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政府政策与市场(上)

 《法律、立法与自由》

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遭其他人的侵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竞争的好处不取决于 竞争是否“完全”或“完善”[1]

在某些条件下,竞争能够为不同商品的生产和各种服务的提供实现一种资源配置,而这种配置又能够使某些特定产品组合的产出达到一个“全智全能者”所能实现的产出数量——当然,这种所谓的“全智全能者”,不仅要知道实际上只有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方可能知道的所有事实,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运用这种知识。竞争性市场过程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得以产生这些结果的上述特殊事例,着实令一些经济理论家如痴如醉、极感满意,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竟倾向于把它夸张成一种典型的范例来对待。结果,人们在主张竞争时往往会采取这样一种论辩,即竞争之所以可欲,似乎就是因为竞争始终能 够达致上述特殊事例中的那些结果;甚或只有当竞争事实上达到 了诸如此类的结果的时候,竞争似乎才是可欲的。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只要人们把主张和赞同市场的论辩建立在“完全”或“完善”竞争(“perfect”competition)这种特例的基础之上,那么由 此出发,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第一,上述那种“完全”或“完 善”的竞争只是在极少数情势中方能趋近的一种例外情形;因此 第二,如果主张并赞同竞争的论辩以竞争在那些特殊条件下所达 致的那些结果为基础,那么这种论辩作为一项一般性原则也就很 难站得住脚了。据此我们可以说,为竞争所应当达致的结果确立 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标准,常常会使人们错误地低估竞争实际取得的成就。

这种完全竞争的模式实是以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为基础的,然而就这些假设的事实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会发生下述三种情况:一是除了在为数极少的几个经济生活部门中以外,这些事 实实际上并不存在;二是在许多经济部门中,我们甚至没有力量造就这些事实;三是即使我们有时候能够造就这些事实,那也是极不可欲的。这种完全竞争模式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关键性假设,即任何一种与其他商品有着明显区别的服务性商品,都能够同时由一大批生产者以同样的成本向大多数消费者供应,因此其 间的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确定该种商品的价格,因 为如果有人试图以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该商品,那么他的 这种做法只会对那些售价比他低的人有利。在这种理想型的个案 (ideal case)中,对于每个竞争者来说,价格都是给定的,因此 每个竞争者都会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把自己的产量一直增加到边 际成本与价格相等的程度;正是这样一种理想型的状况,渐渐被 人们视作是一种模式,而且还被当做一种标准,用以判断竞争在 现实世界中所达致的成就。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型的状况,那么把每种商品的产量都扩大到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地步,就肯定是极为可欲的,因为只要价格与边际成本还不相等,那么进一步增加该商品的产量就意味着为此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用于该商品的生产要比用于它处更富成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不得不通过竞争的过程去发现不同的人各有何种需求以及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情形中,我们也能够实现上述那种理想型的状态;此外,这也决不意味着,与我们用任何其他为我们所知道的方法(如政府指导或计划的方法)所能够实现的那种状况相比较,“不完全”竞争(“imperfect”competition)所达致的结果就会差得多。

显见不争的是,所谓每一种与其他商品或服务极为不同的商品或服务都应当有一大批生产者同时予以供应的情形,或者自始至终都应当有一大批生产者有能力以同样的成本生产任何特定商品的情形,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就一般情形而言,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一种最佳的生产单位规模,而大于或小于这一规模的生产都会引起成本的上涨;此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技艺、位置、传统等方面的特殊优势,而只有一部分企业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拥有这种优势。一如我们所知,现实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少数企业甚或只有一家企业能够适当地供应某种特定的商品,亦即它们正好能够以抵偿成本的价格出售该商品,但是其成本却可能低于任何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少数企业(或一家企业)就没有必要把它们产品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的水平,或者说,它们没有必要把它们产品的产量调整到只能按照正好抵偿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它们的水平。这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始终只会把它们的价格降到足以使其他新的生产者不敢涉入此一市场的水平。在这个范围内,这些企业(或这家企业)的确可以像垄断者或寡头垄断者那样自由地行事,而且还可以自由地把它们的价格(或所生产的商品数量)确定在一种能够使它们获得最大利润的水平上;当然,这些企业也会受到限制,而它们所受的惟一限制便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它们必须把价格降到足以使其他企业不敢涉入其间的水平。

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中,一个全智全能的独裁者确实能够通过要求相关企业把产量扩大到价格能够抵偿边际成本的水平的方式来改进可利用资源的用途。如果我们用某些理论家所习惯使用的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中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无疑都是极不完善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所有的实际问题来讲,这项标准乃是完全不涉的或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它所依凭的基础乃是与一种状态的比较,但是与之比较的却不是我们能够通过某种已知方法予以实现的某种其他状态,而是一种只有当我们无法改变的某些事实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而不是它们实际所示的那种样子的时候我们方能达致的状态。由于某些经济学家的分析是从他们知道所有决定市场秩序的事实这样一个虚构的设定出发的,所以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那种假想中的由一个全智全能的独裁者所做的安排当成是我们衡量竞争之实际成就的标准加以使用。但是,这种做法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项能够用以判断实际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的有效标准。显而易见,这种有效标准所判断的决不应当是人们趋近一种无法实现的结果的程度如何,而应当是一项特定政策的成果与其他可资运用的做法的成果相比较是多还是少。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够把现有的效益水平提高多少,而决不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趋近那种只有当某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是可欲的那种理想型状况。

换言之,判断竞争之成就的那种标准,决不是某个对所有事实都无所不知的人作出的那些安排,而必须是那种惟有竞争才能确保的可能性状况,即那些因竞争而能够比他们在其他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为其他人所需要的产品的人有可能做出的不尽相同的事情。

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

一般来讲,不论是在经济领域以外,还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只要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谁会做得最好,那么竞争便是我们所能运用的一种极为切合实际的过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考场上或运动会上,还是在市场上,竞争所能够告知我们的只是谁在特定场合做得最好,而未必能够告知我们每个人的表现以及每个人所具有的真实水平——尽管竞争也为人们取得优异成就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激励因素。竞争为人们所提供的乃是这样一种激励,即它会促使人们做得比次优者更好,但是,如果次优者落后太多,那么较优者在能够自由决定投入多少努力的方面便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只有当次优者对较优者紧追不舍而较优者本人又不知道自己的优势究竟有多大的时候,较优者才会觉得有必要竭尽全力。再者,也只有当人们要在能力之间持续不断地比出高低而且每个人都想尽其所能争得好名次的时候,每个人才会始终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次优者是否赶上来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竞争就像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一种发现过程(a discovery procedure)。有一种假设认为,有待发现的事实就是已知的事实;而任何以这个假设作为基础的理论,都不可能适当地判定竞争的意义。[2]实际上,应予考虑的已知的或“给定的”事实,乃是无限的,因而也是人们不可能预先加以确定的。我们所能期望确保的只是一种在总体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过程,其间,我们能够考虑到的潜在有助益的客观事实,要远远多于我们在采用为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做法的时候所能考虑到的客观事实。基于这种情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一些论者以某个人知道所有相关事实这个假设为基础而对竞争之结果所做的一切判定,对于人们如何选择一项可欲的政策来说实是毫不相干的,也是毫无助益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最充分地运用分散在无数人之中而又在整 体上不为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技艺和获得知识的机会。我 们必须把竞争视作是人们可以在其间获取知识和交流知识的一种 过程,因为我们知道,一上来就从任何个人都能够获得所有这种 知识的角度来认识竞争,乃是毫无实际意义可言的。此外,根据 竞争“应当”实现的成果的前见来判断竞争实际取得的具体结 果,就像用科学实验的结果是否与人们于此前对此结果的预期相 一致的标准来判定这些实验成果一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我 们只能用科学实验的条件来判定其结果的价值一样,我们也只能 根据竞争赖以开展的条件而不是它应当取得的结果来判定竞争的 结果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指出,竞争与任何其他种类 的实验一样,都不可能实现任何可测结果的最大化。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任何其他已知做法相比较,竞争也只能是使更多的技艺 和知识得到运用而已。尽管每一次成功地使用知识和技艺都可以 被视作是一项增益,从而双方自愿进行的每一次新的交易行为也 都可以被视作是一件可取之事,但是,我们却永远说不清楚,人 们所能取得的净利之总量究竟增加了多少。我们毋须弄清楚竞争 究竟产生了多少可测的或增加的净利,但是我们却必须把那些一般性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视作是可能的最优者接受下来,因为那些 一般性条件极可能使我们发现最多的机会。

一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会如何行事?而在竞争这种条件下他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特定情势?这样一些问题显然不是他本人事先 所能知道的,当然,其他人也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因此,要求他 按照竞争“仿佛”存在的那样采取行动或者要求他按照比实际竞争更完全的竞争那般采取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如我们所 见,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领域中犯错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 接受的那个以一种虚构假设为基础的观念,即个人的“成本曲线”乃是一种能够经由调查而得到确认的客观给定的事实,而不是某种只有根据他本人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够确定的东西——实际上,一个人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行事时所依凭的那种知识,与他是惟一的生产者或是极少数生产者之一时所依凭的那种知识,乃是截然不同的。

尽管解释竞争的结果是经济理论(或Catallactics)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那些事实却大大限制了经济理论能够就竞争之特定结果所做预测的程度——这里的“竞争”,乃是指我们从实际角度出发关注的那种情势中的竞争。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它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或预见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再需要这种竞争了。当然,经济理论可以通过构造某些模型来阐释或解释这种发现过程的运作,而这些模型却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对于这些模型所展示的所有个人间的互动关系来说,这些经济学家拥有着指导他们的全部知识。我们之所以对这样一种模型感兴趣,只是因为它能够告知我们这样一种系统是如何进行运作的。但是,仅仅构造这些模型并不够,我们还必须把这类模型适用于我们并不知道其间特定事实的实际情形之中。因此,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只是从他假定他能够知道每个牌手手中的牌的那些心智模型中推演出有关结果之一般特征的某些结论;经济学家也许能够根据人为建构的模型来检验这些结论,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也只有在那些他无力检验这些结论的场合,这些结论才是有意义的——当然,他之所以无力检验这些结论,实是因为他并不拥有他所需要的那种知识。

如果“完全”或“完善”竞争并不实际存在,那么就不可能要求企业按照这种竞争“仿佛”存在那样采取行动

作为一种发现的过程,竞争必须以生产者的自我利益为基础,这就是说,竞争必须允许这些生产者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因为任何其他人都不拥有这些生产者在决策时所必须依凭的那种信息。在不存在“完全”或“完善”竞争(“perfect”competition)的条件的地方,一些生产者会发现,以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乃是有利可图的,尽管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仍能够赚到足够多的利润。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把完全竞争的状况视作惟一标准的人所反对的正是上述那种情况。他们认为,应当要求这种条件下的生产者按照完全竞争仿佛存在那样去采取行动,尽管这些生产者的自我利益并不会驱使他们这样行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把自我利益作为基础,实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自我利益,我们才能够驱使并激励其他生产者去运用我们并不拥有的那种知识,才能够驱使并激励他们去采取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确定其结果的行动。我们不可能一方面依凭生产者的自我利益以求发现最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另一方面却不允许他们以最有利于他们各自利益的方式来生产某些种类和某些数量的商品。促使人们改进生产方式的激励因素常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谁先改进生产方式,谁就将因此而挣得某种暂时的利润。生产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多的改进,实乃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追求这样的利润,尽管他们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利润,而且也只是在他们处于领先地位的时候才能挣得的那种利润。

如果任何一个生产者的未来生产成本(尤其是他所追加产量的边际成本)都是一种可以由某个负责监督的权力机构作出精准确定的客观的量,那么要求生产者按照其边际成本出售他们的产品就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理论论辩中习惯于把成本视作一种“已知数据”亦即某种给定的知识,但是我们据以生产某项产品的那个最低成本却正是我们想通过竞争去发现的东西。除了那些成功发现了最低成本的人以外,任何其他人都未必知道最低成本是多少——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发现了最低成本的人,也常常无法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以低于其他人的成本进行生产的。

因此,从一般情形来讲,一个局外人也是不可能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客观判断的,即某种大大超过成本的定价是否是一种“适当的”投资回报——这时成本与定价之间的差额乃是通过组织方式或技术方面的某种改进而达致的,而且还是以高利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势中,所谓“适当的”回报所意指的肯定是这样一种回报,亦即对它的预期能够足以证明为此承担的风险是值得的。在技术先进的生产部门,某项特定产品的成本一般来讲都不是一种可以客观确定的事实,而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取决于生产者本人对未来发展前景之看法的现象。每个企业的成功以及它的长远效益,都将取决于它所作出的预期的正确程度——而这些预期则会在该企业的企业家对生产成本的估算当中得到反映。

因此,一个在改进工厂设备方面作了大量投资的企业是否应当即刻就扩大产量、直至价格降至新的边际成本的程度,也将取决于该企业对未来发展前景所作的判断。显而易见,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对新型且更为有效的工厂设备作某种投资是极其可求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只有当价格在这种新型已有效的工厂设备投入使用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仍持续高于运作先已存在之设备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这种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开办一 家新的工厂是否可欲,惟一的判准便是该企业家对这家新工厂所 制造的产品的售价是否会持续高于它的边际成本(不仅足以收回 投入其间的资本,而且还足以抵偿为开办这家新工厂而引发的风 险)所作的预期。对于那些最早作出建造新工厂决定的人来说, 这些风险在当时究竟有多大或原本应当有多大,又有谁能够说得 清楚呢?如果一家企业在冒险办工厂的计划取得成功以后即刻就 被要求把价格降低到当时看来是它的长期边际成本的水平上,那 么这种做法显然会阻止人们再去冒这样的风险。人们竞相改进生 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都努力获取暂时性的垄断利润 (monopolistic profits)为基础的,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处于领 先的地位,他们便能获取这种利润;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讲,成功 者也正是从这种利润中获取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的资本的。

此外,在这样的情势中,发生下述情况也是颇为合理的:第 一,与任何其他生产者相比较,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更多好处的仍 然是那些拥有新设备的生产者;第二,只要我们以那些拥有新设 备的人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为依凭,那么我们也就应当对这些生 产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向我们提供的更好的服务感到满足 了。一如我们所知,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 选择使用他自己的身体和财产的方式;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 一个人不尽力而为,是不能被视作犯罪的。

要想确定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垄断者是否把他的生产扩大到了价格正好与边际成本相抵的程度,实际上是极为困难的;即使 撇开这种实际困难不论,我们也不能确有把握地说,要求这种事 实上的垄断者如此行事,就肯定能够与市场秩序赖以为基础的一 般的正当行为原则相符合。只要他所占据的垄断地位是他掌握了 较高的技艺的结果,或者说,是他拥有最适合于该产品之生产的 某种生产要素的结果,那么要求这种垄断者把产量扩大到价格与 边际成本相抵的程度,就很难说是公平的。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只要我们还允许那些掌握了特殊技艺或拥有着独特资产的人可以不使用它们,那么当他们把这些技艺或资产用于商业目的的时候我们却要求他们把它们用至极限的那种做法,便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没有理由禁止人们用自己的技艺去拆解纵横填字字谜(crossword puzzles)或禁止人们用自己的钱去集邮2 同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规定人们必须把他们自己的技艺或财产运用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人所取得的某种垄断地位是他拥有某种独特的技艺的结果,那么一方面坚持要求他应当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他做得比所有其他人好(尽管没有竭尽全力)而对他进行惩罚,显然是极其荒唐的。又如果一个人所取得的某种垄断地位是他拥有某种具有一种特殊优势的资产(比如拥有一块特定的场地)的结果,那么毋庸置疑,下述做法也同属荒唐之举,即一方面允许他把某处可以为啤酒厂或威士忌酒厂提供得天独厚之益处的水源开发成他的私人游泳池,而另一方面却在他把此一水源真的改建成这种酒厂的时候,却又坚持不让他从中获得某种垄断利润。

一个拥有生产某种产品之稀缺资源的所有者,之所以有权根据最有益于自己的标准来决定该产品的价格或质量,实乃是人们承认特定物品之私有产权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这种权利也是不能剥夺的,除非我们否弃了私有产权制度。就此而言,一个创建了某种独特的组织或得到了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场地的制造商或商人,与一个把作品数量控制在能给他自己带来最高收入的画家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差别的。再者,从正义或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既没有理由反对一个人决定只付出他认为值得付出的努力,也毫无理由反对上述那种垄断者去赚取垄断利润。

我们将会看到,当“市场权力”(market power)意指一种阻止其他人以更好的方式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权力的时候,情势就截然不同了。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形中,即使是确定产品价格的权 力,也能够使某个垄断者通过操纵价格而阻止种种不利于他的竞争,进而使该垄断者获得影响其他人的市场行为的权力。我们将 在下文中指出,在这些情形中,人们确实有强硬的理由禁止该垄 断者采取这样的措施。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垄断(或一种寡头)的出现,有 时候甚至还是竞争所导致的一种可欲的结果;这就是说,当竞争 暂时导致某种垄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竞争发挥最大作用的时 候。尽管生产不可能因某个垄断者的操纵而变得更富成效(这里 只有一种特殊的例外情况,而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这种例外情形进 行探讨),但是在某个特定企业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比其他的 同行企业更有效率的情况下,相关产品的生产在这个企业的运作 下便常常会是最富成效的。[3]上述情形当然不能够成为人们保护 垄断地位或帮助维续垄断地位的正当理由,但是,它却使得容忍 垄断成了可欲之举,甚至使得允许垄断者从其垄断地位中获利也 成了可欲之举——只要垄断者维续其垄断地位所依凭的方式仅仅 是他们向他们的客户提供比所有其他人更好的服务,而不是阻止 那些认为自己还能够做得更好的人去努力做这样的尝试。只要一 个生产者是因为他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生产者的成本从事生产并 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生产者的价格销售其产品而占据一种垄断地 位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能期望达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尽管我 们从理论上还能够构想出一种更好的运用资源的方式,但是我们 却没有办法把它变成现实。

当然,有许多人都反对这种垄断状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他们之所以持有这样一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 了垄断(monopoly)这个术语,以为垄断就是一种特权。但是, 一个(或几个)生产者能够以其他生产者无法与之相比的价格来 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个简单不争的事实,却并不会构成一项特权, 只要这些其他生产者做不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前者的阻挠。特权(privilege)这个术语只能够被确当地用来指称一种依特别命令(privi-legium)而授予的权利,而且除了被授予此项权利的人以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享有此项权利;再者,其他人之所以不得享有该项权利,也不是因为种种情势没有向他们提供享有这种权利的客观可能性。

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那种垄断,并不是以严格意义上的那种特权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垄断的存在所依凭的方式是阻止人们去尝试以一种比其他人更好的方式为其顾客提供服务,那么它就确实是一种应当永远受到谴责并加以反对的权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本节中所论及的那些垄断或寡头垄断却都不是以任何这类差别待遇(亦即阻止其他人去尝试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做法)为基础的。我们所说的那些垄断实际上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人与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物与物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往往只有少数甚或只有一个人会在某些方面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优势。我们知道如何去激励这种人或这种组织为他们的同胞提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的服务,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自始至终要求他们竭尽全力地为公众服务。

自由市场的成就

据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追问:我们究竟想让竞争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对竞争不加干涉,那么竞争通常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竞争的结果不仅极其简单而且一目了然,以至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趋向于把它视作是一种当然之事;然而,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竞争的成果实是非同小可的,而且也是任何一个向生产者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所不可能达致的。只要竞争不受阻碍,那么它就趋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首先,只要有人知道如何生产某种产品,而且只要他的产品 价格在使他本人获得利润的同时还能够使买主们在可供选择的商 品中优先选择购买他的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就会被生产出来;其 次,每种正在被制造出来的产品都是由那些能够以低于任何其他 人的成本生产该产品的人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由那些能够以 一种与任何其他人同样低的成本进行生产的人制造出来的,尽管 这些其他人事实上并没有在生产这种产品;[4]第三,每种产品都 是以低于或至少等同于任何其他人所能够决定的销售价格予以出 售的,尽管这些其他人事实上并没有出售产品。

如果我们想确切地把握这种局面的意蕴,那么我们还必须考 虑下述三个要点:第一,这种局面乃是任何中央权力机构之刻意 指导所不可能促成的;第二,在政府不阻止竞争或政府不容许私 人或组织阻止竞争的所有场合,都可以明显地趋近这种局面;第 三,在庞大的经济活动部门,人们之所以从未趋近过这种局面, 实是因政府限制竞争所致或者是因政府允许(常常还帮助)私人 或组织限制竞争所致。

尽管竞争所具有的这些成就初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里的关键却在于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产生更好 的结果;而且只要竞争蒙遭阻碍或阻止,那么就连实现这些成果 所必需的条件也都无法实现了。鉴于竞争在许多领域中总是蒙遭 政府刻意政策的阻碍,因而根本就无法实现这种结果,而同时又 考虑到人们极可能在任何允许竞争的场合实现这种结果,所以我们也就应当更多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够使这种 竞争得到普遍的展开,而不是如何使这种竞争的运作与一种“完 全”或“完善”竞争的标准相符合,因为这种标准根本就是不可 企及的。

当然,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里,我们在上文所描述的那种 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竞争未遭阻止的活动领域中得到切 实的实现,是很难说的,因为这要看人们得以发现这类谋生机会(即向消费者提供比过去更好的服务的机会)的难度如何。我们极其清楚地知道,发现这种机会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而且要想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偶合秩序中发现这种机会,也是需要极大智慧的。[5]就此而言,对下述两种国家的境况作一比较,也许会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颇具启示意义:在第一种国家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精通商业的阶层,而且现存的大多数机会都会得到人们的利用;在第二种国家里,人们并不那么富有冒险精神或者说并不那么富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这种国家常常会给那种独具慧眼且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提供迅速致富的大好机会。[6]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首先,一种高度发达的商业精神,既是有效竞争的条件,也是有效竞争的产物;其次,除了让所有想利用竞争所提供的机会的人都能够自由地参与竞争以外,我们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孕育出这种商业精神。

竞争与理性

竞争不仅是我们业已知道的我们能够据以运用其他人可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艺的惟一方法,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据以获得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知识和技艺的途径。但是,有些人却并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赞同竞争的论辩乃是以那些参与竞争的人会采取理性行为(rational behavior)这个假设为基础的。然而我们知道,理性行为并不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尽管人们常常把它说成是一个前提。实际上,经济理论的基本论点毋宁是,竞争会使人们为了实现自足自立之目的而以理性方式行事成为必要。经济理论并不是以大多数或所有参与市场过程的人都是理性的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相反,经济理论乃是以另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一般来讲,正是通过竞争,少数比较理性的个人才会使其他人认为有必要为了取得成功而竭力仿效他们并与之展开竞 争。[7]在一个理性行为能给个人带去优势的社会里,理性的行事 方式也会渐渐得到发展,而且还会经由人们的模仿而得到普及。 如果不允许一个人从他的理性行为中获益,那么他行事比其他人更理性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理性并不 是竞争得以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而恰恰是竞争或者允许竞争的 各种传统产生了理性行为。[8]努力做得比惯常方式更好一些,乃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渐渐地提高 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且还会在此后的论辩与批评中凸显出这种能 力。一如我们所知,在商业群体中,思维方式或思想工具的改进 给个人带去了诸多益处;因此,没有一个社会不是先行孕育出这样一种商业群体,尔后才获得系统的理性思维能力的。

一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在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人当中,竞争是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的;但是我却认为,这些论者倒应当特别牢 记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让少数因尝试新方法而取得成功的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并受到尊重和发挥影响力(即使这些人最初是来自其 他行业的闯入者),而且也只有让那些因受到诱导而要仿效他们 的人可以自由地仿效他们(而不论在开始时这样的效仿者有多 少),以上所说的那种企业家精神才会经由这种能够产生企业家 精神的惟一方法而得以养成。与任何其他方法一样,竞争也是一 种可以培育出某些思维模式的方法:只有在大企业家能够发掘其 大资的环境中,他们的思维模式才能够存在并脱颖而出。与此同 理,同一种思维天赋也会因它所指向的任务的变化而发生极大的 变化。

一如我们所知,某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和行事方式会阻碍人们 去尝试那些隐含于竞争之中的新方法;因此,只有当因循守旧的 多数无权强求每个人遵循这类传统风俗习惯的时候,上文所述的那种发展情势才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多数必须把它的权力严 格限定在实施一般性规则(诸如禁止个人侵犯任何其他人的确获保障之领域这样的规则)的范围之内,而不得把此项权力用来实施那些要求个人必须做什么事情的肯定性规定(positive prescriptions)。如果把有关个人必须如何行事的多数观点或任何一种这样的观点加以普遍适用,那么像我们在上文所述的那些能够使较为理性的行事方式逐渐取代较不理性的行事方式的发展进程就会变得不再可能了。一个社会的智识增长乃是以少数人观点的逐渐传播为基础的,即使当这些观点不利于那些不愿接受它们的人的时候,情形亦复如此;再者,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为自己认为新观点更好而强迫其他人接受这些新观点,但是,如果少数人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这些新观点更为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就决不能保护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并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免遭相对的甚或绝对的下降。无论如何,竞争始终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其间,少数人的努力会使较多的人不得不去做他们并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更加努力地工作、改变旧习惯、或者更加倾心于并坚持不懈地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等;而我们知道,没有竞争,这些人原本是不需要做诸如此类的努力的。

如果在一个企业家精神尚未普及的社会中,多数有权禁止它所不喜欢的一切,那么这种社会就极不可能促使竞争的发生。我根本就不相信晚近以来有哪个运转良好的市场是在无限民主制度之下得以出现并得到发展的;相反,我倒是认为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市场已然得到发展的地方,无限民主制度的实施只会把这种市场摧毁掉。对于那些有人与之竞争的人来说,有人与他们竞争这个事实永远是一件令其讨厌的事情,因为这会扰乱他们的宁静生活;此外,竞争所具有的这些直接影响与我们从中获得的间接益处相比较,又始终是更为显见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个行业中知道竞争如何运作并亲身面对竞争的成员都会感受到竞争所具有的这种直接影响,而消费者对于究竟是谁的行动促成了价格的降低或质量的提高,一般来讲是不会有什么 概念的。

规模、集中和权力

由于人们错误地夸大了私人企业对价格的影响力(加上人们 普遍对私人企业“大”规模本身所抱有的偏见),又由于人们从 各种“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维护中产阶级、独立的企业家和手艺人或小店主是极为可欲的,或者笼统地说,维护现行的社会结 构乃是极为可欲的,所以在上述错误观点的支配下,人们一般都 倾向于抵制由经济进步和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种种变化。由于人们 认为大公司所能行使的“权力”在本质上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 们认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政府治理措施对之施以限制。对私人企 业的规模和权力(size and power)所持的这种看法,也许要比任 何其他的观点都更可能从自由的前提中推论出根本上反自由的结 论。

一如我们所见,人们在今天一般都认为,垄断会在规模和 确定价格的能力这两个重要方面赋予垄断者以极为有害的权力。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评断垄断者的权力是否有害的判准,既 不是规模本身,也不是它所拥有的确定价格(亦即所有的人都能 够购买其产品的价格)的能力。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实 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可行的尺度或标准,可供我们用来判定某个特 定企业的规模是否真的太庞大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某个特定 行业中的一家大企业因为该行业中的其他企业都追随该家大企业在价格上的领先地位而“支配” 了市场的事实,所能够证明的只 是这种状况无法依凭任何其他方式得到改善,而只有通过一个有实力的竞争者的出现才能得到改善。然而,对于出现一个有实力的竞争者的情形,我们只能抱以期望,而无力实施这种期望,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哪个企业确实拥有与现在居于支配地位的那个企业相同的(或其他等值的)特殊优势。

一如我们所知,有待生产和销售之商品的价格、数量或质量都是有待市场过程去发现的未知数;与此相似,私人企业的规模究竟要多大才能最为有效,也同样是一个有待市场过程去发现的未知数。由于企业规模的大小是否可欲将取决于日益变化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有一个一般的规则或一项统一的衡量尺度;此外,按过去的标准来看,有些企业的规模似乎太大了,但是,市场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却没有给这些所谓的大企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为它们创造了种种有利的条件。不容否认的是,规模的优势并不总是以我们无法改变的那些事实为基础的——比如说某些种类的天资或资源的稀缺(当然也包括这样一些偶然发生但却属于无法避免的事实,比如某人较早涉足此一领域从而也有更多的时间来获取经验和特殊的知识),而常常是由那些碰巧给了规模以某种优势的制度性安排所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规模优势乃是一种人为的优势,因为它并不能确使产量单位耗费较少的社会成本。税收立法。公司法、或大公司对政府行政机构所具有的较大影响力,都可能给较大的企业带来差异优势,然而这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优势,却并不是因为它们真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仅就这些方面来看,人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去改变有关的制度性框架,进而取消这类人为的规模优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却没有理由对大规模本身施以歧视性的政策,正像我们没有理由去支持或庇护这种大规模一样。

在某个“行业” 的范围内,有时候确实只有一个专业化大公司进行活动的空间;因此,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种认为规模本身会使这种大公司拥有支配竞争者之市场行为的有害权力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大公司的发展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行业分立的观点丧失了意 义,因为一家资源富足的公司现在已经能够支配这些原本分立的 行业了。换言之,私人公司规模的扩大,导致了一系列无法预见 的结果,而其中就有一个属于经济理论家尚未彻底把握和领悟的 结果,即一家企业的庞大规模所造成的它在经营方面的多样化程 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明确界定的行业所设定的限度。因此,那种能够使公司跨入其他诸行业的规模,也就成了一种制约 某个大公司因其规模庞大而可能在某一行业领域中获得的权力的 主要力量。例如,在一个国家的电力行业中,可能任何其他公司 都没有力量或持久的实力与一个意欲维护自己对某些产品的事实 性垄断地位的电业巨头进行“较量”。但是,正像庞大的汽车康 采恩(concerns)或化学康采恩在美国的发展过程所昭示的那样, 这些公司毫无顾忌地打入了那些只有以巨大资源作为后盾才能使 自己的前景看好的诸行业领域。因此,规模本身变成了消解那种 因规模而拥有的权力的最为有效的解毒剂:能够对那种因大宗资 本而拥有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因素,不是其他,恰恰是其他一些大 宗资本;而且这种制约也会比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监督都更 富有成效,因为政府对大公司的某项行为的认可总是包含着对它 的授权,即使不是公然对它进行保护的话。正如我一再强调指出 的那样,政府监督的垄断(government-supervised monopoly)始终 会趋向于变成一种政府保护的垄断(government-protected mononpoly);因此,对大规模的反对或遏制,往往只会使人们以规 模本身的发展来消解规模的希望化为泡影罢了。

我并不想否认,从一些真正属于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同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由一大批小企业构成的结构似乎要比那 种由少数大企业构成的结构更为有利或“更为健康”。此外,我还在前文的讨论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在日益扩大的公司里工作 这个事实隐含着极大的危险,这是因为这些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 越来越谙熟于组织化的秩序类型,然而却会对那种协调不同公司之活动的市场机制不甚了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是在为政府采取下述措施——亦即那些旨在遏制私人企业发展或保护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并使它们不致被驱逐出本行业或被某一大公司兼并的措施——做辩护的时候诉诸这类理由的。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这样一些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指出,如果不授予某个权力机构以一种自由裁量权或专断权力的话,那么这些措施所预期的目的就是不可能达到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是有益的;因此,这些目的就必须为一项更高层次的原则让路,而这项原则即是我们不应当把这种权力赋予任何权力机构。我们业已强调指出,对一切权力施加的这项限制,也许会使某些为人民之多数所欲求的特定目的无法得到实现;而且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自由社会就必须断然否弃某些种类的权力,即使行使这种权力所导致的那些可预见的后果似乎是有益的结果,或实施这种权力是取得某种特别结果的唯一办法。

经济权力的政治维度

有论者认为,私人公司的庞大规模为它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权力,因而这种为少数人拥有的权力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应当受到谴责并加以反对的;这种观点当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之所以在某些人看来颇具说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未能洞见到这个观点在下述两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它在混淆“权力”(power)一术语之不同含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二是它在“权力”一术语的两种不同含义之间来回转换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第一种含义是支配物质财富的权力,因而拥有这种意义上的巨大权力是可欲的;第二种含义是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力,因而拥有这种 意义上的权力是应当受到谴责并加以反对的。这两种权力未必是 勾连在一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彼此独立存在的。的 确,唯社会论的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支配人的权力的无限增长,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当初之所以得势,却是因为 它许诺要用对物的管理来取代人支配人的权力;这实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只要大宗物质资源的聚合能够使大公司比那些较小的组织在生产更为先进或更为便宜的产品或者提供更为可欲的服务等方 面取得更好的成果,那么不论这种支配物质财富的权力如何扩 大,我们都必须把这种权力本身视作是有助益的。事实上,受一 家公司支配的大宗资源常常会使该公司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在比例 上超过其规模;正是这个事实,往往构成了特大企业得以发展的 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规模并非在任何情势中都是一种 优势,又尽管规模的扩大总会有一个限度,而超出这个限度,生 产率就不会进一步提高,但是任何时候都会存在这样一些领域, 其间,技术上的变革会给那些规模更为庞大(亦即比既有企业的 规模更大)的企业提供优势。从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到钢铁生产 中的流水线工序的发展、直至超级市场的出现,技术知识的增进 持续不断地提高着较大企业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虽说规模的 这种扩大能够使企业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源,但是它却未必会扩大 企业支配人之行为的那种权力——而一个企业的老板对那些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加入该企业的员工所行使的那种有限的权力则是一 种例外。尽管像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这样的邮售商行已经发展成 了世界100家最大企业中的一员,而且其规模也已经远远超过了 任何可比的企业,又尽管该企业的活动深深地影响了千百万人的 行为准则与习惯,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认为它所行使的乃是一种支 配其他人的权力,因为它所实施的只是一种向那些在有条件得到 它的服务的情况下便会倾向于选择这些服务的人提供服务的权力而已。如果一家公司在生产像滚珠轴承这类用途广泛的机器设备配件的过程中因效率极高而使得其他公司无法与之竞争,那么我们也同样不能认为该公司获得了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力。此外,只要该家公司随时准备以同样的条件向每个需要其产品的人供货(即使它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利润),那么该公司的所有客户就都会因为它的存在而得到较好的服务;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这些客户是在受它的权力的支配。

在现代社会,使一家企业拥有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力的因素,与其说是该企业所控制的大宗资源的规模,还不如说是它所掌控的拒绝向那些依赖其服务的人提供服务的那种能力。因此,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企业所拥有的那种决定其产品之价格的权力,而且也是它所拥有的那种向不同的顾客索要不同买价的权力,为企业提供了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却并不是直接以规模为基础的,甚至也不是垄断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尽管提供任何必需品的垄断者都会拥有这种权力,而不论该垄断者的规模是大还是小,只要该垄断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不同价格向不同的顾客出售其产品。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真正有害进而应当加以严格约束的那种权力,不仅包括垄断者对顾客实行差别待遇的权力,而且还包括它对同样有着差别待遇之权力的政府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尽管这种权力常常与庞大规模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它既不是规模所产生的一个必然后果,也不是庞大的组织所能独享的。当某个控制着一项日常生活必要服务的小企业或工会能够通过拒绝提供该项服务来要挟公众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在行使上述那种权力。

然而,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制约垄断者所采取的这些有害行动之前,我们还必须先对规模本身为什么常常被人们视作是有害的一些其他原因进行追究。

的确,众多人的生活福利都会受某家大公司的决策的影响, 而不会受某家小企业的决策的影响;然而,这个事实却并不意味 着人们应当对大公司的决策另眼相待,也不意味着通过某种公共 监督的方式来防止大公司在决策过程中犯错误的那种做法就是可 欲的或可能的。人们之所以对大公司存有怨恨,大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大公司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把他们认为它们因规模庞大 而能够考虑到的一些后果考虑进去,尽管他们承认一个较小的公 司无力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庞大的康采恩关闭了一个无利 可图的地方性工厂,那么这就会引起人们的埋怨和愤恨,因为在 他们看来,它“本来就亏得起”,而且也完全有实力在亏本的情 况下继续把这个厂子开办下去,以使他们保有原来的工作;但 是,如果这个厂子是一家独立企业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就会把这 家工厂的关闭视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下来。然而我们知 道,关闭一家属于某个大康采恩的亏损工厂,也是完全可欲的 (尽管这家康采恩可以从它的其他部门中挪用一部分利润来维续 它的生存),这就像关闭一家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这种资助的独立 的亏损企业是完全可欲的一样。

人们普遍认为,一家大公司因它的规模庞大而应当更加充 分地考虑到它的决策所会产生的间接后果,而且还应当承担一些 并不要求小企业承担的责任。但是,正是在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 危险,即这种做法反而会使大公司谋得某些真正应当受到谴责或 反对的巨大权力。众所周知,只要公司的经营管理部门承担着这 样一项支配性的义务,亦即作为股东的受托人而为股东的利益经 营管理它所控制的财产,那么它的权限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 束;或者说,它也就不能任意地为这个或那个特定的利益群体提供好处。但是,一旦大企业的经营管理部门被认为不仅有权 利而且还有义务在决策过程中对那些被人们视作是公共利益或社 会利益的东西进行考虑,或者说必须支持有益事业而且在一般意 义上还必须为公共利益服务,那么它就确实谋得了一种无法约束的权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却不会长时间地由私人经营者所控制,因为它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日益扩大控制的囊中之物。[9]

只要公司有权为某些群体提供好处,那么仅规模本身也会成为影响政府的一个因素,并由此而派生出那种必须加以抨击和反对的权力。毋庸置疑,这种影响力如果由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来实施,显然要比某个最大的企业来实施它的时候重大得多;而且也只有当政府为某些特定群体谋利益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它才能够彻底抵御这种影响力。

最后,我们还必须论及另一个事例,其间,毋庸否认的是,仅是规模庞大这个事实就会酿成一种极不可欲的局面:由于一家大公司遭遇不测会引发一系列后果,所以政府会因为无力救济该公司的垮台所会造成的损失而只有不让它垮台。这时候,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预期,即该公司因此而会受到政府的保护;正是立基于这种预期,人们才会认为投资大公司要比投资小公司所具有的风险小一些;至少从这一点来看,上述情形确实会使规模庞大的公司获得一种“人为的”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不是以该公司的卓越表现为基础的,从而也是政府政策应当予以彻底根除的。颇为明显的是,只有当人们采取有效的手段把政府所具有的提供这种保护的权力剥夺掉的时候,上述那种“人为的”优势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根除,因为只要政府还拥有这种权力,那么它就极难抵挡住大公司在这方面向它施加的压力。

我们应当牢记这样一个要点:真正具有危害的,实际上并不是垄断本身,而是对竞争的禁止;然而,在当下有关垄断的讨论中,这个要点却往往被一些含混不清的观点给遮蔽了。垄断与禁止竞争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应当再一次强调指出,一种以卓越表现为基础的垄断乃是完全值得称道的——即使这种垄断者始终把价格保持在一种能够使他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的水平,即使他只是把价格保持在正好低到足以使其他人不可能成功地与他展开竞争的水平,他所享有的那种垄断也仍然是值得赞许的,这是因为与那些可能同他生产同等数量之产品的其他生产者相比较,他所需使用的资源数量仍然要少得多。与此同理,要求这样的垄断者担当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尽其所能压低产品价格和销售产品,并从其间只赚取一种“适度的”利润,实际上也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这就像要求我们承担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竭尽全力去工作或以微弱的收益去卖掉一件稀有物品一样,也是无甚道理可言的。一如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对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外科医生之独特技艺的“垄断”价格进行抨击,因此,一个能够以低于任何其他人的成本进行生产的企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也是完全正当的。

那些“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尤其应当牢记,不道德的,并不是垄断,而是对竞争的禁止(以及对竞争的一切禁止,而不论这种禁止是否会导致垄断);这是因为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居然宣称,他们必须通过下述方式来表明他们的公正性,即他们不仅要反对劳工垄断(labour monopolies),同时也要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企业垄断 ( enterprise monopoly );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企业垄断都是企业较佳表现的结果,而所有的劳工垄断却与之相反,因为它们都是强行压制竞争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某种企业垄断也是以禁止竞争的做法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企业垄断就与劳工垄断一样可憎而且也同样需要加以禁止,还应当予以特别严肃的对待。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经济角度或从道德角度来看,无论是垄断的存在还是规模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也决不能把它们与旨在禁止竞争的任何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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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人类知识底范围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四卷)》

1 “知识”,如前所说,既然成立于任何观念间的契合或相违,由此,就可以推断说:   第一点,知识不能超过我们底观念——第一,我们所有的知识,不能超过我们所有的观念而外。   2 第二,我们底知识不能超过我们所认知的观念底契合或相违而外——第二,我们底知识不能超过我们对那种契合或相违所有的·认·知以外。这种认知,有时(一)是借·直·觉,或借直接比较我们底两个观念得出来的;有时(二)是由·推·论,即借其他观念为媒,来考察两个观念的契合或相违而得来的;   有时(三)是由·感·觉,即借认知特殊事物底存在得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   3 ……去看看 

第一章 惊魂之夜 历史旧账 - 来自《绝对权力》

第一节 归来   波音747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降落,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便意识到,又一次海外为客的短暂日子结束了,紧张忙碌又要开始了。一把手的感觉自动归位,不用任何人提醒,齐全盛已自觉置身于昔日那个强大的权力磁场中了。   率团到西欧招商十三天,旋风似的跑了六个国家,引资项目合同签了十三个,高科技合作项目敲定了五个,成果实实在在,令人欣慰。更让齐全盛高兴的是,此行还为镜州市四大名牌服装进一步拓宽了国际市场,今年的第四届国际服装节又要好戏连台了。服装业是镜州传统支柱产业之一,这些年对镜州经济的贡献不小,随着我国……去看看 

附录二 经济科学的发展 - 来自《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去看看 

1-2 附录 一位外国友人致中国领导人的信 - 来自《碰撞》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鼓励我就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给您写信。   希望您不会觉得这封信过于冒昧;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出于对您的国家的未来的严重的关注,当市场的力量侵占了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我不想对此袖手旁观。   世贸组织可能会给中国的产品出口带来一些好处,这当然是真的,然而世贸组织的管辖范围绝不局限于制造品。一些新的领域几乎肯定会落入世贸组织管辖之下,这件事令人担忧。请允许我扼要列举几个例子,然后着重讨论投资的问题。   您知道,将在西雅图举行的下一次世贸组织部长级……去看看 

03 - 来自《卖官》

祁云作难透了,心里苦不堪言。关于儿子的婚事安排,她并非就事论事,光是个婚事问题。而是关系到丈夫退休之后这个家庭能否正常运转。他们的晚年能否无忧的重大举措。可是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单是丈夫和儿子反对还好说,她可以讲好多道理说服他们。这一点她充满自信。可面对苦苦哀求的聂小芳,她就毫无办法了。她可以向丈夫和儿子大讲特讲的道理,对聂小芳却没法开口。现在,三个人六只眼都盯着她,她无路可走了,沉默片刻,朝靠背一仰,无可奈何地说道:“那好吧,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吧。”   “谢谢妈!”聂小芳高兴道。   “还是爹英明……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