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北京法源寺》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 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口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 ‘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 —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槁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那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 说到这里,廉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明月几时有>>
  
  下有小字写着: {{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 “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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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拉提琴吗?”特弥斯托克利斯回答说:“不会,但是我懂得如何把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移民援助杂志》版权页刊登的格言  “这确实是一个不重视事物既定秩序,而要把它彻底打乱的世界。看哪!新发迹者既拥有土地,而且还能把土地的收益全都纳入私囊。” ——得克萨斯州塔斯科萨市《先锋报》  飞快的发展使得人,社会、城市和政府都改变了,变成在欧洲旧世界所从未见过的样子。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当今这代人所创建的迅速发展的城市,它们丝毫没有过去的遗迹。它们充满着想象中的眼前好景和对未来的憧憬。一座新兴……去看看 

廿八 成员精神素质 - 来自《未来中国的选择》

成员精神素质,是由社会基础条件、社会机制条件及国际环境条件三方面因素决定的。目前,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之成员精神素质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总体水平偏低,不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分布不平衡,水平参差不齐,表现为不同社会成员的精神素质有巨大反差,同一精神素质中的不同方面也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和性质差异。这两个基本特征在道德素质中的表现是:由于建设历程的曲折、种种病态社会现实的影响等原因,使成员道德素质出现严重的超常回落,甚至回落到低于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正常水平。在心理素质中的表现是:由于多种社会精神生产……去看看