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权力的遏制与政治的去中心化(上)

 《法律、立法与自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正义荡然无存的时 代。许多国家的议会都在漫不经心地制定 着与正义背道而驰的法规。各国政府也以 专断的方式对待它们的人民,根本就不想维护正义感。为别国所统治的人实与罪人无异,他们对故土、家园、财产及谋生维持等天赋之权尽为践踏。【原译:那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实际上根本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它们不 再尊重那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对自己的 家乡或居所及财产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它们也不再尊重他们谋生或维持生计的权利以及他们对任何其他东西所享有的权利。】我们对正义所抱有的信念已被完全摧毁了。——阿尔伯特·施韦策 (Albert Schweitzer)

有限权力与无限权力

对权力进行有效限制,可以说是维续社会秩序方面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秩序来说,政府在保护所有的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强制和暴力的方面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成功地垄断了实施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也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因此,对政府的这种权力进行限制,便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宪政创始者的伟大目标。但是,当人们错误地以为只要采用民 主方式对权力的实施进行控制便足以防止这种权力过分膨胀的时 候,那种限制政府权力的努力也就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几乎被彻底否定了。[1]

自从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以来,我们已经知道,赋予民主代 议机构 (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assembles ) 以无限权力的做法本 身,只会使这类机构处于无法抗拒的压力之下,被迫用它们的权力去为特殊的利益群体服务——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压力,也就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多数倘若想继续成为多数便无力抗拒的那种压 力。但是,除非剥夺执掌政权的多数所拥有的向群体或个人实施差别待遇的权力,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趋势。人们 一般都认为,要剥夺多数所享有的这项权力,在民主制度中是不 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似乎需要把另一种意志置于多数之当选代表 的意志之上。事实上,与其他政体形式相比较,人们甚至需要对 民主政府所能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施以更为严苛的限制,因为我们 知道,只要民主政府之多数地位的维续有赖于某些(甚或是少数 几个)特殊利益群体的支持,那么它就更容易受制于这些特殊利 益群体的强大压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无法解决 的,完全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个古老的理想给遗忘了,即所有政府职能机构都要遵守以下的限制:任何人都无权为特殊目的而改变和废除长期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其成员服从权威是因为权威亦遵循这些准则。【原译:即所有行使政府治理职能之机构的权力都应当受到任何人都无权为了实现 特定目的而加以改变或废除的并且旨在长久适用的那些规则的限 制:这些规则作为原则,乃是一个承认某个权力机构的社会得以 形成的条件;当然,这种社会之所以承认这样一个权力机构,实是因为该机构承诺要服从这些旨在长久适用的规则】。显而易见, 正是那种唯建构论实证主义的迷信的泛滥,才使得人们认为,肯定存在着某种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存在还构成了产生所有其他权力的渊源;然而事实上,一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最高权力机构之所以赢得了人们对它的尊重,实是因为它遵循了那些限制权力的一般性规则所致。

我们在今天所说的那种民主政府,实际上并不为多数的意见服务,而是在为压力集团所拥有的各种利益服务。这种情形实是由当今民主政府的构成所造成的;换言之,民主政府之所以必须通过赋予这些压力集团以特殊好处的方式来收买它们的支持,完全是因为:如果民主政府拒绝把它有权给予的东西给予这些压力集团,那么它也就不再可能继续得到它们的支持了。结果,这种结构导致了歧视性强制权力的不断增加,而且从今天的情势来看,其势头甚至还大有终止那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危险。对社会秩序所做的这种错误的唯建构论诠释,加上对正义之意义的错误理解,确实构成了影响财富、道德及和平在未来发展的主要危险。任何认真关注这些问题的人都不会怀疑,侵害人身自由的危险主要来自左派,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左派之所以是主要危险的根源,却并不是因为左派所追求的任何特定理想有问题,而是因为各种唯社会论运动 ( socialist movementts )乃是仅有的大的团体,想把某个事先确定的设计方案强加给社会(以求实现对许多人都极具吸引力的各种目标)。【原译:而是因为各种唯社会论运动 ( socialist movementts ) 乃是惟一想把某个事先确定的设计方案强加给社会(以求实现对许多人都极具吸引力的各种目标)的庞大的组织力量】。左派的这种努力必定会取消个人所承担的全部道德责任;实际上,它早就一步一步地把法律经过数个世纪的进化才建立起来的保护个人自由的大多数措施都给废弃掉了。

一如我们所知,数个世代的煽动家一直都在掩盖某些基本事实的真相,因此,如果我们想恢复这些事实的真相,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理解为什么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必定是消极性的价值【原译:否定性的价值 (negative values ), (OCR注:此处译为消极,为与柏林消极/积极性自由中的译法相似,以下同)】:这些消极性的价值能够确使个人在已知的领域内有权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的确,惟有这样的消极性规则才有可能形成出一种自我生成的秩序,也才有可能使个人的知识得到运用并使个人的欲求得到满足。我们必须遵从这样一个仍为我们感到陌生的事实,即在一个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里,最高权力机构在正常状态中是没有权力发布任何积极式命令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应当享有的惟一的权力,便是根据规则发布禁令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最高权力机构所获得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乃是以它的每项行为都遵循某项一般性原则为基础的。

和平、自由和正义:三个伟大的消极性理想

对于一个自由人组成的大社会来说,一个政府能够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是消极性的;而最美好的东西之所以都是消极性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能够指导人之行动的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对于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法变更的无知 (unalterable ignorance )状态之中。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自己无所不知,但是这样的傻子并不少。实际上,正是由于这种无知,才使得政府只能够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消极性规则或禁令这种方式来帮助形成一种抽象的结构或者促使它的形成变为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这种抽象的模式或结构中,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预期才有可能达致大体应合的水平。因此,政府所能保障的,只是在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自己知识的行动过程中形成的那种活动秩序的抽象特性,而不是它的积极度性内容 (positiye content );当然,政府对这种秩序之抽象特性的保障,乃是通过抽象且消极性的规则 (abstract and negative rules )对个人间彼此领域的界分而实现的。这里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为了使个人最富成效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去追求自己的目的,政府所能够向个人提供的主要帮助就必定是“纯粹” 消极度性质的 (``merely'' negative );然而,大多数人对这个事实却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所有的唯建构论者都试图对这些理想的本意大做手脚。

我们或许可以指出,在上述三个伟大的理想当中,惟有一个理想是人们普遍愿意承认它是具有消极特性的,而且也是人们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其他人对它做任何手脚的。这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和平 (peace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有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那种流行的唯社会论策略的遮掩下赞同和平——当然是以赞同“积极式和平” (positive Peace )为条件,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希望所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和平所意指的不过是一种能够使他为所欲为的和平而已。但是,当种种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要求把自由、或正义、或法律搞成“积极性的”时候,我却可以肯定地说,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会认识到,这种做法也同样是在试图歪曲和滥用那些基本的理想。实际上,就像在安宁、健康、闲暇、心境平和及善意良智等诸多其他美好之物的情形中那样,个人能够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是某些恶的不存在,而恰恰不是某些肯定性的善 (positive goods )的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相当多的人都把“积极性的”和“消极性的”这两个术语几乎当做“好的” (good )和“坏的” (bad )同义词在使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用法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一项“消极性价值” (a negative value )乃是一项价值 (a value )的对立物,亦即一种反价值 (dis-value )或一种危害。坦率言之,这种用法蒙蔽了许多人,使得人们根本就无法认识到究竟什么是我们的社会所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益处的基本特征。

和平、自由和正义这三个伟大的消极性理想,实是人类文明得以维系的惟一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础。在原始人生活的那种“自然”状态中;上述理想肯定是不存在的, 而且人的本能倾向也不会促使他向他的同胞提供这样的价值。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的跋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乃是人类文明规则 所成就的最为重要但却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的产物。

只有当强制被用来实施普遍规则之基本框架的时候,强制才 能够有助于自由的人去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普遍规则并不指导人们追求特定的目的,而只能够使他们为自 己创造一个确受保护的领域,并在追求他们各自目的的时候免受 其他人 (包括政府机构 )所施以的种种不可预见的干扰或侵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人们最大的需求就是确使这样一种受保 护的领域不受其他人 (包括政府 )的侵犯,那么人们所需要的最 高权力机构就只能是一个对其他人说“不”而本身却并不享有任 何“积极性”权力 (``positive''power )的机构。

有关最高权力机构不能发布任何命令的观点,似乎是一种 颇为陌生且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人们已经渐渐相信,一个最高 权力机构必定是一个全涉且全权的权力机构,并且拥有其下属机 构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但是,这种“积极性论者的” (`positivist' ) 观点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有时候,自我生成的秩序确实会因为 受到某些来自外部的人力或自然力量的侵袭而遭到破坏,所以在 发生这类情形的时候,人们极需要最高权力机构采取紧急状态措 施来恢复自我生成秩序之运行所须依凭的那些条件;但是,除此 之外,人们也就不再需要最高权力机构去拥有这类“积极性”的 权力了。的确,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最高权力 机构,它所享有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以它服从抽象规则为基础,无视于特殊后果,并防止政府或其他私人机构侵害个人权利。遵循、维持既认的规则,在社会不受外来势力威胁时,又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的机构可能居于其它各种政府权力之上,在其它政府权力分置于各地时,甚至成为仅有的全国公认的权力机构。【因 为这些抽象规则会在根本不考虑特定结果的前提下就要求该机构 去阻止政府或私营机构对个人所享有的既有权利进行干预。由于 这种最高权力机构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会承诺服从某些公认的原 则,所以它也就能够下令实施这些一般性规则;但是,只要社会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威胁,那么它也就不得拥有任何其他的强制性权力。据此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权力机构仍位于所有政府机构之上——甚至是惟一有权支配整个领土疆域的普遍权力机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性)政府治理机构相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完全有可能是彼此分立的。】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显而易见,我们一直都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为当然之事,而且在这种程度的中央集权 ( centralizationn )中,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政府权力机构都是同一个统一组织(亦即我们所谓的国家 [ a nation or a state ] 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联邦制国家中这种中央集权也无甚减少);这种集权实质上是使国家在战争中更为强大。【原译: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是无可厚非的,在根本上乃是这样一个原因所致,即为了应付战争,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统一的组织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组织】。但是现在,至少在西欧和北美,在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排除了协约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正在依凭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负责这些国家的防卫任务(我们希望这种做法能够行之有效)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使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应付外敌的程度,那么我们现在就完全能够削减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并且不再把众多的任务委托给中央政府去承担。

从论述扼要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原本有必要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把改变宪法结构(为了维护个人自由就必须改变宪法结构)的问题与人们最熟悉的那种单一制国家类型 (unitary state )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宪法结构进行改革,事实上更适合根据联邦方式实行分权的等级结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中的若于主要方面做些简要的讨论。

在通常的情况下,两院制 (the bicameral system )一直被人们视作是联邦宪法的基石;而在本书所提出的那种理想型宪法方案 中,两院制却已被改用它途;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院制在 联邦制中的功能在我们的宪法方案中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予以 实现,比如说采用一种双重计票法的制度 (a system of double counting of votes )——我们至少可以在政府治理议会中实行这种 计票制度:一次根据人头计票,另一次则根据各州在中央政府治理议会中得到代表的数目进行计票。仅在政府治理上实行联邦制,而全联邦仅有一个立法院,这样的安排是有价值的。【原译:把联邦这种制度性安排严格适用于政府治理范围之内并且在整个联邦国家中只设立惟一一个 立法议会的做法,很可能是极为可欲的。】 当然,只要政府权力(不论其适用范围是大于还是小于立法权力的适用范围)始终受到立法权力的约束,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等级制 度的每一层级上同时设立立法议会和政府治理议会了。再者,这样一种考虑似乎也会使下述做法成为可欲之举,即我们应当把立 法权力的适用范围设定得比政府权力的适用范围宽泛;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现实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例(在大不列 颠,英格兰与苏格兰就实行着不同的私法制度;而在美国,绝大 多数州都适用普通法,却有一个州适用拿破仑法典),其间,在 一个中央政府机构所管辖的范围内却适用着不同的法律;此外, 也存在着极少数这样的事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且在某个时期内, 英联邦国家便是一例),其间,在存在着数个完全独立的政府的 情形下,却只有一个负责确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构(即终级法 院)。

然而,对本书论旨来说,更为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 亦即那些可欲的权力下放措施何时才是可能的。我们认为,当一 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有权对那些危害协约国国家的行动说“不” 进而使那种为了国防目的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大 大降低的时候,人们也就有了实施那些权力下放措施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央政府的大多数服务性活动都转交给地方政 府去承担,确实是大有助益的,只是地方政府在实行强制性权力的时候必须受到较高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规则的约束。

当然,无论是在一国的范围上讲,还是从国际的层面看,那种主张较为贫困的地区应当有权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向较富裕的地区索取财富的做法,都是毫无道德依据可循的。然而,中央集权的趋势之所以得到增进,并不是因为在较大地区内生活的大众之多数急于帮助较贫困的地区,而是因为多数为了成为多数而需要从那些力图分享较大地区之财富的贫困地区中得到更多的选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在一国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也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其间,正是为了与苏俄展开一场愚蠢的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正在大规模地资助那些低度发展国家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相反却没有给那些正在实施它们认为大有希望的经济政策的国家中的企业提供贷款——当然,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知道,它们为那些低度发展国家所提供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那些国家白白地浪费掉。

多数之治与多数批准的法律之治

democracy )基本上也是一种消极性价值。民主是一种程序规则,其作用在于防阻专制和独裁,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主虽说没有和平、正义和自由这三个伟大的消极性理想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性也可谓是紧步其后、相差无几——换而言之,民主主要是一种有助于避害的惯例或约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人们竭力赋予民主以一种“积极性的” 内容,所以,就像自由和正义一样,民主也正在蒙遭破坏。我能够颇有把握地说,无限民主 ( unlimited democracy )的寿命不长了。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维护民主所具有的基本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采纳一种与当下盛行的民主制度截然不同的民主形式,否则,我们迟早会彻底丢失我们原本具有的那种根除暴虐政府的力量。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然指出的那样 (参见本书第12、13章和第16章),在当下盛行的那种民主制度中,决定共同问题的,并不是多数所达成的共同意见,而是那个因满足了无数小群体之特殊利益而得以存在和获得力量的多数;实际上我们知道,只要议员们想继续成为多数,那么他们就无法拒绝为这些利益群体谋取好处。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大社会的多数就一般性规则达成共识是可能的,但是所谓多数应当关注并批准那些为特定利益群体服务的措施,却纯属荒唐。当下盛行的与特殊利益群体做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收买多数支持的做法,虽说已渐渐成了当代民主运作的特征,实际上却是与原初的民主理想毫无干系的,而且也是与一种更为基本的道德观念(亦即任何对强力的运用都应当受多数意见的指导和约束的观念)完全相违背的。收买选票的做法不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在政治中滋生出了种种被大众视作是卑鄙龌龊的东西,尽管人们越来越把这种做法看做是当代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一个既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又有权发布命令的代议机构中乃是无从避免的。显而易见,上述情形决不是“多数意见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这个理想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恰恰是与这个理想相冲突的。

一如上文所述,所谓多数应当关注并批准为特定利益群体谋利的措施,纯属荒唐;当然,这种谬误实是与另一种错误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所谓多数必须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但是,只要人民代表之多数把与利益群体进行讨价还价当做运作之基础,那么这个多数就决不可能代表人民之多数的意见。这种“议会自由” ( freedom of Parliament )意味着对人民的压制,因为它不仅与用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完全相冲突,而且也与自由人社会的理想不相容合。只有当政府实施的所有强制措施都受制于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规则的时候,代议民主权力的实施才能够与人民之多数的意见相符合,或者说,才能够受到人民之多数的意见的控制,即使这种权力的实施超出了选民能够理解其决策的重要意义的范围,亦复如此。

只要当下的民主模式还继续存在下去,公平且体面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即使所有的政客都是天使或是深信人身自由这一至高价值的人士。我们实际上无权指责这些政客的所作所为,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经由坚持和维护当下盛行的那些制度而把他们推到了这样一种境况之中:他们惟有承诺保障各种群体的特殊利益,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获得有所作为的权力。这种情形还酿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人们居然通过建构一种伪伦理学 ( pseudo-ethics )——亦即所谓的“社会正义”说——的方式来为这些措施提供正当性证明;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道德规则系统若要保障自由人之间的和平与自愿合作,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而“社会正义”这种伪伦理学却根本不符合任何这样的标准。

本书主张的一个关键论点认为,在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里,惟一能够为强制提供正当性理据的东西,便是人们就那些应当调整和约束个人行为的原则所达成的某种支配性意见。显而易见,只有当这样一些规则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遵守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实施的时候,一个和平且繁荣的社会才有可能存在。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实是与任何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意志”毫无关系的。

为什么在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里最高权力就必须是一种有限的权力呢?换言之,它为什么就不是一种全涉性的权力 (all-comprehensive power ),而只是一种用一般性行为规则去约束有组织的政府以及私人和私营组织的极为有限的权力呢?的确,大多数人仍然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奇怪甚或不解。一如我们所知,正是人 们的服从,才使国家得到了创生;然而,人们的服从却有一个前 提条件,即该最高权力机构所惟一享有的强制性权力便是实施那 些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因此,如果一个最高 权力机构想得到它所要求得到的那种效忠与尊重,那么它就必须 承诺遵循一般性原则(亦即它惟一可以用强制要求人们予以服从 的那些一般性原则)。实际上,正是为了使这些原则与人们普遍 持有的意见相符合,我们才要求最高立法机关成为一个代表人民 之多数的意见的机构。

道德观念的混乱与语言的衰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唯社会论者的影响颇盛;正是在他 们的影响下,许多用以指称政治理想的关键词的含义也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在今天即使是使用像“自由”、“正义”、 “民主”或“法律”这类术语的时候也必定会大犯犹豫,因为它 们已经不再传达它们原本具有的意义了。但是,据说孔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Hayek的英文原文是:``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people will lose their liberty.'' )。 颇为遗憾的是,不仅那些不知情的宣传者,而且时常还包括一些 重要的社会哲学家,都在用曲解既有术语的方式去诱使人们为他 们想象中的美好目的效力,而这种做法则无疑助长了语言的衰变趋势。当杜威 ( John Dewey )之流把自由定义为“做具体事情的 那种有效能力或力量”[2] 的时候,这完全有可能是他们采取的一 种蒙骗头脑简单的人的狡猾伎俩。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哲学家在 讨论民主的时候作如斯的论辩,“就理解民主而言,可能最具效 力的认识办法便是指出:民主……之所以被认为是好的,乃是因 为从总体上来看,民主是保障社会正义之某些要素的最佳手 段”[3],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在装幼稚。

显而易见,年青一代的社会哲学研究者甚至对某些基本概念原来所具有的意思都知之甚少。例如,一位年轻的学者就曾经极其严肃地宣称说,“正义事态 ( just state of affairs )这种用法……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用法,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正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通常都力图以一种会产生正义事态的方式行事”;[4] 这位年轻的学者甚至还在这段文字的数页之后补充指出,“好像还应当有「!」一种叫做‘私人正义’ ( private justice )的范畴;这个范畴所关注的乃是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亦即他并不是作为某个重要社会制度的参与者而与其他人之间展开的那种交往关系”。[5] 上述情形也许可以经由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到解释,即今天的年轻人往往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文字中最初看到“正义”这个术语的,但是毋庸否认,这种文字中的“正义”术语却肯定是对这个概念之沿革所作的一种歪曲。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一种并不是经由人之刻意而促成的事态 (Stats of affairs ),既不可能具有智性也不可能具备德性和正义,也同样不可能具有人类价值所具有的任何其他属性——即使这种事态是一场竞赛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结果,它也不具备上述属性;当然,这里所谓的“竞赛”,乃是指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意通过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方式而参加的那种竞赛。正义当然不是有关一项行动的目标的问题,而是该项行动服从它所应当遵循的规则的问题。

上述滥用政治术语的实例,几乎都是我从当下的文献中信手拈来的;坦率地说,这样的事例在当下的文献中实在是比比皆是,无处不在。在这些情形中,那些擅长词令或玩弄术语的人,正是通过偷换那些他们也许从来就不怎么理解的概念之含义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挖空了那些概念原本具有的明确内涵。当自由的敌人把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的时候(这在当今的美国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或者当他们呼吁民主而实际上却是在主张 平均主义的时候,人们确实很难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形——除 非像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一以贯之地把他们称作“伪自由主义 者” ( pseudo-liberals )。上述种种情势实际上都是朱利安·本达 ( Julien Benda )在40年以前就抨击过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的一个部分;但是,从那个时候以来,这种“知识分子的背叛”趋势却成功地造成了一种弄虚作假 的风气。在讨论“社会”政策问题的文字中,在那些惯于使用这 种虚假语词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政客们所采用的时髦语言中,我们 完全可以说,那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已然相沿成习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驱使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并不只是那 些公认的唯社会论者。一如我们所知,各种唯社会论的理念已深 深地渗透进了各种思潮之中,以至于不只是那些伪自由主义者, 而且还有许多保守主义者都积极参与其间且深受影响:伪自由主 义者只是用他们所采用的自由主义之名来掩盖他们的唯社会论真 面目,而保守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公开接受唯社会论的观点和语 言并且持之一贯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们相信那些唯社会论的观点 和语言已经构成了当代思想中的一个业已确立的部分。此外,驱 使我步上这条道路的也不只是那些热衷于关注公共事务或积极 参与公共事务的人。[7] 的确,最积极传播和扩散唯社会论理念的 人,在今天依旧是大卫·休漠当年所说的那些热衷于虚构的诗 人,[8] 亦就是那些认定自己所使用的极具感召力的语词具有确切 含义的毫无头脑的文人墨客。正是由于我们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企业家或生 意人仍旧会允许他们眼皮底下的期刊杂志在文学栏目中使用污言 秽语(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的粪便般的富裕,”( 见《时代》周刊, 1977年6月27日)来讥讽奚落资本主义。[9] 尽管自由原则要求我 们对这样的污蔑谩骂持宽容态度,但是我们仍希望有鉴别力的读 者能够很快就明白自己究竟能够相信什么样的出版物。[10]

民主程序与平均主义的目的

晚近以来,亦即在人们力图使语词含义空洞化下 ( emptying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的过程中,蒙遭最大损害的也许就是“民主”这个术语。对“民主”这个术语的滥用,主要表现在滥用者不是把它用来指称人们就共同行动达成共识所依凭的那种程序,而是赋予它以一种实质性的内容,亦即对那些共同行动的目的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进行规定。显而易见,这种滥用“民主”之术语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时下对民主这个术语的大量征用,其实质都在于告知民主立法机构应当做什么事情。事实上,除了政府组织的情形以外,“民主”这个术语根本就不讨论人们应当为之表决的特定目的。

民主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免受滥用权力的危害,一如卫生防御措施那般。民主能够使我们否弃某届政府并努力代之以一届更好的政府;换言之,民主乃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能够以和平方式更换政府的惟一一种方法。因此,真正的民主实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一项崇高价值,因为,大凡人们不能通过这样一种公认的程序予以否弃的那种政府,注定会落入恶人之手,只是或早或晚罢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主远远不是一项最高的政治价值,而且一种无限民主也完全有可能比一种截然不同形式的有限政府更糟糕。

当下盛行的那种无限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抵御专断权力的能力。众所周知,一些人天真地以为,当一切权力都受到民主制度控制的时候,对政府权力施加的所有其他限制也就可以弃之不用了;正是在这种幼稚观点的影响下,民主制度已不再是个人自由的一种保障措施了,同时也不再是对滥用政府权力的做法所设置的一种约束机制了——尽管人们曾经希望民主制 度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际上,当下盛行的民主制度已经变成 了促使行政机器持续且加速扩大权力和势力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这种全能或全权的单一民主机构中,有权进行 统治的多数惟有努力消除所有支持它的人的不满之源,才能够保 住自己的多数地位;因此,这种民主机构在上述情势的驱使下只 得对所有的生活领域施以控制。此外,为了证明自己为继续得到 多数支持而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措施是正当的,这种无限的民主机 构还不得不去发展和强制实行一套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而且(从该 词的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不可思议的分配正义规则。在这样一种 社会里,与增加资产以满足自己同胞的需求的做法相比较,拥有 政治势力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此外,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每 件事情都可以变成一种人们能够要求政府用强制性权力进行干预 的政治问题,所以人们从事的愈来愈多的活动也都从生产建设方 面转向了政治方面——不仅政治机器本身是这样,而且更为糟糕 的是,就连正在迅速扩大的旨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支持特定利益 群体的准政府 (para-government )机构亦复如此。

实际上,人们尚未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一个拥有无限权 力的代议机构中的多数,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有压力驱使它) 把它的活动用来实现所有多数成员所欲求的甚或批准的那些目的。[11] 只要这种代议机构有权提供特殊好处,那么一般来讲,其 间的多数就惟有向那些组成该多数的特殊利益群体—一兑现这些 好处,才能够维续自己作为多数的地位。换言之,人们实际上借 着民主的虚名创建了这样一架机器,其间,享有决策权的并不是 多数,因为构成多数的每个成员为了获得多数的支持以满足自己 的特殊要求都不得不同意向许多其他人行贿。不论“多数决策原 则”( principle of majority decisions )在解决那些必定涉及到所有人的问题方面多么值得称道,反正把这种程序用来分配那些不义之 财(即多数能够从持有异议的少数那里讹诈到的那种不义之财),其结果就必定是极其邪恶的。

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行的民主制度,那么民主这个概念就注定会名誉扫地,甚至就连支撑对原则问题采取多数决策的那种合法理据也会因此而遭到人们的反对。民主之所以危在旦夕,实是因为我们据以实现民主的那些特定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被我们错误地当成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结果。正如我本人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把民主这个术语从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厌恶中解救出来——当然,人们厌恶这种民主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尽管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敢于公开表示他们对这种民主制度的失望。[12]

综上所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无限的民主制度中,那些执掌着自由裁量权的人——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都会被迫用这些权力去为某些特定的群体谋利,因为这些特定群体的选票乃是那些掌权者保有权力的决定性基础。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政府,而且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诸如工会这样的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尽管某些自由裁量权能够使政府从事诸多极为可欲的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拒绝把这种自由裁量权赋予政府,因为这种权力不可避免地且必然地会把政府置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中,其间,它为了保有自己的既有地位而不得不去从事更多具有危害性的活动。

“国家”与“社会”

如果民主要达到维护一种自由人组成的社会的目的,那么一个政治机构中的多数就绝对不能拥有“型塑”社会的权力或要求其成员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权力——这就是说,这个多数不得拥有迫使其成员服务于除抽象秩序以外的任何目的的权力,而且它本身也惟有通过实施同样抽象的行为规则才能够保障这种抽象秩 序。政府的任务主要在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创建一种个人和 群体能够在其间成功地追求他们各自目的的框架;第二,有时候 则可以用它所拥有的筹集岁入的强制性权力去提供市场因各种缘 故而无法提供的那些服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必须为人们 提供这样一种框架,其间,只要人们不去侵犯其他人所拥有的同 样受到保护的个人领域,那么他们就能够运用他们的才能和知识 去实现他们各自的目的;因此,只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使用强制才是正当的。除非“天灾或敌国【原译:不可抗力或敌国】” (Acts Of God or the King’s enemies )的情势使人们不得不把临时性的紧急状态权力赋予某个权力机构(当然授予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机构可以随时收 回此项权力),否则任何人都不得拥有实行歧视性强制的权力。 (在不得不用这种紧急状态权力去防止某种可能会发生的罪行的 情形中,那些因权力机构误用权力而蒙遭损害的人应当有权获得 全额赔偿。)

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状况,实是因为那种把“国家” ( state )与“社会” ( society )等而视之的 趋势所致(这一趋势在欧洲大陆传统中尤甚;但是随着唯社会论观点 的蔓延和传播,这一趋势在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中也得到了迅速 发展)。在我们看来,国家乃是把一定领土范围内的人结合在某 个政府之下的组织;尽管国家是一个发达社会得以发展所不可或 缺的一个条件,但是人们却决不能把它与社会等而视之,或者更 确切地说,人们决不能把它与享有自由的人在他们之间所形成的 复杂多样的自生自发结构等而视之,因为只有这些结构才能够真 正地被称之为“社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国家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必须提供一个能够使自生自发秩序得 以有效型构的外部框架,但是这个组织的范围却只限于政府机构,而且还不得决定自由的个人所进行的活动。此外,虽说国家 这个组织当中也包含有许多自愿性组织,但是真正构成社会的要素却是个人与他们所组成的各种组织之间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形成的各种关系网络。社会是形成的 (form ),而国家却是建构的 (made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能够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或能够产生自我生成之结构的情况下社会本身更为可取的缘故,而这也同样是为什么以强制权力为基础的组织会趋向于变成一种禁锢或束缚的缘故:一旦国家这种组织在实施不可或缺的抽象行为规则的限度以外继续实施它的权力,这种禁锢或束缚的危害之处也就昭然若揭了。

把某个特定政治单位里的居民或公民挑选出来作为一个社会的原型,事实上是极具误导性的。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人往往不会只隶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这种情形也是极为可欲的。颇为庆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许多纵横交错之社会中的成员,而且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社会的隶属程度也不尽相同,或强或弱,或短或久。社会乃是个人与有组织的群体之间自愿结成的一种关系网络;而且严格地讲,一个人完全归属的那种社会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为了实际需要,在某个特定背景中,把那些上下有序且相互关联的复杂秩序中的某个组成部分挑选出来当做与论者讨论的主题特别相关的一个问题来对待,并且假定人们能够理解论者或言说者称之为“社会” 的东西究竟属于这个复杂秩序中的哪个部分,也许是一种无甚危害的做法。但是,我们永远都不应当忘记: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许多这类不尽相同的关系结构中的一个要素;第二,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和组织还是那些跨国界的关系网络的一员。

的确,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类相互重叠的关系结构所具有的无数多样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那些自生自发有序化力量的作用方式以及那些使这类有序结构(亦即我们称之为社会的东西)之型构成为可能的行为规则的作用方式,尽管与此同时,我们仍无力充分理解它们运作的细节。

显而易见,这种决定社会进程的关系网络是极其复杂的,而任何一个意识到这种关系网络之复杂性的人,都应当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把社会想象成“在做” ( acting )什么事情或“有意做” ( willing )什么事情,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拟人观。当然,这种拟人化的思维取向最初乃是唯社会论者所做的一种尝试,用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他们倾向于说生产资料等要素的“社会化” ( socializaion )而不说生产资料等要素的“国有化” ( nationalizaion )或“政治化” ( poiticalizaion )的时候,他们建议的实质就是要努力增强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但是,这种尝试却致使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用拟人化的方式去解释社会的困境之中——亦就是趋向于把自生自发过程所形成的结果解释成某种“意志”指导的结果或是由人们经由设计而产生或能够产生的结果的那种困境;当然,一如我们所知,这种拟人化的思维取向乃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原始人思维结构之中的认识取向。

大多数社会进化的过程都是在没有任何人刻意欲求它们或预见到它们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促成了文化的进化 ( cultulal evoution )。正如我们所知,从一个被操纵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东西不可能比该操纵者的心智所能预见到的东西更先进。在这种情形中,操纵者乃是惟一能从经验中获益的人。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并不是经由政府把新观念强加给它而取得进步的,而是通过人们在试错过程 (a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中持之不懈地尝试新的方式方法而取得进步的。我们需要重申的是,惟有那些会在未知的情势中有助于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般性条件,才能够促使社会取得任何最高权力机构都不可能促成的进步。

根据规则的竞赛与待遇正义不涉

很早以前,古典自由主义就已经发现,根据规则进行的竞赛 (a game according to rules )可以改善或增进所有人的机遇,尽管这也会产生一种风险,即竞赛的结果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比他们在其他情形中更糟糕;事实上,正是这项发现,才使得古典自由主义要全力否弃那种力图决定人们在市场上挣得的相对收人的权力。除此之外,如果政府在市场之外为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无力在市场上至少挣得某种最低收入的人提供一种统一的最低收入,并以此来减缓上文所说的某些人在竞赛中所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政府或任何其他有组织的群体也就没有任何道德理由再通过运用强力的方式来决定人们的相对收入了。据此,政府也就相应地担当了这样一项明确的道德责任,即不仅它自己不得对这种竞赛作任何的干预,而且还要防止任何有组织的群体活取这种权力。

在这样一种禁止用强力决定人们的相对的或绝对的物质地位的秩序中,是否应当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去激励一个人按照普遍利益的要求行事的问题,显然不可能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在这种秩序中应当得到多少报酬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正义的问题一般。颇为遗憾的是,任何一个人所进行的不同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的社会效益,甚至不同的人所可能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的社会效益,也都不是正义的问题,而是那些无从预见或无力控制的事件所导致的结果。就此而言,公众(恐怕还包括许多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未能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在这种过程中为服务所确定的价格,其作用并不在于对不同的人所做的事情给予酬报,而是作为信号并通过这些信号告知人们,他们应当做什么事情才能既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又符合普遍利益。

我们已经渐渐认识到了市场竞赛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竞赛能 够确使我们最为充分地运用分散的知识和技艺。因此,如果有人 把不同的人从这种市场竞赛中所得到的不同的酬报视作是参赛者 从社会那里得到的不同“待遇”,那么这肯定是一种愚蠢透顶的 看法——即使人们的初始地位是由以往历史中的偶然情势所决定 的(而且在以往的历史中,竞赛也不是始终以诚实的方式展开 的),但是,只要我们的目的是在不使用任何专断强制的情况下 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那么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 必须根据同样的规则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而不考虑他们事实上 所存在的差别),并且把竞赛的结果留待经济秩序的持续性重构 或调整来决定——而我们知道,经济秩序的持续性重构或调整乃 是由任何人都无力预见的各种情势所决定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认为:首先,政府必须把所有的 人都视作是平等者,而不论他们事实上有多么不平等;其次,不 论政府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约束(或支持)某个人的行动,它都必 须根据同样的抽象规则去约束(或支持)所有其他人的行动。显 而易见,仅凭古典自由主义这个观念本身就有可能造就一个公平且体面的政府。此外,任何人都不得因贫或因富而向政府提出特 殊的要求,除非是要求得到切实的保障并使自己免遭任何其他人 的暴力侵犯,以及在处境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要求得到一定的平均 最低收入。因此,不论是强调个人之间的事实性不平等,还是把 这种事实性的不平等当做是实行任何歧视性强制的借口,都是对 自由人服从政府所依凭的基本条件的破坏。

这种竞赛并不只是对赢者有利,因为赢者从自己给其他人所 提供的最佳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始终只是他给社会财富做出的增 量中的一部分;再者,只有根据这种竞赛的规则来进行竞赛,我 们才有可能确使资源得到高度的运用,而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方 法所不能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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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 - 来自《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

只这一趟训练,苗岭秀就迅速完成了从一个下岗技术员向首长夫人的转化,举手投足间都带了几分慵懒霸道的贵气,说话语气中也知道常夹带一些“嗯”呀“啊”呀这类毫无意义的虚词了。  葛定国和苗岭秀从南方回来时由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苗岭秀又带来一个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孩,苗岭秀的女儿,这让西西一家又吃一惊!原来苗岭秀并不是独身未嫁的大龄女,原来苗岭秀暗中还藏了这么大的一个女儿!西西心中暗自叫苦,这下子恐怕今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家里原来不过是阶级成分发生了变化,现在连阶级力量对比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三比二……去看看 

第十六章 民主理想的破灭 - 来自《法律、立法与自由》

An nescis,mi fili, quantilla prudentia regitur orbis?——Axel Oxenstjerna(1648)民主理想的破灭显而易见,越来越多有思想且极为善良的人士正在一点一点 地丧失他们对民主理想的信心,然而正是这个民主理想曾一度使 他们激情满怀。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决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现象不仅发生在民主原则(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之适用范围日益扩大的过程之中,而且在 某种程度上讲,或许还是民主原则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所导致的 一个结果。但是,人们不断加深的疑虑,却显然不只是针对这类 公然滥用某种政治理想之……去看看 

十三 南疆逐鹿 - 来自《林彪的这一生》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去看看 

第十九章 孝行当先 - 来自《中国人的素质》

讨论中国人的特点而不提及中国人的“孝心”,那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中国人的孝心这个课题,也不容易做。孝心一词,与我们曾经不得不使用的许多词语一样,给中国人的感觉,与我们习惯赋予它们的意思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无论怎样准确地翻译成英语,却还是有许多词语及其意义为汉语所特有,是无法翻译传达的,最难翻译的一个词是“礼”,它与孝心密切相关。为了例证这一点,同时也为了给即将讨论的中国人的孝心这个特点提供一个背景,我们最好是引用加略利① 的一段话(转引自《中国总论》):“礼是中国人一切心理的缩影;在我看来,《礼记》是中国人能……去看看 

第二部 - 来自《乌托邦》

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转述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由于到处陆地环绕,不受风的侵袭,海湾如同一个巨湖,平静无波,使这个岛国的几乎整个腹部变成一个港口,舟舶可以通航各地,居民极为称便。  港口出入处甚是险要,布满浅滩和暗礁。约当正中,有岩石矗立,清楚可见,因而不造成危险,其上筑有堡垒,由一支卫戍部队据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