会要求他们按照一种并没有要求其他人的特定方式行事。

严格说来, “干预”(或“干涉”)(interference or intervention)这个术语只能被确当地用来指称这些具体命令的作用, 因为与正当行为规则不同, 这些命令并不有助益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 而只是旨在实现特定的结果。当然, 古典经济学家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使用“干预”这个术语的。在制定或改进那些一般性规则的方面, 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不会使用这个术语, 因为那些一般性规则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运行所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分析中所明确预设的前提。

即使在日常语言中, “干预”也意指对一种依循某些原则而自动展开的过程进行操作或施以影响;而人们之所以把这个过程视作是自动展开的, 实是因为这个过程的各个部分都遵循着某些规则。如果我们为一种类似钟表机构的装置上油, 或者用任何一种其他的方式来保障一种机械装置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那么我们便不会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干预”。只有当人们以一种与这种装置的运转所依凭的一般原则不相一致的方式来改变它的任何一个特定部分的位置(比如移动一座钟表的指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确当地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干预。因此, 干预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结果, 而这种结果却是与我们允许某种机构装置按照它的内在机理且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运转所产生的那种结果极其不同的。[21]只要这样一种过程的展开所遵循的规则是前定的, 那么它在任何时候产生的特定结果就都是独立于人的即时性意愿的。

通过更改某系统中的一种特定行动而产生的那些特定结果, 不可能与这个系统的整体秩序相一致;如果我们想使这样的特定结果不与该系统的整体秩序发生冲突, 那么我们就惟有通过改变该系统在自此以后的运行过程中所依凭的规则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 如果我们严格使用干预这个术语, 那么从定义上讲, 干预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强制行为, [22]而采取这种强制行为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结果, 而且采取这种强制行为的人也不会承诺在由一项规则所界定的某些情势完全相同的场合中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据此我们还可以说, 干预始终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 因为在实施这种行为的过程中, 某个人在另一个人不会受到强制的情形中却会受到强制(通常还是为了满足某个第三者的利益), 而且实施这种强制行为所试图达到的目的也不是被强制者的个人目的之所在。

再者, 干预还是一种始终会干扰整体秩序并阻止整体秩序之各个部分进行相互调适的行为;然而一如我们所知, 自生自发秩序正是以各个部分的相互调适为基础的。干预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恶果, 实是因为:第一, 它使那些受到具体命令支配的人无法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各种情势去调整自己的行动;第二, 它要求那些受具体命令支配的人去实现其他人没有被要求为之努力的某些特定目的——而这些特定目的的实现, 却必定是以忽视某些其他不可预见的结果为代价的。据此我们可以说, 每项干预行为都会创生一项特权, 因为这种干预行为乃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的方式而确使某些人获得利益的——这即是说, 干预行为所采取的乃是一种不可能从那些普遍适用的原则那里得到正当性支撑的方式。就此而言, 自生自发秩序之型构所要求的东西, 恰恰也就是那种把所有强制都限于实施正当行为规则的安排所要求的东西:只有在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规则所要求的那些场合, 才能够运用强制。

法律的目的应当是平等地改进所有人的机遇

由于正当行为规则所能够影响的只是人们努力获得成功的机遇, 所以修正或改进这些规则的目的也就应当是尽可能地增进或改进不确定的任何人所具有的这种机遇。从长远来看, 由于人们根本就无力对任何规则所指涉的某些情势之特定组合会在何时何地发生的问题作出预测, 所以人们也就肯定无力知道谁会从这样一种抽象规则中受益以及不同的个人会从中获得多少益处。据此, 这种旨在无限期适用的普遍规则的目的就只能是增进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遇。

在这种情形中, 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说机遇, 而不说或然性(probabilities), 实是因为“或然性”这个术语所意指的乃是那些并不为人所知的数量值。法律所能做的, 只是增加那些有可能被一些不确定的人获得的有利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的数量, 并由此而增进所有人获得有利机会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法律的目的应当是扩展每个人的前景, 然而究竟谁的前景会因一项特定的立法措施而得到扩展和扩展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却常常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应当指出的是, 机遇这个概念乃是从两个途径进入我们题域之中的。首先, 任何特定人的相对地位只能被描述成一系列机会(opportunities);如果这个机会系列为人们精确知道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或然性分布或概率分布(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其次, 这里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或然性的问题, 即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会在依此描述的一系列位置(positions)中占据任何一种位置。因此, 由此产生的机遇概念(亦即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获得某一特定机会系列的机遇)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于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很难给出像数学那样精准的定义。然而, 只有当那些数量值为人们所知的时候(当然, 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它们), 像数学那般精准的定义才是有助益的。[23]

显见不争的是, 以一视同仁的方式去努力增进每个人的机遇, 并不会致使每个人的机遇变得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人们所拥有的机遇不仅会始终取决于法律并不控制的未来事件, 而且还要取决于有关规则被采纳的那个时刻这些个人所处的初始地位。在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中, 任何人所具有的这种初始地位都始终是此前各个阶段所造成的结果, 并因此是一种非设计的和取决于机遇的事实, 一如未来发展的前景一般。此外,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会把他们的一部分努力用来改进他们的未来机遇, 而不会把他们的努力全都用于满足他们的即时性需求(当他们在满足即时性需求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时候, 他们就更会把他们的努力用于改进他们的未来机遇了), 所以任何人的初始地位都始终是一系列以往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也是他的努力和远见所产生的结果。据此,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正是由于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把他眼下获得的成果用于当下的消费还是用于增进未来的机会, 所以他业已获得的地位才能够有助于他增进他达致更佳地位的机遇, 或者说, 才能够“使富有者更富有”。因此, 如果人们可以从长远角度出发对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的用途进行配置, 那么这还会始终趋于扩大他们当下努力的价值与他们当下得到的收益之间的差距。

由于我们特别依赖家庭制度(因为我们的个人生活都始于家庭制度), 所以影响任何人生活前景的事件之链都必定会扩及到或延续至每个人的身后。据此我们可以说, 在偶合秩序这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中, 不同个人的各自起点——因而也是不同个人的各自前景——肯定是不尽相同的。

当然, 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对那些由早先的不正义的行为或不正义的制度所决定的地位进行纠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除非这种不正义是显见的且刚刚造成的, 否则,对其进行纠正就往往是行不通的。从整体上来说, 更为可取的做法似乎是,把既定的地位当做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接受下来,并且从现在开始否弃任何旨在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谋取利益的措施。试图通过制定法律这一更强有力的手段来增进那些只有相对较少机遇的人的机会的做法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做法却鲜有可能经由一般性规则而得到实现。毋庸置疑,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例,比如说法律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偏袒抑或有损于某些群体的做法;因此显见不争的是,这类法律规定应当得到纠正。但是, 从总体上来讲,事实情形却与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相反,因为法律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不仅提高了那些位居最低收入群体中的人的绝对地位,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地位;而这个事实情形就是财富的普遍增长。据此我们可以说,财富的普遍增长更趋于增加地位最低群体的收入,而不是地位较高群体的收入。当然, 这实是这样一种情势所成就的结果,即一旦马尔萨斯之妖(the Malthusian devil)被驱除,财富总量的增长便会使劳动力比资本更趋稀缺。但是,除非我们对所有人的收入作绝对平等的分配, 否则,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总人口中必定会有一定百分比的人发现自己处于社会等级序列中的底层;而且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人口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地位最低阶层中的一员,但是如果该阶层只占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那么被挑选出来的任何人也就必定只有十分之一的机遇是地位最低阶层的成员![24]

好社会是随机挑出的任何人都可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机遇的社会

根据上文所论,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当把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视作是最可欲的社会秩序, 亦即在我们知道我们于其间的初始地位将完全取决于偶然机遇(比如说我们出生在某个特定家庭这类事实)的情形下我们便会选择的那种社会。由于这种机遇对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可能是以他已然拥有的特殊技艺、能力和品味为基础的, 所以更为确切地说, 最好的社会乃是这样一种社会, 亦即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于其间的地位将取决于偶然机遇的情形下我们仍倾向于把他们置于其间的那种社会。在这种情形中, 几乎不太可能有人会选择一种极端平均主义的秩序。例如, 尽管一个人在得到保证他或他的孩子们将成为土地贵族这个阶层的成员的情形下也许会把这个贵族阶层在过去所享有的那种生活视作是最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 而且也会选择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的社会, 但是, 如果他知道贵族阶层的地位要由抽签来决定, 而他本人也更可能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的话, 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了;在这种情形下, 他极有可能会选择工业社会这种类型, 因为这种类型的社会决不会向少数人提供种种能够满足其欲求并令其愉悦的保障, 但是却会向绝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生活前景。[25]

注释

1. 参见 Carl Menger,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Illinois, 1963), p. 93:国民(nation)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需求、要工作、搞经济和有消费 的大主体;因此, 被称为"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的东西, 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民经济"并不是一种类似于一 个国家中的单一化的经济现象, 而财政经济则属于这样一种单一化的 经济:"国民经济"既不与一个国家中的单一化的经济相反对, 也不与 之相应合。就这个现象的最为一般的形式来看, 它乃是诸多单一化的经济的一种特殊的复合体。另请参见该著作的第一篇跋文。

2. Richard Whately,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55), p.4.

3. 尤其是L. von Mises, Human Action(Yale, 1949);这种观点在该书中到处都是。

4. 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Dictionary(London, new ed, 1940), 参见下述条目:katallagden, katallage, katallagmag, katal-laktikos, katallasso(-tto), katallakterios and katallaxis.

5. 因此, 我们所使用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一词, 在希腊语中, 就是 a taxis(即外部秩序)和a teleocracy, 而katallaxy则是a kosmos(即内部秩序)和a nomocracy.

6. 这些规则就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着意强调的那些"正义规则"。亚当·斯密在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art I, sect. Ⅱ, chap. Ⅲ)一书中曾经把正义称之为"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只要把这个支柱毁掉, 那么人类社会这个伟大且庞大的结构就必定会在瞬间土崩瓦解。也许我可以说, 这个结构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建立并得以维续, 似乎一直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特别精心眷顾所致";在这里, 他所说的"正义",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些规则。

7. 在18世纪初, 伯纳德·孟德维尔经由《蜜蜂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一书的出版而成了这种观点的最有影响的阐释者。但是, 这种观点似乎在此之前就已经广为人们持有了, 我们可以在早期辉格党人的文献中发现这种观点;比如说在Thomas Gordon的"Cato's Letter", no.63, date 27 January l721(载于The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 ed David L. Jacobson, Indianapolis, 1965, pp. 138-9:"每个人的诚实的劳作和有用的才能, 在为公众使用的同时, 也是在为他自己使用;而他在为自己服务的同时, 也会服务于公众;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将互为保障;人人都乐于为保障整体做贡献--而且还会勇于捍卫整体。"后来, 这种观点又在某些经典著作中得到了表述, 首先见于孟德斯鸠和休谟的著作(他们可能都受到了孟德维尔的影响):S.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book Ⅲ, sect. 7(trs. T. Nugent, New York, 1949), p. 35:"每个人都在增进公共财富, 尽管他所考虑的只是增进他个人的利益";D. Hume, Treatise in WorksⅡ, p. 289:"我学着为其他人提供服务, 虽说我与其他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友好关系";上引书, p. 291:"有助于公众, 虽然这并不是有意的";另参见Essays, Works Ⅲ, p. 99:"不得把为公益服务的事情变成个人的利益, 即使是坏人亦不得要求他们这样做。"这个观点后来又见之于Josiah Tucker, Elements of Commerce(London, 1756);Adam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London, 1759), part Ⅳ, chapter I, 在那里, 亚当·斯密指出, 人们乃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在并非意图且不知道的情况下, 增进着社会利益的";当然, 这个观点还可见之于他的Wealth of Nations(ed. Cannan, London, 1910), vol. I, p. 421:"通过这种方式来指导一个人的劳作, 其产出可能具有最大的价值:他所意图的只是他自己的收益, 在这种情形中, 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一样, 他乃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增进着一种并非他意图之一部分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 这种目的并非个人意图之一部分, 并不总是坏事。通过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 他对社会利益的增进, 往往要比他真的意图去增进社会利益的时候更为有效。"亦请参见Edmund Burke, Thoughts and Details of Scarcity(1795), 载于Works(World's Classics ed.), vol. Ⅵ, p. 9:"仁慈而明智之士在处理一切事务的时候, 都会要求人们在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同时, 把普遍利益与他们自己的个人成功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论他们是否乐意这样做。"

8. 参见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I, p. 16:"我们并不指望从肉店老板、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中得到我们的晚餐, 而是指望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得到。"

9. 正是在坚持社会"团结一致"(solidarity)这一点上, A. Comte, E. Durkheim和L. Duguit对社会学所采取的建构论认识进路可以说是凸显无遗。

10.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把这两个因素视作是现代人所保有的惟一"高尚的"情操。他的这种看法极为典型。

11. 有关古希腊人弘扬批判精神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尤请参见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 and Princeton, 1947及日后的版本);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Karl R. Popper的这部著作中随处可见。

12. 再请参见A. L. C. Destutt de Trac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Georgetown, 1817), pp. 6以次:"社会纯粹是而且也仅仅是一系列连续的交换。......商业就是整个社会。"在人们普遍使用"社会"这个术语之前, 在我们现在使用"社会"这个术语的场合, 人们常常使用的是"经济"这个术语。就此而言, 我们可以参见John Wilkins, Essay toward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London, 1668), 转引自H. R. Rob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London, 1967), pp. 114-5;在这里, 他乃是把"经济的"当做"人际的"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在那个时候, "经济"这个术语似乎也被普遍用来意指我们在本书中称之为自生自发秩序的东西, 就像"创新的经济"(economy of creation)这类频繁出现的术语所显示的那样。

13. 从极为不同的角度对当下经济理论中的"配置"进路或"经济主义"所做的主要批判, 有一部分是出自J. M. Buchanan, 近来又在下述论文中得到了重新表述: "Is Economics the Science of Choice"载于E. Streissler (ed), Roads to Freedom(London, 1969), 以及C. Myrdal, 特别参见其所著的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 1953)和Beyond the Welfare State(Yale, 1960). 又请参见Hans Peter, Freiheit der wirtschaft (Cologne, 1953);Gerhard Weisser, ``Die Uberwindung des Okonomismus i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载于Grundfragen Wirtschaftsordnung(Berlin, 1954);以及Hans Albert, Okonomische Theorie und Politische Ideologie(Cottingen, 1954).

那种常常被人们以一种不准确(尽管是较为简便的)的方式描述为"经济目的"的东西, 实是最为一般且无甚差别的工具, 比如说货币或一般性的交换手段, 而这些东西在日常谋生的过程中就是人们的直接目的, 因为人们还不知道要把它们用于实现何种特定的目的。严格地说,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经济目的;关于这个事实以及有关把经济学视作一种选择理论的最为明确的叙述, 可以参见L. C. Robbin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London, 1930和日后版本)。

14. 亦请参见本书第二卷第7章。

15. 技术知识告诉我们的只是哪些技术是可资利用的, 但是它并不告诉我们哪种技术是最经济的或最有效的。有关这个要点, 再强调几次都不为过, 因为它常常被误解, 尤其是被唯社会论者所误解。与人们广泛持有的信念不同, 像纯粹技术最优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 往往是因为他们有着一种错误的想法, 即惟有一种要素是均质的, 那就是能量, 亦即一种真正稀缺的要素。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美国生产某种东西的最为有效的技术, 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在印度, 就可能是极不经济的。

16. W. 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71), p. 159.

17. 在个人对特定环境作适当调适的过程中, 个人的许多知识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 这些知识却不是他们可以在事先开列出来并存档以备中央计划机构在需要时随时运用的现成知识;他们也不可能在事先就知道他们能够从下述事实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比如说, 镁的价格已大大低于铝的价格、或尼龙的价格大大低于纤维的价格、或一种塑料的价格已大大低于另一种塑料的价格;个人所具备的只是这样一种能力, 即发现某一给定的情势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这种能力往往是对某些特定情势的了解--尽管这些情势是他们在事先并不知道的, 但是在他们了解它们以后, 它们对他们来说也许会变得有用了。

18. Ecclesiastes, 9:11.

19. 西塞罗曾论辩说, 正义之母既非自然亦非意志, 而是智力缺陷。我猜想, 西塞罗在做这个论断时, 心中所想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无知。参见 De Republica, 3, 13:``iusfitae non natura nec voluntas sed imbecillitas mater est''。当他在许多其他场合谈到``humani generis imbecillitas''的时候, 他想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20. 参见本书第7章注释[12]所征引的休谟那段文字。

21. Wilhelm Ropke在其所著的Die Gesellschaftskrise der Gegenwart(fifth ed., Erlenbach-Zürich, 1948, p. 259)一书中对"符合"市场秩序的干预行为与那些不"符合"市场秩序的干预行为之间所做的区分(或者, 一如某些其他的德国论者所表述的那样, 是或不是systemgerecht), 目的就在于此。但是, 我却宁肯不把那些"符合"市场秩序的措施称之为"干预"。

22. 参见L. von Mises, Kritk des Interventionismus(Jena, 1929), pp. 5以次:``Nicht unter den Becgriff des Eingfiffes fallen Handlungen der Obrigkeit, die mit den Mitteln des Marktes arbeiten, d. h. solche, die Nachfrage oder Angebot durch. Veranderungen der Marktfaktoren zu beeinflussen suchen...Der Eingfiff ist ein von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Gewalt ausgehender isolierter Befehl, der die Eigentumer der Produktionsmittel und die Unternehmer zwingt, die Produktionsmittel anders zu verwenden als sie es sonst tun wurden.''

23. 这样, 不确定的任何人所具有的挣得某种特定收入的机会, 可以用高斯势场(a Gaussian hill)亦即一个三维面来表示, 其中的一个坐标所表示的是这个人属于这样一个阶级的概率--这个阶级可望得到一定水平的收入(依照中线的值来确定)的特定概率分布, 而第二个坐标则表示该阶级所享有的特定收入的概率分布。这个三维面将表明, 虽说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比另一个特定的人享有着更好的挣得某种特定水平收人的机会, 但是前者挣得的收入却在事实上有可能比后者挣得的收入少得多。

24. 如果我们奉行那些会提高普遍收入水平的原则, 而不考虑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在收入表中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不断转换, 那么所有人的机会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增加(在这个过程中, 位置的转换是一定会发生的, 而且为了使平均收入水平得以提高, 也必须进行这样的位置转换)。一如我们所知, 在经济迅速增长期间, 收入分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 想根据有关这些变化的可资利用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绝非易事。但是, 有一个国家则在这个方面有着相当充分的可资利用的信息, 而这个国家就是美国;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在1940年属于这样一个群体, 而该群体中的个人收入多于全部人口中50

25. 我以为, 如果我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阐明我在正文中所陈述的那个观点, 可能会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个问题;当然, 正是由于我拥有这些经历, 这才使得我以这种方式来认识这个问题。一个拥有既定地位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采取一种不同于看待一般性问题时所应当采取的态度;我实是在1940年的夏天作为伦敦居民时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 我和我赖以养家糊口的所有资源似乎极可能会即刻被敌机的轰炸毁掉。正当我们都在做最坏的打算的时候, 我收到了几个中立国家的邀请, 让我把当时尚小的孩子们送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家去, 这样, 即使我本人没有逃过战争的劫难, 那么我的孩子们还有可能继续活下去。因此, 我不得不考虑像美国、阿根廷、瑞典这些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秩序的国家的相对诱惑力, 而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乃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为依据的, 即我的孩子们会在其间成长的那个国家的条件或多或少是由机遇决定的。这使我认识到, 对我的孩子们而言, 指导我为他们作出合理选择的原则应当不同于那些指导我为自己作类似选择的原则, 因为我与他们不同:我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地位而且还相信(也许错了)这种稳固的地位在一个欧洲国家要比在美国更管用。然而, 如果我采取抽象的思考方式, 那么我也许永远都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 虽然我在为自己作选择的时候可能会从一个刚刚四十出头、有一技之长和固定的趣味、并享有一定的声望和有资格进入有特定倾向之阶层的人所拥有的相对机遇来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为我的孩子们作选择, 那么我就不得不考虑我的孩子们在这些国家中的机遇有可能把他们置于其间的那种特定环境究竟如何。这样, 考虑到我的孩子们还需要发展他们的人格, 所以我认为, 由于美国社会不存在旧世界(指英国或欧洲这样的古老国度)中那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别--尽管这种差别对我颇具好处, 因此我决定为我的孩子们选择美国。(也许我还应当补充一点:这样的选择乃是以这样一种默会的想法为基础的, 即我的孩子们在美国会被送到一个白人家庭而不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家庭中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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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给江泽民写信 - 来自《新疆追记》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狱是暂时的,很快我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刚刚到家就开始报道我已经被释放。在分析我被释放的原因时,普遍把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知道,我母亲的确为我的事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本不应该由我来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这一条捎上,有人因此认为我是有恃无恐。所以,我需要对此稍做解释。 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去看看 

阿非利加战记 - 来自《内战记》

1.凯撒连续多天行军,一天都不息,每天都赶完全程,终于在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利吕拜乌姆。他表示自己希望立刻就下船,但当时他身边军队不多,只有一个新兵的军团,骑兵勉强只有六百名。他把他的营帐就扎在岸边,海浪几乎一直冲刷到它脚下。他这样做,为的是免得有人希望他能就此停息一下,并且使每个人都每天每时作好准备。只是在这个季节里,没有适于航行的风。但他还是把划手和士兵都留在船上,免得会错过任何可以出发的机会。特别因为这个行省的居民有报告来说,敌人有不计其数的骑兵,有四个属于国王的军团和大批轻骑兵、又有西皮阿手下的十个……去看看 

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 来自《蒋经国自述》

薛汕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去看看 

爱弥儿 6-3 第三节 - 来自《爱弥儿》

要得出我们教义问答课本中第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我想,新的教义问答课本大体上应当以如下的问法开始:     阿姨:你还记得你妈妈当女孩子的时候吗?     小女孩:记不得了,阿姨。     阿姨:你的记忆力那样好,为什么记不得呢?     小女孩:因为那时候我不在这个世界上咧。     阿姨: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生?     小女孩:没有。     阿姨:你会不会永远活下去呢?     小女孩:会的。     阿姨:你现在是年纪轻还是年纪老?     小女孩:我很年轻。     阿姨:你的奶奶是年轻还是年老?     小女孩:她年纪老了……去看看 

第六章 达尔文主义的起源 - 来自《进化思想史》

在科学史上,没有人像达尔文那样受到那么多关注和批评(有关的文献见Loewenberg,1965;Ruse,1974;Greene,1975;Kohn,ed,1985)。最近几十年,达尔文发表过的著作又重新刊印,史学家也编辑了他的许多日记、笔记和未完成的手稿(见参考文献)。随着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达尔文文稿,从而激发了大量的历史解释。重印达尔文通信全集的计划已经启动(Darwin,1984,1986;Burkhardtetal.,1985)。现在已经出版了带注释(Darwin,1959b)和带通信(Darwin,1981)的《物种起源》。由于"达尔文业"(借用鲁斯的话)产生出来大量的材料,因而很难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关于达尔……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