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个宪法范本(下)

 《法律、立法与自由》

对同龄人群体之代表制度的进一步讨论

显而易见,在我构想的理想型宪法方案当中,只有一般性原则与本书的主题具有相关性,但是我为立法议会所提出的同龄代议制度 ( represntation by generations ) 的方案却为民主制度的发展开放出了许多颇具意义的可能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详尽的阐释。每个年龄阶层的成员都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承担并实施一项共同的重要使命;而这个事实完全有可能促使那些同龄人早早地便组成各种地方性俱乐部,而且由于这种做法有助于培养和教育合格的候选人,所以官方也会支持这种发展趋向,比如说,它们至少可以为不同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联系提供固定的集会场所和设施。当然,每个年龄阶层在每个地区只能组建一个由官方认可并支持的同龄人群体,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这些群体因拉帮结派而变得四分五裂。

同龄人俱乐部 ( club of contemporaries ) 完全可以在人们中学毕业或至少在每个年龄层的成员进入公共生活——比如说18岁——的时候就开始组建。如果把同一个年龄群体的男子与比他们约小两岁的女子组合在一起,那么这些俱乐部就肯定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允许达到18岁的男女自由地选择加入某个新成立的俱乐部或者加入某个已经成立了两年或三年的俱乐部即可;这里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歧视待遇问题,所以也无可厚非。就此而言,大多数男生很可能会倾向于加入他们自己新成立的俱乐部,而女生则更可能倾向于加入前几年就已经组建的俱乐部。这样一种选择当然意味着那些选择加入较大年龄层人士所组成的同龄俱乐部的人会一直属于这个俱乐部,而且要比他们在做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更早一些具备选举代表的资格,也更早一些具备被选举为代表和立法议员的资格。

这些俱乐部可以把各个社会阶层的同龄人都聚集起来,同时 还可以维持那些曾经当过同学(或当过战友)而现在却各奔前程 的人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俱乐部实际上提供了一条真正的民主纽带,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各种跨越既有 阶层或行业的联系,而且还能够培养或激励人们对公共制度的兴 趣并使他们熟知议会程序。此外,这些俱乐部还可以为那些尚未 在立法议会中得到代表的人士发表不同的意见提供一条常规的通 道。即使这些俱乐部偶尔成为党派辩论的论坛,它们也会有它们 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使那些倾向于支持不同党派意见的人聚集 在一起讨论问题,同时也会使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愈来愈意识 到自己承担着反映他们同代人观点的共同责任,并为他们日后担 任公务员之职做好准备。

尽管个人作为俱乐部成员的资格应当主要以地区性群体为 限,但是这种制度却应当赋予每个成员以这样一项权利,即他有 权作为访问者参加其永久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同龄人俱乐部 的活动。再者,如果大家都知道每个地区的某个特定年龄层的人 通常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像“扶轮国际” 的成员 ( Rotarians ) 和类似的组织那样),那么这就可以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络提 供一个重要手段。当然,从许多其他的方面来看,这样的俱乐部 还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引入一种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有助于城市社会结构之整合的重要因素),甚至还会大大 有助于我们摧毁既有职业和阶层间的藩篱。

由于这些俱乐部的主席职务是轮流担当的,所以这种做法也 可以为俱乐部成员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通过这种机会了解到可 能的候选人是否适合于当选代表或立法议员;据此,在间接选举 的情形中,即使是在第二轮的选举中,代表的选举仍可能是以个 人对候选人的了解为基础的;当然,这些最终当选的代表在此后 不仅要轮流担当俱乐部的主席,而且也会成为他们各自年龄群体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当然也是自愿的)发言人——亦即拥有特殊荣誉的“听取或收集意见者” ( ombudsmen ) ,他们会保护他们各自年龄群体的利益并使其不受当局的侵犯。让他们践履这样的责职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当俱乐部的成员从他们当中推选代表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把他们所信任的某个诚实正直的人士推选出来。

尽管在选出立法议员以后,这些俱乐部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但是它们却极可能作为社会联系的手段而继续存在下去;此外,在发生某些非同寻常的意外事件并使某个年龄层的议员的力量大幅度下降并且低于正常水平的时候,该群体的成员也会被重新召集起来进行正常活动,以选举出新的代表去填补该年龄群体的议员的缺额——当然,把所有的缺额都补齐,也许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至少也应当使他们这个年龄层的议员人数得到适当的保证。

政府治理议会

对于第二个机构,亦即政府治理议会 ( Government Assembly ) ,我们在这里无须赘述,因为现行的议会机构就可以充当它的样板;一如我们所知,现行议会机构的发展过程主要就是围绕着如何为政府治理事务提供服务而展开的。我们既没有理由不让这种机构按照党派原则定期对整个机构进行改选的方式进行组建,[6] 他没有理由不让多数组建的执行委员会去运作它的主要事务。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会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而且还会使它的运作受到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批评和约束;当然,这个反对派还必须随时准备组建一个可供替代的政府以应不测。至于政府治理议会的选举方法、当选议员的期限等各种可能的制度性安排,我们考虑到的种种论辩,实与人们在当下讨论的那些论点 多少有些相同之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做赘述了。 但是,在我所构想的这个理想型宪法方案中,与眼下的一般论者 相比较,我们更加强调确保一个有效运作政府治理事务之多数的 重要性,因为这个主张所依凭的理据显然要比那种赞同比例代表 制——比例代表制所欲精确反映的乃是不同利益在总人口中按比 例分布的状况——的论点重要得多;据此我们可以说,那种反对 比例代表制的论辩更有道理。

在我们所主张的这种实行代议制的政府治理议会与现行的议 会机构之间,当然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而这就是当政府治 理议会作任何决策的时候,它都必须受到立法议会所制定的正当 行为规则的约束,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政府治理议会还不得 向公民发布任何命令,除非这样的命令能够直接且必然地从立法 议会所制定的正当行为规则中推演出来。但是,在这些正当行为 规则的范围内,政府却可以全权决定如何组织政府机构并全权决 定如何使用由它掌管的那些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就人们选举政府治理议会议员的权利来说,众所周知,有 一种古老的论辩是这样主张的:大凡政府雇员以及所有从政府那 里获取养恤金或其他帮助的人士都不应当享有此项投票权利。对 此,我们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追问一个问题,即这个古老的论辩 难道在今天就不再具有效力了吗?显而易见,如果这个论辩所关 注的是代议制立法议会的选举问题,那么这个论辩就显然是有疑 问的,因为在我们所构设的理想性宪法方案中,代议制立法议会的首要任务乃是制定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更为显见的是,公务 员或领取政府养恤金的人士实与任何其他人一样,都能够对何谓 正义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再者,那种在把一项权利赋予众多 信息较差已受教育较少的人的同时却不让公务员或领取政府养恤 金的人享有该项权利的做法,也是颇令人反感的。然而,当问题 的症结所涉及的并不是某种意见的表达而是某种显见利益(亦即确保实现某些特定结果方面的那种利益)的时候,情形也就完全不同了。就此而言,无论是那些执行政策的人,还是那些因无力做出贡献而只能分享结果的人,似乎都不会提出与私性公民相同的要求。因此,让公务员、领取养恤金的老人和失业者对应当如何用其他人的钱为他们自己付酬的问题享有投票权(而且谋得他们选票的方式乃是允诺给他们增加收入),在我们看来,也就很难说是一项合理的安排。此外,在政府雇员制定行动方案以后,再让这些政府雇员对他们自己制定的方案是否应当被采纳的问题享有发言权,或者,让那些受制于政府治理议会之命令的人来参与决定这样的命令所应当具有的内容,似乎也不是什么合理的安排。

虽然政府机构的运行必须在一种它不能更改的法律框架内展开,但是它所承担的任务仍然是极为重要的。显而易见,政府机构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有义务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个人,但是这些服务的选择、组织以及目标的设定等工作仍然会赋予政府以巨大的权力,而只会在下述两个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是不得强制公民,二是不得歧视公民。此外,尽管政府机构筹措资金的方式也会因上述限制而受到约束,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关于这些资金的使用额度以及这些资金的一般用途等问题,政府除了会受到某些间接的限制以外,通常都不会受到约束。

宪法法院

我们所提出的整个制度性安排都是以这样一种可能性为基础的,即我们有可能对那些既约束政府也约束公民的可强制实施的正当行为规则与所有政府组织规则及政府治理运作规则作出明确的界分——前者是由立法议会进行发展和完善的,而后者则是由政府治理议会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决定的。尽管我们已经努力阐 明了这种界分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我们在上文讨论宪法基本 条款时也已经明确指出,这种基本条款必须努力对何者应当被视 作是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这个问题作出界定,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界分的具体运用却会产生许多棘手的难题,因此,惟 有通过一个专门法院对此做出持之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详尽地 揭示出其间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在实践中,适用这种界分所会产 生的难题,主要是以立法议会与政府治理议会间的权限冲突( a conflict of competence ) 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冲突一般来 说又是经由一个议会对另一个议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有效性提出质 疑而造成的。

为了赋予解决这些问题的终审法院以必要的权力(而且也鉴 于该法院的法官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资格),把这种法院建成一 个独立的宪法法院( Constitutional Court ), 很可能是极为可欲的。 此外,在宪法法院中除了为专职法官设定一些位置以外,再为立 法议会乃至政府治理议会的前任议员设定一些位置,也是极为妥当的。当然,在逐渐建立一套原则体系的过程中,宪法法院很可 能应当受它自己在此前作出的判决的约束;不论推翻这样的判例 在人们看来有多大的必要性,最好的做法还是交由宪法所规定的 修正程序去决定。

关于这种宪法法院,我们最后还需要强调一点,这就是宪法 法院往往只能裁定立法议会和政府治理议会两者都无权采取某些 特定种类的强制性措施,而不得裁定一个议会有权而另一个议会 无权采取某些种类的行动。除了紧急状态的情形以外(我们拟在 下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在上文所强调的最后这项原则, 尤其适用于所有并未得到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规定的强制性措施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既包括传统 上认可的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也包括立法议会所明确制定的一 般性正当行为规则。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理想型宪法方案,还会在组建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构方面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显而易见,组建司法机构是一种组织任务,因而也是一种政府治理任务,但是把这项任务交由政府来执行,却有可能对这些法院所应享有的完全独立的地位构成威胁。就法官的委任和晋升一事来说,这项任务完全可以由立法议会的前任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来承担(一如我们在此前所指出的那样,也应当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立法议会的前任议员担任非专业法官及类似职务的问题)。我们在上文曾对如何确定立法议会之议员的薪水问题提出了一个建议,也就是让他们的薪水与政府设定的一定数量最高职位的平均薪水保持一定的百分比;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法官的薪水,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而使每个法官的独立性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

组织法院的技术问题、法院非审判人员的安排问题、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的问题,实是另外一类颇为不同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看上去更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治理问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盎格鲁 - 撒克逊传统中,人们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对那种由司法部来负责这些事务的观点进行质疑,而且他们的做法也是很有道理的;同样显见不争的是,这样一项任务也不应当由立法议会来承担。但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做一番考虑,即我们是否可以把这项任务委托给我们在上文提出的那个从立法议会前任议员中挑选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来承担呢?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可以因此而成为第三机构即司法权力机构中的一个常设性组织机构,支配并管理由政府划拨给它的大宗资产以实现它的各种目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所有上述问题都与另一个重要且棘手的问题紧密相关;但是,我们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过探讨,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对它稍作论述。这就是有关制定程序法( the law of procedure) 与制定实体法( substantive law) 之间的权限问题。 一般来讲,由于所有的规则都依附于正义原则,所以这个问题也 应当由立法议会来决定,尽管某些在今天由程序法所调整的较具 组织特性的问题完全可以由上述专门机构予以裁定或者由政府治 理议会加以决定。然而颇为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却无法对这些 技术性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权力总体结构

我们决不能把立法议会的职能与那个专门为制定或修正宪法 而创建的机构所具有的职能相混淆,因为这两个机构的职能乃是 截然不同的。严格地说,一部宪法应当完全由组织规则( Organizational rules ) 构成,而且,即使需要涉及一般性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实体法,那么它也只能通过陈述这种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 般属性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而使政府能够运用强制来实施 它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宪法必须对何者能够成为实体法 的问题作出界定,以便在它所建立的各部门之间进行权力的分配 并对这些权力施以限制,但是它却必须把这类实体法的内容交由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去发展。这种宪法所代表的乃是一种保护性上层建筑 (a protective superstructure ),旨在实现下述两个目的的:第一,对发展和完善现行法律系统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进行调 整;第二,防止两种政府权力之间的任何混淆:一是用于保障自生自 发社会秩序所基于的规则的权力,二是政府在把那些交 由它管理的物质资产用来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各种服务的方面所享 有的那些权力。

在这里,我们无须对制定和修正这种宪法的适当程序问题进 行讨论。但是,我们或许能够通过我们所建议的用三层机构安排 代替现行的二层机构安排的方案,来进一步阐明那个为了承担制宪与修宪之任务而建立的机构与那些由该宪法创建的机构之间的关系:虽然宪法分配权力并制约权力,但是它却不得用肯定性的方式对人们应当如何使用这些权力的问题进行规定。正当行为规则意义上的实体法由立法议会发展,但是立法议会的权力却必须受到宪法有关规定(即界定正当行为规则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属性的规定)的约束。然而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议会以及作为其执行机构的政府,却既要受宪法规则的约束,又要受立法议会所制定或认可的正当行为规则的限制。这便是“法律下的政府”( governmment under the law) 的要意之所在。政府,亦即政府治理议会的执行机构,当然还要受到政府治理议会所作的决策的约束,因此也完全可以被视作是整个权力结构中的第四层;而行政官僚机构(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apparatus ) 则属于整个权力结构中的第五层。

如果有人问我们,在这样一种制度性安排中“主权”( sovereignty) 位于何处,那么我们的回答便是:在这种制度性安排中,根本就没有主权的位置——除非由制宪或修宪机构暂时掌握。由于立宪政府是有限政府,所以,只要主权被定义为一种无限权力,那么这种架构中就不可能有主权机构的位置。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那种断定始终存在着一种无限的终极权力的观点,纯系迷信,而这种迷信的根源则是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所有的法律都源出于某个立法机构所作的刻意决策。但是,政府从来就不是从一种无法的状态( a lawless state) 中冒出来的;实际上,政府的存在恰恰是以人们对它会把某种普遍盛行的公正观付诸实施的预期为基础的,而且更是从人们所具有的这样一种预期中赢得人们对它的支持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权力结构的层级序列乃是与不同机构所制定的规则的适用期限紧密相关的。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宪法应当旨在永久适用,尽管——正如人之心智的任何产物一样——人们也肯定能够从这种宪法中发现种种惟有通过修宪的方式才能予 以纠正的缺陷。当然,实体法的制定也是为了得到长久的适用, 但是一如我们所知,由于不可预测的新问题会不断发生,而司法 机构又不可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所以实体法也就必须得到不断 的发展和修正。行政管理规则(亦即对那些为了向公民提供服务 而交由政府负责的资源进行管理的规则),从性质上来说,所关 注的乃是短期问题,而且当人们提出特定需求的时候,它们还必须即刻满足这些要求;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这类规则只能把那些明确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资源当做手段,而 不得把一般公民也当成手段加以使用。

紧急状态的权力

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主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只能被用于实 施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而不得被用来追求特定的目的。尽管遵 循这项基本原则对于自由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是极为必要的,然 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力图长久维续自由秩序的目标受到威胁 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暂时中止上述那项基本原则的实施。从一 般的意义上讲,个人只须关注他们各自具体的目的,而且也只有 在追求这些目的时候,个人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共同利益,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捍卫整体秩序成了压倒一切的 共同目的,进而无论是地方性的自生自发秩序还是全国范围内的 自生自发秩序都不得不暂时被纳入到组织系统之中。例如,当外 敌威胁入侵的时候,当发生叛乱或不法暴乱的时候,当自然灾害 的发生需要通过某种有效手段并采取迅捷行动予以救治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把这类强制进行组织的权力( powers of compulsory organization) 赋予某人,而这类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则是任何人都不 得享有的。恰如一个竭力摆脱致命危险的动物一样,一个陷入这种状态的社会要想摆脱劫难,也不得不暂时中止它所具有的某些至关紧要的职能,即使是那些从长远角度来看属于该社会之存续所依凭的极为重要的职能,也必须暂时中止。

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赋予政府以这种紧急状态的权力( emergency powers) 而又不致引发这样一种危险,即在绝对必要的情势过去以后,把持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人仍会继续运用该项权力?对这些条件进行规定,可以说是一部宪法必须作出决定的最为棘手且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紧急状态”( emergencies) 一直是个人自由之保护措施不断蒙遭侵蚀的一个借口——此外,一旦这些保护措施被中止,那么任何一个掌控了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人都极容易确使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下去。的确,如果重要群体所认为的惟有通过行使专制权力才能得到满足的所有需求都变成了一种紧急状态,那么所有的情形实际上都会变成一种紧急状态。有论者颇有道理地指出,谁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而有权中止宪法的效力,那么谁就是真正的主权者。[7] 我个人以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论点略做些修改,那么这个论点就会更切合实际了,即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只要能够通过宣告紧急状态而攫取到这种紧急状态的权力,那么该人或该机构便是真正的主权者。

然而,让同一个机构既有权宣告紧急状态又有权掌控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做法,却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防止紧急状态权力被滥用的最佳方法似乎就是:有权宣告紧急状态的机构,必须据此放弃它在正常情况下所享有的那些权力,而仅保有这样一项权力,即它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它授予某个权力机构的紧急状态权。在我们提出的那种理想型宪法方案中,享有上述权力的机构显然是立法议会,因此在紧急状态的情形中,它不仅必须把它所享有的某些权力委托给政府,而且还必须把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的权力也赋予当届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立 法议会中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emergency committee) 就必须是一个 常设机构,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意味着, 在立法议会没有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该紧急状态委员会必须有 权授予有限的紧急状态权力;当然,关于它授予政府的紧急状态 权力的权限与期限问题,只能由立法议会在召开全体会议的时候 再行决定。只要立法议会确认了紧急状态的存在,那么政府在获 得授权的范围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将具有完全的效力——这些 措施甚至可以包括对特定的人发布的具体命令,尽管在正常情况 下,任何人都无权对特定的人发布这样的命令。然而需要强调指 出的是,立法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废除或限制它所授予 的那些权力,而且还可以在紧急状态结束以后确认或废除政府在 紧急状态期间发布的任何措施,并且有权向那些为了普遍利益而 被迫服从这种非常权力的人提供补偿。

当然,所有的宪法还应当对另一种紧急状态作出规定,这就 是人们有可能在宪法的规定当中发现某种漏洞的情形,比如说, 人们有可能发现宪法规则对某些权力问题没有进行规定。众所周 知,不论一项宪法方案经过如何认真的推敲和设计,只要我们仍 想从中发现这种漏洞,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此外,社会生活中还会随时发生一些必须迅速给出权威性解答的 十分紧迫的问题,否则,整个政府机器就会瘫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某个机构有权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对这类问题给出一种临 时性的解答,但是在立法议会、宪法法院或负责修宪的常设机构 通过某种适当的法规填补了这些漏洞以后,这种特别决议也就不 再具有任何效力了。然而在此之前,人们却可以把这种权力赋予 一个纯粹名义上的国家首脑,使他有权以临时决议或特别决议的 方式来填补这样的漏洞。

财政权力的分立

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宪法安排无疑会对各个领域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影响至重至远的则可能是财政领域。此外,就我们在这里所试图勾勒的这个简要方案而言,财政也是一个能够使这些影响之后果的性质得到最佳阐明的领域。

财政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源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征收款项肯定是一种强制行为,所以它必须根据立法议会所制定的一般性规则予以展开;然而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决定公共开支的数额及其用途的问题,则显然是一个政府治理的问题。据此,我们拟定的理想型宪法方案便会提出这样一种要求,即一方面由立法议会来制定政府在向公民分派所需筹集全部资金时必须遵循的统一规则,而另一方面则由政府治理议会来决定所需开支的总额及其用途。

就约束公共开支而言,最有效的措施很可能是规定这样一项条件,这就是让每个投票赞同一项特定开支的人都明确知道,该项开支所需的费用须由他及其选民根据某项他不能改变的先已确定的规则来承担。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形中,某项特定开支的受益者是极为明确的(当然,一旦某项服务是向所有的人提供的,那么该项服务的提供者就无法拒绝向那些不肯自愿付费的人提供该项服务,因此他只能采用强制手段来征收所需费用):比如说为了建设道路面征收汽车税、或征收无线电广播税、或为了赞助某些特定服务项目而征收各种地方税或社区税。除了上述情形以外,根据立法议会所确定的总体方案,人们所决定的一切公共开支都将自动地使所有人承担的纳税款项得到相应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显然不可能再去支持任何一项以那种想在事后把纳税负担转嫁给其他人的预期为基础的开支方案,因为每个人 都知道,对于任何一项这类开支,他都必须承担一项固定的税款份额。

然而,当下实施的税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这样一种条件为基础的,即政府当局不得不努力采取一种只会使多数产生最小抵制或怨恨的方式来筹措资金,这是因为公共开支的预算必须得到这个多数的批准。这些税收措施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使人们对公共开支做出负责任的决议,而是为了使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是其他人而不是他自己要为此项开支付款。今天,人们一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征收追加岁入的需求在过去往往会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税源,所以税收方法在今天也就应当根据所需征收的税额进行调整。显而易见,追加公共开支的做法在过去一直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应当由谁来支付这笔钱款。在很大程度上讲,公共财政理论及其实践一直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形成的,即相关的人士想方设法掩盖所施加的负担并全力使那些最终必须分摊税款的人尽可能地意识不到自己所需承受的负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建立起来的税收结构之所以如此复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做法造成的,即相关的人士想方设法说服公民向政府交纳多于他们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可能会同意交纳的款项。

对分派个人税额所须依凭的一般性规则进行立法,实是与那种确定所需征收税款总额的决策极不相同的;为了有效地对二者进行界分,我们就必须对公共财政的所有原则作彻底的反思,尽管那些谙熟现行税收制度的人有可能在开始时把我们所提出的方案视作是一种完全不可行的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不对财政立法的制度性背景作一番这样的彻底反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阻止由政府控制的社会收入之份额以累进方式不断增加的那种趋势。如果任凭此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趋势就会吞没整个社会,并使它堕入政府的组织系统之中。

显见不争的是,依照一致性规则所确立的税收制度,是不可能容许总税收负担面累进增加的,尽管有些直接税的渐增【原译:尽管按照某种累进的方式增加直接税】,对于抵消间接税递减的趋势来说,不仅是可以得到允许的,而且也是极为必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 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讨论( 此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我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一般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不仅可以对税收措施进行限制,进而阻止多数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少数,而且还可能以正当的方式促使多数向弱势的少数让渡某些好处。

注释

1.重构代议机构的这个设想,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考虑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前撰写各种论著的时候,我对这个设想就做过一些简要的概括。我认为,最早讨论这个设想的文字乃是以 ``New N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power'' 为题发表的一篇笔谈,载于 the Listener, no. 64, London, 10 November 1960. 又请参见``Libertad bayo la Ley''in Orientacion Economica, Caracas, April 1962; ``Recht, Gesetz und Wirtschaftsfreiheit'' Hundert Jahre Industrie -- und Handeiskammer zu Dortmund 1863-1963 (Dortmund, 1963; 重印于Frankfurter Ailgemeine Zeitung 1/2 May 1963, 还载于拙著 Freiburger Studien (Tübingen, 1969)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l Social Order'', Il Politico, December 1966,重印于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and Chicago, 1967); ``Die Anschauungen der Mehrheit und die zeitgenbssische Demokratie'', Ordo 15/16 (Düsseldorf, 1963); ``The Constitution of a Liberal State'',Il Politico 31, 1967;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68); and Economic Freedom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73).大多数此后发表的文字,都重印于拙著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and Chicago, 1977). 而有关这个设想的最晚近的陈述,则刊载于 Three Lectures on Democracy, Justice and Socialism (Sydney, 1977), 也可参见此演讲的德语、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译本。

2.Z. Giacommetti, Der Freiheitskatalog als Kodifikation der Freiheit (Zürich, 1955).

3.参见 A. R. W. Harris, ``Law Making at Athen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55,以及其间给出的更多的参考 文献。

4.B. G. Philip Hunton, A Treatise on Monarchy (London, 1643), p.5.

5.J. S.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1861), ch. 5.

6.虽然对于立法的目的来说,根据党派原则来分配议席的做法是完 全不可欲的,但是对于政府治理的目的来说,两党制却显然是可欲的。因 此,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我们都没有理由适用比例代表制。有关比例代表 制,F. A. Hermens 已在他所撰写的一部著作中进行了全面批判而且颇有道 理,但是由于该著作出版的时机不好,所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本书 就是: F. A. Hermens, Democracy or Anarchy (Notre Dame, Ind., 1941).

7.Carl Schmitt, ``Soziologie des Souverainitätsbegriffes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 in M. Palyi (ed.), 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 (Munich, 1923), II, p.5.

8.参见拙著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and Chicago, 1960), chapt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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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对彼此的不幸自然怀有恻隐之心,随便而频繁的交往使他们每天接触,任何冲动都不会使他们分离的时候,则不难理解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会立即互助;当一个美国人请他的同胞协助的时候,很少有人拒绝。我就屡次见到他们满怀热情地自发助人的义举。如果公路上突然发生车祸事故,人们将从四面八方前来救护罹难的人。要是某个家庭横遭大难,素昧平生的人也会慷慨解囊;每个人的捐助虽少,但集腋成裘,便可使这一家人摆脱困难。在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国家里,一个不幸的人往往在人群中孤立无援,就象一个野人在森林里的遭遇一样。而在美国,就几乎没有这……去看看 

3-5 尽现科学众生相──闲话《科学的终结》 - 来自《现代化之忧思》

《科学的终结──在科学时代的黄昏直面知识的界限》这本书1996年在美国出版时,曾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没想到,去年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出来了,尽管只是最近才在书店里见到。封底赫然印着科学大师们的评语,“一本坏书”、“ 胡言乱语”云云,大概是商家也想制造点轰动效应。不过,这本书在美国能轰动起来,未必在中国就行,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书中提到那些科学界名家不太熟悉,对书中讲述的比较艰深的科学思想未必感兴趣,对带有特定宗教文化情绪的“世纪末”、“终结”等词的象征意义也缺乏认同。中译本译得不错,有时候还很传神。译者……去看看 

第六章 论理改造的意义 - 来自《哲学的改造》

论理——和哲学本身一样——也感到奇妙的动摇。它曾被抬举做最高的和立法的科学,但又曾陷于像“甲是甲”那样的记述和经院派推论规则的韵语的保管者的低微地位。它根据以它所研究的是思惟的法则,而世界又为绝对理性遵照着这些法则而造成为理由,要求陈示宇宙的基本构造法则的权力。后来它又压缩了它的主张,说它所研究的只是些无关事实或物体的正误而自然真确的推理法则。近代的客观唯心论者认为它是古代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适当代替者,但别的人又把它看成是教人精于辩论的修辞学的一个分枝。有一个时候曾以穆勒(Mill)从科学家的实践……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