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个宪法范本(上)

 《法律、立法与自由》

就所有的事例而言,了解这类事例中 最完美的典范,必定大有种益;这种做法 也会促使我们将现实的政府结构或形式尽 可能地趋近这种完美的典范。我们可以凭 着谨慎的修正和创新达此目的,而又不致给社会带来剧烈动荡。——大卫·休谟

代议制度发展的歧路

如果我们想实现近两百年前美国宪法的创制者们首次试图经由一种刻意的建构而予以保障的那些目标,那么从业已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在今天究竟还能够有何作为呢?我们的目标也许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却应当从此项伟大的尝试以及仿效此项壮举的无数努力过程中习得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宪法文献的创制者们所曾抱有的希望——亦即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文献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的那个希望——之所以化为泡影的个中原因。当然,他们也曾希望用权力分立的方式(亦即通过把立法权从司法权和行政权那里分离出来的做法)使政府和个人都受到正当行为规则的支配。然而,他们在当时却很难预见到下述两种情形:第一,由于立法机构也被赋予了指导政 府治理的权力,所以陈述正当行为规则与指导政府为实现具体目的而采取的特定行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使命也就注定要渐渐地被 混淆在一起,无从分辨;因此第二,法律除了意指那些限制一切 专断强制权力或措施的普遍且统一的正当行为规则以外,还被用 来指称其他的规则。据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 正实现过他们所旨在实现的权力分立的目标。相反,他们却在美国创建了一种常常会减损政府效率的制度;因为根据这种制度, 组建政府与指导政府的权力被分别委派给在不同的时候按照不同 的原则选举出来的总统与议会,因此,总统与议会之间常常会发 生冲突。

一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那种把制定正当行为规 则的权力和指导现政府的权力都交由代议机构掌控的欲求,未必 就意味着应当把这两种权力都交由同一个机构支配。事实上,早 期发展阶段的代议制度已然揭示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完 全有可能以一种与此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难题。[1] 对政府行为的 控制,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 ( control of revenue ) 来实现的。从14世纪末起,英国便已开始了这样一个 进化过程,亦即把财政权一步一步地移交给下议院的那种进化进 程。最终,也就是到了17世纪末,上议院明确认可了下议院对 “财政法案” ( money bills ) 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力;当时,上议院 作为英国的最高法院,仍然享有着对普通法规则之发展的最终控 制权。显而易见,上议院在承认下议院拥有控制政府即时性行为 的排他性权力的同时,当然也会反过来要求掌握通过法律来修订 正当行为规则的排他性权力;这种要求难道不是太天经地义 太自然而然了吗?

只要当时的上议院所代表的是一个较小的特权阶层,那么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理论上讲,依照职 能进行分权 ( division by functions ),而不是根据各机构所代表的不同阶级来分权,便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局面:第一,下议院能够获得支配政府机构以及由它掌控的物质财富的充分权力,然而却只能够在上议院所制定的规则框架内实施强制措施;第二,在组织并指导政府担当应当由它履行的职责的时候,下议院享有完全的自由;第三,为了指导政府官员在处理或配置国家财产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下议院也可以制定它们所赞同的任何规则;但是除了要求私人公民遵循上议院所认可或制定的规则以外,无论是下议院,还是它的工作人员,都不得对私人公民实施强制。因此,如果政府在当下所承担的事务由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由该委员会的多数来负责,那么这种做法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此外,这样一种政府在实施它所拥有的支配公民的那些权力的时候,也会受到它无权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加以改变的那种法律的控制。

这样一种依照职能进行分权的方式,不仅要求而且也会逐渐促使人们对正当行为规则与政府组织指令作出泾渭分明的界分。毋庸置疑,这种安排还肯定会要求人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高层的司法权力机构:它能够裁定这两个代议机构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并通过这种实践而以渐进的方式对上述两类规则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类法律,亦即私法(包括刑法)与公法,之所以在今天变得含混不清,实是因为人们用同一个术语即“法律”来称谓它们所致。

事实上,那种把两项截然不同的职责完全集中于同一个机构的做法,使法律这个概念变得越发含混不清了,而不是像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逐步廓清了正当行为规则与组织规则之间的基本界分。我们业已指出,界分这两类规则的工作确实是很困难的,甚至还给当代法律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特别棘手的难题。但是,它却不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虽说要使这个难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还需要进一步增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在 过去,我们正是经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增进,才使得法律得到 了发展。

一种理想型宪法模式的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对那些在当下都被称之为法律的两种不同的规 则作出明确的界分,那么我相信,我们便能够通过较为详尽地阐 释与此相关的那种宪法性安排 (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 的方 式而使上述界分的重要意义得到更为集中且明确的揭示。根据这 种宪法性安排:第一,我们能够在两种不同且独立的代议机构之 间确保一种真正的权力分立;第二,狭义上的法律制定工作与严 格意义上的政府治理工作都将以民主的方式得到展开,但却是由 不同且彼此独立的机构加以实施的。我之所以要对这样一种宪法 性安排作出扼要的阐释,目的并不在于提出一个宪法方案供人们 现在实施。当然,我也不是想据此建议,任何一个拥有坚实宪政 传统的国家都应当用一部根据本书所提出的原则而制定的新宪法 去取代该国现有的宪法。毋庸置疑,如果我能够在这里以一种简 明的方式把一部包含了我在前几页中讨论过的一般性原则的宪法 概述出来,那么我想这些一般性原则肯定会因此而获得一种更为 明确且具体的形式;但是,除了这个事实以外,我之所以觉得有 必要对这种宪法性安排作出扼要的概括,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首先,世界上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国家颇具幸运地有着一 个强大的宪政传统。的确,在英语世界以外,很可能只有北欧的 几个小国和瑞士有这样的传统。大多数其他国家保有宪法的时间 长度还不足以使它在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此外, 其间的许多国家同时还缺乏相应的传统和信念作为宪法的支撑——然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在那些较为幸运的国家中始终构成了它们的宪法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尽管这些传统和信念并没有明确陈述出宪法所预设的全部内容,甚或还没有形诸于文字。当然,新兴国家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甚至连一个与欧洲国家长期信奉的法治理想略具相似的传统都没有;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兴国家实际上只是从欧洲国家那里移植了民主制度而已,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些民主制度所预设的信念和观念作为它们的坚实支撑。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不想让移植民主制度的种种尝试归于失败,那么我们在建构这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就必须对大多数作为这些制度之基础的未形诸文字的传统和信念给出详尽的阐释,因为在成功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了人们对多数权力的滥用 ( abuse of the majority power )。当然,大多数移植民主制度的尝试已告失败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民主这个基本观念不具有现实适用性,而只能够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在西方国家曾一度运行大体良好的特定制度乃是以人们默会地接受某些其他原则这个预设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中,这些为人们以默会方式承认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遵循;因此,在那些尚未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国度里,人们就必须把这些默会性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部分明确写进成文宪法之中,就像把其他的原则写进宪法一样。我们没有权利声称,在我们这里行之有效的特定的民主制度,在其他的地方也必定会行之有效,因为经验似乎表明,这些民主制度在其他地方并不奏效。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追问,即西方代议制度以默会方式预设的那些观念,究竟如何才能够被明确地纳入到这类成文宪法之中呢?

其次,那些包含在本书拟定的宪法方案中的原则,或许还与人们在当下努力创建新的超国家制度 (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 的尝试有着某种相关性。人们日益认识到,我们有望制定出某种 类型的国际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至于我们是否能够甚或是否 应当在一些纯粹的服务性机构以外建构一个超国家政府 ( a supra-naional government ),则是颇有疑问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显 见不争的:如果要使这些努力不致失败甚或不致产生弊多利少的 结果,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新的超国家机构的权力就只能限于约束各国政府并使之不得采取危害其他国家的行 动,而不得命令各国政府做特定的事情。的确,许多人都反对把 那种向独立的各国政府发布命令的权力授予一个国际权力机构; 这些批评意见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只要我们对这样一个 新的国际机构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它制定一些一般性原则以禁止其成员国(或其公民)的某些行动,那么我们也就可 以很好地解决上述批评意见中所涉及的问题了。但是需要指出的 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必须去发现一种方法,以便有效 地把立法权与政府治理权力分立开来;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立法权,亦就是那些信奉权力分立原则的人所理解的那种立法权。

基本原则

这样一部宪法的基本条款 ( basic clause ) 必须指出:第一, 在正常时期,以及在除了某些明确界定的紧急情势以外的时期, 只有根据那些为人们所公认的旨在界定并保护每个个人之领域的 正当行为规则,才可以制止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才能够 强制他们去做特定的事情;第二,只有那个被我们称之为立法议 会 ( Legislative Assembly )的机构,才能够以刻意的方式去更改或修正这种为人们所公认的规则系统。一般来讲,只有当这种立法 议会能够证明其意图是正义的时候,它才能享有上述权力;然 而,这种立法议会惟有通过下述两种方法方能证明其意图是正义的:一是它遵循那些旨在适用于无数未来情势的普遍规则;二是它无权把这些规则适用于特定的情势。此外,这种宪法的基本条款还必须对内部规则 ( nomos ) 这种狭义上的法律作出界定,从而使法院能够据以判断该立法议会所发布的特定决议是否具备了使它得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法律的形式要件。

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定义不仅不能以纯粹的逻辑标准为基础,而且还必须以下述几项要求为依凭:第一,法律规则应当旨在适用于无数的未来情势;第二,法律规则应当旨在有助于型构和维续一种抽象秩序——亦即其具体内容不可预测的那种抽象秩序,而不应当旨在实现特定且具体的目的;第三,亦即最后,法律规则应当不针对某个个人或团体【原译:旨在否弃所有为了或明知是为了影响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规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尽管更改或修正为人们所公认的现行正当行为规则系统乃是立法议会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力,但是这些规则的初始系统却不仅包括了以往立法的产物,而且还包括了那些隐含在以往判例之中但尚未阐明的观念;因此,法院既应当受这些观念的约束,同时也有责任去阐明这些观念。

当然,这种基本条款的目的并不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而只是要对政府能够实施强制性权力的范围作出界定。尽管这种基 本条款也会对政府在为公民提供服务时所能采用的手段作出限制,但是它却不会对政府可能提供的服务的内容施以直接的控制。在我们讨论第二个代议机构即政府治理议会 ( the Governmental Assembly ) 的职能时,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详尽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由于这种基本条款本身就可以实现传统的权利法案 ( Bills of Rights ) 所旨在保障的全部权利,而且还能够实现比此更多的权利,所以这种基本条款的制定,也就使得人们不再有必要对那些需要特别保护的基本权利做专门的列举规定。这一点实是显见不 争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 集会和结社自由、通讯及住宅不受侵犯等传统的人权 ( the traditional rights of Man ) 当中,没有一项是能够或曾经是可以不受一 般性法律规则之限制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欺诈、教唆犯罪或以报假警来制造混乱等 等。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基本权利都以明确的方式或者明文规定 的方式受到了保护,因为“除非依照法律”,否则不得对上述权 利作任何限制。但是,有一点在今天已经变得确凿无疑了,这就 是只有当“法律”并不是意指代议机构以适当方式通过的每一项 决议,而仅仅是意指那些能够被称之为我在这里所界定的狭义法 律规则的时候,对各种基本权利所施加的上述那种限制才会具有 意义,同时也不至于使“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受‘立法机构’的 干扰”变成一句空话,完全丧失作用。

传统上由权利法案保障的那些基本权利,并不是为了防阻专 断权力而必须加以保护的全部权利;此外,构成个人自由的所有 那些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不可能以这种列举的方式被穷尽的。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那些把权利概念扩展到当下 所谓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努力乃是极具误导性的(参见本书 第二卷第9章补遗),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权利法案所列举 的那些权利以外,实际上还有许多无从预见的个人自由行为也应 当受到同样的保护。那些通常被明确列举出来的自由权利,乃是 那些在特定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威胁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为了使民 主政府得以正常运行而似乎必须加以保护的权利。但是,把这些 权利挑选出来当做需要加以特别保护的东西来对待,则似乎意味 着在其他领域中,政府可以在不受一般性法律规则约束的情况下 实施强制。

这实际上正是美国宪法的创制者们最初之所以不想把一项权利法案纳入该宪法的缘故之所在;而且这也正是在权利法案后来被通过的情况下第九修正案 ( Ninth Amendment ) 之所以未能发挥作用且被人们完全遗忘的缘故之所在(该项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对人民所保有的其他权利的否认或贬低”)。这种对若干特定权利加以列举并使其免受任何侵犯的做法(“除非依照法律”的限制以外),确实有可能意味着,在其他领域中,立法机构可以在不受一般性规则的支配下自由地约束或强制公众。再者,人们在晚些时候所采取的那种把“法律”一术语扩大适用于立法机构所通过的几乎每一项决议的做法,甚至还使得这样一道保护屏障(亦即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都失去了意义。然而众所周知,一部宪法的目的,恰恰就在于防阻一切专断性的限制和强制措施,而这其中也当然包括立法机构所采取的专断性的限制和强制措施。正如一位著名的瑞士法学家所确当指出的那样,[2] 技术进步所开放出来的种种新的可能性,有可能在未来的生活中使一些其他的自由权项变成比传统的基本人权法案所保护的那些权利更为重要的自由权项。

基本人权法案所旨在保护的只是专断性强制之不存在意义上的那种个人自由;而这也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强制只能在下述两个领域中加以适用:第一,实施那些保护个人领域的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第二,筹集资金以支持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与此同时,由于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人的行为侵犯了其他人应受保护的领域的时候才能对他施以限制和约束,所以根据这种规定,只要个人行动所影响的只是他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其他同意承担相应责任的人的领域,那么他的行动就是完全不受约束的,并且有权享有政治行动能够向他提供的一切自由。当然,当那些旨在长期维护这种自由的制度受到威胁的时候,又当人们为了捍卫这些制度或为了防止某种危害整个社会的事件而必须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上述那种个人自由就有可能不得不暂时中止;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拟在下文中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不同且独立职能的两个代议机构

主张把陈述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的任务赋予一个代议机构而 同时把政府治理任务赋予另一个与其不同且独立的机构的观点,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古代雅典人就做过某种类似的尝试,当时,他们只允许一个独立的机构即 nomothetae 享有更改或 修正基本的“内部规则” ( nomos ) 的权力。[3] 由于nomos(即内部规则)很可能是惟一一个大体保有着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之含义 的术语,又由于nomothetae这个术语在 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其情景 与古代雅典多少有点相似)为人们重新使用[4],而此后又得到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J.S.Mill) 的使用,[5]所以在有必要把第 二个代议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治理议会”)与纯粹的 立法机构明确区分开来的时候,偶尔采用nomothetae来命名那个 纯粹的立法机构(亦即权力分立的倡导者和主张法治的理论家所 构想的那种立法机构),也是相当简便易行的。

显而易见,只有当这两个议会的成员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 确定的时候,这样一种独立的立法议会才能够对同样独立的政府 治理代议机构所作的决策提供一种有效的制约;而这在实践中便 要求这两个议会不得以同样的方式来选举它们的成员,或者不得 使他们的任职期限相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只是赋予 这两个议会以不同的职责,然而却让一些相同的群体尤其是让一 些相同的党派按照几乎相同的代表比例来组建这两个机构,那么 这种立法机构就很可能会制定出政府治理机构为了实现自己的目 的所需要的各种法律,就仿佛这两个机构是同一个机构似的。 众所周知,两个议会承担不同的职责,实际上还要求这两个 不同的议会从不同的侧面去反映选民的意见就政府治理本身的 目的而言,使公民在追求特定结果方面的具体意愿得到反映,或者说,使他们的特定利益得到体现,似乎是可欲的;因此,从政府的运作来看,显然需要有一个既服从某项行动纲领 ( a programme of action ) 亦“有能力进行治理”的多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却不应当受利益 (interests ) 的支配,而应当受意见 (oninion) 的支配,也就是受人们关于何种行动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观点的支配——这意味着立法不应当成为一种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应当成为一种恒久的规则,且不论它对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群体所具有的影响。人们在挑选那些最有可能切实关注他们特定利益的人的时候,以及在挑选那些他们相信会公允无私地捍卫正义的人的时候,很可能会挑选完全不同的人,这是因为有效地担当上述第一项任务所需要的品质,完全不同于践履上述第二项任务所必需的品质,而对于第二项任务来说,正直、智慧和判断力这样一些品质,无疑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显而易见,制定定期选举代议机构全体议员的制度,不仅是为了使议员们能够对选民变化不定的愿望作出回应,而且也是为了使议员们能够加入党派并且完全遵从那些承诺支持特定利益群体和特定行动纲领的党派所认同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该项制度还会迫使议员们严守党派的纪律,因为众所周知,只要议员们想获得党派的支持并再次当选,那么他们就必须对党派惟命是从。

一个负责关注特定利益的代议机构所具有的品质,完全不同于信奉民主的古典理论家期望从全体人民中选出的代表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因此,期望前者拥有后者所具有的那种品质,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人们被要求去选举那些无权给他们特别好处的代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再去参与这种选举了,或者说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再以选择他们所了解的判断力最受他们称道的人的方式去参与这种选举了;当然,这尤其不意味 着,当人们被要求从那些已在日常生活中赢得声誉的人当中进行 选择的时候,他们更没有积极性去参与这种选举了。

因此,就立法本身的目的而言,所需要的似乎是这样一个议 会,其男女议员必须达到相对成熟的年龄才能享有选举资格,而 且任期也要相对长一些,比如说15年,这样,他们也就无需再 去考虑连选连任的问题了;此外,为了使这些议员完全不受党派 纪律的约束,我们还应当在他们任期届满以后既不让他们享有连 任的资格,也不强迫他们再回到市场中去谋生,而应当保证他们 能够继续从事某些荣誉且中立的工作,比如说非专业法官 (lay judge )的工作;依据上述安排,这些议员在担任立法者的期限 内,既不用依赖党派的支持,也无需对个人的生活前景问题担忧 费心。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只选举那些在日常生活 中已然证明自己品行良好的人来担当此责;与此同时,为了防止 老人在立法议会中占据过大的比例,我们也似乎有必要采取下述 两项明智之举:一是仰赖这样一条老经验,即一个人的同代人乃 是他的最公正的裁判;二是据此要求每一群同龄人在他们达到一 定年龄比如45岁的时候对此作出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选择,亦即 从他们的同龄人当中选举出代表并服务15年。

根据上述的制度安排,我们便可以组成这样一个立法议会: 其男女议员的年龄在45岁至60岁之间,而每年有十五分之一的议员 会得到替换。因此,整个立法议会所反映的乃是这样一部分人的 意见,他们不仅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而且也有机会赢得声誉, 且仍当盛年。我们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虽说45岁以下的 人在这样的议会里没有自己的代表,但是,该议会议员的平均年 龄——52岁半——仍将低于绝大多数现有议会议员的平均年龄。 的确,年龄较大的那部分议员会发生死亡和生病的情况;对此,我们也可以用增补新议员的方式来保持他们的力量,但是这种增 补新议员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却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只会增加那些在立法方面无甚经验的议员的比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采用各种其他防御措施来确使立法议会完全独立于特定利益群体或有组织的党派的压力。比如说,人们可以明确规定那些已在政府治理议会或党派组织中任职的人不得享有在立法议会中任职的资格。在上述种种条件的限制下,我们可以说,即使立法议员当中有许多议员都与某些党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那也不可能使他们因此而去听从党派领袖或执政当局的命令。

只有当立法议员严重渎职或玩忽职守的时候,才可以由那些与他们同时任职的或前任的同僚按照目前适用于法官的那些原则来撤换他们。在立法议员任期届满后至退休之前,确保他们能够获得一份荣誉职位(例如法院的非专业法官)并使他们享有一份津贴(从60岁一直发到70岁)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有助于他们保持独立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立法议员的工资也可以由宪法加以规定,比如说,使他们的工资与政府所设的20个待遇最为丰厚的职位的平均工资保持一定的比例。

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种职位最终会被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视作是对他们同龄人当中最受尊敬的人士的一种奖赏。由于立法议会的人数不应当太多,所以每年要选举的议员人数,相对来讲,也必定是极少的。这样,采用一种间接选举的方法并由各个地方委任的代表从他们当中推选出立法代表,便不失为一个好建议。此外,这种间接选举的方法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励每个地区都把那些非常杰出因而也最有可能在第二轮选举中当选的人士委任为它们的代表。

初看上去,这样一个纯粹的立法议会似乎不会有多少事情可做。如果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再强调的那些任务,亦即对私法(包括商法和刑法)系统进行修正的任务,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类任务确实只需要议员们在相隔较长时间以后 才开展一次活动,因而也就很难为那些当选的才智高超的议员提 供一种需要他们做出充分且持续努力的工作。然而,这种初步的 印象却是极具误导性的。尽管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把私法和 刑法用作我们的主要例证,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所有可以强制实 施的行为规则,都必须得到这个立法议会的批准。虽然在本书的论述框架内,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对这些问题作详尽的讨论,但是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些立法任务所包含的不仅有税收原则,而 且还涉及到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所有规章(包括生产或建设方面的 规章),因为这些原则和规章必须从普遍利益的角度出发加以实 施,而且还应当用一般性规则的形式来陈述它们。这些立法任务 不仅包括了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安全法规的立法问题,而且也包括 了为一个有效运行的竞争市场创建一个适当的框架所会遇到的一 切棘手难题以及我们在上一章文字中所讨论的公司法问题。

在过去,上述任务之所以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被立法机构 委托给其他机构去承担,实是因为这些立法机构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仔细推敲和认真考虑其间常常涉及到的技术性极强的棘手问 题,结果,许多这样的立法任务都被某些官僚机构或为此目的而 设置的专门机构所控制。的确,一个主要关注现政府迫在眉睫之 急务的“立法机构”,肯定会发现很难给予上述立法任务以必要 的关注。然而无论怎么说,它们都不是行政问题,而是严格意义 上的立法问题,所以这里也就隐含了一个我们决不能忽视的相当 大的危险,因为一旦把这些立法任务委托给了官僚机构,那么这 种官僚机构实际上便增取了自由裁量的因而从根本上讲属于专断 的权力( discretionary and essentially arbitrary power )。如果由立法 机构进行严肃认真的推敲,而不是从那些野心勃勃要夺取权力的 行政官员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考虑调整这些问题的规章,那么调整 这些问题的规章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不采取一般性规则之形式 的(英国在1914年以前,这样的规章还依旧采用一般性规则的形式)。很可能正是立法机构把这些立法任务委托给了官僚机构,才使得这些官僚机构获取了它现在所拥有的大部分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力实际上是不可控制的。

虽说我并不关注立法机构的成员是否真的缺乏足够工作量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即如果那些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赢得声誉的当选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从必须或有责任去做各种情势强加给他们的即时性事务中摆脱出来,进而使自己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政府治理的原则或者去从事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那么我认为这丝毫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还是极为可欲的。如果要使公益精神 ( public spirit ) 在那些能够展现新理想的自愿活动中凸显自身,那么社会上存有少数拥有闲暇的人士就是极为必要的。在过去,那些拥有独立资产的人士就曾经在这个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尽管我认为这是维续这些人士之存在的有力论据,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惟有那些享有丰厚财产的人才 应当是惟一有资格享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那些得到其同代人最充分信任的人士能够自由地把自己所拥有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工作中去,那么他们就可能对那个“自愿部门”( voluntary sector ) 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而我们知道,假如人们想阻止政府攫取压制性的权力,这个所谓的“自愿部门”便是极其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再者,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一个立法议员的职位就应当是一个任务极为繁重的职位,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崇高荣誉和极具尊严的职位,从而使这个民选机构的议员能够在某些方面发挥韦伯 ( Max Weber ) 所谓的那种 honoratiores 人士(亦即那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公众人物或知名人士)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他们除了能够发挥立法者的作用以外,还能够在各种自愿性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与党派毫无关系。

就这种 nomothetae (即立法议会)所具有的主要职责而言,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很可能不是这些立法议员 是否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而毋宁在于是否存在着足够的激励可以 使他们去努力工作。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这些议员所享有的高度 独立性有可能使他们变得懒散。我个人以为,那些因积极工作而 赢得名声和口碑(进而其地位也以众人赞誉为基础)的人士,在 他们有朝一日被推选出来担任一项在15年内实际上不会被撤换 的职务的时候,是不太可能以上述那种懒散的方式来玩忽职守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制定一些规则以防止这种现象 的发生,就像那些适用于法官的规则一样。虽然立法议员肯定是 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由立法议会的一些前 任议员组成评议会:一是对现任立法议员施以某种监督;二是在 现任议员失职的情况下撤换他们;三是在立法议会的议员任期届 满的时候向每位离职议员委派新的职务:从宪法法院院长 (a presid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 一直到某个低级司法机构的非 专门顾问,等等。

除此之外,宪法还应当防止立法议会变得缺乏活力和回应 迟缓这样的不测事件;为此,宪法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定:立法议 会应当享有制定一般的正当行为规则的排他性权力,但是,如果 立法议会在合理的期限内对政府所提出的应当就某个特定问题制 定某些规则的知会未作出回应,那么这项权力就可以暂时转交给 政府治理议会执掌。实际上,这样一条宪法规定,很可能单单因为存在,就可以使它不必真的被人们所征引。换言之,宪法对立 法议会所规定的上述防御措施以及立法议会自身对政府治理议会 的戒心都可能在这个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并足以促使立法 议会在合理的期限内对人们所提出的任何有关正当行为规则的问 题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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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 来自《英雄出世》

方营长最终是在汤副旅长那里弄清玉环心思的。   玉环老这么和方营长拖着,不和方营长谈结婚的事,方营长就着了急。这一着急,方营长就想到了在省城避乱的汤副旅长,就带着两瓶酒和一盒礼品,到三江货栈找了汤副旅长。   那日也是巧,玉环不在家。   汤成一见方营长的面就说:“老方,你来的真不是时候,玉环刚才和百顺一起去了小白楼。”   方营长本能的有些紧张,便问汤成:“他们去小白楼干啥?”   汤成说:“还不是为百顺么?!百顺恋着老五,老五也想从良,玉环就答应把老五赎出来,——今日大概是和老五的干爹谈价去的吧?!”   方营长这才……去看看 

钱穆年表 - 来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894 清光绪廿一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00 七岁 入私塾读书  1903 十岁 进果育小学就读  1905 十二岁 父逝  1906 十三岁 入常州中学堂  1910 十七岁 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 十八岁 任教无锡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 廿四岁 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 廿五岁 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 廿八岁 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 廿九岁 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 卅三岁 转任教苏州中学  1928 卅四岁 妻殁、……去看看 

第九章 对量子论的若干意见 - 来自《科学发现的逻辑》

我们对概率论的分析,已使我们掌握一些工具,我们现在可通过应用它们于现代科学一个主要问题来检验它们;并且我将借它们之助试图分析和澄清现代量子论若干更为模糊不清的论点。   我用哲学或逻辑方法解决物理学中心问题之一的有点大胆的尝试,必定会引起物理学家的怀疑。我承认他的怀疑是正当的,他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然而我希望我也许能够克服他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每门科学分支中,成堆的问题主要是逻辑的。量子物理学家一直渴望参与认识论讨论,这是事实。这提示他们本身感到量子论中某些仍未解决的问题的解法不得不在逻……去看看 

第十章 黑色经济活动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 - 来自《现代化的陷阱》

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一些经商者和政府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启用一些地方流氓来帮助自己催欠款甚至收税费。   “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真是再贴切不过。目前某些领导干部中已出现伴大款、伴上司、伴黑的“三伴现象”。前两种现象己出现好些年,后者则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时尚”。            ※        ※         ※   黑色经济是地下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这里先简单介绍地下经济的含义和门类,以及……去看看 

199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 来自《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93年3月1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 李鹏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五年  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这次大会的召开,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过去的五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