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向

 《北京法源寺》

  北京的十月已经转冷,可是冷的时候,忽然有一股暖的感觉,那就是俗说中的“温雪”。”温雪”就是开始要下雪了。
  
  半夜里梁启超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无法成眠。他索性点起蜡烛,拥被看起书来。书是一本讲北京古迹的小册子,叫《京城古迹考》,作者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调查北京古迹,写了这本书的。书中说北京城内城本来是十一个门的,后来改为九个门了。梁启超心里想,一般说“九门提督”,是掌管北京城治安的将军,若北京没有变小,“九门提督”岂不该叫 “十一门提督”了?九个门也好,至少他这广东人记起来,要方便一点。接着他就一边用指头计算,一边背背北京的城门。北京城门一般说是“里九外七皇城四”。有的城门,由进出的车,就可看出特出。“里九”是内城的九个城门,南面城墙中间是正阳门。走的是皇轿宫车。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走的是酒车,烧锅的多在北京东南,就这样走进来。东边城墙中间是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南方的粮食都由北运河运到通州,再由通州走大道进朝阳门,所以朝阳门附近的仓库也最多,像禄米仓、南门仓、北门仓、新太仓等都是。朝阳门北边是东直门,走的是木材车,附近大木厂也最多。北面城墙接近东直门的是安定门,走的是粪车,附近地坛那边有许多粪场,把粪晒干,卖给农民当肥料。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走的是兵车,德胜两字是讨个古利,当然打败之事,也不在少。西面城墙接近德胜门的是西直门,走的是水车,玉泉山的水,装在骡车上,运到皇宫。西直门南边,也就是北京西面城墙中间那门,是阜城门,走的是煤车,附近有门头沟、三家店等煤矿。再转过来,转到南面城墙,正阳门西边的,就是宣武门,走的是囚车。宣武门外有大名鼎鼎的刑场菜市口,死刑犯都由内城经宣武门游街到外城,然后在菜市口行刑……梁启超数到这里,想到宣武门外这片北京西南地区,算是他们广东人最熟悉的。这片地区里,有南横街的他们的会馆,是上北京的广东老乡的大本营。对梁启超自己说来,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是更常去的。因为南海会馆是老师康有为的居留地。他随老师一直住在那里。强学会成立后,他就搬到后孙公园,以便照料会务了。
  
  梁启超的留守强学会,原因是康有为南下。那是一八九五年。这一年在北京,康有为上书给皇帝,失败了;办报纸,失败了;组织救国团体强学会,也在失败边缘。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夜,查禁这个会的风声,愈来愈浓了。这个团体是政党的雏形、也是学校的变相,由于当时气氛太保守,所以只好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团体来过渡。但是,不论怎么过渡,保守势力还是要铲除它。康有为南下后,北京京城的步兵统领衙门带来了人马,所有的图书、器材都给没收了。连梁启超私人的一些衣服,也在被没收之列。梁启超给扫地出门了。
  
  梁启超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一天早上,他拖着辫子、也拖着脚步,走到了北京宣武门外,走人了西砖胡同,走进了法源寺。那正是北国的冬天,晴空是一片萧瑟。法源寺天王殿前,从屋瓦延伸到三级台阶、从三级台阶延伸到前院,都盖上了一层白雪。看上去一片寒澈洁白,令人顿起清明之气。他久已听老师赞美过法源寺,可是,在北京住了这么多日子,却大忙特忙,一直未曾来过。两天前,强学会被封了,他被扫地出门,这回可闲起来了。趁机浪迹京师,岂不也好,北京可看的地方大多了,首先就想到法源寺。
  
  梁启超站在雪地里、站在法源寺大雄宝殿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他对书法的造诣,赶不上他老师,但他对佛法的研究,却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所以他端详古碑,不从书法上着眼,而从佛法上寓目。他本是神童,四岁起读四书、六岁就读完五经、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缀千言、十二岁考上秀才、十六岁就考上了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后四年,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六岁的年纪考上举人。第二年正是甲午战争那年,他跟老师一起进京赶考,考进士,因为那时老师已名动公卿,主考官怕他考取,如虎添翼,所以全力封杀。在阅卷过程中,守旧之士看到一篇出色的考卷,断定是康有为的作品,故意不取它,结果放榜之日,康有为考取了,梁启超反倒没考取,原来那篇出色的考卷是梁启超的!守旧之士整锗了人。
  
  虽然考场失利,但是追随老师奔走国事,受到各界的注目与赞叹,却也少年得志。但是,二十三岁就名满天下的他,却毫无骄矜之气。他志在救世,从儒学而墨学、从墨学而佛学。尝试为自己建立一贯的信仰。佛学的信仰是唯心的,寺庙本身却是唯物的,以心寄物,由物见心,寺庙有它的必要吗?梁启超站在石碑前面,思路一直在心物之间疑惑着。接着他走上台阶,走进大雄宝殿,仰望着乾隆皇帝那“法海真源”的匾额,他的疑惑更加深了。 “法海真源”,应该源在无形的明心见性,岂可源在有形的寺庙之中?他摇晁着比一般人要大了许多的脑袋,喃喃自语,有点不以为然。
  
  在宝殿中,另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他。那个年轻人三十多岁,刚毅外露,目光炯炯。看他在摇头晃脑,走了过来。
  
  “看你这位先生的相貌,像是南方人。”那个年轻人先开口了
  
  梁启超侧过头来、侧过身来,点了点头。
  
  “你看对了。我是广东人。不过听你一开口就湖南话,你先生也像是南边来的。”
  
  “是啊,我是湖南浏阳。你是广东——”
  
  “新会。”梁启超补了一句,“咦,浏阳会馆就在这附近啊。”
  
  “是的,就在这附近的北半截胡同。我昨天才从上海到北京,对北京并不熟。就住在我们浏阳会馆里。”
  
  “你先生昨天才到北京,今天早上就到庙上来,一定是佛门人士吧?”
  
  “也是,也不是。我对佛法有研究的兴趣,可是并没像善男信女那样对佛膜拜,当然也从不烧香叩头。”
  
  “我也一样,我们是志同道合了。我对佛法喜欢研究,也喜欢逛逛寺庙。可是,总觉得寺庙跟佛法的真义,有许多冲突的地方。宋明帝起造湘宫寺,他说‘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可是虞愿却说了真话,他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像湘宫寺这种寺庙,古往今来也不知有了多少,可能寺庙盖得愈多愈大,离真正的佛门精神反倒愈疏愈远。当然,这座法源寺有点例外,它本来是唐朝的忠烈祠,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雄宝殿式的佛教气氛。”
  
  梁启超的广东官话,说得很慢,口音有点奇怪,但是见解更奇怪了——在佛堂里,他没有诃佛骂祖,但他似乎根本否定了佛堂的意义。使面前的湖南人听了,备感好奇。湖南人说:
  
  “你老兄的见解是很高明的,我们又是志同道合了。严格说来,寺庙这些有形的东西,除了有艺术的、建筑的和一点点修持的功能外,离真正佛门精神,诚如你所说,十分疏远。自佛法人中国来,演变得好奇怪,一开始就走入魔障,大家没能真正把握住佛门实质,反倒拼命在形式上做功夫,佛门的大道是无形的,可是自命为佛教徒的人,却整天把它走得愈来愈有形,盖庙也、念经也、打坐也、法会也、做佛事也……这些动作,其实跟真正的佛心相去甚远了。《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要走下一半,必须‘回向’才算。谈到‘回向’后的舍身,佛门人物也干过,但那只是走火入魔。五代后期,周世宗就指出:‘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可见这种舍身,也只是把戏,并非真的为生民舍身。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这种理论,才是真正深通佛法的理论。明朝未年,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了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入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 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入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而一般的佛门人物,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部不能真的憧、真的身体力行。佛教被这些人信,被这些善男信女信,‘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憨’。释迦牟尼死不瞑目了。”湖南人一口气说了这些,愈说愈有火气起来。
  
  “听你老兄弘扬佛法,见解真是过人。老兄出口就是《华严经》,似乎老兄比较喜欢华严?”
  
  “其实哪一支都被搅得乌烟瘴气。华严也一样。只是华严一开始就被歧视。一千五百年前《华严经》的译者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就被三千多和尚排挤,只好离开长安南下,十多年后他译出《华严经》,华严在中国,忧患之书也。我特别喜欢它。尤其,它的成书经过也充满了传奇,那龙树,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得以活下来传播华严思想。朋友死了,华严思想不死。”
  
  《华严经》的全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传说是由文殊菩萨和阿难编的,由龙神收到龙宫里。龙树菩萨入龙宫见到了它而得道,把它流传人间。这部经有上、中、下三本,传到中国来的是下本的节本。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死后七百年生的使徒、是马鸣菩萨的再传弟子。他很聪明,与两个朋友学隐身法,跑到皇宫里。皇帝下令左右四处挥剑去砍隐身人,结果两个朋友被杀死了。在敌人挥剑的时候龙树菩萨发现他们怕误伤皇帝,不敢在皇帝身边挥,于是就躲在皇帝身边,逃过了大难。梁启超想起了这些,愈发对这湖南人好奇起来。 “这位老兄喜欢龙树,他一定有不少侠气。”他心里想。接着,他开口了:
  
  “老兄谈到周世宗的舍铜佛身、破山和尚的舍素食身,都可看出老兄能就佛法大义着眼立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气魄自是不凡。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佛门言转依,是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问心理,但是,佛门的真正毛病是,善男信女只知俗谛而不知真谛,结果浑然不识世间心理,又从何转之?从何依之?老兄说他们整天谈世间法、谈出世间法,其实什么法都不能真的懂、真的身体力行,可谓说得一针见血。”
  
  “老兄过奖、过奖。不过,我觉得,一针见血其实也只是说,要做到一刀见血才是行动。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说着,湖南人朝佛像一指,“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二圣’,我想他们合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所以呀,我看,他们三位真要不安于位呢!他们与其附托在木雕像上,还不如附身在忐士仁人身上,以舍身行佛法呢!哈哈,老兄以为如何?”
  
  梁启超点着头,望着湖南人,微笑着:
  
  “既然可化魔王为佛身,自然可化佛身为志士仁人之身,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姑且可这么说:志士仁人的殉道,既是志士仁人舍身,也是佛与菩萨的同死,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湖南人微笑着,“不过,佛和菩萨可以化身为千千万万,大神附体在志士仁人身上,所死不过是他们自己干下万万分之一,死得不是全部,但是志士仁人却不然,志士仁人自己只有一个,所以一旦舍身,所死就是全部。这样看来,未免不公平。哈哈!”湖南人不微笑了。
  
  “你老兄这番议论,别有天地,不过对《华严经》的奥义,恐怕发明过多。”梁启超顿了一下,“华严的世界有所谓‘一真法界’,这种法界,主张真妄俱泯、生佛不分。乃超越一切对待,本体即现象,现象即本体,绝对平等。在这种‘一真法界’里,万法归一,从数量上,一个不算少、万亿不为多,从一粒砂石可以透视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从体积上,微尘不算小、虚空不足大,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互纳无碍;从时间上,刹那不算短、劫波不够长,万物方生方死也好、松鹤逻年也罢,都是一生。在‘一真法界’里,一切的多少、大小、长短,都是虚假不实的,超越有无、超越时空的‘一真法界’里,一念百千劫,百千劫在于一念;一粒微尘就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也是一粒微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志士仁人以一个自己舍身,其实与千千万万佛与菩萨舍身并无不同,佛与菩萨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更精确的说,佛与菩萨纵化身为千千万万,但是千千万万分之一的殉道——部分的殉道,其实也就是全体的殉道,全体已随部分死去,从一的观点看,纵化为千千万万,也是一而已。这话愈扯愈远了,也许,佛若有知,会笑你我两人都是曲解华严的罪魁祸首了。”
  
  “没有,没有曲解。”湖南人认真地坚持,“《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想想看,佛陀在七个地方,九次聚会,才把华严讲完,当时说没有人能了解其中的奥义,除了利根的大菩萨外,鬼神也、天龙八部也、二乘根器的阿罗汉也……都无法了解。所以这部经,就被藏在龙宫里,直到龙树菩萨把它背诵下来,才得流传在外。虽然龙树只背了三分之一,但是,华严的奥义我们还是能把握不少。其中的‘回向’是最精采的,伟大得无与伦比。真正把握住这种‘回向’奥义以后,会发现佛法绝不消极。王安石的一首《梦》诗,老兄还记得吗?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何等华严‘回向’的境界!王荆公认为人生如梦,一无可求,他什么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他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萨。而这种火候最后以杀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梦成真、此身不妄。一般佛教徒理解佛经,全理解错了。佛门精神是先把自己变成虚妄,虚妄过后,一无可恋、一无可惜,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妄成真,这才是正解。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人,真所谓目中有身、心中无身。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佛、真的菩萨。我想,老兄的看法大概跟我一样吧?”
  
  “一样,真的一样。”梁启超兴奋他说,“你老兄和我萍水相逢,相逢于古庙、相逢于大雄宝殿之内,有佛与菩萨乃至十八罗汉为证,两人缘订三生、积健为雄、共参‘一真法界’,只谈了一些话就投契如此,可谓快慰平生。”
  
  梁启超向湖南人作揖,湖南人也作揖为礼。
  
  “对了,”梁启超补上一句,“谈了半天,我还没请教你贵姓?”
  
  “哦,失礼,失礼。”湖南人赶忙说,“我姓谭,‘西’、‘早’。‘言’那个谭,名叫嗣同。‘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嗣;大同小异的同一一”
  
  梁启超眼睛一亮,笑起来,伸手握住他,“你不是现今湖北
  
  巡抚的少爷吗?”
  
  “奇了,奇了!”谭嗣同眼睛也一亮,“你怎么知道我?做
  
  谁?你是谁?”
  
  “我是——我是康有为先生的学生梁启超呀!”
  
  “唉呀!原来你就是梁启超,太幸会了,太幸会了!”他用力摇着梁启超的手,“我从上海赶到北京,就是来找你们师徒呀!我在南边就听说你们在北京搞得轰轰烈烈,因此特地赶来,想参加你们的强学会。怎么样,带我去看康先生,并办入会手续?”谭嗣同性急了。
  
  梁启超苦笑了,“真不巧,康先生八月底就去南边了,不在北京。强学会呢,你也来迟了,三天前就被查封了,我也被赶了出来。”
  
  “唉!真不巧。那你怎么办?总不能没地方去。好!就来住在我们浏阳会馆吧。浏阳会馆是二十二年前家父捐出来的,住在那里跟住在家里一样,你不会觉得不方便。怎么样?”
  
  “不必了,谢了。”梁启超答道,“我现改住南海会馆,顺便给康先生看家。反正两个会馆离得很近,我们随时可以见面。刚才你说你就是从上海来北京找康先生和我,其实我们也在北京等候豪杰之士光临。强学会的会员一共才不过二十多个,我们太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了。老兄文武全才,我们早就听说过,今天有缘千里来相会,真是高兴。只可惜会也给抄了家,不能带者兄到会那边走走。”
  
  “这次被抄家,损失不小吧?”谭嗣同关切地问。
  
  “当然不小。最可惜的是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两个月,想买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最后没法,托人从上海才找到一张,带到北京。己得那张地图来的时候,大家视同拱壁。为了推广国人的眼界,我们每天到外面宣传,找人来参观这地图呢!唉,如今这张地图也给抄走了。”梁启超不胜感叹,“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其实人心闭塞,有赖于我们做强学会式的努力。可是,强学会三个月,就给铲除了。受了挫折,可是我门毫无悔意。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种桑树,然后兼做春蚕,自己吐丝。只是地点上,目前不适宜在北京着手了,看样子我们要从南边着手,上海啦、湖南啦,都是理想的起点。现在康先生已经先去南边〕”,康光生有全套的计划,我们一定可以在南边扎根,再徐图北上。救国本不是速成的事业,可能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了.虽然有近功的机会,我们也不放弃,但从长远看,根本之图,还是办学校、办报纸,以开民智。康先生有鉴于此,他的努力重点之一便是培养学生,以人格感化学生,使学生变为同志,一起参与救国大业。你老兄虽不是康门弟子,但是我们欢迎你一起合作、一起现身。正如龚定盫所希望的:‘龙树马鸣齐现身,我闻大地狮子吼。’那不是更好吗?你老兄…… 哦,我该改变个称呼的方式,我称呼你的字吧。你的字是——…
  
  “复生。光复的复,生命的生。”
  
  “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翻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他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制制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泉。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间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入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的,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两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棚,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汇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廓无比,但那种开廓,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间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域,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严然已是八十。十二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愈发成熟,奴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上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入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大为干净上,水准摆在那里,风雅入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从广和居出来,又在外面料理了许多事,梁启超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了。他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决定找点东西看看。忽然想起,早上谭嗣同不是送了他四首诗吗?何不现在就看看?于是,他点起蜡烛,读了起来: <<其一>>
  
  同住莲华语四禅,
  
  空然一笑是横阗。
  
  惟红法雨偶生色。
  
  被黑罡风吹堕天。
  
  大患有身无相定,
  
  小言破道遣愁篇。
  
  年来嚼蜡成滋味,
  
  阑入楞严十种仙。 <<其二>>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家梦三槐。
  
  金衰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优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其三>>
  
  死生流转不相值,
  
  天地翻时忽一逢。
  
  且喜无情成解脱,
  
  欲追前事已冥濛。
  
  桐花院落乌头白,
  
  芳草汀洲雁泪红。
  
  再世金环弹指过,
  
  结空为色又俄空。 <<其四>>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町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幼僧祗。
  
  梁启超读着、读着、读着,他惊呆了。天啊!这是多么好的诗!沉郁哀艳,字字都是学道有得之作!按说“诗无达诂”,解诗并无清楚的定说,但是,这四首诗读起来,你立刻就有一股苍茫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去追寻一点文字的痕迹,还是可以 “达诂”一下的。于是,梁启超披身坐起来,开始仔细推敲诗稿。
  
  “谭复生这诗,所受佛学影响之深。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把莲花看做最清净出凡的花,净土宗的佛教徒甚至强调死后托生莲华,花开见佛。佛门有‘莲华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修四种禅定所生的天——‘四禅天’,从初禅天的鼻舌以外眼耳身意四识,直到四禅天的六识之中只剩意识,十八天中境界愈来愈高,高到可以空中一笑,笑声洋溢。想到弘扬佛法,天雨生色之时,一阵黑风吹来,天空也就惨雾愁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只要我不考虑到我自己的生命,我就一”切超脱起来,这种超脱,就是佛门中的身无定相,在身无定相下,《庄子》所说的‘小言詹詹’也就聊以遣悲怀、破邪道了。正由于自身已无,再回过头来务实一下,所以虽然无欲心而行事,一如《楞严经》所描写的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不无滋味的,大可跟着《楞严经》所列的‘十种仙’一块儿上天下地一番呢!”
  
  “十种仙”是什么?梁启超记不清了,他下了床,在书架上取下《楞严经》,查了一下。原来是:
  
  地行仙、飞行仙、
  
  游行仙、空行仙、
  
  天行仙、通行仙、
  
  道行仙、照行仙、
  
  精行仙、绝行仙。
  
  “好,现在再研究第二首。”梁启超自言自语,“佛门说三世转生;是谓三生。《集异门论》说三世是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白居易诗有‘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谭复生写‘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自然是指前生之事,无始无终的,忽然显现此生。佛门所说的生死轮回,是由‘业’决定。‘业’包括行动上的‘业’,就是‘身业’;语言上的‘业’,就是‘口业’、‘语业’;思想上的 ‘业’,就是‘意业’。业有善有恶。由‘业’生出的是‘业力’,是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业因’,达成‘业果’、‘业报’。‘业因’是前世给今生的报应。由于前世有‘业因’,所以前世的无始无终的许多事,在朦胧之间,尽入眼底。西太后和小人们,逆天行事,歌舞升平,只是想盘据高位,位三公而对三槐,满朝行尸走肉,一如《庄子》所指的‘髑髅’,祢衡所指的‘坐者为冢、卧者为尸’,总该把他们清除。贾岛的诗说:‘撞钟饮酒行射天,金虎蹙裘喷血斑。’在小人在位、违反天意的时局里,我跟他们,展开一场苦战,悲歌慷慨,动地而来,但这又算什么?生在鼎食之家,我的一切都得自吾土吾民,我不是我,我只是一具枯骨,今天在尚有血肉生命时候,我要仟悔、我要发愿牺牲自己: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
  
  梁启超又进一步自言自语:“这诗的整个意思落在最后‘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上。是用晋朝葛洪《神仙传》的典。徐甲是老子的佣人,跟了老子许多年,可是从没拿到薪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老子算总账,说老子欠他多少多少。老子真行,他一言不发,把徐甲化为枯骨一具。这时徐甲恍然大悟:他清楚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具枯骨,他的血肉生命怎么来的,还不明白吗?区区人间小事,还计较什么?于是他忏悔了。谭复生引徐甲的故事,当然是说我们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 “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 “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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